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清芳等以臺南為中心，積極發展民眾加入、擴大隊伍，他們利用神佛崇拜聯絡民眾，進行鼓動宣傳，揭露日本殖民者的橫暴統治，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其統治;同時還利用扶乩、神等民間信仰活動來做通俗宣揚。他們宣稱：日本人在臺灣只有20年的時運，到了大正四年(1915)就不得不退去，屆時來自祖國大陸的軍隊會進攻臺灣，應當起來里應外合一舉擊退日本人，那時的臺灣社會將是一個理想的王國，“沒有貧富懸殊，不征收租稅，沒有法律約束，可享有絕對無限的安樂和自由”同上山健太郎《臺灣》(1)，第57頁。等等。至1915年4月，所募集的資金已經達到4000元，隊伍迅速壯大。此時，羅俊與余清芳共同商定，乘日本向袁世凱發出最后通牒逼迫其承認“二十一條”，全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之機，在臺中、臺南一起暴動。

　　此時的日殖民者對西來庵事件已略有耳聞，但還一時找不到證據。1915年5月23日，在基隆開往廈門的大仁丸輪船上，日警逮捕了蘇東海，搜查出密信一封，暴動計劃不幸泄漏。總督府立即展開全島大搜捕，余清芳等人被迫轉移。6月29日，羅俊被捕。但暴動者并沒有被嚇倒，7月6日，暴動隊伍襲擊了北寮莊山中的日本警察隊，擊斃巡查柄尾末吉。余清芳探知日本警察隊傾巢出動，后方空虛，于7月9日率領所部攻擊甲仙埔，殺死留守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屬，獲取槍支彈藥。同時，7月8日，分別襲擊十張犁、大坵園、阿里關、蚊仔尺、河表湖、小林等警察派出所，擊斃日警及家眷30余人。

　　驚恐萬狀的日本殖民者從阿緱廳、臺北廳派出大批警察向甲仙埔逼近，雙方展開激戰，在日本殖民者的優勢火力下，暴動隊伍的各據點相繼失陷，不得不退入山中。在后堀仔山，余清芳整頓隊伍，于8月3日再度出擊，襲擊南莊派出所，消滅警部補吉田等12名警察及其余日人計20余人。6日，暴動民眾向躲藏在糖廠內的日人發起總攻，人數多達千余人。但到了下午，日軍增援部隊趕到，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總督府調集了步兵和炮兵包圍暴動隊伍，缺乏武器彈藥和作戰經驗的暴動隊伍放棄陣地退入山里，此役臺灣民眾犧牲300余人。暴動失敗后，余清芳等見無法維持，便讓眾人四散逃生。8月22日，余清芳被捕，后江定亦被誘捕。

　　由于西來庵暴動得到了臺灣廣大民眾的支持和響應，為了徹底消滅臺灣反抗運動的社會基礎，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人民實施了瘋狂的報復行動。他們先是發布公告，聲稱將赦免暴動參與者，引誘各莊民眾回家“自動歸降”，當善良的民眾聽信日人的謊言回到家園后，卻被殘暴的日本殖民者以集中訓話為名拉到野外，令其自掘壕溝，然后集體屠殺，予以掩埋，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噍吧哖慘案!據后人的粗略統計，整個西來庵事件中犧牲死難的臺灣人約達3萬人之多。在清剿暴動的同時，日本殖民者組織了臺南臨時法院，依據血腥的《匪徒刑罰令》處罰暴動參與者，結果居然有1466人成為被告，其中被判死刑的高達903人。該判決引起輿論大嘩，被稱作“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漢人：《臺灣革命史》，第83頁。在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借大正天皇登基之機宣布大赦，但最終仍有200人被處死刑，另有703人被判無期徒刑。可以說，西來庵事件是臺灣人民一系列反殖民武裝暴動中犧牲最慘烈的一幕，正如史料所稱：“整個臺灣重新陷入恐怖政治的鐵幕內，風聲鶴唳，雞犬不寧。”其陰影一直籠罩在臺灣人民的心中，甚至到了10余年后，《臺灣民報》的一篇文章里還提到：“西來庵事件的入獄者，雖然已經全部出獄了，但是臺灣人心里頭的印象，究竟是終不能消滅了。”參閱陳小沖《余清芳與西來庵事件》，《臺灣同胞抗日50年史》，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第二部分幾點思考

