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書摘）

《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

[美]阿妮達·陳（中文名字陳佩華）著，

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

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年

老田按：在精英們把持的國史黨史敘述中間，有關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占據著重要的解釋地位，文革和系列群眾運動等等重要政治事件，按照相關精英們的分析，都要聯系這個迷信和崇拜來揭示。與這種重要地位相對照的是，有關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的研究卻極端稀少，而沒有這樣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恰當地說明一個人的頭腦是如何被“輸灌”進去那些“迷信”和“崇拜”的。據老田所知，陳佩華的《毛主席的孩子們》一書，是目前僅有的一本通過“深度訪談”來揭示文革前個人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的研究。

陳佩華的研究案例，集中于文革期間的內地逃港青年，她通過對11個人的深度訪談，并把其中的四個人挑選出來作為代表性案例（區女士、白先生、張先生、鄧先生）進行深度呈現，來全方位地揭示文革前學校中間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及其影響。最后得出來的結論是：新中國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中間，家庭的影響是很小的，學校的影響很大，其中，同輩群體的相互競爭和壓力又是最重要的。

按照陳佩華提供的材料，書面的政治教育和說辭，每一個要求上進的青少年都掌握得很好，達到了“一張嘴，那些話就到了嘴邊”的效果。但是，這些內容很難說深入影響了青年人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所以，個人崇拜或者過度政治化的語言在實際上效果如何，并不能由張口就來的那些“話”來揭示。

陳佩華本人把青年人中間的種種“過度政治化”現象，與弗洛姆的“權威人格”概念聯系起來給出解釋，在認真閱讀之后，覺得作者給出的解釋格外牽強附會，廣州中學生中間的過度政治化，一切都來源于競爭稀缺的向上流動機會所引發的惡性競爭，這一惡性競爭的表現之一就是過分積極地積累“政治資本”，為此不惜放棄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區女士為了自己的政治上進甚至不惜斷絕父女關系，這個表現不僅僅顯露在政治上，在其他方面也同樣如此——她在選擇逃港的時候也沒有給父母任何通知。

恰恰是這個被陳佩華看作是“權威人格”樣板的人物，卻完全不符合這一概念的任何表征。甚至截然相反，這位區女士在國內還往往表現得格外謙恭和隨和，因為這恰恰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正確性”標準所指——不能脫離群眾，每一位有官場抱負的青年人，都不得不十分檢點自己與“群眾”的關系。更為諷刺的是，區在逃港之后，陳佩華親耳聽到了她自己的一個對照反省“我以前脾氣不是這樣壞的”——反而是在香港這樣一個自由世界，區空前表現出“權威人格”的特征。按照陳佩華所總結提煉的訪談資料，強烈的向上爬欲望，主要是各種中產階級家庭灌輸給下一輩的，而不是來自學校或者宣傳的影響。區女士表現出來的通過官場往上爬的強烈欲望，甚至到了香港隨后到了美國之后，也毫無二致，區女士雖然在海外墜落到“打工為生”的底層，但尚不足以讓她死心。

佩里·安德森以一種開玩笑的語氣評論西馬學者的努力，說他們：“談方法是因為軟弱無能，講藝術聊以自慰，悲觀主義是因為沉寂無為：所有這一切都不難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找到。”安德森接著就指出：關鍵就在于西馬思潮是作為歐洲革命失敗和工人階級長期死氣沉沉的產物。弗洛姆很好地繼承了西馬的特色，避開各種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糾葛，為各種重大社會事項尋找一個“非社會性”的、內在的個人原因，服務于這樣的解釋方向，才需要提出來權威人格這樣的概念。但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恰恰是一場成功革命的結果，文革前夕恰恰是繼續革命高唱入云的時候，作為一種革命失敗后遺癥的西馬理論，要以之解釋中國的政治場域中間的問題和現象，遭遇到一些“水土不服”的問題那是可以想見的。

看起來，合理的解釋要從造成過度競爭的原因方面去尋找，這個原因倒是很多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熟知的。由于毛澤東時代初等教育的過度普及，同時由于工商業不發達、特別是毛澤東時代實行抑制上層社會擴張的政策，使得有抱負的青年人數量過大同時社會提供的向上流動機會卻過小，這引發了“過度競爭”。由于過度競爭的存在，幾乎每一種考查青年人品行的政策和號召，都會在過度競爭的環境中間被實施到極度扭曲的程度，這在陳佩華書中有大量的資料可作證據，由于“假積極”的現象廣泛存在，這就不可能不損害青年人對于政治的一般性看法。

由于過少的向上流動機會的稀缺性，不僅導致青年人過分重視學習成績，在政治和品行方面也引發過度競爭，還吸引了一切社會力量參與其中，官員的子弟往往通過其父輩的權力與社會影響，力求占據一個優先獲取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地位，學校的老師和管理層都接受此種影響并部分注定地內化了權貴子弟優先的原則。每一種不公正的競爭，都會引起反彈，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于干部子弟的反感，成為紅衛兵派性的一個依據。

由于極度缺乏研究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人政治社會化過程的材料，特地向網友推薦這本書，為節省大家的時間，我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書摘。原文大約20萬字，書摘約7萬字。

2008年11月14日

第一章　導言

“我一直堅持不懈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所以，睡覺時，我經常先讓別人選好地才睡，我還經常為他們打水喝。我是想以此來表明我的心是好的。我這么做是那么自然。我曾經做過多年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指導，我向雷鋒、王杰、白求恩、張思德這些革命典型學習，我學他們是一心一意的，并照他們的事跡去做，讓毛澤東思想影響我的行動。毛澤東思想我是活學活用的。P1

當六、七十年代在中國的報紙廣播中見到這樣的表白時，禁不住要引起人們的懷疑。這一種熱情，看起來是那么裝模作樣、渲染過度，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它還很容易被人們當作笨拙的，人為的宣傳而擱置腦后。

可是，這段引語并非來自任何一份官方的出版物，它來自1975年在香港我同一位年輕女士的談話錄音—帶著嘲弄的口氣敘述她在一家中國監獄里的行為。P1

可以進一步觀察到，這些年輕人身上所共有的權威信仰和情感需求，與其說來自他們父母的影響，不如說是在學校里政治社會化的結果。在這些年青人中，誰對毛澤東主義的信條最努力奉行，誰就會被官方稱作積極分子；和那些較少獻身，也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學相比，他會發展成更高程度的權威人格。P2

當然，我并不是說，是學校當局或共產黨領導有意識地把象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現的狂熱信仰這樣的權威人格極端形式灌輸到孩子們心中。黨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竭力鼓勵那種與毛主席的教導相一致的高標準的道德和守紀律（P2）不難看到，正是通過這套體系，這些教導很快就形成了影響：個人獻身行為成了競爭的內容，對于政治正統的夸大需求被灌輸到孩子們的心中，而對于被排斥對象的強烈歧視卻受到了鼓勵。

1、研究方法與實例調查

推動我進行此項研究的是1971年在香港我與一小群來自大陸的年輕人的幾次短暫談話。我自己是廣東人，在中國海岸邊的英國殖民地長大，來自廣東的紅衛兵和香港人之間的巨大差別震動了我。他們所操的廣東話的語調與我們并沒有多（P3）大的差別，但他們講話的內容，卻使我們大惑不解。他們使用著與我們完全不同的辭匯，在這些辭匯背后有著不同的詞義和內涵，以及不同的生活經歷和世界觀。正是這使他們與我們有所區別，也就是這些不同之處，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開始與他們頻繁接觸，有時是一對一的，有時是許多人在一起。逐漸地，或單或三三兩兩，他們中大部分人開始非正式地跟我學英語，通過這種私人教授的方式，十四人中有十一人，我與之進行了深入的談話。我喜歡這種安排，因為這能夠使我心安理得地要求和他們進行正式的、廣泛的交談，并且不至于使他們陷入“付錢的談話者”那樣的窘境。在他們那一方，他們也歡喜有一兩個朋友可以吐露心曲。有幾位還急切地談到了更多的內容，諸如他們個人生活經歷以外的事，以及他們最了解的關于中國的情況。等到1976年訪談結束時，他們之中有好幾位已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P4

對于十四個人中的每一位，我主要運用開放性問題的提問方式，與他們進行了廣泛的交談。我鼓勵我的訪談對象離題去講他們自己的生活軼事和自己的話題。每一次談話大約待續二到三小時，平均與每一位訪談對象都有八到十次談（P4）話。所有這些都錄了音，逐字逐句地從廣東話譯成英語，并且謄抄下來。

根據官方的說法，出身好的人(解放前是工人、農民或共產黨員)理所當然會帶有更革命的態度，而那些階級背景不好的人(出身于解放前的資本家、地主、富農或國民黨家庭)一般都帶有不可靠的政治態度。他們相信這種態度是可以傳遞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老子傳遞到兒子身上。P5

對我的訪談對象們來說，階級成份的劃定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由于政治身份的確定表明了新政府對他們的看法，所以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他們在學校中的地位以及提高地位的機會，而且，它還影響著青年人對自身的看法。P5

在我的訪談對象中，大部分都屬于小資產階級中的“知識分子”出身。這意味著他們的父母在解放前屬于象西方的“白領工人”那樣的社會集團，它包括從專家到教師、職員的各類專門人才。P6

我所感興趣的是他們在中國成長的一般狀態，作為青少年，這些年輕人曾經有著堅定的信仰。讀者自己將會很快發現，他們是如何獻身的，事實上，這種獻身也就是對黨的信條的獻身。無疑，正是這種獻身精神的強烈性，以及對于任何異端信仰的頑固排斥，構成了此項研究的主題。P7

2、政治積極性——積極分子

真正的積極分子一開始就被認為是黨的教導的篤信者。這些教導被認為能為他們提供一種依托，一個終極的目標。其信念的中心部分是這樣的：通過在大眾中對這種信仰的廣泛傳布，中國能夠重建一個繁榮的和政治上純潔的社會。積極分子的熱情可以做為鼓動群眾的催化劑，他們被看作是在掌握真理的上層和真理推行對象的大眾之間的一個重要橋梁。他們不僅在運動中要起到發動和組織群眾參與的作用，就是在平時，也要致力于“發掘”群眾的熱情。

與列寧主義信仰一致，他們認為只有有紀律的組織才能、推動歷史前進，也只有通過組織成員的積極行動，其貢獻才是真實有效的。這樣，積極分子就被吸收到共產黨中，如果他太年輕，那么就由共青團接納他。為了換得成為真正的“革命先鋒”的機會，他們能夠毫不動搖地服從組織的需要作為（P8）組織成員，他們的責任加強了，但卻可以從中獲得感情上的慰藉和依托。

當問到這些以前的積極分子關于積極性以及積極分子組織時，他們經常提到“光榮”這個詞。這個詞本身就暗示出其既表示精神上的成就，也意味著個人的聲望。這就是問題的兩難之處。積極性可以帶來社會地位和局部的名望，而且甚至有時還能帶來個人提升的機會和物質上的利益。毫無疑問，后者并不是一個真正的虔誠的積極分子所企望獲得的。他們要堅持不懈，反反復復地鍛煉自己，以與一己之私欲進行斗爭。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正義和獻身精神，并且使自己成為普通群眾的榜樣。P9

問題就在于，一個成功的積極分子所獲得的種種好處。對那些有野心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誘惑。他們追著潮流，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現出積極、獻身的樣子。這樣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具有真正積極分子信念的人被稱為“假積極”。有些中國人認為他們所認識的大多數積極分子事實上都是騙人的投機分子。當時中國流行著這樣一句話:“當面一套，背后一套”正是這種現象的反映。由于獲得了可觀的報酬，那些“真積極”的積極分子所面臨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才能表明他所公開表現的對于積極分子行為準則的獻身，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做樣子給人看的。P9

無疑，走上積極分子道路的各種人并非都是一個模式。他們為不同的需要所驅使，其傾向性也相應地各異。從這一點出發，我從我的十一位有積極分子傾向的訪談對象中選出四位來做特殊的描述。我之所以選出這四位，是因為他們的個性差異最突出。其積極性表現的模式也各有不同。尤其重要的是，這四個積極分子對于權威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取向。既然以后我們將要討論在積極性與權威主義之間的關系，所以，在這里我尤其想考察一下這些年輕人在其積極分子角色影響下對于權威的不同態度取向。P10

為了便于直觀，我將冒昧地為他們貼上可以記錄的標簽。區是一個“順從的積極分子”（comforming activist）。她委身于那一套價值觀，她的先入為主的傾向是忠實地履行普遍的行為標準，她毫不動搖地、站在權威一邊，極為忠誠，毫無異見。白是一個有純正癖的積極分子（purist activist）），他按照對一個積極分子所要求的行為標準去做，但他對那一套價值觀的掌握（P10）卻是宗教式的，他激情勃發，以至于迫及于人，他無法忍受普通積極分子身上帶有的人類弱點。他全身心地投入，毫無妥協地堅持其理想。有一種更高信念支配著他，如果他確信有人違背了那一套價值觀時，即使是權威人物，他也能無所顧忌地進行批評。張是一個“反抗的積極分子”( rebelling activist)那一套價值觀已經內化于他的心中，但他卻反抗權威，并且反對那些權威所強加的行為準則。他拒絕承認把是否服從官方的行為標準作為評價積極性的公正尺度。鄧是一個“講求實用的積極分子”，他忠于積極分子的行為標準，并且接受了那一套價值觀，但在感情上的投入卻少于區、白和張。在觀察他的行為準則時我們看到，在保持他的努力并不違背其自我利益這一點上，他是四人中最仔細的一個。

