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放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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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huán)球視野編者按：
    20余年來，對于蘇聯(lián)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對于那場直接導致蘇共亡黨的所謂 “新思維”改革，國內外學者們有著許多不同角度、不同層次的解讀。
    那場改革到底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還是如某些“精英”所認為是歷史的進步，究竟該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我們也許更應該多聽聽當事者俄羅斯人自己的看法。
    1988年，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給《蘇維埃俄羅斯報》編輯部所寫的這封信《我不能放棄原則》，對于當年改革的過程和效果有著極為清晰和直接的描述，很值得一閱。
    殷鑒不遠。此信今天讀來，令人惋惜昨天之蘇聯(lián)，但也更為警示今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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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今天，尤其尖銳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那些偽裝成道德和精神“凈化”的追求時髦的文章作者們，模糊了社會意識形態(tài)、公開性和鼓勵非社會主義的多元化之間的界限，而正是這條界限規(guī)定了我們在大眾思想領域進行改革的底線。
    
    原編者按 1988年，蘇聯(lián)進入改革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發(fā)生的最著名事件之一是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給《蘇維埃俄羅斯報》編輯部的來信《我不能放棄原則》。文章發(fā)表后，蘇聯(lián)各地報紙轉載了937次。安德烈耶娃所在的列寧格勒工學院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社會各階層人士成千上萬封信件，80％的來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見。還有大量信件寄到了《真理報》，支持作者的也超過80％。蘇聯(lián)解體以來，俄羅斯沒有忘記安德烈耶娃和她的《我不能放棄原則》，在2008年3月、2011年3月來信發(fā)表20周年前后、蘇聯(lián)解體20周年時，都有媒體重新刊登來信、采訪作者、發(fā)表記念文章。2011年，“全蘇布爾什維克共產黨”、“理想主義者論壇”、俄羅斯電視臺、“包羅萬象”等網站都重新刊登了《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文。現將《我不能放棄原則》的中譯文全文刊登如下，以饗讀者。

    我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決定寫下這封信。我是一名化學工作者，列寧格勒工學院的教師。像許多其他人一樣，我是一班大學生的督導員。當今大學生在經過對社會的冷漠期和精神依賴期后，逐漸開始燃起對革命性變革的熱情。這自然便有了關于改革的道路、改革的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討論。公開化、開放、取消批評禁區(qū)、群眾意識中特別是青年人中的狂熱，常常會導致許多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是西方電臺廣播的“提示”，要么是我們同胞中那些對社會主義核心理念動搖的人的影響。看看現在都在談論些什么！多黨制、傳教自由、移民國外，在報刊上公開討論性問題的權利，取消對文化管制的必要性，廢除義務兵役制！而在學生中出現最多的是對祖國歷史的爭論。
    當然，應該由我們教師來回答這些最尖銳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除了正直、誠實之外，還要有知識、信仰、文化視野、嚴肅的思考以及深思熟慮的判斷。而且，不僅是社會科學教研室的教師，所有的青年教育工作者都必須具備這些品質。
    夏宮公園是我和大學生們散步時最喜愛的地方。走在白雪覆蓋的小路上，我們一邊欣賞著著名的宮殿和雕塑，一邊辯論。我們確實在辯論！年輕的心靈渴望了解一切復雜事務，以確定自己未來的道路。看著這些與我交談的年輕人，我在想，幫助他們發(fā)現真理，培養(yǎng)他們正確理解他們現今生活著的和將要改革的社會的問題，以及怎樣認識我國遙遠的和不太遙遠的歷史，是多么重要！
    哪些事情令我不安呢？舉個簡單的例子：看看吧，有那么多人在講述和描寫偉大的衛(wèi)國戰(zhàn)爭及其參加者的英雄氣概。可是不久前，一個學生組織“我們的工學院”在和蘇聯(lián)英雄、退役上校弗•莫洛佐夫的座談中，除其他話題之外，他還被問及一個關于軍隊中政治鎮(zhèn)壓的問題。退伍軍人回答，他從未受到過壓迫，許多在戰(zhàn)爭開始時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到最后都成了著名的指揮員。對于這樣的回答，一些人感到失望。目前，因為關于鎮(zhèn)壓的話題在青年中已經極其泛濫，遮蔽了對過去的客觀認識，而且像這樣的例子絕不是個別的。
