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我家要世世代代感謝并捍衛大救星毛爺爺

　　我為啥把毛主席叫毛爺爺？我父親比我年長20歲是1922年生人，與毛岸英同齡。若論輩分我自然屬于孫輩之人，故敬稱老人家為爺爺的。

　　一、童年對八路軍的感恩之心釀成紅色種子

　　1942年的農歷四月初八，公歷是5月22日辰時我來到人間。1943年日本鬼子來了，父親正當年，檢查國兵沒合格就成了“國兵漏”，被抓去當勞工到吉林省梨樹縣修飛機場，一連去了三年。小鬼子投降了，國民黨又打內戰，我父親被抓了壯丁。他不甘心給國民黨當炮灰打內戰，從長春跑回家來。那時候我雖然還小，在炕上就覺得房后高粱地里“嘩嘩”響，之后就鉆出個人來爬進窗戶，原來是我父親回家了。隱藏了不幾天就給抓走投入海龍監獄里。

　　這個時候，我身下的男孩兒沒站下，另有個妹妹還小，不懂事的我為了逗她玩，總貓在炕沿底下猛叮站起來趴在她身邊逗她玩兒。我以為她在笑，其實她是在害怕，把她嚇出毛病了，一直未能坐起來癱吧了。冬天屋子的墻上都結滿了霜，燒柴就是從地里抱回來的苞米稭子。因為沒干透，加到灶坑里冒煙咕咚的老半天燒不開鍋，煮頓飯可不容易了。有一天我媽抱著我坐著馬爬犁去海龍監獄探視我父親。之后父親就被弄回長春國民黨軍隊了。

　　1945年小鬼子投降時“快趟行”(霍亂病)爆發了，俺陶家攤上了，我太爺太奶和我爺爺奶奶等五口去世了。我們這一大家就分家另過了。

　　1947年冬村里搞土地改革了。農民會設在西邊一里多地遠的劉大房院里。會長姓龐，原來是給劉家扛活的雇工。劉家是富農，老輩兄弟四個。老大頭不在了，老二頭當過甲長，老三頭種地，老四頭比較老實。他們少輩一大些，日子過得很充裕，土改時被斗了，定為富農;但是人緣不錯，只是被分了浮財和一些土地，當家人基本無恙。

　　土改工作組的負責人姓崔，麻臉，都叫他崔大麻子，瞅著挺惡，實際卻很善良。我媽領著我去農民會領浮財，崔組長看小孩子挺招人稀罕，就掐著我臉蛋兒說：“這個小國民黨崽子也有份兒!”于是俺娘倆領回一棒馬，即一匹母馬和一個小馬仔兒。還分得一坰地。但是把馬牽回家沒場圈又沒喂的，它娘倆到處爽掠鄰家柴禾垛，沒辦法就送回去了。等我父親在黑山被八路軍俘虜了問他跟走不?他說家有老婆孩兒不跟了。一起被俘的堂叔家沒孩子就同意跟走了，成了解放戰士，轉業后成了離休干部。我父親沒跟走，八路軍發給他路費回家了。他未趕上土改沒分著地，家里也沒牲口，就帶著一坰地給丁姓中農扛活，這一坰地的的收成歸自己另外再給一石高粱。

　　1949年3月村里辦初級小學，我和叔叔們一起上學了。校長是孫奇，教我們的老師是女的名隗福萃。還有個閆老師是當地的，麻臉，同學們背后叫他“鹽豆子”。3月份還挺冷，我穿的是棉袍，課間圍著磚搭的爐子聽孫老師講故事。冷丁聞到一股咕囔味兒，隗老師發現我的棉袍子被通風的爐眼兒烤著了。隗老師趕忙給我撲摟滅。她怕我回家挨罵就領我回家跟我媽說不怪我，是怪她沒照顧好我。還說了一些好話，夸我聰明聽話，招人稀罕。我嗎聽說她和孫老師自己做飯吃，青菜下來時就讓我挎一大團筐土豆黃瓜茄子辣椒帶學校去。上二年級時孫老師就調到區政府了，隗老師也離開了。我們二年級和四年級就搬到一里地東邊張洪軍下屋的兩間房了。先后由李生金和石岫巖兩位青年老師教，之后換成四十多歲的王德福老師教我們這個復式班。王老師講四年A級課時我們也能聽。王老師不擅唱歌，但是在大家要求下也唱了“革命的火越燒越紅……”。他還教我們《大風吹散滿天云》和《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課間大同學就玩打人球和撇天球，我們小的就玩彈琉琉球和“擠香油”（大伙徃一塊擠，擠出去的就輸了）。等升高小時就上一區中心校了，王老師也調中心校了。當時分速成班，把16歲以上的編成速成班以便讓他們早畢業好參加工作。我們15歲以下的是正常班，由王老師當班主任教倆班算術。速成班由孟昭璉老師當班主任教倆班語文。因為王老師是我們的老老師，自然要比孟老師親近的。但是我的一篇作文《我的朋友——語文》引起孟老師的好感，當成范文在兩個班里范讀后貼在我班的墻報上。孟老師還教我們圖畫課，我畫了一只狗前腿支地坐著，舌頭耷拉著納涼。孟老師給了滿分后貼在黑板左上角展示好幾天。這樣我對孟老師也有親近感了。可是萬萬沒想到在我報考初中時他卻阻攔了我。因為招生簡章規定12周歲至17周歲的可以報考。他班的多是超過17周歲的不能報考了，為了心里平衡就挑我們班不夠年齡的我做靶子，不讓我報考。王老師不吭聲，我就跟孟老師解釋說我是屬馬的，四月初八(后來知道是1942年5月22日)生日，報考時間是6月份已經過了四月初八，咋不滿12周歲啊?無奈他放棄了對我的阻攔。校長張有新老師給我們講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治課，我們縣還出現了吳鳳岐辦的曙光集體農莊，斯大林給了一臺拖拉機。當時都向往蘇聯老大哥，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電燈電話樓上樓下,莊員們集體勞動過幸福生活”。在村里成立生產合作社的晚會上，父親打發我去聽會，大伙聽完會議精神后都沉默了，我替父親第一個報名參加合作社。鄉親們奇怪地看我就問我咋這么痛快報名了，我就說合作社比互助組好，人多力量大，種地打糧多。蘇聯辦集體農莊了，咱們縣有個曙光集體農莊，將來咱們這兒也要辦集體農莊的。大伙一聽連12歲的孩子都說好就都報名入社了。

　　1954年7月招考時在海龍中學，校長莊英武在操場上給我們講話。讓我們安心答卷，考中考不中無關緊要，高小畢業到社會上也能做貢獻。考上了繼續深造別驕傲，考不上的也別灰心，要安心面對，說不定早踏上社會走在考中的同學前面呢。發榜時我們一區中心校考上10名，孟老師那班考上3名，我們班考上7名。

