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開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喬木為首的20多位同志參與起草，[評論：這個史實沒有錯。]寫出“草案”后，[評論：由于這個“草案”開始沒有體現鄧小平原先的設想，因而也是經過鄧小平幾次否定后才出臺的。]于1980年10月先在黨內四千高級干部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又經40多位同志再審議，反復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評論：這倒沒錯]

　　在四千人討論時，我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評論：這是為了說明自己下文引用討論發言的真實性而作的必要交待。看來作者機謀很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評論：這與下文就有了矛盾，你“得悉”的是“一些情況”，而非全部，這又怎么反映四千老干部的整體討論的真實情況呢？]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干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評論：作為黨的高級干部，在評價黨的領袖和黨的歷史時，究竟應該持何態度呢？難道不應該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去歷史地具體地評論歷史人物和事件嗎？難道他們能夠像一個老百姓那樣以個人的好惡信口開河，“自由發言”嗎？像作者下文引用的這些人的發言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這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黨的歷史。這種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他們認識到沒有？這些高級干部也可以說是政治家了，如果他們沒有認識到，這就說明他們由于認識的局限，根本不配作無產階級的政治家，“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如果他們認識到了，還這樣做，那就說明他們不僅是私心在作怪，而且客觀上充當了“第五縱隊”的作用。這些人的黨性又到那里去了呢？他們之所以如此，無怪乎就是自己在文革中受到了沖擊，趁機發泄私憤吧了。如果黨的高級干部囿于這樣的認識和水平，我們黨真是前景堪憂啊！后來的腐敗現象如此嚴重，其來有自。如果說當時囿于個人的局限性尚未認識到的話，那么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成為蘇聯解體的歷史遠因，這種歷史悲劇不知現在這些人認識到了沒有？反正參與會議服務工作的郭道暉先生現在還沒有認識到。]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評論：這是指那些對毛澤東的極端言論而已，三十年了，郭道暉先生仍然記憶猶新，由此可見郭道暉先生的政治態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所謂四千人大討論，據我紀錄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書局在懷仁堂召開的干部會（擔任這次討論會的各組秘書參加）報告，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干部3000人。中央機關又分成三大塊：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高檢、高法和國務院）；軍隊（總政）。其中中直機關有256人，國家機關有446人，軍隊有373人，共分成35個組。其中，國家機關分了16個組。（據事后有關文章報道，實際參加的人數大約有5600多人,其中還有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名學員。）[評論：這里介紹參加討論的中央和地方的高級領導干部，雖然是歷史事實，但其用意卻是為了說明當時在中央非毛力量的強大性。在這里郭道暉先生對讀者耍了一個花招，他擺出了參加討論的四千老干部那樣強大的陣勢，然后將下面介紹的一些人的非毛言論說成四千人中多數人的意見，看他文章的題目就可以洞悉他的內心。但他畢竟也知道當時參與討論的不少見證人還在，不是郭道暉先生一個人的“孤證”，于是為了向讀者暗示還有許多非毛言論沒有列出，也為自己以后留下退路，同時也為了求得行文邏輯上的一致，少遭到別人的反駁，于是他在文章開頭才不得不交待這是自己“得悉的一些情況”。]

　　我所在的國家機關第一組（即人大與政法口）有30人：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些中共黨員副委員長如譚震林、李井泉、許德珩、肖勁光以及阿沛·阿旺晉美，還有正副秘書長武新宇、鄭季翹、邢亦民、張加洛、云北峰、趙伯平；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有楊秀峰、高克林、劉復之、王漢斌、鄒瑜、項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長江華、王維綱、何蘭階、鄭紹文、黃波、楊化南；高檢的正副檢察長黃火青、張蘇、王甫、李士英、陳養山、關山復。小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維綱、張蘇。此外，李洪林也參加了我們這個組，他不是作為秘書，而是作為參加起草小組的成員下到各組聽意見。[評論：列出這個組的這么多人來，是為了為非毛營造氣勢，混淆是聽。不過，我們要問郭道暉先生的是，你列出的這么多參加討論的人都非毛嗎？你是否對這些人的態度有過一個量化的分析呢？]

一、對文革前17年的評價

　　這是有爭議的第一個問題。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大家對這個結論不完全同意。[評論：這個“大家”是所有人呢，還是一部分人？郭道暉先生為了用參加討論的一些人的發言來達到否定建國前十七年的目的，他有意在這里用了一個籠統的術語，來誤導讀者。]因為建國后雖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設取得可觀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斷地搞運動，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幾百上千萬人。[評論：一個“某些方面”“可觀的成就”，一個“很大偏差”，依郭道暉先生看，自然“很大偏差”要遠遠超過“某些方面”的“可觀的成就”，那么否定建國前十七年也就順理成章了。作者在這里抓住了表象，放棄了對真實歷史的深入分析。建國前十七年，到底有什么錯誤，錯誤有多大？造成錯誤的原因是什么？那些屬于探索中的失誤？是指導思想上的問題，還是干部的作風造成的？大躍進時好多干部放“衛星”，是毛澤東讓他們那么干的嗎？難道不是毛澤東在全黨首先發現這種“左”的錯誤，而率先預以糾正的嗎？在張素華寫的一個七千人大會的書里引用了一個長期搞農業的黨內的極右派分子的話，這個人現在也承認“毛（澤東）本人沒有搞浮夸”，怎么在四千人的討論中不加分析地將錯誤一古腦都推給了毛澤東呢？現在解密的檔案越來越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當時參加討論的人都經歷了建國十七年的歷程，在那時也是大大小小的干部，如此對待歷史真讓人憂心啊！]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萬，實際上遠不止此數；[評論：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這就是現在對這個事件的評論。但為什么擴大化了？擴大化的真實原因是什么？郭道暉先生敢揭示出來嗎？當時是中央書記處具體負責反右運動，而書記處是誰負責的呢？反右斗爭擴大化，首先應該書記處負主要責任，毛澤東不過負領導責任而己。反右斗爭擴大化也與當時當權干部的官僚主義、個人主義嚴重，公報私仇有關。就象他們因為在文革中受到沖擊而在討論中拚命非毛一樣。如果歷史地看，難道不就是因為反右斗爭的擴大化，進一步暴露了干部隊伍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在思想教育沒有成效的情況下，才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整當權派的一個誘因嗎？]1958年，搞“大躍進”，實際上是大饑荒，[評論：這種武斷地判斷，只能說明作者的膚淺。郭先生，你了解大躍進的本質嗎？你深入分析過大躍進失利的原因嗎？到底那些屬于指導思想上的問題，那些屬于沒有經驗造成的，那些又屬于干部的浮夸造成的？造成失利，或者說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極為復雜。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一版中曾說，要是在廬山會議上繼續糾左，所造成的損失要小得多。廬山會議轉向，原因極為復雜。郭先生不對歷史進行深入地分析，卻這樣三言兩語地解讀歷史，這種方法不可取。]死了幾千萬人。[評論：你統計過嗎？你是憑什么得出這一結論的呢？]原稿還回避了建國以來出現的路線錯誤。大家問：文革前17年有沒有路線錯誤？有，[評論：是路線錯誤嗎？根據呢？]那么主要是毛澤東的錯誤，還是草稿所籠統說的是“黨的錯誤”？[評論：就算是“毛澤東的錯誤”，那么“毛澤東的錯誤”與“黨的錯誤”的區別在哪里呢？建國十七年間毛澤東所做出的重大決策，是他個人的決策，還是黨中央集體通過的。這是有案可查的呀，再說當時的多數當事人也都健在啊！既然是中央集體通過的，又怎么“主要是毛澤東的錯誤”呢？（假如真有所謂的錯誤的話）]這個有爭議。[評論：不僅僅是有爭議，而是存心找茬，要否定毛澤東。]當時大家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評論：當時在黨內確有一股非毛勢力，而且勢頭不小，將毛的“錯誤”說成是“路線錯誤”，以便將毛打成“‘左’傾路線的總代表”。就這股非毛勢力的骨干來說非毛是為將來反共，最終是為了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當然在這股非毛勢力中有一些人不過是對過去自己受到的沖擊不滿，發發牢騷而已，這些人是我們教育和爭取的對象。對他們也要進行分析，不要一概而論。]不能回避，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評論：立場不同，自然標準就不一樣。這并不奇怪。]

