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賓其人

馬賓老人是安徽滁縣南關寶塔村人，生于1914年，本名張源。小時候讀私塾，后來從私塾考入無錫國學專科學校，那個學校在無錫孔廟旁邊，他在無錫讀書時暑期留在無錫住校。因為受到同學影響，每日到圖書館看一本小說，一個月看了二三十本，思想有所變化，不滿以至反對學校的老夫子，關心時事，參加了一個大字報組，反對“學究”、“夫子”，從而參加了（CY）組織。1932年——1933年之交的3個月，同幾位同學一起，因為上街宣傳抵制日貨一道被捕，被押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拘留所。一個星期后家人送來一床被子和一罐豆腐乳。因為有了被子，一位老共產黨員與他共用。他記得這位老黨員叫皮留可夫，教他俄文唱俄文（《國際歌》），不幾天后就被槍斃了。接著來了一位深度近視穿一件緞子夾袍的商人，跟他談了德國西特勒活動、日本侵略軍活動和上海人民活動等國內外的形勢。他感覺到這位商人絕不是商人。當時他只看過文藝復興作品，普羅文學還未沾邊。但是他有一股思想：仇恨有錢人，同情窮人。因此他對商人裝扮的人沒有好感，但兩天后，這位與他同被窩的近視眼跟他講又經商又讀書，便講起經濟學來了，而且講得很直白：講資本主義，講剩余價值，講剝削，講階級斗爭。他就這樣在被窩里接受了馬列主義。
    有一天，他被提審。后來弄清楚了，審他的人是個叛徒，就是顧順章、徐錫根那幫人。他們問他：“你年紀很小，你看過這本書沒有？”說著從另一個桌子上拿過來一本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他看了看，說沒看過。審者說：“這本書講的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是階級斗爭。可是我們中國是大貧小貧，沒有階級。所以在中國搞階級斗爭是不對的。你明白嗎？”他說明白。他們就叫他回去想一想。他回到號子里跟那“同窩”說了。同窩告訴他：“你可不能寫，什么也不能寫！你說你明白，你的意思是明白他們講的話，而不是同意他們講話的內容。如果你寫了‘明白’，他們就說你是同意‘中國是大貧小貧，沒有階級。’你是嗎？”后來他們號子里的人都跟這位同窩商量如何對付審問。　　

起初，原道同志被提審，回來什么也不說，后來有一次他被提審，回來帶不少罐頭。他說叛徒把他認出來了，送給他一些罐頭。他本想不要，想了想，還是帶回來給大家吃吧！這時，大伙才知道這個商人原來是共產黨人陳原道！　　

有一天不知是誰起頭全號子唱起了《國際歌》。唱的時候拘留所的頭頭（據說是所長）打開號子門，問是誰唱的？誰也不吭聲。所長又厲聲問是誰唱的？一位強盜犯站出來說：“大家唱的！”所長又問：“是誰領頭唱的？”強盜犯鑲嵌跨一步說：“是我領頭唱的！”所長知道面前是個強盜犯，嚇得往后退，再不問了，把門鎖上走了。強盜犯轉身對大伙說：“你們唱！”大家向住在下層的主要是強盜犯表示感謝和敬意。　　

本來預備那天開的座談會，改到第二天了。第二天不知那一位難友提議編一個小話劇，由他們號子里的人演出、觀看。劇名叫《審判蔣介石》。　　

1932年、1933年正式蔣介石實行對共產黨寧可錯殺一千，不要錯放一個。同時利用叛徒顧順章、徐錫根等人來認、來捕。那個時候的憲兵司令部拘留所，每個把星期就屠殺一批。當頭一天晚上聽到鐵釘皮靴聲，打開住有“槍斃犯”的號子門點名時，就有人在入睡時不脫衣服，準備第二天就義。最早與馬賓同睡的一位（不知道其名字）被憲兵點名后，把一個金牙摘下來和口袋里一些零錢放在一起，對他說：“我明天可能被槍斃了，留給你們買油條吃吧！”果然，第二天天未亮，外面大汽車響。那人就高呼“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一出號子門，嘴就被用布團堵上了。于是，這一天大家時而悶悶不樂，時而舉行小會或是一起唱歌。這一切對于馬賓這些還不是共產黨員的青年等于上了向共產黨員學習的“黨校”，他不但學會了《國際歌》，還學會了《上海工人們》等革命歌曲。從《國際歌》起，開始接受馬列主義，同時開始學習俄文字母。　　