    當然，連“技術人員們”都開始對社會科學理論問題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是好事。但對現今出現的許多現象，我卻不敢茍同。人們無聊地談論著“恐怖統(tǒng)治”、“人民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會停滯”、“我們的思想奴役”、“大恐懼”、“有權勢的野蠻人的統(tǒng)治”等，這些常常只被用來形容我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那段歷史。由此，毫不奇怪，為什么會在一些學生中出現虛無主義情緒增加，出現思想上的混亂、政治方向迷失、意識形態(tài)方面隨心所欲等現象。甚至可以聽到有人這樣控訴：據他們所言，從1917年開始共產主義者就逐漸使我國的生活喪失了人性。
    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再次強調了“使青年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以及正確認識全人類利益和階級利益的關系，包括對現今在我國發(fā)生的變革的階級本質的認識”的緊迫性。而這種看待歷史和現實的態(tài)度，卻與現今人們常遇到的政治秘聞、劣等的誹謗、反映社會尖銳問題的杜撰格格不入。
    我曾反復閱讀過那些轟動一時的文章。比如，披露“20世紀30年代蘇聯(lián)的反革命運動”、斯大林對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在德國上臺的罪責，或者出版那些推算在幾代人和各種社會團體中斯大林主義者數目的文章。青年們從這些文章中，除了得到思想上的混亂，還能得到什么？
    我們是列寧格勒人，所以對觀看最近的一部關于謝爾蓋•基洛夫的不錯的紀錄片饒有興致。但是，與電影同步的解說詞不僅與電影中展示的資料相悖，甚至有意使之含混不清。例如，在電影將要展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民的熱情、樂觀和思想積極性時，解說員的講解內容卻是關于鎮(zhèn)壓的和對此問題的無知。
    或許，我不是唯一一個注意到，黨的領導人要求那些“揭露者”也要看到社會主義建設不同階段的實際成就，但仿佛是接受了命令一般，那些“揭露者”愈發(fā)猖獗了。在這些方面，米哈伊爾•沙特羅夫的戲劇相當突出。黨的二十六大召開時，我去看了戲劇《紅草原上的藍色馬》。我記得，當出現列寧的秘書試著把茶杯里的水倒在他頭上、還用一個沒成型的泥塑糊弄他的場景時，年輕人是多么興奮。還有一些年輕人是帶著事先準備好的、抹黑我國歷史和現實的橫幅來的。在《布列斯特和約》中，劇作者和導演竟讓列寧跪倒在列夫•托洛茨基面前。作者的立場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這在《前進！前進！前進！》中更甚。這部戲劇當然不是歷史作品，但是在一部藝術作品中，除了作者的立場，再也沒有什么能保證內容的客觀性了，尤其是那些有關政治的作品。
    刊登在《真理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上的歷史學家們的評論，已經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劇作家沙特羅夫的立場。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我尤其無法贊同沙特羅夫對社會主義一般原則的根本背離。他在考察我國歷史上最關鍵的時期時，將社會發(fā)展中的主觀因素絕對化了，并且無視階級和群眾運動中體現出來的歷史規(guī)律。無產階級群眾和布爾什維克黨淪為“背景”，而行動著的卻是那些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那些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為指導，研究特定歷史過程的評論家們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沙特羅夫在歪曲我國的社會主義歷史。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而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貢獻，我們今天的改革根本無從談起。作者還指責斯大林暗殺了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在列寧生病時孤立了他。但是，難道僅可以憑借想像、并不去尋找證據，就把帶有傾向性的指控拋向歷史人物嗎？
    不幸的是，評論家們沒能指出，這位劇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原創(chuàng)的。我覺得，沙特羅夫的觀點和論證的邏輯，與鮑里斯•蘇瓦里奇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書中的情節(jié)非常相似。沙特羅夫借戲劇人物之口，由列寧主義的敵人去評論革命的進程、列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央委員會成員之間在黨內斗爭不同階段的關系。這就是沙特羅夫所謂的對列寧“重新解讀”的實質。順便說一句，《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的作者阿納托利•雷巴科夫已經公開承認，其中一些情節(jié)也借自于僑民出版物。