　　多數人認為，[評論：到底占多少呢？郭先生老是這么模模糊糊的。]草稿中許多評價是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的，[評論：郭先生為什么不說出到底是那些評價是為毛澤東辯護的呢？]很多提法都是說“黨”在這個問題上怎么錯了。[評論：郭先生的意思分明是嫌“草案”中對毛澤東批判的不厲害。]大家反問：[評論：又一個“大家”，郭先生的用語為什么這么不明晰呢？這可是有攜以自重之嫌啊！]怎么都是我們全黨犯錯誤啊？主要還是毛澤東犯錯誤嘛！[評論：怎么光有判斷，不見有史實根據呢？]這是有區別的。[評論：區別在哪里呢？為什么郭先生不說清楚呢？原則上講，只有在此期間毛做出的重大決策沒有經過黨中央的通過，才是有區別的。當時，真是這樣嗎？]我的印象中，[評論：在這樣大是大非關于黨的領袖和歷史的評價問題上，事隔三十年了，僅憑自己的“印象”，憑腦袋瓜子中的記憶行事，而不會查閱相關的檔案記錄，能是嚴肅認真地探討問題嗎？]會上強調毛澤東有錯誤的人多；[評論：是這樣嗎？你能不能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來？光憑“印象”可不行啊？]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過去對毛主席有迷信，“總以為毛主席是對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駑頑跟不上，前途遙見太陽紅’,對毛主席有一種宗教感情。”（張執一發言，見中直機關第2組第1期簡報，簡寫“中直2—1”，下仿此）[評論：這并不奇怪，不論那個時代都會出現投機者，靠懺悔過去來求得自己將來仕途的風光。]也有穩健持重的少數同志提出要從政治上、從全局上考慮，十七年和毛澤東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擔心這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第三世界有不利影響。[評論：是少數人嗎？這是郭先生想當然呢，還是真得就是這樣？]　　后來經修改通過的正式決議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評論：究竟是不是“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郭先生沒有拿出像樣的證據來，我們表示懷疑。不過，如果真像郭先生說得那樣—參加討論的四千老干部多數人非毛，他們占多數的意見卻沒有被接受。這發生在號稱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辟了民主新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卻出現了如此嚴重違背民主的事件，這又是一個多么辛辣的諷刺啊！郭先生這里實際上暗含著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意思，不過他說得比較含畜，需要我們分析一番才能看出其本意。這里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借史諷今”。]而主要決定于當時主持起草的胡喬木和中央領導人的意見。[評論：這是在批評主持起草決議的領導人沒有接受他們“多數人的意見”。郭先生在這里又打了一個馬糊眼，他用“中央領導人”來代替鄧小平，就是為了怕別人看出他在這篇文章中的心思，也就是今天中國極右派通行的邏輯，從倒毛到倒鄧，最后反共，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連有九次講話（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310頁），[評論：實際上比這還多。就這九次講話，還只是節錄。]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對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頁）[評論：這是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遠見所在。就這一點上來說，鄧小平是英明的。因為他看到了一旦否定了毛澤東所帶來的巨大隱患。]

二、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爭論中第二大問題。其中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是否包括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思想？[評論：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什么呢？當年被認為毛澤東錯誤的思想經過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發展恰恰在不斷放射出真理的光芒，以致于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位領導在當年撰寫《毛澤東傳》后在社科院的報告中坦稱，我們沒有把所有的東西寫入《毛澤東傳》，這還不是因為有損于毛澤東，而是對現在某些人不利。對那些人不利呢？這位文獻室的領導風趣地說，我只能說到此為止，再說我就要犯錯誤了。我們可以設想，這里的某些人，肯定不是林彪“四人幫”，從邏輯上看應該是在毛澤東在世時有重要影響而在文革結束后在臺上掌權的那些人。]要不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爭論也很大。[評論：這恰巧說明當時黨內思想混亂，這是隱憂啊！]因為黨的八大已經不提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了。[評論：這是毛澤東建議的，你知道當時的具體原因嗎？]后來搞個人崇拜，重提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評論：在中蘇論戰開始后，當然要打起我們自己的旗幟來，這是當時政治上的需要。]但晚年的毛澤東犯了大錯誤，那么“毛澤東思想”是不是也應當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評論：又繞回來了，這是先有一個主觀的認定，“毛澤東犯了大錯誤”，毛澤東思想應該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然后，借口毛澤東思想有“錯誤思想”，因而最終否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郭先生也真是用心良若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錯誤思想？哪些是錯誤思想，怎么看？[評論：先提出一個設問，然后引起下文。界定“錯誤思想”的標準是什么，郭先生的標準又是什么呢？就一定正確嗎？]按原稿的意思，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于毛澤東思想，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對。[評論：又一個“很多人反對”，到底是多少人呢？為什么不說清楚呢？郭先生如果不是愉懶的話，就是這里面似有難言之隱。因為就郭先生的身份是完全有資格查閱當年討論的檔案的。為什么郭先生不去查閱檔案將“很多人反對”這個模糊的泛指，而量化為一個清晰的數字，讓我們看到到底參加討論的四千老干部中的多少人來“反對”呢？這樣查閱檔案得出的數字可是更有說服力啊！郭先生怎么就忘記了呢？個中奧妙難道不是發人深省的嗎？]

　　大家也不贊成把毛澤東的錯誤歸結為全黨的錯誤。[評論：這里的要害是“毛澤東的錯誤”到底是不是錯誤？毛澤東做出的決策在黨中央通過沒有？如果在當時有一些人認識不清尚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在今天郭先生還持這樣的觀點可是別有用心啊！王震在文革后期為發泄對文革的不滿幾次說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剖腹自殺，但在他去世前卻表明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心，并且由衷地感嘆到：毛主席至少比我遠看五十年。我想，王震一定為他過去的一些作為感到慚愧。郭先生，你到今天廣大工農大眾中去談“毛澤東的錯誤”，看看他們會認可你的見解嗎？在神州大地上一波一波此起彼伏的毛澤東熱，難道就不能反映廣大工農大眾的心聲嗎？當然，這被你們視為“極左思潮回歸，文革余孽復出”，立場不同，也就認識不同，這也并不奇怪。]因為起草人要為尊者諱，所以一到某個具體問題，原稿往往說“黨”沒有認識到。[評論：是這樣嗎？就是在決議公布后，拋開當時的干部不說，就廣大工農大眾來說，都認為對毛澤東的批評過頭了。我可是親眼目睹的啊！]甚至還說，當時受國際修正主義的壓力，害怕中國變修，所以毛澤東才搞文革。這是把自身的錯誤歸咎于國外原因。[評論：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到國外原因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而郭先生將此“歸咎為國外原因”，則是郭先生的主觀臆斷。]

　　高法副院長王維綱同志認為，毛主席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極作用估計過高，怕他們造反，這是一大病根。[評論：那么現在的民族資本的消極作用有沒有呢？有多少呢？它對國企的發展和政治腐敗到底起個什么樣的作用呢？我們現在卻是盡講其積極作用，而對它的消極作用視而不見。盲人摸象，自以為是。民族資本不一定非要造反，而是通過收買、同化和滲透，尋找它的代理人，從而使黨和國家的決策向有利于維護它的利益的方向發展。難道這不值得我們警醒嗎？毛澤東當時的顧慮是多余的嗎？]他在建國初期講“人民民主專政”，還不一定是對民族資產階級專政；[評論：有幾分道理。毛澤東對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明確的界定。]而后來講“無產階級專政”就把矛頭對著資產階級，把知識分子也都歸入資產階級，甚至說黨內也有資產階級、走資派等等。[評論：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兩者不能對立起來。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標志著經濟領域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勝利，但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尚有待于取得勝利。如果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取得勝利，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也難以得到筑固，在復雜的內外因素的作用下，資本主義復辟隨時可能出現。這就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要義所在。從這里看，恰巧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當然，文革的經驗教訓尚有待于總結。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是寄于厚望的，但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依附于不同的階級，具有依附性、動搖性。后來，毛澤東提出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就是要改變知識分子的依附性、動搖性。有些知識分子在文革后控訴所受到的迫害，也不過是多參加了點體力勞動而已。當然，反右和文革期間，有的官僚干部為扭轉運動方向，維護自身利益，因而曲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這并非毛澤東的本意。實際上毛澤東在文革期間還是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批接班人的，只不過由于不理想才不得不作吧。至于黨內有沒有走資派呢？還是讓三十余年的歷史來說話吧。]建國以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參加政權只有名義，一直沒有真正掌權，絕大多數人也并沒有反對我們。[評論：能讓他們真正掌權嗎？至于“絕大多數人也并沒有反對我們”，從階級屬性來說，不存在不反對的問題，不過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弱小，時機又不成熟，他們不敢而已。盡管這樣，他們也是時不時要“偶而露崢嶸”。比如，三年經濟恢復時期的“銀元之戰”、“米棉之戰”，對志愿軍供應的假冒偽劣產品以及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進攻等等。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有此警惕是必要的。]他對資產階級和階級斗爭估計過高，把革命的對象完全搞錯了。[評論：不是“估計過高”，而是有人曲解了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又由于沒有經驗，所以才造成了那樣的后果。為了使政權不變質，光靠干部的“修養”是不行的，還必須組織群眾，來整黨。關健是黨的領導干部自身正不正，“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則不從。”因而，毛澤東將矛頭對準黨內的干部，要燒一燒干部，但不要燒焦了。三十余年來，干部腐敗的愈演愈烈，不是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的遠見嗎？]才產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見國家機關第一組第一號簡報，簡寫為“國1—1”，下同）[評論：這種對反右和文革的解釋是膚淺的。]