　　后來初級社發展成高級社，相鄰的合作社合到一起就改叫作業區了。作業區下邊是生產隊。因為國家要發展經濟讓農業支援工業，生產隊總攤上義務工建工廠修公路，去的勞力都要回隊里記工分，生產隊年終賣了糧食有收入了才能決算分配，分值就不高了，各家能把口糧領回家就沒余錢了。所以我住校的伙食費就困難了。我們幾個同學就徒步上學，帶點兒炒面到午間用大茶壺的開水沖了喝。下午沒課了我們就回家走了。下雨天道不好走，腳上泥坨子走幾步一甩，于是干脆拎著鞋走。總算讀完初中1957年畢業了。因為家窮想報考中專早點兒就業減輕家庭負擔，但是這年所有中專學校只有一個四平師范學校招生，其他中專學校都停止招生了。因為我10門課程9科5分，班主任王思信老師讓我填報四平師范以便保送，可是我心想再讀三年師范還當小學教員就沒報師范，便讓比我少一科5分的康成云同學保送了。當時國家讓一部分初高中畢業生回鄉鄉務農，我就回隊上干活了。我毛歲才16啊，干農活不算整勞力，一樣干一天才掙8分工；而婦女早飯前不打早堂，下午歇二氣兒就回家做飯了也能掙7分，所以我心里不平衡了。我看草欄子里給牲口鍘草的活我能干，就是鍘刀把上有個橫木叫鍘刀拐子，一頭一個人把著鍘刀拐子往下摁，把擅于捋草的老桑頭捋的草切成半寸長的草段供牲口吃。這樣我就跟搭檔一樣掙10分工了。轉過年1958年，公社化興修共安水庫，我就去推獨輪車給壩基上土。開始不會推總是東倒西歪的，后來掌握竅門兒就是手握車把快跑，到地方把車一掀土就倒出去了，跟玩似的，不覺得累。為了省鞋就光腳推車。這樣把水庫修成了，隊里給我記的是整勞力的工分。

　　二、參加革命了卻成了“反革命”

　　回隊不久福安小學（即我上學的初小）缺教員，作業區主任老葉二哥讓我去，我想我若是認可當小學教員——孩子王就上四平師范了，說啥也不接受。氣得葉主任提我小名說“你若不去以后再有啥好事兒也不給你了!”無奈我只好就范了。1958年8月22日我到福安小學教二年級。先去的兩位同學是試用教員每月掙22元錢，我后去的是民辦教員不開工資掙工分。可是這年公社實行軍事化供應化吃食堂，年終不分配了，白干一年。到1959年給我轉成試用教員月工資22元。填登記表時除了姓名性別出生日期文化程度外，有個參加革命空格。我填上1958年8月22日，才明白自己也參加革命了。過半年后轉為正式公辦教員掙30元5毛錢，被分配到十好幾里外三興小學教五年級。三興小學有臺腳踏風琴。我住校，晚上我就練習彈風琴。因為這個能力后來被調入中心校當音樂教員。我還自編過《毛澤東著作進課堂》的歌曲教唱“毛主席著作進課堂，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各分校都要去歌片兒教唱了;但是都不知道是我自編的。我還給劫夫郵去了，他讓他女兒李丹回了信，鼓勵我繼續努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是暑期，全縣的教師都集中到山城鎮學習，說是學習，其實就是搞文化大革命批斗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了。縣級教育界哪有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呀?無非是年老的教師和校長。再就是出身高的和有歷史問題的老師。我們公社就把中心校長(崔圣山、朝族)給批斗了，竟給他戴高帽游街了。后來才知道是劉鄧用工作組鎮壓學生，推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轉移斗爭大方向，矛頭對準地富反壞右打擊一大片，不是整黨內的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邊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則挑動群眾斗群眾。昔日的同事們有的為了表示進步就極力逢應領導的需要，開始懷疑一切，希望從同事們中找出靶子。現在已經知道了，直到7月18日毛爺爺從南方回北京扭轉了劉鄧資反路線才使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軌。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忠于毛主席就要有行動了。于是本來不分上下的教師群體中就出現了革命的積極分子、保皇派和逍遙派。由于父親有歷史問題，我自然當不上積極分子，但我跟當權者不近不離也不會是保皇派，只能屬于逍遙派。可是到1968年我就逍遙不成了。因為開始進入請理階級隊伍階段，生產隊也開始深挖階級敵人，我家雖然是貧農，但我父親偽滿時去過勞工，給小鬼子賣命三年，鬼子倒了，又被國民黨抓去當兵。這兩段歷史就成了污點。我父親啥農活都會干，還會漏粉做豆腐，頗有人緣，生產隊自然寬容待之，并未上綱上線予以戴帽。可是學校獲得這些史料如獲至寶就下功夫了。先是姓何的同事舉報說我父親在當勞工分隊長時，他大哥死了是因為我父親未保所致。我問父親何老大是咋死的？父親說是何老二逃跑了，何家想老二有媳婦和孩子，老大未成家沒負擔，就讓老大去頂替老二。勞工活累伙食又不好吃不飽，老大去不長時間就患病了。爹媽去看他時帶的蕎面餃子(那年代農家很少有白面)，他本來生病沒咋進食，得著餃子就吃多了。蕎面不好消化，病情加重，小鬼子本沒拿勞工的生命為重談不上救治。二老回去不幾天老大就死了。我問父親為啥不給何老大擔保?父親說：一個分隊有八九個人，小鬼子實行連環保。其中有一個跑了就拿其他幾個人是問。老二跑了一次，大伙都擔責了，這次老大來了說不準他跑不跑。所以誰也不敢擔保。我父親是分隊長，啥權也沒有，就是領著干活。分隊上邊有小隊，小隊上邊有中隊，中隊上邊有大隊。可是我們學校中心校的崔校長是朝鮮族。他漢語不太通，對勞工的編制也不了解，就按解放軍的編制比較。解放軍的分隊是連隊。軍政警憲的反革命分子核定標準：軍是連長以上，政是保長以上，警是警長以上，憲是憲兵以上。也可能在山城鎮學習班時他挨了斗，這會兒他得把了掌握了文革大權了，很想心里獲得平衡搞出點兒成績來。他就認為我父親這個分隊長夠杠了，這樣我就成了歷史反革命子弟了。對此我不服自然就要解釋，則被認為“不老實”，就開全公社教師大會圍攻我。我自然不能挺著被整就極力辯解，他們就升溫加火。看我仍是不就范，就想從作風方面找突破口。因為我體音美都擅長，各班辦墻報都找我給畫報頭，排文藝節目也請我給輔導。因此各班主任老師跟我都挺好，女老師也不例外。于是他和積極分子們一商量，就把女老師招集一起(我愛人除外)讓大伙回憶，我在她們跟前有啥不軌行為，企圖給我弄出作風問題以“道德敗壞”罪名把我打成壞分子。我看穿了其中的陰險目的就寫了大字報，是用箭桿瓤子蘸墨水寫在報紙上，急急忙忙貼了出去。

　　大伙都看了大字報，我也出了一口氣。我以為能駁倒他們；可是有位姓任的積極分子說我在毛主席臉上打叉，給毛主席判死刑。于是又開全公社教師大會批斗我，說啥的都有，說我要把紅太陽抹黑了，把我寫的大字報展示在會場上。我寫的“敗壞他人名聲”的“人”字惹了禍，那一撇一捺的捺畫到報眼處放光芒的毛主席頭像上了。就這樣我不得不彎腰低頭向毛主席請罪了。他們看我老實了，氣焰被滅了就展開批斗了，上綱上線后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跟國民黨分部的田老師、三青團員石老師、富農出身的沈老師、右派分子某老師等一起在操場上掛牌請罪。給我掛的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我大女兒剛四歲從托兒所出來看見了，回屋問她媽“爸爸干啥呢?”

