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

推薦《論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韓西雅

在紀念《鞍鋼憲法》誕生五十周年之際，向讀者推薦這篇《論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文章是2001年寫成的。寫這篇文章的由來已在文首說明。

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實質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管理企業、管理整個國家經濟、以至管理整個國家的問題；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同資本主義民主絕對不同的、人類最先進的民主制度——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問題。

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導師們，馬、恩、列、斯都有過重要的論述和不同程度的實踐。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始起，就把這個問題看成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革命戰爭年代，在各個革命根據地，黨都掌握過專政之權，管過企業、管過經濟，都不同程度地進行過勞動群眾當家作主、民主管理的實踐。

新中國誕生以后，從根本大法上確立了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指導思想上明確了工人階級是企業和國家的主人，黨和政府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法制上制訂了職工民主管理企業的法律和制度。

這樣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在整個國家中推行，是一次偉大的試驗、探索，在實踐中很自然地會出現不同的結果、經驗和教訓，會受到不同社會意識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出現認識上的分歧、矛盾、甚至斗爭。

毛澤東同志是在黨的主要領導人中最堅定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從建國之始就殫精竭慮，孜孜以求地探索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確保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典范。他在生產關系問題上，十分重視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怎樣處理好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問題。正是從這個著眼點出發，毛澤東同志才對1958年出現的，以“兩參一改三結合”和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的企業管理新鮮經驗予以高度評價，稱之為“鞍鋼憲法”。對1960年中共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的報告》以高昂的語言歌頌說：“……這個報告，……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對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研究是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他親自下去調查研究，閱讀大量各級黨政的報告、資料，特別是邀約同志一起，認真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在此過程中，發表了大批論斷和批注。這就大大超出了鞍鋼憲法的范圍，涉及對社會主義企業的建設和管理、社會主義經濟、以至整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甚至涉及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

這些論斷和批語，都是即席發表的，不加整理，看似分散；加以整理、概括，卻就成了一個體系。本文以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的“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題，把自建國以始、整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同志發表的有關論斷和批語概括成以下五個方面：“一、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不斷地改進和變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二、必須破除人與人關系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建立平等、互助、合作關系。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管理企業、管理上層建筑。四、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是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和企業內先進與落后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方法。五、正確處理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必須政治掛帥。”這樣五個方面，就構成了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頭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產生的，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偉大勝利，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可以說是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探索中一方面的最新成果。是對中國的、以至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貢獻。
這個體系是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中國黨、國家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思想體系，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成果，是毛澤東思想一個方面的新成果。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寶庫的貢獻。

從那時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整整半個世紀。在此期間，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演變。生活越演變，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越是向往科學社會主義，越是緬懷產生鞍鋼憲法那個揭開人類社會主義歷史新篇章的新時代，越是體會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顛撲不破的馬克思主義真理，是指引我們堅持在科學社會主義大道上戰斗前進的光輝明燈。
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博大精深。本文所鄭重奉獻給讀者的，是毛澤東同志親自發表的論斷、批語、思想。至于作者所作的編寫工作，在于說明毛澤東同志是在什么場合、針對什么問題，發表這些論斷、批語、思想的，是記錄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的某些歷史進程。凡有闡釋，水平所限，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敬請高明同志指正。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論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讀《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聯系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

韓西雅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毛澤東同志就著手探索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他發表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都是探索中的重大成果。

1958年，他又提出了《關于讀書的建議》，并親自帶頭和同志們一起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在讀書過程中，他作了許多批注，發表了許多談話。

在讀書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對于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比較重視，發表了重要意見。   

1997年，《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一書出版。

本文是作者在閱讀該書中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批注和談話以后，聯系20世紀50年代我國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實際情況寫的。是作者的學習體會。

社會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社會主義經濟中、也是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都要不斷正確處理。

毛澤東同志的有關批注和談話，迄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已經成為歷史，對現實也有參考價值。至于文中表達的作者個人觀點，那完全是探討性的，可以商榷，可以批判，

一、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不斷地改進和變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一)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分配形式三個方面。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思格斯、列寧、斯大林認為，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分配形式三個方面。”（《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67頁，以下稱《批注和談話》)

生產關系這三個方面，是又相區別，又相統一的辯證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其中，所有制是基礎。有什么生產資料所有制，就要有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勞動成果的分配形式，這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酌相互關系和分配形式又可以反作用于所有制，影響所有制的存在和發展。

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的目的是憑借資本，購買也被視為商品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力，強使無產階級為其勞動，創造新價值，實行按資分配，從中剝削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為此，資產階級必然要與之相適應地建立一種由他們自己及其代理人少數人管理、統治、壓迫屬于多數的被雇傭的無產階級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把無產階級置于不平等的、被奴役的地位之上，使之盡力勞動，盡可能多地提供剩余價值。這種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引起無產階級的反對。資本主義企業中，不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斗爭，資產階級還千方百計制造和挑撥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妄圖從中漁利。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的順利發展。20世紀后半葉，為了緩和矛盾，資本主義也采取了某些“工人參于管理”等改善人際關系的手段，以圖調動無產階級的積極性。但是，他們剝削、壓迫的本質不可能根本改變，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興起，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由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集體占有生產資料，就是要消滅壓迫和剝削，由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自覺生產勞動，并分配勞動成果。

為了真正達到這個目的，在基本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必須處理好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使全體勞動者人人都有當家作主的權力，從而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出盡可能多的新價值，實行按勞分配，為勞動者集體創造日益美好的生活。

如果不然，在建立公有制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過程中仍由少數人掌握管理大權，多數人卻處于元權狀態。一方面是少數管理者發號施令管理多數人，另一方面多數勞動者對少數管理者的行為無權干預，這種不受監督的少數人擅權的結果，必然導致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唯心主義、官僚主義和腐敗，公有的生產資料的支配權為少數人占有，少數掌權者必然不可能進行真正正確有效的管理；并且必然要以權謀私，侵占多數公有者的利益，生產資料公有的實質也將喪失而虛有其名；分配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公平的按勞分配，整個社會主義的實質也將應演變而喪失，這就是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深刻的反作用．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正確處理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

然而，現代大工業生產，要求把工人階級組織成為具有鐵的紀律、服從高度集中統一、千百萬人聽一個人指揮的產業大軍，加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存在，少數腦力勞動者管理多數體力勞動者的狀況還將不可避免地長期存在。在此情況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須本著平等、互助，合作的精神，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把集中統一建立在廣泛民主的基礎之上。

(二)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不斷變革。毛澤東同志提出一個論點：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

他說到：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度，時間很長，幾萬年都是同樣性質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卻有很多變化．我們的國營企業，解放以后，一直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而在這十年中間，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變化卻是很大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整個國民經濟變成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還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當然全民所有制的企業，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在所有制方面還要有它的變化，有它的發展。例如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將來還會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但是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還會有無窮的變化，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但是所有制方面不會有多大變化。(均見《批注和談話》319、805、806頁)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論斷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質量互變律，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論斷。這是因為所有制的變革是生產關系的一次質的飛躍。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和分配形式的改變，從整個生產關系來說，具有量變性質。所有制的變革必須經過革命；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隨著生產力的量變所要求的變革，卻可以通過內部的改革漸進發展。所有制這種生產關系的質變，既不可避免，也必然不斷出現，但是質變必須在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才能出現，在量變積累時期里，質總是相對穩定的．認識了這個規律，就應當自覺地去推動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發展，為鞏固和發展所有制、以至鞏固和發展整個生產關系而努力。

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又是對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發展規律、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年中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新實踐的總結。新中國成立，黨和國家從開始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起，隨即對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不斷地進行了許多必須的變革。

(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中人與人關系的變革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祛除原來同生產資料私有制相適應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主要有：明確確定全國工人階級和各個企業的職工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工人階級和企業職工有管理國家和企業的權利和職責，黨和國家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及時地從中央到基層，把全國工人階級組織到統一的工會之中，國家及時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確定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的原則，作出了國營、公營企業中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與工廠職工代表會議的決定。針對原來在企業中壓迫工人階級的舊制度，發動群眾進行了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對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勢力、幫派、反動會道門頭子進行清理，開展了反對、取消封建把頭、“拿摩溫”和搜身制等等一整套壓制工人的管理制度。建立工廠、車間、班組三級生產管理和生產責任制、交接班制、質量檢驗等生產管理制度，真正吸收工人參加管理，一大批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中的優秀工人被提拔到各級生產管理崗位上采，大批工人積極分子被選人工廠管理委員會，直接參與企業管理工作。明確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國營企業的廠長必須尊重工會，一切生產管理上的重大問題，必須與工會商量，取得工會的同意和支持。黨委對工會工作要進行領導和支持，黨委和行政要幫助工會解決實際問題。

工廠中的工會組織應當配合行政，幫助行政實現管理民主化。明確工廠企業中黨、政、工三位一體的關系。針對原來企業中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同工人之間存在的矛盾，開展對雙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幫助工人認識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是搞好企業不可缺少的力量，他們也是依靠工資收入的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階層，應當主動團結他們；