　　團中央胡克實同志在發言中指出，決議草稿第60頁13行說“毛澤東同志沒有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決不能夸大說是馬列主義新階段”，這與草稿另一處說“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是矛盾的。[評論：這里果真是矛盾嗎？胡克實這時實際上是以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名，否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胡克實這樣做，到底是他的認識水平低下呢，還是他感情用事呢？值得深思。]馬列主義尚且沒有講什么“體系”，而毛澤東沒有“全面發展”馬列主義倒成了“體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體系，如“繼續革命論”、“黨內資產階級論”等等。[評論：不知胡克實去世前是什么態度？]

　　張香山同志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馬列主義體系中的錯誤只是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或只是過時的，不是系統的，路線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國13—13）[評論：張香山把毛澤東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頭子伯恩斯坦相比，是要徹底否定毛澤東了，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了。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現在我們要深思得是為什么張香山這些人對毛澤東有著刻骨的仇恨？]

　　李維漢同志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

　　1. 熟悉新民主主義，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評論：果真是這樣嗎？那么，你們心目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樣呢？我們看到在毛時代，中國分配均勻，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綜合國力蒸蒸日上，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不斷掀起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中國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不斷獲得筑固。]

　　2. 熟悉農民和地主，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評論：如果說不熟悉資本家是因為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當時中國的積極作用，因而社會主義改造搞得過快了，過早了的話，那這不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嗎？至于“不熟悉產業工人”，這不是說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不熟悉無產階級嗎？這個發言的目的也就很清楚了。]

　　3. 熟悉農業，不熟悉工業；[評論：一個“不熟悉工業的領袖”，在他在位的二十七年間，在外國孤立、威脅和封鎖的情況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搞出了“兩彈一星”，初步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被人譽為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跡。]

　　4. 不懂政治經濟學，很晚才讀經濟學教科書，才研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評論：怎么才算早呢？毛澤東“不懂政治經濟學”？我們可以看一看鄧力群整理的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談話錄，直到今天為止我們仍然對毛澤東那天才般的真知灼見嘆為觀止。那里面有走集體化道路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設想，可惜后來我們沒有按他指引的方向走下去。]

　　5. 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評論：是這樣嗎？不要抓其一點，不及其余。搞經濟能不講政治嗎？在毛時代，主要是奠定中國工業化的基礎。要快速實現工業化必然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和梁漱溟爭論的實質也就是當時中國要不要工業化的問題。要發展重工業，進行資本積累，就需要大量投資，中國是個落后的農業國，因而就要依靠農業為工業提供資本積累，同時要求全民壓縮消費。當時，為了中國的國防安全，我們開展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研究，建立了一大批國防工業，這在當時這樣做也是必要的，它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和國家安全效益可以使我們受益無窮。可我們反觀今天，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程度日益嚴重，我們又有多少真正屬于自己的核心知識產權技術？在這方面還是要多一點政治經濟戰略家的視野，少一點帳房先生的精明。]

　　6. 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評論：毛澤東可是說過“老九不以走”啊！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知識分子是一個階級，文革就是要改造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人的世界觀，這是文革的目的，是筑固社會主義的必要保證嘛。]

　　7. 搞農民平均主義，19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評論：毛澤東搞農民平均主義嗎？你有什么證據嗎？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建國以后的著作，毛澤東可是一直反對農民的平均主義的，這也是從一九五八年起毛澤東首倡糾“左”的原因。許多人曲解了當年毛澤東印發《張魯傳》的目的，實際上毛澤東是反對張魯搞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的。人民公社必須要辦工業，反對平均主義，否則人民公社是要垮臺的。毛澤東當時抓住反對兩個平均主義為突破口，提綱挈領，在人民公社內形成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這在當時黨內就連被稱為經濟恢復“能手”的人也認為除了分地（或包產到戶）外，否則需要八年恢復期的情況下，毛澤東決不動搖，在堅持集體化的情況下，結果僅用二、三年時間就恢復了經濟。至于“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術語不是李維漢的發明。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上書里的話，后來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又引用這句話并對此進行了駁斥。有些人老是從這里面作文章，認為當時彭德懷上書，刺了毛澤東，毛澤東容不得批評。其時，歷史的真實遠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廬山會議極為復雜，恐怕到現在有些資料也沒有公開。毛澤東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毛澤東在這里的反駁主要是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起來了，雖然有些事辦錯了，是好心犯錯誤，但要從愛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出發，而不是一味的諷刺挖苦，潑冷水。費孝通曾經于一九九八年在河南商丘說過，許多人誤解了毛主席辦人民公社的本意。中國貧窮、落后、動亂的根源是小農經濟，毛主席辦人民公社就是要消滅小農經濟，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8. 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評論：當時該不該批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搞的一套有沒有修正主義？赫魯曉夫的政策措施與后來蘇聯解體又有什么關系？當時批判修正主義使我們從蘇聯陣營里面擺脫出來，對于維護我們的國家主權和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這不是很明顯的嘛。至于說“閉關自守”，文革中期的中美關系正常化是“閉關自守”嗎？隨后，在對外貿易中施行的“四三方案”是“閉關自守”嗎？]

　　9. 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

[評論：這里說得“四個大破壞”，可能是指“破四舊”吧。文革初期造成那樣的“破壞”，不知當時想扭轉運動方向的干部及聞風造反的“紅五類”（比如聯動）應當承擔什么責任？]

　　10. 鉆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評論：這也居然成了毛澤東的一條錯誤。毛澤東雖然酷愛讀書（當然也包括古書），但他反對讀死書，主張結合實踐，學以致用。這從他多次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也可以從他在文革期間搞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創辦五七干校的政策措施中反映出來。]

　　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調“矯枉必須過正”，“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把赤貧分子（流氓無產階級、“痞子”）和貧農一起當革命先鋒。到八七會議后搞農民起義，普遍發生這種“左”傾。在哲學思想上強調斗爭的絕對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點，不計其余；“左”比右好，長期反右不反“左”。[評論：這是揭示毛澤東“犯錯誤”的歷史根源和理論根源。這不免有些牽強附會，望文生義。]（反右擴大化不是他一人負責，我也是有責任的。反右斗爭是個很復雜的過程。我向部里建議把這件事從頭到尾做個總結。）[評論：這算說了一點實話。作為長期在中央工作的一位高級領導干部，參加反右運動的當事人，他不會不知道書記處在這個運動當中的具體責任。但實際上李維漢卻將書記處在反右擴大化過程中的的責任有意隱晦，這又是為什么呢？]他把文革與打倒蔣介石并列起來，值得深思。（中直5—30）[評論：這實際上就是把文革與蔣介石等同起來。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如此總結歷史，就是在當時情況下，也是不可取的。這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愈到今天我們愈看到這種認識的淺顯。李維漢常常自稱是毛主席的學生，但我們看到李的這樣一篇發言，如果這是真實的話，不僅使我們發問為什么李維漢要這樣做呢？當然，學生不是不可以批評老師，但是在什么場合下批，用什么方式批不是應該有加以考慮的必要嗎？回想在一九八0年李維漢對鄧小平說了一段話，要鄧擔起反封建的任務，從而引發了鄧小平《關于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講話，鄧也改變了對李維漢的印象。我們不能不看到李身上仍然有著明顯的官僚色彩。當然，他寫的《回憶與研究》，公開講自己的錯誤，這是很難得的，一般人還真是做不到。]

　　中調部副部長劉志漢說，我們跟著老人家奮斗28年，打倒了國民黨，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跟著他干了27年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差一點讓同一個敵人——國民黨（指四人幫）給滅了。[評論：“四人幫”是不是等同于國民黨，“四人幫”到底是極“左”還是極右？從發言看劉志漢是一個隨大流的人。]

　　會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讓我從哲學思想方法上論述一下“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問題，寫個材料。[評論：其目的是為了否定毛澤東思想。]我根據我個人的理解，并參考討論中一些發言的觀點，草寫了一篇《對“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的質疑》，論據大致有以下幾點：