　　聽說學校出現了反革命，公社立即成立了審查我的專案組，公社馬秘書帶隊抄了我家，把我的日記、書信和就讀吉林函授大學的作業文藝習作都帶回公社審查。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我成了重點清理對象。正好趕上貫徹公辦小學下放大隊來辦的“侯王經驗”，貧農代表李連貴進校管理學校了。不僅僅是我了，一共有十對夫妻教師(不是男方有問題就是女方有問題)被下放回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本來是社員出身，下地干活不打怵，就決心當社員了。回隊第二天我就上隊勞動了。到10月末解放歸隊回學校了，我就掙了3000多工分。有的回隊一天農活未干。我就想看我不當教員能不能養活老婆孩兒。所以一天工也未缺，因為水旱田都有，下雨天就干水田活。可是我歸隊后，生產隊分山柴都未給我。白干了。但我不后悔，接受教育了，讓我不忘的是一個比我大一歲的邊老悶兒（不愛說話而得名）看我剛回隊心情不佳，說了一句“人比人得活著，貨比貨得留著”，一改常說的“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的消極，使我此后不管遇到啥處境都能面對現實一往無前。

　　三、離開教育戰線踏上文學道路后搞起職工教育

　　1970年縣里“雙先”表彰會后，我們公社三興大隊支部書記劉景山成了典型，公社要成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演出宣傳劉景山帶領社員治山治水改變山鄉面貌的模范事跡，公社想起我了。

馬秘書在審查我的抄家物品時看見過我寫的文藝習作獨幕話劇本，就讓我寫劇本。由縣文化館下放的五七戰士呂厚富領隊，回鄉的五高中畢業生于振聲做導演，挑選20來個能拉會唱擅于表演男女青年組成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我編寫了獨幕話劇《挖山鑿井》，還編了小演唱、快板書、對口詞、三句半、鑼鼓群，小歌舞等一個半小時的文藝節目，下到全公社16個大隊各小隊巡回演出。完成了公社黨委的交給的任務。轉過年來縣里要搞全縣文藝調演，我們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被邀請參演了幾個節目。1971年縣文化館為迎慶《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30周年搞征文活動，借調我協助工作。1972年正式調入縣文化館從事基層文學輔導工作。為了給文藝文學愛好者提供練筆園地，我創辦內部刊物《文藝習作》發現培養一批業余作者，后來有多位成長為省作協會員，甚至還有幾位成為國家作協會員。

　　我感謝毛爺爺共產黨八路軍，若不是在遼沈黑山阻擊戰中俘虜了我父親，并放回家來，我就不會有后來的一個弟弟和四個妹妹（前面說的癱瘓妹妹死掉了）;若不是搞合作化成立生產合作社，我父親只能給人家扛活；若不是人民公社化了，我也不會從社員當上人民教師；若不是文化大革命挨整被抄家了，我是不會被發現的，就不會調入縣文化館踏上文學道路的。當時教師隊伍想改行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不記恨文化大革命，相反我感謝文化大革命。1985年5月從縣文化館調入縣（后改為市））總工會任宣教部長主管職工宣傳教育、文化體育，憑借自身的文學修養和不甘人后的拼搏精神，把職工宣傳教育搞得風生水起。:在省總工會開宣教會議上聽了吉化公司黨委書記李奇生做的報告，吉化公司污水處理廠有個當時留長發穿喇叭褲的玩世不恭的工人叫王鳳山，跳進污水處理池里救了個落水兒童。公司就開展職工大討論的活動。會后我就去吉林市吉化公司采訪來了李書記和他們的典型工人王鳳山。回來就寫了《潤物細無聲———吉化公司的大討論》的采訪紀實，搞了職工學習報告會，掀起了全市職工學先進趕先進的活動。評選一批典型人物，激勵并形成了思想品質道德素養的增進。我總結了5條辦法：理念教化、典型昭示、形象感悟、競賽激勵、意識灌輸。當時“理念”“教化”“感悟”等詞匯鮮有人用呢。我就編在《職工思想教育材料》里了，并寄給全總宣教部。我進京后還看望了調任全總副主席的李奇生和宣教部的領導，談及我是梅河口總工會的宣教部長他們都有印象。我連續搞了三批職業道德標兵表彰活動。首批受獎者李鳳琴獲全總頒發的“五一勞動獎章”；第二批受獎者鄢亞琴被選為黨代表參加十五和十六大；笫三批受獎者陳連福從縣級市領導逐級升至最高檢察院反貪局局長，交班后為正部級專職檢察員。由于積累了充分的典型事跡材料，加上評論感言和相關雜文就編印兩期《職工思想教育材料》。全總副主席陳秉權到我省視察時特來梅河口市總工會聽匯報，自然看見了前一本成書和后一本書稿的《職工思想教育材料》。，便高興地題寫了書名。

　　除了日常的普通的份內工作外，我還發現了紅梅鎮農業中學初中畢業以刻戳為生的農民徐寶貴，他研究古文字，考究了幾個甲骨文致信給郭沫若得到了認定，于是面見了這個潛人才，采寫其成才之路《黃土崗上茅草屋里的學者》發表在《吉林工運》期刊上引起反響后，吉林日報以一整版報道了徐寶貴的事跡震驚了全省。于是我就搞了自學成才典型表彰大會，省總工會宣教部部長鄭義到會祝賀。接著評選一批自學成才新人，激勵并形成了自學上進的良好風氣，提高了職工的業務能力。

　　為推薦徐寶貴這個稀有人材使之人盡其用，我竟冒然上書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瑞環，李瑞環讓秘書李昌鑒批給吉林省委副書記的谷長春:情況屬實盡快落實解決。我獲得這個批示復印件后匯報給楊忠國副市長，先把徐寶貴的身份轉變成正式職工，商定辦法是讓鞋廠的都廠長采用徐寶貴。通過這個運作后，我就帶著徐寶貴先去東北師大中文系見了孫曉野教授，后去吉大古籍所見姚孝遂教授，姚教授留下當助手。干了一段時間因他沒有文憑不能轉正，我就領他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古籍研究所見李學勤先生，李學勤提議找裘襲圭，我倆就到北大見了裘襲圭教授，裘襲圭想用，我倆就到人事處，人事處支到吳樹清校長那兒，我倆就見了吳校長，吳校長看了徐寶貴的個人資料表示欣賞，就讓人事處給安排在中文系裘襲圭教授手下當助手給漢字編碼。因住房和家屬子女安排不了，500元工資，在福緣門租房就得300元，靠他愛人擺攤賣點兒干鮮雜品也難以維持，勉強工作了兩年時間。和他一起在吉大姚孝遂手下工作的康某到四平師院當校長了，聽他在北大仍然過不下去，便邀請他去四平師院，給解決住房和家屬安排，享受副教授待遇，他就回四平師院工作了。我去省城開會到四平下車看了他。他很滿意。我能使這個寶貴人才發揮了稀缺的作用成為國家知名學者，也心滿意足了。在我的推薦下他的詞條被編入《自學成才詞典》。后來竟被廣東省韶關學院以豐厚待遇引進去了。