    我還未讀過《前進！前進！前進！》（它從未出版過），但我已經讀到一些出版物對它頌揚的評論。如此的迫不急待意味著什么呢？之后我便得知這部戲劇要迫不急待地搬上舞臺。
    二月全會后不久，《真理報》刊登了一封我國八位著名戲劇家的聯(lián)名信，題為“新看法？”他們預見到了反對的可能性，建議推遲上演沙特羅夫的《前進！前進！前進！》。這樣的結論是基于報紙上刊登的對這部戲劇的批評而做出的。但不知為什么，信的作者把批評沙特洛夫的人稱為帶引號的“熱愛祖國”的人。這怎么能和他們希望來一場對我國或遠或近的歷史“激烈而熱情”的討論愿望相符合呢？只有他們才有權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嗎？
    就現今許多見諸報刊的對社會問題的討論而言，我作為一名大學教師，首先關注的是那些直接影響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精神面貌以及社會觀的問題。通過與學生們一起探討和思考那些有爭議的話題，我必須說，在我國正逐漸涌現出一些亟待糾正的、錯誤的、片面的思潮。我尤其想詳述其中一些。
    比如說，關于約瑟夫•斯大林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問題。所有瘋狂的攻擊都和他的名字聯(lián)在一起，在我看來，這種瘋狂與其說是針對這位歷史人物，還不如說是針對那個極端復雜的轉折時代。而正是那個時代與具有空前壯舉的整整一代蘇維埃人緊密相聯(lián)，今天他們正逐漸從政治和社會工作上退下來。那些使我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工業(yè)化、集體化以及文化革命，正被強行封入“個人崇拜”的公式中。一切都備受質疑。事情甚至發(fā)展到堅持要求那些所謂“斯大林主義者們”（這些人的數量倒是可以隨意圈定）懺悔自己的罪過。那些將“風雨如磐”的時代誹謗為“人民悲劇”的小說和電影則備受贊譽。當然，這些建立在歷史虛無主義基礎上的企圖并非都能得逞。例如，有一部廣受評論家贊譽的電影，與其空前的宣傳力度相反，大多數觀眾依然持冷漠態(tài)度。我還想要說明，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家人，都和斯大林、他身邊的人、朋友或者是他的贊頌者沒有任何關系。我父親是列寧格勒港的工人，母親是基洛夫工廠的技工。我的哥哥也在那里工作過。我哥哥、父親和姐姐都在與納粹的戰(zhàn)斗中犧牲了。我的一個親戚遭受過迫害并在黨的二十大后恢復了名譽。我和全蘇聯(lián)人民一樣，對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規(guī)模鎮(zhèn)壓活動、對在后來受到譴責的當時的黨政領導感到憤慨。但是，常識讓我斷然反對現今許多新聞機構中對這些復雜事件非黑即白的描述。
    對于黨呼吁捍衛(wèi)社會主義開拓者們的榮譽和尊嚴，我是支持的。我認為，正是要從黨的和階級的立場出發(fā)，我們應該肯定包括斯大林在內的一切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有如此，那些既遠離那個暴風驟雨的時代、又遠離生活和工作在那些時代人民的人，所作出的“審判”和抽象的道德說教才會減少。而那個時代人們工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是鼓舞人心的榜樣。
    對我和許多人而言，關于如何評價斯大林的杰出作用，如果看其同時代與之直接沖突的來自敵人一方的言論，會更有說服力，也更耐人尋味。比如丘吉爾，早在1919年他就對自己組織了對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十四國武裝干涉感到自豪，但正好40年后，他不得不用那樣的話來概括自己最可怕的政治對手之一斯大林：
    “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給我們這個嚴酷的時代留下了那個時期的深刻的印記。他是一位有著非凡能量的人，他學識淵博、毅力頑強，是一個無論在行動還是在交談中都嚴厲、強硬和毫不留情的人。甚至在英國議會中培養(yǎng)起來的我，都不能夠與其相比……在他的發(fā)言中總是回響著巨大的力量。斯大林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于他在古往今來的一切領導者中都顯得獨一無二。他的影響不可阻擋。當他走進雅爾塔的會議室時，我們都會仿佛受到了命令一般地站起來。而且奇怪的是，我們都站得筆直。斯大林有著深刻的、極其鎮(zhèn)定的、慎密而理性的智慧。他擅于在最困難的時候，在幾近絕望的境地下找到十全十美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他是一個用自己的敵人消滅自己敵人的人，他迫使我們，這些他公開稱為帝國主義的人，與帝國主義戰(zhàn)斗……當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是手扶木犁的國家；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這位大英帝國忠實守護者的評價，是不能用虛偽或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來解釋的。