　　1. 在思維方法上違反真理的相對性原理，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了超越歷史局限性和個人認識的局限性的絕對真理。[評論：大而無當，言不及義。誰這樣講呢，是毛澤東嗎？請看毛澤東關于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原理的論述，以及文革期間毛澤東對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態度。]

　　2. 不符合歷史事實。毛澤東思想是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不能只是正確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錯誤思想。何況文革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曾號稱是毛澤東思想的頂峰、馬列主義的新里程碑，是絕對正確的，而現今實踐已證明它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評論：就如郭先生說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錯誤思想”，那么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的指導思想，是科學的理論體系，也不應包括被郭先生稱為“錯誤思想”的理論啊！郭先生的意圖很明確，也就是以此達到否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進而達到否定毛澤東的目的。]

　　3. 不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宣稱毛澤東思想不包括其錯誤思想，就不可能用實踐去不斷檢驗其真理性；更妨礙人們辨別是非，導致迷信，將其錯誤當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論：凡是某個領導人或黨中央認定是毛澤東思想的，就都是正確的；或凡是我們現在認定是正確的，就都歸入毛澤東思想。[評論：這是在詭辯。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否不是某個領導人說了算，甚至也不是毛澤東自己說了算，判斷毛澤東思想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實踐，也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毛澤東思想放射出燦爛的光輝。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現當然不包括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當時認為是錯誤的東西，不過是有些人的感情渲泄和“政治需要”， 這就不免使郭先生進入認識的盲區，影響郭先生理性的思考。如果說當時認識存在誤區是囿于形勢的局限，那么在經過了三十年后，郭先生仍然囿于當時的成見而絲毫不見改變，就只能是本性使然了。]

　　4. 說毛澤東思想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錯誤思想，那也意味著否認真理的實踐標準，因為集體的思想也有歷史局限性或認識的偏差，也可能集體犯錯誤。[評論：這怎么就否認真理的實踐標準了？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貢獻最大，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集中概括。郭先生在這里的論述雜亂無章，不得要領。]

　　5. 把黨的其他領導人或全黨的實踐和智慧成果，都歸到毛澤東個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這等于說：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不屬于毛澤東思想（我的錯誤不是我的）；別人的正確思想都歸入毛澤東思想（你的正確倒是屬于我的）！[評論：毛澤東思想是科學體系，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又是全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多次說過，毛選那里是我的著作，是烈士的鮮血凝成的。郭先生這里的論述頗有點潑婦吵架的味道。]

　　6. 為了剔除毛的錯誤思想，而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加以區別，也難自圓其說。文革中毛每講一句話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區分哪是毛澤東思想，哪句只是“毛澤東的思想”？！[評論：虧你想出了這么多的點子，誰又讓你挖空心思呢？有點畫蛇添足之嫌。]

三、對毛澤東個人功過的評議

　　關于對毛澤東個人的評價，也是這次會議的熱點。據本組和其他組的簡報所載發言，雖然大都對毛澤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績無大分歧，但對他在建國后掌權以來的歷史實踐，則殊多非議，有的還十分尖銳。[評論：這樣放開對領袖的評論，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當時的主導者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了嗎？]

　　討論中涉及建國以來的許多事件，都與毛個人的決策及其為人、行事的思想作風相關。[評論：這里顯然缺乏客觀公正的態度，滲透著濃厚的個人感情色彩。作為對歷史的評價來說，這種方法不可取。]

　　李頡伯同志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評論：李頡伯在文革中挨了斗，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懷疑毛澤東的動機，對毛澤東進行人身攻擊。可悲啊！可惜李頡伯死得早了，不然，看到后來的吏治腐敗，不知他會有何感想？]這場浩劫實際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會議上就種下了根。這次會上，周總理講話，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陳云、富春、先念都講了類似的話。在這之前少奇還組織人寫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會上毛主席沒有吭聲。后來乘反右斗爭勝利和自莫斯科參加第一次會議歸來，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開了南寧會議，在會上就發作了，說你們1956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同志說了什么，陳云、富春、先念同志說了什么，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評論：批評的對錯先不論，作為中央主席，毛澤東究竟有無批評的權力？應該怎樣對待領袖的批評？對領袖的批評如此上綱上線，到底是為了什么？]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著赫魯曉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評論：李頡伯顯然認為毛澤東是因為怕別人作秘密報告才批評周恩來等人的。我們要問，毛澤東說過這個話嗎？如果說過的話，他又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說的這個話呢？作者不作交待，斷章取義，不可取。]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這些同志。黃敬同志在散會后就得了精神病，后來得腦血栓去世了。[評論：黃敬得病與此有必然聯系嗎？從李頡伯的發言看他顯然認為毛澤東是“殺害”黃敬的兇手，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在文革期間李頡伯遭到批判時被稱為“某、某資產階級司令部伸向全總的黑手”，不知當時的批判是真是假？不過，從他這次露骨的非毛言論看，顯然又是為人充當打手的角色。這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文革期間對他的批判并非空穴來風。]

　　房維中同志在一次插話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計委工作，經過算賬，認為達不到預定鋼鐵翻番的指標，報告中說了些含糊話。毛很不滿，批評富春是“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懸冰之凍。”（國4—18）[評論：果有此事（指鋼鐵預定翻番的目標），李富春為什么不直接向毛澤東報告？據現在公開的史料，鋼鐵翻番雖是毛澤東確定的，但也并非心血來潮，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查研究的。直到幾十年后，當時的冶金部長王鶴壽仍然坦稱毛澤東問鋼鐵翻番的時候，自己作了肯定的回答，并非是存心說假話，而是認為小土爐改造后確實能實現。這里主要是經驗不足的問題。后來為鼓足干勁，是薄一波建議鋼鐵翻番指標登在報上，結果從上到下搞的很被動。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原因是復雜的，教訓是深刻的，一味地批判無益于總結經驗教訓。]薄一波同志發言中也談到這個會上毛主席批評劉、周等人說：“你們反冒進，我要反反冒進！”會議氣氛非常緊張。毛主席拿出柯慶施寫的一篇《乘風破浪，力爭上游》的文章，問周總理：“總理，你看過沒有？你能寫出來嗎？”總理說：“看過了，我寫不出來。”（國8—27）[評論：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就是不講客觀規律了嗎？當時，干部浮夸風嚴重，是毛澤東讓他們這樣做的嗎？還是看看現在已經公開的毛澤東的批“左”講話，難道不是發人深省的嗎？現在好多人，為保護自己，將責任一塌括子推到毛澤東身上，這合理嗎？]

　　李頡伯說，1959年上海會議，毛主席又批評劉、周、朱、彭（德懷），說我是主席，是統帥；副統帥就是總書記——實際上包含了要把劉少奇同志作為接班人撤下來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傾以后的歷次黨內斗爭，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國5—21）[評論：這是李頡伯個人的主觀猜想，毛澤東當時并未有換劉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李頡伯在解釋文革產生原因的時候，將黨內斗爭和文革之間劃了一條直線，放棄了對文革復雜原因的深入分析。]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同志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評論：用“親耳聽到”這樣的話是為了更進一步說明自己論述的真實性。]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評論：胡先生，你弄明白毛澤東這話的真實意思了嗎？既使是你“親耳聽到”的也是這樣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期間，毛澤東印發《張魯傳》，意在告誡全黨如果像張魯那樣搞平均主義，人民公社是要垮臺的。到了八十年代非毛的時候，便把毛澤東當時印發的《張魯傳》來作為論據，硬說毛澤東要搞農業社會主義。還有毛澤東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蘇聯所講的關于原子彈的觀點，意思是說在帝國主義的核訛詐面前社會主義陣營不要怕，不要屈服，不要示弱，不要投降，不是被赫魯曉夫誤解為毛澤東不知道原子武器的破壞力嗎？像這樣的事還很多。]他說：“當時我聽了很吃驚。[評論：那是因為你理解錯了，自己的原因嘛！何必大驚小怪呢！]無產階級領袖怎么用這種語言呢！[評論：毛澤東可是一個語言大師啊！一般人還真是難以理解并準確把握毛澤東的話，當然也包括像胡先生這樣的高干。]主席后來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評論：胡克實將毛澤東注重發揮人的主動能動性歪曲為“走上唯意志論”，毛澤東什么時候說過“個人意志”“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至于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胡克實在這里可能說得是文革破壞了憲法。我們可以看一看歷史上王朝興衰，不是沒有法律，但最后法同虛設，貪贓枉法，民不聊生，導致王朝更替。胡先生可能會說，我們是無產階級政權，和封建王朝性質不同，因而我們不會腐敗。這不僅使我想起了平津戰役后傅作義對華北局管財務的一個小干部說的話：我們國民黨掌權后二十年就腐敗了，你們共產黨怎么樣呢？這個干部就說了上面從政權性質的角度我們不會腐敗的話。飽經風霜的傅作義對這個回答并不信服，搖了搖頭。相比之下，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關于王朝興衰周期率的對話，則穿過歷史的時空一直回響到今天。毛澤東對黃炎培說，為避免王朝興衰周期率，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發動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致于懈怠。只有人人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想通過文革來探索一條社會主義民主的新途徑，從而走出王朝興衰周期率的怪圈，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話又說回來，我們當然應該重視法律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對法律的有效性也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我們的法律越來越多，現已形成了法律體系，以法治國叫得震天響，結果怎么樣呢？腐敗僅靠法律管得住嗎？司法腐敗卻是越來越嚴重了。從這一點認識上看，胡克實先生作為黨的高級干部實際上和剛才那位華北局小干部的水平差不多，還是屬于團干部的水平。]毛主席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決議草稿上沒有“機會主義”四字）。……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么變成機會主義者、專制主義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觸及本質問題，才能解釋。[評論：這就是說要對毛澤東上綱上線，為否定毛澤東作準備。]不能用（草稿中的）驕傲情緒、主觀上要反修防修來概括，否則群眾不滿意，我們這些正統派也不誠服。”[評論：嫌原稿中對毛澤東的否定不夠，這是在泄私憤，難道胡先生不知道一旦否定了毛澤東后會對中國共產黨的未來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嗎？胡先生的政治敏銳性可是不高啊！胡先生自稱“正統派”，有你這樣的“正統派”嗎？別打群眾旗號了，你到工農群眾中去問一問，他們到底滿意不滿意？]

