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斯大林是蘇聯亡國的根本原因

作者：李偉

原載：《探索》2010年第一期

當中國的反毛分子仍然把控中國主流媒體時，俄羅斯早已掀起懷念斯大林、重評斯大林的熱潮

摘要：對斯大林的態度，是一塊鑒別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鑒別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有的派別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其實，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在20世紀無與倫比。“斯大林模式”的生造，是西方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歪曲；斯大林的實踐和理論是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活水源頭；斯大林問題對中國與世界的意義在于：它關系到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方向。

　　
　　引言：“斯大林問題”的實質是什么?
　　
　　蘇聯亡國是一個影響世界的大問題，引起了世界各國朝野的強烈反響，至今議論紛紛。關于蘇聯亡國的原因，不同階級、政黨、政治派別由于其思想體系不同甚至對立，不可能有一致的認識。
　　值得重視的是，長期以來，西方及戈爾巴喬夫之流散布的“斯大林模式論”，掩蓋著一個歷史事實，即蘇聯歷史以蘇共二十大為界，前期的斯大林時代以兩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是社會主義蘇聯從弱國奮起、走向繁榮強大的歷史；后期是和平建設年代，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是蘇聯衰落下來直至亡黨亡國的歷史。因而，關于蘇聯亡國的討論，歸根結底要落到斯大林問題。那么半個世紀以來議論紛紛的“斯大林問題”到底是什么呢?不同思想體系爭論的焦點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肯定或否定斯大林堅持和捍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肯定或否定斯大林帶領蘇聯人民曾經開辟出來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和理論。蘇共蘇聯悲劇的根本原因不是別的，就在這里——放棄和否定了斯大林堅持和捍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和否定了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曾經開辟出來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和理論!
　　同樣值得重視是的，當前國內有些人以我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為由，否定20世紀60年代的“九評”，并指責原中組部部長張全景同志的文章《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07/45222.html）繼承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甚至把這種指責擴散到他們所謂的深受“九評”影響的一代人。他們講：只要揭露當年中國共產黨搞“九評”的目的，只要證明斯大林不是列寧主義者，就推翻了20世紀中國共產黨對赫魯曉夫的批判。他們還自認為這就解決了當今關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歷史評價問題。他們企圖通過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歷史功績，把所謂的“斯大林模式”判定為蘇聯亡國的根本原因，幻想以此來統一國人的認識。對這種強詞奪理的觀點，必須批評。
　　
　　一、對斯大林的態度是一塊試金石
　　
　　為斯大林辯護，要從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為斯大林的辯護說起。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的“九評”之“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7天后，發表《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評”是總論，“二評”是具體而翔實地展開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之間分歧的第一篇，可見斯大林問題在中蘇兩黨分歧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這篇文章里，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以無畏的姿態和坦蕩的胸懷，公開向世界表示：“蘇共領導人指責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的，我們是要為斯大林辯護。在赫魯曉夫歪曲歷史、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情況下，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怎樣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對斯大林的個人評價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問題，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是為十月革命創造出來的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光榮斗爭歷史辯護，是為蘇聯共產黨的光榮斗爭歷史辯護，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的聲譽辯護。一句話，是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辯護。不僅中國共產黨人要這樣做，一切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一切堅決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經或者正在這樣做。”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必須要揭露和打破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企圖把全盤否定斯大林作為一個定論推向全世界，堅決支持世界上一切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辯護的人們及其思想。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必須要沖破由于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蘇反共的彈藥，在全世界掀起的大規模反共浪潮。
　　自那以后，40多年過去了，依然如當年毛澤東分析的那樣：“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做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范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
　　正如毛澤東的預言，進入21世紀以來，首先是俄羅斯國家和人民對斯大林的評價，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戈爾巴喬夫時期有了很大不同，可謂風向大變；尤其是2007年俄羅斯教育部對歷史教科書作了重大調整；將斯大林時代及其政治思想列入新學年歷史教科書，確定斯大林為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斯大林建立了一個偉大的祖國”。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俄羅斯民族的這一重大思想變化一經傳到我國，立即在學術界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一些學者隨之開始了新一輪對“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的批判，并且在一些地方還較為流行。這種試圖遮蔽和淡化俄羅斯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想現象，反映了一些學者企圖掩蓋他們與直接造成蘇聯亡黨亡國的戈爾巴喬夫派別思想上的聯系，千方百計地維護他們從西方，從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那里搬來的關于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種種謠言、謬誤和觀點；同時也揭示了這樣一種思想現象，即關于評價斯大林的國內外種種動向，往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起伏的一種風向標。顯而易見，斯大林問題仍然在世界論壇中占據著重要位置，依然是人民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這兩大陣營尖銳對立和斗爭的一個焦點。
　　在世界和中國都已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當年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斯大林辯護這一史實，究竟怎么看，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呢?筆者認為，在這一問題上，雖然歷史的現象有了很大變化，但歷史的本質依然如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歷史的風浪面前要不為所動。因而，對當年那場中蘇兩黨論戰的態度，特別是在斯大林問題上，敢不敢為斯大林辯護，是肯定斯大林，還是否定斯大林，依然同當年那樣，是鑒別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試金石，是鑒別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一塊試金石。同樣，當年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中蘇論戰中書寫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對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透徹揭露和粉碎性批判，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盡管并非句句都是真理，但仍然堪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系統揭露和批判修正主義的教科書，它像一面照妖鏡，令一切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痛恨和恐懼，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誣蔑并要除之，因而對“九評”的態度，是在當代判別革命與假革命、反革命的一塊試金石。