　　至于文體活動和演講比賽(名為“愛我家鄉愛我家鄉人”)也培養了一些演講拔翠者。此外搞了全市職工歌詠大賽、舞蹈大賽，還辦了各類學習班。每次大型活動時市委主管工會工作的書記要做報告，報告稿理應辦公室寫，但從來都是我給寫。由于我踏實持續和創新式的工作致使梅河口市總工會在全省爭了上游，全總召開執委會時竟然邀請梅河口市總工會主席田中文參會，為咱梅河口市爭了光。全國兩千多個縣和縣級市，梅河口市總工會主席竟能受邀參加執委會，主席本人都未想到。他也聽見全市各系統工會主席的議論：陶部長是工會主席的料。就在他準備上報提拔我為工會副主席時，一位市領導建議報送在本會組織部當干事的妹夫為人選，報上去后其妹夫搶先一步越級當上市總會副主席了。對此我能理解，我對仕途本無興趣，我是“工作狂”只要發揮作用就滿足了。田主席為撫慰我以使心理平衡，讓我把市職工學校校長和書記兼起來，搞了部校合暑。于是我和老校長去湖北沙市等職工學校考察，為發展職工教育引進吉林市子龍學校培養“高考漏”使之上大學；同時還引進吉林工大機電一體化班為梅河口造就新時代人才。

　　四、大干事業的雄心未竟進京開辟新戰場

　　由于意識超前不被同事和新任領導認可，田主席在任時提倡“開創新局面”，他還加上一句“上水平”。我對他這句用語并未茍同：水平還能上嗎？后來說上臺階倒還可以。現在叫“創新”了。回頭看我是有點兒太爭先甚至冒進了，尤其是犯忌了。田主席在任時不怕下屬干好的，水漲船高他享受到我的益處了。他調走后新的主席到任后，工會內部就形成現在用語“羨慕嫉妒恨”的輿論氛圍了，我是“功高蓋主”了。所以我的設想不被看好不予通過。為籌建職工住宅把省總撥款6萬元建的職工學校要價60萬賣掉。我為保住學校去輝南山里5523兵工廠協商，暫借我55萬（工會領導說內部消化優惠5萬），把三層和四層白給他們做辦事處。他們廠要出山，是我跟市長說的，把他們廠引進梅河口的。這是萬人縣級大廠，對梅河口發展有利，所以我跟這個廠領導能說上話。廠領導同意后來看校舍樓，我分管文化宮去文化宮未在樓里，他們直接見了工會領導就商定以58萬成交。我得知后把雙方好頓臭罵，氣昏后患上高血壓。這位主席為安慰我答應給我兩萬元。我當然拒絕了。校舍沒了，我引進的兩個項目：一個是吉林市子龍學校分校，旨在把“高考漏”培養成高考錄取生；二是引進吉林工大機電一體化班，培養現代化人才。校舍沒了泡湯了，為處理善后事宜在1972年11月17日去長春的客車上突發心梗，被直接送到白求恩醫大二院搶救及時幸免于死。后來得知著名作家路遙也是那天發病未能搶救過來去世了。在住院急救期間單位告知我過50歲可以預退，給解決個子女就業。我兒女都有崗位無需這項待遇，無非是讓我倒位兒，出院后就辦理了預退。1993年51歲預退后應聘進京工作。我漂泊北京不是做生意想致富，黨給我一份工資生活有保障了，我是要把第二次生命獻給毛爺爺未竟的革命事業。由頭是為送我推薦的徐寶貴進京尋職，看見了圓明園外的由北大原副校長張萍辦的京橋大學，先是為他們招生，把家鄉的“高考漏”帶進京橋大學就讀，后被安排到上莊分校做副校長。我離開梅河口后的后繼人因沒了校舍，桌椅板凳、立柜、床和沙發都處理了，他們在工會坐班能拿到工資也就滿足了。一個副處級職工教育單位就這么消失了。這是多么大的損失！

　　1994年經國務院馬洪老人的推薦，我得以在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做辦公室主任。工作期間接待過馬洪、馬賓、袁木、吳階平、馮之浚、張塞、滕文生等高干。活動結束后我冒昧地請教了馬賓老，他對我質疑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革是一場浩劫，經濟瀕于崩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一國兩制”等觀點表示認同。從此拜馬老為師，學習馬老繼續革命，跟隨馬老20年直到他去世。這20年等于上了無產階級革命人生大學，對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有了明智認識，對毛主席和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更加熱愛和信仰，堅定了為黨為人民竭盡全力多做貢獻的雄心。后來到人民日報社子報刊《人民論壇》任副編審，對“三個代表”持獨特的看法和解說，對小編輯小記者都是直言不諱，使他們茅塞頓開有了正確認識。因為本刊名為“人民論壇”卻只能發表省部級領導和大學教授們的理論文章，缺乏人民性。在編務會上我指出了這個問題，說國家提倡發展縣域經濟，應該給縣委書記個發聲平臺。主編采納了我的建議，則安排我來主辦這個欄目。于是我趁中央黨校開辦中青干部學習班（基本是縣級和縣級市的書記們）之際，就采訪了在校學習的南北東西的縣委書記們。他們回本地后大多晉升為地級市領導了。在采訪中都是熱情接待痛快述說的。唯獨我家鄉梅河口市委書記李樹國的訪談不咋痛快。但發表時我還是把他列為之先，目的是為了宣傳家鄉嗎！其間認識了黃鑄、鄭科揚、張全景、賀敬之等著名擁毛派，另外還認識了韓西雅、李成瑞、惲仁祥、秦仲達、林伯野、楊友吾、李波、徐飛等老革命，汲取了革命滋養，堅定了我對偉大領袖的崇拜和共產主義的信仰。

　　（經常有人讓我領他們去看馬老，看過馬老就去看李成瑞老）

　　（惲仁祥老和我在交談）

　　我把他們的名字列出來，并且把合影附上，不是攀附，不是標榜，更不是炫耀。我是以他們為師向他們學習的。我的人生原則是：進步不靠攀附和踩能人肩膀，是靠自身主觀努力；人際之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多處下少處上；對待上級和重要人物可以仰視表示敬重，但不依附和違心勉強折服。寫這篇文章時為說明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不是為顯示自己，而是與前面說的值得敬重的各位人師甚至楷模同流同框是我的幸運和幸福！

　　（賀敬之與陶冶）

　　在北京我也不忘發現典型宣傳典型。在中山公園遇到了保潔員宋淑敏，她特敬業，對待老人如廁困難的就像女兒似的照料扶持。而且遺忘在衛生間的錢包都送交保衛處。我寫了《仍然讀毛主席書聽毛主席話的“石傳祥式”保潔工宋淑敏》發在烏有之鄉網上（在標題前打上“陶冶：”百度就出現了），引起公園領導的重視。

