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鋼憲法50年回顧：

黨的綱領路線與鞍鋼憲法的歷史命運

已退休研究員 李振城

上篇已經指出，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是鞍鋼憲法的政治靈魂和首要政治原則。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即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領導，則是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實現“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關鍵環節和政治前提，是鞍鋼憲法的政治核心。有無這樣的政治核心，決定著鞍鋼憲法的歷史命運。

一、為何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必須有馬列主義政黨的領導？

不具有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黨，是不可能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必須有一個與其相適應的能夠堅持的政治組織實體，否則就會落空。而這個政治組織實體，必須是能夠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是能夠把馬列主義革命科學理論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的共產黨。毛澤東思想就是把馬列主義革命科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主席就是實踐這種相結合的典范。隨著60年來正反面經驗教訓的充分暴露，人們對其認識也愈加深刻，因而使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主席的光輝顯得更加明亮，更加燦爛無比了。

只有堅定不移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充分肯定毛澤東在中國現代史上獨一無二的最偉大的人民領袖地位，真誠地、表里如一地堅持發展毛澤東思想，才能夠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一旦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或者企圖另起爐灶、以各種遮人耳目的借口來貶低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就難以保持，黨組織就會喪失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政治核心作用，甚至會把黨組織擺放到工人群眾的對立面。2009年發生的吉林省通化鋼鐵公司“7.24”事件，決非只是偶然的孤立存在的典型例子。在此之前已經發生過重慶市特種鋼廠事件、云南省孟連事件等系列事件，在此稍后又連續發生了河南省林州鋼鐵廠事件、武漢鍋爐廠事件，等等。就這些事件的性質而言，可以說比不斷發生的導致礦工大量死亡的煤礦事故還要嚴重。

二、應當怎樣理解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和思想路線？

共產黨的領導，意含著思想領導、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就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領導，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觀的領導，就是要求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觀察社會，指導實踐，創建和改造黨組織，使各級領導權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其中要求共產黨員和黨員干部樹立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思想觀點，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觀點，樹立唯物辯證的全面性思想觀點，樹立勇于帶領人民群眾從事革命和建設實踐、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思想觀點。其中最主要的，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求黨的各級領導班子成員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堅持不斷地同自身和黨內外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作斗爭。這就是要求共產黨員和黨員干部堅持斗私批修、高瞻遠矚、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大長無產階級革命志氣、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路線。這一大段所說的各條是實現黨的思想領導的本質要求和基本綱領。共產黨的思想領導，是加強黨內團結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黨的政治綱領、全面貫徹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中心環節。

三、應當怎樣確定黨在現階段的政治綱領和政治路線？

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包括黨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的領導。其中最重要的是黨的政治綱領路線的領導。黨的政治領導，是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核心內容，直接關系到黨、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當然也直接關系到鞍鋼憲法的前途命運。

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的政治綱領，就是要努力促成共產黨內外一切堅信、擁護毛澤東思想的革命力量實現大聯合和大團結，持續不斷地開展有利于戰勝形形色色的賣國的官僚買辦的原始資本主義復辟勢力的斗爭，重建或者健全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重建或者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堅持不懈地抵制、批判、清除來自黨內外、海內外各種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和腐朽陰暗的意識形態，努力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共產黨、國家和社會意識形態各個領域里的權威指導地位，為建設現代化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公平互助的、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的、國強民富的、安全穩定的、綠色環保的、可持續發展的、比較完備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而奮斗（即為具有這十大內涵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而奮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如果真正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進行科學的闡釋，是可以采用的（筆者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編著、出版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入門》一書，不久前發表過《兩種對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與毛澤東思想》文稿，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但是它愈往后就愈被濫用，早已成為一個大筐，什么都可往里裝，變成了無底洞、無定格的概念了，甚至已經變成被引向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概念了，所以不宜再沿用了，還是用科學社會主義概念或中國式社會主義概念比較確切。

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就是要在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各級黨組織（不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要經過斗爭，進行改組或重建）領導下，依靠黨內黨外首先覺悟的、堅定地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骨干力量，依靠和團結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工農兵學商廣大勞動群眾，堅持獨立自主原則，聯合海內外所有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各階層人民，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各種有效形式開展有利于國家獨立自主和社會主義事業、有利于打擊賣國分子、有利于懲罰官僚買辦分子和各種官僚腐敗分子、有利于擊退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惡毒攻擊人民偉大領袖的反動分子、有利于教訓各種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工農兵學商勞動群眾的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幫兇的斗爭。在對外關系上，仍然要堅持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加強與世界各國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被侵略的國家人民的大聯合，不斷開展有利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反對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和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斗爭。