　　今天我國思想界有些人為赫魯曉夫翻案，宣揚赫魯曉夫的觀點，不過是當年中蘇論戰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的再現而已。所不同的是，由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論戰的方式改變了，且發生在民間，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變得小心謹慎了，而對方或投靠對方的人張狂起來。這倒，有一個好處，可以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們更清楚地、更深入地了解對方，從而更全面的知己知彼，把斗爭堅持下去。
　　顯然，科學地研究斯大林問題，是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領導蘇聯長達30年，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人物。他對世界的影響不僅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很大，死后依然很大。認識人類在20世紀經歷了一條怎樣的路程，把觀察的視角選在斯大林這個歷史人物上，以斯大林問題為切入點，解剖、分析20世紀承前啟后的歷史進程，是合適的。可以說，斯大林問題是認識人類剛剛走過的20世紀的一把鑰匙。
　　
　　二、為什么有人總是把矛頭指向斯大林
　　
　　在研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這一問題上，有這樣一種現象，有的派別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很多人一致認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而其他原因談得不多，甚至不怎么談。這一思想現象和社會現象，是耐人尋味的。
　　在研討蘇聯亡國這一問題上，為什么有的派別總是緊緊抓住斯大林問題不放，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其中緣故何在?筆者反復思考，深受啟發，很是“佩服”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敏銳嗅覺。他們提出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問題的總根子則是斯大林種下的”這樣一個命題和論斷，可以說，是他們發現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之根，只不過他們的論述是頭足倒置而已。憑此一點，就非常值得馬克思主義者認真地學習和研究。筆者以為，有的派別如此一致地否定斯大林，從反面非常直白而清晰地提示我們，導致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是否定斯大林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都是由否定斯大林而衍生或派生出來的。
　　有的派別如此看重斯大林問題，下那么大的力量研究和宣講斯大林問題，絕非無中生有，而是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在他們看來，只要緊緊抓住斯大林問題就夠了，至于其他問題，諸如思想理論、黨的建設、群眾路線、干部問題等，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思想體系內容，不要指望他們會在這些方面能有什么認真的研究和深入的討論。應當承認，是這些派別，是他們的思想體系比當代馬克思主義方面更快、更準確地觸到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根本。
　　關于“問題”，馬克思曾做出這樣一個論斷：“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世界史本身，除了通過提出新問題來回答和解決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每個歷史時期的謎語是容易找到的。這些謎語都是該時代的迫切問題，如果說在答案中個人的意圖和見解起著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練的眼光才能區別什么屬于個人，什么屬于時代，那么相反，問題卻是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問題就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
　　斯大林生活在極其慘烈而動蕩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與革命的年代，一生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而頑強地、不屈不撓地與兇惡的帝國主義及其形形色色的敵對勢力作斗爭。無疑，站在斯大林對立面的階級、政黨和派別，為了復辟被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各族人民打碎的“天堂”，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斯大林，千方百計地否定斯大林的偉大歷史功績，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肆意地貶低、丑化斯大林。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蘇聯修正主義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毛澤東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有的派別及其思想體系為什么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斯大林的重要原因。
　　
　　三、為什么有人總是回避和貶低斯大林的歷史功績
　　
　　認真閱讀批判斯大林的文章、書籍，即不難發現，它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回避或者極力貶低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原因并不復雜，就是斯大林在開辟社會主義道路上所發生的肅反擴大化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或錯誤。失誤也好，錯誤也好，與他所建立的震撼世界、改變世界的歷史功績是無法相比的。不貶低斯大林的歷史功績，上述“研究成果”就拿不出手。
　　斯大林是改變過20世紀的歷史人物，他的歷史功績之巨大，影響之深刻、深遠，20世紀中能與之相提并論的人物也不過二三。筆者認為，他的巨大歷史功績至少有這樣三項。
　　
　　第一，成功地捍衛和發展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轉折點。但是要讓這個轉折點能夠在人類歷史上真正站住腳，確立起來，就必須使蘇聯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圍剿”下生存下來。這個重大的歷史任務——保衛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疑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斯大林接手蘇聯，使20世紀上半葉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頂住了資本主義列強長達20多年從政治、經濟、文化到軍事顛覆的猖狂進攻，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還奇跡般地發展壯大起來。不僅如此，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沖破帝國主義的重重包圍和封鎖，促使世界發展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從而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開辟出一條全新的道路。斯大林勝利地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任務，影響之巨大、深遠，筆者是無以言表的。十月革命證明了列寧的光輝論斷：“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而斯大林把列寧的這一輝煌的革命理論推向了全世界，推動社會主義在一批國家陸續獲得勝利，從而在實踐上雄辯地證明了列寧的理論判斷科學地揭示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一條基本規律，鼓舞著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滿懷信心地前仆后繼地去爭取勝利。
　　
　　第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領銜打敗了德日意法西斯陣營，拯救了20世紀的人類。

　　蘇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出的犧牲最多，貢獻最大。是蘇聯紅軍攻克了柏林，消滅了德國法西斯主力，又出兵百萬消滅了侵略中國的日本關東軍，解放了世界上許多的民族和領土，受益國家眾多。不是美國，更不是英國，是蘇聯領銜打敗了德日意法西斯陣營，拯救了20世紀的人類。美、英盟國是發揮了很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事實表明，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陣營的領頭羊，是中流砥柱。斯大林功高蓋世，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作用無可與他爭鋒。蘇聯軍事上的巨大勝利，改變了世界軍事力量的格局，兩個陣營的“冷戰”由此產生，針鋒相對了近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戰爭表明，無論怎樣強大的帝國主義戰爭機器都不能摧毀斯大林領導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蘇聯，反而證明了帝國主義是“泥足巨人”，是“紙老虎”，只要全世界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就一定可以戰勝和消滅帝國主義，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世界。