　　（中山公園管理處負責人和宋淑敏處成姐妹右）

　　08年奧運會時被授予形象大使。我向北京市總工會推薦為勞模候選人，但不是北京人也就罷了。我把這個事兒跟馬老說了，馬老要見她，我就領她到馬老家。馬老應邀參加活動時她就跟馬老的生活助理趙桂榮一起推輪椅去。因為與馬老有了深厚的感情了，我每年正月初二給馬老過生日也帶她同去。

　　（正月初二我帶領二女兒給馬老過生日，女兒給馬老祝壽）

　　我在天門遇見了一支隊伍，是河南省獲嘉縣崔槐樹莊農民辦的繼正學校，進京拜謁偉人的。

　　（繼正學校的隊伍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祭奠）

　　我采訪了要繼承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校長張淑榮，與他們建立聯系。我當時參加時邁的毛澤東旗幟網活動。時邁就派我去送書和紀念章。張校長在自家院里建了偉人紀念堂。之后吧又籌資把房西的地買下來，建了偉人廣場立了偉人塑像。年年年搞“12、26”紀念活動都不邀我參加。我是逢邀必去的。我也領張淑榮姐弟倆拜見了馬老并合影留念。

　　在“7.24”通鋼工人暴動那天我在烏有之鄉聽講座，5分鐘自由發言時，我認為那個強人翻身得把后與毛對著干把共產黨糟踐了，我就說要“救黨保國”，并且喊出了“該正式批D了”，會場震驚了。有人知道我是通化人，就說“通鋼出事兒了”。我回家用電腦一查真有其事。過不幾天烏有之鄉范景剛派一小同志跟我回通化去通鋼采訪。我住通州就想從通州車站上車，但是車過來時站務員沒有喊站檢票。我急忙回北京站退了車票到八王墳坐上開往通化的大客車。趕到通化車站時那趟火車還未進站，等車進站后接到了那個小同志挺高興；可是就要上我兒子接我倆的車去二道江時，范景剛打電話讓那小同志趕緊回去。顯然出現了情況不宜進行了。但是我還不死心私下見了多年未見的兩位文友。他倆請我吃飯勸我離開是非之地。因為公安局還在追查這起事件的相關人員，有一個工人已經進去了。但我還是設法見了工人領袖吳敬堂，還電話采訪了通化日報的占有相關資料的女記者鐘雪靈。待我充分占有素材時想好好寫寫，不久就看見哈爾濱工人作家趙劍斌寫的通鋼工人維權護廠的紀實（成書時名為《鋼城》），我也就作罷了。但是與吳敬堂建立了兄弟之情。2019年1月25日接到范景剛的電話說他去世了，我特地趕去通化殯儀館靈堂，以烏有之鄉名義獻了花圈，并給他兒子300元撫慰金。

　　李成瑞老有段時間反對“改良派”，起因是張宏良有篇文章有句話“千古興亡亡于一相”，張宏良提出了保黨救國。我在馬青柯于石景山舉辦毛澤東學院開學典禮時，跟李成瑞老說了張的好話，勸李老別對張宏良反感。我也說了“救黨保國”是我先說的，張說“保黨救國”并無大錯。我很顧及革命派的團結。新形勢下搞革命多難啊，可下有位沖鋒陷陣的能人還是要呵護的。

　　在天安門東歷史博物館后門處樹立孔子塑像時，毛澤東旗幟網招集幾位老同志如何對應，決定散發公開信討伐這種開倒車的反毛行徑。我寫了初稿，李波老校訂后得以通過，便打印發出。

　　（毛澤東旗幟網在裝新公開信）

　　因為限定20號之后就要采取革命行動，就在20號當晚撤出了，借口說是“臨時擺放的”。若不是我們發了公開信，絕不會被搬走的。我們取得了勝利高興極了，毛派同志就更加團結戰斗了。

　　（楊友吾經常到毛澤東旗幟網參加活動并捐款）

　　徐飛老是傳媒大學退休教授，聲音洪亮很中聽，好發言而且沒完，因此有人煩。他獲得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就把我叫到他家，給我看了。不用全看，就看前邊倆核心的語錄和序言就看出如何反動了。徐飛老讓老伴兒煮了餃子吃完后，他領著老伴兒去北大復印后送我了。我詳細閱讀后就寫了批判辛子陵（姓宋，筆名辛子陵，寓意新資本主義靈驗）的文章《感謝辛子陵——棄毛的根子找到了》（上百度在此文標題前打上“陶冶：”就點出來了）發在毛澤東旗幟網和烏有之鄉網上。

　　馬賓老的革命史料太多了，我整理成冊定為書名《中共批D第一人》，馬老改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模范》，烏有之鄉給印了100冊，在一次講座上收50元工本費發出去了，有一位交了100元不等找錢就走了。范景剛認為毛澤東旗幟網比較困難把這筆錢交給付欣雨帶給時邁了。在馬青柯決定給馬老慶百壽時，我給馬老整理了百幅照片發在網上。他要把《論文化大革命》單印成書，我和張小林給校編后在我兒子同學辦的通化市新華印廠印了1000冊，馬老支付5000元印刷費，無償地把書發出去。

　　五、一息尚存戰斗不止事無所成也終生無悔

　　回首我的一生是不成功的欠圓滿的。但毛爺爺要求的“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基本做到了。我的座右銘是“竹本無心高生枝葉，藕雖有孔不染垢塵”。說實話說真話辦實事，多助人不坑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無能就做鋪路石，有力就做人梯，甘做小人物爭做大事業。我信仰唯物主義，但苦樂成敗的遭遇教育了我開始相信命由天定了。老天給安排了人生軌道就必須延軌行進。1968年不挨整就改不了行；1976年不讓你入黨就是不讓你踏仕途；1991年不讓你升任市總工會副主席，就是讓你安于做職教工作；1992年讓你死一次就是讓你進京接受老革命的再教育，為捍衛毛爺爺盡一份力量。進京工作開始只拿500元工資，后來工資漲了我到《人民論壇》掙了1800元。我可以成為北京人。在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任辦公室主任時，秘書長讓我把工資關系落下能辦北京戶口，我謝絕了。我沒發財無存款，為了在《人民論壇》安心干下去，由4個子女集資19萬買的商品房，后因為是五層老伴兒打怵上樓，在2017年處理了收入375萬，我認為是上天看我一貫忠于毛爺爺捍衛毛爺爺給我的補償。我按集資的比例分給子女，子女又返回115萬在東六環外買套小產權電梯房湊合住的。所以我信命了。都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我則補充說：人不報天報，天不報自報。整過我的人基本上未得好下場，至少都未發展起來，有的過早去世了。唯獨那個揭發我給毛爺爺頭像打叉的任姓者還活著。頭三年我在老家的公交車上碰見了，他坦誠地對我說他對不起我，他懺悔了。這個歉意可能是久藏于心終于有機會面對我說出來了。他能主動這樣說，我自然欣慰了也釋然了，頗多感慨：有話說“理解萬歲”，我就加一句“諒解萬萬歲”。他問我“李老師怎么樣？”我就把他領家里，讓他看看我老伴兒，也看看我家的狀況。我倆還在上邊掛著馬恩列斯毛的偉人像的門口合了影。對于來看我的老友們，無論單人來或成伙來的，我都這么拍照以示紀念。自然對他也不例外。他心理狀態如何不得而知，但從他的不住點頭看來他確實服氣了。像我家這樣敬掛偉人像的恐怕是不多的，連黨政機關都不掛了呀，唯我特立獨行了。