在行動方針、政策、戰略策略上，要求所有堅持繼續革命的骨干分子都要深入認真地反復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著作，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真蒂，全面總結交流60年來的經驗教訓，采取切合實際的、行之有效的各種辦法。其中有若干原則是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背離的。例如，要求高瞻遠矚，把握全局，知己知彼，胸中有數；既要從長打算又要機動靈活，既要反對空談又要反對蠻干，既要堅持獨立自主又要團結絕大多數，既要首先維護工農兵學商各界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又要兼顧（不可損害）同盟者的利益；戰略上要藐視困難，增強信心，戰術上要重視困難，謙虛謹慎；分頭深入調查研究，依靠團結群眾，隨時掌握政治動向，及時捕捉有利戰機，集中優勢兵力打好每個戰役；不打無準備、無把握的消耗戰，打則力求必勝；等等。

四、為何黨的組織路線是從屬于黨的政治綱領路線的？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是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各級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黨中央、各級黨委會通過決議，自上而下地貫徹實行的。黨的組織領導，是實現黨的思想政治領導的物質載體和基本環節。它必須遵循黨的組織路線（包括黨的干部路線）和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

黨的組織路線，是實現黨的政治綱領、執行黨的政治路線的樞紐環節，是受黨的政治綱領路線所制約的，是從屬于黨的政治綱領路線的。就是說，有什么樣的政治綱領路線，就有什么樣的組織路線。當黨的政治綱領路線發生重大變化時，黨的組織路線（包括黨的干部路線）也一定會發生相應的改變。

例如，在新中國開創后的前30年間，由于毛主席強調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一心一意地為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而奮斗，不斷排除干擾，使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治路線占上風，因而在黨的組織路線上就特別強調，發展黨員要求既講階級路線又注重政治表現，不但要求組織上入黨，更加注重思想上入黨，健全黨組織生活會，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斗私批修，改造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要求黨員在群眾中切實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在培養選拔黨政軍干部上，當時特別強調德才兼備，又紅又專，以德為先；要求把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終身的革命人生觀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價值觀或人民公仆價值觀，看作比個人生命還重要。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黨校仍然被看作是對在職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再教育的基地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基地，是黨員干部鍛煉無產階級先進黨性的熔爐，有嚴格的教學紀律，要求學員自帶被褥住校學習。干部進黨校的第一天，教員的任務是幫助學員把被褥搬到樓上的學員宿舍。無極特殊情況，未經校長批準，學員不得請假。在晚間10點鐘之前，學員宿舍的燈是亮著的，絕大多數學員都在認真看書學習，或三兩個人一起討論教學中的有關問題。教員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到學員宿舍與學員交流、進行調研的，以便對學員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思想教育，更加切合實際地幫助學員解決教學中的疑難問題。每到周一晚上，是鐵定的黨員組織生活會。再加上那時經常開展群眾性的整黨整風運動，使黨政軍機關的腐敗之風和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受到了明顯的抑制。

可是此后不久，黨校的思想教育和教學的嚴格紀律開始松懈了，晚間亮著燈的學員宿舍開始減少了。其主要原因在于：自從批“左”、樹立小崗村包干到戶（解散人民公社）和默認傻子瓜子業主做投機生意這兩桿旗后，就開始準許農民自發地進城經商或通過行賄做倒賣木材生意等等，投機倒把由受打擊之列演變成事實上的受保護之列，并且從憲法上取消了“四大”，不要求爭論，進而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因而使人們開始由從前的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抬頭向前看”，演變成給個人主義正名，“一切向錢看”。于是，一大批鄉村黨員干部利用與黨政機關的人脈關系，以行賄開路，下海經商，大發橫財；城鎮里的黨政軍機關和國有企事業的部分黨員干部，也急著利用黨政機關的人脈關系下海經商，或在機關、學校、國有企事業單位辦“三產”，設“小金庫”，或鼓勵干部家屬子女“辦三產”，下海經商。這就使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的腐敗之風迅猛地蔓延開來，為以反腐敗為爆發點的“89”動亂埋下了禍根，并使腐敗之風在1992年之后更加瘋狂地、更加持久地盛行開來。