號子里除了馬賓最年輕外，還有一個年輕的國民黨兵，大概是二十出頭，一進號子就喊冤，說他一再交代不是共產黨，可還是把他抓來了，送進號子等待槍斃。他口中念念不斷：“冤枉，冤枉，我不是共產黨！”后來似乎未聽說對其提審就槍斃了。大家對他雖然有爭議有看法，卻不交談。　　

進入1933年，似乎槍斃人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他們獄中生活也越來越有意思，他們全號子幾百人可以一起行動起來。比如，有一天要改善生活吃點鍋巴，所長不給，他們就發動每人多吃一兩飯，后來只好用鍋巴來補充飯量；要求家屬送菜進來，這樣可以從菜里帶來外面的消息；連香煙也可以設法拿進來，沒有火就用棉花裹稻草壓搓冒煙出火。還有一些互通信息、探聽新聞的辦法。因為馬賓年紀小，只知道共產黨們在活動在斗爭。而對于陳原道根本不知道他先是河北省，后是上海市的黨負責人。只知道他是真正的老布爾什維克。馬賓也是從他們的身傳言教最早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共產黨人氣質的。后來由于有國民黨要人（兩名中央委員）出面，馬賓得以釋放。然而，對他來說，在拘留所的日子猶如上了一所大學，有幸遇到陳原道這樣一位馬克思主義老師。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出獄后因被學校開除，由于陳原道的介紹北上北京，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35年直到1937年他在上海，等于進了學校，主要是因為認識了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孫克定等人，組織文化界救亡工作，恢復了黨的關系，直到“七七”事變。先是轉到皖南軍部，任新四軍政治部編譯組組長、新四軍軍部軍法處處長。后到蘇北抗日根據地（鹽阜區），他在黃克誠師長領導下的新四軍三師工作，擔任射陽獨立團政委、射陽縣委書記。1945年抗戰勝利，11月他被秘密派到東北松江軍區政治部任民運部長，隨野戰軍在剿匪戰斗過程中做地方群眾工作。　　

　2003年3月8日　，在辦完陳原道同志100周年誕辰紀念會后，他在參加陳氏家族團聚時講了話：“我為在座的陳氏家族同志們感到驕傲和榮耀，陳家出了陳原道同志！”“馬克思主義者——陳原道同志是一位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我不反對，而且很同意專門組織陳家父老兄弟姐妹們聚一聚，回憶回憶，高興高興，憶苦思甜！但是，要記住陳原道同志是唱著《國際歌》犧牲的！”陳原道的故居座落在安徽巢湖——滁縣邊界上的一個偏僻的村子里。安徽出了不少歷史人物，如包拯和李鴻章等，而陳原道和馬賓是很近的老鄉。他時常提醒自己：列寧說，忘記歷史，等于背叛。對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和這段歷史，他是銘記在心永遠不能忘懷的！　　

馬賓同志是知識分子干部，肯學習，善于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有理論，有實踐，善于總結介紹工作經驗。1946年春國民黨進攻東北時，形勢十分危急，林彪組織并主持在喇嘛臺對面東北飯店召集開了一個全東北干部大會，安排他在會上做了一個《關于學習〈為人民服務〉發動群眾》的45分鐘的報告。他站在一長四方桌上，聽眾都是站著，每人發一瓶北冰洋汽水、兩個俄式小面包。當時只是被陳云和高崗有時找去匯報工作。省委書記張秀山也間或把他找到機關寫經驗。這對他來說是得心應手、成竹在胸、左右逢源。他在賓縣李家店、平山、玉泉、八家子一帶做宣傳、組織、救濟、清算等工作外，還做了一些社會調查，向組織提供了許多地方工作的意見，并要求做一個小地區的工作。隊伍轉移到滿井打了土匪之后，他即召集雇農分積谷倉的糧，不是我們給群眾散糧而是組織幾個積極份子去領導分配。這些積極份子害怕土匪再來，地主報復要求武裝自衛，我們即給了幾支槍。當隊伍離開滿井時，群眾要求馬賓同志不要走，他就留在滿井工作，群眾為他放哨、站崗，組織了人民自衛隊。他從這些積極份子中，了解了社會狀況，知道地方槍械很多，即組織群眾向地主漢奸家里起槍。地主的槍14年來未被敵偽搜去的都繳了出來了。在很短幾天內，自衛軍即擴大了，并全部武裝起來，深入了反奸清算斗爭。在這個過程中，馬賓同志發現了東北社會的特點是武裝的農民反對了武裝的地主、土匪、大排，斗爭的規律是經濟——武裝——再經濟。他調查了解了賓縣的雇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這個區域工作的發展，先由一屯一村作好，向外擴張，反奸斗爭很快地發展到賓縣西北廣大地區中。領導斗爭開始只有一兩個老干部，很短時間內吸收培養了一批雇農積極份子干部。這些新干部去新地區發展工作的作用是很大的。　　