　　
　　第三，造就了一個新型的人類社會及其思想道德體系。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1959年12月在英國下議院發表講演后，流傳開了他的一句評價斯大林的名言：“他接手的是一個使用木犁的國度，撒手人寰時卻是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人民把俄國這樣一個曾是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弱國，經過短短30年，其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及其國內戰爭的巨大破壞，建設成可與美國抗衡的世界第二強國。不僅如此，斯大林的力量和功績還表現在，他發揮蘇聯自身的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慷慨地“支持兄弟黨和支持它們本國的人民為爭取解放而斗爭、為維護和平而斗爭”，帶動了一大批國家和民族的社會進步，使它們從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中受益匪淺，大大地解放和推動了20世紀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斯大林身后沒有任何錢財。他的生活儉樸廉潔，工作勤奮刻苦，思想敏銳活躍，信念堅強如一。他在蘇聯人民中發現、培養了青年突擊隊，推廣了斯達漢諾夫群眾運動，帶領蘇聯各族人民在廣闊的土地上不僅創造了新型的美好的社會主義生活，還造就了沁人心脾的社會主義的道德觀念和理想情操。這種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完全不同于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至上、利欲熏心、血腥爭奪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存在了幾個世紀的美好愿望和理論形態的社會主義，變為實實在在的社會現實和人類生活，成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追求的能夠觸手可及的理想社會，成為人類社會發展中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和必須經歷的歷史階段，可以說主要是經斯大林之手實現的。
　　曾在蘇聯受過不公正對待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安娜·劉易斯·斯特朗，直面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而引發的世界反共狂潮，毅然決然地出版了“美國人所著的第一本全面論述斯大林問題的著作”——《斯大林時代》。“對我的西方朋友們，我得說：這是歷史上一個富于動力的偉大時代，也許是最偉大的時代。他不僅改變了俄國的生活，而且也改變了全世界的生活。”“千萬人民建設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他則是工程師。”斯特朗以親身經歷，客觀而全面地描述了斯大林領導蘇聯各族人民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披荊斬棘及其所建立的豐功偉績，把“斯大林時代”這樣一個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歷史概念推向了全世界。
　　是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支持推動了20世紀20—50年代，進而繼續影響了六七十年代長達半個世紀的風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幫助和催生了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摧毀了統治世界達兩三百年之久的西方殖民主義體系，從而整個地改變了20世紀發展的格局和世界的面貌。斯大林領導和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營，由此誕生并初步形成了一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立的、相爭奪的生氣勃勃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這是帝國主義和一切資產階級最為害怕的東西，一度造成了“東風壓倒西風”的國際形勢。斯大林在世界造就了社會主義的半壁河山，迫使曾經分裂、對立的帝國主義列強圍繞美國聯合起來，共同敵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它支持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從而抑制、改變了帝國主義自身舊有的存在方式、擴張方式和爭霸方式，才至今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為什么當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模樣在某些方面已經與兩次世界大戰前有了較大變化的重要原因。關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這種變化和現狀，它為什么是這種樣子而不是別的什么樣子，當代人至今認識模糊，言不及義，沒有一個關于帝國主義的新的有份量的理論著述，癥結之一就在于對這樣的因素不甚了了。
　　斯大林做出的這三大歷史性功績說明了什么呢?它雄辯地反映、說明了這樣一個任何人也無法掩蓋和詆毀不了的事實，那就是在斯大林時代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蘇聯的生產關系極大地解放和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蘇聯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在那個時代是成功的，是先進的，其生命力是強大的，旺盛的。否則，就很難解釋蘇聯從哪兒來的這種力量，為什么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巨大的勝利，為什么有能力解放了那么多的國家和民族，為什么有能力援助和支持了那么多的國家和人民，為什么會在短短的30年里并在遭受了那么嚴重破壞后還能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為什么不是別的國家而是蘇聯能夠迅速發展成歐洲第一強國，世界第二強國，等等。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斯大林也犯過諸如肅反擴大化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錯誤。那么這些失誤、錯誤是在什么情況下發生的呢?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無任何先例和經驗而完全靠自己摸索的情況下發生的，是在打破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的封鎖和反復圍剿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艱難斗爭中發生的，是在社會主義由俄國一國勝利向全世界發展的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上發生的，是發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20世紀上半葉不斷取得勝利的征途中。
　　不僅如此，斯大林的影響在他死后依然是巨大無比的，有兩件眾所周知的事情足以說明斯大林影響之深遠。
　　一件是，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否定斯大林，借此抬高自己，改弦易轍，另起爐灶，哪知消息泄漏，招致嚴重后果。帝國主義抓住此事，在世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蘇、反共的浪潮，東歐爆發了波蘭、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這一舉動的直接影響，達10年之久，波及范圍廣泛，特別是改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關系，導致了中蘇兩黨的世紀大論戰。赫魯曉夫不知深淺，不接受斯大林的寶貴遺產，反其道而行之，引發蘇聯國內暗流涌動，政治上長期不穩，經濟上無所建樹。這成了1964年赫魯曉夫被趕下臺的一個主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魯曉夫的一些教訓，“冷凍”、擱置斯大林問題，局部調整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政策，換來了18年的社會政治穩定。
　　另一件是，戈爾巴喬夫絲毫不考慮前任幾代領導人在斯大林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對赫魯曉夫的前車之鑒置若罔聞，為迎合西方，拿起西方編造的所謂“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大批特批起來，一下子把偌大一個蘇聯攪得民怨沸騰，舉國震蕩，造成自身分崩離析，亡黨亡國，世界為之震動，毀掉了社會主義陣營，毀掉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政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下子陷入低潮。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方平靜了40多年的世界，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新國家，至今爭斗不斷，世界的格局和面貌又一次發生巨大改變，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變得迷惘、混沌起來。人類世界就是在這樣一種“西風壓倒東風”的情景下，忐忑不定地走進21世紀。