從講求實用到有純正癖，從反抗權威到順從，劃出一個不連續的光譜

與價值觀相依附的強度，與行為標準相依附的強度

熱情的、順從的積極分子區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選作“正式的積極分子”，擔任了職務，同樣毫不奇怪的是，反抗的積極分子張一直停留在“未被承認的積極分子”隊伍中。P12

第二章　小學的政治教育與性格構成

就象白在這里表述的，小學教育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盡最大的力量灌輸給學生對于黨的依戀感情。對于學校系統的行政人員來說，要在五十年代取得這件事情的成功顯然是困難重重的。1949年中國城市“解放”時，絕大多數教師還沒有把（P14）自己的教育工作和黨的目標結合起來，而且正相反，他們是在“小資產階級”師范學校里培養出來的(如果他們曾經受過培養的話)。黨的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不僅僅是要重新組織課堂講授的內容，與此同時，他們還需要訓練一大批新的教師隊伍，以實現黨所許諾的大眾基礎教育。這項任務的范圍可以通過以下數字看到:根據1950年的統計數字，當時中國有2900萬小學學生，但到了這個年代末的1959年，小學生人數已增加到9000萬人。

3、黨的教育和杜威主義

學校系統所要塑造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具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是自覺的忘我，對集體的服從；而另一方面，卻是主動、果斷與創新。教師的工作就是使孩子們毫無沖突地適應這兩種相反的要求，并形成其信仰。

傳統教育方法所廣泛采用的體罰和斥責被完全禁止了。體罰被認為窒息創造力并會引起孩子的憎恨和不講道理。由于恐懼懲罰而表現的被動順（P15）服被認為僅僅是表面上的順從。

中國人(還有中國人的先生，蘇聯)所采用的許多教育學概念與杜氏教育哲學有一致之處。例如，無論是杜威的還是共產黨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學著作，都把矛頭直接指向那些窒息兒童個體發展的傳統教育實踐。按照杜威的說法，應當賦予兒童實行自我啟蒙的責任和機會，學習是一個主動過程，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別人的經驗。死記硬背被認為是學習中的敵人。杜威相信，兒童通過自己主動實踐學到的東西可以鼓勵他們做事的熱情。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概念表現出某些一致的地方。P16

杜威還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兒童自愿地堅持某種價值觀，與此相對的過份順從不過是出于對權威的恐懼。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杜威也相信，教育應當致力于促進與社會目標相一致的個性發展。杜威和黨的教育工作者都聲（P16）稱，教育者絕不能把學生的智力作為評級分類的標準。但是，除了這些廣泛領域的一致性以外，觀點上的分歧還是存在的。盡管這兩種教育學派別都致力于對兒童潛力的培養，但杜威的教育思想卻與黨的“社會主義新人”概念的第二部分有所沖突。這部分的內容是：面對集體的需要，自覺地犧牲自我。

中國的教育實踐一與杜威主義截然不同，進一步講，這種不同尤其表現在誘導學生的方法上。杜威一直反對在學生中使用競爭手段來刺激學習。與此正相反，在中國的教育系統（P18）中，孩子們之間的激烈競爭卻受到推動，這種競爭不僅僅是在文化學習上，更多的則是在政治品行的表現上。孩子們被吸引參加少年先鋒隊，但這意味著候選人之間的競爭。候選人競爭也包括少先隊干部和共青團員，這是積極分子中最積極的。

4、政治教育的組織

要求孩子們通過競爭來表明他們堅持了正確的價值觀在很小年紀就開始了。所有的兒童讀物都充滿了帶有道德說教的故事。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老師就要教給他們遵守道德的或政治的教訓。為了讓學生更加牢固地掌握政治課的內容，學校為高度組織化的積極分子們創造了一個范圍廣大的活動領域，兒童的政治積極性正是根據參加這些活動的熱情來檢驗。P19

這些少先隊積極分子中來看起來是一種殊榮，而不是做這些勞動本身。因為少先隊被描述為一種政治上的先進分子組織。為了保持住這一形象，當三年級孩子們有資格加入組織時，所吸收的少先隊員也只限于那些表現最好、熱（P19）情最高、和學業最出色的孩子。這樣，大批新的、表現好的孩子就充實到組織中來。到了四年級末如某還在組織之外，那就是一件很難堪的事了。胸前沒有紅領巾會使一個孩子象一個被遺棄了的罪人一樣。這一點需要強調，到了小學的最后幾年，入隊的決定權已下放到孩子們手中，加入組織必須經過班上全體少先隊員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我們看到，學校系統就是這樣清醒地利用同輩集團壓力來獎賞順從行為和對表現不好的學生施以懲罰。

小隊最重要的作用是為孩子們學會進行小組討論提供一個場所，這種小組討論是在每周?學校范圍的政治報告之后進行的。在這些小組中，每組大約有12個左右學生，每個孩子輪流發言，講述他或她的觀點，但這所謂“觀點”，不過就是那些早已被教會的大話。通過小組討論，孩子們可以學會什么是他們應該持有的正確觀點和態度，以及如何最好地把它表達出來。如果在討論中出了岔子，有誰把從家里學到的非正統觀點說了出來，就會受到小組里其它孩子的批評。P20

教師們可以利用這種小組會來暗示哪些調皮學生有不規矩的行為(一般不公開點名，以免使孩子丟丑太大)。表現好的學生接受老師的暗示，每個人輪流發表看法，說出諸如“毛主席說我們應該幫助同學，為什么這里有人和我們不一致”這樣的話。在小學里，年輕的積極分子仍然還是跟著老師的步子走。如果沒有老師在場或者經過老師的鼓動，他們（P20）往往對于批評別的同學這件事不知如何做才好。但是，到了高中階段，這種小組會就往往沒有老師到場了，比較積極的學生差不多已經完全代替了老師的角色，他們對落后的同輩施加壓力使之順從于規定的行為標準。

在小學校的班級里，建立了不止一種學生組織，就象一只手套的幾個手指一樣，它們結合在一起發生作用。這些學生組織提供了多種手段，通過這些手段，同輩集團可以成為他們自身政治社會化的推動者和監督者。例如，與少先隊并列的還有班委會，由六到七個班干部組成，他們分別負責勞動、學習、娛樂等。在班委會之下，座位前后相接的一列學生組成小組，小組長負責這一排學生的日常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早上的隊列和學習小組，在每一個班里，差不多都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擔任這種或那種組織的組織者或領導。通過這種方法，孩子們從小就學會如何充任兩種角色：領導者和服從者。通過很復雜的渠道他們學會做到一方面是接受命令的一員，另一方面又自己發布命令。

這種嚴密組織化的積極分子系統效果突出。大量學生按照對他們要求的觀點和行為模式行動。但是，學校系統的巨大成功卻使教育者陷入困境。中國的教育理論無助于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和自我動機行為，而是把對集體和權威的鐵的紀律與競爭化的順從行為作為教育系統的主要目標。了解到他們教育計劃中這種相抵觸的一面，黨的教育工作者決定，在中國最年輕的一代人中要有一批人在創造力和獨立性方面加以特殊培養，以“避免課堂教學的限制。”P21

學校當局抱以期望的年輕一代中的精華在接受自我表現和獨立主動性的挑戰時顯出很不適應。這也就是“列寧主義”教育學的矛盾之所在：學校當局既要求孩子們馴服于權威——卻同時又要求他們保留一些創造力和主動性。由于這一（P22）系統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對順從的需要安排的，所以創造力就被窒息了。我的所有訪談對象都在某種程度上經歷過這種沖突，只是有的意識到了，有的卻意識到得比較少。

5、區：順從的兒童積極分子

談到她自己時，她同樣也難得完全敞開心扉。她講到了她的一些難以啟齒的計劃，講到她對權力的追求，以及講到因為誠實導致失敗時她的震驚。這種自我譴責的主動性，看來似乎是她因追求作一個優秀共青團員而養成的習慣，通過她，我們有可能對那些成功地從積極分子角色需求中擺脫出來的青年人的內心狀態獲得一種難得的體驗。P24

這種在教育上成功的愿望持續影響及她整個在校階段，甚至一直到她的成年這種想法也沒有改變。在香港，盡管經濟拮據，區還是為學位而奮斗，白天在大學里念書，晚上去聽中醫課，她的例子不是唯一的。所有我的十四位訪談對象都是在這種成就取向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而且，在香港，盡管他們絕大多數人都已三十出頭，但如果經濟上能允許，還是希望能接受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倒不是覺得有必要獲得一種資歷，而是要實現他們這么多年沒有實現的夢想。P25

在五十年代，并不象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段時間，中國的學校系統一直強化這種精神。無論是從國家政策還是從小學自身利益出發都鼓勵小學生努力學習，以便能在初中入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這是學生未來的需要，同時也可以提高小學校的名聲。無論家庭還是學校就都鼓勵馴服，對老師和當局的尊崇，誠實、儉樸、關心別人、謙遜、自我約束、講衛生、忍受艱苦，以及強烈的愛國心。P25

她的父母沒有教她，而是經她的老師強調的是“熱愛毛主席”、“忠于黨”，以及“向革命先烈學習”這樣的思想。除此之外，盡管她的中產階級父母本身對黨沒有什么感情依戀，但說他們在子女面前對這種教育提出懷疑是沒有理由的。他們知道，他們的子女出生在一個與他們自己成長起來的社會迥然不同的政治系統中，而且他們認為他們的子女能夠把新的政治價值銘刻于心是最好不過的事。在我的訪談對象中，有兩個家庭的的確確想要對他們的子女強化這種價值觀。事實上，通過許多個案都可以看到，甚至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受到當局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他們也沒在子女面前吐露一絲一毫對政府的不滿。只有一位訪談對象，出身于“小資產階級”、家庭，因為偷聽了家里大人的談話，接受了一種與國家規定相反的態度。這種觀點他掌握得太多了，以至于有一次在班上，他開玩笑式地表示了和那種經由老師反復宣講而趨于統一的關于黨和革命的確定觀點的相反意見。P26

學校的課程是與“階級陣線”保持一致的，這是政府有意提高工人、農民、下層這些以前先進階級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政策。小學課本中充滿了對于工人農民的項揚之辭，孩子們被教給“農民伯伯和工人叔叔創造了世界”這樣的觀點。孩子們應該向工農學習，學他們的艱苦奮斗精神和對社會的巨大貢獻，還要牢記解放前他們受到的非人的待遇。P26

寫作文時她會毫不遲疑地寫出“長大后我要當一名工人或農民”這樣的句子。但她知道，“我從來也沒有真正地想過是不是我想做一名工人或農民”。她真正的理想是做一名舞蹈演員。對于工人農民的贊揚絲毫也沒有減少她對她父親的職業一一中學教師的尊敬。實際上，就是學校也在教給他們“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樣的思想。與此相似，區想做一名醫生，文藝批評家，或者作家。事實上，我的所有訪談對象所想往的未來不是大科學家，就是某種專家。

工農受到贊美，但中產階級父母們并沒有覺得自身地位受到威脅，他們更沒有改變對自己子女的期望。在五十年代，家庭社會化與國家社會化所鼓勵的價值觀是相同的，而且這兩者是互相強化的。中等階層家庭環境里長大的孩子在他們成長期里只知道唯一的一種價值系統。沒有一種可以阻止他們受積極性吸引的相反的價值觀存在。

有必要把積極性與野心和自負的程度聯系起來考慮。這種野心與自負是從少年期形成的自信一點一點地積累起來的。在我的訪談對象中，差不多每一個成為積極分子的人在少年時期都有過值得驕傲的經歷，有的成績突出，有的聰明過人，有的是男孩子中最棒的運動員，有的則是女孩子隊中的小美人。區也是如此，進入一年級不久，她就已經清楚她一是班上最出色的。P27

封閉廠區內，彼此都知道誰是誰，住在那里，彼此的生活水平和父母職位也都顯而易見。每個不同家庭的地位加以類分，所以孩子們可以很容易地把每個不同家庭地位加以類分。就象區所觀察到的：

工人們的住處又小又臟，而領導們卻住的很寬綽，至少比較起來如此。我家的住處比起來是中等的，家里總是干干凈凈。工人們的子女穿的很寒酸，很臟，下課后要回家燒火做飯，而且學習也很差。領導的子女穿的好，社交廣泛，他們也更自負，覺得比其它孩子優越，而且老師對他們也更客氣一些。他們只自己一起玩，是班里的貴族。P29

那么區如何呢?“我屬于中等。但我的情況有點特殊，我的家庭對文化和教育更重視，這是一個特殊之處。”由于夾在地位差別極大的兩類人之間，她的優越感和自卑感同時得到了發展，她看不起工人子弟，但又感到她的父親不如那些領導和干部。如果不是在學業上成績優越，她覺得她會被那些干部子弟看不起。事實上，使她能夠與優越的干部子女比肩而立的學習成績反而給她帶來更大的刺激，她要通過自身的努力超出其它同學。P29

對區來說，每一次個人的成功，都是她自我意識的加強，也進一步喚起了她對名聲和夸贊的追求。成功地鞏固了在老師眼中的確定地位，同時她要取悅于老師的心情也更迫切了。P29

當我問她怎樣才能成為積極分子時，區以自己為例做了解釋：

積極分子要為班里做一些事，例如，就象我做的那樣。我學習好，但不象班上有些同學不關心落后同學，我幫助他們學習。這樣，在我的學習小組里，學習差的同學成績有所進步。勞動時我拼命干，在菜園干活怎么臟我也不在乎。無論什么時候只要我發現班上有同學遇到困難，我就把它告訴老師。班上東西壞了，我幫著修。有一次我發現老師總是用手代替教鞭在黑板上指劃，我就回到家里找出一些木棍，為學校里所有老師每人做了一條教鞭。那時候我的確是野心勃勃的。P30