接著，馬賓帶領共有14人組成的民運工作隊到陶賴昭，選擇距車站5里地的陶賴昭本屯工作。這里照本地干部說，是陶賴昭的封建堡壘，反動活動最厲害。他們進入陶賴昭屯子已經是下午，首先要找個地方放下行李。喝水、吃飯和休息，到什么地方呢？有人說到小學校，但是學生要上課，里面沒有空房間。到老百姓家吧，開始還要集中吃飯，開會討論布置工作，分散住不方便。于是找到鄉公所，要求在這里吃住休息。鄉長卻派一個鄉丁帶路，要把他們領到姓吳的燒鍋家——是個糧戶，說那里吃住都方便。他們覺得一不方便，二脫離群眾，決定住在鄉公所一個古廟里。安營扎寨后立即深入下去了解情況開展工作。很快發覺這樣下去不行，工作隊不能集中住在一起，一天傍晚開個檢討會，最后決定：第一項，分散住在基本群眾家里，用自己的艱苦生活、待人態度來感動群眾，在睡前飯后與群眾漫談，了解群眾要求，教育和組織群眾多參加退積糧斗爭。住在群眾家里應注意兩件事：一是要在他們家吃飯，吃了給菜金和糧食；一件是什么地方也能睡，不怕虱子，不怕孩子哭，不怕馬桶味。必須抱著這種精神和具備這種感情，即窮人的尿也是香的。第二項是逮捕和鎮壓壞人。首先是在區政府里當副區長的，他是老警察、老村助理，事變后不敢到屯子里，怕老百姓打死他，靠封建勢力推選，別人的附和當上了副區長，老百姓對民主政府有懷疑。逮捕他，讓老百姓知道工作隊真地懲辦壞人。第三項是各個工作人員在晚間與群眾談話時，注意積極份子，在退積谷糧時選他們做頭行，開始培養干部。　　

1946年6月1號，政府把當過警察署長的漢奸逮捕了，由陶賴昭屯農會通知各屯去分漢奸的糧。這樣做法是由于戰爭情況緊張了，要更普遍地吸引群眾參加和分得好處，各屯去了三四百人，男女老少到車站去搬糧食。隔江的反動派的炮打過來，群眾亂了一下，但還是要糧食。同時農會干部武裝起來，能有二十多人背槍。他們各處去抓副區長這個老警察。　　

馬賓在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　1946年7月4日　第2、3版發表的《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其中有這么一段：　　

晚上，張福順老頭跑來說：“我兒子在松花江邊種地回來，聽說我做代表要糧，哭了，說中央軍三天就到了，怎么辦？”我說：“那怕什么！咱們拿的是積谷糧，先把肚子吃飽再說。不過這些壞蛋（指屯長糧戶）不能不防。”向工作隊要一根短槍，他說：“我這已得罪糧戶，他們都有槍，背不住在哪里給我一槍。我有一根小槍，打死后，我五十，他三十，還賺他二十歲。”我們說短槍沒有，給長的。他說能不能叫地主辦。我們說可以向地主起。老頭表示決心去干，他說：“八路得人心。”他說他從關里來，知道八路由一小塊得到了大塊地方，不會敗。　　

國民黨飛機不斷偵察轟炸，部隊不斷來往作戰，江邊上的老百姓都搬空了，可是陶來賴昭農會上變得更擁擠了，各排組織農會，發現十九個積極青年，他們熱心地算著戶口，解答各戶的問題，反映群眾的、也是本身的痛苦要求。十九個積極青年加上原有的幾個代表，在昨日分到各戶拉糧。　　

有一家糧戶不肯給。于是發動更多人到他家去，經過小小的斗爭，給背了。群眾情緒太高。有兩個青年在頭三天見我們干部就溜了，或者勉強地說有病。在這斗爭勝利回來說：“這是我帶去的，他糧戶不給不成。”可見落后份子在運動中也會積極的，碰到困難，經過斗爭，情緒會更高的。　　