　　一個人一生能做成一件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的事情，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就可以堪稱一名世界級的偉人。而斯大林在有生之年，一人就做出了三件，件件都改變了蘇聯，改變了許多國家和民族，影響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由此也就改變了20世紀人類世界的面貌和發展的格局。無疑，斯大林是對世界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偉大人物，其影響之巨大而長遠，已經遠遠地超出了20世紀。平心而論，斯大林的諸如肅反擴大化等失誤或錯誤對歷史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與他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的歷史作用相比是局部的、暫時的，在他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面前顯得那么的渺小。至于錯殺了多少人，是不能輕信別有用心之人的捏造，俄政府表示一定要進一步核對，以正視聽。至于深受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誣蔑和攻擊的什么個人崇拜呀，什么獨裁政權呀，等等，那就另當別論了。顯然，否定斯大林，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千方百計回避或否定斯大林的巨大歷史功績和歷史作用的現象，不能不使人們思考：這些人為什么如此否定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影響呢?斯大林歷史功績的根本作用和意義到底是什么?’列寧的這樣一種思想認識深深地啟發了筆者，即在理論上認識一個問題與在實踐中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一回事。循著這個思路，筆者感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理論上基本解決了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可是真正在實踐上，將這些理論民族化、具體化、生活化，變成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和生活的內容，并為之確立一系列實現和鞏固這個基礎的原則和方法，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或者說其中相當部分是由斯大林完成的。不僅如此，斯大林還為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繼續開拓社會主義事業指出了前進的方向和進一步發展的生長點。正是這樣一些具有長久性的、根本性的原則、方法和思想理論，使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非常害怕，寢食不安，正像他們自己所表白的，“一切問題的總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這一政治制度上”。顯然，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如果不將其除之，被無產階級政黨和革命的人民完全繼承和掌握了，他們就再也無力回天了，他們的末日就不遠了。這是他們總在那里妖魔化斯大林，總是反復地批判、丑化、誣蔑所謂“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和離間革命人民的真實意圖和原因。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機會主義者們盤算得非常精細，只要搞臭了斯大林，只要扳倒了斯大林，與斯大林相聯系的一切，也就隨之崩潰了。他們這種事半功倍的舉措，真是值得馬克思主義者認真地思考。
　　
　　四、“斯大林模式”一說從何而來?
　　
　　西方、美國的生活方式，令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羨慕、模仿。西方人又自命為人權衛士、民主楷模，幾個世紀以來到處推銷他們的民主觀念和他們自導自演的民主方式，搞得甚囂塵上。但是讀者什么時候聽到或看到過學界、新聞界廣泛使用諸如“美國模式”、“西方模式”這樣的術語和概念呢?要講這模式那模式，難道最該有的不是“美國模式”、“西方模式”嗎?可是偏偏就是“美國模式”、“西方模式”這樣的概念、術語，美國、西方的學術界思想界自身是不怎么講的。這種奇怪的思想現象和社會現象，很是值得人們深思。
　　懂外語的讀者都不難理解，“模式”與“方式”一詞無論在英語里還是在俄語里，是兩個詞，區別是明顯的，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論》中，徹底揭露并粉碎性地批判了杜林自我標榜和試圖推行的“世界模式論”。由此，在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社會科學界不再敢像杜林那樣使用“模式”一詞。讀者可以翻翻我國70年代末以前的理論文章和著作，是很難看到“模式”一詞的。
　　“模式”一詞的再生，源于西方學術界思想界，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把“模式”一詞用在斯大林身上，編造了“斯大林模式”這一理論概念，并賦予它一套內容和邏輯，推向全世界。毫無疑問，西方學術界思想界在編造這個概念時，是作為貶義詞使用的，諷刺和挖苦蘇聯，諷刺和挖苦那時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是套用蘇聯的，是斯大林創造的，是什么極權呀、獨裁呀，等等。幾十年來，西方學術界思想界不斷地把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下否定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搞出來的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的種種弊端和僵化體制，統統塞進“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蘇聯模式”這樣一類概念里，把不是斯大林的東西硬按在斯大林身上，以此來抹黑、否定、詆毀斯大林、斯大林時代和蘇聯，以此來丑化、污蔑、否定斯大林領導下創建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采用謊話重復千遍即是真理的手段，攪亂人們的思想，蒙騙和誤導了不少善良的人們。
　　其實，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在一段很長的時期里，也是不用西方學術界編造的“斯大林模式”這個意在否定蘇聯的概念。蘇聯思想界開始頻繁使用“斯大林模式”這一概念，是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
　　“模式”一詞大規模進入我國思想界，是改革開放以后，西方學術界思想界的一大批理論概念滾滾而來，我國學術界思想界的許多人連想都沒想，就全盤接受并廣泛使用“斯大林模式”這樣的理論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其中的思想邏輯所左右，信手拈來，批這個，批那個，年深日久，積習頗深。
　　“斯大林模式”一詞進口到我國，成了思想界一個經常議論的話題，后來有了這樣一種離奇的觀點，即“斯大林模式是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這一東施效顰的觀點如果成立，豈不等于是說，爺爺艱苦奮斗創下豐厚的家業，被子孫們吃喝嫖賭輸個精光，責任不在子孫而是爺爺。這種令人瞠目結舌、堪稱彌天大謊的“學術”觀點及其思想邏輯，至今風頭不減。顯然，不能指望持這種“學術”觀點的學者能夠科學公正地研究斯大林問題。
　　斯大林一生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旗幟，他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從未以任何形式和名義樹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談不上什么“模式”了。他帶領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經過30年艱苦奮斗，創下了特別豐厚而龐大的社會主義事業。所謂的“斯大林主義”，也是西方思想界在斯大林去世后編造出來，硬按在斯大林頭上的。是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這樣一批人，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其后近40年里，他們領導的蘇聯走上了一條與斯大林時代背道而馳的道路，把蘇聯這份雄厚的家產敗了個精光。可是一些評論家，不是從戈爾巴喬夫這樣一群敗家子身上找原因，置一系列基本事實于不顧，把蘇聯亡國的板子打在辛勞的創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創造的輝煌成就為戈爾巴喬夫干出的亡黨亡國的敗績承擔責任，這是一種十分反常而離奇的思想現象。
　　不僅如此，有學者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全面突破”。這表現了對中蘇兩國歷史和國情的無知。蘇聯的政治體制實行的是一黨制和聯邦制，它產生并形成于兩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個既是國際戰爭又是蘇聯國內戰爭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下。1922年烏克蘭、白俄羅斯、南高加索、俄羅斯四國“自愿、平等地聯合成一個新的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簽署條約規定“每一個共和國保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正式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936年蘇聯新憲法保留并再次“明文規定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建立起了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兩院制的具有蘇聯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架構，即全新的兩院制——聯盟院和民族院，確認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國。無疑，新中國在誕生時，我國的政治體制就與蘇聯有著極大的不同。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時期，就已經產生并確認新中國的政治體制之一是在少數民族集居的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就是為什么內蒙古自治區的歷史比新中國還要長的原因；同時確認的政治體制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會議，它還一度起過臨時制憲會議的作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我國第一部憲法，確立了我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架構是“兩會制”，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直到今天，還在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不但依然保持著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導地位，而且繼續發揮著重大基礎性作用，哪里談得上什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體制模式層次上對蘇聯模式和斯大林體制的全面突破”?這是無中生有、生拉硬扯。
