日據時期臺灣的民族運動從本質上說，是地主資產階級領導的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的民族民主斗爭，其主要領導人林獻堂等的指導思想是以體制內的、合法的反抗來爭取參政權，減輕臺灣人民所受的專制統治的痛苦。體現在政治訴求上就是要求成立臺灣議會，實施臺灣地方自治，代表的是殖民地社會臺灣本地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由于它反對的是殖民主義和日本殖民專制統治，所以能夠團結廣大群眾并將他們集合在了民族斗爭的旗幟之下。然而，一旦工農大眾階級覺悟提高，政治斗爭開展起來，就不可避免的與之發生階級的沖突，階級利益成為攔在民族運動內部兩個階級之間的深深的鴻溝，在矛盾激化的時候，階級的決裂表面化為組織的分裂，文化協會的分裂原因在此，民眾黨的分裂原因也不例外，甚至在本身即主張階級斗爭的臺灣共產黨內的派別斗爭，如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關門主義”與“左傾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斗爭，究其根源也是圍繞著在臺灣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不要在民族運動的同時開展階級斗爭問題展開的。落實到民眾黨的分裂事件，林獻堂本人有極直白的表述，他說：“與蔣渭水交換有關民眾黨新綱領的意見時，發現到新綱領頗為激烈，是無產階級本位的，這是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不能以顧問的身份與黨維持關系。所以斷然辭去黨顧問。過去我等屢遭民眾黨干部的攻擊，同為顧問的蔡培火、蔡式谷已被開除黨籍，本來我對去留的問題尚在考慮中，但既然現在黨已把它的色彩如此鮮明化，我已沒有理由留在黨內。”《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262頁。另一名顧問林幼春也說：“民眾黨失去了許多穩健的有產階級黨員，愈來愈和勞動團體的工友總聯盟加緊合作。這一次的新綱領、政策亦很明顯地完全以無產階級自我期許，已脫離原來的所謂全民運動的領域。”《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262頁。彭華英更是直截了當地指責道：“我們從文化協會分裂后，計劃組織民眾黨之意志，在于廣泛邀請地方之資產家、有學識名望之人士組成有力團體。一旦本島施行完善的自治制時使其變成權威性之團體，期能在本島施政上占有重要地位為理想。然而目睹以無知愚昧的農工階級為中心，出以無謀之行動，如此無智之輩橫行無忌，實令人遺憾。”《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87頁。顯然，事情再明了不過了，為達成地主資產階級的參政目標和自治愿望，穩健派們需要工農大眾的力量，需要所謂的全民運動;而當工農大眾真正覺醒為自身利益和本階級的權利作斗爭的時候，他們卻害怕了，退縮了。階級的分別和階級利益的根本沖突超越了民族反抗旗幟下結合起來的超階級組合，作為民族運動團體的民眾黨自身無法調和這一矛盾，分裂是必然的。

　　第五部分民族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問題(5)

　　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便伴隨著階級斗爭。恩格斯說：“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7頁。列寧也說：“什么是階級斗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斗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斗爭，雇傭工人或無產者反對私有主或資產階級的斗爭。”《列寧選集》第1卷，第443頁。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被壓迫被剝削的無產階級的斗爭有其特殊性，由于日本殖民主義者把持了政權機器，壟斷了殖民地經濟命脈，臺灣整個民族都處于被壓迫的地位，所以無產階級能夠參加由地主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運動以求民族的解放，尤其是在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還沒有普遍提高、能代表自身利益的先進的政黨——共產黨尚未誕生的時候。伴隨著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其力量在臺灣社會日益壯大和階級意識的覺醒，地主資產階級軟弱、動搖性漸趨明顯，體制內合法抗爭路線已經不能適合其對臺灣民族運動的發展要求，無產階級必須探索一條新的民族運動的道路，必須與地主資產階級爭奪民族運動的領導權。臺灣共產黨的主張不消說是如此，而文化協會、民眾黨內部斗爭的結果也提示著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有了自己的代理人并采取了攻勢。這是臺灣民族運動的進步，是臺灣工農大眾勢力崛起的必然結果。但遺憾的是，如何處理民族運動中與地主資產階級的關系?如何在民族運動中開展階級斗爭?臺灣的無產階級的斗爭在還沒來得及做出自己的探索的情況下就被鎮壓了。在殖民地臺灣，殖民主義者已經強大到足以撲滅任何一場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在這樣的情形下，臺灣的無產階級究竟應該如何開展斗爭?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答案!

　　第五部分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1)

　　日本占據臺灣之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臺灣人的中國意識，無論在反清復明的鄭氏時期還是大一統的清代，其作為主流意識，一直都是臺灣民眾思想意識和社會生活的基礎。

　　日本占據臺灣之后，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雖然依據《馬關條約》兩年內未離開臺灣的民眾自然轉變為“日本國民”，但臺灣人民的中國意識并沒有被消滅，盡管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高壓下，中國意識的表現方式或顯現程度有所區別，中國意識作為臺灣社會意識的主軸卻從來沒有出現大的偏差。在日據初期的抗日武裝斗爭中，北部陳秋菊、胡嘉猷等人組織的臺北大起義，中部柯鐵、簡義，大坪頂鐵國山，南部的林少貓、黃國鎮等人，都是以回歸祖國為號召;1910年代中期開始的非暴力政治抵抗的民族運動中，繼承中華文化傳統、宣揚中華民族意識、復興臺灣地區中華文化，都成為運動組織者、參與者的自覺行動，并且隨著運動的深入，中國意識在臺灣得到了更深層次的扎根和更廣范圍的傳揚。黃呈聰就曾說：“回顧歷史，我臺灣文化，曾由中國文化作為現在生活的基礎，無論風俗、人情、社會制度，盡皆如此。——從文化上說，中國為母，我等為子，母與子生活上的關系，其情誼之濃，不必我等多言。”轉引自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研文堂，1983，第230頁。就是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本來漢民族經常都夸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意識可以說是牢不可破的。臺灣人固然是屬于這漢民族的系統，改隸雖然已經過了四十余年，但是現在還保持著以往的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帕米爾書店，臺北，1985，第14頁。臺灣人對自身民族屬性的定位，以民族運動主要領導人蔣渭水的一番話即可明白無誤的顯示出來，他說：“臺灣人不論怎樣的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隨即變成日本民族，臺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是)無論什么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臺灣民報》1924年9月11日。無怪乎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懷疑說：“(臺灣人)沒有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惜利謀私，僅披著日本人的假面具。”轉引自戴國《臺灣與臺灣人》，研文堂，東京，1980，第208頁。日據時代臺灣社會的中國意識，以民族運動領導者之一楊肇嘉的話最具代表性：“臺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也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強暴的統治之下，渡過了艱辛苦難的五十年之后，我們全體臺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國。”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三民書局，臺北，1977，第4頁。

　　以臺灣人民抵抗運動為視角，日據時代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即武力反抗時期(1895～1912年)、民族運動時期(1915～1936年)和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1945年)。中國意識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在武力反抗時期，由于距割臺不久，當時的臺灣民眾仍有通過武裝斗爭達到回歸祖國的熱盼，這時的中國意識直接而鮮明;民族運動時期，臺灣民眾轉向以非暴力政治抗爭來謀求自治，同時等待恢復與祖國關系有利時機的到來，此時的中國意識體現為對自身民族性的體認和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堅持和弘揚;皇民化運動時期，由于法西斯高壓政策和軍部勢力的猖獗，社會運動停頓，臺灣人民只能以抵制皇民化、堅守中華傳統文化來與強制同化相對抗，這時的中國意識更多的體現為對中華文化和祖國中國的心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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