擔任職務的積極分子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一架“橋梁”。每星期有兩到三次，少先隊的和班上的千部與老師一起討論一周的活動，討論的主題是班級討論、班里發生的問題，甚至也有關于個別學生的情況。學生干部的職責是向老師“反映班級情況”。這樣很自然地擔任職務的積極分子就獲得了一種特殊身份。由于能夠直接與權威人士(老師)（P30）對話，在學生眼中他們就獲得一種僅次于老師的權威地位。

但是，由于他們的位置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求學生干部對其屬下學生采取一種家長方式管理，這就引起了其它學生的憤怒。干部的這種既是一名同學又與權威有特殊關系的雙重角色，導致了沖突。在學生中間，發展出兩個“集團”，一個由擔任職務的積極分子組成，另一個則是大部分普通學生。

在一些個案中，任何一位對學生干部表示哪怕最微少的依戀的人，都要受到普通學生們的懲罰。

面對權威和同輩集團這兩者，一個學生干部需要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其間，通過彌合這一裂痕來化解矛盾。但是，這種平衡工作是難于奏效的。在中國的教室里面，學生干部和一般同學之間的那道巨大鴻溝幾乎永遠存在著。P31

區盡心盡力地按照對學生干部的要求去做，她極負責任，并且事無巨細地向老師匯報她的同學的每一件小的過失。天性所至，使她無法保持那種平衡感，所以她就完全擺向了作為老師的小助手的角色。逐漸，老師和校領導的表揚對她來說就變得更重要了，相比之下在同輩中的人緣反顯得無足輕重。只是到了現在，她才悲嘆于她朋友很少。那會兒她（P31）所聯系的只是“層次較高的孩子，只和程度高的在一起”。但是，就是在這些人中，她也找不出一個知近的朋友來。

還有一個訪談對象，象區一樣是一個校級少先隊干部，通過另一種方式搖擺得更厲害，他小心翼翼從不告班里同學的密，除非實在難以控制，他也從來不在老師不在時命令同學安靜。“不管怎樣，我不想把和其它孩子關系搞壞。通常，干部們受到同學們的抵制，但我卻例外。我是干部，但我和別人相處的很好”。不僅如此，對擔任職務的積極分子的那種起模范帶頭作用的要求對于他來說是一種不舒服的壓力。這使他不能象一個孩子一樣行事。“在學校我不得不把自己表現為其它孩子的楷模，但一旦我回到家里，我就使勁撒野，我需要放松。”“那你是怎樣撒野的?”“我混在鄰居的孩子之間，捉迷藏、打彈子、下棋”。如果這些活動被當成是“撒野”的話，那么就可以想象得出對學生積極分子的管束有多么緊，在學校里他們要表現得象成人一樣的認真和嚴肅。P32

這里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反映了這種情況，一個疏懶的、毫無野心的男孩，只是因為在職的學生干部太不得人心而被同學們選為班長。他驚訝地發現，在他被選上以后，他的朋友們就疏遠他了。“事情就那么自然地發生了，你不得不和他們保持一段距離，他們也小心翼翼地和你保持距離”。他寧可恢復到一個普通學生的地位。“因為在那個位置，你的同學想做的事情你不能去做。”這就和區不一樣了，這兩個男孩子把同輩集團的一致性看得比積極分子的獎賞更重要。P32

年輕的、擔任職務的積極分子的角色本身就是一個無法（P32）解決的矛盾。孩子們接受的指導是，要做一個好干部，就需要謙遜，利他、關心班里同學的困難。但是，這一系統的運行卻需要積極分子出頭露面引人注目，成為公開指定的學習標兵，“被舉上天。”所有這些只不過滿足了象區這樣的積極分子的虛榮心，刺激了他們出于個人自我利益的欲望，并鼓勵了他們的驕傲自大，這一切正好與所期望的利他主義相反。從頭至尾，區對同學的優越感以及她爭“第一”的野心就一直與她做為少先隊干部的使命相悖。她很難使自己象一個真正的積極分子一樣友愛地對待同學。她只討得了他們的敵意。在整個少年時代，區確確實實地意識到，盡管她有可能擺脫自己的狂妄自大，但這必須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否則是無法動搖的。“于是我就不特別固執。有時我成功地對別人表現出極大的善意，但有時我還是對他們不好”。

出于保持她的模范積極分子地位的需要，區甚至采取了一些與一個真正的積極分子不相稱的手段來保住她的權力和聲名。由于人緣不好，班級選舉使她大為焦慮，按規定班里的七位學生干部應該由全體學生民主選舉。但在實際進行中，差不多總是由老師“指導”學生們選出她所垂青的人。經常是由老師提名，學生們舉手表示通過。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學生們對老師的選擇提出異議，堅持選出他們更喜歡的人。

區回憶說，“舉行表決時，我仔細觀察看誰沒有投我的票，我恨他們，哼!哼!”為了保住她的權力，她建起了她的小集團。當她和她朋友圈中的“層次高的”朋友鬧別扭時，她就突然對工人子女友好起來：

我是少數派，但我盡全力和他們(她以前的朋友)作對。這把他們氣瘋了。他們想把所有人都拉到他們一邊，但我不會讓他們這么做，好幾個人都被拉到我這一邊來。我想我們是有四個人，其中三個是工人的孩子。我是這么做的，他們受人欺侮，所以來到我這邊，我給他們好處，幫他們學習，對他們表現得象好朋友一樣。我們幾個人組成了一個小集團。我學習好，名氣大，這樣我能吸引一些孩子到我這邊來。P34

盡管年齡還小，但她已經非常明顯地意識到自己超出她的同輩之上。她的手段與成人干部把人抓在手里作為擺布對象的做法如出一轍。

到了五年級和六年級，盡管她本人還有她的老師都努力爭取，但她的同學們還是堅決拒絕提名由她做班長。盡管如此，她還是一直擔任著重要的校級少先隊干部，因為這一位置的選擇權在老師的手中。P34

西方的情況表明，盡管西方的基礎學校中政治社會化實施適度，但孩子們還是“在確實了（P34）解政府是什么之前就學會了愛政府。”所以，中國政治社會化的情形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只不過比起西方來，中國更加強有力罷了。除了在一些少見的個案中，家庭政治社會化蓋過了正規的國家政治社會化，就一般而言，官方的政治社會化還是能夠引起強烈的、實實在在的反響的。

當問到他們在兒時對于小學里教給的政治價值和象征的態度時，我的所有訪談對象，盡管清一色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都證實了這一點，盡管他們并不完全知道黨是什么，但他們還是愛它。他們恨國民黨，恨蔣介石，恨美國人，也恨資本家和地主。現在他們承認，那會兒他們這么做只不過是出于一種模糊的，局外人的感覺，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人都從來也沒有真正地遇見過那些“可怕的、丑惡的階級敵人”。他們敬仰人民解放軍，渴望有一天能照故事書中的英雄那樣去做。他們明白等他們長大后要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分子，并且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他們要為國家和集體犧牲個人目標。他們都聲稱，他們滿懷熱情地參加了大躍進，并且對她們所成就的價值堅信不移。P35

少先隊員的紅領巾被賦予這么多的光榮，神奇與象征，以至于孩子們對于紅領巾的態度分布就可以提供一種可靠的標記，我們看到，在對紅領巾“絕不能馬馬虎虎”的訓誡背后，隱藏的是態度的嚴肅與真誠。P35

到了小學的高年級，同學們，尤其是男孩子們，已經不把紅領巾看得那么重要。它有可能被弄臟、揉皺、塞到口袋里。到了五、六年級，差不多所有孩子都入了隊，這時候做一個少先隊員看來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了。在一所學校里，作為高年級的標志，紅領巾被弄得越舊越臟就越時髦。在許多男孩子眼中，紅領巾不再是用先烈的鮮血染成的圣布，它（P36）成為不情愿地服從于成人權威的標志。有幾個訪談對象回憶說，那會兒他們都開始拒絕再戴紅領巾。在一個訪談對象的班級里，同輩集團壓力如此之強大，以至于如果不是老師和學生干部從中作梗，班上就幾乎沒有人再戴紅領巾。在小學校里，讓學生于部守在學校門口攔截那些沒戴紅領巾的學生，把名字記下來交給老師，這種現象并非不普遍。要是沒有這種干擾，幾乎沒有什么可以使一些男孩子順從。男孩子們不戴紅領巾，原因是他們唯恐被人嘲笑為象總是戴著紅領巾的女孩子一樣膽小。有一個訪談對象觀察到，只是到了六年級，因為要進入一所好的中學必須要有老師的好評語，他和他的朋友們才減少公開的反抗。P36

有人會說，只是因為她作為少先隊干部所享有的地位和聲望才使她對少先隊評價這么高。但是，通過她的言辭，甚至是現在的，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這種情形背后的（P37）動機非僅如此，官方的價值和信仰深深地吸引著她，她對于權威和組織的信任是毫不動搖的。可以說，是她的地位和她的信仰互相強化，使她比一般孩子做得更為順從。

第二件使區苦惱的是她的毫無光彩的階級成分。大一些以后，她越發對此感到自卑。階級成分好的人的光榮使他羨慕。甚至在小學時，她在填表時總是毫不遲疑地寫上他的兩個叔叔和嬸嬸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干部和黨員。她為她父親出身不“紅”而感到羞愧。到了六年級的最后一個月里，她甚至開始憎惡她的家庭，這是因為她把她沒能被選作免試進入初中的人選的原因歸咎于她的家庭背景的緣故(不久證明是她錯了，因為那一年這種對好學生的優惠被完全取消了。)她開始不理她的父母，并因為他們的階級背景而看不起他們。P38

我之所以看不起他們，是因為與革命干部和工人們比起來，他們的思想太陳舊了。不管什么時候買東西，我父親總要討價還價，我恨他這樣。小學五年級時，我還注意到他有時低三下四地向上級獻媚。上初中時我沒和父親出去過一次;下農村以后(初中畢業以后):我也很少跟他講話。

在三個最重要的社會化的工具——家庭、同輩集團、學校或國家——中，區有效地擺脫了家庭和同輩集團，只單方面地接受著學校和國家當局的政治社會化。P39

6、白：有純正癖的兒童積極分子

他也是這些人中唯一一位喜歡作鄉下人打扮的人。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已經到香港四個月了，但他仍然穿著一條肥大的褲子，上身是一件大出兩號的制服，腳下一雙黑色的中國布鞋。象這種不倫不類的裝束，我的其它訪談對象是不敢冒險在香港大街上穿的。因為他的偏狹，他的笨拙，和他的落伍，他成為朋友圈內固定的嘲笑對象。但是，與他的外部表現相一致的是他的精神世界，從他的表現中我們能看到他深受“無產階級”和純正共產主義的影響，蔑視物質與世俗的傳統。P39

按照白的說法，在土改時他的家庭被劃在富農和上中農之間。在談話中，不等我發問，白就急切地告訴我，他的家庭沒有剝削過任何人。他們只有過一個雇工，那也是給他幾塊地讓他自己耕種。他的父親和姐姐們都親自下田耕作。盡管現在他已經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政治系統里，在這里家庭財富是驕傲的資本而不是罪惡的標記;但很清楚，他的維護家庭“純潔性”的需要還是出于他仍然保持著的孩提時代的價值觀。

當土改的浪潮席卷到他們的村莊時，同白家作對的另一家族控制了土改工作隊(這一家族中有幾個人很早就入了黨)，并利用土改的機會來摧毀日益擴大的白氏家族。白家設法逃到了南方。共產黨贏得內戰勝利時，白的一家正在廣州，囊空如洗，忍饑挨餓。他們不得不求助于難民救濟處，他父親從那里得到一些錢可以擺一個小攤，兩個最小的孩子也被送進了孤兒院。這就是為什么白的出身會是小商販，以及為什么白并非孤兒卻在孤兒院里長大的原因。P 40

通過他對童年時代諸多事件細節的回憶，我們看到對白來說似乎永遠存在著一種超出權威之上的真理和絕對價值。區和他正相反，對她來說，價值與權威是一回事，并沒有什么區別。白不會為了要造反而蔑視權威，但如果言行不一的現象出現在權威人物身上，還是要遭到他的反對的。

直到那次騷亂的一年以后，上級派來兩位解放軍軍官臨時對孤兒院進行管理，這時孩子們的處境才得到緩解。白憶了兩位解放軍干部對孤兒們最初的懷疑所表現出的耐心：

這兩個軍人和我們一起玩，一起聽課。他們席地而坐，和我們吃在一起。喔!老師們都特別吃驚!入夜，他們兩個在孤兒院里巡視，為孩子們整好被子。對孤兒們來說，他們夢寐以求的來自成年人的關懷全都表現在這里了。這兩位解放軍還總是想方設法提高孤兒院的物質待遇，比如說，伙食水平就提高了，當他們最后走的時候，許多孤兒都掉下淚來，他們覺得解放軍就象他們的父母一樣。在我（P 44）的記憶中，那天的情形還清晰可見。

區和白都對干部表現出極大的崇敬，但兩人的出發點卻并不相同。白對解放軍持久的崇拜基于一種穩固的感情經歷，這是他對他們的工作方式、耐心與同情心的追憶，絕非是他們作為干部或權威人物的地位令其如此。相反，區對干部的崇拜都是建立在掌權人物具有光榮與名望這樣一種浪漫蒂克的概念之上。

