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幾件事的回憶，分析中國民主與美國民主在實踐上的區別，反映了毛澤東思想中的人民民主是具體真實的民主，值得我們去繼承，去“去粗取精”，并將它發展創新，發揚光大。

不可磨滅的記憶

我們這里是個很邊遠的山區小村莊，平時很少有多少人來，像模像樣的人來到更少，而這一次卻很特別，來了一個大軍官。記得是上個世紀的七四、七五年，還是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時期，初夏的一個上午八點左右，我和一群小伙伴們，在村口邊的玩，忽然開來一輛小汽車（那時很少見到汽車，分不清型號，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黃吉普），上面下來兩位解放軍同志，其中一個年級大一點大約四十來歲，上衣有四個口袋，一個只有二十出一點頭。一下車，年紀大的就在村口的大字報欄旁邊看大字報，年紀輕的有時東張西望，看得不是很認真，但他腰間卻掛著配著子彈帶的不大不小手槍。我和小伙伴們都很少見過手槍，所以都一致認為那個年輕的帶手槍的官大，但我心里還是犯嘀咕，那個年紀大的為什么當不上大官呢？大字報不多，不到一個小時他就看完了，走時那個年紀大的解放軍同志說到：我是軍分區的政委，是省委派我來看大字報的，了解群眾所反映的情況......本來年紀就很小，又過去了這么長時間，記不清他后來說了些什么，不過那時候各級領導干部都對大字報很重視，群眾所反映的情況很快就有反饋，能得到及時處理，公社干部和大隊干部就怕大字報。他們沒有幾個敢貪污受賄。那時很流行一句話就是：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短，常見基層干部吃了地主富農的飯要挨批，甚至被撤職，所以那時的共產黨政府清澈見底，透明度高，有凝聚力，有感召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擁護。

還有一件讓我記憶深刻的事。時間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一日到朋友處玩，因為打上了毛澤東時代的烙印，喜歡先吃蘿卜淡操心，談起了國家的民主大事了。我認為中國的毛澤東時代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可行的，并且跟他舉例說明。他卻將我駁得啞口無言，他說，毛澤東時代有民主？那人們罵毛澤東為什么犯法，坐大牢？而美國人卻可以在大街上罵總統也不會追究法律責任，可以揚長而去，這種民主中國有嗎，我實在無言以對，只好投降了。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增加，實踐的摸索，我最終搞懂了中國的毛澤東時代的民主與美國的民主區別。

毛澤東時代的民主，老百姓是不能罵毛澤東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是社會主義江山的化身，罵毛澤東，反對毛澤東，社會主義這道最后的防線就不攻自破了。毛澤東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信仰共產主義；同時，他對于這一信仰的追求，也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所以這最后一道防線不能破除，一旦失守，中華民族就要遭受大難。關于這一點，前蘇聯的分裂瓦解，一直到今天萎靡不振，乃至將來都難見分曉，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住人民拿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民主是具體的、深刻的、充分的、活生生的民權實踐，而不是津津樂道的飯后談資，更不是紙上得來的繡花枕頭。也正是那個時代，我們除毛澤東不可以罵外，可以罵所有的共產黨干部，尤其是基層干部，工廠的工人可以監督廠長、書記，農民可以監督大隊和公社干部，甚至可以監督縣委干部。你的頂頭上司你不但可以批評監督他，還可以隨時拿“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將他罵滾蛋，罵下臺，非常及時到位。今天你當領導的違反了黨紀國法，老百姓一上告，或者你貼出大字報，明天就處理他，法辦他，所以那時的干部很少有官僚，更難得見官僚主義。那時，包括縣委書記以下的干部都要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當時我們那里有一個改河造田工地，我們縣的縣委書記就多次來到工地與社員們一起勞動。干部要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通過這種方式與人民打成一片，與群眾心連心，走群眾路線，實現人人平等。在這種社會環境里，哪有腐敗滋生的余地？社會表現出來的是：上下一條心，同心同德，向著社會主義的任務，向著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奮勇前進。你說這種民主、這種監督，美國有嗎？這才是具體的、真實的、活生生的民主。一千多年前，歐洲人從“茶”知道中國，可惜他們并不知道，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茶”的故鄉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最高中樞政治局開會，成員喝茶是要付茶葉錢的。因此，工農出身的副總理陳永貴和吳桂賢開會時就甘愿喝白開水；陳永貴在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時還在大隊里記工分、拿工分，不愿去享受國務院副總理的工資待遇。美國的高官，國會議員會享受這種待遇，過這種生活嗎？為什么中國會這樣，這都是人民民主的結果。美國人在資本家手里打工，你可以不干卷鋪蓋走人，但你不能批評監督資本家，公司老板，董事長，將他趕下臺。美國人工廠的資本家，不能與工人一起共同勞動，不能“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那種天高皇帝遠，那種甩石頭打天的民主對老百姓個體來說有何益處？所以說美國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一點也不冤枉它。

