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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為資本張目,還是為人民吶喊? 評點華生的文章《為什么歷史上的均貧富總是造成普遍貧困》

郭建波 · 2024-10-07 ·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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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生以一個自由派學者的身份,為資本家站臺,發(fā)出了不僅公有制經濟的多少與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無關,反而消滅私有制經濟倒會動搖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貧富差距與私有制經濟無關,歷史上的均貧富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還對現(xiàn)在實行的共同富裕提出了質疑的奇談怪論。

  評點札記:華生以社會上出現(xiàn)的貧富分化為依據,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不僅說貧富分化與私有制無關,還否定所有制經濟的性質與共產黨執(zhí)政的密切聯(lián)系,實際上是為資本站臺。這樣就將他主流經濟學者的面目栩栩如生地展現(xiàn)出來了。

華生:為什么歷史上的均貧富總是造成普遍貧困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2024年08月20日 18:12 北京

  40年前的改革開放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始的。【評點:吳冷西曾經對此提出過質疑,說這會導致人們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動搖。不過,確如華生所言,在突破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之后,以包產到戶的實行為標志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沒有這一次討論中在思想領域打開突破口,要想走出這一步還是很困難的。】那么40年的實踐檢驗說明了什么呢?非公的民營經濟現(xiàn)已占據中國經濟超過半壁江山,中國從一個落后的窮國變?yōu)槭澜绮毮康牡诙蠼洕w。【評點:這幾句話有失公允。將非公的民營經濟已超過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歸結為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倒沒有什么,這還是符合歷史真相的;但是將中國從一個落后的窮國變?yōu)槭澜绮毮康牡诙蠼洕w,說成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則是與歷史真相出現(xiàn)了不合。這是在隔斷歷史,回避、否定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宣揚歷史虛無主義。試想,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全國人民在“一窮二百”的條件下進行工業(yè)化建設,僅僅利用三十年的時候,在人口增長一倍的情況下,基本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搞出了“兩彈一星一核艇”為核心的國防建設成就,在西部地區(qū)進行了以備戰(zhàn)為中心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建設,迅速縮小了東西部的差距,成為世界第七個工業(yè)國。那個時候,運十大飛機即將試飛,信息工業(yè)體系從芯片的設計、制造、制造母機、材料、封裝都有一套完整的產業(yè)鏈,根本不怕任何國家的封鎖、制裁。而且這些成就是在既無留下內債也無留下外債的情況下取得的。再想想看,后來運十大飛機是如何下馬的,信息工業(yè)體系又是如何被沖垮的,我們現(xiàn)在苦苦攻關的一些項目又是如何進一步被拉大差距的,今天七十萬億的政府債務又是如何形成的,難道不是發(fā)人深省的嗎?沒有前三十年奠定基礎,后四十年又如何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呢?這種吃了最后一個包子感到前面幾個包子白吃了的想法,難道不是幼稚可笑的嗎?是在評說歷史,還是在信口開河?再說,第二大經濟體是用GDP來計算的,只講數量而不講質量即GDP的結構,又有多大意義呢?能夠評判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力嗎?巴西、阿根廷的GDP一度青云之上,結果不是跌落下去了嗎?這是為什么呢?當然,如果單從GDP上進行比較,從形式上看,似是為華生提供了論據。不過,也不盡然,比如毛澤東時代廣大農村修建的八萬座水庫就沒有被計入GDP,況且當年進行工業(yè)化建設,三線建設(主要是重工業(yè)、國防工業(yè)),重點是投資重工業(yè)。按投資、產出比來說,重工業(yè)是投資七元才有一元的產值,而投資輕工業(yè)則與之相反。從工業(yè)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看,只有發(fā)展重工業(yè)才能迅速奠定工業(yè)化的基礎。這是工業(yè)化發(fā)展不可逾越的階段。隔斷歷史,無視工業(yè)化發(fā)展的階段性差別,進行這樣盲目的比較,又有什么公平性可言呢?】中國的國家實力空前強大,大多數人從吃不飽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標準。【評點:華生將大多數人從吃不飽飯、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歸結為四十改革開放的成績,這又是在隔斷歷史。如果將它的起點不是放在一九七八年,而是放在一九四九年,倒是有道理的。試想,到了一九七八年,還是大多數人吃不飽飯、穿不暖嗎?從全國范圍內來看,當時不是大多數人吃不飽飯、穿不暖而是少部分人吃不飽飯、穿不暖了。這有國家統(tǒng)計局的糧棉收成數據為證。再說,不問姓社、姓資,籠統(tǒng)、抽象地以三個有利于來作為判斷標準,結果造成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大面積破產,禍兮福兮,歷史會自有公論。