在這以后幾年孤兒院的情況發生了顯著的改善。老師們對孩子們表現出較多的同情心。學習空氣變濃了，業余時間也被組織起來見縫插針地進行手工勞動。就是這樣，根據白的敘述，他們還是比區的學校自由一些。在正規學校被勸阻和禁止的事，他們卻可以做。白學會了打彈子和抓蛇，還和朋友們一起去游泳。前面我們提到過的那個男孩因為在普通小學里當干部，所以不敢在學校打彈子，只是在回家以后才“撒野”。這種情況在孤兒院里是看不到的。因為在孤兒院里孩子們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吃、睡、干活，學習、玩耍，一切都在老師的眼皮底下進行，所以不可能出現雙重角色。P 45

不管在孤兒院還是在普通小學，手工勞動還不僅僅意味著經濟效益，他們認為勞動本身就是一種美德，在少年的整個發展中都至關重要。但是，在孤兒院里手工勞動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區的和其它訪談對象的學校里卻不是這樣。相應地，兩處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樣。根據白的敘述，一旦種下的東西有了收獲，生產出的東西也賣了出去，他們看到了他們的勞動獲得了確確實實的報酬。因為他們在經濟上貢獻是看（P 45）得見摸得著的，這就使手工勞動看起來很自然，而且還表現為一種個人的成績。一直到現在，白仍然帶著堅信不移的口氣支持學習與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政策。從他的敘述中我們看到，手工勞動不僅已經成為他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也已成為孤兒院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城市正規的日校中，盡管所有的公開聲明都極為重視勞動，但實際情況往往相反，手工勞動從來也沒有被放到和文化學習同等的地位上。最多，一個班給一小塊地進行管理，但有時地實在太小了，根本無法耕作，只能在上面比劃比劃。孩子們有時被帶到工廠里，但也只叫他們干一些輕活。P 46

在區的個案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她的同學們的家庭不同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如何導致她對于社會等級上下差別的敏感認識。在白的孤兒院里，沒有家庭或者說不存在家庭差等，在這方面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在老師眼中，那里的孩子們沒有什么社會地位上的差別。但是，說孤兒們不知道他們之中的階級差別并不等于說他們沒有階級覺悟。“階級覺悟”這個詞我理解它在中國表示一個人對自己屬于被壓迫階級的認識。通過他們的自身經歷，更重要的，經過老師的反復宣講，孤兒們認識到他們自身就是過去那種被壓迫階級的集中表現；此時，白也“從同學們那里接受了這種感情。”那兩個解放軍曾經把孤兒們比作“祖國的花朵”，他們覺得這是真的。白和孤兒們漸漸驕傲地把自己看作是“國家的孩子”。象他們一樣，白學會了對把他從貧窮和饑餓中解救出來的國家、黨和毛主席表示報恩感情。在中國，“恩情”這個概念表示一種需要回報的賜福與恩惠。在需要的時候，孤兒們就應當用犧牲自己個人來回報國家的“恩情”。白觀察到，班里的大多數學生都希望能上初中，但是，到六年級時，突然決定他們要開始工作，自食其力，他們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項決定。這是他們報恩的一種方式，——可是，如果不準許區或其它正規學校里聰明的野心勃勃的孩子進入名牌中學，他們越會大為不滿。P 47

可是，白已經掌握了許多積極分子價值觀。他對國家的感激之情遠遠超過了區，國家的恩典對于他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可區卻只能從國家的宣傳中接受這種思想。同樣，在對那種集體精神和熱愛勞動的價值觀的接受上，白的內心沖突也明顯少于區，這是因為后者不得不經常進行著一種有意識的、反反復復的，卻又是徒勞無功的努力來抵制自己在積極（P 48）性表現中的一己私欲。P49

7、張：反抗的兒童積極分子

自我約束對于區和白來說是一種重要美德，但張卻拒絕如此。在中國，學校著力“培養”自我約束精神，積極分子被教給的是要抑制自己的感情和個人愛好，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把自己完全獻給集體、國家和革命。但張不管這套，無論是兒時、青年時期，還是現在，他一直隨心所欲地做事。現在，他過著一種自我放縱的、完全沒有規律的生活。盡管一次又一次下決心，但他還是節制不住揮霍，而且不停地借錢。看來他是連自己的反都要造，根本不肯讓自己變好。P 50

在我的十三位正規教育只到初中的訪談對象中，張的智力水平最高，讀的書也最多，他也是唯一一位用馬列原著作武器進行斗爭的訪談對象。象白一樣，在批評中國時，他也能擺脫感情而付諸理智。但是，與白不一樣的是，他的興趣更多的是在純理論上，而不是理論與實踐兼而有之。他從未當過干部，也從未深入過農村，在他身上沒有象在區和白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的個人意義上的對農民和“群眾”的興趣和關懷。講到共青團和黨時，他也沒有白和區那樣的熱情。他從未入團。在香港，他參加了政治示威。但是他既無興趣又無耐心去做基本的組織工作。除了他不受約束的天性以外，他還缺乏經驗，因為無論在中學還是成年以后，他都從未當過干部。他是我們的“未被承認的積極分子”的第一個。P51

“對那些我不喜歡的老師我當然要撒野，但對那些我喜歡的老師我卻還是如此。甚至有一種奇怪的心理——我沒必要撒野，但我卻選擇了這樣做，我的撒野是毫無道理的”。從這里可以看出，學校的價值觀已經有效地內化于他的心中，因為他已經知道他這么造反并不正確。張已經到了臨界點卻并沒有越過去，他只是在警戒線的邊上徘徊。我們看到，造反、完全放松自我控制，以及玩火的沖動，貫穿了他整個青春期，并且一直持續到今天。P52

在學校里他有資格造反。盡管他經常搗蛋，但他那股聰明勁還是叫老師贊不絕口。他的造反立刻成了吸引注意力的手段，他急于表明，他要做好就做好，要搗蛋就搗蛋，全憑他愿意。其它的訪談對象們寧可通過順從來吸引老師的注意，但張卻選擇了反抗的方法。他因為敢于挑起騷亂而贏得了一些同學的贊許，而他在學業上的出色表現又引起了另外一些同學的尊敬。到了五、六年級，他在學業上的成功甚至贏得了他父親的尊敬。他開始帶著他的兒子去工廠里下中國象棋，因為他所向無敵，所以小張為老張在工廠里帶來了名聲：“他需要那個，你知道，他在單位內沒人注意。”

無論區還是張都看不起他們的同輩，而且兩人都沒有知近的朋友。但是，兩人自大的表現方式卻不相同。區因為要和權威保持一致所以疏遠了其他人，而張雖然留在同輩集團一邊，卻又和他們保持距離。白非常贊賞的集體精神和團體的共同感情在區和張身上一點也見不到。從表面看，區試圖“表現”這種精神，這是因為她真想按照黨所要求的行為標準去做。但實際上，她不“屬于”集體，她總覺得比別人（P53）高。和區相反，對于順從那套行為標準，張絲毫也不一感興趣。

對于權威和官方的行為標準，不管他是造反也好，輕蔑也好，通過自己的方式，在他心中還是內化了一些國家的價值觀，而且與區和白的一樣深。有一點他和白很相似，他也不認為價值和權威是一回事。盡管張的價值取向與國家的價值觀一致，但是由于他沒有表現出順從，所以沒有被承認。到底一個孩子該怎么做才能表明他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呢?是通過在心中內化那套價值觀，還是通過對學校當局的要求積極地順從?P54

張對于他父親“跪拜在毛主席像前感謝毛主席給了我們這樣的好生活”的最早記憶，在我的訪談對象中任何一個人少年時代的記憶中都無法與之相比，這就是他對于“階級感情”最深刻的體驗。但是，張并沒有白的那種“階級覺悟”，這是因為他對于他曾經是被剝削階級這一點并無深刻體驗，同樣他本人也不會向黨表露感激之情。他的父親對于革命的態度是隨著經濟情況而左右搖擺的，張通過他的鄰居們觀察到:“實際上許多工人都和我父親的想法差不多，就是，只有當他們從中獲益時才會說共產主義是好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張的父親咒罵共產黨，幫著散布那些在下層社會里流傳的象“共產黨要完蛋，國民黨要回來”這類謠言。在這（P56）段時間里，父母教育水平較高的其他訪談對象很少能聽到這類抱怨，他們的父母很謹慎，只讓子女接受官方對于國家不幸的解釋。究其原因，一方面他們要使他們的子女保持對現行政治系統的信任，另一方面，則是懼怕子女在無意識之中公開講出違禁的話，給全家都帶來麻煩。

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張對于黨和毛主席的信任并沒有動搖，但同時，他也并沒有同他父親在政治上的“落后”決裂。相反，區能夠面對面地指責他的父親是“反革命”，甚至僅僅因為她父親出身不夠“革命”，就遭到她的蔑視。在張身上沒有自卑感，他也不為出身于一個社會、經濟地位都很低的家庭而感到難堪，他從未希望他有一個社會地位較高的父親。他從未拋棄他的家庭:“我從來也不指責老人，我可憐他，一直到最后，我也沒有看不起他，我更不恨他。我想這大概是出于我的自信心吧。”當他看到比較富裕的同學在物質上的享受時，他也很少感覺到難以忍受。可是，區則不然，她承認她曾經追求更好的穿戴。與此同時，張也沒有象區那種從課本和兒童雜志學來的對于無產階級的盲目崇拜，他從來也沒有過象區那樣的浪漫諦克的感情。P57

到了報名上初中的時候，張選擇了一個離家只有五分鐘距離的二類學校。因為怕會受到自己過去表現的影響，他沒敢報更好的學校。但是公平地說，他身上也沒有象區那樣的非要進入名牌中學不可的野心。如果他有此心的話，他就會在行為上有所收斂，就象另外幾個訪談對象那樣，這樣就能從六年級的老師那里得到一個較好的評語。但是，他無法真正放棄他那種固執的獨立感，哪怕是為了日后的成功，他也不肯屈尊于權威。P58

8、鄧：講求實際的兒童積極分子

一旦作出了決定，人類關系中的那種唯利是圖的典型形象就在鄧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除了金錢，他在香港社會里再也見不到什么別的東西了，講起他賺錢的計劃來，他也毫無愧窘之色。他曾經有很強的自我約束精神，現在他又把這種精神集中于獲得他在香港經濟階梯上攀登所必要的實踐技巧與知識上。沒有其它的訪談對象學起英語來象鄧這樣如饑似渴，因為他明白掌握英語是他取得成功的首要條件。和區不一樣，她選擇耗費時間的正規學業課程是想要在新的社會里滿足她的上大學的野心，而鄧，他寧可選擇更方便、更直接的道路，這在香港意味著他要開始自己的商業活動，成為一個資本家。P59

和鄧進行交談是困難的。他喜歡居于控制地位，總想讓談話適應他的口味，表現出他依然是主宰者。鄧很聰明，也讀過不少書，但他總是急于表現自己，讓自己看去比實際上更博學。問到一些敏感問題時，他也是遮遮掩掩的，他不喜歡別人探究他的內心思想。他喜歡表現出他現在的玩世不恭，也正是這一點使他成為一個不成功的訪談對象。但是，熟悉他的人說他一直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并非玩世不恭。P59

第三章　青春期的政治社會化

當青少年走過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時候，他們常常受到日益增長的壓力，這種壓力要求他們扮演一個時髦的積極分子的角色。學生們隨著年齡的增長，愈來愈認識到一個好的政治履歷對他們進一步升學深造會有很大幫助;而且，在1962到1966這五年期間，黨的高層領導要學生們做積極分子的要求變強了。這個時期，正值這一代學生成長發育的時期。P66

為了避免這種危險，學校借助大眾傳播媒介，逐步開展政治教育。在學校課程表上的課外活動欄中，增加了一項所謂的“階級教育”，充滿感情地回憶革命傳統，宣誓忠于黨和國家，以及追憶舊社會窮人受到的剝削與壓迫，都屬于“階級教育”的內容。在黨的領導下，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被神化了的形象聯系起來，要求青年人用實際行動來證明他們自己是真誠的積極分子。P67

9、小組

在每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時間，大約總有十二名左右的小組成員按照規定聚在一起，自由交換思想，提出個人在政治上或生活上遇到的問題，或觀察到的別人的問題，批評落后的思想與表現，表揚好人好事;目的在于依靠同學之間的善意相助，引導學生步入正途。

但是小組并不意味著是一個緊密團結的集體，它的內部也有對立和斗爭。這是為了防止同學中非正規的模范控制整個小組，向時保證友誼和情面不致影響批評和自我批評。小組里的積極分子的行為，通常都是在小組帶頭人的壓力下同學之間相互競爭的產物。

為了鼓勵這種競爭，小組被授權可以提名“三好生”(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學生)與勞動積極分子的候選人。到學年末，這些光榮稱號都被載入獲得者的檔案，對于他們升大學有直接的好處。這種誘惑，再加上被安插進各個小組的愛打小報告的積極分子的存在，使得小組討論充滿了官方欽定的高調兒，任何相反的意見在這里都休想提出。P68

“當時，我在思索如何提高自己的認識……一切教育都把重點放在這件事上。因此，每個人都要努力尋找自己的錯誤與缺點。每個人都認為深入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是再正確沒有的。……當時還有這種傾向：人人都強制自己只從好的一面看待農民。但每次從鄉下回來，經過一番思考，我們發現除了忍辱負重的品質之外，農民顯得異常自私。我們有些人私下里談論起這一點，都覺得驚慌失措，無所適從。要是誰碰上了個樂于助人的農民，他就會到處夸耀，目為他確實是通過自己的經驗發現了農民身上的美德。P69

10、階級教育

開過憶苦會后大約十天之內，大多數學生都變得更加積極：在教室里保持安靜，連走路都規規矩矩；在宿舍里做好事，象幫著別人掛蚊帳，替同學鋪床，諸如此類。可是等過去這一陣子，就又都恢復了原樣。嘿，那才真叫滑稽呢。P71

11、共產主義青年團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同學們忽然全都對入團感起興趣來了。要知道，當你填升學志愿表的時候，總有一項叫做“政治面目”，即考察你是團員還只是普通群眾。但卻沒有“班級職務”這一欄。一旦你入了團，“共青團員”’那幾個金光閃閃的字就雷打不動了。黨是先鋒，團員是黨的助手，不是嗎?