　　胡克實還說，毛主席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評論：什么叫“出爾反爾”，形勢變了，人的思想也要隨著變化，算不算“出爾反爾”？]如1953年團中央起草團章，上面有“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一語，毛親筆勾掉，還囑咐我們不要再這樣寫；可是在文革中卻把這事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評論：是造反派說的，還是毛澤東說的？]我們挨斗，過不了關，他卻不出來吭聲。[評論：你挨斗，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是不是要求毛澤東對受沖擊的每一個干部負責？群眾運動剛發起的時候，毛澤東當然是不便于講話的，后來你被“解放”是不是得益于毛澤東文革中的干部政策？]又如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要批左，卻變成批右。[評論：你知道轉向的詳細原因嗎？]1962年七千人大會，他大講民主；沒幾個月，在十中全會上大批翻案風。[評論：那是因為形勢變了，既使從今天的角度上講，毛澤東在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仍是繞梁三日不絕。]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決定下馬，主席并未反對；但情況剛好轉，他又大批下馬風。[評論：情況好轉了，還需要繼續“下馬”？]文革派工作組是主席批準的，后來卻說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評論：那是因為工作組壓制群眾的造反情緒，扭轉運動方向造成的。]1972年剛批林，又批“右傾回潮”。[評論：當時到底有沒有人借批林搞“右傾回潮”？]他批別人（對他）搞突然襲擊，他自己就搞。[評論：毛澤東作為中央主席，對干部的批評是“搞突然襲擊”嗎？]剛批了幾天四人幫，轉過來馬上批鄧。[評論：毛澤東該不該批“四人幫”，看來胡先生是沒有疑問的。批鄧是因為鄧小平要通過整頓“系統糾正文革的錯誤”。]……他這一張一弛，把全黨搞得不知所措了。[評論：應該說是像胡先生這樣的人“不知所措”了。]

　　夏衍發言中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評論：當然有過了，毛澤東就多次講過他的過。毛澤東在起草第一個歷史決議的時候就說，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名下，說成代表可以，要說成一個人，那就不成為一個黨了。夏衍在這里說得“有功無過”是為否定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打開突破口。]他主要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蔣介石連續發出三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發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變態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即“和平民主新階段”。[評論：毛的改變態度可能受到期大林的影響，但這里說成決定性的影響，未免有些言過其實。看看毛澤東是如何批王明的吧，“ 為別人想得多，為自己想得少。”毛澤東做出決策從來都是從我們黨的根本利益出發，毛澤東之所以改變態度去重慶是因為去對我們有利，這是毛澤東這個決策的根本著眼點。]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在對敵斗爭中兵不厭詐，用權術麻痹一下敵人未嘗不可；但后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評論：什么是“和平民主新階段”，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層的內幕你知道嗎？看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關于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是針對誰寫的？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內戰爆發的時候還有人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和國民黨妥協。要不是毛澤東決定打下去能有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誕生嗎？]又如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講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許滌新等從香港到北京，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請示，毛又一再講要讓上海的資本主義有一段發展的時期，還講一定要把榮毅仁、劉鴻生留下來，因為他們比我們懂得管工廠。[評論：對啊，這沒錯。]少奇同志也講了同樣的話，聲明是中央的決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講過渡時期要消滅資產階級，讓資本主義斷子絕孫。這也就是“興無滅資”的祖本。后來還批判劉少奇講“剝削有功”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國12—14）[評論：形勢變了，毛澤東的思想也會變化。夏先生，你明白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觀點區別在哪里嗎？如果認為中國當時應該搞新民主主義，自然會贊成劉少奇的觀點；如果認為中國當時應該向社會主義過度，自然會贊成毛澤東的觀點。認識不同，立場不同，結論也就不同。]（關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過,譚震林同志很激動地談到在蘇區搞“富田事變”反AB團殺了部隊里許多革命同志的教訓,詳見郭道暉:《毛澤東發動整風反右的初衷》，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此處不贅）[評論：反AB團情況很復雜，毛澤東從中總結教訓，后來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既使在文革中，這一政策也沒有變化。難道譚老板不知道嗎？縱然譚老板在文革中拍案而起，言辭激烈，但除了遭到批判外，不是也安然渡過了文革而活到了一九八三年，以致于在四千老干部討論的這個場合也隨風說了如此不大得體的話嗎？]

　　王光美同志發言中說，四清時我寫的“桃園經驗”，主席看過，很欣賞，還推薦給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看。[評論：是“很欣賞”“桃園經驗”嗎？王光美可能誤會了。毛澤東欣賞的可能是王光美親自下鄉進行調查研究深入群眾這件事，她以劉少奇夫人的身份這樣做更具有象征意義。]他在少奇當選國家主席那天，召開中央擴大會議，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幾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號。[評論：在四清中劉少奇到底有沒有“左”呢？整黨內當權派是“更‘左’的口號”嗎？看看今天的干部現狀吧！]這次會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說，你身體不好，可不必參加。但主席參加了。另一次會上他講四清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時，少奇插話說，是各種矛盾交叉一起，很復雜，還是有什么矛盾解決什么矛盾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發脾氣，說“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說話！”[評論：毛這樣說事出有因。毛當時認為要按一線的負責人這樣搞，他及許多先烈畢生奮斗的事業將付諸東流。外人看來似乎是劉、鄧對毛不夠尊重，毛擔心失去權力。其實，這種解釋是錯誤的。看看現今公開的歷史檔案吧，毛澤東當時可是在沒有任何人逼迫他的情況下，主動退居二線的，國家主席只當一屆，兩個主席（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都要讓出去，只做名譽主席，僅以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在黨的會議上發表講話。]談到高饒事件，王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評論：是反周，還是對周提出批評呢？兩者可不能混為一談。]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黨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并自己承擔責任。[評論：王光美女士說是由于劉少奇的反對才導致這一次“反周”沒有成行，劉少奇為此承擔了責任。不過，縱觀遵義會議后毛、周之間長達四十年的合作，他們在主要問題上沒有出現本質性的分歧。毛清楚周的弱點，但一直重用周，既使在周重病的情況下也不例外。王光美女士的說法與我們了解到的史實存在出入。當然像這樣與史實有出入的回憶還有一些。比如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在中央文獻出版社編寫的《毛澤東傳》中引用吳冷西的回憶：七月二十二日晚，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第二天開大會。可在她回憶廬山會議的文章里，說七月二十三日早劉少奇吃了安眠藥正在睡覺，她一接電話，聽說是毛主席召開的會，急忙叫起劉少奇，劉少奇起來后迷迷糊糊地走了。從她的回憶看，似乎劉少奇沒有參加七月二十二日晚上的會，不知道七月二十三日要開大會。她的回憶恰好“印證”了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說的“聽說別的常委也是臨時通知的”這個說法。不知道王光美女士是不知道呢，還是有意這樣說？文革后，王光美女士對毛、劉之間關于文革的分歧也談了一些史實，但總的來看王光美對中共黨內斗爭的認識給人一種當局者迷的感覺。當然，文革后，總的來看，王光美能以一種比較平靜的心情來看待毛、劉之間的分歧，在她去世前又組織了毛、劉兩家的聚會，顯示了她寬容的胸懷，這是很難得的。]后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評論：毛澤東真得“默許”嗎？證據呢？高崗宣傳“軍黨論”，說“打江山的沒有做上江山”，要求平分權力，向當時一線的領導人發起沖擊，在他背后有一批在軍內有重要影響力的高級干部支持，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支持，高崗能倒嗎？]有的同志還以為毛主席支持高崗，他們才跟高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錯誤，是16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里藏針。”他說1957年反右時，就有人指出，[評論：這里的“有人”是指誰呢？街頭巷尾的議論也能用來作為談論如些嚴肅的政治問題的依據嗎？]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而是怕黨內出赫魯曉夫。[評論：赫魯曉夫在歷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現在難道還沒有定論嗎？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未雨綢繆，防止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歷史已經證明這是個具有戰略性的洞見。夏先生引用這話旨在說明毛澤東生性多疑，擔心死后有人反對自己。這真是妄自猜測，毛澤東擔心的不是有人反對自己，而是自己死后，路線變不變，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這才是毛澤東的隱憂。從歷史的角度看，毛澤東過慮了嗎？]1958年毛主席才65歲，就有“老年性多疑癥”。（國12—14）[評論：可悲啊，如此進行人身攻擊，怎不令人齒冷。]