　　在如何學習蘇聯的問題上，毛澤東的態度歷來非常明確，那就是“無論什么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把尾巴夾緊一些。對蘇聯的東西還是要學習，但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后的東西……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
　　20世紀以來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科學、文化、思想、理論等一系列重大領域，幾乎都能找出這樣或那樣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無疑，既然都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會有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東西，這是必然的，也是無可厚非的。西方各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不是也有許許多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嗎?以批判所謂的“斯大林模式”為一種突破口，是帝國主義顛覆蘇聯的一種“冷戰”工具和重要手段，現在帝國主義又把這個戰略用于中國，所以1989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大聲疾呼：“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五、斯大林的實踐和理論是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活水源頭
　　
　　有人提出，要弄清蘇聯亡國亡黨的原因，只要“深入探討”這樣幾個問題就夠了，其中擺在第一位的是：“斯大林的功過是非，也就是說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寧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列寧主義者，抑或相反。”其中竟說什么把斯大林視為馬列主義者“是十分荒謬的”，是“文不對題”。筆者以為，這樣的文章，絕不是什么幼稚可笑的，而是有政治企圖的。當年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否定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認斯大林是一位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我國竟有學人提出如此荒謬的觀點，完全可以與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生動描繪的“攪水女人”為伍。
　　還有一些文章，不講道理，開篇就斥責斯大林、斥責“斯大林模式”，大講“斯大林體制”僵化、教條、獨裁、極權，實際上，其作者大多不了解斯大林的生平和思想。
　　斯大林嚴于律己，是有口皆碑的，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家人。
　　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寫信給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兒童讀物出版社，堅決反對并阻止了《斯大林童年時代的故事》這樣一類書出版。他非常生氣地指出：“在這本書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實、歪曲、夸大和過分頌揚的地方。作者被童話愛好者、扯謊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謊者)、阿諛奉承者弄迷糊了……這本書有一種傾向，即在蘇聯兒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識中培植對個人、對領袖和絕對正確的英雄的崇拜。這是危險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論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而是社會革命黨的理論。社會革命黨人說：英雄創造人民，把他們從群氓變為人民。布爾什維克回答社會革命黨人說：人民創造英雄。”斯大林嚴肅地指出：“一切這樣的書都將為社會革命黨人張目，都將危害我們整個布爾什維克的事業。”他“建議把這本書燒掉”。
　　1946年，與編寫《斯大林傳略》的學者座談時，斯大林嚴肅指出，這本書敘述的調子不好：“傳略中好話很多，贊揚個人的作用。讀者在讀了這本傳記后該做什么呢?他們得跪下來向我祈禱。”他對傳略中沒有提他是列寧的學生表示不滿：“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說明我是列寧的學生……而事實上我過去和現在一直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這一點我在同路德維希的談話中明確地說過。列寧教導我，而不是相反。”他反對把他的某些觀點抬高到“學說”一類的地位，用諷刺的語氣說，“我現在居然有了各種學說，直到關于戰爭中起作用的經常性因素的學說。甚至發現我還有共產主義學說、知識分子學說、集體化學說等”；“這樣的學說在我這里‘發現’了整整六種……實際上一種也沒有”；“我們有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任何補充的學說都不需要”。1947年出版時，他又作了多處刪改，勾掉了“在斯大林領導下”、“斯大林領導的”這樣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論家”、“蘇維埃國家真正的舵手”、“最偉大的統帥”等頭銜。
　　諸如此類的事情，筆者能舉出許許多多。就是這樣一個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無條件地把自己的兒子以一名普通軍人的身份送上衛國戰爭的最前線；兒子被俘后，又斷然拒絕了德國提出的用被俘的兒子換一名被俘的德國將領的要求，兒子犧牲在了德國集中營。難道斯大林就是這樣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嗎?把人民群眾對革命領袖的熱愛，當作所謂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來誣蔑和批判，這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御用文人慣用的挑撥離間的欺騙手段。這表明他們是多么害怕和妒忌革命領袖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而這樣的威望，正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獲得勝利的一種必需的條件和保障。
　　斯大林不但有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的偉大歷史實踐，也有著豐富而深刻的理論思想，這兩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但是，研讀過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學人真是太少了，造成學界不少人被道聽途說的口耳之學所影響，以訛傳訛，是非難辨。尤其是如果不知曉、不懂得兩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個既是國際戰爭又是蘇聯國內戰爭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偉大革命實踐、理論思想和創造性歷史功績是從何而來的，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誤和錯誤又是為何造成的。
　　斯大林畢生為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無私無畏地奮斗，他學習刻苦，思想敏銳，遠見卓識，留下了豐厚的思想和著述，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斯大林的文章、報告，都是自己動手，有自己特殊的風格，同誰也混淆不了。這在蘇聯、俄羅斯和世界思想界是公認的。這種非凡的理論思維和寫作能力，連他的政治對手都十分的欽佩。1959年，丘吉爾在紀念斯大林講話中說，他“能明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寫發言稿。在他的著作里總是有一種執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這種力量之大，使他成為所有時代和民族領導人中獨一無二的人。”憑此一條，20世紀以來能列入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理論家的人可謂寥寥無幾。斯大林能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響，原因在于他有真才實學，有實實在在的親筆著述的《斯大林全集》這樣輝煌的理論著作。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著活躍的思維，與時俱進，筆耕不輟，親筆著述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這樣一本至今仍然堪稱經典的語言學著作。其中，斯大林針對蘇聯科學界、思想界特別強調：“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批評自由，任何科學都不可能發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這個公認的規則，竟被忽視和極粗暴地踐踏了。一些自認為完全正確的領導者組成一個排他的小集團，保證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評，恣意橫行，為所欲為。”可以說，在蘇聯科學發展史的一個相當的時期里，不是別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奮身而起，力排阻礙蘇聯科學發展的障礙，造就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局面。請問，世界上有幾位共產黨領袖說出了如此擲地有聲、洪鐘大呂的話語?世界上有這樣的“現代沙皇”、“個人獨裁”、“寡頭領袖”嗎?如此論斷，才是不折不扣的謬論!