同時教育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認識到輕視體力勞動、輕視工人是不對的，廣大工人群眾最有覺悟，最大公無私，應當向工人群眾學習，通過教育，消除雙方的隔閡，增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
在民族資產階級私有的工商企業中，在改變所有制以前，就通過勞資協商會議、簽訂集體合同，直至公私合營的一系列又團結又斗爭的工作。公私合營以后，也同樣地建立起了同國營企業一樣的職工當家作主的民主管理體制。   

通過這一階段的民主改革，確立了職工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工人們說：“民主改革是工人在解放后的第二次翻身。”在公有制企業中初步形成了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系。

十分明顯，對于廣大工人階級群眾來說，正是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這種變革和分配中對工人群眾實際利益的改善，才使他們從切身利益中深刻體會到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無比優越性，才使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積極性大大提高，才使生產力得到大解放。

第二個階段，在祛除了私有制下的人與人關系以后，究竟應當建立怎樣的新型人與人關系?碰到了兩種思想和狀況。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全國的生產資料基本上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公有制。毛澤東同志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批注和談話806頁》。）

然而，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企業究竟應當怎樣管理?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究竟應當如何處理?就我國來說是一個有待解決的新問題。從上述第一階段的情況來看，一方面，由于黨的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認為：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黨的責任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中最先進的領導階級，是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黨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也由于黨從實踐中認識到工人階級身上蘊藏著無窮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只要順應他們的迫切要求，把壓在他們身上的那套壓迫、剝削工人階級的反動制度廢除，生產力就可得到大解放。使我們在一開始就作出了比較正確的決定，初步開創了尊重廣大職工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由于實行了公有制的是現代大工業企業，它要求高度集中的管理和指揮，這方面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同資本主義私有企業仍有共同之處。這些企業本來的管理制度就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的，我們既認識到社會主義企業同資本主義企業的本質區別，意識到不能照搬他們的做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要一定程度地有所借鑒；特別當時有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企業管理經驗，我們就把學習蘇聯看成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問題卻正在于蘇聯經驗中既有許多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先進東西；同時卻也包含有從資本主義承襲過來的東西。

這兩方面的狀況，就使我們在探索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管理制度，研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兩種思想都影響我{門，并表現為長時期地存在兩種不同認識的分歧、甚至矛盾和斗爭。實際上這種不一致，從建國之初到1959年時，一直存在。

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貫主張我們既“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又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向別人學習時采取分析的態度，結合中國的實際，走自己的路。毛澤東同志本人，從《論十大關系》到如此認真地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做了那么多批注和談話，就是他孜孜不倦探索的具體體現。

(四)在公有制基礎上建立勞動生產中人與人關系時碰到兩個問題。

現在回顧當時歷史，不同認識從根本上來說，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在勞動生產過程中究竟是使全體人員中建立起平等、互助、合作的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由全體人員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共同生產經營管理呢?還是由少數人掌握經營管理大權，管理多數人去勞動生產呢?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全體人員中、工人階級隊伍內部是不是存在矛盾?是什么樣的矛盾?應當如何處理?

第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如何管理。前面我們講到了建國初期的企業領導制度，首先建立的是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制度。關于工廠管理委員會，1950年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發出關于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規定工廠管理委員會是在企業主管機關的領導下的企業行政組織，由廠長(或經理)、副廠長(或副經理)、總工程師(或主要工程師)及其他生產負責人和相當于以上數量的職工代表組成。廠長、副廠長(或經理、副經理)、總工程師及工會主席為當然委員，以廠長(經理)為主席，當廠長與管委會出現分歧時，在請求上級指示的同時，可先按廠長意見執行。職工代表由工會召集全體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工廠職工代表會議由工會主席召集，定期召開，職工代表會議有權聽取與討論管理委員會的報告，檢查管理委員會對工廠經營管理及領導作風，對管理委員會進行批評和建議。職工代表會議決議，須經管理委員會批準，由廠長命令頌布后方為有效。

這樣一套規定，實際上是職工群眾集體管理與廠長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這種制度對提高職工的主人翁意識，激發他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使職工自覺地、有組織、有紀律地生產勞動，發展生產力，促使企業負責干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樹立民主管理意識，防止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獨斷專行；以及培養廣大工人階級群眾管理企業和經濟的能力，都有重要意義，隨后，當企業中黨的力量日益發展，在企業開展肅清反革命、進行民主改革等帶有政治性的斗爭提上日程，黨組織的作用日益重要以后，全國企業領導制度先后轉變為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對在企業中加強黨的政治核心領導，民主改革的完成，起了積極作用。

1953年，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企業更把生產任務提到中心位置，加強生產經營中的管理工作，更被重視。國家就更重視學習蘇聯經驗。1954年中共中央批示國營工礦企業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實際上是學習蘇聯的“一長制”，建立廠長、車間主任、工段長的三級一長負責制，建立生產指揮系統的單一領導關系，并相應地建立職能部門的專責制和生產工人的崗位責任制。“一長制”雖然對建立一些管理制度，強化管理起了一些作用，但出現了削弱黨的領導、民主管理制度中斷、廠長獨斷專行等現象。證明“一長制”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企業的。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批評了“一長制”，決定重新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1957年中共中央又決定在企業中同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并使職工代表大會制的內容比解放初的職工代表會議又有了許多發展，十年間企業管理制度、企業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這一個翻復，既反映兩種管理思想的存在，又說明企業管理制度、企業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必須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改變；更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助、合作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之上。

第二個問題，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隊伍的內部矛盾。這個問題在工會工作中突出地反映出來。

1．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

1949年6月，當時主持全國總工會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李立三同陳伯達討論一個理論問題時發表了《在公營企業中貫徹公私兼顧政策問題的幾點意見》。李立三在肯定公曹企業里公私之間的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指出在公曹企業中還存在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長遠利益與日常利益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性質是階級內部的，沒有對抗性，可協調的，是應當用公私兼顧的方法采解決。李指出：這種公私利益之間的矛盾反映在行政與工會的關系上：，行政所處的地位和環境多代表公的利益，很難照顧到每個工人的利益；工會是工人群眾的組織，它所處的地位和環境就是多關心工人的日常利益。因此，行政與工會必須互相協商、互相幫助、補充，才能真正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行政與工會有時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發生爭論，就是工人階級內部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求得某些具體問題上公私利益矛盾的一致，也就是工會與行政互相幫助、補充的一種表現形式。李認為：在工廠企業中加強黨的統一領導是很必要的，黨委集體討論工廠企業中的重大問題，可以避免在公私兼顧問題上發生大的偏差。李的這篇意見，既符合實際情況；又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完全正確的。

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議上作的《關于中南區的工會工作》報告，分析了工會工作普遍出現脫離群眾的現象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明確提出工會工作的具體立場與工會組織必須代表和維護工人利益的問題。鄧認為工會工作發生脫離群眾的現象，首先是工會工作者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工會工作者未能及時地反映與切實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和工作方法中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官僚主義。他認為，在公營企業中，工會工作者的立場和態度，也不應該與行政管理人員混同起采。雖然雙方都是為了國家，雙方也同是為工人的利益服務，基本立場是一致的；但應該認識彼此崗位不同，任舞不同，因而彼此的具體立場也應有所不同．如果有些企業管理者犯了主觀主義，或者是一個漠視工人利益的官僚主義者，廠方作事，就很容易違反工人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會工作者盲目地跟著廠方走，不加批評，甚至強迫工人執行，結果不僅造成工會脫離工人群眾，而且給特務分子以破壞機會，反對工會，造成工人隊伍分裂，這對工人、對生產、對國家都是極端不利的。因此，鄧主張，如果廠方某些規定與措施對工人不利時，工會工作者必須根據工人意見，與廠方商量修改。如廠方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不接受工會意見，工會應該代表工人向廠方提出抗議，向上級申訴，以至向法庭控告，以達到維護工人利益的目的。對子工會與政府的關系，鄧子恢也提出；工會與政府人員的立場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也應有所區別的觀點。

十分明顯，鄧子恢在這里所論述的是工會如何克服脫離群眾現象的問題，但更深層次反映的卻是在我們的公營企業和政府機關中都出現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不關心群眾、不尊重群眾、損害工人階級利益的現象。也就是說，出現了工廠領導同職工群眾、政府工作人員同工人階級群眾之間的人民內部、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真正要處理的正是這類矛盾。現在看采，這正是一個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要求正確地解決好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一個問題。鄧子恢敏銳地、較早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鄧子恢的報告報送了中共中央，劉少奇為中共中央批轉這個報告所擬的批語是：“這個報告很好，各地可照鄧子恢同志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探討一次工會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報告，以便加強各級黨對工會工作的注意，改善工會工作。”這個報告經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和李立三閱后轉發各中央局和省、市委，并先后由《長江日報》、《工人日報》、《人民日報》發表。