　　20世紀初期臺灣人民的反殖民武裝暴動，與此前的抗日武裝斗爭相比較,表現出局部、突發和小規模的特點。總的看來，大致可以把它們區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第一，反抗日本殖民主義對臺灣的經濟侵略和資源的掠奪，如劉乾、林啟禎領導的林圯埔事件，它反映了殖民地人民與殖民當局及殖民母國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第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壓迫和殖民奴役，如羅福星領導的苗栗事件、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等，它反映出殖民地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對于自身所處政治地位的強烈不滿和對異族統治者的自發反抗;第三，對新舊體制轉換的無法調適及對社會急劇變遷感到迷茫，它反映出傳統社會向殖民地社會過渡期中的一種自發抗體作用，但由于反對的是外來殖民者，故帶有進步意義，如羅臭頭領導的六甲事件。

　　另一方面，從整個臺灣人民反殖民武裝暴動的過程來分析，還能看到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是祖國辛亥革命的巨大影響，12次暴動事件中，就有6次是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史料記載：“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國南部起義的革命軍以席卷之勢風靡全國，不久顛覆了北京朝廷，二百年帝業一朝滅亡，中華民國基礎奠定。”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30頁。如土庫事件爆發原因之一就是受辛亥革命的影響。至于苗栗事件本身就是中國同盟會員、革命黨人羅福星領導的，其余如南投、大甲、東勢角及西來庵事件，無不與辛亥革命有關聯。臺灣總督府也承認：辛亥革命的巨大影響使得“我臺灣民情逐漸動搖”，指責一部分臺灣人“迷夢未醒”，“對中國革命霸業深夜入夢”。他們驚呼：“中國革命的烽火飄揚于武漢原野，沸騰了幾千萬漢族的心血，其余焰有欲毀南瀛天地之虞。”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52、31、28、36頁。所有這些，足以反映出祖國辛亥革命對臺灣人民的深刻影響。其次，斗爭方式上顯示出濃厚的傳統色彩。這些暴動事件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利用民間信仰作為組織或號召形式的情形相當普遍。例如土庫事件中的黃老鉗即以祭拜玄天上帝來集結力量，“藉名神明，以信仰集團的力量舉事”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31頁。。六甲事件中的羅臭頭亦以觀音崇拜來招集信徒，托神傳言，盟約舉事。西來庵事件中的余清芳同樣以信仰玉皇上帝與信徒相號召，自稱受神飭語將為臺灣皇帝，信眾領取神符后可刀槍不入，等等。上述情形，給予暴動事件抹上了一層濃厚的神秘乃至迷信的色彩，日本殖民者也將暴動群眾蔑稱為“匪徒”，說他們是“蒙昧之徒，螳臂擋車”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28頁。

　　事實上，只要撥開這層面紗，就可以看到暴動事件所包含的強烈的反殖民壓迫及民族反抗的真面容。這一現象的出現，與當時臺灣社會特殊的歷史條件有關，日本統治初期，臺灣社會經濟結構雖然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廣大農村地區傳統的生活方式并沒有太大的改變，明清以來敬鬼畏神習俗依然盛行，民間信仰十分流行，而日本殖民者為穩固其統治，對所謂的民間“舊慣”也采取放任的態度。民間信仰是當時臺灣社會最具號召力的組織形式，以其作為招集民眾的手段實在不足為奇。再者，從暴動中曾宣傳理想主義社會藍圖的情況來看，一些暴動甚至還帶有某些“千年王國”運動的色彩。再次，暴動事件中臺灣人心中有著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厚重的中華民族意識。北埔事件中，蔡清琳自稱“聯合復中興總裁”，號召人民“協助中國軍隊，將日本人從臺灣擊退”，這里“復中興”的含義就是恢復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52，31，28，36頁。苗栗事件中，羅福星對“占世界面積三分之一”、“人口最多”的“我中華民國”充滿深情，發誓為“雪國家之恥，報同胞之仇”來與日本人斗爭;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31頁。西來庵事件里，余清芳在其發布的諭告中寫道：“古今中華王國，四夷臣卿，邊界來朝，年年進貢，豈意日本小倭賊，背主欺君，拒獻貢禮，不尊王法，藐視中原，侵犯疆土，實由滿清氣運衰頹，刀兵四起，干戈振動，可惜中原大國，變為夷狄之邦。”對中國的衰落深表痛心，他還自稱大明慈悲國奉旨本臺征伐大元帥，宣傳“中國南陵，天生圣明之君，英賢之臣”，顯見這次暴動是在反滿氣氛濃厚的辛亥革命影響下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來復興漢人的江山。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料》21《臺灣》(1)，みすず書房，東京，1971，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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