　　斯大林的刻苦勤奮和理論創造是超群的。這鮮明地表現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就預見到一個全面的和平建設的時代很快到來了，他于日理萬機中不倦地探索“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規律”，真是活到老、學到老、寫到老，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在他人生的最后時光，親筆著述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樣一部劃時代的理論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確而完整地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
　　——他嚴肅而誠懇地告誡人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產關系不可能永遠是新的，而且也不永遠是新的，它開始變舊，并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它開始失去其為生產力的主要推進者的作用，變成生產力的阻礙者”，“就出現新生產關系來代替這種已經變舊了的生產關系”的社會愿望和要求。那么自覺地實現這種社會要求的切入點在哪里呢?就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及其交換。因而需要圍繞商品生產作一篇大文章，來啟動和改變蘇聯思想界理論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僵滯局面和已經變得陳舊的思想觀念，以便提出適應時代發展的新的想法、新的理論。這就是為什么當蘇聯經濟剛剛從戰爭破壞中恢復，斯大林不顧朝鮮戰爭尚在進行的半“熱戰”的國際局面，通過組織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國內啟動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大討論，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作為整個討論的出發點和重點。他提醒人們，“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啟發人們思考和探索“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這個提法和論點，在當時來說可謂驚世駭俗，實際上是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切入點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生長點。五個月后，斯大林逝世，他要改革蘇聯社會經濟運行體制的愿望和思想，被赫魯曉夫全盤否定了，蘇聯歷史的車輪走上了另一個方向。
　　無端斥責一個70多歲高齡、親筆寫出《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老人僵化、教條主義，只能表明其無知。
　　實際上，斯大林從理論思想到社會實踐的各個方面，其青春活力和與時俱進，堪稱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典范、楷模。
　　——在20世紀2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即將全面爆發之時，斯大林深謀遠慮，果斷地調整了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策”，轉軌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又大膽地、廣泛地引進美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技術、人才，不遺余力地利用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成果，改革、改造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體制，創造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中高速發展的奇跡，造就了強大的蘇聯經濟及其在世界的地位，為日后打敗德日法西斯侵略者、拯救蘇聯，奠定了雄厚的、必勝的經濟基礎。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全面爆發后，國際政治領域不斷滋生令人擔憂的情況，斯大林高瞻遠矚，為共產國際制定了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再度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這一策略對挽救當時處于極度危機中的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作用。1943年，斯大林又果斷地終止、解散了由列寧創建的共產國際，這又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
　　——1939年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斯大林通過修改聯共(布)黨章，取消了由列寧創造的、已經運用了近20年的大規模“清黨”這樣一種往往造成黨內矛盾擴大化的黨的建設的方式和方法。等等，不勝枚舉。難道這就是一些人常常批判的所謂的僵化的、低效率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嗎?