工會工作遇到的問題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注。1951年1月，毛澤東曾找李立三談了一次關于工人運動問題，并批發了中共西北局關于職工運動的報告，指出工會工作存在脫離群眾的嚴重缺點。同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到工會工作時說：“工會脫離群眾的現象是有的，但工會工作者都是熱心家，只是對業務不熟悉，基本問題是我們進行教育不夠，問題不在干部，而在我們。四中全會一定要討論工會工作，并以管好工廠、工會工作為中心來研究。全總過去工作有成績；成績很大，問題甚多。有些工廠企業中，黨、工會同群眾的關系不正常，脫離群眾現象很多，全黨都要注意這個問題。”

鄧子恢的報告發表后，在東北城市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鄧的文章是在宜傳“機會主義原則和理論”。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認為鄧文“欠妥”，混淆了思想界限，并于1951年4月撰寫了《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一致性》的文章，針鋒相對地批判鄧文。高崗認為，公營工廠中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矛盾，行政與工人利益是一致的，行政與工會沒有立場的不同。高不同意工會工作者與行政管理干部基本立場一致而具體立場有所不同的觀點。認為具體立場不同的說法，模糊了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本質區別。高崗將這篇文章送毛澤東審閱，并擬在《東北日報》上發表。4月29日，胡喬木就此事寫信給毛澤東和劉少奇。5月15日，劉少奇在胡喬木的倌上批示：“我意高崗同志文章暫不發表，待四中全會討論此問題時當面說清楚，高文可送鄧子恢同志一閱。”劉還寫信給高崗，建議在四中全會時討論這個問題，文章暫時以不發表為好。

黨內在工會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和爭論后，劉少奇曾于1951年6月間撰寫了一篇讀鄧子恢、高崗兩篇文章的長篇筆記。劉在噻筆記》中肯定鄧寫文章的必要性，認為鄧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所謂立場問題在基本上也是不錯的。雖然鄧文中有些提法不清楚，說法有毛病。劉的《筆記》側重從理論上分析了國營企業內部矛盾問題。他開宗明義提出了，在工廠內部人與人的生產關系上存在著矛盾。國營工廠內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國營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就是國營工廠內部的公私矛盾，劉認為，這是一種根本上非敵對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是應該用同志的、和解的、團結的辦法來處理的矛盾關系。但是一種不容否認的、客觀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長時期內要我們來認真地加以調整和處理的矛盾。由這種矛盾所構成的國營工廠內部的各種關系，就是國營工廠中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目前在國營工廠中所發生的一切問題，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基本問題
上發生出來的，或與這個基本問題有關系的。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這個問題，就不能正確地處理國營工廠中的一切問題。

鑒于處理、調節這種矛盾的需要，劉認為國營工廠中由工人群眾組織工會，并由工會代表工人群眾和工廠管理機關調處各種有關雙方的問題，就是必要的。工會工作者與國營，工廠管理人員，在關涉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問題上，他們的利益和立場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在關涉雙方的各種個別問題上，他們彼此之間是各自站在同對方相矛盾的地位與立場上。

劉少奇的這篇《筆記》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對國營企業中的矛盾進行科學分析的、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工會運動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獻。但因形勢的變化，未能公開發表。直到34年以后，才以啜國營工廠內部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為題，編入了《劉少奇選集》，與世人見面。

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高潮之中，黨和國家的任務千頭萬緒。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到1954年才召開，集中處理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事件，對于1951年亟需討論的工會問題，就于1951年12月改由全國總工會召開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來解決。

結果，這次會議并未對工會工作的基本經驗和存在問題進行研究討論，更沒有嚴肅認真地對國營企業中的矛盾問題和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問題進行科學的探討。而是一開始就集中對李立三進行了批判。會議通過的《關于全國工會工作的決議》，對孿的“錯誤”歸納為三點：一是強調國營企業中的公私矛盾，其結果就會把工會變成為完全狹隘的經濟主義的組織；二是否定了黨對工會的領導，犯了極其嚴重的工團主義錯誤；三是領導方法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事務主義，甚至是家長制的。并給李立三戴了“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兩頂帽子，稱李表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這種社會民主黨的傾向是完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對于職工運動和黨的事業極其有害的。

現在看來，建國以后黨內在工會問題上出現的第一次爭論，最深層的問題實際上是承認不承認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本實現以后，企業內工人階級內部還存在矛盾的問題；是承認不承認生產資料公有制基本建立以后，還要經過不斷努力，建立和完善人與人之間新型的，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問題。李立三、鄧子恢、劉少奇酌探索是完全必要的，他們的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并且是有先見之明的。可惜他們的努力受到了錯誤的干擾。

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一段時間里工會工作中只強調國營企業內部利益的一致性，諱言矛盾‘只強調要職工努力生產，不敢保護職工的經濟、民主權利；只強調工會服從黨的領導，不敢講在黨的領導下發揮工會的獨立組織作用。這就助長了企業黨、政領導干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不關心群眾、不尊重職工民主權利的作風的發展，使企業中客觀存在的矛盾得不到及時處理。

2．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

黨內在工會問題上的又一次斗爭，從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發展起來，集中表現在1958年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對賴若愚等人的批判。

全總黨組一次擴大會議以后，李立三調離全總，由賴若愚主持全總工作。

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逐步深入，至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基本完成，人民內部矛盾逐漸突出并成為國家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居主要地位的矛盾。工礦企業中領導同職工群眾之間，國家利益同職工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明顯突出出來．企業領導干部作風上的嚴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不尊重職工民主權利，聽不得不同意見，有些干部濫用職權，對職工群眾態度惡劣，引起群眾嚴重不滿，導致矛盾激化。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工會不能切實保護職工的利益。群眾埋怨工會不替工人說話，說工會同行政“一鼻孔出氣”，是“行政的尾巴”。導致工會脫離群眾的現象日益嚴重。而一些企業領導干部卻認為工會配合不夠，認為群眾監督是同加強企業管理唱對臺戲；工會強調維護職工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是“群眾的尾巴”。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工會干部自嘆是“三夾板”干部，情緒苦悶，無所適從。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提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講到工會時提出，應當密切關心群眾生活，發揮群眾的監督作用，向一切企業中違法亂紀、侵害群眾利益、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勇敢的斗爭。

全總主席賴若愚在“八大”上作了{進一步發揮工會組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的發言。他認為，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后，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努力發展生產，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但是，發展生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并不是工會獨特的任務，而是所有黨的組織、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和全體人民共同的任務，在實現這個共同任務的斗爭中，工會的作用就在子聯合和團結全體工人階級，保護職工群眾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并且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影響、教育廣大職工群眾，發揮中國工人階級艱苦奮斗、克勤克儉的傳統，以創造性的勞動和負責精神，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生活。工會只有聯系了群眾，才能發揮作用，這就要求工會組織必須認真地關懷和保護職工群眾的利益．在我們的陣營中，不可避免地會長期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官僚主義傾向。

職工群眾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利，還有可能遭到官僚主義的侵害。在我們的國家里，國家利益和職工群眾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時，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失調也是常有的現象，也就是說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矛盾的。工會既要教育職工群眾正確對待國家利益，又要組織職工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這樣才能有效地聯系群眾，把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工會還必須發揮職工群眾的監督作用，這是防止和糾正官僚主義有效的辦法之一。群眾監督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吸引群眾參加生產管理。職工參加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在企業中建立健全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現在，工會組織還沒有普遍地發揮群眾監督的作用，群眾監督還非常薄弱。主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支持。這就要求工會應具有參與勞動立法和監督其實施的法定權利。在工人階級執掌政權以后，工會擁有許多權利，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執行國家機關的某些職能．工會的這種機能隨著社會發展有日益增強的趨勢。賴在發言中，還闡明了正確處理工會同黨、同行政的關系和積極開展工會的獨立活動等問題。
賴若愚的這個發言，提出了“工會的獨特作用”的論點，要求工會“具有參與勞動立法和監督其實施的法定權利”，并認為工會“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執行國家機關的某些職能。”這個發育既嚴格地建立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之上，又從現實出發，對社會主義社會工會的規律作了新的闡明，又針對當前實際情況，符合實際需要，是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開拓精神的。

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在此期間，我國社會上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在各方面反映出來。1956年下半年后，在一些城市中連續發生規模不同的工人罷工、清算事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人運動中出現這種情況，不能不令人深思。到1957年上半年，各地工人鬧事事件不斷增加。

全國總工會組織力量、包括賴若愚本人在內，深入下去調查研究，給中共中央上報了《關于職工罷工請愿情況的調查報告》。1957年3月，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個報告，同時發出《關于處理罷工、請愿問題的指示》。接著又發出《關于研究有關工人階級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指示”和“通知”的總精神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內部關系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同時加強群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研究，如何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包括：職工參加企業管理及如何進一步吸引職工群眾參加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問題，特別是參加對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監督及城市政權工作問題；關于如何正確地實現“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原則；關于工人階級內部團結和教育問題；關于企業中黨、工會和青年團組織如何適應新的情況，改進自己的工作等問題。