當學生們升入高中以后，每個班都會有足夠數目的團員，組成自己的團支部。團支部有權發展新團員;通過行使這種權力，團員可以影響普通同學升大學的機會。在多數學校里，學生們都有意表現得十分積極，迫切希望取得團員的好感。P72

除了談心之外，申請人處在被展示的位置，他們必須不斷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時刻流露對同學的關心。帶頭做好事，爭取優秀的成績，勞動時努力肯干，開會時積極發言，并毫不留情地做自我批評。此外，他們還必須“緊密靠攏團組織”。P73

它意味著和團員加強聯系，多遞政治思想匯報。“加強聯系”的意思就是多和團員談心，多和他們在一起，經常向支部匯報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從根本上按照團支部所說的話辦事。任何對團組織不理不睬的學生都被看做是懷有敵意。他們申報大學志愿書上的評語肯定好不了。因為這些評語先由老師寫過，然后還要交到團支部由支部成員鑒定。P74

有趣的是，那些申請入團者內在的動機——意識形態上的嚴重缺陷，這種缺陷經常被非團員們輕蔑地稱作“假積極”——卻居然被團支部忽略了，唯一的條件就是必須“緊密靠攏組織”這六個字理所當然地決定了只有那些愿意無條件服從由團組織規定的行為準則的青年才可以被吸收，而這里所說的團組織，從它組織結構的統一來看，是國家的團組織；國家的團組織通過團支部來行使權力，團支部成為班級教室里一切行為的至高無上的仲裁者。P74

如果對申請人個人聲稱的階級出身有所懷疑，團支部可以請校團委查閱學生檔案，或者索性前往申請人的父親所在的工作單位，調查其家庭的歷史背景。在中國，這番程序被稱為“搞外調”，它對于當事人來說事關重大，因為說不定連當事人自己都不了解的家庭出身和歷史，將有力地影響他一生的命運與前途。個人與班里老師都無法接觸檔案。正因為如此，一個非團員學生說，“你覺得團支部對你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你對團組織一無所知。”白本人就是一名團員，他（P74）曾半開玩笑地說他所在的團支部：“呀，我們就象神秘的操縱者。”這話于無意中道出了部分實情。

老師對于團組織發展新成員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力，:除非他自己便是校團委的重要組織成員。不過，他可以為那些他認為比較合適但卻被團支部忽略了的學生說兩句好話。在我進行抽樣調查的一個班級里，團支部成員主要由出身好的學生組成，他們吸收的新團員也只限于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學;老師試圖干預，結果發現他除了和團員們鬧得僵持不下之外，一無所得。P75

1963年后，階級界限劃分得更加嚴格了，團員越來越多地來自出身好的學生，中間階層的學生所占比例相對減少。這些中間階層的學生，尤其是職員階層的子弟，和資本家家庭出身或其他出身不好的學生不同，那些人久已習慣了不平等的待遇，而他們在學校里卻是一向受寵、樣樣順遂的。此刻他們眼看入團機會減少，不免感到苦惱，但他們全心全意地信仰現存的政治制度，不顧一切地期望加入這個先進組織——青年團。結果他們便表現得更加積極，以此來作為對劃分階級界限的回報。至于那些本來就出身不好的學生則恰恰相反：他們幾乎全然被擠出了競爭的行列，對入團機會的看法比較現實，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做積極分子的競爭。P75

在1965到1966年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夕，黨的領導為了撫慰和減輕中間階層和出身不好的學生的沮喪情緒，提出了一項新的政策，可以簡明地概括為一個口號:“有成分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但這句口號是可以任意進行解釋的。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對如何識別真誠的積極分子自有一套不同的標準。就這個問題爆發的爭論，后來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學生斗爭的一個焦點。

一方面，共產主義青年團為領導者們、提供了一種有力的手段，激發起了青少年爭做積極分子的熱情;另一方面，這種因入團而引起的競爭在學生中間播下了不和的種子，特別是由于摻和了階級界限問題，學生便被分成了可能對抗的階級陣營。P76

12、模范教育

雖然許多學生因入團競爭和階級界限問題被攪得心神不寧，但他們絕無政治上的不滿。他們都帶著負罪感積極行動。為了對此進行鼓勵，政府樹立起一系列英雄形象，號召青年人以他們為榜樣，而不是放任自流，聽憑青年人去崇拜自己選擇的也許是有害的偶像。這些官方欽定的模范人物都以完美得近乎神化的面目呈現在人們面前，目的在于幫助青少年從他們自身的革命潛力出發塑造一個理想化的典型。試圖和英雄人物競賽的年青人被認為是付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P76

從書本里和雜志上，青少年接觸到相當多的英雄模范，其中真實人物和小說人物兼而有之。有兩種類型是特別為政府所推崇的。第一種是戰斗英雄和革命烈士。這種英雄形象充斥五十年代青年文學讀物。當時，中國剛剛結束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抗日戰爭、國內戰爭與朝鮮戰爭，對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輝煌勝利記憶猶新，而外國侵略的威脅尚未消除;因此，黨自然要極力培養愛國主義情緒，并使這種情緒為革命斗爭服務。通過學習戰斗英雄，青年人不僅可以了解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傳奇般的歷史，而且必須認識到，他們不應辜負革命前輩的流血犧牲。P77

第二種類型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英雄。跨入六十年代，烈士的傳記逐漸為和平時期腳踏實地從事普通生產勞動的新模范人物所取代。在這些英雄人物里，雷鋒是最知名的。1963年3月，《中國青年》雜志，號召開展向雷鋒學習的運動，顯示了他作為模范人物的特殊地位。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向雷鋒同志學習”這幾個大字，就刊登在雜志的扉頁上。正因為黨中央選定了雷鋒做為全國人民學習的典范，我們可以斷定，在所有模范人物當中，雷鋒最完美地體現了黨要求青少年必須通過學習獲得的個人品質。P77

雷鋒是完全大公無私的，他絲毫不謀求個人利益，更不懷疑自己的信念。他是正義的體現。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感激、忠誠與信仰的化身。P78

雷鋒這個榜樣的含義對于學生們來說十分清楚：在閱讀毛主席的著作時不應存有任何懷疑。毛主席的話都被當成信條接受，獨立思考是沒有份兒的。正確的學習方法是反復閱讀，最好能夠背誦，并把毛主席的一切著述都當做不證自明的真理。這種靠死記學習真理的辦法在中國并不陌生;許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沿襲此法，解放后也未將它丟棄。但是，直到六十年代，這樣的學習方法才與政治教條緊密聯系起來，并以如此形式主義的方式出現。

向雷鋒學習的運動比其他一切號召都更加刺激了“好人好事”的產生。在日記里，雷鋒記敘了他有意找機會做下的樁樁好事;這些好事，都被他當成了為人民服務的途徑。在火車上，他經常以一名普通乘客的身份，掃地，擦車窗，或為其他乘客送水。P79

雷鋒的死決非壯烈之舉：一輛卡車在倒車時把他壓在了輪下。他只是一個平平凡凡但卻鞠躬盡瘁、盡了他最大努力的普通人。但正是他所做的一系列好事，有些人認為很微不足道的，卻被當成了革命事業必不可少的基石。他甚至從未想到過要成為什么帶頭人或引人注目的英雄人物，默默無聞地生活，忠于黨、忠于毛主席的教導，僅如此做他已經感到了極大的幸福與滿足。他要為革命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永遠隨著齒輪轉動的鋸齒。P79

總之，黨和毛主席所需要的理想社會主義者，正是這種具有大公無私的犧牲精神、甘愿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埋頭苦干的人。在六十年代，黨就開始推出這種宣傳主調。當時，正值好工作越來越難找，而畢業生人數卻大大增加。對于大多數中國城市青年來說，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很小，領導人鑒于這種情況，大力開展向雷鋒學習的運動，旨在縮小期望和減少失望；這個運動的意義之一，就是宣揚做一個平凡的鋸齒、從事普通的體力勞動是多么“光榮”。

雷鋒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涌現出來的模范人物里最突出的一個。在一本影響十分廣泛的青少年讀物里，同類型的其他英雄也得到了逐一的介紹。書里介紹的十一位英雄人物都和雷鋒一樣，出身于窮困的勞動人民家庭，出生后沒幾年，全國就解放了。他們的階級立場全都十分堅定;對共產黨、毛主席充滿感激之情;愿意完全徹底地獻身革命。其中四人是解放軍戰士，但其他七人差不多都是普通工人。他們工作起來都極為努力，忠于職守，并為自己能夠很好地履行責任而感到自衷的驕傲與自豪。他們十分自信，決心克服一切物質上的困難，不因自己是體力勞動者而覺得任何懊喪與羞恥。(只有一個模范人物，一位婦女，據稱曾產生過懷疑和自卑情緒。)他們懷著極大的熱情學習毛主席著作，并不斷督促自己提高無產階級覺悟。繼雷鋒之后出現的英雄模范人物全都以他為傍樣，和他一樣，都是光榮的螺絲釘。P81

學校里，包括大學，開展起了轟轟烈烈的運動，要求學生們向雷鋒同志學習，充當無名英雄，通過從事平凡瑣細的（P81）勞動達到做好事的目的。但具有諷刺意味同時也無可避免的是：這種勞動很快因學生們的相互競爭而受到了歪曲。學生們一心一意想入團，然后借此升入大學，而雷鋒所做的好事恰好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準則，團員們正是依據這些準則來評判那些渴望成為團員的申請人的政治表現的。寫日記，將日記傳閱——尤其是要拿給團員們審閱——以供大家進行公開的批評，成為顯示積極的一條重要途徑;偷著幫助班里同學縫補、洗濯衣服和床單，默默無聞地擦玻璃、掃地，也可解到同樣的作用。青少年積極分子常常不得不絞盡腦汁，想出種種新花樣來超過競爭對手。他們爭著琢磨做什么樣的無名好事才有可能被同學發現。學習雷鋒分明意味著迫使青年人比以往更加熱誠地投入到積極做好事的活動中去，不管心里懷著何種動機。

因急于給團員留下良好印象，避免別人批評自己落后和缺乏集體觀念，學生們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十分小心在意。我是不是把該換洗的衣服收起來，免得讓班里同學“偷偷地”拿走替我洗了呢，我該在我的“私人”日記里（P82）寫些什么呢?在憶苦會上我該不該大聲哭出來呢?為了表現積極，我是不是必得有意避免從餐桌上的大鍋里舀上一片肉呢?下次和負責幫助我的團員談心，我該談多少心里話呢?——青年人覺得他們被逼上了一個舞臺，必須時刻不停地進行表演。有些人覺得他們的誠實因此受到了挑戰。他們都確信自己的虔誠;但與此同時，他們無法驅除那種負罪感，即：當他們表現十分積極的時候，他們覺得自己在追逐個人利益，是虛偽的。

于是，在那些更富反抗精神的學生中間，逐漸滋生出一種欲望，一種強烈的沖動，要清除這些卑下的裝腔作勢，做出一些違反常規但卻真誠可喜的事情來。我對之進行調查的幾個學生有一天終于鼓起了勇氣，打破了團支部立下的“革命”行為的準則。其中一個學生大膽地在教室里貼了一張大字報，宣揚說不見得只有重復雷鋒做過的那些細枝末節的事才能成為革命者，還有遠為重要的大事等著人們去做。另一個學生，在期末考試前夕，帶著一伙同學爬到山上，在那里背誦詩歌，觀看日出，消磨了整整一夜時光。這些學生都希望徹底擯棄教室里那種小仁小義的積極表現，他們想用真誠、光榮而浪漫的方式來說明自己的忠貞，但卻不知從何做起。他們不時流露出來的固執而不合群的舉止，引起了班里的騷動，召來了團支部的批評。P83

13、英雄人物與死亡主題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英雄模范身上，有一種最能吸引和誘發這些青年的想象力的品質，那就是他們毫不猶豫地情愿光榮犧牲。雖然這里不是前沿陣地，讓他們有機會證明自己的忠誠，英雄故事里卻反復強調說這些英雄人物時刻準備以身殉職，為革命事業和人民群眾獻出寶貴的生命;而且大多數這樣的模范也的的確確犧牲在了他們日常勞動的崗位上。上面提到的十一位模范人物中，九個都是年僅二十余歲就在水災、火災中因搶救同志或國家財產死去的，他們是甘冒生命危險的。雷鋒是極少數死于事故的英雄人物。不過，這個事實也正說明了在有生之年做出的貢獻已足以奠定英雄的稱號，不一定非得干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只要你心甘情愿地做螺絲釘，你就有可能成為雷鋒那樣的英雄。

話雖如此說，死亡主題仍是刻劃英雄人物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調查過的許多學生，雖然正當風華正茂的年齡，卻都對“死”考慮過不止一回。而人們本來還以為，在當時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僅提倡大公無私的艱苦勞動本身，已經滿可以起到號召人民群眾獻身革命的作用了。因為不管怎樣，在這種和平年代，一個人終其一生，又能碰上幾次大災大難和必得獻出生命的機會呢?但是某些人們顯然覺得僅憑那些平凡單調的事例來教育群眾是不夠的。P84