　　李銳同志在會上著重回憶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全過程（從略），其中談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他私下議論毛，談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變化太快，易生反復，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評論：田家英作為毛澤東的秘書，有問題不直接向“主公”提出，而是喜歡在背后和一些人議論。不知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毛澤東最反感當面不說，背后亂說的人，師哲為此曾挨過毛澤東的批評。廬山會議期間，田家英曾用內線來打探毛澤東的動靜，并將一些內幕通報給李銳等人。田家英這樣做，當然是違犯紀律的，也是不道德的。不過，話又說回來，也真虧田家英多嘴，才使得像李銳在廬山會議期間夜美廬向毛澤東告密，不惜下跪求饒這樣隱密的事捅出來，為后人搞清廬山會議的真象提供了條件。]還喜歡別人寫檢討，[評論：犯錯誤了，寫個檢討，以求有一個深刻的認識，有何不可？只有不愿意改正錯誤而又怕別人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的人，才不愿意寫檢討。]有時為達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擇手段。[評論：是那些事“不擇手段”了，泛泛議論可沒說服力啊！]反右前，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來自黨內的阻力。在批發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談話）時舉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對李銳）說：“沒有這回事，我根本沒有反對過鳴放。這是不顧事實，借題發揮。這種例子不是個別的。”[評論：是毛誤解了田家英嗎？田家英作為毛澤東的秘書，“情同父子”，他可以向毛解釋啊，那不就消除誤會了嘛！難道他向毛澤東解釋了，毛澤東還固執己見嗎？這當面不說，背后責怪，算什么事呢。]李銳還說，在廬山，毛澤東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較融洽，承認1958年有些事他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干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談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評論：李銳的意思是說毛澤東的“自省之意”廬山會議前期有，后期就沒有了。別忘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后可是幾次做自我批評啊，直到一九六二年一月還在七千人大會上當眾公開作自我批評，當時和后來的領導人有幾個有毛澤東這樣自我批評的勇氣。]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國10—14）[評論：應該把毛澤東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和糾正具體錯誤區分開來。當時由糾“左”轉為反右是因為毛澤東判斷有人要借機扭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這才是毛澤東同意反右的根本原因。導致毛澤東這個判斷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這里面少不了李銳先生的“功勞”。李銳先生也當局者迷嗎？還是不愿意說呢？為什么李銳先生在自己的名著《廬山會議實錄》里，不把自己當年告密、下跪的事寫上呢，那可更顯出老先生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啊。可惜還是讓你的“難友”周惠老先生給補全的，而你的形象在眾人心目中也就因此暗淡了。]1957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嘗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云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嗎？[評論：當年毛澤東在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后，是真心實意的開門整風的。可是當時有一些人卻趁機提出要和共產黨“輪流坐莊”，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毛才不得不反右。反右是毛澤東不得已的選擇，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毛確實說過“引蛇出洞”之類的話，那是在右派進攻開始后，當時黨內有人沉不住氣了，要反擊。毛說，讓他們表演一番，觀察觀察再說。有人總是曲解毛講話的原意，甚至把毛恢諧的語言也作為反毛的論據。]

　　農機部的宋敏之同志說，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評論：一個在晚年不顧個人的榮辱毀譽，甚至不惜在歷史的狂濤中埋葬自身，冒著被槍斃的危險，為了改造人的世界觀，完成政治思想領域里的社會主義革命，筑固無產階級專政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的領袖，竟然被稱為“不是偉大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說法可笑不可笑？]他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評論：如此說毛澤東，那么共產黨呢？中共的歷史可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走向輝煌的。這些人說起話來可真是無法無天。]張愛萍同志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評論：這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嘆啊……。]孫冶方同志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斗爭上來了。[評論：毛澤東讀過馬列著作沒有？答案是沒有疑問的。毛澤東讀馬列可能不如有些人讀得多，但是他最大的長處是學以致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踐，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我們看一看他的著作，回顧中國革命的勝利進程，這又有什么疑問呢？不在于“線裝書看得太多”，關健是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批判地吸取營養，這種勤學苦讀也成為有人批判的借口了。至于說，運用“帝王將相權謀”，純屬無端猜測。]（國14—3）朱德同志的秘書陳友群同志長篇發言中談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風問題，主要是他同朱總司令不和的過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評論：是朱老總說得嗎？陳友群怎么知道的？毛、朱“不和”主要是在軍隊建設思想上有分歧，比方說當時在組織路線上關于“家長制”和“民主制”的爭論。]陳友群還談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后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后面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評論：陳友群這是在撒謊。后來李銳引用陳友群的話到處招搖撞騙，結果被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張素華看不下去了，利用自己在文獻室的有利條件，查閱原始檔案，寫文章揭露了這個騙局。李銳為給自己挽回面子，便在《炎黃春秋》上撰文，“反駁”張素華，硬說張素華看到的不是“原始檔案”。]1956年我曾聽到田家英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百年后如何？”[評論：這不正說明毛澤東很清醒嗎，怎么也成了一個“罪狀”了？。]1959年廬山會議，起初朱老總認為彭德懷意見是善意，還為此做了一首詩：“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并對公社食堂問題提了不少意見。后來毛批彭總時，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就批評朱是“隔靴抓癢”，批不到要害。[評論：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有沒有批評的權力？朱德當時發言是不是不痛不癢，言不及義？]回北京后又組織高干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后，實際上剝奪了朱總的工作權利。（中直2—15）[評論：朱德年紀大了，據陳云說，過去開常委會，夜里十二點后，朱德就退席。朱德后來一直擔任委員長的職務直至去世，就是在九大也是政治局委員，這怎么能說剝奪了工作權利。]

　　副委員長許德珩同志說，梁啟超早年是維新派，后來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凱稱帝，寫了篇《異哉帝制》，聲稱“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即否定其當保皇派的過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戰！”[評論：這句話說對了，所以毛澤東發動了文革，而他的一些昔日戰友，卻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可是他卻是以今日之錯誤否定昨日之正確。（國1—1）[評論：這句話說錯了，這是許德珩自己的判斷。]

