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連堡的劉乾，是從事扶乩行業(yè)以占卜算卦為生的相術師，常遭巡查管教和侮辱，被逼迫避居深山，結廬拜觀音菩薩，廣招信徒，在傳道中常常有宣泄對日本殖民者的不滿言論。此間，大坑莊農(nóng)民林啟禎因采伐竹林被巡視員毆打，痛恨日人的他與劉乾共謀起事，他們認為：“為避免日本人壓迫就不能不殺盡日本人”山邊健太郎：《現(xiàn)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27、29頁。。1912年3月23日，劉乾等率10余人奮起暴動，襲擊頂林派出所，擊斃巡查2人，巡查補1人，然后乘勝向林圯埔進發(fā)。由于獲報的日本殖民者已先行戒備，暴動群眾中途解散躲避。林圯埔支廳派出所警察隊經(jīng)過一個星期的嚴密搜索，殺害暴動群眾1人，逮捕14人，其中劉乾、林啟禎等8人被判死刑。行刑之日，就連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嘆道：這些人真是面不改色，“視死如歸”。

　　第二部分土庫事件

　　土庫事件的領導者是嘉義廳打貓北堡大埤頭莊的黃朝和黃老鉗，他們受到祖國辛亥革命的影響和不久前林圯埔事件的刺激，共謀舉事，以圖驅逐日本殖民者。黃朝等利用民間宗教信仰，以祭拜玄天上帝為號召，招集信徒，建立組織。他們聲稱神意通天，玄天上帝神敕黃朝為“臺灣國王”，并且宣傳中國軍隊100萬人即將登陸臺灣，鼓動人民起義響應祖國軍隊，收復臺灣。正當暴動籌劃工作積極進行之際，當?shù)丶组L向日本人警察派出所告密，事情敗露。1912年6月27日，警察包圍黃朝住所，黃朝奮力砍傷巡查丹崎郡治后被捕。經(jīng)臺南地方法院審理，黃老鉗被處死刑(黃朝死于獄中)，張南、蘇淀無期徒刑，另有12人被判12～19年不等的徒刑，暴動尚未發(fā)動即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第二部分苗栗事件

　　苗栗事件的領導者為羅福星，1886年出生于印尼的巴達維亞，祖籍廣東嘉應州鎮(zhèn)平縣。1903年到臺灣，住新竹苗栗一堡牛欄湖莊，就讀于苗栗公學校。既長，身歷印尼、祖國大陸和臺灣數(shù)地，深悉臺灣人民所受日本殖民壓迫之苦，革命之志隨之萌發(fā)。1907年前往廣東途經(jīng)廈門，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革命。1908年奉丘逢甲之命赴南洋辦學。1911年為黃花崗起義四處募款，并率領民軍在南方響應辛亥革命。

　　1912年12月，羅福星與劉士明等11志士陸續(xù)抵達臺灣，共謀在臺灣舉行革命，驅逐日本殖民者，解救臺灣同胞。他們在臺灣各地區(qū)廣泛招募成員，至1913年4月已達500余人，另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羅福星等所聯(lián)絡的同志最終的數(shù)字是1500名以上。覃怡輝：《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中研院”《三民所研究叢刊》(6)，臺北，1981。他們對所募人員介紹祖國辛亥革命的經(jīng)驗，剖析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的暴政，以喚醒臺灣民眾的民族覺醒和革命熱情。他們還明確提出了“驅逐日人、恢復臺灣”的口號，得到了廣泛的擁護和支持。為了工作的展開，他們還利用神明會、觀音會、父母會等民間宗教及慈善組織為掩護，進行公開活動，內(nèi)部則組織系統(tǒng)嚴密。

　　隨著聲勢的壯大，日本殖民者已有所風聞，加強了對革命黨人的監(jiān)視。1913年9月25日，大湖莊黃阿統(tǒng)、湯阿文潛入大湖支廳竊取一批槍支，日警立即進行大搜查，革命黨計劃隨之泄漏，羅福星于12月18日被捕，暴動行動胎死腹中。

　　第二部分關帝廟、南投、大甲及東勢角事件

　　關帝廟暴動的領導人是李阿齊，其父在日據(jù)初期是抗日武裝集團的成員，在戰(zhàn)斗中死于日人之手，李阿齊發(fā)誓要向日本殖民者復仇。1913年6月，李阿齊在臺南大目降支廳、關帝廟支廳廣聚同志，聲討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人民的暴虐行徑，號召舉兵驅逐日本殖民者。由于他們裝束奇特，被日本殖民當局察覺而遭逮捕。

　　臺中南投捒東上堡水底寮莊的沈阿榮，受祖國辛亥革命的影響，痛恨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的統(tǒng)治，起來效法反抗。1912年8月糾合同志，組織革命黨，在東勢角、埔里社等地宣傳反日主張，準備尋找機會在臺灣中部發(fā)起暴動，襲擊殖民政府官廳，使臺灣“擺脫日本統(tǒng)治”山邊健太郎：《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39頁。，先后有85人參加其中。

