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民族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問題(3)

　　在民眾黨內，早在立黨之前圍繞著蔣渭水在黨內的地位和角色一事就發生過激烈的爭吵，蔡培火在轉達日本警察當局的勸誡后主張蔣渭水思想傾向偏激進，不應成為黨的主要負責人，引起蔣派成員的強烈反彈，蔣渭水本人稱之為“甘心屈服于日本當局之意志”《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47頁。。緊接著，對于階級問題的綱領解釋案，蔣渭水與彭華英在事關民眾黨定位的第五條中，就民眾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還是會“考慮”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問題各執一端，最后彭案獲得通過。蔣渭水之所以沒有再予抗爭，是由于他本人此時也并不贊成在臺灣實行階級斗爭，而是代之以階級運動，以圖化解勞資矛盾，搞階級調和。也正因為如此，才能理解為什么早先在文協時代無產青年派攻擊林獻堂民族運動路線時，蔣渭水會與其采取一致行動，退出文化協會。

　　然而，歷史發展的潮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隨著臺灣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共產主義思潮影響日益擴大，臺灣貧困大眾的階級意識開始覺醒了，“農民組合遍設，工友會簇生，農作爭議工人罷工到處頻起，沒有理解時勢的資本階級與支配階級，不以合理的解決而專用彈壓，遂漸漸激成了全島的階級斗爭”。《合作繼續抗爭》，《臺灣民報》昭和2年6月19日。于是我們看到了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臺灣共產黨的成立，看到了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接受了臺共的指導成為其外圍組織。民眾黨在這一歷史潮流的強大推動下，也與工農運動(由于歷史的原因，主要是工人運動)緊密結合了起來，史料記載：“臺灣民眾黨結黨以來，蔣渭水一派一方面發展聯合農工商全階級的全民運動——民族斗爭，一方面認為應該在前線集結勞動者、農民大眾，同時推行階級斗爭。于是熱衷農民運動和勞動運動的指導，漸漸獲得勞動團體和農民團體的指導權或努力成立這類團體。但在農民運動方面，當時已有全島性之臺灣農民組合。該組合已和勞動農民黨、日本農民組合有聯系關系，逐漸表明出其共產主義傾向。在島內則與文化協會相聯結，使民眾黨在此方面無甚發展。但在勞動運動方面，因改變方向后之文化協會的內部缺乏統制，乃乘其實踐運動不甚活潑之際，強先爭取已設立勞動團體之指導權，并企圖進一步組織尚未組織之勞動者，因此有顯著之發展。”《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65頁。歷史資料表明，民眾黨領袖還深入第一線，領導和指揮工人罷工斗爭，如高雄淺野水泥會社罷工、臺灣制鹽會社工人罷工等等，并且成立了全島性的工人運動團體——工友總聯盟，從而將日據時期臺灣工人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工人運動的發展和民眾黨的深度介入，再一次引發了黨內圍繞階級問題的大爭論，1928年6月17日中常會上，彭華英與蔣渭水的辯論就突出暴露了黨內矛盾的激化。《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86～187頁。

　　彭華英指出：“鑒于民眾黨現狀專做勞動運動，甚至有人以民眾黨的名義推動勞動運動。如此煽動一般民眾之階級意識實非民眾黨之宗旨。黨應根據政綱專做政治運動。”

　　蔣渭水認為：“民眾黨今日能被社會肯定、被官憲重視的原因，在于民眾黨背后有工友總聯盟三十三團體及一萬數千名勞動者。黨不能輕視勞動運動，且對勞動運動之指導已明示在黨的政策中。”

　　按照蔣渭水的思路，支持工人運動是黨的政策早就明確提出了的，而從民眾黨的發展歷程來看，正是因為黨團結了廣大工人階級、支持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臺灣工人階級的利益，才有著民眾黨自身的發展壯大，才會讓日本殖民當局對民眾黨心存顧忌，才使得民眾黨能在臺灣民族運動中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支持工人運動既符合黨的方針，也是民眾黨的歷史使命之所在。這次爭論顯示，民眾黨內部在階級問題上的兩條路線的斗爭激烈化、表面化了。彭華英隨之提出了辭呈，他說：“民眾黨之使命在于純粹的爭取及伸張參政權，其行動必須是不出使命范圍之外的紳士運動，但黨內存在著異分子，我身為主干數度提出警告仍毫無反應，無視于民眾黨精神，只顧熱衷于于指導勞動運動，逐漸使黨的信望失墜了。”蔣派人員抨擊其“已反動、或已當上總督府當局的走狗了”。《臺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創造出版社，1989，第186～187頁。