總而言之，向人們頭腦中灌輸這種死亡哲學的主要目的，還在于非常自然地據此推論出生之哲學:對死的恐怖輕描淡寫，而對死亡的社會價值則極力夸大，那么生命對于個人來說就不再是一種私有物了。連死亡都喪失了其中的個人因素，那么生命當然也可如此。具有這種死亡觀的人會更容易地服從集體精神和集體意志。P86

14、英雄人物與個人主義

除了前面所講的那兩種充當青少年楷模的英雄之外，青年雜志和讀物還推出了第三類英雄：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從中國歷史上的名人，直到偉大的外國科學家、軍事家、理論家和同時代的革命者，都包括在內。其中，毛主席是最受青年人崇敬的。有關這些英雄的故事經常強調他們的個人才能，強調他們的機智與勇敢。因此，在前兩種英雄人物—戰斗英雄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英雄—與這類英雄人物之間存在著一種決定性的差異，即:后者憑借著他們的個人品質與人格力量，推動了歷史的車輪。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沒有被中國當局規定為學習的對象。就拿毛主席來說吧。他是以慈祥的父親的面目出現在人民面前的;在對他的狂熱崇拜里，他被稱作“偉大領袖”、“舵手”和“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但是從來沒有被當做向之看齊的典范。P87

這樣，鼓勵青少年追求個人成功就為鼓勵他們追求個人利益提供了余地，而“個人英雄主義”在黨的教育里是尤遭嫌忌的，官方提倡的英雄主義乃是要求人們投入到集體中去。與之密切相關但大家全都心照不宣的事實是:那些偉大的英雄，特別是革命英雄如毛主席這樣的人物，都是因為他們通過反傳統的、甚至從根本上來說是叛逆的行為推翻了現存的制度，才成全了他們的偉大的。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創造性和叛逆性是絕對不受歡迎的。此刻，“革命”二字（P87）意味著循規蹈矩，克服一切不合潮流的個人想法，把自己徹底獻給黨和毛主席，心甘情愿地過一種平凡、普通、按部就班、埋頭苦干的生活。“革命”成了反叛的反義詞。這就說明了為什么對毛主席只能崇敬，不能效仿與學習。

但是，有些青年人通過個人閱讀，的確走上了效法偉大的歷史英雄的道路。幾個接受調查的學生，恰好選中了毛澤東青年時代富于叛逆精神的形象，為自己的個人主義和獻身革命進行辯護。一個青年人選擇的偶像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他對于標準政治行為規范的態度。處處向雷鋒看齊會被當做“表現積極”，但是公開效仿青年時期的毛澤東身上的某些叛逆方面就會導致與學校里正確行為的仲裁者—團員們發生矛盾。P88

在我所調查的學生當中，有些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直與對革命的忠誠遠遠高于那些糾纏于雞毛蒜皮的小事的積極分子，有意模仿毛主席年青時加諸自己的嚴苛的體質鍛煉。他們的鍛煉程序要求他們必須具備十分堅強的意志和毅力，從而樹立起一種與眾不同的形象，顯得他們比其他同學，尤其是團員們，都更能吃苦耐勞，也更加真誠。他們自認為這種對意志的磨煉是為將來的某個艱巨時刻做準備的;當那一刻到來時，他們可以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不是象雷鋒似的僅僅做人家手里的“馴服工具”，一顆小小的螺絲釘。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能給他們提供這么一個盼望已久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大展宏圖。暴力與死的冒險，對于他們來說將成為一次解放的經驗。P88

15、區：順從的青少年積極分子

在初中，政治課并不比其他科目重要，政治考試拿高分也不一定意味著表現積極。在對成績方面的聲望十分重視的學校，校領導甚至鼓勵學生不惜犧牲政治課的學習來把時間和精力都集中到其他課程上，在有些學校里，學生們是把政治課貶低到與音樂課和體育課同等的地位。我所調查的學生們一般來說都認為這一科目很容易通過。P90

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應該有意培養自己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區確實這樣做了，但是遇到了困難;部分原因是由于她非常羞愧地意識到她不是出身于無產階級家庭。她在參加憶苦思甜會或扮演悲劇角色時根本哭不出來，這使她受到很大震動。如今，她這樣回憶因自己哭不出來而感到的強大的社會壓力和自身無休無盡的苦惱:P91

區在培養“無產階級感情”時也許確實遇上了困難，但她和父母劃清界線時卻十分輕易。她想盡辦法要清除這種政治上的“原罪”，她把它當成自己缺乏階級感情的根源。還在孩提時代，她就為自己有這樣的父母感到恥辱;上初中以后，她對他們更為蔑視。她幾乎不和他們講話，在做什么重大決定的時候也不征求他們的意見。在入團申請會上，當著，幾十位同學的面，她斬釘截鐵地與父母劃清了階級界線。她公開宣布:從今以后不但不許他們腐蝕自己的思想，相反，還要幫助他們改造靈魂。P92

區十分清楚她自己是缺乏“無產階級感情”的，她由此推斷那些家庭出身還不如她的學生很有可能對政府懷有敵意。她和其他團員在這些學生的入團問題上異常苛刻，與此同時卻極力接近出身好的同學，以求加入他們的階層。小學里，對于孩子們來說無關緊要的出身問題，到了初中已經引起每個人的關注了。P93

獲得權力地位是區迫切希望入團的最主要的動力，她十分明白這一點，因此也就首先提出這一點。為了替自己辯護，她小心翼翼地補充了兩點理由：1、團結就是力量;2、入團是為了更有效地工作。但是，她對中國意識形態最為重視的目的一一“為人民服務”——卻閉口不談。在她眼里，本來應該是手段的倒成了最終目標。我不是想暗示她對“為人民服務”不感興趣;但忘記提到這個目的可決不僅僅由于口誤。好幾次她被問到同樣的問題，每次名與權都被放在首位。政府的權威能夠有效地彌補個人的弱點，區對它有很強的依賴性。如果能成為現存政權的一份子，她也就得以分享它所帶來的一份權力，為了這一點，她愿獻身于這個組織。

區的最終目的是成為“革命接班人”，也就是說，當“干部”。一個中國青年對“革命接班人”這幾個字的解釋足以說明他對于權力和現存政權的態度。從語意上分析，“革命接班人”這一術語可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般來講，人們普遍認為它意味著新一代接過老一輩的班繼續干革命。除了區以外，我所調查的學生中沒有一個是把獲得權力與地位當做它定義的一部分的。P94

（毛澤東的接班人五項條件）大多數接受調查的學生都誤會了“革命接班人”的真正意義;他們把重點放在這頭兩條上，認為這是與他們心目中真正的積極表現相符合的。而區卻恰恰相反，她對于“革命接班人”的理解來自毛主席的后三條要求。P95

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區對自己實行的嚴格要求主要牽涉到行為的正確與否，例如處好與老師同學的關系。她知道在同學的眼中她是老師的“走狗”。她把充當自己入團介紹人的兩位老師當成唯一的朋友。盡管她發誓要和同學們搞好關系，她的競爭心，她要超過他們的欲望，都使她交不到朋友。她屢次十分輕蔑地談到同學里的那些積極分子，她認為那是和她競爭的人。

她記日記，但不是雷鋒式日記。如她自己所說(說時她微露窘色)，日記是非“無產階級化”的，里面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她的日記成了她最親密的伙伴，她在日記里寫下自己的各種思想感情。班里沒有可以信任的朋友，和家庭又關系疏遠，記日記成了她發泄個人情感的唯一方式。有兩次她把日記拿給她的入團介紹人看，因為她相信如果更深地了解她，她們就可以更好地指導她。這固然反映了她性格中坦率的一面，但她也承認，她的舉動“有些不誠實”。她的日記里既記下了她最隱秘的思想，也記下了她所做的一切好事。她覺得說不定有一天她的介紹人會讀到它的。

她渴望做個循規蹈矩的學生，總是擔心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和當局的贊許，這使她成日價憂心忡忡，經常受到自我懷疑的折磨。她加強自我修養，主要是壓制她的各種自發行為。不過這并不總是那么容易的。在強大道德力量的沖擊下，她迫使自己克服自身不高尚的一面，她的行為變得反復無常。她的熱情或冷淡，慷慨或自私，坦率直白或斤斤計較，寬容，或妒嫉，謙虛或驕傲，都要看她自我控制的程度如何。道德（P97）教育在一開始使她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繼而就要求她自覺地去克服了。但在做這種努力時，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為那些成功地壓抑了自己弱點的人精心設計的獎勵制度只不過起到了使弱點抬頭的作用：因為當她為了自己的熱情善良受到表揚時，她目空一切的意識更加增強了;她的寬容待人總是為了維持她那么妒嫉別人來爭奪的特殊地位;她的謙虛換來的夸獎激起了她的驕傲之心。象區這樣迫切希望受到獎勵的人被這個制度自身的矛盾羈絆住了。

動員班里同學志愿申請下鄉成了團支部的主要任務。區做為學校里最突出的積極分子之一，很出色地執行了自己的任務。她安排那些已經下鄉的前幾屆畢業生回母校做報告；她還親自去農村了解知識青年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所能做出的貢獻，然后回到學校匯報她的觀察所得。她帶頭當著全校師生莊嚴宣誓，志愿獻身農村。后來和區一起奔赴農村的一個男同學回憶說，同學們都覺得她慷慨激昂的宣言極有說服力。他自己是懷著激情去的，這和區積極熱情的演說不無關系。P99

由于過份自負，她犯了一個戰術上的大錯誤：畢業生只允許報考四所學校，區又只報考了市里最好的四所，而這四所好學校是唯出身最紅或最為出類拔萃的學生才敢于報名的(在我所調查的大多數學生里，其中頗有幾位在學習上大概比區還要出色的，連他們都沒有這個勇氣，報考那四個學校的任何一所)。但直到如今，區仍拒絕相信她的判斷失誤是她失敗的原因。相反，她寧愿幻想她是因為家庭背景才名落孫山的;這是個既不丟面子又減輕自責的借口，使她不致認為她的失敗是自己一手造成的。P100

她本來可以和許多人一樣留在城里，第二年再考的。但她違背父母的愿望，沒有這么做。她用中國的一句成語形容自己的處境:“騎虎難下”。她已經那么誠懇地立下了做好“兩種準備”的保證，又那么積極地說服別人也發了同樣的誓言，現在如果反悔，就難免落下個“假積極”的名聲，貽笑于他人。她感到她必須使自己“踏過這道艱難的門檻”，維護她的積極分子形象。P100

畢業班一百多個沒考上高中的學生里，只有十二人申請扎根農村;區是其中唯一的團員。、她漸漸安于自己的處境，說服自己相信在農村也照樣能夠獲得特殊的榮譽。而且，做為唯一的團員，她還承擔下了照顧那些非團員的責任。她決心干一番事業，“一方面為農村建設做工作，一方面也為自己掙得光榮。”事實上，在志愿去農村的申請人里有三個學生比區享受更大的光榮，他們是只有“一顆紅心，一種準備”的，和區不同，他們都考上了高中。P101

16、白：有純正癖的青少年積極分子

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他又顯現出一種新的品質，即:具有很強的自制力。在中學，他不僅學會了打架，還變得滿口臟話，差不多一開口就吐臟字。可是，受到1959年有關恢復社會法制秩序的“安全教育運動”的影響，他下決心要開始新生活。他克制自己，甚至在別人挑戰時也不還手;而且，他還當著全班發誓，“從今以后決不再罵街”。還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足足有兩星期他沒敢說話，迫不得已開口的時候，他就一字一字往外吐。P104

白所在的班里，黨員干部的孩子占學生總數的一半。無論從學習成績上看，還是從政治思想上看，這個班都是非常先進的。班里共有八個團員，其中七個是干部子女。從開學第一天起，團員人數就已足夠組成一個團支部了;也有足夠的積極分子，在教室里形成積極向上的氣氛。白對于身邊進行的政治活動卻不甚留意，他只關心如何才能搞好學習。不過，學期開始不久，就趕上全校師生幫助修建火車站，自因他的勞動熱情與能力初露頭角，很快吸引了班里團支部的注意。他成了“團員發展對象”。團員們奉命“接近”他，“了解”他。他們請他參加他們的活動，不斷征求他的意見。他們還暗示他申請入團，后來，索性正式向他提出了這種要求。

最初白頗為搖擺不定，在五十年代后期，進大學還不象后來那么困難，因為那時高中畢業生的人數還沒有增加。差不多所有的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在大學里獲得一席之地，所以，學生們也就用不著為了個人目的而申請入團。白由于初中時的經驗，對于團員仍懷有反感，團支部讓他旁觀“組織生活”也沒有改變他的觀點。事實上，他是看到了團員們所（P105）受的嚴格要求才動心的:“就好象你每走一步都有人在評判你似的。”他最怕的是團里的各項活動會影響學習。他不象區，區把和政權有關的一切都看成是光榮的，自己也迫切希望分享那種光榮;白則不同，他最終同意入團是為了與政治覺悟得到提高毫不相干的理由:“上高中的頭一年我生病住了院。我一個人在醫院里待著煩透了。哇，整個團支部成員都來看我，把我高興壞了。他們對我那么好，我于是提出了入團申請。”

是集體的同志情誼深深地吸引了白。他提出申請之后，團支部給他指定了兩位入團介紹人，通過他們，他改變了對團員所持的成見。他們對他的關心，他們為追求個人美德所做的種種努力，把他和團組織拉得更近了。不象區那樣不愿贊揚她的同學，白提到兩位入團介紹人時是把他們當成他思想上的引導者。他和他們保持著長期的友誼:

