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荊竹山，有一個叫作“雷打石”的地方。“這里就是當年毛主席立規矩的地方。”

　　10月24日，秋高氣爽。毛澤東站在一塊大石頭上，對準備向井岡山中心進發的數百名工農革命軍戰士講話，要求大家與山上的群眾和隊伍搞好關系，隨后正式宣布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后來，針對隊伍出現的新問題，毛澤東在遂川縣李家坪又頒布了“六項注意”，后規范為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

　　1949年3月23日上午，黨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時，毛澤東同志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

　　據原中國中央辦公廳工作過的戚本禹說，傳說的什么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那只是當年不知從哪里傳出來的一個流言。王光美很認真的跟我們說過：那都是瞎說。少奇同志講了，他從來沒有聽過毛主席這么說過。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糾正對翦伯贊過分的批判，指示要保護翦伯贊，給出路，還讓總理派人去北京大學傳達了他的意見。那個時侯我已經被關進秦城近一年了。當時聶元梓已失去權力，由軍人王連龍領導的軍宣隊掌握領導了北京大學的文革運動。軍宣隊、工宣隊違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人逼供翦伯贊。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贊夫婦自殺身亡。

　　著名黨史專家金沖及表示，批判馬寅初當然是錯的，但批判他的是陳伯達和康生，不是毛澤東。“沒有找到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話”。關于這個問題，有人口學家經過考證，也沒有查到陳伯達、康生直接點名或主導了批判馬寅初的證據。

　　據當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戚本禹回憶:毛主席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后，雖然出現了少數右派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但毛主席還是想通過教育的方式解決問題，并不打算搞反右運動。但當時主要領導中大多數人堅持要反擊右派進攻，所以毛主席只能妥協(這也從一個層面證明毛主席是講民主的)，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也只認為全國不過是四五千右派，可具體領導者不斷將反右擴大化，他們還發明了分指標的辦法，最終使這場運動變成黨的一個重大失誤。

　　在聽各省市的反映期間，參加安徽組的會議比較多，因為安徽的問題多，死的人最多，群眾來信也多。那些參加會議的縣委書記們，對曾希圣是憤怒極了，控訴他在大躍進中怎么虛報，怎么打擊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來饑荒發生了，群眾沒有吃的、餓死人了，他又怎樣不讓上報;誰要是說了真話，他就打擊誰，殘酷打擊，撤職一擼到底……。那些縣委書記們批判曾希圣的激動的樣子，無法形容，說到激動的地方幾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樣。幾十年了，那個場景在我腦子里還是清晰如當年。也有人很顧慮，反映說曾希圣參加會議，我們不敢講話。聽起來曾希圣那時是真把主席都騙了。山東餓死人報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氣，說你舒同是個書生嘛，你應該比別人更愛護老百姓，怎么會弄得死人呢?主席當場就把他的職撤了。主席以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實曾希圣比舒同還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東多，可曾希圣兇狠、霸道，硬是沒讓這事馬上暴露出來，他就是會欺上瞞下。

　　還把反對他搞浮夸的副省長張凱帆等人打成反黨集團。可是，等到 1961 年，他又一下子從極左到極右了，一下子從大躍進中的共產風、浮夸風就到了主張包產到戶了。

　　因為他長征路上功勞大，劉少奇替他說好話，總理也幾次說他好話，主席好像也說過。七千人大會后，中央調曾希圣到華東當了第二書記，調李葆華去了安徽。李葆華一上任，就整頓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華是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是堅持搞集體經濟的，對包產到戶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華談過話，他說他是搞“責任田”，責任田是集體的。李葆華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從極左到極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時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這個時期遭到李葆華整頓的人，在文革中也跟著造反派造起李葆華的反來了。這個情況很復雜，好人壞人錯位了。毛主席對李葆華的父親李大釗很有感情，他對我們說過，李大釗是他的老師。可能是因為這層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實是一直保李葆華的。

　　在東南地區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業，生活困難，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殺，毛主席動員全國群眾，二個人的飯三個人吃，解決了群眾的吃飯問題(參見第四章)。這次大會上，毛主席說，出現餓死人的省市要檢查并匯報群眾生活安排的情況。如果哪個地方餓死人再隱瞞不報，或者看見群眾餓死不管的，查出來要受嚴厲處分。他還再次強調：“不準餓死一個人是我們的一貫政策”。

　　我(戚本禹)對林彪的講話特別贊成，因為只有林彪講話是仗義執言，是公道的。他說共產風都是主席叫我們糾正的，虛報成績也都是主席先糾正的。他講的這些是符合實際的，毛主席在第二線，對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搞浮夸不放心，從 1958 年的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在搞指標壓縮，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來還是出了大事。出了大問題，又是毛主席來當救火隊長，想方設法解決問題，糾正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何時開始準備造航空母艦?原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劉華清回憶錄》一書中披露，早在1970年，他就根據上級指示，組織過航空母艦的專題論證，并上報過工程方案。

　　中印邊界反擊戰時，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過一段話，“中國人都知道，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小學課本里寫著哪，連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930萬平方公里，憑空少了30萬平方公里，你們不能讓我背著賣國賊的罪名去見祖先”。

　　張新國網摘編輯   201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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