　　隨著彭華英的退出及1929年1月10日黨的中央常委會選出謝春木、黃周、黃旺成等為常委后，民眾黨已經基本上為蔣渭水及其同志所掌握，林獻堂等人也不怎么參加黨的日常活動了。蔡培火曾以中南部支部相對抗，但勢力單薄難以為繼。面對這一局面，林獻堂、楊肇嘉、蔡培火等策劃另組自治改革促進運動，繼續其穩健、合法的體制內政治抗爭運動，以最終實現臺灣地方自治的目標。為了避免內部的紛爭和混亂，民眾黨在給予參加自治聯盟者以回歸的緩沖期不見成效后，被迫開除了蔡培火、陳逢源、洪元煌等16名干部，林獻堂隨后亦辭去顧問職務，民眾黨正式分裂。民眾黨對外宣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與反動的知識分子皆已退卻逃避。”《無產運動與民眾黨的關系》，《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1月17日。

　　第五部分民族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問題(4)

　　日據時期臺灣由于其殖民地社會性質，在殖民當局專制政權機器的庇護下，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教育、文化等等所有方面，作為統治民族的日本人和日本資本都占據了主導地位，臺灣人民處于被壓迫被剝奪的境地。因此，臺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臺灣人民與日本殖民主義的矛盾，臺灣人民開展民族運動的主要對象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日本資本家及其幫兇或“協力者”，這是日據時期臺灣人民反抗斗爭的主流。然而，除了民族矛盾之外，臺灣社會同樣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不僅有日本資本家剝削臺灣工人農民，臺灣本地資本也不是慈善家，他們也是靠剝削臺灣工人的剩余價值來積聚財富，臺灣本地地主照樣不會免除臺灣農民的租稅。也就是說，日據時期的臺灣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只不過是受民族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制約，階級矛盾居于次要的地位，服從于民族矛盾的需要罷了。

　　什么是階級?列寧曾給它下過經典的定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選集》第4卷，第10頁。階級的劃分主要是由各集團在社會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決定的。資本家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工人一無所有，不得不出賣勞動力，從而在生產體系中處于雇傭和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在主權國家中階級關系如此，在殖民地社會的階級關系也是一樣，其實質沒有任何的改變。同樣的在殖民地臺灣，正如《臺灣民報》所指出的：“貧弱的人們，受了富強的人們的虐待，世界上到處都是一樣，因此人心發生一種階級感情，是詛咒的感情，是爭斗的感情，是貧弱的人要團結起來對富強的人宣戰復仇的很可駭怕的感情吧了。”《臺灣鐵工所的勞資爭議》，《臺灣民報》昭和2年5月8日。如此看來，民族矛盾并不能掩蓋階級矛盾的存在以及在一定條件下階級斗爭的激化，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矛盾本質上是不可調和的。

　　日據時期臺灣民族運動之所以能蓬勃開展，是全體臺灣民眾在臺灣人民與日本殖民主義這一主要矛盾加劇的條件下，團結一致奮起反抗的結果。正因為只有全民動員、全民參與，民族運動才有成功的希望，臺灣工人、農民被普遍卷入到民族運動的大潮中來。而隨著世界被壓迫民族反抗運動的崛起和共產主義思潮對臺灣的沖擊，臺灣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逐漸從一個自在的階級成長為一個自覺的階級，在臺灣部分先進知識分子的引導下，他們的階級覺悟不斷提高，階級意識空前高漲。農民組合、工會組織遍及全島，“宛然春筍似的，一直簇生起來”《臺灣鐵工所的勞資爭議》，《臺灣民報》昭和2年5月8日。，農民與地主的斗爭和所謂租佃爭以及工人的罷工斗爭，在矛頭主要針對日本地主資本家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針對了臺灣本地的剝削者，對此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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