入團以后，我的大目標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我期望通過這個來更好地跟上黨的步伐。國為接觸的那些團員們，我懂得了許多事情，比如說應該怎樣對待生活。人為什么活著?這成了一個具體現實的問題，引起我對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疾病以及遇到困難時怎么辦這一系列問題的重新思考。生活更充實，更有意義了—不象從前，生活沒有個目標。現在，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要考慮再三，或者找到有關書籍，看我該如何解決碰上的問題??…我開始運用政治知識指導自己的行為，并自覺地學習新知識，象毛主席著作里面的。

他對集體生活的熱愛終于在團組織的各項活動中得到了傾泄。個人主義極強的區，就從來沒有體驗到過那種團結一致的感情:

如果集體特別好，它就會把你吸引進去。你會覺得集體很溫暖，所有的人都在關心你。在這樣的氣氛下生活是很有意義的。你整個人都會融入到集體當中。P107

入團之前，他不知道，也并不真地想知道同學的出身背景。但既已身為團員，他就得對每個同學的家庭情況都有所了解。他開始越來越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行事。他遵循政府的規定，在評價他人時把重點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而不是他們的家庭出身上;但他往往對于出身不好甚或出身于中層階級的同學心存懷疑。在談話時，他盡力想給人留下他對待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也十分友好的印象;因為按當時所說的，經過教育他們也可以掌握正確的政治觀點。不過他的態度十分明顯，差不多等于是在說:“這是個不錯的小伙子，雖然他出身不‘紅’。”

他很嚴格地修養自己的內在品質，在日記里記下了他最隱秘的思想——并且十分樂意地讓其他團員都來閱讀。這時雷鋒事跡尚得到宣傳，寫日記還是沒有前例、不落俗套的。P108

白對自身的優點比區更有把握，又不象區那樣斤斤計較，所以，他沒有太因得失問題苦惱過。他在有意義的集體生活中找到了實現自我的途徑，并在這種前提下，把自己視為一種道德力量。因此，他對“革命接班人”的解釋既與區有相似之點，又有不同之處。做為團員，他們都有權對班里同學的活動加以管制。他們已經熟諳做干部之道，并對未來可能達到的職位懷有模模糊糊的野心。區把革命接班人與干部等同起來，白則有所不同一一他認為革命接班人意味著別人可以向之學習的模范人物。他的理解固然把領導身份包括在內，但他并不認為革命接班人非得是領導干部。他承認，在他為報效國家所作的努力中，當干部的念頭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他一說，這是因為當時政府對毛主席規定的革命接班人五項條件所做的解釋就是如此。不過，他很快緩和了一下語氣：

我是說，那五條包含了當干部的意思，但并不意味著為了當干部而拼了命地競爭。不會出這種事，象西方搞競選似的你爭我搶，相互傾軋。不，不會出這種事。要不然就不符合那五項條件了。P109

雷鋒自己已經十分富于獻身精神和正義感，所以他用不著每時每刻約束著自己，提醒著自己，而這種自省正是區的日常功課。白從這方面來說和雷鋒很相似。他有區所不具備的階級感情和對黨的感激。雖然沒有被定為“無產者”，但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十分自信，不致有區那樣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白年齡長大一些后，因老師發現他家境不好，住房條件又擁擠，便準許他睡在學校教室里，并給予助學金，這更加探了白對黨的感激之情。

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白和雷鋒一樣，也有一份很強的正義感。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品質正是白最需要加以克制的，因為它己發展為一種過于良好的自我感覺，認為自己比別人都更為正確。這樣的觀念自然導致了“主觀主義”。中國意識形態認為，主觀主義必會使人固執己見、以致無法正確判斷形勢，無法理解和傾聽他人的意見，也就更無法與他人合作。P110

到了學生們都象區和白那樣升入中學之時，他們也都掌握了當眾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技巧，這原是多年訓練的自然結果。在小學，他們即開始寫作文，寫周記，遵守一套十分嚴格的道德模式(與此相似，香港與臺灣的學生也必須寫這種道德意味很濃的作文)。到上中學的時候，他們已知道了該怎么用詞，該引用怎樣的語錄或口號來支持自己的論點，該怎么說才能讓自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聽上去既不極端，又不刺激、而又足以使人信服。他們都已熟練到了那種程度，就象我們前面引用的一位接受調查者所說：“只要一張嘴那些話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邊上來了。”這種中國式的教育方法不斷重復使用高度程式化的道德訓誨式語言，來培養青年人的政治、道德價值觀，確實收到了很大效果、這種無休無止的灌輸一一拿白的話說，就是“照在你身上的、看不見的x光”——比公開的一致性更起作用。人們的日常講話，表達方式，無不以一整套特殊的價值觀為前提。P112

進大學后，他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在學習馬列主義的時候，他也依然試圖保持思想的獨立性。教授們都小心翼翼地把馬列著作當成不證自明完美無缺的公理，而白也不得不學會矢口不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不足之處。政治上的真理還得通過熱記于心來進行學習。學生們得到的指導是必須從頭到尾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七遍到八遍，這樣書中的一些概念就幾乎可以背誦下來;有些刻苦用功的學生則把書中的每一頁都起碼鉆研了不下十五遍。自自認為是很有獨立見解的，他在讀完第三遍后就告訴教授說:如果再讀下去，他覺得對加深自己的理解也不會有什么幫助。毛主席在六十年代曾多次談到中國教育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他嘆息說攻讀社會科學的大學生寫不出什么有質量的文章，因為他們不能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但毛主席沒有發現，在對他不斷升溫的個人崇拜中，有意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定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也同樣有礙學生獨立思考的發展。P114

不過，雖然白對毛主席的教導存在溫和的懷疑，但他從未對黨的教導產生過任何疑問。因為在他看來，“黨是個規模宏大的組織。它能消除自己所犯的錯誤。所以黨的指引永遠是正確的。”他所說的“黨”并不意指那些掌權的黨內具體成員。當我們敘述到他的大學生活時，我們就會很快發現對于具體的黨員他能夠做出毫不猶豫的批評。在他的概念里，黨是個抽象的存在，是超出于一般失誤之上的集體智慧的結晶。P114

白準備自愿去農村，他面臨著一生中的一個重大關頭。但他的申請未得到批準。校長親臨他們班，向他們解釋說他們都是尖子學生，國家正需要人才，他們將來報效祖國的最好途徑就是升入大學。白得到這樣一番勸慰，便服從了黨的決定。令他欣喜的是黨的決定和他個人的志向恰好不謀而合。他象其他人一樣，投入到了緊張的高考復習中。

白也許有一半相信自己的忠誠和他準備做出犧牲的宏愿，但是他肯定自始至終都知道官方報紙一再督促青年積極分子參加高考，讓國家來決定他們報效祖國的最好辦法。因此他明知自己不會下鄉還要提出申請，大概是在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但在兩年之后，他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又一次申請退學，甘心放棄令人羨慕的前程，要求扎根農村。他把此事搞得盡人皆知，而當時也不是不存在批準的可（P115）能。于是在同學們的眼里，他不僅是個極端分子，而且頗有神經不正常之嫌了。

區和白一旦能夠得到機會來表現他們的忠貞，并感到他們的行動不無成效、他們的聰明才智可以得到證明，他們都是十分樂意獻身集體的。區總是在衡量自己的行為，因此對于她自身的反復無常有所察覺:有時她相信她真地做到了公而忘私，有時又十分清楚自己的動機不純。白則不然，他與區（P116）比不太善于自省，所以他覺得自己是完全無私的。

區和白與其他接受調查的學生不同，他們屬于另外的一類。他們是得到承認的積極分子，所以他們有比他人更強的政治榮譽感。他們有著很高的期望，要擔當領導者的角色;他們也十分相信自己能在領導崗位上改變事物的面貌，組織群眾干一番事業。此外，他們還把自己看成政府機構的組成者，這種想法是他們的團員身份造成的。團組織是未來干部的培訓班。白并不認為自己所能做出的貢獻來自揮起鋤頭埋頭苦干，而是要做為一個精明強干的鄉村干部，引導村民們獲得光榮。

在田里，他們都學會了支配他人的技巧。他們十分明白在接觸別人時要采用正確的態度，知道如何指出旁人的錯誤才不至于使人與己離心離德，何時該軟，何時該硬，怎樣開口勸人，又引用怎樣的語錄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不過，區雖然掌握了這些知識，卻總是消除不掉她屈尊纖貴的態度，白也無法改正自己輕率魯莽有時又難免專制的工作作風。歸根結底，這還是因為他們的“領導”意識太強，總從“領導”身份出發看問題，感受不到手中無權的同輩們心中所懷的愿望與不滿。P117

但他們很少提及某些同學對團支部所懷的敵意，對于那些因為出身不好而被視為低人一等的同學也沒有絲毫同情心。他們對下列事實懵然不知，即:做為團員，不管他們批評非團員同學時多么溫和，多么客觀，多么正確，不管他們在吸收新團員時多么一絲不茍，不管他們自以為和群眾是多么地接近，后者在他們面前總有如履薄冰之感;而且，不管他們在說教時是多么地充滿善意，總有一些人覺得他們是在用施恩賜惠的態度來對待幫助對象。等我們談到張和鄧時，再來看到這故事的另一面吧。P118

政治上的競爭不但激烈，而且必須絞盡腦汁。白回憶道，學生們所說的每字每句幾乎都是馬列主義標語口號。在團支部會議上，團員爭相炫示自己的優點，企圖壓過別人。當時正值學雷鋒運動的高潮。白有些輕蔑地談起彌漫全班的虛偽氣氛:

在學雷鋒的那段時間里，班上流行起了寫日記。但那些日記是寫給別人看的，全是些抽象空洞的言論，比如大學生應該很好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等等。每天寫幾條言之無物的標語口號，就算是一天日記的內容……不，我才不肯把我的日記和別人交換著看呢。有些人故意借日記標持自己，把日記交給團支部黨支部。當我讀到他們的日記時，我真想把它們一扔了之。簡直虛偽透了。P119

開會時他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對同學批評之尖銳已然超過了禮貌許可的限度。盡管受到其他學生的諷刺，他仍不斷大談他以前所在團支部的種種優點。當一個同學得了十分嚴重的肺病、沒有一個人敢接近他的時候，他故意和他同吃同住，不管那位同學去哪里他都陪著，以此來責備其他同學，尤其是學生黨員們。他旨在揭露他們對于有困難的同學缺乏關心，雖然開會時他們都叫嚷得很響，表示什么要關心他人。當全校都卷入學習雷鋒“艱苦樸素”作風的熱潮、人人爭相穿出最舊最破的衣服時，白卻穿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招搖過市。這套衣服是他用自己的舊衣服和一位家境富裕的同學換來的，那個同學從來沒穿過舊衣服，這次害怕換批，不得已而與白交換。這樣，白在破衣舊衫的人群里，把自己打扮得格外顯眼:他正要借此來嘲笑那些人趕時髦的勁頭。

在同學們看來，他一定是個相當討厭的家伙。他總把別人搞得十分難堪，批評起人來也毫無保留。他的正義感為他樹敵不少，后來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成了黨支部的攻擊對象。P120

毛主席認為這種“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做法可以使學生們受到幾個月的“無產階級教育”。于是，1964年底，白同其他幾名大學生，連同大約二十位公社級、縣級干部一起組成了一個四清工作隊，到中國北方的一個農村(生產隊)開展四清運動。工作隊由各種各樣的人組成，大學生則歸干部領導。對于學生們來說，服從干部的命令是有好處的，因為工作隊關于他們在農村表現的報告要遞交給學校，對他們將來分配工作和前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P121

大學生們不熟悉下面的工作，理想主義的色彩比較濃一些。尤其是白，他對干部們的粗疏大意很感不滿，而他們對于阿諛奉承和各種小禮物的來者不拒也使他別扭。他想比別人都表現得更積極，盡量親自下地和農民一起并肩干活，在空閑時間則組織當地青年開展一些鼓舞干勁的積極活動。他成了一顆“定時炸彈”。不過，直到他對工作隊領導為從被懷疑的基層干部身上獲得供詞而采取的種種手段提出不同意見時，工作隊其他人員才被他徹底得罪了。當時，工作隊想在“斗爭會”上威脅那些基層干部，靠大聲恫嚇的辦法從他們嘴里得到一些經過夸張的招供，而正常的運動方針是不許可這么做的。白還在學校時就知道勸導和教育才是使人坦白認罪的正當途徑。但在當時，有一種全國性的極左傾向，每個工作隊都想超過人家，揪出的四不清干部、查出的腐化案例越多越好，以此來顯示他們的“巨大成績”。P121

17、張：叛逆的青少年積極分子

可以肯定，出身不好的學生所處的社會地位一直都不穩固安全。我所調查的唯一的資本家家庭出身的學生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學會了謹慎行事。做為社會上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向來安分守己，勤勉刻苦，負有沉重的自卑感，并且在政治上毫不積極，這是由于他們若想表現得積極一些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懷疑。但因從小受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們的學習成績往往十分優秀。為了利用學習優勢來保證光明的前程，他們在班里學得最刻苦，最用功。當他們親眼目睹階級界限對他們的未來可能會產生的影響之后，他們不由得感到驚慌失措，焦慮萬分。他們愈來愈緊地靠攏成一個小圈子，并時常在私下里口出怨言。P128

隨著學雷鋒運動的開展，張注意到班里的中等階層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同學，甚至包括入團可能性極為微小的學生，也都表現得比以往更加積極。張認為其中多數人都是假積極（P128）分子。他可能是因為自己的焦慮而把別人裝假成分夸大了，但不管真也好，假也好，這種積極表現不斷讓他心神難安。他面對的首要問題是：他是否也該投身于這場競爭，以求使自己的未來得到保障?他初三畢業升入高中的那一年，階級界限的影響更加明顯了:大多數出身不好的學生都沒有考上高中。如果張想進大學的話，就該立刻做出盡力爭取入團的決定了。