更何況在美國罵總統，就是絕對自由的嗎，就一定不受法律追究的嗎？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下面有兩個例證就證明了這種說法要么是道聽途說，要么就是反動派為了推翻毛澤東思想，為文革抹黑散布的流言蜚語。

第一個例子是：一名14歲美國少女于一年春天在個人網頁上發布了威脅總統布什的圖片和文字。美國特工處人員找到她，對她進行了恐嚇，要把她送到少管所。

第二個例子是：2001年布什訪問南達科他州期間一名叫理查德·漢弗萊的男子在酒吧里喝酒時與人說了“燒死布什”的話，被服務員聽見告發， 12月6日就被美法庭判處37個月的監禁。

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就能看到美國民主的真實面貌。許多人都以為美國特別民主，實際上我們的老百姓從改革開放之初就被一些包藏禍心的人欺騙了，這是個隱藏很深地的大陰謀。方勵之、劉曉波等《08憲章》派們在中國有那么大的市場，應該歸功于這一陰謀巨大效應。

方勵之、劉曉波等《08憲章》派們其實不過是唯美主義者，他們主張三權分立、普選不過是仿制美國的共和制民主。在中國追求美國式民主的第一人要數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他當年就認為康有為、梁啟超君主立憲制民主在中國行不通，只有美國式的共和制才能救國、立國，但孫中山先生還是對美國共和制民主進行了改造，將它改成三民主義，而且制定了三大政策。這個治國方略在當年執行時失敗了，后來在臺灣有較大程度的實行。現在有很多人認為大陸也可以與臺灣一樣實行，這是以偏概全，沒有全面地、本質地看問題。臺灣是個矛盾的特殊性，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臺灣有多大面積，有多少人口，有多少民族？在面積上只大于海南島，在人口上也是一個小省，在民族上更是遠遠不能與大陸相比，這樣一個無論在哪方面都不能與大陸相比的小省，怎么能與整個國家的治理方式一樣呢？就是美國當年立國時由于具體情況不一樣，不也是對反對勢力進行了殘酷鎮壓，來保衛自己的國家嗎？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美國等霸權勢力的四面包圍，西藏、新疆等分裂勢力蠢蠢欲動，怎樣保住中華民族這是個根本，稍一不慎，后果不堪設想，就可能步前蘇聯后塵，到時候比前蘇聯可能還要輸得慘得多。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最好的見證就文化大革命。文革主干是好的，核心是金子做的。那時基層群眾的貼大字報方法地地道道的能起到監督到干部的作用；批評和自我批評，四大都很管用，基層干部怕得很，他們難以繞過人民群眾監督這個坎，套用毛澤東時代的一句老話，就是“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幾千年的文化積淀，思想道德的蓄勢，更有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與引導，人民群眾是非觀念非常清晰，黑白是涇渭分明，本末是不會倒置的。我就多次與同事們交流過，毛澤東時代我們不能罵毛澤東，這是不錯的，但我們可以罵毛澤東以下的所有的領導干部，更可貴的是我們能罵自己的直接領導、頂頭上司，他今天犯了錯誤我今天罵了、寫了大字報，他明天就下臺；他今天犯了法，我今天罵他、告發他，他明天就進監獄，立竿見影，好不痛快。當然也不是說那時什么都對，文革的枝葉有些問題，考慮得沒有那么周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意外。毛主席也說：文革三七開。今天我們或許還能多“開”出成績來，但不管增開出多少成績，文革也是有缺點錯誤的，這也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兩點論。像那時高層存在一些坐江山的潛意識，存在官僚主義，還有走資派，就是這方面的表現。這不太難理解，法國大革命時不也將革命最積極的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送上了斷頭臺嗎？文革那樣的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革命嘗試，又有中外反動派的干擾，有心懷鬼胎的人轉移斗爭的大方向，以及部分干部群眾不理解，出現一些差錯是難以避免的。不能因為它有小的、表面的混亂就否定它，事實證明它確實實現了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中國的“三十五年大慶”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最輝煌的、最讓人們心底里臣服的一次慶祝活動。可是誰想過這個成就與毛澤東時代的關系，與文革的關系？這個成就與其說是“撥亂反正”的成就，還不如說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的慣性，文革的余波所形成。毛澤東時代的影響力到了最后還能為強國民富做出巨大貢獻，這也證明了，無論如何，中國的文革是一種社會主義性質的探索創造，是一種民主的升華，它值得中國共產黨人去“去粗取精”，去發揚光大。文革的大民主解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怎樣保住人民當家作主，怎樣有效的發揚人民民主，怎樣“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的問題；它解決了如何按照馬列主義的指引，人民的要求，按照黨的指示建設社會主義，保證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它能把人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產生巨大的向心力；它有顯著的消除官僚主義效果，是將腐敗消除在萌芽狀態的經實踐檢驗過的法寶。