  所以2018年9月份在關于私有經濟的流言四起時,我在提交的智庫報告中指出,“如果籠統(tǒng)地說公有制是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那么,公有制越擴大非公有制越縮小乃至消滅,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就越鞏固、越雄厚。那改革開放前單一公有制時我們的經濟基礎最牢固,而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虛弱了,這當然是很荒謬的。【評點:是真的荒謬,還是華生在斷章取義?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作為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是由唯物史觀即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作用所決定的,而不是人的主觀愿望所決定的。當然,并不是說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建立了,就自然會成為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如果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搞不好,沒有生機和活力,效率低,不僅難以成為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還會對黨的執(zhí)政起到瓦解、破壞的作用。如何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一回事,承認不承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作為經濟基礎對黨執(zhí)政的決定性作用是另一回事,兩者雖然具有密切聯(lián)系,但是不能混為一談。至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大面積破產改制以后對黨的執(zhí)政能力造成的嚴重影響,則是有目共睹的嘛!在民營企業(yè)里面,黨支部書記的工資還是老板給發(fā)的,你說是老板說了算,還是黨支部書記說了算?就說許家印的那個恒大集團吧,曾經建立了38個黨委、27個黨總支、1133個黨支部,管理著12075名黨員,在這個集團內部黨委、黨總支、黨支部的狀況又如何呢?如果真要是起到領導、監(jiān)督作用的話,恒大還會出現(xiàn)違法亂紀、債臺高筑且高達二萬億的窟窿嗎?見微知著,還不令人觸目驚心嗎?再說,恒大集團反映出來的問題難道僅僅是一個經濟行為,只是一個個例嗎?

  實際上,如果我們今天真去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就會根本性地動搖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zhí)政基礎。【評點:是嗎?會嗎?站在不同立場上就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并不奇怪。其實,非公有制經濟,就是由資本驅動的私有制經濟。站在資本立場上,就是華生的這種觀點。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真正共產黨人的立場上,就會得出相反的看法。共產黨的本領不僅在于能夠領導工農群眾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還能夠領導他們一起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效率要遠遠高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即非公有制經濟)。有沒有例證呢?多得是嘛。為了使華生們信服,我們還是舉一個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蘇聯(lián)解體前夕評價蘇聯(lián)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例子吧。蘇聯(lián)解體前一個月,這個時候蘇聯(lián)解體已成定局了,撒切爾夫人講話也就比較坦率了,她在美國對蘇聯(lián)石油代表團說,不出一個月,你們將出看到蘇聯(lián)解體的消息。其實,西方從軍事上并不怕蘇聯(lián),因為西方也有精良的武器裝備,擔心的是經濟方面。如果蘇聯(lián)與西方在國際市場上平等競爭,就有可能把西方“擠出”國際市場。你說,撒切爾夫人是在贊揚還是貶低蘇聯(lián)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效率呢?她可是個鐵桿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共產黨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好比工人會作工,農民會種地,當兵的會打仗一樣,是共產黨執(zhí)政后的重要職能,也是她的歷史使命。既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從注重工人運動到拿起槍桿子,學會武裝斗爭,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那么執(zhí)政后的共產黨也一定能夠在學習、實踐中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當然,在此過程中,走些彎路在所難免,但是不能因為走了些彎路就否定共產黨能夠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對共產黨發(fā)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考核最保守的估計也是及格。前文我們在評點中用的史實已經對此提供了證據。須知,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即非公有制經濟)是不要共產黨的,從唯物史觀來分析,他們需要的是能夠代表他們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不是代表工農根本利益的共產黨。他們現(xiàn)在沒有提出這樣的口號,不是沒有這樣的想法,而是因為時機不成熟,從明哲保身考慮,暫時還不敢而已。階級屬性決定著它們必然要這樣做,就好比狼要吃羊一樣。】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當強大的國家機器還存在時,如何消滅私有及非公經濟,那樣只會制造災難,而是如何與時俱進地變革創(chuàng)新我們的傳統(tǒng)所有制理論。【評點:對于現(xiàn)在龐大的私有制經濟,當然要審慎對待,講究策略。看來華生也意識到國家機器還比較強大,如果方針政策一變,就有可能使資本遭受滅頂之災,所以才說出了“只會制造災難”這些危言聳聽的話。至于他說的“創(chuàng)新我們的傳統(tǒng)所有制理論”,其實就是在鼓吹所有制中性,不要再把所有制(即公有制、私有制)作為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的根本標準。這是陳詞濫調,沒有什么新奇之處。

