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可見，制糖工業的發展似乎沒有給周圍地區的蔗農帶來什么大的好處，卻將他們束縛在糖業資本的奴役圈中而難于自拔，蔗農的身份地位不僅沒有提高，相反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至于蔗農的實際利益也未見多大的改善，據某制糖會社透露，每甲收獲甘蔗6萬斤，假定收買價格每千斤550元，則每戶(勞力3人、水牛1頭、栽培地3甲)年收入800元，除去苦力工錢、肥料費用等等，大體已無剩余。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銀行，1964，第119頁。也就是說，僅僅依靠種植甘蔗，蔗農只能維持低水平的生活，必須依賴其他農業及非農業收入來補其不足。因此，蔗農生活能維持或有所提高，并不是制糖會社的功勞，而是蔗農增加勞動力投入的辛勤所得，把這筆賬算到制糖會社的頭上是不公平的。

　　以上人們看到的基本上是自耕蔗作農家的經營狀況，他們與糖業資本的關系是一種“實質性的雇傭關系，是糖業資本預貸資金的奴隸”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民族革命運動》，未來社，東京，1978，第130頁。。至于在制糖會社直營農場范圍內的佃作蔗農，他們的境況與前者相比更為困窘，他們不僅生產經營受到會社的支配，并且有向會社直營大農場提供勞動力的義務，禁止從事農業以外的兼業活動，甘蔗原料的收買價格也當然的歸制糖會社片面決定，租佃契約的解除與否，亦由會社單方面操縱。日據時期臺灣糖業從原料獲取的角度而言，究竟是農民糖業(sugarwithpeasant)還是雇工糖業(sugarwithproletariat)?學界存有爭議。誠然，臺灣糖業大部分向農家收買甘蔗只有小部分(20%)靠自營的雇工栽植農場取得，但是，臺灣農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一方面自耕農受糖業資本的控制，另一方面農民被剝奪的歷程一如既往的進行著，農民的“普羅化”或無產化更以其經典化的進程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馬克思“資本將依自己的形象重塑整個世界”的論斷依然被證明著。參閱柯志明《糖業資本、農民與米糖部門關系》，收入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論文集》(1)，臺北，1992。在臺灣，農民糖業和雇工糖業并存，而雇工糖業又是以臺灣農民的“普羅化”為基礎的，它強烈的改變著臺灣一些農村地區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下面的例子不僅反映了殖民政府對糖業資本家的扶持和保護，而且展示了臺灣農民向無產者轉化的過程，它從一個側面提供了臺灣工業發展與農村生活間相互關系的一個證據。

　　第三部分糖業帝國主義(4)

　　小港莊農民的慘狀

　　高雄州鳳山郡小港莊(元鳳山上下里)即是臺灣制糖會社后壁林工場附屬的模范蔗園的地點。當明治三十九年(1906)那時，鳳山廳長橫山虎次氏不知道他和制糖會社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關系，竟召集了小港莊附近的業主們，一面拿強迫的手段，使他們的土地一定要賣給會社，一面拿欺騙的手段說道：你們的土地賣給會社以后，會社還要給你們耕作甘蔗，那時愚昧的農民們不曉得三七二十一，只當做這個是日本政府的方針，所謂上天無路而入地無門的，不得已盡量賣給會社，會社一下手就收買了三千甲以上的土地了。

　　那時會社收買的價錢，不過平均一甲百元至二百元，頂好的是三百元而已。照當時的價錢可說是不值半價的，若照現在的時價計算起來，一甲平均總不下三千元左右，那冤枉到頭的農民們的吃虧有這樣的巨大。后來會社完全收買了那土地之后，立刻不履行那要給農民耕作的前約，說要自己經營一個模范的大農場，就拿米國(美國)式的機器犁來耕作了。其結果，遂使那小百姓們一旦丟了飯碗，自然而然的，皆變做了農場所屬的日雇“苦力”，好像會社的農奴一樣。

　　會社自設置這個農場以來，更極力收買附近的土地，現在達到四千甲以上，和贌耕的土地約有八百甲，計共起來已將近五千甲的大農場。做這個農場的“苦力”的概算有五六千人，“苦力頭”也有二百人，大部分是小港莊附近的住民，又會社的制糖期間更要增加三千人，是對澎湖島或對北門郡海埔的貧民雇來的。他們的工錢一日是四十八錢，小兒和女子不過是二十錢之譜，這是大正十一年(1922)年景況不好的時候會社所定出來的，到現在依然如此，試問維持得住生活嗎?

　　昨年來臺灣的農產物既好收又好價，一般的農民們皆享福著這個庇蔭，是不消說的，而小港莊的農民們不但沒有這些福氣，倒反日食的米和番薯騰貴，使他們現在生活的困難，已迫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他們除掉做會社的“苦力”以外，又別無謀生的方法，所以盡著含淚忍受著被資本家盡量地榨取、盡量地虐待!試查小港莊的經濟狀態，可知是臺灣最貧困的鄉村，他們納本稅金一元以上的百人中僅四五人而已。我們希望臺灣制糖會社務要察他們的慘狀，趕快將工資提高些，使他們的生活放松一步，才是堂堂的大會社的襟度。不然，恐怕時勢的潮流，不久會影響到那忍受不了的農民的自覺，亦不一定的。我們又曉得被制糖會社將土地吞并的結果是要受苦慘的，所以應當喚醒臺灣的業主們和農民們的覺醒。