當前中國缺少的就是民主，缺少的是人民監督共產黨、監督政府。雖然有人說過要想方設法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但是終究難以實現。這種想方設法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的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實踐中實行了三十多年。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民群眾是越來越監督不到政府，監督不到黨。究其原因，當然是方向不對頭，措施不得力。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才搞民主選舉人大代表時，還在真做，還有點真抓實干，但后來就變形了，越來越裝模作樣，越來越流于形式。現在的基層民主選舉基本是窮于應對，玩弄虛作假的游戲。我們這里的縣人大代表的選舉就是這樣：選舉時，本單位沒有候選人，感覺不利，沒有面子，就相中一個自己的忠實親信，再安排二十個馬屁精推舉提名，最后把學生拉來選舉，人多勢眾一選就成，而且以此為模式，連連運用，連連得手，屆屆入選。還有件事，也反映現在基層民主選舉存在著很大問題。前幾個月在網上看到一位廣東的網友給我帖子的回帖，談到他知道的一件事：有一個在雷州半島的同行對他說到自己那里農村選舉的事。有一個村委會在村民小組村長選舉時，同姓的選票都是投同姓的。這些農村大部分是一個村子里不外就是五六個姓氏的人組成，一個村只有一兩個較大的同姓群體，小姓群體在選舉中根本無發言權，但也正是這部份小姓的中間群體起到決定選舉誰勝誰敗的作用，一兩個大姓群體為爭奪這部份小姓中間群體的票源，一張票出價就出到二萬到三萬元，到了投票當日，這個總人口才300多人的村子，竟要縣有關部門——公安、派出所、民政干部、鎮干部290多人帶著裝備去震懾、維持選舉秩序，防止意外發生。這樣的事件不一定是孤立的、獨有的，這樣的選舉哪里能稱得上“人民民主”？這種維穩的農村基層民主發展下去會是什么樣的結果？

談起現在的民主監督基本上也是變味了。領導有缺點錯誤、甚至違法犯罪，你就是拿他無可奈何。你要是按照正常渠道反映情況或者上訪，材料從上面又轉下來，被反映的干部肯定能了解到是你反映了情況，那你倒霉的日子就會接踵而至，各個方面你都要準備他的隨時打擊報復。以教育上考試為例，現在的考試抄襲已經司空見慣，據我所知那高中拿畢業證和升學必考的學業水平考試，抄襲率要超過60——70%，高考我還沒有聽說過哪個考點不抄，政府、教育部就是拿它沒有辦法。我們這里的領導不止一次組織高考抄襲，老百姓通過正常渠道反映情況，實施民主監督，許多方式都采用了，就是沒有反應，十幾年過去了還是無動于衷，而且反映者都或多或少吃了啞巴虧。你說這種民主是什么民主，老百姓拿它有什么用？王培榮舉報現任徐州常務副市長李榮啟長期得不到回應、得不到處理，王培榮本人身心受到極大地摧殘，徐州當地黨委政府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公信力受到廣泛質疑，也充分證明當前的這種民主實在是無能、低效。趙東民的行為是在維護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精神，符合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符合法理的“合理性”這個基礎和精神實質，完全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他何罪之有？這種人民當家作主在今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過程中遭受難以想象的打壓，這是人民民主嗎？這樣做以后拿什么保證人民擁護中國共產黨，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  