　　除了這位還有粉碎我大干一番事業的當年的總工會主席，他比我大一歲，他的二兒媳的祖輩跟我的祖輩有論頭，他對兒媳說“老陶有能力是人才，就是脾氣不好”。在一次碰面時想起當年毀約把我氣出心梗時，他說還欠我兩萬補償款未能兌現也對不起我。說他當時也有難處：一聽老陶要籌資買下職工學校，都要瘋了。我一笑了之。俱往矣，諒解吧！我能死里逃生又活了30年，不僅在北京能大干一場，還重操舊業寫了三部著作。該知足了！

　　我已打定主意從我開始形成家風傳給兒孫：我們陶家世世代代要熱愛毛爺爺感謝毛爺爺捍衛毛爺爺，至少不再招到潑污和誹謗。為給兒女們做表率，我就不得不實話實說，講了我的家世和我的成長史。我是農民的兒子，除了16歲當社員，還下鄉兩次當基本路線工作隊，與農民“三同”，1975年冬下到康大營公社二道崗大隊六隊蹲點搞基本路線教育。白天與社員一起下地勞動，晚上要給社員開會學習。沒有星期天也沒有節假日。防震抗震期間也未回家，老伴兒是求對面屋溫大爺幫忙搭的防震棚。慶祝文化大革命十年勝利活動時，全縣各公社游行隊伍集中到站前廣場接受檢閱，我站在縣廣播站男女廣播員身后即興寫解說詞供他倆解說。毛主席逝世時我和社員們一起拜祭靈堂(當時基層都設毛主席靈堂)。那年基本路線教育就是批唯生產力論，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我對農村工作總結了“十二條”，寫給縣委書記劉德春。劉書記把信讓縣委常委們傳看了，擬設常委秘書讓我承擔。但我還不是黨員便從五七中學找了一位蔣姓老師承擔了，據說人家歷任出版社社長、教育廳廳長、宣傳部部長可能到省政協當副主席了退休的。1976年冬結束工作隊工作，1977年春又參加了落實農村家庭聯產責任制工作隊，被派到李爐公社三人班大隊二隊。這次來個大調過，不再是批唯生產力論學大寨普及大寨縣，而是落實家庭聯產承包制要分田單干了。因此有抵觸情緒，看社員們不想分田單干，我也很同情。好在這次是縣城邊上不像康大營公社好幾十里遠，勉強湊合到1978年末回單位了。因為1976年我單位向文化局黨委報批晚一步，我的組織問題因“四人杰”倒臺停止發展關在黨門外，我不得不于1985年5月進市總工會的(群團組織不在乎是否黨員)。我認為毛爺爺不在了，不是他的黨了，我也不想入了；后來考慮到子女們的發展，父親連黨員都不是怎么行啊？這才放棄了居于黨外的想法。但是無論干啥，我始終堅持“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的原則，就是漂泊到北京來了也是這么做的。我在烏有之鄉聽講座時，有位仲姓狗屁學者主講說人民公社沒有生命力必然垮掉，我聽了極為反感。他講座結束后主持人給5分鐘自由提問。旁人都是利用這5分鐘時間請教主講人，而我是發言駁斥了他的錯誤言論。因為只限5分鐘無法讓我充分表達，會后我就寫了批駁文章，烏有之鄉還真給發表了。從此我一發不可收在毛澤東旗幟網和烏有之鄉以及后來的紅歌會網上發表了大量捍衛毛澤東思想，弘揚走社會主義的文章。

　　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周家莊我首先去了。我在10隊隊長辦公室住了一宿，跟隊長談了半宿。第二天參觀了各生產隊。寫了《人民公社魂魄在社員共富成現實》發在紅歌會網上。在參觀南街村時我帶去了《鄭培民》和《皇天后土》贈給辦公室。還寫了《三面紅旗萬歲——參觀南街村書面發言》發在烏有之鄉網上。我在武安市白沙村下生活寫了白沙村紀實，在新疆自治區講師團退休干部趙子祥（比我大一輪）老同志辦的集體經濟網上發表了12篇，直到網站被封掉。趙老還不甘心，到劉莊參觀召開集體經濟研討會。

（趙子祥和我會后參觀史來賀紀念館）

　　我還把繼正學校校長夫婦等三位農民請到研討會上。會后也參觀了史來賀紀念館。

　　（左一是校長張淑榮、左二是她丈夫）

　　我特別擁護毛爺爺的“三斗精神”，佩服河南林縣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修建紅旗渠，敢把河山重安排。在我在白沙村下生活期間，坐車從涉縣走上紅旗渠，參觀完后我拜會了老英雄任羊成。

　　我感覺到特色后干群關系惡化了，原因就是不看老百姓的臉色了，致使黨政干部由任性行政發展到黨群對立，我就寫了《焦裕祿精神被誰拋棄了？》發表在紅歌會網上。

　　有了微信后我就不咋用電腦了，敏感的帖子就逐人轉帖，認為不犯病的就群發。我是以微信為革命戰場，是在戰斗！我元老桃號被限了不能群發了，就弄個陶冶號，不幾天又受限了，我就弄個老陶號。怕再受限就用老伴兒的手機弄個蕓眾生號，以防再受限不能群聊。這倆號真的又接連受限了，但不是永久限號過兩天就解限了。我自己建了6個群，拉我的多了，共計25個群。我要為捍衛毛爺爺的名譽和路線而戰斗！像魏巍老臨終對孫子說的繼續戰斗永不投降！我把《百興村》送給文聯出版社，李傳行編輯通過了，但總編不敢放行，因為上頭主張土地流轉造就“種糧大戶”不能跟這個政策對著干，把2.5萬書號費退還了。李傳行編輯舍不得就推薦給天津出版社，天津出版社也不敢給書號，我就放棄正式出版自費做了書，送給張全景老部長和李定凱會長。李會長選了幾集在《工農文學》上連載了。電視劇《毛岸英》導演劉毅然在我動筆寫的時候，就看好這個題材了，我每寫一集就發給他看，等成書后我也送給他了。他答應做這部電視劇的導演，但白沙村因資金太大放棄了投資，也就擱置了。但是我把書帶到會場亮出來了，就有人欲出工本費收藏。

　　應邀做了近百套快遞出去。我就是要維護毛爺爺主張的農業集體化道路。不是有人對毛爺爺主張的，他都對著干給翻盤了，那我也跟他對著干，干到底！

　　六、主持正義為底層遭遇不幸的人助力

　　我見不得有人受委屈，尤其是不公正對待。即使與我無關的，只要我能幫上的就一定盡力。在我于哈爾濱搞涉農科技服務活動時，結識一位牡丹江朋友叫陳公田，他來北京了要看我，我自然歡迎。可是他登門時領來一位叫孫朝廷的南方人，是來黑龍江省一個縣城做生意的。由于當地政府的支持真就致富了。于是有人眼紅了，地方保護主義泛濫，就找茬兒為難他，他自然要應付致使矛盾激化后，就把他的買賣給霸占了。在當地舉告無門就上訪，可是仍無改善，他就帶著一瓶汽油在法院大廳點著了。自然有人阻攔自焚未遂。我聽了他詳細講述，寫了《自焚者是怎樣煉成的？》（同上辦法能點看），發在網上點擊量特多，跟帖評論的也不少。后來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我盡力了。