  實際上,在有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驗的基礎上,今天已經可以從不爭論到在理論上旗幟鮮明地說清楚了。【評點:是“說清楚了”,還是更糊涂了?創(chuàng)新只有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才是正確的。公有制、私有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的根本區(qū)別,這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拋開這一基本原則,無視私有制、公有制的根本不同,結果造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大面積破產,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即非公有制經濟)在迅猛發(fā)展中搶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原有的地盤,不僅不為此感到隱憂,還為這種發(fā)展洋洋自得,究竟是站在誰的立場上在唱贊歌呢?不言自明嘛。】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已經被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所突破和超越。【評點:這倒是真的。】現(xiàn)在我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也必須以多種所有制為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現(xiàn)在其比例和數量上,而且要采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實現(xiàn)形式。【評點:這話說的不著邊際。主體地位難道是空的,不需要必要的比例和數量上的公有制經濟作為物質支撐嗎?沒有必要的比例和數量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如何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華生說出這樣的話,其實是為下一句話開綠燈的。“采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實現(xiàn)形式”,說白了就是將現(xiàn)已為數不多的國企特別是央企還要進一步私有化!

  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的通行證。【評點:所謂的競爭中性與所有制中立,就是要混淆兩種所有制經濟的根本區(qū)別。這才是要害之處。這是華生站在工農立場上還是站在資本立場上看問題的反映。其實,這種觀點早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就對薄一波批判過,陳云還從技術角度來論證了這種觀點的錯誤。即如華生所說的中性,又如何能夠做得到呢?如果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從經濟安全和市場穩(wěn)定考慮,要求國企不能漲價,國企只能以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服從政府的指令,私企能做得到嗎?在納稅及員工福利待遇方面,國企也遠比私企要好得多。根據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統(tǒng)計數據,私企所享受的優(yōu)惠政策比國企要好得多。這又如何做到中性、中立呢?】一些人在姓社姓資問題上走不出來,其根本問題是沒有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混淆了手段和目的。【評點:當然,默守陳規(guī)是不行的,但是姓社、姓資的問題難道不應該問一問嗎?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離開兩種所有制經濟的根本區(qū)別來談社會主義的本質,豈不是緣木求魚嗎?離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來空談生產力的發(fā)展,割裂兩者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這不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是在這種觀點指導下走向破產的。】當然有人會說,私有經濟的發(fā)展不是正造成貧富差距嗎?不錯,看看財富榜上首富們的巨額財富,確實令人羨慕嫉妒恨。【評點:“羨慕”,是由于愛慕虛榮的緣故;“嫉妒恨”,則是因為他們的財富取之無道。】他們的一個小目標,也常常令普通人絕望氣餒。特別是市場經濟中的富裕,確實并不總是靠努力、天賦或者勤奮,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機會和幸運,甚至有時也不排斥陰謀和伎倆。【評點:這倒說了幾句實話。】但是,誰又能否認,正是這少數幸運而又不乏自己奮發(fā)努力、家庭背景與普通人一樣的成功人士,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去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誘導了億萬資金流入了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造財富的洪流,從而做大了整個社會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評點:在這種競爭背景下,只能是最大財富流入少數人的腰包,而絕大多數人即便得到了一些殘差剩飯,像華生說的那樣“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但主要也是在為這少數人進行買單。至于“千千萬萬的人去”“創(chuàng)業(yè)”,究竟是多少呢?難道他們人人都能當老板嗎?蛋糕究竟是老板做大的,還是工人做大的?換句話說,剩余價值究竟是工人創(chuàng)造的,還是資本家創(chuàng)造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科學的論證和說明。從本質上來說,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體現(xiàn)在生產力的發(fā)展上,而生產力的發(fā)展要通過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才能夠得以實現(xiàn)。是依靠精英,還是依靠人民,如何能夠調動起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重要任務。】要知道,歷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會代價的均貧富努力,并沒有帶來普遍富裕,相反卻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評點:是這樣,那是因為時代的局限。當時之所以沒有成功,是由于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限制(沒有出現(xiàn)機器大工業(yè)),沒有先進的階級和政黨的領導,沒有科學的理論作為指導,因而這種均貧富的努力或者被鎮(zhèn)壓下去,或者成為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但是,這種追求與奮斗難道是徒勞的嗎?對社會的發(fā)展、進步沒有貢獻嗎?華生在這里談到以史為鑒,是別有用心的。因為現(xiàn)在提出的共同富裕,并沒有觸動私有制,斷資本家的命根子,不過是讓他們不要把工人挖得太苦,給工人留點后路,讓出一點利潤而已。即便這樣,華生也覺得不安,生怕資本家的收入少了,嚇跑了資本家,因而才用“均貧富”“以普遍貧困而告終”來發(fā)出警告。這樣他為資本站臺的形象也就活生生地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了。