就這樣，很多共產黨員可以當資本家，很多資本家和能人、“精英”甚至一些黑社會頭子也可以被突擊入黨，提干，當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培養選拔干部的標準――德才兼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流于形式，實際上只剩下一條“潛規則”標準，那就是誰敢于沖破姓社姓資，大膽改革開放，誰就有可能得到提拔，委以重任；誰講姓社姓資，反對包干到戶，反對城鄉企事業私有化，誰就會被認為是僵化保守，極左，反對改革開放，因而被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提前退居二線，靠邊站。

隨著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變化，黨校這塊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圣地，也逐漸演變成為拉關系、權錢交易、搞腐敗的避風港和集結地。上世紀90年代末，筆者在中央黨校書店就看到一些省級領導干部買了不少像金瓶梅等消遣性的書，問他們要不要筆者著的《蘇聯興亡的沉思》和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的《共產主義明燈》這兩本書時，其中一位回答，說：“不要這兩本書了。我買的這些書已經夠我看了。”當時一位中央黨校管理學員的處級干部對筆者講，現在黨校的正氣、正派學風大不如前了，每到晚間和周日，許多學員忙于請客送禮和接待請客送禮者，甚至互相討好，封官許愿。對這些不良現象，很少開展批評斗爭，美其名曰：“多栽花，少栽刺”。有位省級領導干部提議，周日咱們到三峽看看，于是坐上多架飛機來回飛，大筆一批，變成了“公費視察”。像后來被處決的、與罪惡累累的黑社會頭目（通過對馬向東行賄當上沈陽市人大代表）劉涌相勾結的大貪污犯、原沈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就曾經到港澳等海外豪賭17次，每次賭資都是十幾萬或幾十萬，其中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每到周末，就有從沈陽飛來的專機接送他到澳門豪賭，達5次之多，賭輸了有人替他買單，賭贏了就歸他自己所有。馬向東的腐敗正是從1986年開始的，顯然與當時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發生了改變密切相關。

無獨有偶。上述這些不良現象，不僅在中央高級黨校和地方中級黨校存在，而且在基層黨校更是屢見不鮮。2010年2月1日，上海《報刊文摘》摘登了1月27日《半月談》的文章。其標題就是：《基層黨校怪現狀――跑門子拉關系，功夫全用在校外》。有的學員對記者說，不少學員只有1/3時間用于聽課，另2/3時間用于校內外互相應酬或處理單位事和私事。他們把到黨校學習的一兩個月里看成是放松、休整的機會，幾乎每天晚間的相互應酬都排滿了。由于晚上酒喝多了，歌唱久了，白天沒精神兒，有的干脆白天睡覺，晚上活動。有人問起學習上的收獲，他們只感到一片空白，唯一的收獲就是與幾十個縣的一把手拉上了關系，以后辦事方便多了。要求寫學習心得么，那就只好請秘書或他人捉刀來幫忙了。

不言而喻。只有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組織都能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都能夠擔負起對得起黨和人民的責任時，才能夠體現、堅持本來意義上的共產黨的思想領導、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才能夠真正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否則，黨的領導就會被堵塞，被架空或受到嚴重的扭曲，從而導致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難以落實。

有權威人士曾經認為，反腐敗，不能靠人治，也不能靠群眾運動，不可再搞“四大”，還是要靠“好的制度”，靠公檢法。經過30年的檢驗，說明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是脫離當代國內和世界實際的。一旦連公檢法、紀委和反貪局都存在嚴重腐敗時，那又該靠誰呢？現在人大制定的法規、黨政軍機關制定的法規，從數量看，與30年前相比，不知增加了多少，可是為什么仍然遏制不住腐敗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黨的綱領路線出了問題，隨之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鞍鋼憲法都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因而使腐敗的社會根源――資本主義私有化――急劇地膨脹了，無比深重地惡化了。

五、應當怎樣理解共產黨員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還有一個問題應當搞清楚，每個黨員或黨員干部是不是一定要無條件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當中央決策嚴重失誤或出了修正主義時又該怎么辦？