根據這個情況，1957年中，賴若愚連續發表文章，他提出工會對待群眾鬧事時，關鍵是不能脫離群眾。工會要支持群眾的正確意見，使工會真正代表群眾利益，在群眾中樹立威信，只有當工會首先盡到這一方面責任以后，才有可能說服群眾的不正確意見。對于群眾的不正確意見，工會應該站在群眾之中來說服群眾。工會要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根本問題是發揚民主。有了民主，才能體現出工會是群眾自己的組織．賴若愚還說：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實質上就是工人階級的黨——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但不能說黨可以領導，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因為黨的領導是建立在一定的群眾基礎之上的，它必須取得人民群眾首先是工人階級的擁護和支持。賴提出：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只包括了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而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它幾乎包括了工人階級的全體成員，也可以說是工人階級的“本隊”，他認為：從工人階級先鋒和本隊的關系來說，先鋒領導著本隊；從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的關系來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賴闡明，所謂工會的地位問題，就是工會同各方面的關系問題。主要是同黨和行政的關系，工會必須接受黨的領導，這種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領導；同時工會又必須積極地靈活地開展各種活動。工會同行政的關系，有著一致性和差別，工會同行政的奮斗目標都是為了辦好企業、發展生產，說明一致性是根本的。而差別是非根本的，主要表現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和工作方法上。這些差別只要在黨的領導下，加強團結。產生爭執時，經過討論，統一認識，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賴若愚這些論述，通過工會工作問題，給公有制企業中如何處理工人階級內部矛盾提供了一系列新鮮的觀點，他不人云亦云，道人所未道，表現了他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共產黨人的政治原則性和馬克思主義者深邃的理論功力和勇敢的理論膽略。他力求透過現象看本質，去發現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他運用毛澤東關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理，揭示了工廠企業中工人階級內部矛盾的特征和正確處理的規律。今天看采，他的探索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以后，建立好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系這個重大問題作出了有遠見的貢獻。

但是，賴若愚的這些主張，以及他那種充滿首創精神的工作作風卻為黨內有些力量所不容。他們完全不顧中共中央在此期間一再強調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發揮群眾積極性的精神，完全無視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充分論述的關于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從而鮮明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采取民主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等論述。片面理解中央關于加強黨的統一領導的精神，在工會系統中開展了一場完全錯誤的斗爭。

1958年5月，在賴若愚病逝以后不久，召開了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開展了對賴若愚等人的批判。會議斷章取義、歪曲原意，以誣蔑不實之詞，批判賴等“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向政府爭奪權力，詆毀無產階級專政”；“修正工會的任務和作用”；“歪曲黨的群眾路線，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進行嚴重的宗派活動，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會議根據錯誤的批判，認定賴等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屬于“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認為工會工作中存在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全國各級工會整風，拔白旗，肅清影響。這次會議，十分嚴重地搞亂了工會工作的理論是非。在工會與黨的關系上把工會接受黨的領導同發揮工會的組織作用對立起來，只強調工會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不提工會的群眾性和組織上應有的獨立性。在工會與行政的關系上，只強調工會同行政要團結一致，通力協作，不提工會要維護職工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并向官僚主義、違法亂紀現象作斗爭。在工會和群眾的關系上，只強調工會在動員職工發展生產，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任務和作用，不提工會在代表職工群眾，維護職工切身利益方面的任務和作用。這次會議的深遠影響，就是使中國工會從此一臆不攝，再也未能使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揮應有的作用。其后果大大超出了工會工作的范圍，實際上是使公有制企業中、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得不到正確的處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亟需建立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正確關系不能建立。這不僅使工會脫離群眾的狀況總也無法改變，黨、企業行政脫離群眾的狀況更加嚴重。廣大職工群眾的主人翁覺悟和社會主義積極性嚴重挫傷。廣大職工離心離德，情緒低落，使社會主義本來應有的優越性不能發揮出來。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毛澤東同志在《批注和談話》中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還是不斷地改進和變革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他還說：“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的。”在1949年至1959年十年間工會工作中反映出來的情況，正好生動地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論述，使我們認識到改進和變革、建立、完善和不斷發展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滿了斗爭的。

應當指出，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這十年中在改進和變革人與人的關系方面還作過許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有益的成果。關于不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推進人與人之間平等關系的建立，我們在下節中論述。

二、必須破除人與人關系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建立平等、互助、合作關系

毛澤東同志在《批注和談話》中說：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毛澤東同志認為，蘇聯教科書說，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的關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關系”是對的．問題在于教科書只有一句空洞的話，沒有展開，沒有分析，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教科書沒有寫這方面的文章。在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例如領導人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不用壓服；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下放，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進行大協作，搞試驗田，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等等，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他認為，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改變還是不改變，對子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影響。加以改變，建立平等、互助、合作關系，群眾就覺得共產黨跟他們是在一起的，積極性就高，干勁就大。

毛澤東同志還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所以，必須破除人與人關系中的資產階級法權。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

毛澤東同志這些論述，既堅持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根據中國的實際，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不足之處，作了創造性的發展。他既肯定了在生產資料問題基本解決以后，人與人關系中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又堅持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不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建立新型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的必要性和客觀可能性。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有一整套資產階級法權，在經濟領域中，資產階級法權貫串于整個生產關系的三個方面，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是基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首先破除的就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這個資產階級法權。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范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范圍內，也只有在這個范圍內，‘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列寧選集》1960年版第三卷第251，252頁）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范圍內的取消，意義重大，也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這種剝奪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既然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現在已經怎樣難以想象地阻礙著這種發展，而在已經達到的現代技術基礎上又可以大大推進生產力，我們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列寧選集》1960年版第三卷第253頁）

但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馬克思恩克斯選集》1972年版12頁）剝奪資產階級的私有生產資料，取消在所有制范圍內的資產階級法權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無產階級的力量超過了資產階級力量，能夠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戰勝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么，在基本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取消了在所有制范圍內的資產階級法權以后，整個生產關系中、包括勞動生產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分配范圍內的資產階級法權，是否也都可以同時取消了呢?還不可能。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都對分配范圍內的資產階級法權還將長期存在作了充分論述，他們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通行的是商品等價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這種權利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也就是說，只要我們仍然不得不實行商品生產、等價交換、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就仍將存在。

對于在人與人關系中的資產階級法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到：“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況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思鉻斯選集》1972年版12頁）這就是說，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還存在、分工還存在，人們還只能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時，人與人之間由于存在等級區別，實際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也不可避免地還要存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不正是由少數腦力勞動者管理大多效體力勞動者嗎?由于人們把管理者的勞動看作是復雜勞動而認定在分配中應該得到比體力勞動者更多的份額嗎?毛澤東同志所講的人與人關系中出現的那些不平等現象，不就是在這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差別和分工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以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這種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確實還難子避免地必然要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澤東同志說：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人與人之間的資產階級法權破了還會生，生了又要破，正是根據上述必然性說的。

毛澤東同志在對待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上的卓越貢獻就在子：他不是消極、被動地禁錮子社會的經濟結構及其社會文化對資產階級法權必然存在的決定作用，無所作為，而是看到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種條件，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以馬列主義為指針、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在公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自覺不斷地去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使之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法權破除一點，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一點；生產越有利地發展，也越有利子破除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破了又再生，又再破，生產力也再有利地發展。如此相互促進，推動社會進步。毛澤東同志《批注和談話》中所講到的20世紀50年代中我們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建立人與人之間平等、互助、合作關系所作的許多文章，正是在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下開展的。

現在看來，《批注和談話》中所講的50年代中那些做法，可以說都是一種探索。有的比較成熟，成果也大，有的只是試驗，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并未堅持下來，有的當時開了頭，迄今還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并且，許多做法，黨內外認識并不一致，是有矛盾斗爭的。這也正好說明，資產階級法權的破除、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的建立要有一個革命斗爭的歷史過程。

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管理企業、管理上層建筑

毛澤東同志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毛澤東同志還說：“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都是實行“一長制”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原則，應當同資本主義企業有根本的區別。我們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就使我們同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制度嚴格地區別開來了”。（《批注和談話，第911頁，107頁）在建立了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集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認識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必須貫徹平等、互助、合作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以后，社會主義企業內部究竟應當建立怎樣的管理制度?應當怎樣不斷調整和完善管理制度，使之適合不斷發展的生產力的需要?