　　在我寫《皇天后土》時認識了白城師院的王仁富教授。他是位向日本討還從大連運去的摩崖石刻，上邊記載著唐盧卿的文字，是國寶級文物，藏在天皇的皇宮內。他的愛國心贏得我的尊重和信賴。一次他來北京活動有位隨行叫賈智，是他的學生。這位女學生是尋求上訪的。她是吉大的高材生，能力很強，工作有點子，業績頗多。木秀于林了，就遭到“羨慕嫉妒恨”了，跟單位領導關系惡化工作職務黨籍都給搞沒了。她進京上訪都受限了。入住賓館登記了白城的公安就知道了。我老伴兒信佛，就同意收留她，到我在四海公寓的18號樓家里住。我正在采寫白沙村紀實，就去河北武安市了。當晚接到老伴兒電話，說一些警車把我們18號樓給圍上了，物業問我犯啥法了？我明白了，他們是奔賈智來的。我告訴老伴兒，別怕，他們上樓敲門就是不開。私闖民宅是犯法的。無奈他們撤回了。第二天鄰居問我老伴兒咋回事，她說家里的客人招來的。有了這次，后來賈智就讓妹夫跟隨，并把老媽也帶來了。她老媽是婦科大夫，接生了不少嬰兒。我老媽是村里的“老娘婆”，也接生了不少小孩兒。再嘮起我大姑也姓賈，老姐倆就近乎了。賈智就叫我老伴兒大姨了。我們回梅河口度夏，他也來家串門兒。因為和我大女兒同齡，只是生日晚點兒，他們也姐妹相處了。

　　（右一是賈智到梅河口我家看大姨中）

　　經過多次上訪，終于把問題解決了：工作崗位、職務、職稱、黨籍都恢復了。以前的工資也給補發了。她是正高職稱，月薪都8000多元。而整她的領導在床邊系鞋帶時就咽氣兒了。

　　我老家梅梅河口還有一個醫療事故，是20年前了。新華鄉有位承包水庫養魚致富的農民，70左右歲。女兒陳杰把他接來城里休閑，因為前列腺有毛病。這本是老年人常見的老年病；可是女兒們為表示孝心，非要領她去醫院檢查，能治療就治療。老人拗不過女兒們，離開麻將桌進了醫院，檢查完就做了手術。手術不成功，之后又做第二次，結果未下來手術臺命沒了。這是典型的醫療事故，但打官司需要鑒定證明。當地做的不可信就到外地做鑒定。無論你去哪兒做，人家醫院都能跟上用錢擺平。直到現在都未能解決。她在北京有女兒家，但是一去家這邊公安就知道了。我與她也就是平常認識，與她老公公也是互相認識并無深交。但是她有難處了，賓館旅店都要用身份證登記，一亮身份證電腦上顯示了，梅河口方面就知道了，趕緊進京給帶回去了。由于有賈智的先例我也不在乎了，我在北京就收留她，我回老家了就把開門鑰匙給她。現在也是這樣，因為我在老家過冬不回北京，她把鑰匙拿去，走了兩次都未走成，頭幾天公安的人陪她去了北京。

　　廣西桂林有位叫田鈺的劇作家，是文老師的熟人，請我們吃頓飯就成朋友了。

　　（左是文老師中間的是田鈺）

　　她特有才，人也漂亮，也被“羨慕嫉妒恨”了，工作上遇到了不順。她是東北野戰軍解放西南留在桂林的離休軍人的女兒，生在桂林卻對東北很有感情。她有個冤情無處宣泄，也想到北京尋找個途徑。按年齡屬于我下一代人，在桂林的飯桌上也認識了我老伴兒，她聽說我老伴兒身體欠安就上心了。她想來北京我就接她來家住了。她還帶來一些我老伴兒該吃的藥。她想咨詢法律方面的問題，我就領她去北大見了鞏憲田教授；之后帶她去拜見了馬賓老。馬老聽她說是東北老軍人的女兒，就倍感親切了。馬老當年在遼北哈東搞民運時，動員翻身農民參軍參戰保衛勝利果實，說不定她的父親就是那時入伍的呢。爺倆聊得很投機，對馬老也是一種享受。她回桂林之后還給我老伴兒寄來了一大包藥品，囑咐怎么服用。

　　如果說這些是做善事，也算是吧！聽老媽說我小時候有人看了我的生辰八字，說是佛誕日出生，帶著任務來到世上，必能從善為人。對此我不咋相信，但事實上我也真做了不少善事。調到工會之前在縣文化館期間，有一天早晨家門口就聽見有人疾呼“小芬小芬你咋了……”，我打開院門一看，一個女青年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我趕緊掐她人中，她蘇醒了，扶她進屋躺在炕上休息沒事兒了才走。等我得過心梗后則救心丸不離身了。在北京遇到有人急忙跑上公交車就滿頭是汗站不住了，我便給3粒救心丸救急了。因為我明白是心臟的毛病。

　　在文化館還有一次，一位50歲左右的鄉下人，是靖宇縣的，回家路費不夠了登門討要。我看到他穿著也挺寒酸的，給了路費還把不穿的黑布棉大衣給她了。老伴兒下班回家我說了，她說大衣袖里還保存一些糧票呢。后悔沒法，可是一想該然是他的，不舍不得，也就認可了。兒女就說我善良得發傻了。

　　這些事例不屬于本文主題范圍之內的。但是我對照眼下的人際關系，更懷念毛時代了。因為我是照毛爺爺教導做的，羅列這里也有必要！

　　七、退休后自由身想做啥就做啥如愿以償

　　在我寫《皇天后土》時，家鄉通化日報記者黨淑梅登門采訪，她要為“天南地北通化人”欄目撰稿，問我標題定啥？我說就叫《辦大事的小人物》吧。他把我搜藏的老通化日報、吉林日報和人民日報上發我的文章帶走了。見報時標題是《無悔的人生——記陶冶同志》。我也真該無悔了！

　　2002年正式退休離開《人民論壇》后自費從梅河口去長春回北京采訪了鄭培民的同學和老師，之后去長沙到湘潭再去湘西吉首，采訪了鄭培民的同事、秘書和好友等知情人。回京后儲波、曹伯純、夏贊中等省部級大員也都面見了。全面掌握了鄭培民的事跡，寫了長篇電視報告文學《鄭培民》，自費出版免費獻給家鄉黨政群機關單位和相關的方方面面的同志。在當年兩會期間送書給吉林團和湖南團，借宣傳鄭培民的機會和途徑宣傳梅河口，提升梅河口知名度。之后有好友介紹白城市原嶺下公社紅石嶺大隊書記紀英林是參加國家首次群英會的全國勞動模范，當年帶領十八個青年在洮兒河東岸爛草塘上用河泥鋪成九塊海棉田，還在崗梁上鑿石掘井引水灌田。向毛主席報喜時事跡傳到了中央辦公廳，便被評為首批全國勞動模范，到十一大時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我應朋友之邀去白城市改為查干浩特開發區的縣級單位，拜見了紀英林，采訪了一些知情人獲取題材和素材后寫了電視劇本《皇天后土》。又過兩年聽河北邯鄲市一位好友說：鄭培民祖籍河北省武安市有個分田單干二十年后又合為集體，學習周家莊劉莊和南街村的白沙村，我又去采訪，下生活半年，用四年零三個月的歲月寫出六十集電視劇本《百興村》。在寫《百興村》之前我訪問了周家莊、南街村（自己去和后來的隨團去了兩次）、劉莊、華西村和興十四村，