　　——《臺灣民報》大正14年10月4日，第73號

　　由于殖民政府的強制和制糖會社的欺騙，小港莊農民失去了土地，成為喪失生產資料的“自由勞動者”，這正是殖民體制下農民向無產者轉化(或普羅化)的典型過程。在這里，起作用的不是經濟因素，而是超經濟的強制。在制糖會社雇用下的農業無產者處于社會的底層，過著窮苦的日子。因此，工業發展將會帶動周圍農村生活提高的一般規則，在某些地區難免也是有其例外的現象，尤其是在殖民體制下受當局欺壓和資本家雙重盤剝的殖民地民眾是否得以分享工業發展的成果，頗值得懷疑。

　　第三部分土著資本的發展(1)

　　殖民地社會經濟生活中，宗主國資本尤其是壟斷財團占優勢地位是明顯的，但在此同時,土著資本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而存在，并在宗主國資本強大勢力的夾縫中生存。事實上，為了掠奪殖民地資源、開拓殖民地市場、將殖民地改造成宗主國資本的適宜投資場所，殖民者就必須對殖民地傳統的經濟結構加以破壞，從而在客觀上刺激了當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國家里的資本主義發展。”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選集》第2卷，第872頁。日據時期臺灣土著資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臺灣土著資本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來源。

　　其一，傳統土地資本的轉化。清代臺灣土地租佃關系有所謂一田二主之稱，即大租戶、小租戶和現耕佃人，導致土地權利關系的紊亂和所有權模糊。為了便利賦稅征收及為日本資本家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日本殖民當局展開了地租改正活動，取消大租權，確立小租戶的單一土地所有權，作為補償，發給大租戶約378萬元的大租權補償金。這些補償金大部分以帝國五分利付證書和臺灣事業公債證書的形式發放，一部分人以此投資于近代金融及產業部門，如彰化銀行(資本金22萬元)、嘉義銀行(資本金20萬元)、臺灣制麻株式會社(資本金20萬元)等等，完成了從土地資本向近代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轉化。以彰化銀行為例，據《彰化銀行沿革概況》記載：“本行乃于1905年，將總督府就舊彰化廳轄境所發的大租補償公債額面275萬元，按當時的時價換算，計22萬元作為資本，在同年6月5日成立。顧當時經濟界甚為幼稚，島民或不解公債的性質，故奸蠢之徒，欲乘機以不當的低價收購，致政府對我祖上傳下的大租權所給的代價有忽將飛散的危險。因此，當時的彰化廳長加藤尚志氏大為憂慮，經與總督府數度折沖，結果以為不如以此公債為資金，經營確實有利的地方事業。由于地理關系，并按商業交易的實際情況，以在彰化街創設金融機關為最妥善，經向公債所有人百般勸說，乃有本行之設立。”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銀行，臺北，1964，第48～49頁。由此可見，彰化銀行是喪失大租權的舊地主以其補償金轉而投資近代金融事業設立的，在此，土地資本向近代金融資本轉化的速度相當快，主要是由于殖民政權外部強力促使的結果。

　　其二，受經濟景氣的刺激，在日本資本和殖民政府的勸誘下，將游資投資于近代企業，從而成為新的投資者。兩次世界大戰曾給臺灣帶來所謂的戰時繁榮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及其后的一段時間內，臺灣經濟界出現第一次投資浪潮，當時企業數迅猛擴張，其中大部分屬于中小企業，多數為土著資本投資。1920年代，由于引進蓬萊種和爪哇新蔗種，稻米和甘蔗的生產得到了迅速的增長，上層富農和大地主通過高額產出和地租收入，獲取了大量的米谷及原料甘蔗，并將之輸出到日本或交售制糖會社，得到大量的現金，地價也隨之高騰，從而在農村形成較高的儲蓄率。同時，這一時期土地生產率增長，農業平均勞動生產率在1913～1937年間提高了一倍多，甚至比日本國內還高出3/4，農村儲蓄的大部分投到近代工礦企業和較小的工廠里。再者，地租改正后，土地投資相對不利，而新的稅令(1920年8月臺灣所得稅令)又為事業投資造成了相對有利的條件。第二次投資浪潮是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后，為發展臺灣的經濟自給能力和主要在于軍需工業的工業化，日本殖民者動員臺灣土著資本增加對工業的投資。九一八事變以來臺灣工業化的呼聲日益高漲，七七事變后，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外侵略，臺灣成為其南進擴張的基地，臺灣產業體系作為日本經濟的一環，開始朝著自給自立的方向發展。太平洋戰爭爆發，更加速了臺灣經濟自立的進程，軍需重化工業成為臺灣工業發展的主導方向，從而開始一場“從所謂電力資源為唯一基礎的，以軍事、化學工業為杠桿的工業化政策的發展過程”。《臺灣經濟年報》昭和17，第645頁。其間日本資本無疑扮演著主要的角色，但同時臺灣總督府也百般勸誘臺灣土著資本增加對工業的投資，以圖“通過新的民族資本的動員，(使臺灣)更加確保其作為(南方)基地的適宜性”。《臺灣經濟年報》昭和17，第661頁。這一時期的情形較為復雜，戰時經濟統制的強化壓抑了土著資本的生存空間，但是也應當看到相對來說，其對工業的投資也有所增長。事實表明，臺灣土著資本對工業的投資增加了，1938年各類新興企業株式會社投資額中，臺灣土著資本投資額為38249千元(臺幣，下同)，1939年為39094千元，1940年為39343千元，1941年增至43757千元，4年間增長了144%。據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第211～212頁表49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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