  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物競天擇是所有生命體包括動物和人類社會的鐵律。【評點:華生在這里搬出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進化論揭示了動物世界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規(guī)律。近代以來曾有人把進化論引入到人類社會研究,創(chuàng)立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最后被社會的發(fā)展無情地淘汰了。人類能夠從動物世界中脫穎而出進化成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形成物質運動的高級形態(tài),又怎么能套用研究動物世界的進化論來進行解釋和說明呢?再者說,這種所謂的競爭造成的慘痛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看一看資本犯下的罪惡——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吧。】競爭是從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體的基本生存和發(fā)展方式。而競爭就有差距,就有勝出者。【評點:泛泛而談。】試想,如果不論社會上每個人如何努力,都會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樣的結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無論是社會上的哪個行業(yè)或哪個人,還會有人努力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差別就沒有競爭和努力的動力。【評點:如果是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還會是這樣嗎?用這種觀點如何解釋革命先烈的英勇犧牲?他們?yōu)榱穗A級、民族的利益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個人從中又直接獲得了什么樣的物質利益?再者說,不必杞人憂天,“同等待遇”是永遠都不可能實現(xiàn)的。以前剝削階級存在的社會就不必說的,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要對其予以限制而不是取消),又怎么會實行“同等待遇”呢?在共產主義社會,實行按需分配,每個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樣,因而也不會實行“同等待遇”。既然如此,華生宣揚“同等待遇”會違背競爭規(guī)則,打擊競爭者的積極性,又有什么意義呢?這不過是為了呼應他在前文中提出的反對“均貧富”的觀點罷了。

  結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勵努力的必要條件。【評點:只有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才是這樣。況且在這樣的歷史階段內,也并非人人都是這樣。因為有些人的信念已經從“小我”升華為“大我”,不再為個人的利害患得患失,而是在為階級、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奮斗!在他們面前,理想的“經濟人”已黯然失色了。】現(xiàn)代人類之所以能夠從動物界包括猿人和眾多古人類種屬中脫穎而出,今天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讓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資源為自己所用,就是因為其為自己創(chuàng)建了競爭的規(guī)則,包括市場競爭的規(guī)則。【評點:華生在挑戰(zhàn)唯物史觀。人與猿的根本區(qū)別就是人的社會性,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正是因為這一基本矛盾的運動,才推動著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的發(fā)展,而不是什么“為自己創(chuàng)建了競爭的規(guī)則”。華生想得太天真了,他用伊甸園中的浪漫想象來談論競爭,只看到競爭中有利的一面,而無視競爭中不利的一面,沒有看到這種競爭的殘酷性,以及這種競爭的極端行為所造成的人類歷史上民族、國家間的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殖民擴張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這種形而上學和唯心史觀的論調,又如何能夠揭示歷史的真諦呢?】而市場交換的完全自愿性、價格競爭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場在人類物質生活的領域內,成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競爭方式。【評點:市場經濟具有兩面性,既有公平、效率的一面,也有不公平、失去效率的一面。所謂公平、效率的一面,就是商品交換是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刺激著生產者不斷改進生產技術和提高管理。這是由價值規(guī)律決定的。所謂不公平、失去效率的一面,就是這種競爭的殘酷性,造成大量資源的浪費,釀成經濟危機,甚至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同時,在世界經濟中還形成了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經濟秩序,從而造成發(fā)展中國家的財富向發(fā)達國家逆流的現(xiàn)象。即如華生所言,美歐這些國家原先可是市場經濟的受益者、鼓吹者,為什么卻要拋棄這種“最公平、最有效率的競爭方式”,用行政方式來介入市場中的公平競爭,對中國打貿易戰(zhàn)呢?華生只看到市場競爭中有利的一面,而無視乃至掩蓋其不利的一面,對市場競爭的認識是片面的。當然,這除了方法論上的因素以外,還是由他所處的立場決定的。