按照中央頒布的中共黨員條例的規定，要求黨員在思想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指不得公開發表與黨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基本路線、基本經驗相背離的言論。本來，這四個基本有明確的科學內涵，即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的現代化建設基本綱領，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和政治前提、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任務的改革開放基本路線，唯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歷史基本經驗。不但普通黨員，就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央委員和總書記、軍委主席，都不得公開發表與這四個基本相背離的言論；即使各級黨委的決議，包括黨中央、全國性的代表大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同樣不得與這四個基本相背離，因為這四個基本是中共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早就明文規定了的鐵定最高權威法規。背離這四個基本就是違反黨章，違反憲法，應當受到黨規國法的嚴厲制裁；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都有權利予以譴責和聲討。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員和黨員干部要在思想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規定是無條件的，決不容許有任何懈怠的思想行為存在。否則，怎么能夠形成全黨團結統一的、具有強大組織的戰斗力量，怎么能夠做到統一認識、統一部署、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統一紀律呢？

可是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并不是那樣簡單明了。像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竟然在黨和國家管轄的出版刊物上公開發表直接背離那四個基本的“唯有民主社會主義”（即掛著社會主義羊頭販賣資本主義狗肉的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反動言論，至今未受到任何黨規國法的處罰。有關當局竟然可以不履行黨章憲法的職責。而不少同志由于捍衛黨章憲法，發表不贊成資本家可以加入共產黨、不贊成禁止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兩個刊物（至今都沒能指出這兩個刊物有哪些文章是背離那四個基本的）出版的公開信件，反而長期受到多方面的壓制。這是不是以實用主義原則取代了中國共產黨的那四個基本呢？再加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被濫用，人們已無所適從了。人們不禁要問，當搞歪門邪道者可以逍遙法外，正義直言者反被監壓時，那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和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所許可的？如果任憑這種“潛規則”流行，那還能夠繼續維護社會的和諧安定嗎？

所以，無論從中共黨內和國內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從蘇聯東歐慘痛的歷史教訓來看，共產黨員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組織紀律，并不是完全無條件的，決不可提倡盲從。既然組織路線要受到政治綱領路線的管束，那就意味著組織紀律要服從政治紀律，而政治紀律就是要無條件地遵循嚴格意義上的那四個基本。當中央有些領導人的言論舉措明顯地背離嚴格意義上的那四個基本時，仍然要求全體黨員與他們保持一致，那豈不是亂了套？那還不是要求中共中國也跟蘇共蘇聯一樣，利用僵硬的組織紀律把自己的黨和國家搞垮？需知，戈爾巴喬夫就是利用蘇共僵硬的組織紀律，把自己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路線強加于全體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才把蘇共蘇聯摧毀的。

有的地方黨委頒布了更加站不住腳的條文，說什么地方黨委管轄下的全體黨員要與地方黨委保持一致。照此類推，區縣委管轄下的全體黨員也要與區縣委保持致，各單位的黨員也要與各單位的黨委保持致。然而，在現實中已經普遍存在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當很多一把手已經腐敗的情況下，當陽光法規難以推行而陰暗“潛規則”風行的情況下，如此自上而下地層層提出無理要求，那還不是一種典型的陰暗“潛規則”？還不是要求所在的黨員跟著許多地方或單位黨委一把手搞腐敗（難怪會出現那么多的腐敗窩案！）？還不是重新倡導早在文革時就已經受到批判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還不是要把全體黨員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規定架空起來，而另行一套違反黨規的“土政策”的典型表現？

所以，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是部門還是單位，是個人還是集體，只要是背離那“四個基本”的，任何黨員和非黨群眾都有權利加以抵制，都有義務加以抵制。我們應當大力提倡這種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應當說，這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文革的一個積極成果和珍貴的遺產。）。只要是在這種情況下，企圖用組組紀律來壓制、處分黨員和黨外群眾，那是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那是完全非法的，那是必須加以根絕的。要不然，那還怎么可以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呢？當中央已經出現修正主義時，如果容忍共產黨員袖手旁觀，甚至提倡“告別革命”，下命令不許共產黨員起來抵制；一旦起來抵制，共產黨員就要受到嚴厲的組織紀律制裁，那還不是要把共產黨員應當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黨性這條神圣的黨規拋到九霄云外？那還不是要把全體共產黨員都要維護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這條神圣的黨規拋到九霄云外？這樣的組織紀律，難道還不是從增強黨的革命戰斗力的工具，演變成了為某個特權集團壓制革命、復辟資本主義、反黨反人民、反對社會主義的反動法西斯的工具？需知，組織紀律是一把雙韌劍，它既可為革命政黨和人民革命服務，也可成為反動派鎮壓革命的工具，就看它掌握在誰的手里了。