 (一)分清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和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本質區別。現代企業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現代企業，是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矛盾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同資本主義企業共同具有社會化大生產的特征。就相互具有共同之處這方面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管理企業的經驗和教訓，我們都可以也應當研究、學習、借鑒。但是，既然我們是針對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固有矛盾才對之進行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這就使社會主義企業同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具有不可模糊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企業那些體現其階級利益的管理制度，我們是不可能學習也不應當學習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必須建立符合勞動階級利益、因而也是最能有利于生產力發展、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管理制度。

(二)企業管理的核心就是組織和調整好勞動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企業歸根到底是生產力組成的。生產力是由勞動者、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組成的，勞動者是生產力的首要的能動的要素，因為只有勞動者才能制造和改進生產工具，掌握和使用勞動資料，造出產品。企業由生產力組成，企業必須有土地、房屋、機械設備等等生產工具，也必須有原材料等勞動對象，但是決定性的是要有一支能夠運用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經過生產、經營、管理制造出商品，投入市場銷售，完成整個生產過程的工人階級隊伍。構成企業主體的是作為活勞動的人，投有人的勞動，全部作為死勞動的生產資料不僅不會變成任何新產品、不會產生一絲一毫新價值，并且在自然環境中將會不斷損耗，變成廢物。所以企業管理表面看似乎是對企業的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的管理，但企業管理首先的、第一位的是對人的管理，是在管理好人的前提下，通過人去管理好物，企業管理的核心就是組織和調整好企業務方面人員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

(三)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中首先要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領導作用。在我們的社會主義企業中，都有黨的組織，都有占企業全體職工10％一20％、甚至更多的黨員；企業的各級干部大多是黨員。每個黨員在各自的崗位上自覺艱苦奮斗，進行創造性的勞動；全體黨員團結戰斗，黨這支隊伍本身就是企業斬關奪隘、爭取勝利的突擊隊，黨堅持正確方向，密切聯系群眾，對群眾進行了正確領導，全體職工就有了主心骨，就可組織成堅強的產業大軍，就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國有企業的黨、政、工會的領導成員，一般都是企業黨委的成員。企業的重大問題，首先提交黨委會討論，作出黨內的決定，凡屬行政或職工的事，作為黨委建議，提交廠長(經理)、職代會、工會、共膏團等有關方面，按照各自章程和職權，作出決定，這對整個企業的正確決策和開展工作是有益的。這是黨對企業實施政治領導的重要體現。正因為此，五十年代，經過一番探索、實踐，我們明確社會主義企業必須由黨組織統一領導，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這個經驗是應當肯定的。

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集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工人階級當家作主這個實質采說，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組織掌握企業領導大權，把全體職工團結起來，發揮主人翁作用，就形成了企業中工人階級整體當家的局面，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得到了最主要的保障．黨組織對整個企業的領導，還應當發揮各級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做好對全體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領導好工會、職代會、共青團的工作，等等。

(四)在黨的領導下，職工集體當家作主，民主管理企業，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一貫思想。自黨建立之初起就具有了這個原則觀點：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根據地，就有了實踐，建國以后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確立了黨對企業的領導權，還必須建立企業全體職工民主管理企業的制度，只有這樣，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集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最后落實。

1，回顧黨的歷史，在建黨之初，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提出“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57頁“中國共產黨黨綱”)的主張時，已經具有了勞動者管理權的認識。1920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上演講時就指出“勞動運動分兩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做工的勞動者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于治人的地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48頁)從此，在各個革命階段中，都作出了職工民主管理的規定。1934年頒布的《蘇維埃國有工廠管理條例》規定國有工廠設立管理委員，由廠長、黨支部代表及工會代表組成“三入團”，協同處理廠內日常問題。“三人團”制度抗日時期在陜甘寧邊區依然實行，并發展成為由廠長、黨支部書記、工會主席、技師以及其他有關人員組的廠務會議”。

2．新中國的建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行，必然要求相應地把職工當家作主，民主管理企業的制度同時建立起來。1948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在公營企業中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制度”的指示。同年9月，中國工會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嚷關于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要求：“為了實行管理民主化，需要在各企業各工廠中建立統一領導的工廠或企業管理委員會。”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國有企業“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領導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同時要求在企業中普遍建立職工代表會議制度。這就是說，在迎接新中國誕生之際，黨、國家和工會都已對職工民主管理企業作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當時對于社會主義企業應當如何管理的認識也有不同，實踐上也參差不齊。但是，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企業必須實行職工民主管理的制度，是黨、國家和工會堅持的重大原則，并且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凡是實行得好的企業，都取得了十分有益的效果。

3．“兩參一改三結合”和“鞍鋼憲法”就是一個突出的、至今仍有重大現實意義的例子．1958年到1960年期間，黑龍江省慶華工具廠和建華機械廠產生“兩參一改”的經驗，“兩參”是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以適 應生產發展的需要。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產生“三結合”的經驗，就是在生產、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中，實行領導干部、技術(管理)人員和工人相結合，取長補短，發揮集體智慧。后來又發展出企業同大專院校、科研部門；企業同設計單位，使用部門等“三結合”方式。在此以前，鞍山鋼鐵公司是按照蘇聯的、以一長制為特色的“馬鋼憲法”管理的。此時，鞍鋼擺脫了“馬鋼憲法”的影響，加強了黨的領導，堅持了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對于經過我們自己在建國以來十年的實踐中產生的這些企業管理新經驗，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對黑龍江省委《關于企業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及實行業務改革的報告》批示認為：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創舉，是企業管理的一項重大改革，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原則的．應在具有條件的工業企業中加以推行。毛澤東同志在1960年3月對中共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更把鞍鋼的經驗稱為“鞍鋼憲法”，說“……這個報告，……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給予了高度評價。

“兩參一改三結合”和“鞍鋼憲法”體現了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集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本質特征，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建立勞動者相互之間平等、互助、合作關系創造了范例，是黨的群眾路線在企業管理問題上的創造性的發展，為中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開辟了新紀元。并且還給予國外企業管理以影響。

4．1960年，根據毛澤東同志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精神和像《農村六十條》一樣，“城市也要搞幾十條”(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952頁)的指示，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制訂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七十條。于1961年9月由中共中央頒發。條例規定：在國營工業企業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條例(草案)》對在國營工業企業中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①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是吸收廣大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和監督行政的重要制度。②企業各級職工代表大會，要討論和解決企業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問題，要討論和解決職工群眾最關心的問題，要保證大會決議的實行。③企業各級職工代表大會和職工大會，有權對企業任何領導人提出批評，有權向上級建議處分、撤換某些嚴重失職、作風惡劣的領導人員，并且有權越級控告。④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實行常任制，每年改選一次．在大會閉會期間，要按照生產單位或工作單位組織代表小組經常反映職工群眾的意見，督促和檢查大會決義的執行情況。⑤企業各級職工代表大會，必須按期由工會召開，不能以干部擴大會議代替。職工代表大會在閉會期間，日常工作由工會主持．工業七十條的這些規定為我國企業中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奠定了基礎，問題是各方面的認識仍然并不一致，加上以后形勢的變化，以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形式的企業的民主管理制度未能普遍認真實行。

回顧建國以后十多年的實踐，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必須由職工當家作主，實行民主管理。職工當家作主，民主管理企業，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具體實現。不由職工當家作主、民主管理，公有制就可能變質。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是已經實踐證明為優越的、中國社會主義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廣大工人階級群眾更是把自己是否擁有管理企業的權力，看作自己是否真是企業主人的證明。實行了民主管理，他們有了發言權，就發揚主人翁積極性，進行創造性的勞動，對搞好本職工作和整個企業的工作獻計獻策，當仁不讓地去戰勝企業中的問題，企業就充滿生機。不實行民主管理，使他們處在眼看著企業中的種種問題造成企業、國家和自身利益的損失，啟己又有搞好這些工作的意見，卻又沒有發言權而只好干著急的情況下，他們就產生失落感，就不滿、消極，企業就喪失活力的源泉。黨和國家真正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發揮職工群眾的主人翁作用，辦好社會主義企業，就必須認真實行企業民主管理。

(五)勞動者一定要管理上層建筑。毛澤東同志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救科書》下冊，在讀到1936年蘇聯憲法“不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權利固定下來，而且把重點轉到從實際上來保證這些權利”時，發表了看法，他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問題，首先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子權利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嚼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他還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批注與談話》，第274、275、276頁）

1，毛澤東同志的洞察力和預見。

今天來讀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實在發人深醒，不可能不深感毛澤東同志的深邃洞察力和高瞻遠矚的預見性。

蘇聯的演變不是在事發的30多年前就被毛澤東預見到了嗎?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蘇聯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中還有富裕農民階層。”（《批注和談話》，第276、277頁）

正是這個既得利益集團、高薪階層掌握了國家機關、部隊、企業、文化教育事業，從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開始，大搞右傾機會主義，利用他們手中的報紙刊物、廣播、電影等等輿論手段，在30多年中共產黨自己罵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散播修正主義，把那個既得利益集團孵育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級力量，整個國家機器腐敗成風，同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嚴重對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手中無權，無可奈何，從而由輿論導向和客觀事實兩方面，在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人們思想中制造了混亂，使他們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以致當國內外資產階級勾結起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消滅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既沒有力量、甚至也沒有意志起而抗爭，

正是這個既得利益集團、高薪階層掌握了國家機關、部隊、企業、文化教育事業，從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開始，大搞右傾機會主義，利用他們手中的報紙刊物、廣播、電影等等輿論手段，在30多年中共產黨自己罵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散播修正主義，把那個既得利益集團孵育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級力量，整個國家機器腐敗成風，同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嚴重對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手中無權，無可奈何，從而由輿論導向和客觀事實兩方面，在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人們思想中制造了混亂，使他們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以致當國內外資產階級勾結起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消滅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既沒有力量、甚至也沒有意志起而抗爭，這個聽任帝國主義傾全身武裝力量也消滅不了的偉大社會主義蘇聯，比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政治代理人的預計還更輕易地一旦煙滅。鑄成了工人階級痛悔莫及的千古憾事！這是何等深刻的教訓！