　　鐵道部的慕純農同志說，毛主席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預謀有意識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評論：慕純農這樣泄私憤，對毛澤東進行攻擊，也是有原因的。本來自己出身寒微，文化程度極低，參加革命后又不注重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沒有學到手，自己的世界觀也沒有得到根本改造，本身就抱著打天下做天下的觀念，因而在文革中吃了點苦頭，心中不滿，趁機出出氣。有人可能要問，黃克誠吃的苦頭比他更大，為什么黃克誠不是像他這樣呢？雖然黃克誠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文革，甚至像炮擊金門這樣的事不理解，但黃克誠是一個政治家，他清醒地意識到如果否定了毛澤東，會給黨和國家帶來什么樣的災難。另外，還有個人品這樣的問題。我們看黃克誠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講話就很清楚了。彭德懷去世的早，如果他在世，我相信他也會和黃克誠有相似的作法，不會像慕純農那樣。君不見，在這個討論中出現過健在的四位老帥的極端發言嗎？羅瑞卿在文革期間受了那么大的磨難，摔折了腿，但毛澤東去世后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追悼會上，硬是拄著拐杖單腿站了一個多小時，這怎能不讓人心生敬意！]周總理是累死的，氣死的，整死的。[評論：周恩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是累死的，也是被疾病折磨死的。請問：周恩來是被誰“氣死的”，“整死的”？是毛澤東嗎？當有人攻擊周恩來的時候，還是毛澤東出面制止了極“左”派的狂熱行為，給周“解得圍”啊！是“四人幫”嗎？不過參加梁效的周一良后來撰文說沒有聽說批儒就是影射周恩來。那又是誰呢？]過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總還留下幾個忠良。[評論：這是說毛澤東連封建帝王也不如。如此攻擊毛澤東，是否符合事實切先不論，你到廣大的工農群眾中去問一問他們是什么態度？你到今天失地的農民和下崗工人中間去問一問看看他們有什么樣的反映？我真擔心你是有去無回啊！]而跟隨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給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到臨終的時候沒有一個戰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宮里，這是莫大的悲劇。[評論：在毛澤東去世時，葉劍英、陳錫聯難道沒有在眼前嗎？據葉劍英說，毛澤東還對他進行“托孤”呢！至于有些戰友因為要做江山，毛澤東卻要繼續革命，他們怎么會站在毛澤東的面前？]他不需要任何人，[評論：這里的人，是指那些要做江山的人，貪污腐化的人，不愿繼續革命的人。毛澤東當然不需要他們了。不僅不需要他們，有的要打倒，有的要變動職務。]任何人最后也認識到不需要他了。[評論：則才提到的那些人當然不需要毛澤東了，甚至痛恨他，要把他搞臭，全盤否定而后快。不過，他們發現，三十年了，毛澤東陰魂不散，仍在中國的上空游蕩，攪得他們心神不安。廣大的工農大眾不需要毛澤東嗎？近年來此起彼伏遍布神州大地的毛澤東熱，難道不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嗎？]

　　方毅同志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評論：這還是毛澤東自己說出來的呢！這恰巧說明毛澤東不為自己護短，不“為尊者諱”啊，也說明在共產黨隊伍里也是民主的啊！要不然，毛澤東會住手嗎？]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只是“圣德有虧”。[評論：這里又說毛澤東不如封建帝王了，又要否定毛澤東了。方毅負責過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往好里說，看來他還僅是一個書生，他沒有認識到否定毛澤東，就是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黨的歷史。而一旦否定了黨的歷史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呢？方毅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難道就不知道，一旦否定了黨的歷史就象挖掉祖墳一樣，黨就非渙散衰落消亡不可，難道不是這樣嗎？]

四、關于修改決議草稿的建議

　　最后，決議起草主持人要求各個組分頭起草一個決議稿子，大家都不贊同，認為撇開那個草案，自己另寫一個，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那個水平。[評論：這里可能是耍滑頭，因為如果自己起草一個全面非毛的稿子，根本就不會被采納。因而不如以提修改意見的方式或許能夠被接受，以在一定程度上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我們第一小組建議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見，或者原則性地提幾個方面。決定由本小組推選的“決議草稿修改小組”歸納全組統一的意見，讓我代整理了個“批注意見”草稿，由鄒瑜同志審定后在小組會上匯報，大家認可。報告要點如下：

　　第一點，建議把解放以后的歷史分成四個階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華國鋒時期一段，改革開放一段。這四個階段都必須貫穿兩條路線的斗爭，要反映黨內健康力量與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抵制和斗爭。[評論：這還是認為毛澤東犯的是路線錯誤。]批注意見稿對各時期錯誤路線的表現和實質，作了不同于決議草稿的評點。[評論：力圖使自己的非毛意見被接受。]譬如，對草稿第15頁的“批注”認為，對八大二次會議應作批判性的評價，正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同志開始背離了八大第一次會議的路線，他在會上的五次講話是左傾路線的突出表現。[評論：這樣就不作任何分析地全面否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不可取。]

　　又如原稿第20頁，對反右斗爭的惡果，過于輕描淡寫。不能只說是“使民主化進程受到挫折”，而是壓制人民民主，敗壞黨的作風，失信于民的開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極其錯誤做法），是黨由正確路線引上錯誤路線、國家由興旺發達轉入多災多難的轉折點。[評論：對反右派斗爭不作分析，離開當時的具體背景進行批判，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使得后來“寧右勿左”，怪不得后來黨的領導人一再犯右的錯誤，給黨以及他們個人都造成了重大損失。]

　　再如原稿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意義評價不夠（譚震林同志對此特別有意見），[評論：譚老板有什么意見呢，你在文革期間在激動的情況下甚至連特別后悔當初跟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毛澤東也沒有把你怎么樣，不過是召開了政治局生活會對你進行批評幫助。既沒有給你處分，又沒有開除你的黨籍，更沒有把你投進監獄，而且還多次指示對“二月逆流”中被沖擊的老同志予以關照，并在林彪事件后又對此公開作了自我批評。]只是為之“平反”而已；應當強調路線斗爭的意義。建議加上：“他們為維護中國革命的成果，捍衛黨的事業挺身而出，體現了黨內的正氣，反映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黨內健康力量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和林-江反革命集團的一次大搏斗。”[評論：這種說法就在當時也沒有被采納呀，你們考慮過是為什么嗎？還是讓歷史老人來說話吧。]（另一處原稿說毛對江青一伙過于“信任”，要求改為“重用與縱容”）。[評論：還顯說得不解氣。江青這個人到底怎么樣？別人說了不算，只有對她的歷史進行全面的評析以后才能作結論。]

　　第二點，總結31年，包括文革的經驗教訓，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論是非：政治和經濟的關系，階級斗爭為綱的問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這些基本理論問題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評論：就是說要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第三點，要寫出人民群眾的歷史，而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歷史的總結，不要只是圍著毛澤東一個人轉。[評論：毛澤東是人民領袖，還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毛澤東決策的出發點。既然是人民領袖，毛澤東的歷史和人民群眾的歷史又有本質性的區別嗎？]

　　第四點，要解放思想，要擺脫一些人為的思想障礙。[評論：這是向起草決議的主持人發出了挑戰，說他們管得太寬了，同時也埋怨自己的非毛主張為何沒有被接受。]要明確毛澤東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或者把毛澤東的錯誤思想說成不屬于毛澤東思想，這個對不對？[評論：這是要貶低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以便最終否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再則決議草稿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而說什么存在的路線一條是“極左”（林、四），一條只是“左傾”（毛）。這太勉強。[評論：這是為徹底否定毛澤東作準備。]再如把明明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寫成是全黨的錯誤等等。[評論：這樣寫符合事實啊，既使如你們所說毛澤東有錯誤的話，只要毛澤東做出的決策在黨的會議上通過，黨就一點責任也沒有嗎？]認為原稿講第二階段“我們黨在大部分時間執行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這一估計本身是錯誤的。原稿以這種錯誤估計來寫這段歷史，不能不處處文過飾非，為毛主席的錯誤路線及其造成的災難后果開脫。[評論：這是嫌決議草案對毛澤東否定的太少了，不符合這部分人的需要。]大家認為毛澤東這階段的主要錯誤在：1.以階級斗爭為綱；2.左傾空想的社會主義。[評論：是左傾空想社會主義嗎？那么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怎樣建設起來的？既使在文革時期，中國的糧食產量也是在穩步增長。當時得出的結論，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接近崩潰的邊緣，到底符合不符合實際？]大家認為這段歷史必須重寫。[評論：說了半天，這才是目的。]

余　論

　　我認為，應該把這次四千干部討論黨的若干歷史決議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評論：這個閘門一開，可不得了。后來思想戰線一直軟弱無力，是薄弱環節，與這次“思想解放”密切相關。]第一次是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第二次是理論務虛會，[評論：一九七九年春的理論務虛會，在歷史上到底如何評價，還要另當別論。不過，這次會一開，各種烏七八糟的思想一并冒出，鄧小平才不得不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以求統一人們的思想。]第三次就是這個討論會。如果說理論務虛會是理論界的思想解放，那么，這次討論會就可以說是黨內高層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體現了黨內初步擺脫毛澤東“一人說了算”的思想獨斷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黨內民主與言論自由。[評論：幸虧這次“思想解放”沒有徹底，也幸虧這些要求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意見沒有被接受，要不然可是黨基、國本動搖啊！看一看當年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所造成的蘇共解散和蘇聯解體的惡果，難道現在還不清醒嗎？]過去老干部們許多話都是不敢說的，甚至是不敢聽的，[評論：文革中譚老板連后悔跟毛澤東革命的話都說出來了，不是也安然渡過了文革嗎？這怎么是不敢說呢？]這次暢所欲言，想講什么就講什么，都說了出來。[評論：這恰巧說明四千老干部討論時的混亂。作為黨的高級干部能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嗎？如果不從黨的根本利益出發，一個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想怎么著就怎么著，那這樣的黨還不如一個俱樂部，還能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還有戰斗力嗎？當時你們要求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沒有得逞，恰是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著想不能這樣做。盡管你們想不通，沒有達到目的，很失望，以致于失望了三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憤憤不已，慨嘆不已。因為你們不是政治家，看不到這一點，而起草決議的主持人看到了這一點。這就是他比你們的高明之處。]