  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在于消滅競爭,實現(xiàn)均貧富和人人相同的結果,而在于發(fā)展更公平的競爭規(guī)則和保護競爭中落敗和落后者的基本權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權的底線,以使他們或其后代能夠有繼續(xù)參與競爭的公平機會。【評點:能做到嗎?如何才能夠做到呢?競爭的殘酷性說明,你得便是我失,我失便是你得,二者必居其一。這些競爭的勝利者就是怕競爭的失敗者搶了他們的“飯碗”,時刻對這些失敗者乃至其中的勝利者保持著高度警惕,不愿意為了眼前利益放棄長遠利益。華生倒是比這些人更超脫一些,看得遠一些,才對他們提出了衷心勸告。他的意思是說,那些競爭的勝利者要對競爭的失敗者(還包括工農大眾這些勞動人民)網開一面,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條件,免得他們嘯聚山林,起來進行造反,使得這些勝利者的持續(xù)剝削難以為繼。當然,這個意思是用冠冕堂皇的話說出來的。真是煞費苦心啊!

  再進一步看,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經濟造成的嗎?其實并不然。【評點:華生對從所有制上來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其實,不從所有制上去追根溯源,要想從根本上去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只能是水中撈月、緣木求魚。不是說沒有成效,而是說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中國今天貧富差距確實很大,按照官方統(tǒng)計基尼系數也在0.47左右。民間將遺漏的未統(tǒng)計進去的隱性財富估算進去,還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統(tǒng)計數據,我們的貧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國家中都是屬最大之列,更是遠遠高于東亞成功現(xiàn)代化的日本的0.32,韓國的0.31等水平。【評點:是這樣,華生在這里倒是講了幾句真話。不過,他說的這幾句真話不是為工農群眾著想,而是為了論證私有制與貧富分化無關。】日本韓國實行的是以私有企業(yè)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大企業(yè)、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貧富差距比我們小得多,從結果上看似乎更“社會主義”。【評點:貧富分化小,就從結果上看似乎更“社會主義”了?作夢去吧。不從所有制上以及由所有制所決定的政權性質和思想文化上來區(qū)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qū)別,而從貧富分化上去進行簡單的比較,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他說這話的目的是在為私有制張目,意在說明所有制與貧富分化無關。你看,日、韓搞的是私有制,貧富分化“比我們還小得多”,私有制與貧富差距又有什么關系呢?為什么有人還要反對消滅公有制經濟呢?其實,日、韓的貧富差距小,是因為他們在國際分工中,由于地緣關系,在美歐的幫助下,再加上他們的努力,占據了產業(yè)鏈的上游,因而獲得了較高的利潤收益,才有財力實行了完善的福利制度,維持了工人較高的工資。(不過,這種方式要想走下去,也是困難的,看一看他們的負債率吧。)而中國除了在所有制結構上的變化外,在一九七八年后盲目的開放導致了不少產業(yè)甚至高端產業(yè)被外資控股,從而利潤外流所致。比如,當年運十下馬導致中國航空業(yè)長期裹足不前,購買外國飛機所花的人民幣用百元大鈔摞起來已經超過了上海最高的大廈直插云霄了,用八億件上等毛料服裝才能換一架波音飛機;信息工業(yè)從擁有完整的產業(yè)鏈到被沖得七零八落,致使我們出現(xiàn)了“缺芯少魂”直到現(xiàn)在市場上還受到Wintel和AA兩大體系的控制,中國信息工業(yè)前100強企業(yè)的年利潤總和才相當于蘋果公司年利潤的一半左右;我們開放了二十八個行業(yè),有二十一個被外資控制。為了吸引、留住資本還要人為壓低工人的工資,降低他們的消費潛力;發(fā)展了四十年,中國仍然有六億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以及七十萬億元的政府債務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利潤的大頭讓外資和內資賺走了,又如何能夠建立起較高水平的福利制度?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難道不是放任市場作用、盲目相信自由競爭造成的嗎?】我們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經濟成份,貧富差距比人家還大這么多,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的。【評點:確實是值得反思的,不過不是華生說的那樣。華生的意思是說,我們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經濟成份,還造成了比人家還要大的貧富差距,這就說明貧富差距與所有制無關,以便為下一步繼續(xù)消滅公有制經濟制造輿論。這才是他講話的真實意思。我們現(xiàn)在要反思的是,貧富分化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其實,這里面有非常復雜的原因,并非華生這樣通過簡單比較就得出的相當然的結論。所有制的巨變無疑是其首要原因,因為首次分配具有決定性意義。還有盲目開放導致中國經濟的許多行業(yè)由于參與國際分工而被鎖定在產業(yè)鏈的中下游,以及由于放棄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和其它政策失誤及國際貿易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秩序所致等等因素。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縝密的思考以后,才有可能找出良策來。】這充分說明手段不等于目標的實現(xiàn)。【評點:華生是說公有制經濟與共同富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不過是在這里又強調了一次而已。