2．中國黨歷采重視勞動者、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筑。1922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擬定的敏勞動法大綱)中提出，各種勞動者由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選舉代表參加政府的經濟機關、企業機關及政府所管理的私人企業或機關的權利，提出國家制定勞動法律、企業訂立規章制度，須得工會之同意，此后，在整個革命戰爭年代的根地，多次就這方面作出過決定。

新中國成立后，從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54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地方的人大和政協，都有工人和工會的代表參加，參與國家方針大計的決策。1950年頒布的《工會法》規定，政府賦予工會以監督國營企業行政方面與私營企業的資方切實執行政府所頒布的一切保護勞動和法令的責任。從那時起，當國家和各級政府在制定與工人階級有關的計劃、方針、政策、制度、法規時，都經常吸收工會代表參加，征求和聽取工會的意見，工會也主動反映廣大工人階級群眾的情況和意見，在工會的組織體制上，全國總工會、各地方工會的職能部門和各產業工會都同國家、各地政府的相關部門建立對口聯系，參與各部門、各產業工作的研究和決策。建國以后的十年中，這些制度凡是認真執行的，都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得到工人階級群眾的支持和監督。問題是即使在50年代，各方面的認識也并不一致，工作的推進不是完全順利的。為了推進這方面的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指示全國總工會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了強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一文，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后，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其中指出“黨的各級組織必須注意發揮工會對國家機關和經濟機關的群眾監督作用。”

1957年，中央根據當時的形勢，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研究有關工人階級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指出：“如何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通知》的第一個問題“關于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問題”在提出：“必須擴大企業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擴大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的權利，發揮職工群眾對于企業行政的監督作用”的同時，提出“關于如何進一步吸引職工參加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問題，特別是參加對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監督及城市政權工作問題，也應談聯系加以考慮，”

毛澤東同志關于勞動者管理上層建筑的談話是在1959年12月19日發表的，同黨中央以上兩次的觀點一脈相通，充分證明毛澤東同志的談話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根據中國的情況，體現了黨中央的集體意志。

四、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是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和企業內先進與落后者之間關系的重要方法

毛澤東同志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中關于社會主義競賽這部分作了評價。

一是對教科書中以下說法予以肯定：社會主義競賽根本不同于資產階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競爭。“競爭的原則是：一些人的失敗和死亡，另一些人的勝利和統治。社會主義競賽的原則是：先進者給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幫助，從而達到普遍的提高。競爭是：打敗落后者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社會主義競賽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趕上更好的以達到普遍的提高。”毛澤東同志在“先進者給予落后者的同志的幫助”處旁批上“好”宇，然后總的說：“‘社會主義競賽’這一節，一般寫得不錯。引用斯大林的話也好，斯大林講了給予落后者以幫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毛澤東同志認為：“普遍提高以后，仍然有先進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進一步的普遍提高”。（《群眾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9頁）

二是教科書說：“要改進企業內部的生產組織，就要同突擊現象作斗爭，要按預定進度表均衡地上作，采取流水作業法，以及其他各種措施”．對此，毛澤東同志發表了不同意見：“社會主義競賽就是落后者要趕上先進者，這是要經過突擊才能達到的”。

三是教科書說：“利用各種形式的工資制，反對平均主義，這些刺激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對此，毛澤東同志也說了不同意見：“開展競賽，還是要靠精神起作用。—…·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份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份懸殊”。

毛澤東同志還認為：“先進和落后是勞動人民內部矛盾。競賽就是處理和解決這種矛盾。他說：“先進和落后是勞動人民內部矛盾。生產多和生產少，是矛盾。這里生產這個，那里生產那個，也是矛盾。如果沒有矛盾，還要什么競賽”。他還說：“人與人、組與組、企業與企業、要競賽、要趕上先進，難道國與國就不要競賽，不要趕先進嗎?”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意見／雖然是在讀書過程中即席發表的。但是，集中起來，卻體現了他對于怎樣搞好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一個系統的意見。并且，它的意義超出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實際上是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怎樣處理必然存在的先進與落后的矛盾，促進普遍提高的問題，是整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當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進行建設，趕超先進的問題。

(一)關于競爭和競賽。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群體，都以他們的是非觀念為座標，存在先進落后之分．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由其極端自私自利的本質決定，在他們的先進者和落后者之間通行的是正如斯大林所說的競爭原則。就是通過競爭使一些人失敗和死亡，另一些人勝利和統治，他們公認的是把人類等同于其他生物界一樣的、冷酷無情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原則。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的競爭原則也被強加予無產階級，“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是為競爭分裂的群眾，同樣受到競爭方面的一切變化的影響。工人越競爭，這種競爭越被資產階級所利用，被剝削的程度越重。當較早覺悟的工人認識到為了同資產階級斗爭，需要團結和組織起來后，這種組織也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然而，歷史的規律是：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終于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由于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無產階級斗爭就有了取勝的保證，歷史已經證明，正是無產階級摒棄競爭，實現團結，導致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時也給予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以根本的歷史經驗，就是：階級團結。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掙脫了資產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雇奴隸枷鎖以后，他們身上就蘊育了無窮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整個工人階級基本利益一致，完全具備團結起來，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條件。

但是，事物永遠是不平衡的。只要社會生產力的水平還沒有達到勞動已成為生活第一需要，而仍然是艱苦的謀生手段的時候，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能力和態度不可避免地會有先進、中間、落后之分的狀況下，就總是需要正確處理先進、中間、落后的關系，使之普遍提高，正因為此，列寧才把1919年出現在蘇聯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稱之為“偉大的創舉”給予崇高的評價。說：“工人自己發起和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具有極大的意義。……這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高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利已主義，這是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列寧引當時《真理報》的生動報導說：“干起活來空前賣力和齊心。當工人、辦事員、管理人員毫不吵鬧地把四十普特重的客運機車輪箍，象酷愛勞動的螞蟻似的，把它滾往目的地的時候，心中油然產生了一種出自集體勞動的強烈的愉快感覺，并堅定了必勝的信心，”“工作完結時，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一種空前未有的情景；一百多個身子疲乏但眼睛里放射出愉快光芒的共產黨員，唱起莊嚴的《國際歌》來慶祝帶來的成功。”“據喀山鐵路的同志說，他們的范例給人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預料下一個星期六將有大量的非黨工人參加工作。……到處都有人說；“昨天我們不知道，不然我們也會做好準備，干它一場”，“下星期我一定來”。“這就是說，共產黨員、先進者的模范行動，把廣大非黨群眾，中間的、甚至落后狀態的人們感動了、帶動起來了。這確實是一個劃時代意義的勝利，它證明無產階級在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以后，是可以在先進者的帶動下，建立起自覺的新的勞動紀律，新的勞動組織，從而創造出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這就是列寧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廣泛地、真正大規模地運用競賽的可能。”斯大林說：“社會主義競賽的原則是；先進者給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幫助，從而達到普遍的提高”的根據，從那時起，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在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到處開展，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的一大特色。

中國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是向蘇聯學習的。是在革命根據地開始出現，新中國成立后廣泛開展起來的。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根據毛澤東、劉少奇的倡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公營企業中，開始組織職工勞動競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和解放區公營企業中，勞動競賽開展得更廣泛。

中國的勞動競賽，始終貫徹先進帶動落后，共同提高的原則。1950年，毛澤東在向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致祝詞時，贊揚勞動模范是全中華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動多方面人民事業勝利前進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聯系廣大群眾的橋梁。1956年，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上致祝詞時說：“先進生產者是人類經濟生活向前發展的先驅，也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先驅。千百萬勞動者在先進生產者帶領下為消除落后而斗爭，就是社會主義不斷前進的一種動力。”他要求先進生產者不只要自己保持先進，而且要努力促進別人由落后達到先進。每個普通生產者應當向先進生產者學習，迅速地把一般的生產水平提高到先進分子的水平。1955年，劉少奇還在對《全總生產部關于今后開展廠際競賽的意見》的批示中指出：“先進企業幫助落后企業趕上自己，同時力求自己更加進步。落后企業趕上先進企業者有獎，先進企業幫助落后企業趕上自己者也有獎，在先進水平上再有進步者更有獎。在這里不要說，尤其不要強調優勝劣敗的話”。

1959年，正是毛澤東同志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發表這些“批注和談話”之際，全國總工會貫徹中共中央的決議和全國人大的要求，向全國職工發出掀起增產節約新高潮的號召，各地各產業職工都積極投入了增產節約勞動競賽，出現了一個共產主義協作精神大發揚的形勢。在“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別人”先進思想的影響和帶動下，職工在生產中的協作自覺性不斷提高，協作形式多種多樣，協作范圍日益廣泛。在此基礎上1959年10月和1960年6月份別召開了工交、基建、財貿和文教、衛生兩個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簡稱“群英會”），一種“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見先進就學，見后進就幫”的先進行為到處出現，并且發展成為“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超先進”的運動。