六、應當怎樣全面理解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是繼承列寧主義優良傳統而通行的組織原則。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行動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規則辦事，在領導班子中實行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黨委書記有最后決定權，但要負總責。如果單指組織紀律而言，這似乎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如果只是記住和生硬地執行這種組織紀律，或者形式主義地行使這種組織紀律，那對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仍然是十分浮淺的，是很不完整的，甚至是極其有害的。

因為黨的民主集中制是與黨的政治綱領路線和黨的群眾路線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是以堅持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綱領路線和黨的群眾路線為前提條件的。因此，在形成組織決議之前，它要求黨委成員尤其是一把手要以普通黨員群眾的身份虛心地傾聽各方面群眾的意見，切實深入群眾之中進行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的事實和數據，然后從正反面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地反復思考，拿出符合黨的綱領路線的、有群眾基礎的、切實可行的、不得不行的方案措施，提交給黨代會或黨委會進行充分討論，再進行民主表決，形成決議。這既是從群眾中來的民主過程，又是從群眾中來的集中過程。

然而到此為止，還只是理解了民主集中制的一半。因為在貫徹執行黨代會或黨委會決議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民主和從點到面的原則。例如整黨的決議，就要選擇各個方面有代表性的地區、部門或單位進行實驗，并且要求邊實驗邊傾聽各方面群眾的意見，深入群眾之中進行調查研究，進行正反面的全面分析，糾正錯誤，堅持真理。這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是堅持再次民主的過程。而且，在每個大的戰役過程中，往往需要進行多次的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還到群眾中堅持下去，這樣循環反復的過程。其間的中心點就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

由此可見，從理論原則上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既是高度的集中又是高度的民主。它是民主與集中的高度統一。它的實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群眾當家作主。

然而，群眾的意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有多數意見與少數意見之分，有正確意見與錯誤意見之別。黨委在集中群眾意見時，當然是要集中群眾中的正確意見。而集中群眾中的正確意見，并不完全等同于集中多數群眾的意見。因為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里。再說，黨代會或黨委會中的少數意見，并不意味著在群眾中也是少數人的意見。尤其是在綱領路線有誤、領導作風不正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是會經常發生的。當出現這種情況時，所在的黨委書記或黨委委員就應當申明大義，大力開展此時的經濟、政治、軍事及黨內斗爭形勢的宣傳教育工作，使所在的黨員和黨外的多數群眾都能認清形勢，都能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來思考問題，從而自覺地意識到真理究竟在誰的手里。這就是黨組織的領導職責及其意義之所在。在真理先由少數人掌握然后轉變為多數人認同的過程中，自然會發生黨內斗爭和人民群眾內部錯綜復雜的斗爭，還有可能發生不止一次的領導班子調整。這個斗爭過程，也就是斗私批修、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互相幫助、共同提高、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亦即統一認識、統一計劃、統一部署、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統一紀律的過程。

只有把握上述全部內容，才能比較完全地認識和比較正確地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在批評各種右的錯誤思想政治傾向的同時，革命左派應當不斷地加強自身的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和組織性的理論修養，認真總結黨內外、國內外的歷史經驗教訓。

七、要使鞍鋼憲法得到普遍推行，關鍵在于要把領導人民執政的共產黨整頓好，建設好

人民的革命和建設要勝利，就迫切需要人民內部的團結，而共產黨就是人民團結的政治核心力量。事實上，革命和建設的每一步前進、每一次發展和勝利，都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屬于中國人民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打江山靠共產黨，再造清秀、繁茂的江山，同樣要靠共產黨。

這里所講的共產黨，當然是指切實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是指能夠堅持發揚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緊密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傳統作風的共產黨。如果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離開了黨的三大優良傳統作風，黨就會變質變味，就不可能領導人民沿著正確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前進，就會使革命和建設遭受嚴重的挫折。在這種情況下，鞍鋼憲法是不可能得到推行的。