戰爭空氣更濃厚，戰爭威脅更嚴重，但是街上人多起來了，特別是會上的人多起來了，更特別是青年人多起來了。支持前線要的是群眾，是人，特別是青年人。　　

……　　

整個經過告訴我們：戰地群眾因受戰地威脅，是較困難發動的，但是只要深入群眾，體貼群眾，一心一意為群眾服務，群眾就會接近我們。只要懂得：由最有理、最易斗的斗爭開始，引導群眾行動起來，得到好處，多多少少得罪了地主，然后引導到深入斗爭，武裝斗爭。起初認為要積谷糧，對偽滿說得過去，是有理的。中央軍來也說得過去，但在退糧中也發生了口角。由于言語沖突，積極行動，進一步得罪了地主。由于害怕又武裝起來，再加上群眾擁護，階級的仇恨心增強，畏懼心減少，斗爭擴大起來。開始時切忌口號提得過高，時間拉得太長，規模布置太大。小小行動，逐漸提高，這樣免得碰釘子。　　

另外，戰爭地區向老百姓要人力物力，而發動群眾主要給老百姓東西，這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的解決，必須在向老百姓要東西方面盡量節省，要盡量合理，主要靠另方面要放手給老百姓東西，要糧給糧，要地給地，方法是由群眾斗爭取得。所謂放手，就是群眾向地主漢奸算賬，要多給些就多給些。所謂放手，就是政府部隊不要貪圖資財馬車馬料等，而要慷慨給予群眾。陶賴昭區對于王某漢奸糧食，還是想等一等清算配給，政府不放手給群眾，開拓地水地也是不放手給群眾，怕分給群眾改成旱地。其實應該群眾要分就分，給群眾就是一年不種水田，來年勸其再種也可以。現在不分，反動派來，真的能保證種水田了。不是農民吃大米而是地主吃大米了。東北可以給群眾的東西很多，領導干部應注意領導發現。　　

再次必須注意打破一種觀念，認為打仗不能發動群眾。只有老頭老婆是自然現象，不必悲觀，群眾干部情緒波動是必然現象。要好好地掌握也不必悲觀。因為群眾要翻身、要吃飯、要訴苦、要報仇，不是個個如此，總有些如此，子彈打來還是要干。有人能背著槍炮搶東西，發洋財，難道正當的糧食能不背？　　

最后在反清算各項斗爭中，必須指出中央軍就是漢奸、土匪、糧戶，斗了漢奸就是打了中央軍，糧戶想拿中央軍殺我們的頭，來嚇我們，反對漢奸，中央軍來了殺頭，那么中央軍不是漢奸是什么？據理清算，中央軍來了也要殺頭，專殺窮人的頭，那么可知中央軍是反對窮人的軍隊，不如先弄點糧食吃飽肚子，幫助民主聯軍打中央胡子。地主要恐嚇我們，那我們就先下手為強。　　

也就在前兩天，　1946年7月2日　《東北日報》第2版，發表了馬賓的《地方工作中的幾個問題》，首要的就是干部問題：　　

雙城蘭陵區縣委派下去的民運工作隊，一組12個人，其中有6名在偽滿省府縣公署村公所服務過或在人民最仇恨的警察科勞工股干過事；另一組19人，其中有9個人在偽滿政府當過差。全縣民運及糧食工作隊中類似這樣的人合起來有550人。他們穿的都是制服皮鞋，還有穿西裝的。在尚樸村屯子里住在最大的糧戶家，農會招呼這個糧戶，給他們做粳米飯吃，頓頓有豬肉。在另一個地方，則說地方要給工作隊殺豬宰羊。當縣委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工作隊說：“現在豬肉比大豆腐還便宜，這里面不可抹煞的有很多貧苦知識青年，但是他們淹沒在里面不能起更多的好作用。”　　

接著筆者列舉了尚樸村組織的村公所的成員和一個屯組織的農會成員自然情況。一針見血地指出：　　

由于干部中很大成份是偽滿職員，在發動群眾時，不會、不敢、不樂意說反漢奸的話，做過勞工工作的，怎么能鼓動群眾反對勞工股呢？自己還未清算自己，如何能有勇氣發動群眾清算別人呢？群眾看到你們當偽吏，有苦也不愿說：“什么苦，你們還不清楚嗎？”這種隔閡不能避免的。由于干部中很大部分是偽滿職員，領導機關常常聽到他們反映當偽吏的苦衷，這是很自然的。在偽滿時期，地主要出荷糧也苦，可是受壓迫和剝削的工農一面就輕描淡寫過去了。我們了解偽吏地主在日本統治下是苦，但基本群眾更苦，偽吏地主吃好的也受打罵，但他們欺壓基本群眾，而我們某些領導干部群眾觀點、階級意識就因多接近這些成份而受損害了。　　