這個形勢同毛澤東同志“批注和談話”的精神完全吻合，這個形勢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出現的。

（二）關于均衡工作和突擊。高度社會化的、精密分工的現代大工業生產，必須各個環節按比例綜合平衡，才能順利發展。全社會如此，一個企業也是如此。為此，必須要有嚴密的組織，集中統一指揮、調度，各個環節必須服從全局，遵守統一紀律。如果不然，各個環節自行其是，某些環節突擊冒進，某些環節遲滯落后，就會使整個生產流程、經濟運行出現某些聯系中斷或阻滯，就不利于生產和經濟的發展。

但是，事物運行的對立統一規律決定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一個企業生產全過程的各個環節在同一個時期里，有的環節工作努力些，有的不努力些；有的技能高些，有的技能低些，有的組織、管理好些，有的組織管理差些；有的有創造性，有所發明，有所改進，有的思想保守些，沒有發明創造，還加上外部種種條件不同，等等。這樣，雖然從開始工作起，就像蘇聯教科書所說地那樣，制訂了“預定的進度表”“采取流水作業法”。實踐的結果，其進度卻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不平衡，有的先進了，有的落后了。在這時，為了均衡生產，是讓先進的停頓下來，等待落后者呢?還是讓落后者突擊，趕上先進呢?十分明顯，正確的態度當然是讓落后者進行突擊，趕上先進者的進度，形成新的平衡。只要生產在不停頓地進行，這種新的平衡也是暫時的，相對的，又會馬上被新的不平衡所突破。這就是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法。

對于平衡，歷來有積極平衡和消極平衡的兩種不同態度。消極平衡就是強使先進者放慢進度，這實際上是在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積極平衡，就是鼓勵、幫助落后者進行突擊，趕上先進者，這就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當然，突擊并不應單純是加強勞動強度，超時、超負荷運行，這是有限度、不能持久的。更主要的還是要努力學習先進，進行創造性勞動，改進技術、管理，提高工作質量。當然，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要有一種敢于斗爭，敢于勝利，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革命精神。毛澤東同志歷來是主張積極平衡的，他強調“落后者要趕上先進者，這是要經過突擊才能達到的”。正是闡明了后進趕上先進的必然規律。

（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毛澤東同志說：“開展競賽，還是要靠精神起作用”。這既是對蘇聯教科書過于強調物質刺激提出不同意見；又是闡明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動力之源主要是精神。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職工當家作主的產物。是在職工認識到在消滅了資產階級、不再有人剝削剩余價值的情況下，努力搞好生產、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然有利于自己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才自覺開展起來的。從根本上來說，職工自覺開展勞動競賽，并不是為了得到獎勵，而是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只要去除了職工身上被剝削被壓迫的枷鎖，有了主人翁的地位和權利，他們身上就具有了自覺勞動、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基因。

當然，事物是不平衡的。從每一個職工來說，這種勞動自覺性的高低是不一樣的，為了使更多的人提高覺悟，投身到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來，就要結合競賽向職工群眾進行宣傳、鼓勵、教育，總起來說，勞動競賽是動員和組織職工群眾發揚主人翁精神，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群眾生產運動。勞動競賽以職工不斷提高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文化技術素質為基礎。同時，競賽的開展又把職工的素質鍛煉、提高到新水平。勞動競賽是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和共產主義勞動態度的熔爐。

給勞動競賽中的先進者以獎勵，有利于激勵職工的積極性，推進競賽發展。給予精神獎勵，激發受獎者的榮譽感，從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揚他們的先進思想和行為，啟發大多數人向之學習，有重要意義。同時，按照人們是從切身利益上來關心生產成果這個規律，給先進者以物質獎勵，也能調動受獎者的積極性，并啟發大多數人向之學習。因此，在獎勵方面，我們歷來主張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相結合的原則。

問題在于，物質獎勵如果不首先提高競賽群眾的思想，逐步引發出不正確的觀念，競賽參加者片面地把追求物質獎勵看作參加競賽的目的，甚至演變成為以獎勵的高低來決定積極性的高低，這就影響競賽的健康發展，最終將阻礙競賽的開展。因此，正確的獎勵方針應當是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相結合，以精神獎勵為主。這也是毛澤東同志“還是要靠精神起作用”的另一方面意義。

（四）反對平均主義和反對過分懸殊，毛澤東同志說：“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珠”。

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水平決定必須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絕對平均主義，不分工作主次、輕重，做得多，做得少，做得好，做得差，是非莫辯，必然造成勞動紀律松散，阻礙生產力發展，使整個勞動集體蒙受損失。相反，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獎勤罰賴，鼓勵先進者，就可激勵引導整個勞動集體人人奮發向上。所以，“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

但是，現代大工業生產是高度社會化的，是依靠集體進行和完成的，整個勞動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盡管分工不同，責任有重有輕，貢獻有大有小，但是，都是不可缺少的有機構成，缺乏任何一個環節、甚至一個“鑼絲釘”，整個生產都將無法進行。整個生產任務的完成，往往不易對某個環節作了多少貢獻予以量化。因此，過分強調某些環節的重要，而輕視另一些環節的作用，一方面會使那些被認為作了大貢獻的人誤以為只有他們才是重要的，別人是微不足道的，驕傲起來，不顧全局，要求在分配中占不適當的大份額，另一方面會使那些不被重視的人認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不滿、也不顧全局，消極怠工。兩種情況，都因斤斤計較于一己私利而陷人個人主義，現代大工業所需要的集體主義協作精神就會因此被破壞。所以，“過份懸殊也是不對的。”必須“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份懸殊”。

（五）國與國之間也要競賽。在階級社會中，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社會不同群體和集團之間、階級之間、以至國家之間，都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弱肉強食，落后者受欺凌、挨打、吃苦是普遍現象。所以，誰也不甘落后，誰也要趕上先進。

20世紀50年代，地球上有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并不平衡，有的比較先進，有的比較落后。如果社會主義國家都能本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精神，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堅持馬列主義原則，發揮國際主義，那么，無論是為了相互促進，加速各自的社會主義建設，或是為了壯大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的整體力量，以便戰勝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促進人類進步事業的發展，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都應進行同志式的友好競賽，團結互助，共同提高。

毛澤東同志發表“難道國與國就不要競賽，不要趕先進嗎”這個說法，是在1959年的12月底。當時，我國所面對的國際形勢卻是十分嚴峻的。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1958年8月在臺灣海峽調兵遣將，叫嚷要向我登陸作戰，我們用向金門打炮來予以答復。

1959年3月，西藏達賴集團叛國，8月印度向我挑起邊境沖突。

在此以前，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斗爭早已開始。從1958年到1959年，赫變本加厲，勾結美國，偏袒印度，向我施加種種壓力，把中蘇兩黨分歧公開化。

針對這個形勢，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澤東同志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現在國際上反華浪潮來勢洶洶，其中有美帝國主義，有民族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也有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次反華浪潮也是好事，一來可以暴露他們的反動面目，二來可以激發各國人民的覺悟。應該看到，這種反華現象是因為我們堅持原則、堅持維護馬克思主義純潔性、堅持獨立自主方針，這必然會遇到國際上各種各樣反動勢力的反對。對于這種必然性，我們自己要心里有數。我們應當盡快把我國的獨立工業體系建設起來，盡快建設我們自己的尖端的國防科學技術，應該加強黨內的團結，首先是一萬高級干部的團結”。（吳冷西著《十年論戰》234，235頁）

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了這一番話以后，又在帶領讀書小組繼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了：“人與人、組與組、企業與企業，要競賽，要趕上先進，難道國與國就不要競賽，不要趕先進嗎?”這后一番話的。

毛澤東同志在讀書時講的這一番話有他特有的深刻性。當時，我們在國際關系中面對兩類不同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其他、包括新興民族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到要“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競賽”。1959年，蘇聯正在宣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散播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實際生活卻是：不僅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中的反動資產階級不可能搞什么“和平競賽”，并且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自己用對我國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的行動來向我們說明，在同由修正主義者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已經不可能進行和平競賽。所以，毛澤東同志說國與國要競賽，顯然是一般地指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國家之間的。

然而，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奮力趕上比自己先進的國家，不管是帝國主義國家、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或是被修正主義者所控制、正在演變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毛澤東同志對國與國之間說了要競賽和要趕先進這兩個“要”，正是分清了國與國關系中的兩類矛盾。對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國家，我們應當同他們進行競賽，學習先進，共同提高。對于任何比我們先進的其他國家，就是要奮力趕上他們。

我們同帝國主義國家、民族獨立國家中的反動資產階級，以及正在把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修正主義者之間的矛盾是敵我性質的對抗性矛盾。但從生產力的領域來說，也是一種先進與落后的矛盾。因此，解決的辦法，就是要立足國內、發奮圖強、團結拼搏、急起直追，予以趕上和超過。所以毛澤東同志說：“我們應當盡快把我國的獨立工業體系建設起來，盡快建設我們自己的尖端的國防科學技術，應該加強黨內的團結，首先是一萬高級干部的團結”。