  以中國今天的情況為例,我們用基尼系數衡量的貧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與農民收入水平相差幾倍的影響,因為這都涉及到很多億人,所以權重上就特別大,成為中國基尼系數高的主因。【評點:華生不是從私有制即少數人占有多數財富而多數人占有少數財富上來解釋中國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的主因,卻將市民與農民收入水平差距作為中國基尼系數高的主因。這樣就將所有制上的問題轉移成工農之間收入上的差異問題,似有避重就輕之嫌。其實,市民與農民收入確實差別比較大。這是歷史形成的,也有階段性的因素。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為實現(xiàn)工業(yè)化,就要農業(yè)為工業(yè)提供原始積累,這個時候工農業(yè)產品中的剪刀差就是提供積累的主要途徑。即便這樣,毛澤東還是要采取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要把農民收入逐步提高到工人的水平,就要實現(xiàn)農村工業(yè)化。在農業(yè)合作化以后,通過舉辦人民公社,公社發(fā)展工業(yè),以這種方式來逐步縮小工農差別。毛澤東當時就說,別看人民公社的工業(yè)產值很小,但是人民公社光輝、燦爛的希望就在這里(工業(yè))。有沒有成效呢?當然是有的。到一九七八年的時候,農村工業(yè)產值已經占全國工業(yè)產值的百分之三十了,而后又迅速增長了幾年,到了百分之五十,與城市工業(yè)平分秋色了。這種狀況就連鄧小平都感到驚奇。他說,不僅他沒有想到,任何一個中央領導人也沒有想到。其實,毛澤東早在鄧小平說這話的二十多年前就講到了,向全黨展現(xiàn)了美好的發(fā)展前景。令人遺憾的是,實行包產到戶以后,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破產,昔日輝煌已成過眼煙云,留下了積重難返的“三農”問題。回顧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嘛。】市民與農民包括農民工之間的落差,首先又是因為戶籍制度,這與私有經濟并無關系。【評點:華生將市民與農民、農民工之間收入的差距首先歸結為戶籍制度,而不是他們所從事的產業(yè)分工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以及資本為謀取暴利致使農民工的實際收入過低而難以在城市安居上。他認為只要解決了戶籍制度的限制,就搬開了壓在雙方收入差距上的這座五行山。這表明他不是把農民、農民工的收入提高到工人的水平,而是要在市民與農民、農民工之間來搞平均主義,也就是放開戶籍限制,讓農民、農民工進城,來搶城市市民的“飯碗”。由于中國市民、農民、農民工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只要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小了,基尼系數也就降下來了。這樣在放開戶籍限制后,讓農民、農民工進城定居,與城市原市民進行競爭,又為資本提供了廉價勞動力,使其獲得更為豐厚的利潤回報。華生就這樣采取瞞天過海的方法,將市民與農民、農民工的收入差距從私有經濟引向了戶籍制度,實現(xiàn)了為資本站臺的目的。】其次因為土地制度,市地農地價值差別巨大,分配又極為不公平,造就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們的土地倒是全部單一公有制的。【評點:城市、農村土地價值差別巨大,是由于極差地租決定的,也有經濟政策上的原因,又與解散農村人民公社以后,農村工業(yè)化慘遭破壞,致使農民一窩蜂地到沿海、城市做工有密切關系。從華生的文章看,他似有攻擊土地公有制的影子,當然他說的并不明確,含含糊糊的,我們也就不便對此進行深入評論了。