    關于對斯大林這些特點的基本評價，還可以在戴高樂的自傳，在歐美其他領導人的回憶錄、書信集中找到。這些領導人是將斯大林作為一個軍事同盟和階級敵人來對待的。
    有關此問題的思考所需要的重大而嚴肅的資料，國內文件也能找到。至少有一個1957年出版的兩卷本《1941——1945年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與美國總統(tǒng)和英國首相的書信集》政治卷。這些文件同樣能夠引發(fā)我們的自豪感，為自己的祖國在動蕩不安的世界里的作用和位置而感到自豪。戰(zhàn)爭也培養(yǎng)了我們戰(zhàn)勝法西斯主義的英雄一代人。一些歷史學家也這樣認為。順便說一下，我記得，這個報告收集了戰(zhàn)爭年代斯大林的講話和命令。其列入的文件可能是那個時代的秘密，類似于重要命令第227號那樣。這些文件我們的青年一代都還不知道。對于歷史意識，特別重要的還有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戈洛瓦諾夫、什捷緬科等統(tǒng)帥的回憶錄，飛機設計師雅科夫列夫的回憶錄。眾所周知，最高統(tǒng)帥不會道聽途說。
    不用說，那個時代非常嚴酷。但是每個人的謙虛和艱苦樸素卻是真實的，也不以此而羞愧。青年們從不打算從父母那兒獲得好處，而是面向勞動和國防事業(yè)。由于“突出”大眾化的藝術，年青人的世界里充滿了神奇的杰作。
    經過與青年們長時間的坦誠交談，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目前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以及我國當時領導人的攻擊，不僅針對政治、意識形態(tài)以及精神道德層面，它還關系到整個社會根基。對擴大這些攻擊感興趣的人還不少，而且不僅僅是國境線另一邊的入。與那些許久以前就在西方打出所謂的“反斯大林主義”的民主口號的專業(yè)反共人士混在一起的，是那些生活在國外、被十月革命廢黜的階級的子孫們。他們當中不是所有人都想忘卻祖先所失去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的。還有那些孟什維克和其他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思想繼承人，托洛茨基和雅哥達的追隨者們，以及新經濟政策時代的暴發(fā)戶、巴斯馬赤分子和那些對社會主義滿懷怨恨的富農的后代。
    眾所周知，每一個歷史人物都形成于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思想政治條件下，這對于旨在解決某些社會問題的歷史人物，在主觀和客觀選擇方面都給予了決定性的影響。在歷史的舞臺上，為了“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統(tǒng)治者都必須符合時代的要求，符合主要社會和政治組織的需求，以使自己的活動符合客觀規(guī)律，這樣，在歷史事件中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個人的“痕跡”。比如說，現在很少有人對彼得大帝的個人品行挑刺，而是每個人都記得，在他統(tǒng)治時期，國家達到了歐洲強國的水平。時間凝集了結果，現在對彼得大帝的評價已經定型。他的石棺上是不消失的鮮花，在彼得保羅要塞大教堂里，人們對我們遙遠的專制統(tǒng)治表達著感激和尊敬。我認為，無論斯大林在蘇聯(lián)歷史上是一個如何矛盾復雜的人物，他在建設和捍衛(wèi)社會主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遲早會得到明確客觀的評價。當然，明確并不代表就是一邊倒的、粉飾的，或者是那種將所有矛盾的現象齊集陳列，任由人們主觀決定是“寬恕還是不寬恕”、“抵制還是保留”的折中主義的評價。明確，首先就意味著一種和短視之見相異的歷史的評價，它會揭示出個人行為和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之間的辯證法。如果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那么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話來講，就必須首先清楚地展示那個時代的千百萬人民是怎樣生活、工作的，他們信仰什么，那個時代的成功與失敗、發(fā)現與錯誤、光明與悲劇、群眾的革命熱情與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破壞乃至犯罪是怎樣交織的。
    不久前，我的一個學生對我說，階級斗爭就像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一樣，理應是過時的東西。這當然使我感到了困惑。如果就是她一人這么說還好，但如果是一位受尊敬的學者最近宣稱，現今兩大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國家關系中并沒有階級的內容，便會引起巨大的爭議。我覺得，這位學者似乎并不認為有必要解釋，為什么幾十年前他寫的是完全相反的觀點，即在國際舞臺上，和平共處只不過是階級斗爭的另一種形式，而現在這位哲學家反對這一觀點。毫無疑問，人們的觀點是可以變化的。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作為一位哲學帶頭人的職責，至少也應該對那些曾經讀過和現在正在讀他的書的人們解釋一下，現在發(fā)生了什么；難道在自己的國家和政治組織中，國際工人階級已經不再反對世界資本主義了嗎？