這種現象在扶余縣陶賴昭也有，原來當過五年警察的、當過村助理的漢奸，事變后不敢上屯，怕群眾報仇，也居然被選為兩個村合并的一個區的副區長，升了一級。如果稍微為群眾設想一下，有了這個區長，敢抬頭嗎？敢說話嗎？敢翻身嗎？　　

正確的干部政策應是：在群眾團體和政府機關中（除非還未經改造的政權還須用若干的舊職員外），一律不用警察、特務、漢奸、偽吏、胡子、小偷、兵痞、流氓、吃大煙的、扎嗎啡的等，群眾團體是完全新的組織，這些人一個不要。政權機關逐漸改造，留一些非重要的職員辦事，人民還不會認為是民主政府的人，如果太壞，人民敢革掉他。個別改造了舊職員，也不宜參加群眾工作，除向一定機關及人民自新外，暫時擔任機關技術工作為宜。　　

第二個題目是：政權工作。筆者指出：　　

今天政權工作的實質，應是改造政權工作。而改造政權工作的內容，應是發動群眾。外來干部首先是深入基本群眾，發動與組織基本群眾，在發動群眾中，麻痹直至打碎舊政權，依靠基本群眾選舉民主政府。開始派下區的干部，一般以不擔任行政名義為妥。如擔任了區長等名義，也應當先當農工區長（縣長也如是），然后當全民區長。　　

在工作方法上，行政干部如果有官僚主義作風，則常以忙于日常事務來掩蓋其不深入群眾的毛病。既然認識到發動群眾為中心任務，政權工作也以發動群眾為中心，而不下決心深入村屯，深入群眾，忙于日常事務，養成不分輕重緩急的事務主義。很多能力強的優秀干部，由于政權是人民的權利機關而派了去，如不把發動群眾當是自己的事，結果變成忙糧忙錢，應付人事的人物。忙糧忙錢是必要的，但是附屬的，經發動群眾中可以解決的。　　

第三個題目是：武裝問題。筆者指出：　　

雙城南部各區及周邊一帶，一切不是經基本群眾經濟的、階級的斗爭而武裝起來的自衛隊，幾乎全部靠不住。這些自衛隊不是在保衛翻身口號下而是在防匪口號下組織起來的。在群眾未發動前及群眾已發動后，“防匪”兩個字是有本質區別的。群眾未發動前，防匪是保衛地主利益，因而是反動的；群眾發動后，是反對漢奸與反動地主和胡匪，而保衛基本群眾及廣大人民的利益，這才是革命的。　　

最后一個題目是：領導問題。筆者總結分析了上述現象的根本原因，從主觀上檢查：一是領導上不調查不研究的主觀主義作風，自己不深入，只憑主觀作盲目的希望。二是領導上官僚主義作風，領導干部不深入農村，對這種現象不能及時發現和糾正。三是下層群眾工作的干部不走下層路線，到一個屯子里不注意首先接近和了解扛活的、賣工夫的這些數目最多、受苦最深、斗爭性最強的基本群眾，而忙著召集一攬子會議。口頭上是要發動基本群眾，實際上不住在基本群眾家里，不接近基本群眾。我們為群眾服務至死為什么不住在基本群眾家里？一定要培養窮人家里一切都好的這種感情。四是還有一種由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產生的形式主義。筆者指出：　　

如只管搭架子，不注意群眾基本問題的解決，而去空泛的組織農會、工會、婦女會、教職員會、學生會以至中蘇友好協會。還有一種形式主義，機械地把關里的區鄉制搬來改變偽滿街村制，把幾個村劃成一個區，又在區下劃幾個鄉，老百姓不明白什么是鄉，對群眾的好處也未見宣布。這種劃法也不合發動群眾的要求。如清算配給所、斗爭偽村街長，因劃行政區而混淆了。還有一種空口號不行動的毛病，如街上寫著“有冤伸冤，有仇報仇”，寫著反奸清算運動。這些字基本群眾不認得，只是刺激了漢奸地主，提高了他們的警惕，而實際并未清算。這對群眾有什么好處呢？開了不知多少得罪地主的會，給了群眾很多安慰，但是群眾未得著糧食、土地，弄得會也不愿開了，或許在召開會時派個小孩子去聽聽。這些作風，都是妨礙群眾運動。　　