（六）開展競賽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人與人關系中處理先進與落后矛盾的重要方法。總起來說，毛澤東同志在《批注和談話》中對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論述是建立在對立統一規律之上的，向我們揭示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內外所必然存在的先進和落后矛盾的規律。他指明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先進和落后是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在共同向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中出現的矛盾，是完全可以用組織競賽，在競賽中調節各方面矛盾來處理，轉化矛盾，保證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

有了這樣一個國內基礎，對于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要不甘落后，不畏艱險、立足國內，奮發圖強，趕超先進。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就立于不敗之地。

五、正確處理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必須政治掛帥。

毛澤東同志的《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貫穿著政治與經濟關系的辯證法，

（一）一個完整的關于政治與經濟關系的思想體系，其中包括：

1、始終堅持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經濟決定政治的唯物主義原則。

與此同時，他更重視意識、精神對物質、存在的能動作用、反作用，更重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反作用，從而完整地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他不止一次地講：“存在是第一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論劃清界限了。然后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認識的問題。還是馬克思的那些話對，思維是‘移入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說思維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對的。但是因此就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則是錯誤的，”“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等等。

2、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是在同現象接觸中，在實踐中認識的，是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中認識的。毛澤東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說：“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并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為事物。”“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人的認識總是先接觸現象，通過現象找出原理原則來。”“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能夠被認識。”等等。

3、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能動作用。改變生產關系為生產力大發展創造條件，這就是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證明。

毛澤東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說：“先要改變生產關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普遍規律。”“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等等。

4、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

毛澤東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說：“一切革命的歷史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等等。

5、社會主義社會，不僅要在經濟領域中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而是要在經濟、政治、思想三條戰線上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說：“教科書說在過渡時期中，要進行一切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這個提法原則上對，所謂一切社會關系，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關系。”“教科書只說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層開誰戰勝誰的斗爭，這是很不完全的。我們的提法是，在經濟、政治、思想三個戰線上，都要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等等。

根據這個總的觀點，毛澤東同志還分別地對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說：“教科書不講工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不講如何加強政治教育，只偏重講福利。”“我們現在農村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的教育，就是對農民群眾所進行的新的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教育。在城市，我們也用這種精神教育工人。”“教育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之一，在社會主義社會，改造人們的世界觀，為工人階級造就新的知識分子，使教育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一個尖銳問題。”等等。

毛澤東同志還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提高勞動生產率要靠政治思想工作。他說：“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靠技術進步。社會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靠技術加政治。”“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等等，

6、思想發展同物質發展一樣，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既有階段、又無窮盡的過程。毛澤東同志說到：“社會主義時期的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但是就一次思想改造運動來說，總有個開始，有個結束，就是說，總有個‘邊’，不能沒完沒了。就整個思想改造戰線采說，我們有不斷的量變，也有不斷的部分質變。總有一天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完全肅清了，這種思想改造的質變也完成了。那個時候，又會開始新的基礎上的量變過程和部分質變過程。”
把毛澤東同志在《批注和談話》中有關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歸納成以上6條，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系統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的這些論述，都是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有關論述，結合蘇聯和中國的實際講出來的，是有的放矢的。

（二）認識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思想矛盾，認識本國的國情。

毛澤東同志對教科書中的兩段話表示贊同，一段是涉及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新的和舊的矛盾和斗爭，一段是涉及不同的國家走上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不可能是一樣的。我們把它們引在下面作點分析，就可對他以上6點論述加深認識。

第一段，教科書說：“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在新的和1日的、新生和垂死的、進步的和落后的之間的斗爭中，在克服各種矛盾和困難中發展的，在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具有非對抗的性質，因為它們不是同對立的階級利益聯系著的，它們能在共產主義建設的進程中得到克服。列寧指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對抗消滅了，矛盾仍然存在。”
“在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剝削階級，但還有代表私有傾向和習慣的、阻礙社會主義經濟中新的進步趨勢發展的落后分子，還有公共財產的盜竊者和忽視人民需要的官僚主義分子，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還沒有完全克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鼓勵勞動者的主動性，促進社會生活一切領域中的進步趨勢的發展，支持新的幼芽，加強它們，促進先進生產方法的推廣，國家同危害共產主義硅設利益的一切社會主義法制的破壞者，妨礙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來迅速發展生產、加速技術進步和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種落后和守舊的現象，作堅決的斗爭。”

對這段話，毛澤東同志說；“這一段講得有點神氣，要上層建筑千什么?就是為了對經濟基礎起作用，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第二段，教科書說：“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每個國家的工業化具體過程不可能是一樣的，……。列寧在強調‘找到一種改造俄國經濟制度的最正確、最經濟的途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時指出：‘一般論來，這種辦法大家都是知道的。這就是向建立機器工業基礎上的大經濟過渡，向社會主義過渡。但是，由于開始建立社會主義時所處的條件不同，這種過渡的具體條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應當是多種多樣的。地方差別、經濟結構的特點、生活方式、居民覺悟的程度和實現這種或那種計劃的嘗試等等，都一定會在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特點中反映出來’。”
對這段話，毛澤東同志說：“列寧的這段話，講得很好，可以用來辯護我們的做法。他講到‘居民的覺悟程度和實現這種或那種計劃的嘗試等等，都一定會在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特點中反映出采。’我們的政治掛帥，就是為了提高居民的覺悟程度。我們的大躍進，就是實現這種計劃或那種計劃的嘗試。”

教科書的這兩段文字，一段是說：上層建筑——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和由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應當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要去改造人們頭腦中同社會主義相矛盾的舊思想，鼓勵、支持新思想，使之適合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一段是說：“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去認識本國的國情中同別的國家的共同之處和特殊之處，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實際，從而找到本國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總起來說，兩段文字都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必須政治掛帥，首先改造人們的思想，提高居民的覺悟程度，然后去制訂計劃，進行嘗試，使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起作用。

（三）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必須政治掛帥。

回顧從1949年建國，到1959年毛澤東同志讀書時的十年中，社會主義新中國正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上述政治掛帥的思想走過來的。

1、新中國成立，同把我國建設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革命階級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需要相適應，在全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中開展了學習社會發展史的運動，學習勞動創造人、勞動創造世界、“猴子變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動群眾控訴舊社會剝削階級和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和工人階級的壓迫剝削，提高了群眾勞動光榮、剝削可恥和勞動人民在社會歷史發展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引起了世界觀、人生觀的轉變，大大增強了當家作主的自覺性。正是這個教育，從思想上武裝了整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此后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革命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發揮了重要的思想作用。

2、1950年，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威脅我國。黨和國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派遣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針對當時社會上一部分人思想中存在的親美、崇美、恐羹思想，開展了廣泛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充分闡明毛澤東同志關子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必須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敢子同美帝國主義斗爭的思想。這次教育，使中國人民的精神為之一振，全國上下同仇敵愾，發憤圖強，不僅為抗美援朝筑起了思想上的鋼鐵長城，廣大職工開展了制訂愛國公約和愛國主義勞動競賽、捐獻飛機大炮，志愿赴朝參戰活動。并且精神變物質，使全國生產蒸蒸日上。

3、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私營工商業，一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教育，提高職工群眾團結、支持資本家守法經營，有利可圖，以利于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針對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五毒”行為，在職工中開展了“究竟誰養活誰”群眾性討論，向工人階級進行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學識的教育。教育內容包括①學習社會發展史，弄清社會階級的剝削關系和階級斗爭實質，明確了是勞動創造財富，勞動者養活剝削者，工人階級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②什么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人類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⑧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任務，工人階級要擔負起領導階級的責任，發揮主人翁作用，④認識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司令部，明確工人階級同共產黨的血肉關系和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在幾年中所進行的這個教育，也同樣地不僅為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為解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所有制的革命奠定了基礎，并保證這場革命進行中生產力不僅不受破壞，相反有大發展創造了條件。

4、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毛澤東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表了《論十大關系》；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1957年初，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一系列新形勢的影響下，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空前提高。從1957年開始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主要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問題》和《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有關人生觀和思想修養的著作。

波瀾壯闊的群眾學習運動，迎采了全社會億萬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中走向群眾，成為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銳利武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大破除；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大發揚。群眾懂得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牛鼻子”；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搞主觀主義；要區分兩類矛盾，團結人民，打擊敵人；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要發揚愚公精神，在困難面前，毫不動搖，奮斗不止。一系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為群眾所掌握，人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大提高，鼓起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雄心壯志，樹立了不計報酬、忘我勞動的共產主義態度，發揚了“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別人”的共產主義風格和大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許多職工在生產中敢想敢干，勇于創新，創出了技術革新的豐碩成果。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人民群眾的這種思想大解放，帶來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大解放。這種情況，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論斷：“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總結1949年到1959年這個20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出現了改天換地的大變化。中國人民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生產力大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了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覺悟的基礎上開展和完成的，并且，在物質建設取得偉大勝利的同時，億萬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偉大變化，使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成為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充滿高尚精神的時代和社會，為舉世所欽仰。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個至理名言，必將載入人類史冊而千古流傳。

200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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