    在我看來，現在許多爭論都集中于一點：哪個階級或者社會階層才是改革的領導和主導力量？這一點在我市《列寧格勒工人報》上一篇對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的采訪中討論尤甚。普羅哈諾夫指出，從我國當前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看，現今有兩股典型的社會思潮，或者如其所言，“替代塔”（社會思潮之一）試圖從不同方向推翻我國“經過戰(zhàn)斗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盡管他有些夸大了兩座“塔”之間斗爭的重要性和尖銳性，而他強調“他們只贊同屠戮社會主義價值”是正確的。但是，就像他們的理論家們所宣稱的那樣，他們都是“為了改革”。
    目前，所謂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在改革中形成，主要是左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仿佛他們才是真正的和“純潔”的人道主義階層的代表。他們反對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個人自我價值”，在文化領域里，他們對現代主義、技術統(tǒng)治盲目崇拜，極力鼓吹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魅力，并在其真實和虛構的成就面前諂媚。
    其代表說，我們已經建成的不是社會主義，只有現在才“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政治領導和進步知識分子的聯(lián)盟”。但事實卻是，當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們死于饑餓、流行病和帝國主義軍事冒險的時候，他們卻在為“制定動物權利保護法”而呼吁，他們賦予自然界以非凡的、超自然的理性。并斷言，知識分子不具有社會的、而僅具有生物的特征，其基因由父母遺傳給孩子。誰能對我解釋，這一切意味著什么？
    正是那些所謂“左翼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們歪曲了社會主義的歷史。他們企圖讓我們相信在我國的歷史中，除了錯誤就是犯罪，而即使是對過去和現在最偉大的成就，他們也保持緘默。他們聲稱他們完全掌握了歷史的真相，他們用學術道德范疇中的標準來替代社會發(fā)展的社會政治標準。我很想知道，是誰，出于什么目的，必須使黨和蘇聯(lián)政府的杰出領導離開崗位后受到侵害？是因為其在處理開拓歷史事業(yè)中最復雜問題時，所犯的真實的和傳說的錯誤？我們從哪兒來的熱情去詆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的榮譽和尊嚴？
    “左翼自由主義者們”的另一個特點是公開的或隱蔽的世界主義傾向，也就是某種非民族的“國際主義”。我曾在某處讀到過這樣一件事：十月革命后，彼得格勒一些工廠主和商人們抱怨赤衛(wèi)隊對他們的鎮(zhèn)壓而請求托洛茨基“做一個真正的猶太人”，但托洛茨基卻回答說自己“不是一個猶太人而是一名國際主義者”，這使那些請愿者倍感困惑。在托洛茨基看來，和“國際性”相比，“民族”概念是微不足道的。這就是為什么他強調十月革命中的“民族傳統(tǒng)”，撰文指出“列寧的民族性”，并斷言俄國人民“從未繼承過任何文化遺產”，等等。但我們的回答只能使他們尷尬：正是俄國無產階級，那些被托洛茨基主義者輕視為“落后而愚昧”的人，用列寧的話來講，他們完成了“俄國的三大革命”，正是斯拉夫人民站在人類反法西斯斗爭的最前線。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貢獻。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只是保證講出完整的歷史真相。當學生們問起我，為什么數千個在非黑土地上的和西伯利亞的村莊被廢棄時，我的回答是：就像大量的俄羅斯民族文化遺存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一樣，這是我們?yōu)閯倮蛻?zhàn)后的國家經濟重建而付出的巨大代價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就像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自豪感，稍微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就會變質一樣，任何貶低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都會導致對國防和愛國意識的和平主義的侵蝕。
    還有這些事情使我擔憂：那些背離社會主義的“拒絕主義”的行動，現在正和激進的世界主義建立聯(lián)系。不幸的是，只有當它的信徒們令人生厭地出現在斯莫爾尼官或者在克里姆林官前以他們的暴行侮辱我們時，我們才能意識到。此外，我們還日益習慣于將有目的的移民視作某種大多是無害的“居住地”的變化，而非那些曾經靠我們國家的基金大學畢業(yè)以致完成研究生學業(yè)的人對階級或國家的背叛。一般而言，一些人傾向于將“拒絕主義者”視作某種“民主”和“人權”的證明，他們的才華被“僵死的社會主義”所埋沒。好吧，如果在“自由世界”里，其沸騰的事業(yè)和“才華”并不被欣賞，情報機構并不感興趣其交易良心的話，他們還能回來嗎？