　　據簡報所載，參與這次會的老干部普遍反映，這是一次暢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討論會。[評論：這樣的民主還是少一點好。要不然為什么中央不作出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決議？為什么今年是一九八一年的歷史決議通過三十周年，中央連一次紀念活動都不搞？]中直機關一位70歲的老同志陶白說：“我入黨以來，真正解放思想，這還是第一次。會上我們敢于比較深刻地批評我們黨的領袖，也就是說，敢于摸老虎屁股，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的。這次所以敢于比較深刻地批評已故的和還健在的黨主席，不是過去沒有覺悟，沒有看法，而是不敢講。這不是偶發的，是醞釀已久的思想大解放。”[評論：黨的領袖當然可以批評。毛澤東在黨的大小會議上也多次作過自我批評。別的不說，就說在這種大小會議上的自我批評，黨的領袖又有幾人能夠做到？這位陶白，感性多于理性，他沒有看到這樣做的隱憂。]中央黨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評了兩個‘上帝’,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評論：有一利必有一弊。宋振庭同志，你對利看得多了，對弊看得少了，是利近弊遠啊！]

　　應當說，時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剛從文革的惡夢中蘇醒過來，創傷未愈，記憶猶新，所談的內容都很真切。[評論：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對毛澤東攻擊得很厲害。他們是打著維護黨的利益的旗幟來攻擊毛澤東的，并得到了一些人的默許。他們到底是為公乎，為私乎？]他們都是親歷其境，親受其害，建國以來各次運動對黨和國家、人民以及對自己的損害，有切膚之痛。[評論：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里，不搞群眾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群眾運動，是人民群眾維護自身利益的有力手段，其實就是群眾享有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體現。看看文革后，取消了群眾運動，干部腐敗日益嚴重，貪污受賄的款額突破億元大關，潛逃的貪官不計其數，干部邊提邊腐，腐敗性的窩案頻發，這又是為什么？現在黨內外的右派分子又在尋找答案，說只有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解決腐敗。什么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共產黨下臺嘛。我們可能警惕啊！右派分子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復存在，現在又在喊叫政治體制改革，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再次得逞。]有的言辭雖不免尖銳，或帶有情緒，但都是經過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親自撰寫了發言稿，前引所有簡報上發表的發言也都是經過發言者本人修改審定的）。[評論：撰寫了發言稿就是進行了理性的思考嗎？從郭道暉摘錄的他們的發言看，那一個不是牢騷滿腹，情緒化的產物？]他們在文革時期關在牛棚或監獄中就進行過深沉的反思。[評論：如此反思，也太淺薄了吧。這些人中，后來有不少人演變成自由化勢力在黨內的保護層。]如彭真同志就曾對我們說過，他坐過6年國民黨的牢；沒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個堅貞的革命黨人坐敵人的監牢不足為怪；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黨的牢了呢？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許多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監獄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說，他坐牢的時候就一直思考著這個“為什么”。終于恍然大悟：這是對過去黨輕視民主、破壞法制的懲罰，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評論：也只能舉彭真這么一點事，殊不知彭真可是堅決反對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的啊！據說后來他又提出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綱。當然，文中引用的彭真的思考也有片面性，單靠法治能行嗎？如何行使民主？是不是就是一人一票制？]

　　但是，遺憾的是，[評論：我看是慶幸。]這次討論中多數人意見并沒有被后來正式通過的決議所采納。[評論：我說是幸虧沒有被采納。要有然可是貽害無窮啊！]因為那時候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沒有達到現在認識的高度，[評論：這是在暗示現在全盤否定毛澤東“時機成熟了”。]主要的考慮還是囿于傳統的思維，為尊者諱，擔心給黨“抹黑”。[評論：其實并沒有“為尊者諱”，已經給黨“抹黑”了。]這次大討論雖然過程中發揚了民主（所謂“讓人講話”），在結果上卻不是按民主原則“集中到多數人意見”，[評論：這個“多數人意見”，到底是多少呢？為什么郭先生老是這么籠統地說，而不能給我們明晰一下呢？]而是“集中正確意見”；而“正確”則只是根據領導和主持起草的少數人的判斷作出決定。[評論：這是對起草決議的主持人鄧小平提出批評，嫌他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這又一次驗證了當今中國極右派的邏輯—批毛批鄧最終倒共。]就參與討論的大多數干部而言，他們的個人發言內容或欠周全，[評論：還是要打個圓場，以便盡可能周全一些。]卻不能說是“唯心”的，而是尊重歷史事實的唯物主義，總體上也是為黨和國家深謀遠慮的。[評論：應該說是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深謀遠慮的”。]但他們確是“違心”地接受了最后通過的正式決議。[評論：這里就從歷史走向未來，配合那個“要吃米去找的人”，為今天重評毛澤東搖旗吶喊。為什么他們當初要這么“違心”地去做呢，而且直到三十年后還耿耿于懷，看來不能排除當時這些人有擔心失去仕途的考慮。]

（作者現任北京大學憲法行政法導師組成員，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職）

（責任編輯　楊繼繩）

總評

本文所述是三十年前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黨內四千人討論中一部分人的意見。郭道暉以當事人的身份確認本文所列舉的非毛化的發言在四千老干部的討論中是主流意見。因而郭道暉就給文章冠以《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的題目。因為既然是四千老干部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就不會僅有非毛意見，其中也必有擁毛意見。作者既然冠以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討論的題目，就應該全面介紹當時討論的各種意見，而不應該憑作者主現興趣而去有傾向地選擇介紹非毛意見。郭文卻不是這樣，他僅介紹非毛意見，而不去介紹擁毛意見，這就與冠以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討論的題目相背離，也失去了行文的客觀公正。在四千老干部討論中，到底擁毛的人占主流，還是非毛的人占主流呢？從郭文看，顯然是非毛的人占主流。我們在郭道暉列舉的非毛言論中發現沒有一個將帥參加，郭道暉也沒有拿出像樣的證據來說明當時參加討論的四千老干部中的多數持非毛觀點。因而，郭道暉說非毛是參與討論的四千老干部的主流觀點是沒有說服力的，不能不使我們認為這是他個人的主觀臆測。當然，我們也承認在四千老干部中確實存在著一股非毛勢力，而且勢頭不小。在某些人的縱容下出言不遜，要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甚至要宣布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黨的九大為非法，認為文革期間黨不存在了……。面對這種情況，憂心如焚的黃克誠拍案而起，在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表了《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的重要講話，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毛主席的偉大，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南，給這股非毛勢力以迎頭痛擊，在黨內樹了正氣，壓了邪氣，顯示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闊胸懷和光明磊落的革命品質。這個決議通過三十年了，從當時的政治需要出發全盤否定了文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也就在相當程度上抹殺了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艱難歷程。同時，三十余年國內外發展的歷史史實對當年毛澤東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進行文化大革命實踐的必要性予以了響亮的回答，以至于在文革期間受到沖擊的不少老干部幡然悔悟，重新回到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上來。時間愈久遠，我們愈感到決議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論斷是如此的武斷……我們今天就要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建國后六十余年的兩條路線進行科學評價，深刻總結我們黨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防止人民政權變質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注意到，在決議通過三十周年的時候，中央卻沒有舉行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這是耐人尋味的。可是，有一幫人卻拼湊了一個民間紀念會，以至一個前領導人的兒子在這個會上聲嘶力竭地拚命叫喊要保住決議的底線—全盤否定文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不僅讓人奇怪，當今社會出現的政治腐敗、兩極分化、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喪失，不就是全盤否定文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必然結果嗎？為什么他們要置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于不顧而要拚命守住這個底線呢？我們認為，這是因為這些人是當今政策的受益者，在他們身后代表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所以才這樣做。不過，歷史不是這幫人，而是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創造的。當今覺醒了的中國工農大眾在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下正在為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爭。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歷史畢竟是正義的，真理不會落到剝削者一邊。試看將來之中華，竟是人民之天下。

二0一一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