今天盡可擴大農工聯合會的職權，除動員糧、草等事情外，一切有利于群眾的事，統由農工會去辦，使農工會代替政權，建立威信，擴大群眾基礎，培養群眾領袖，鍛煉出群眾團體中領導組織的工作的能力，成為一種政權的過渡階段，然后把他們選進政權機關中去。這種改造后的政權，就是群眾的、自己的最鞏固的政權了。　　

各地都喊著缺干部，但又不大膽地放手提拔群眾中積極份子，他們初擔任工作，能力上當然要弱一點，但他們與群眾有聯系，他們熱情地要把工作做好，就會通過群眾路線去辦。這種干部比外來干部作用要大。　　

當時的馬賓同志才步入而立之年，竟然寫出如此精辟、透徹、饒有卓見的工作報告，真是難能可貴呀！但是對他來說，卻如春蠶吐絲般自然、綿長！他自己并未覺得難，他就是這么干的，他是從自身實踐中體味、歷練、總結出來的，一吐為快！這從兩天后發表的《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足以得到證實，可以說他成了戰地群眾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從民運部長的任上轉為松江地委書記順理成章，可是他選擇了賓縣縣委書記的職務，在信任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由于他注重發現、培養和依靠土生土長的本地干部，只帶少數幾個外來干部，很快就把全縣（除邊沿少數地區）的農民斗爭都開展起來了。《東北日報》在發表近9000字的《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之前（　1946年7月3日　）發表社論：《發揚馬斌式的群眾工作》。當時馬賓就用這個“斌”字，可能意為文武雙全，其實他是知識分子。社論開頭就說：　　

在五月底和六月初東北日報上連續的發表了賓縣的群眾工作的介紹，賓縣的群眾工作就是馬斌所領導的，那些群眾工作的報告，就是馬斌所寫的。現在我們把馬斌式的群眾工作在這里說一說。　　

這里所說的群眾工作的報告就指《賓縣群眾工作狀況》、《賓縣領導群眾工作的經驗總結》等。在前者中以“偽滿時期地主階級與敵偽關系”、“富農經營與農業工人”、“封建勢力有武裝”三個題目揭示了東北農村中階級關系的特點，之后就反奸清算、反對加房租、減地租、增加工資、救濟、分開拓地、生產等七個方面擺出群眾要求：經濟上要求改善生活，政治上要求說話算話，武裝上要求槍桿在手。最后規定了發動群眾的口號。發表是加了編者按：　　

編者：最近我們收到了賓縣群眾工作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包括了各種群眾工作的經驗。我們將連續發表賓縣的群眾工作，作為各地群眾工作的參考。　　

后者也近9000字，就“關于領導和工作方法問題”、“干部作風和干部教育問題”、“改造政權、發展武裝問題”三個題目用翔實的理據論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闡述了意義提出了具體做法，最后又一個專題“群眾武裝問題：滿井的經驗”提供了范例。簡直成了當時民運工作的教科書，自然得到了報社的重視。因此，在他們看到《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的報告時，自然如獲至寶，決定向全東北推廣。社論指出：　　

馬斌同志是賓縣農民中的生龍活虎，他到哪里，哪里的農民斗爭就斗開了。他的辦公室內川流不息來往著各村的農民積極份子，農民當他為自己人，見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隨便拉話。農民的心向著馬斌，當著冰天雪地過年時，農民抬來野羊，不送別人，單送馬斌。　　

馬斌同志是我們東北群眾工作的模范。在東北有各式各樣的群眾工作，我們提倡馬斌式的工作。那么馬斌式群眾工作的特點究竟在哪里呢？我們根據馬斌同志半年來的工作經過，提出下面幾點：　　

（一）下鄉工作，有兩種路線，一種是住在地主富農家里，那里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招待好，那里聽到的是“村里一切都好”。但是農民對我們工作人員的態度呢？四個大字，叫“側目而視”。這種路線叫上層路線。馬斌走的是另一種路線，叫下層路線。他出外工作，總是到最貧苦的群眾家里去住，不怕臟，不怕爛，就在農民的炕上住起來。他要了解賓縣城內貧民有什么困難，就到賓縣找赤貧的房戶家去住，隨即就發現了房戶要求減房租，很快就發動了城內減房租、退房租的斗爭。　　