　　（我采訪興十四村書記付華廷）

　　增強了寫恢復集體道路的白沙村的信心。盡管這兩部（《皇天后土》《百興村》）劇本都未能獲拍，但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由于有打小參加農業勞動的底子，1968年回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勞動10個月后歸隊，到縣文化館工作期間又當了兩次(兩年)農村工作隊，與農民結下了深后的感情，形成了牢固的喜農愛農並惜農的情結。2011年我還回原康大營公社二道崗大隊六隊，看看昔日的農民兄弟，會會與之“三同″的鄉友們。

　　我這個純正的從地壟溝爬出來的“土包子”，對自我造就的苦樂人生無怨無無悔!

　　由于對毛爺爺的酷愛我對反毛賊們是深惡痛絕的。幸獲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李定凱教授的推薦，我被純正的紅二代葛元仁同志邀請參加了知青聯盟在海南三亞的老知青聯誼會。會上聽了老知青們回顧當年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到農村去鍛煉成長的收獲。有的還講了他們懷著對第二故鄉的熱愛之情返回創業的事跡，深得老知青們的贊許。在場的董家耕、邢燕子、侯雋、朱克家、馬青柯等無不拍手稱快。唯獨一個混蛋卻唱了反調，說知青上山下鄉是對他們的迫害。我本未被安排發言，但實在聽不下去如鯁在喉，就上前批駁了這個混蛋，氣得我渾身直打顫。葛元仁發現(我得過心梗)后趕緊過來勸我把我拉回座位含了5粒救心丸。會后我感覺董家耕、邢燕子等對我就近密了。在海邊自由活動時，趕上打間了，董家耕把我叫到他身邊，給我帶份盒飯跟另外幾位一起吃的。我是1957年回鄉務農的，比他務農的還早，盡管他曾經干到國務院知青辦領導的高位，卻一點兒未小瞧我，后來的活動中幾乎形影未離。

　　陶冶（左）與董家耕

　　這是我有生之年的一大幸事。在小型座談會上，我被安排在邢燕子、侯雋、馬青柯之間。可能由于這次意外的沖動所為，引起了同行者的注意，其中典型的就是人民日報辦公廳的小同志(不宜說出名字)的注意。過后他組辦的老知青大寨行時想起了我，安排我寫份陳永貴大叔的祭文，并主持祭祀活動。我接到邀請前5天，因為在打寫《百興村》電視劇本中，突然覺得要犯心梗病，但為了保存文本就未及時含服救心丸昏厥了。老伴兒聽見我的慘叫聲，以為是電視機里的聲音，從廚房到客廳看，電視機并未開機;她朝書房一看，我長拖拖地躺在地板上，就沒好聲地喊我，可下把我叫醒了。我坐起來爬到床上可身是汗，他用3條毛巾都搽濕了。過兩天兒子從長春回來，他媽跟他報功說“你爸犯病昏死了，讓我叫回來了!”兒子記得1972年在去長春的大客上我突發心梗，直接拉到白求恩醫大二院搶救及時幸免遇難。他就重視了，硬把我拖到醫院檢查，就讓我住院了。我想去大寨參觀，以往縣里下指標，公社領導和大隊書記能攤上，咱基層一般人員哪能獲得呀?這么難得的機會一定不錯過。我讓兒子把筆記本電腦帶到病房，我在病床上打的祭文：

　　陳公永貴一九一五年2月14 出生山西昔陽大寨小南山村一九八六年3月26 因患肺癌卒于北京按其遺囑骨灰送回虎頭山上入土為安永貴非貴出身貧農家鄉環境非常惡劣七溝八梁窮鄉僻壤平地幾無很少產糧食不飽腹轆轆饑腸永貴發憤改變家鄉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艱苦奮斗肩挑土筐鋪土造田提高產量社員生活顯著改善豐衣足食喜笑開顏先進事跡動地驚天飛出三晉神州傳遍中央肯定領袖出言工學大慶農學大寨全國榜樣人人稱羨人民公社人民掌權走大寨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進才讓賢前有頭行后有接班便良立英承讓來恒后有鳳蓮心明眼亮狠抓生產為民服務革命種田領袖英明遠矚高瞻還政于民人民江山各界代表當屬模范選賢任能重任在肩頂級勞模主席親點進最高層領導機關任副總理分管農業重權在握仍是社員白巾罩頭粗布衣衫領袖生日邀請陪餐哪里就坐主席身邊受寵不驚心中坦然從不謀私沒有污點一心奉公任勞任怨主席離世新人當權人事更迭時局有變是非曲直跟他無關心中有數不附不攀發覺不適毅然辭官主動要求離開官邸從交道口到木樨地住進22號部長級樓還不賦閑從12層始掃到樓下樓道衛生義務承擔東郊農場顧問承擔一九八五年7月間肺癌住進北京醫院國鋒探視勸其心安伙食便宜兩元一天他要回鄉仲勛勸阻一九八六年3月26 日當11時辭世長眠三天之后到八寶山告別儀式農場職工加上親屬二百來人官方人員沒有出現下午兩點 55分來人華氏國鋒相對無言看了許久淚水潸然與陳親屬一一握手仍是緘口出告別室上車返還可以想象內心波瀾無盡感慨頗多遺憾陳公享年七十有一雖然坎坷飽受苦難但亦風光功成圓滿無愧于人對得起天忠于領袖忠于人民忠誠于黨剛正不阿堪稱典范今吾同志來到墓前誕辰已過一百周年誠表敬意予以祭奠誦讀祭文以示懷念永垂不朽望其冥安!為趕上活動時間，我聯系了15點去北京的大客車主，讓她給我留個鋪位。住院7天的下午我就強行(應該住院14天)出院上車回北京，0點后到八王墳我下車打車回的北京家。亮天了我煮點兒面條吃了就坐公交車到天安門東集合點，12點就發車去大寨了。在虎頭山上永貴大叔墓前我讀祭文時特激動也悲痛，自己寫的祭文也未能順暢誦讀，而且手都在顫抖。其實，我是在抱病完成任務的。祭祀完后過橋時，郭鳳蓮唱了一曲歌頌大寨的歌曲《大寨人心向紅太陽》：

　　唱我站在虎頭山上哎

　　迎著朝陽放聲歌唱

　　歌唱救星毛主席

　　歌唱偉大的共產黨

　　紅太陽光輝照大寨

　　大寨人革命斗志昂

　　劈山治水繪新圖

　　戰天斗地戰天斗地

　　奪綿糧

　　麥浪翻滾稻花香

　　七溝八梁變了樣

　　大寨紅花黨培育黨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