    眾所周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關于在一定階段的整個民族的所謂“反革命的歷史”，要視其在具體歷史中的作用而定。我想強調的是，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正是民族，在階級觀點的基礎上，不必隱藏自己鮮明的民族特征，包括俄羅斯、波蘭以及屬于自己民族的特征。科學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創(chuàng)始人仿佛在提醒我們，在蘇維埃人民兄弟般的友誼中，每一個民族的人民都應該“始終保護榮譽”，不要讓自己產生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情緒。每一個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尊嚴，都應該有機地融入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國際主義。
    如果“新自由主義”向西看時，其他所謂“替代塔”的支持者們，用普羅哈諾夫的話來講，那些“保守主義和傳統(tǒng)主義者們”，正努力“通過復辟來推翻社會主義”，或者換言之，回到社會主義之前的俄國社會制度中去。而“農民社會主義”的代言人們對這種愿景癡迷備至。在他們看來，形成于數個世紀霧霾中的農村公社的道德價值，在一百年前已經淪喪了。當然，那些“傳統(tǒng)主義者們”宣稱，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揭露墮落、為了合理解決生態(tài)問題、為了與酗酒做斗爭、為了保護歷史遺產、為了與大眾文化中被“正確地”視為消費主義的情緒而抗爭。同時，“農村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表明，他們對十月革命在祖國命運中的重要性并不理解，他們片面地將集體化運動視為“對農民的可怕的暴政”，不加批判地接受神秘主義的俄國宗教哲學和我們的歷史科學中古老的沙皇帝制，不愿看見革命后對農民階層的劃分和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
    比如，當涉及到農村的階級斗爭時，關注點往往是“農村的特派員從后面槍斃了中農”。當然，在一個幅員遼闊國家的革命高潮中，有各式各樣的特派員。但基本情況是，那些在人們背上刻五角星或者是將人活活燒死的特派員都被槍斃了。那些“攻擊階級”所付出代價的，不僅是特派員、契卡人員、農村布爾什維克、貧農委員會成員，而且還有第一批拖拉機能手、農村通訊員、青年女教師、農村共青團員和成千上萬為了社會主義而犧牲生命的無名戰(zhàn)士。
    由于各種“新自由主義”和“新斯拉夫主義”非正式組織的出現，青年的教育工作變得十分復雜。有時他們跟從那些極端分子的教唆。最近，這些絕不是基于社會主義多元化的非正式組織，正在進行政治化。這些組織的頭頭們常常談論以“議會制”為基礎的“分權”、“自由貿易聯(lián)盟”、“獨立出版社”等話題。這一切都表明當前我國爭論的主要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領域并由此擴及到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切方面的改革是否需要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
    以這樣的社會歷史觀看，衍生的關鍵問題就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蘇聯(lián)社會精神發(fā)展中的作用問題。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尖銳起來還是在1917年底，考茨基在他的小冊子之一中說，十月革命后，在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tài)、精神領域自發(fā)無序的狀態(tài)下，社會主義并不等于就是鐵的計劃和紀律。這是為孟什維克的勝利而歡呼，為社會革命黨人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思想唱贊歌。但是，這在列寧和他的同事那里遭到了堅決的回擊，他們說，“首要的制高點”就是科學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
    我覺得，在今天，尤其尖銳的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那些偽裝成道德和精神“凈化”的追求時髦的文章作者們，模糊了社會意識形態(tài)、公開性和鼓勵非社會主義的多元化之間的界限，而正是這條界限規(guī)定了我們在大眾思想領域進行改革的底線。我想再次強調，就像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正是要在精神領域首先采取行動，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同志們，原則是無論以何種理由都不能放棄的。”這就是我們正在堅守的、未來也將繼續(xù)堅守的原則。原則不是贈送給我們的禮物，而是在祖國歷史的關鍵轉折點上我們曾經所捍衛(wèi)的。
    （《環(huán)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9期，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