（二）領導群眾斗爭，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不問群眾要什么，就把上級決定的清算、減租、分配敵偽土地“傳下去”，結果常常是我們的決定與群眾的要求“牛頭不對馬嘴”。馬斌是另一種方法，他的方法是從群眾的需要出發，群眾要求清算即清算，群眾要求減租即減租。去年賓縣城內窮人沒柴燒，但是上級決定上沒有“柴火”問題，施政綱領也無“柴火”一條，馬賓卻不管這些“決定”與“綱領”，就去組織砍柴隊，親自帶領群眾到南山里去砍柴，窮人去砍柴的困難（如沒有斧頭、靴鞋、大車）都協同群眾一起解決了。山林地帶有胡子，他又把砍柴與打胡子聯系起來，把森林區的采伐權交給了農工聯合會。　　

（三）發動群眾斗爭，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一切都由政府和軍隊賜給群眾，所謂“恩賜”，群眾自己則既不斗，也不爭。馬斌同志的辦法是另一種，一切推動群眾自己起來干，又斗又爭。即使分配積谷糧這樣的事，也叫群眾自己議，自己分。賓縣減房租的斗爭，在斗爭前與許多積極份子商量了對房主講理辯論的內容，討論誰人先講話，誰人接著講。用這個辦法，一切都是群眾自己起來干，又斗又爭。所以馬斌所到的地方，不僅那個地方群眾就斗開，而且那個地方就出了群眾領袖。　　

（四）馬斌同志的第四個特點，有接近下層群眾的習慣。對農民一見如故，有說有笑，善于向群眾學習，學到本地方言，摸到群眾的心理，對群眾說話不是格格不入，說起話來能打動群眾的心。許多干部都愿意隨他一塊去工作。他能調查，又能研究，能想問題。過去半年，他在賓縣的群眾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對于北滿及全東北的群眾工作，都有很大的意義。他在開會時，不是一般的討論口號政策，而是從實際斗爭的例子找到原則辦法，一切好壞經驗，都加以比較分析。因此干部覺得隨他工作，都得經驗，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馬斌同志的這種作風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我們提出每個縣委書記向馬斌看齊，每個縣要出一個馬斌；每個工作隊隊員向馬斌看齊，每個工作隊里要出一個馬斌；我們要求到處有馬斌，馬斌到處有。　　

著名作家劉白羽著的《環行東北》中有有篇《一個模范農村工作者》是這樣開頭的：　　

五月十九的夜晚，我訪問了馬斌。　　

在訪問以前，我聽到幾個人把他當作一件典型事例介紹給我，他是共產黨的賓縣縣委書記。他剛剛從賓縣來哈爾濱，明天他也許就要離開這里。那座樓上一間小房間里，燈火輝煌，隔壁會議室里正在開會，他擠出開會的時間，坐在我對面。他是一個普通的年青人，橢圓形的臉，并不是什么滿面風霜，一手裂紋，而且他臉上似乎有點紅潤，細長的眼睛，些微的近視，還沒有到戴眼鏡的程度。就是這個人，他成為賓縣人民所最親愛的人。　　

這篇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賓縣人民在半年中間真正翻了身，這是非常偉大的事情。　　

在我和他談話以后，就沒再在哈爾濱見到馬斌。別人告訴我，他回他的農村里去了。我覺得他是舍不得離開他的農村的，農民的溫暖該是如何深啊！　　

我離開哈爾濱之后，在途中看見《東北日報》上有一篇社論上說：“我們要求到處有馬斌這一類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風出現。”他受到共產黨東北局的獎勵：他是一個模范的農村工作者。　　

當時東北局的高層領導把馬斌的群眾工作方法稱之為“馬斌路線”。社論發出后，連松江軍區司令員和總部機關干部，還有青年學生，都紛紛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了。就這樣由馬斌而起，在東北掀起了一股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的旋風。　　