再說些生活中瑣事民主效應問題。多年來，我的手機經常有短信或電話，說我中了十幾萬、幾十萬的大獎，設的圈套叫人垂涎三尺。還有那網絡糟粕，什么病毒、木馬比人家國家多得多，我們的公安、監察、安全部門這些年也算發展壯大了，三公消費也不比人家少，這些案件在職能部門面前應該都是小兒科，為什么總是屢禁不止？問題發生了十多年，越解決越多。我一年中多次接到這樣的信息，相關的執法部門的人就沒有接到這樣的信息，這不符合邏輯吧？為什么他們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為什么華佗無奈小蟲何為何？這樣的事如果換成毛澤東時代那是不可思議的，那種民主氣氛叫你根本沒有生成的余地，這不得不讓你承認你的治理方式不夠科學、效用低下。

當前，腐敗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私有化已經與憲法嚴重對立沖突，分裂勢力越分裂膽子越壯、目標越來越大。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用了三十多年的“制度化”，用了三十多年的“依法治國”，但實踐證明了那沒有正確處理好民主與法治的關系，不是“真理”，原因很簡單，因為反腐敗你越反越腐，你越堅持社會主義就離社會主義越遠，這不就涉及到一個方式問題嗎？改革三十多年，你越改革離你的目標越遠，該中國共產黨人深入思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的時候了。趙本山不是也說過一句話，叫“不看廣告看療效”嗎？這也是對我們一個提示吧，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行嗎？

當前的“維穩”，不是從分析、查找和消除社會不穩定的深層次原因入手尋求辦法，而是圍繞“無上訪”“無投訴”的虛假目標，采取“壯大公安，增加警力”的膚淺措施，豈能取得實效？人民都到北京上訪，誰造成的，誰知道到北京上訪有多少心酸，多少艱難，家破人亡的日子好過嗎？

現在向西方國家學習，尤其向美國看齊，地方上出了問題，要靠中央、國務院各部門派聯合調查組來調查解決。說起來都口口聲聲要把馬列主義同中國國情相結合，中國的國情是什么？沒有搞清楚，中國這方面的國情是經過多年的積累可以說是七出冒火八處升煙了，基層問題比美國要多得多，可能是多幾十倍、幾百倍，你中央、國務院派調查組派得過來嗎？就是派得過來，那幾千萬的地方黨政干部干什么呢，他們就蹬著茅坑不拉屎？不能通過基層的人民民主監督解決問題，造成了地方問題積累的，老百姓的權利沒有基本保障，被侵害越來越多，老百姓在地方、在基層解決不了就上訪，受著各種煎熬痛苦遭到各種打擊報復，有些共產黨干部還不理解。王培榮舉報現任徐州常務副市長李榮啟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這個案子，一開始就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上訪了幾年才引起省有關部門的重視，這看起來很荒唐，但確確實實發生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很是不可思議。一個這樣簡單案子如果需要幾年，這是什么效率，這能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嗎？習近平副主席在浙江省委書記的位置上曾經做過一件事，就是把毛主席60年代給浙江的一個基層派出所的一個批示，搞了一個紀念活動，意在推廣基層問題通過基層民主就地解決，這是一個依據中國國情有中國特色的解決問題方法，也是一種民主集中制運用的有效模式，是毛澤東時代被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中國式的方法。有些人說要來“實踐檢驗”，這不是已經被實踐檢驗出來的真理了嗎，為什么還磨磨蹭蹭的？其中的內因怕不是“檢驗”不“檢驗”的問題，而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毛澤東時代，所以難以回頭，還是照外國經驗走下去，寧愿“08憲章”派們提供資改的主張，而不愿意讓真理再次去實踐，讓真理被再次充分證明。

中國只有搞社會主義的大民主才能保證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才能保住社會主義江山。現在搞大民主有市場、能形成很大阻力的是官僚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保護傘、漢奸賣國賊、以及那些靠剝削壓迫來掠奪財富的中等資產階級，對付他們，我們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可以將他們批倒、打翻。

民主與國家治理的關系應該是：“磨刀不耽誤砍柴的工”的關系，是“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關系。由于“維穩”，中國人在民主意識上有些麻木不仁，中國的民主實踐越來越窮于應付，這不符合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要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讓人民當家作主，就必須建設好社會主義民主，這樣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張夷   201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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