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書林 清華大學教授

　　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先后興起改革浪潮，但正如奔跑比行走更容易摔倒一樣，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更容易遭遇挫折甚至失敗。蘇共為何在改革中亡黨，其經驗教訓對今天改革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寶貴。

　　首先，改革不應該丟掉黨對國家的領導權。蘇共的蛻化變質雖然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但未必不能起死回生；如果操作不當，就會立即亡黨。在“毫無限制的公開性”的鼓噪中，蘇共實際上失去了對知識界、理論界和新聞界的控制權，對新出現的3萬個“非正式組織”不能控制，對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浪潮不能控制。在當時的情況下，照搬西方多黨輪流執政的道路，顯然是自殺的開始。

　　第二，改革不應該丟掉公有制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社會主義的性質，提供人民當家作主的保證，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存廢的實質條件。無論怎樣的改革，只要保住了公有制或者公有制主體的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根基就會牢穩。1991年7月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私有化法》，其中規定，國營企業可變成租賃或集體企業、股份公司，可招標出售或拍賣。同年7月，戈爾巴喬夫致函西方七國領導人會議，說實施這個計劃的頭兩年，將把蘇聯80%的中小企業賣給私人，然后將進一步對大型企業實行私人經營。私有化使蘇聯出現階級的分化和特權階層，這只會導致兩個結果：要么是變質的執政黨發動劇變宣布國家的重組，要么是激起群眾的憤怒反抗。

　　第三，否定領袖并非“改革”。最早以官方的姿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是赫魯曉夫。蘇聯官方延續了幾十年的“非斯大林化”，導致了災難性后果：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蘇聯歷史，繼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目標。但一味否定并不能解決蘇聯任何實際問題，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中，戈爾巴喬夫按照所謂的“新思維”，一味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歷史，但到底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怎么樣堅持？改革的最終目的是什么？現實的改革還要不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在這些根本問題上，他表現出極大的盲目性。

　　第四，改革不應指望外部力量。美國幾十年來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始終不放松。經過杜勒斯和中情局的長期努力，提出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十條戒令”，蘇聯上層領導改革的人卻對此毫無戒備。戈爾巴喬夫很在意美國人對自己的評價和贊賞。他實行“公開性”原則，提倡所謂“文化領域的自主權”等，都是希望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在蘇聯發生“8·19事件”之后，戈爾巴喬夫首先是撥打美國總統的電話，請示美國總統之后才離開休養地。在開放的形勢下，與西方來往是正常的，但保持冷靜的頭腦，做清醒有效的努力，這才是最需要的。▲(作者是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