一個人的初次成功或失敗會驗證他的思想觀念的正確與否，往往也會決定他今后乃至一生的作為，是慣性也好，是秉性也好，大多如此。尤其馬賓這樣早熟，而且世界觀和人生觀早已確立的革命者，會貫穿始終的。從賓縣縣委書記到哈東地委書記，再到遼寧省委秘書長、民運部長，都是拿得起來放得下，可謂一馬當先馬到成功。建國后，他從民運工作轉為企業建設，出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總工程師。期間被國家送到蘇聯學習，因為他的身份是鞍鋼總經理，蘇聯當局要以大企業總經理的待遇給他配專車、住別墅，他都謝絕了。他堅持以普通學生的身份學習5年，1956年畢業于蘇聯西伯利亞鋼鐵學院，獲副博士學位。回國后在鞍鋼還是用他開展民運工作的辦法發動職工群眾，創立了政治掛帥、群眾運動、“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建設經驗。毛主席高興稱其為“鞍鋼憲法”、“馬賓憲法”，號召全國學習。把　1960年3月11日　《鞍山市委鞍鋼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和企業管理經驗的報告》作了600字的批示，提到“憲法”的高度，，　3月22日　發給全黨。毛主席批示的《鞍鋼憲法》手稿附下：　　

上海局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二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了的，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的廠長分工負責制。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有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1958年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1959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1959年7月廬山會議期間，中央收到他們的一個好報告，主張大躍進，主張反右傾，鼓干勁，并且提出了一個可以實行的高指標。中央看了這個報告，極為高興，曾經將此報告批發給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電話發給各省、市、區，幫助了當時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現在（1960年3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二個階段。現在把這個報告轉發給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的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中央　1960年3月22日　　　

毛主席的批示鼓舞了鞍鋼人，鞍鋼工人階級把它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大法而遵行，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而學習。作為鞍鋼總經理的馬賓頭腦是清醒的。他知道，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全國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即是說一切其它工作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任務始終沒有變更。三年恢復，五年改造，156項建設，1958年大躍進等都未改變過。在1958年由于大躍進執行中急躁冒進，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在發展生產力方面忽視生產力中的第一要素體力和腦力勞動者，偏重于生產工具和技術，忽視生產關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這種背景下，毛主席重新組織研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出與《馬鋼憲法》對立的鞍鋼憲法》，就是直接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他在蘇聯學習，在一個蘇聯第二大鋼廠庫茨涅次克廠實習，有深切的感觸：這樣的大企業的廠長是蘇共中央委員，但實行的不是列寧的一長制而是廠長獨裁，黨委、工會變成廠長的“小伙計”，什么工作都廠長說了算，任人為親，特殊待遇。因為斯大林去世后蘇聯人對赫魯曉夫不滿，有人說希望毛澤東能領導他們。他從接觸和從社會的反映中了解到其中的弊病，這就啟發了他回國后的立意和行動。他把當年戰地的馬斌式工作法運用到企業管理上，未想到會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這是他的又一次成功！從“馬斌路線”到“馬賓憲法”，有誰能有這樣的發展？　　

其實，無論怎樣得意的人也都有過失意和受挫的時候，馬賓也不例外。因為在北戴河會議上他贊成大搞群眾運動，但不贊成“小土群”的煉鐵廠，1959年他被批判并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他心里不服，但不影響工作，毛主席的批示自然把那一頁給翻過去了。黨中央的信賴和依重使他毫無懷疑地相信我們的黨，相信人民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憑著對黨和毛主席的忠誠他是必然投身其中的，自覺在運動的進展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同時接受革命群眾的檢驗。解放軍支左實行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他被推選為市革委會副主任委員，當時有規定主任委員必須由軍方支左干部擔任，當毛主席發出干部參加勞動走五七道路的指示，號召辦五七干校，他帶頭報名上干校，革委會便決定派他任五七干校校長，赴盤錦辦干校。當運動發展到清理階級隊伍階段，鞍鋼革命委員會整風審干，因為他在早期做地下工作期間兩次被捕，建國初又去蘇聯學習5年，群眾要求審查他的歷史，他被囚禁在沈陽單人監房，他心里有底，從容面對，把囚室當教室，把監房當書房，利用這段時光讀了大量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上百本，不知不覺度過了5年半，寫下了許多學習筆記。結果為他走上更高一層的領導崗位打下了基礎。解放后不久，他就到冶金工業部擔任常務副部長，接著是國家進出口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顧問。從崗位退下來之后，仍然深入群眾之中搞社會調查研究，寫文章，寫報告，向中央提建議。他雖然身在高層，心卻始終和老百姓連在一起，階級感情沒有變，革命的志向沒有變，仍然要為群眾服務至死，為共產主義而奮斗！可以說，他憑著對黨的忠誠和對國家對人民的無限熱愛，懷著一顆透明而熾熱的赤子之心，開始了新的戰地群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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