　　在1939年蘇聯共產黨(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以鮮明而透徹的語言表達了如下這樣一段經典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要求距今45—55年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預見到每一個別國家在遙遠的將來所發生的所有一切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對每一個別國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發生的一切理論問題都給我們做出現成答案，使我們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來咀嚼這些現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斯大林的這一理論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和建設的政策和策略產生和形成的唯一途徑。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會討論諸如馬克思論“怎樣”革命和建設這樣一類的問題，當然也就不會被這樣的問題束縛自己的思想和手腳。毫無疑問，斯大林就是以這樣的思想方法和態度領導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顯然，用教條主義、僵化、獨裁之類的詞語來評論斯大林，來評論斯大林的實踐和思想，是顛倒了黑白。
　　實際上，那些指責斯大林是教條主義者的人，那些制造了“斯大林模式”和不厭其煩地批判所謂“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的人，才是具有嚴重教條主義思想的人。因為斯大林繼承列寧的遺志，領導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創建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及其在兩次世界大戰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的運行體制，而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完全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造，是元“條”可“教”的，又能“僵化”誰呢?只能是后人“僵化”斯大林的創造，根本就談不上那時斯大林創立的新生的、年輕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及其那時的運行體制教條、僵化的問題。
　　有這樣一件事情長期被忽視，甚至被遺忘，那就是斯大林在1952年10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公開講話，之后四個月就去世了。在這篇一千來字的短短的講話里，斯大林可謂苦口婆心，告誡“那些還沒有取得政權而繼續在資產階級殘酷法律的統治下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民主主義的或工農的政黨”兩件極為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希望他們從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錯誤和成就中學習，從而便于進行自己的工作”。另一件，是講：“從前，資產階級敢于實行自由主義，維護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從而在人民中間為自己樹立了聲望。現在……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旗幟被拋棄了。我認為你們，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著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想把大多數人民集合在自己的周圍的話。除了你們以外，再也沒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從前，資產階級被當作民族領袖，他們維護民族的權利和獨立，把它們看得‘高于一切’。現在……資產階級出賣民族的權利和獨立來換取美元。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旗幟已經被拋棄了。毫無疑問，你們，共產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著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想成為本國愛國者的話，如果你們想成為自己民族的領導力量的話。除了你們以外，再也投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斯大林人生的最后一次講話，內涵豐富，意境深遠，令人感慨萬千，思緒不止。他對自由民主的理解和呼喚，對民族獨立和愛國主義的理解和呼喚，是那么的深邃和真誠。斯大林這篇最后的講話的意義是什么呢?筆者以為，是為當代世界的人民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指出了進一步發展的生長點。凡具有正義感和道德感的讀者，是不可能把斯大林設想成什么獨裁、什么極權主義，只有那些指鹿為馬的人才能干出這樣的事情。
　　斯大林的一生是在創造、創新中度過的。這一方面源于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源于他總是處于國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相互較量的最前沿。
　　在怎樣革命、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是不可能照搬馬克思的理論的，因為馬克思從來就沒有為后人提出過、制定過任何所謂這樣或那樣的關于革命和建設的方案。
　　馬克思主義創立時，即在思想上確立了這樣一個理論原則：馬克思主義“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不僅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地告誡他們的戰友和同事，給戰斗的工人階級制定任何可供后來革命和建設的具體的實踐方案都是一種罪過。馬克思恩格斯這方面的論述不勝枚舉。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也總是這樣要求的。
　　毛澤東說得好：“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朽文獻。他所著的《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以及他最后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百年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綜合……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世界各國共產黨人一樣，是從斯大林同志的偉大的著作中去找尋自己勝利的途徑的。”從毛澤東的這段話里，我們不難覺察到，那些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想流派，為什么那么熱衷于丑化和誣蔑斯大林，因為斯大林的實踐和理論是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活水源頭!
　　
　　六、斯大林問題對中國與世界的意義
　　
　　在探討蘇聯亡國這個問題上，認識之對立，論爭之尖銳，是超出了單純的學術研究的。所以事情就沒那么簡單，因為不同的思想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
　　只要讀者認真閱讀批判“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體制”文章，不難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這樣的文章常常是筆鋒一轉，就把批判的矛頭從斯大林轉到了毛澤東身上。其實，這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這才是他們研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真正目的。斯大林問題不過是他們實現否定毛澤東的一根杠桿。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曾經用來妖魔化斯大林的種種手法，同樣被他們用在了毛澤東身上，于是就有了這樣一些聳人聽聞的謠言，什么“中蘇的分裂是毛澤東想成為國際共運的新領袖”，什么中蘇論戰是“毛澤東置國家根本利益于不顧，利用制造意識形態分歧的辦法，來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什么“毛澤東后來把斯大林模式出現的錯誤在中國基本上實踐了一遍”，等等。力圖把毛澤東描繪和污蔑為一個陰謀家、獨裁者，以此來貶低和丑化毛澤東在中國人民中的形象，挑撥、離間毛澤東與黨和人民的關系。他們的目的是什么呢?醉翁之意不在酒!無疑，從手段的卑鄙不難看出目的的卑鄙。這絕不是什么學術研究，而是企圖通過否定斯大林來丑化、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從而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再現蘇共亡黨的歷史現象，這是其中一些人求之不得的。
　　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對中國革命、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無私幫助，被國內某些學人扣上“斯大林模式”而加以全盤否定。筆者以為，善良而正直的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斯大林和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和無私援助的；喜歡歌唱美好而動聽的蘇聯歌曲的中國人民，也是不會相信被國內某些人肆意污蔑的斯大林時代是什么“蘇聯歷史上最為恐怖的個人獨裁社會”的。
　　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最初年代，斯大林和他領導的蘇聯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的積極影響，即“斯大林因素”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獲得勝利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和基本因素。
　　在革命戰爭年代，大革命的興起和北伐戰爭，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安事變，抗擊日軍空襲的武漢保衛戰，延安整風與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解散第三國際，百萬蘇聯紅軍消滅日本關東軍、解放中國東三省，支持中國共產黨奪取和建立東北根據地，在世界上第一個承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都留下斯大林印跡。