  我們體制內外的醫(yī)療和福利保障、退休級別待遇制度長期以來也是差別巨大,體制內的腐敗更一度很驚人。【評點:是這樣。腐敗是很嚴重,不過腐敗的本質是什么?坦率地說,是干部與資本家共同瓜分工人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在每一個腐敗干部的背后都有資本在起作用,看一看現(xiàn)在腐敗干部的案例吧。反對腐敗當然是對的,也是好的,但是反腐不反私,即便把干部管住了,也不過是將以前資本家和干部共同瓜分的剩余價值在剔除干部以后由資本家獨占了,使得干部以后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為資本服務,從而免除資本家的后顧之憂,以實現(xiàn)資本增殖的最大化。不過,他這樣說似乎還有另一層含義,他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說體制內外離退休福利待遇差別很大,實際上則是以減少乃至消除這些差別來喚起民心,為實現(xiàn)干部(公務員)隊伍雇傭化鳴鑼開道,最終還是為了減輕資本的稅務負荷。】18大以來黨內腐敗受到嚴重打擊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觸動和改革,但應當說仍僅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還任重道遠。【評點:是這樣,也確實是任重道遠。不過,他這樣說還是飽含另一層深意的。

  顯然,以上所有這些都對我國的基尼系數與貧富差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實際上都與私有經濟沒有直接關系,反而與我們的公有制和延續(xù)下來的國家管理體制安排有關。【評點:基尼系數與貧富差距確實與以上談的這些因素有關,但都不是本質性的。本質性的就是私有制,華生卻說與此無關,而與公有制和國家管理體制有關。我們要問華生的是,你是經濟學者,自然知道初次分配在分配中的決定性意義,再怎么說,公有制下的領導與職工之間的分配差距也不會比私有制下老板與工人之間的分配差距大吧,那又怎么說與私有制無關而與公有制有關呢?這樣武斷的總結又有什么道理可言呢?至于國家管理體制的問題,如果真是有問題的話,可以改革調整嘛!】所以難怪鄧小平當年說,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并沒有搞得很清楚。【評點:這句話究竟怎樣,這里暫且不論。華生這里引用這句話,顯然是拉大旗作虎皮,為自己的言論進行背書。不知華生是否記得,鄧小平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還說過這樣的話,一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一個是共同富裕,不管怎樣搞社會主義,這兩點是不能變的,改變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鄧小平把這兩點是作為社會主義的特征來講的。從這里來說,社會主義又怎么沒有搞清楚,又怎么與公有制經濟、共同富裕無關呢?其實,鄧小平這話的真實含義是:對如何搞社會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具體方式沒有搞清楚,而不是對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共同富裕這兩個社會主義的特征沒有搞清楚。否則的話,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這段論述就是自相矛盾的。華生在這里引用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論述的時候,似在割裂、曲解鄧小平談話的原意。

  現(xiàn)在有些成天喊著社會主義的人,其實并不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國有企業(yè)并不就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評點:國企就是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從鄧小平到現(xiàn)在的歷屆中央都是這么講的,華生這是在指責誰呢?誰說共同富裕是同等富裕了?同等富裕就是平均主義,當然是要反對的。共同富裕是允許有差別的,當然差別要限制在合理的區(qū)間內。】不明白社會主義追求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與國家權力的替代關系;【評點:在現(xiàn)階段,兩者之間如何替代?自由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在社會主義階段,如何使國家權力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防止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確實是一個時代的課題。】不明白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和陳云所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評點: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講的是唯物辯證法,認識論,這是認識方法和工作方法。既然講到精髓,其實,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即武裝奪權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提出,列寧在實踐中豐富和發(fā)展了這個理論。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探索的是在取得政權以后,如何鞏固這個政權的問題。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發(fā)展歷程來看,馬克思、列寧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了奪取政權的問題,而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了鞏固政權的問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新老修正主義分子就是反對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關于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理論和實踐。】包括改革開放的精髓。【評點: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實現(xiàn)共同富裕。】所以,怎樣讓社會主義能夠實現(xiàn)更大的財富創(chuàng)造、更高的權利平等和更小的貧富差距,還是一個需要從傳統(tǒng)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回答和解決的問題。【評點: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這些問題恰恰是突破了這些傳統(tǒng)概念和所謂的本本造成的。試想,真正實現(xiàn)了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話,還會出現(xiàn)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嗎?既然這樣,還嫌不夠,又要進一步從傳統(tǒng)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來,再結合他前面說的私有制與貧富差距無關來進行分析,華生的意圖也就昭然若揭了。當然,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觀點,而是主流經濟學者的共同心聲。】(本文發(fā)表于2018年。)