當今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7600多萬黨員的大黨，黨員總數是新中國成立時的17倍。從黨員數量看，可以說是所向披靡，攻無不克的。但是從黨員思想政治素質來看，卻是千差不齊的，有相當數量的黨員是不夠格的。當然，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優秀共產黨員到處都有，只可惜他們中的大多數并未在黨和國家的要害領導崗位上任職，倘若有100萬以上的這樣優秀的共產黨員被安排在各要害領導崗位上，那么黨的戰斗力就會數倍、甚至數十倍地增強。從思想政治傾向看，當今的中共黨內已經發生了相當嚴重的分化，尤其是在黨員領導干部中，主張資本主義道路者很可能多于主張社會主義道路者。要不然，為什么有那么多的腐敗分子能夠邊搞腐敗邊升官？那股抹黑中共黨史、攻擊人民偉大領袖、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黑暗政治勢力的囂張氣焰，怎么可能如此的猖狂而得不到有力的懲治？為什么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是隨著黨員數量的猛增而大大增強，反而削弱了？

黨員數量猛增不見得一定比以往黨員數量較少時會更好些。如果以黨員數量猛增為滿足而忽視黨員的思想政治品質，那是十分危險的。蘇共喪權、蘇聯解體之前，蘇共黨員曾經達到2000多萬，而在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時，蘇共黨員才幾十萬。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敗亡之前，其黨員數量比共產黨的黨員數量大得多，結果又如何呢？所以，關鍵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質量，在于各級領導權究竟掌握在誰的手里，在于黨在人民群眾中是否具有崇高的威望。

如同蘇共后期一樣，當今中共黨內外也存在著三股政治思潮和事實上的三股政治勢力。其中的右翼勢力就是“中共黨內民主派”，自稱為“告別革命派”（有人稱其為“資改派”或“自由化派”，亦即“全盤西化派”），包括高級干部知識分子中一些赫赫有名的非毛化分子。他們是2008年浮出水面、公開發表“08憲章”、現在又轉入地下的“中國民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相對立的是中共黨內外主張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派”，簡稱為“革命左派”，也有人自稱為“社改派”）。其中不少高級老干部、老知識分子都具有較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他們基本上被排除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但是有時候也可能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翼。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是中共黨內外的“民主社會主義救國派”。他們在經濟綱領上與右翼勢力沒有太大的差別，基本上都主張私有化，但是在政治綱領上反對全盤西化，主張共產黨執政，又主張資本家可以加入共產黨，認為可以與帝國主義者講和諧。其中又有不同的旗號：少數人主張公開打出“民主社會主義”旗號，把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或“中國社會民主黨”，多數人主張繼續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號。由此可見，所謂“中間派”，并非真正的中間派，也并非真正主張中間道路，而是繼續在分化之中。其右翼是全盤西化派的同盟軍，其左翼是革命左派的同盟軍。此外，還有極少數的人屬于“極左派”或“蠻干派”。他們把中國共產黨看成漆黑一團，主張另起爐灶，過高地估計革命形勢已經到來，因此嚴重脫離群眾和實際，難免會導致失敗。

北伐戰爭時期，部分中共黨員曾經公開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與國民黨中的左翼結盟，擁有雙重黨籍。如今部分中共黨員則是隱瞞著中共黨組織去投靠“中國民主黨”的，擁有事實上的雙重黨籍。而在中共黨外，已經成長出一大批主張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和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黨外布爾什維克。雖然在組織上還沒有被吸收到中共黨內來，但是事實上，他們已經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共左翼的成員了。所以，當前中共左翼的方針，應當是以中共黨內外的左翼骨干為核心，依靠中共黨內外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廣大工農兵學商勞動群眾，不斷地揭露中共黨內外右翼勢力的惡行惡果，爭取不明真相的廣大中間群眾，發展壯大左翼革命力量，盡可能地擴大團結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以便孤立右翼勢力。為此，必須與極左蠻干的幼稚思想行為劃清界限。需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來把中共各級黨組織整頓好、建設好，并非一兩次戰役就可以成功的，這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我們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消極等待，而要依靠群眾的智慧，腳踏實地，千方百計地努力去爭取！

在此，順便談及如何看待高干子女的問題。事實上，高干子女中已經在思想致治上分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派系，即：一部分主張“告別革命”，可以稱其為“告別革命”的高干子女，另一部分主張接續前輩的革命使命，繼續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可稱其為“繼續革命”的高干子女。我們的方針應當是：依靠、團結“繼續革命”的高干子女，批評、幫助、爭取“告別革命”的高干子女，孤立頑固的非毛化分子。

201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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