　　在中國革命的實踐和理論方面，是斯大林發現和提出了由北伐戰爭顯露出來的中國革命的特點，提醒共產國際領導層不要“忽略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問題”；精辟指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里。”斯大林還語重心長地告誡中國同志：“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這是斯大林對中俄兩國革命實踐進行深入比較而做出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真可謂出手不凡，立意高聳。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真正領會了斯大林的這個理論思想，不僅多次引用斯大林的這句話解說中國革命，尤其是堅持運用這一卓越的思想指導中國革命，進而提出了武裝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之一。可以說，是有了斯大林的啟發，毛澤東繼續回答和解決了這一“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里面的具體內容，從而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問題。正是通過斯大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掌握了活的馬列主義，并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而斯大林生前也曾多次誠懇地告誡中國共產黨人，注意避免蘇聯走過的彎路。不管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有過怎樣的誤解或失誤，他是在一心幫助和支持中國革命的，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貢獻是第一位的。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新中國成立，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議》，還簽訂了《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議》等。不是別人，是斯大林無私而慷慨地援助新中國經濟建設，在這個貸款協議里，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向我國提供三億美元貸款。當年蘇聯即用這筆貸款向我國提供第一批大型建設項目50個。這50個項目就是后來被稱為新中國156項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電力等能源工業，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蘇聯大力援助我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除了支持武器彈藥，那時保衛我國領空和與美軍空戰主要是依靠斯大林派出的蘇聯空軍和飛機進行的。這樣強大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是蘇聯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破壞而國內也在恢復經濟建設的時期所能盡力給予和提供的。
　　1952年8月，毛澤東派周恩來總理再次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帶著有關“一五”計劃的設想和草案赴莫斯科訪問。斯大林滿腔熱情地接待周恩來總理，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中國。特別是斯大林主動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建議，他強調中國在軍事工業方面應自己生產飛機、坦克、雷達等武器裝備，從修理經過裝配到制造，從小到大，以利培養干部，否則只有工廠沒有人才，，是絕對不行的。他還誠懇地建議，最好是中國派人到蘇聯學習，培養自己的干部、工程師及技術工人。1953年，中蘇簽訂關于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議和議定書，蘇聯承諾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規模巨大的工程項目，即在1953—1959年間，援助我國建設與改建91個大型企業。從1950—1959年，我國從蘇聯引進的技術設備投資總計76.9億舊盧布(折合人民幣73億元)。10年中，來我國幫助建設的蘇聯專家有8500多人，向我國提供的各種數據和設計圖紙僅1953年就達23噸，1954年為55噸。蘇聯在向我國提供成套設備和專門的生產技術的同時，還在地質勘察、選擇廠址、搜集數據到確定企業的設計書，從指導建筑安裝、開工運轉，培養技術干部，一直到新產品研制，都給予了全面、系統的指導。應該說，這是世界現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全面、最無私的技術轉讓，使我國的工業技術獲得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突飛猛進的提高和發展。與此恰恰相反的是，赫魯曉夫捏造借口，撕毀援華合同，給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嚴重損失。
　　斯大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個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理論總結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的理論貢獻在中國得到了積極的反響。1958年底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讀書倡議，要求全黨認真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分析經濟建設出現的“一大堆混亂思想”，“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毛澤東一再告誡全黨，“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后經驗。”正是這樣的學習，幫助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思考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現象，探索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規律，培養了一代經濟理論人才，從而為后來的改革開放作了思想準備和干部準備。
　　毋庸置疑，在新中國初創那么困難，那么窮苦的時候，不是別人，是斯大林幫助了我國，而且是在蘇聯戰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國內建設也急需資金并不富裕的情況下，節衣縮食，支持了中國等一大批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向我國索取過什么“知識產權”，當代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就是在那時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來的。俗話說，事實勝于雄辯，真理是依靠事實而存在的。難道我們中國人不是感謝反要怨恨斯大林嗎?至于后來兩國鬧翻了，那筆賬要記在蘇聯后期的赫魯曉夫身上，一筆算一筆，各是各的嘛!
　　毛澤東通曉斯大林問題的重要性和尖銳性，深諳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巨大作用，因而把斯大林比作一把“刀子”，真可謂寓意精深。
　　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黨發生震動世界的論戰，斯大林問題是導致兩黨矛盾及其辯論的一個主要議題。毛澤東指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自那時以來，世界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爭論至今不斷，正如當時毛澤東就指出的那樣，一切修正主義分子“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赫魯曉夫不聽毛澤東好言勸告，制造兩黨矛盾，自己落了個身敗名裂的下場。蘇聯是列寧主義的故鄉，但是在斯大林死后，蘇聯領導層錯誤地批判斯大林，背道而馳，走上了亡黨亡國的不歸之路。
　　不論斯大林對蘇聯、對別的國家和民族，有過怎樣的失誤、錯誤，也改變不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20世紀的人類生活和發展道路既因蘇聯興而變，又因蘇聯亡而變，這兩種變化的主要因素，都這樣或那樣地與斯大林密切聯系在一起。可以說，蘇聯問題實質上就是斯大林問題。
　　有不少世界級的人物，被人們漸漸地遺忘了，不再被本國或世界提及，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而斯大林卻不是，他總是不斷地被來自不同陣營的人們提出來，擺到世界面前，似乎世界上的許多事情至今還離不開斯大林這樣一個因素。由此，把斯大林問題當作開啟、解讀20世紀歷史的一把鑰匙，是可行的、合適的。
　　20世紀，這個離我們最近的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波動最大的世紀。因斯大林的作用而興盛、光明，又因詆毀斯大林而變得混亂、迷茫。雖然人們生活的世界早已進入了21世紀，但是感到依然籠罩在20世紀的“陰霾”之下，某種神秘的20世紀之物、20世紀之魂還在糾纏著人們。這是為什么呢?就是當年毛澤東說的，斯大林問題，這樣一個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反響的世界范圍的大問題，至今沒有做出一個科學的定論。看來，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問題——20世紀最大的遺產，就難有安寧。
　　那么半個世紀以來議論紛紛、迷霧重重的“斯大林問題”到底是什么呢?斯大林問題的核心是什么呢?不同陣營的人們所爭論的焦點到底在哪里呢?長期以來，西方及戈爾巴喬夫“改革”散布的“斯大林模式”，通過各種媒體滲透到各國，向聽眾灌輸了一大堆不著邊際的假話、瞎話，“忽悠”了不少人，是非難辨。其中掩蓋并扭曲著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即蘇聯歷史以蘇共二十大為界，分為發展方向相反的兩個時期。前期的斯大林時代以兩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是社會主義蘇聯從弱國奮起、走向繁榮強大的歷史；后期是和平建設年代，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是蘇聯衰落下來直至亡黨亡國的歷史，因而不存在一個一概而論的“斯大林模式”或“蘇聯模式”。無疑，只有運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才能科學地研究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歷史。其實，關于蘇聯亡國原因的辯論所涉及的斯大林問題，不是什么玄妙的、神秘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放棄和否定了斯大林堅持和捍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放棄和否定了斯大林帶領蘇聯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曾經開辟出來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和理論。蘇共蘇聯悲劇的根本原因不是別的，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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