  來源:長平講談

  

  總評

  華生在文章中表達了這樣的主要觀點:不要在所有制的性質上進行爭論,公有制并非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而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就會從根本上動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zhí)政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必也不需要表現(xiàn)在比例和數量上,要采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表現(xiàn)形式;自由競爭是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堅持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歷史上的均貧富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私有經濟與貧富差距沒有關系,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因為戶籍制度,城鄉(xiāng)土地收益的不同,以及體制內外待遇的巨大反差。

  華生的觀點概括起來就是兩點:一是所有制問題。一方面他認為公有制不是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必也不需要表現(xiàn)在比例和數量上,一方面又認為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將會動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zhí)政基礎;二是共同富裕問題。一方面他認為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對歷史上均貧富的努力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加以否定,鑒古知今,反映出他對共同富裕的抵制傾向,另一方面又將私有經濟與貧富分化撇開,說兩者之間沒有直接關系。不論是在所有制還是共同富裕的問題上,他的意圖就是,大力發(fā)展私有經濟,保護自由競爭,實行共同富裕要三思而后行,貧富差距與私有經濟無關。

  其實,在改革開放開始后不久,鄧小平就把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提出來了。如果公有制經濟不在國家 經濟中占有必要的比例和數量,又如何保證其主體地位呢?失去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領域的根本區(qū)別。只要是治學嚴謹的學者,不論是資產階級學者還是馬列主義學者對此都是公認的,華生怎么會對此予以否認呢?這是常識問題嘛。

  至于共同富裕,就是一個分配方式問題。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國家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決定著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問題恰恰是私有制不受制約地發(fā)展,失去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造成的。人們所熟知的私有經濟的“56789”不就是明顯的例證嗎?所有制性質決定分配方式。只要是治學嚴謹的學者,不論是資產階級學者還是馬列主義學者都是對此公認的。華生卻說貧富差距與私有經濟沒有直接關系,甚至不顧國情和國際分工上的差異還拿日、韓來進行比較,這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難道華生連這樣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也不明白嗎?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掌控了經濟基礎以后,就會進一步要求占領上層建筑,在共產黨內尋找代理人,直至最終掌握政權。現(xiàn)在黨內出現(xiàn)的嚴重腐敗甚至一些地方出現(xiàn)的塌方式腐敗就對此敲響了警鐘!不過,這個時候的腐敗一般來說還是停留在經濟層面上,即資產階級用錢財去腐蝕共產黨的干部;他們還不敢公開向共產黨的政權進行叫板,即發(fā)展到政治層面上。如果任其發(fā)展下去,在條件具備、時機成熟的時候,特別是貧富分化導致國內局勢發(fā)生變動之時,他們就會裹脅民眾向共產黨施壓轉向政治層面,提出奪權要求。這并非危言聳聽!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規(guī)律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鑒于此,就要防患于未然,對私有經濟在發(fā)揮其有利于國計民生作用的同時,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時采取措施將其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

  華生以一個自由派學者的身份,為資本家站臺,發(fā)出了不僅公有制經濟的多少與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無關,反而消滅私有制經濟倒會動搖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貧富差距與私有制經濟無關,歷史上的均貧富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還對現(xiàn)在實行的共同富裕提出了質疑的奇談怪論。這些觀點不僅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即便從常識上來說也是幼稚可笑的,暴露了今天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本來面目,顯示出這些人思想上的貧乏到了何等程度!當然,并非是說他們一無是處,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還是由他們的立場所決定的。

  二○二四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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