　　在臺中，捒東下堡阿厝莊的張火爐也深受祖國辛亥革命的鼓舞，于1913年3月組織革命黨，先后在大甲、罩蘭等地聚集了47名黨員，并計劃繼續(xù)擴大組織隊伍，一旦時機成熟，即在臺中開展武裝斗爭，進而與全臺人民一起努力，以使臺灣“掙脫日本政府統(tǒng)治的羈絆”山邊健太郎：《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39頁。，并成立臺灣革命政府。

　　同在中部的臺中廳苗栗三堡圳寮莊，賴來與謝金石等，曾于1911年內(nèi)渡大陸，在上海的數(shù)月間，耳聞目睹祖國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的驚天壯舉，思想上受到極大的觸動，開始“熱衷革命”山邊健太郎：《臺灣》(1)，第40頁。。1913年返臺之后，即積極謀劃舉行革命，驅逐日本殖民者。他們籌備先攻占東勢角支廳，奪取武器彈藥，隨后在各地一齊暴動，猛襲臺中，然后擴及全島。并商定在舊歷八月十五中秋之夜舉事。

　　然而，1913年關帝廟事件暴露后，臺灣總督府迅即在全島展開大搜捕，9月羅福星領導的革命黨亦事機泄露，至翌年1月，包括羅福星所部在內(nèi)的5次暴動事件中被捕者達535人。逃脫搜捕的賴來在危機四伏的形勢下仍毅然于12月1日晚襲擊東勢角支廳，擊斃日警3人，賴來在戰(zhàn)斗中當場犧牲。隨后，日本殖民者將這5次事件并案由苗栗臨時法院審理，統(tǒng)稱“苗栗事件”，其實他們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只不過是間接的相互影響罷了。有些學者將其他4次暴動同列入羅福星領導所部，并無史實可資證明。覃怡輝：《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中研院”《三民所研究叢刊》(6)，臺北，1981。在先后被捕的921人中，有20人被判死刑。他們毫無懼色，視死如歸，連總督府官方文獻亦嘆服道：他們“均從容上絞刑架，雖是匪徒，亦可見其氣魄之不凡”。山邊健太郎：《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47頁。

　　第二部分六甲事件

　　就在苗栗事件過后不到一年，在嘉義又暴發(fā)了六甲事件。這是一系列反殖民武裝暴動影響下臺灣民心日益動蕩的一次典型反映，正如總督府記錄中所稱：“民心暗淡，缺乏安定，到處流傳著各種奇怪的傳說。”山邊健太郎：《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50頁。顯然，不甘忍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臺灣人民，內(nèi)心深處隱藏著反日的不滿情緒。

　　六甲事件的發(fā)難者為嘉義廳店仔口支廳南勢莊的羅臭頭，據(jù)稱他是出于痛恨日本殖民統(tǒng)治，誓將日本殖民者逐出臺灣，并想為羅福星報仇的。喜安幸夫：《日本統(tǒng)治臺灣秘史》，武陵出版社，臺北，1984，第78頁。1914年4月，羅臭頭移據(jù)山中，供奉神佛，苦讀兵書，以神明祭拜來招集信徒，先后加入者有羅獅、陳條榮等80余人，號召“將日本人從臺灣驅逐出去”山邊健太郎：《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51頁。，而后由羅臭頭來當皇帝，并定于1913年7月起事。但是，5月5日，羅的部下盜走前大埔派出所槍支，引起日本警察的警惕并展開了嚴密搜尋，暴動被迫提前。5月8日，羅臭頭等10余人襲擊大坵園、王爺宮派出所，沿途各莊民眾紛紛加入暴動隊伍，手持刀、槍、棍棒直撲六甲支廳。夜半在王爺宮造林地附近與日警偵察隊遭遇，雙方展開槍戰(zhàn)，暴動隊伍擊斃日警偵察隊長野田又雄。臺南、嘉義兩廳立即派出警察隊包圍搜捕，羅臭頭等人退入深山，自殺身亡，另有8人慘遭槍殺。1915年2月12日，臺南地方法院判處8人死刑。在這次暴動里有這么多的民眾參與，給了臺灣總督府很大的震動，此一階段臺灣民心的歸趨于此可見一斑。

　　第二部分西來庵事件

　　西來庵事件是20世紀初葉臺灣人民反殖民武裝暴動中規(guī)模最大、犧牲最慘烈的一次。它的領導人是阿緱廳的余清芳，日軍侵臺時，他才17歲，即投身抗日武裝集團，后反日情感一直未嘗稍減。1904年，余清芳辭去巡查補之職后，出入臺南各地齋堂，加入鹽水港“二十八宿會”，反日言行日漸顯露，遭日警以浮浪者之名收容“管訓”，其反日決心愈益堅定。后來，余清芳和西來庵董事蘇有志、鄭和紀等結識，暗中商討反日事宜，不久成了西來庵的主要負責人。另一領導人羅俊亦曾投身抗日事業(yè)，辛亥革命爆發(fā)時，他身在大陸親眼目睹了祖國革命運動的火熱場面，對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的統(tǒng)治深為憤慨。1914年，陳全發(fā)秘密渡航廈門，邀其回臺共謀大計。1915年1月與余清芳會面，盟誓起事，約定由余清芳負責南部、羅俊負責中北部。同時，經(jīng)由林吉的介紹，余清芳同長期堅持抗日武裝斗爭的江定會面，兩人相見恨晚，決計相互合作，一起起來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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