“我對西方的新聞報道很感興趣，不過‘興趣’這個詞用得不算恰當。我總是把中國放在第一位，我喜歡看到別的國家對中國的評價，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雖然在進行正式的政治討論時他算不上積極分子，但他是如此“痛恨”蘇聯，有一次竟至在班里爆發出來，痛斥蘇聯的修正主義罪行，使人人都吃了一驚。對于他來說，只有富于遠見的對政治的關心才是真正的積極。他對“革命接班人”的理解來自那五項條件的頭兩條，即：鍛煉自己，為國家服務，認真學習馬列主義。他從來沒想過一個人必須在成為干部或擔任領導（P129）職務之后才能被看成是革命接班人。

張非常刻苦的進行體育鍛煉，生活也過得十分嚴謹有規律。在中國，人們很久以來就把發奮鍛煉身體當成有為之舉。早在本世紀初(即粱啟超生活的時代)，中國人就對“東亞病夫”四字看得十分認真，獲得強壯的身體已經列入文化改革的計劃之中。如今，孩子們應該接受“德、智、體三方面的教育”這一概念，不僅在大陸，而且在臺灣、香港的一（P130）些老式學校里，都常得到引用，已經成為套語。但只有在大陸，體育課才依然備受重視。如我們已看到的，政府積極提倡刻苦鍛煉身體，以求培養學生們的意志和毅力，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多做貢獻。雖然城里生城里長，但在幫助農民秋收期間，我所調查的學生們都經受住了體力上的考驗，而一般來說，這是在“資產階級教育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年青人所無法勝任的。

與此相關，是被稱為“艱苦樸素”的克己觀念。中國學生的生活通常十分儉樸。勤儉節約被看做革命美德。赤腳是很普遍很流行的現象。穿皮鞋與其說讓人感到驕傲，不如說給人帶來恥辱。學生們也不敢穿顏色鮮艷的新衣服，怕人說是“小資產階級情調”。花錢買糖果零食更是要遭到白眼。總的說來，中國學生普遍追求物質上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有些人純粹是為了隨大流，也有些人這么做的時候非常認真熱忱。張與一般學生相比，則簡直到了狂熱的程度。和他學習政治知識時一樣，他毫不動搖地堅持體育鍛煉，早已遠遠超過了他的伺學們所必須達到的標準;而事實上，任何事情只要做過了頭，就會被人目為不正常。

我可以非常放蕩不羈，不守紀律，但同時也能做到對自己要求異常嚴格。我努力要求進步，其他那些人在入團、做好事方面也表現的異常積極，但這里存在著質的不同。我讀到毛主席青年時代的所做所為后深受感動，于是我也在冬天游泳，洗冷水澡，而這是許多人無法做到的。堅持不懈地慢跑—他們受不了，我卻能忍受。你必須勉強著自己，努力，再努力。有時很苦，很難，但往往你只要再跑一步，就能增強意志，免得毫厘之差，遺恨百年。要是你放棄了，你就永遠也達不到目標。下這種決心是很難的，不過我把一切都理想化了，強烈地渴望著取得進步。和別人不同，我就象個正在鍛煉自己的青年革命者。P132

在張所處的時代，等待著他的又是怎樣的革命呢?毛澤東從事的革命活動需要暴力、流血，反抗現政權，徹底改變社會和政治境環。而到了張生活的時期，“革命”一詞雖然繼續沿用，但它的內容已發生了變化。它意味著“社會主義建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推翻現政權已經不是現階段革命的任務，相反要服從政府的規定，消除所有不合乎潮流的個人主義傾向，把一切獻給黨，獻給毛主席，心甘情愿地艱苦勞動，過普通人的生活，象雷鋒一樣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但張仍然拒絕接受雷鋒做為（P132）英雄模范。他認為雷鋒是“馴服工具”，向雷鋒學習的人則平凡乏味，不值一提。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毛主席和其他偉大的歷史人物。他熱愛毛主席的詩詞與書法。他時常引用毛主席的話，不過一般只引用詩詞里的句子，而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與語錄。是毛主席的浪漫主義風格和叛逆精神強烈地吸引了他，但毛主席關于“為人民服務”的教導卻沒有引起他的注意。毛主席是個集學者、詩人、軍事天才、偉大的革命家于一身的人物;張也要為達到這一目標而努力。他深深地贊美伽里略不畏宗教迫害、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也十分崇拜拿破侖的軍事才略，他希望有朝一日天賜良機，借此證明自己也具備同樣的才能。

張所追求的正是被政府斥為“個人英雄主義”的東西。他總環著一種沖動，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自己也向其他人表明他所具有的革命品質。他從不期望得到組織授予的權力、地位與榮謄(這是區和白，尤其是區，夢寐以求的)，只要他能按個人方式證實自己的價值就行。

要是就此斷言他對社會制度不滿，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他對黨的政策的信賴從未動搖過。他甚至堅信他的獻身精神比那些學雷鋒的同學們都更為高尚、深沉和特殊。他為之感到苦惱的，是組織上要求的一致性。

當時，大家都已意識到入團對于進大學來說十分重要，但如果他想入團的話，“靠攏團組織”和學雷鋒就是必要的了。張一直希望能夠升學深造，到大學里學習文學與政治。他覺得這比下鄉勞動貢獻大。但是他應當放棄獨立自主和大家求得一致嗎?他應當準許自己卷入那些被他視為假積極的、瑣屑微小的“革命”活動中嗎?行為本身對他的心理影響并不大:歸根結底，做件好事又有什么錯呢?他感到不安的是行為背后的動機。他把班里同學爭著學雷鋒做好事的舉動比做“搶食吃”。P134

我按時去見我的入團負責人，因為如果你不去，別人就會說你不積極。就芝麻小事征求他的意見是司空見慣的。特別是在學習毛著的時候。你得說許多諸如此類的話，象“今天我有個思想問題，但在讀過毛選之后，我認識到了什么什么”等等。這是規定好的，人人都得這么做，我也得跟著學。我還作了許多這樣的筆記，有時甚至一邊和人聊天一邊寫。我感到非常難過，因為我不能問我真正想問的問題。我考慮過很多重大問題，象關于修正主義，關于國家民族，關于生命，都不是無足輕重的小事。我覺得一個人只要誠實坦白就足夠了。可他們問的是什么呢衛你做好事了嗎?你為你宿舍的同學洗衣服了嗎?這真讓人難過。除了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之外，我還必須在團員面前表現得象個小孩子。P135

不管學生們懷有怎樣的情緒，在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會時，他們都能掌握一個合適的限度，使自我批評與個人的性情和階級背景相一致，這是他們因長期積累經驗而習慣成自然了。這樣的會已經變得十分程式化，以至于在一般學生看（P135）來，儼然可以定出一套不成文的法則。出身好的學生談的是對黨的感激，表示要盡最大努力報答黨的恩情;出身不好的學生則主要檢討自己的錯誤，用現成的套話來控訴他們的思想如何受到落后家庭的影響，又如何下決心和自己的家庭劃清界限;至于中等階層出身的子弟，他們用不著做這么嚴苛的自我批評，只要大概講一些介乎前二者之間的話就可以了。因為有了這樣的非正式規定，那些覺得這種會純粹是弄虛作假的學生逐漸習慣于公事公辦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好象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死記硬背的程式似的。

與實際要求的微不足道恰好相對的是，口頭表白必須極盡渲染之能事。積極不積極要根據你的語氣聲調、口頭表白、所愿展示的自身生活細節和與父母“劃分界限”的程度來判斷。一個接受調查的學生嘲諷地說:“他們真是把自己貶低到走狗的地位了。”無論是他，還是張，都不愿意這么做。同時，這種會已經十分程式化，如果想象張似地進行一次超出標準的、真正坦白的公開自我檢查，就會碰到另外一種類型的問題了:

有時，在開這樣會的時候，我把我頭天晚上私下所做的自我批評提出一部分，當然不能全都說出來。只講一部分就夠了。如果毫無保留的話就會暴露出和他們不一致的東西，而在當時所有的人都必須保持一致，就跟從一個模子里印出來的一樣。有時候我剛開始談出一些內心的想法，當然都是不出格的，可就是那樣他們也會覺得我這個人很怪，想得太深。我時常感到前后矛盾。P136

當他聽到工人階級出身的同學談到他們對黨的感激時，他這么想：

我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對勁，從我觀察到的來看，他們呈現的正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那種感激就意味著因為什么人曾對我好，所以現在我要對他好，這是一種自私，我就是這樣認為的，與此相反，雖然可以說共產黨沒有使我在任何特別的方面受惠，可我心里清楚，我比大多數人都更深地了解它，我對黨的感情上升到了理智的水平，不象他們那樣狹隘、盲目，我甚至認為到了關鍵時刻，那時在看到底誰能對黨更忠誠吧，我從來不去想“報答”不“報答”的。

另外一個中等階層出身的被調查者也得出過同樣的結論:那種階級感情實際是一種雖還稱不上自私但也絕對夠不上高尚的情緒。但是大多數中等階層子弟從來沒有對階級感情存在的合理性產生過懷疑。在生活中，他們雖然并不覺得出身好的同學比他們自己更革命，但只要有關階級感情的教育不沖擊到他們自身，他們就是忠實的追隨者。我所調查過的學生普遍回憶說：他們都曾對出身不好的同學心存懷疑。P137

提倡階級感情的自然結果就是對階級敵人必須懷有“階級仇恨”。這也正是張所缺乏的。他倒并不是對出身不好的同學特別友好，因為他基本上獨來獨往;但他有一種人道主義感情，這和階級仇恨極不調和。人道主義在意識形態教育里是遭到痛斥的，根據是一切感情都有階級局限，不存在超越階級局限之上的情感。人道主義，人性論，都被當作危險的資產階級毒草:只能有階級感情和階級仇恨。P138

18、鄧：抱有實用觀點的青少年積極分子

當鄧學習一個人時，不管這人是雷鋒也好，還是一位老師、同學甚或毛主席本人也好，他都抱著十分實用主義的態度。他的目標既微小又直接。他仔細觀察并精心選擇別人身上他認為是可貴的品質，然后迅速認真地加以學習。他學習某位老師走路的姿勢，某個同學與人交往時溫和有禮的態度，另外一個同學的談話方式。同樣，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忽然發現自己缺乏政治理論基礎，而那對于寫一手漂亮的大字報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于是他立刻開始鉆研毛澤東思想的論著。他做事極少從理想主義角度出發，他最關心的乃是一切行動都必須產生實際的、有用的、明確的后果。P143

在當時的和平年代里，雖說打著“革命”的旗號，實際進行的卻是建設性改革，因此，青年人所做的貢獻也自然與老一輩不同。他們生在紅旗下，父輩靠流血犧牲爭取到了光榮的勝利，他們沒有必要再去赴湯蹈火了。在學校里，他們唯一可以從事的“革命活動”就是做雷鋒式的好事。至多等他們長成以后，為這個依然還很貧窮的國家發展經濟做出貢獻。但在六十年代，就連實施鄧心目中的這種“小事”也變得愈來愈困難了。學生們面臨下鄉扎根終其一生的可能性。階級界限的日益分明直接威脅著他們進大學，而完成那些“小事”是進大學的必經途徑。“革命表現”的涵義已經出現了變化，越來越傾向于做瑣屑的好事，程式化地表自忠心，并完全與集體保持一致。P144

首先，他可以借著體育鍛煉挽回他在球賽中笨手笨腳喪失的自尊。他相信適者生存這句話，因此他把身體的強壯看成一種能力，認為它十分高超而優美，在跑步與體操上略勝一籌成為他表現自我和向人向己證實自己價值的方式。不僅如此，通過堅持實行自己的鍛煉計劃，并拒絕每天和班里同學一起跑步(他說，他的同學們圍著操場跑，就好象“一群小鴨子”)，他事實上是在不甚自覺地與其他人競爭。他想顯得與眾不同，使他們認清他不是平庸之輩，他是“純潔高尚”的。最后，他已不知不覺地把這種表現變成了違反組織紀律的機會。團支部批評他，說他不該以個人的鍛煉計劃影響集體。何況他的早起晚歸也已干擾了別人休息。他卻對此毫不理會，仍然固執地我行我素。因為團支部的批評越來越嚴厲，他不得不暫時妥協;但他不愿與集體一致與缺乏組織性紀律性的事實已經很明顯了。在體育鍛煉中，張和鄧都表現出了很強的毅力;他們也都企圖通過體育鍛煉來表現自己。

此外，鄧的努力也是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他覺得他的能力被極不公平地忽視了。他的分數不壞;在勞動中的表現，據他自己介紹，是相當出色的，但他從未獲得過勞動積極分子的提名。他和我談話時，一直在抱怨這個問題。他把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歸結于他不會象其他人那樣說“甜言蜜語”;也不會搞那種當著老師與團支部的面勞動特別（P145）積極，等他們一轉身卻又是另外一套的鬼把戲。

雖然張和鄧都覺得委屈，但張主要是因為他干革命的熱情沒有得到注意，鄧則為了自己的能力未被承認。張的不滿與內心的騷動結合起來，鄧的牢騷卻公開化了。他不斷琢磨自己高一申請入團遭到拒絕這件事，最后終于得出結論說，一個人不入團也可以——甚至更可以干好革命。言下之意，那些團員們未必見得都是革命的。他寫了一張小字報陳述自己的觀點，并把它貼在教室的布告欄里。這種舉動非常大膽，因為他直接攻擊了團組織作為青年先鋒的合法性。小字報引起了一場風波。整個班級分成兩大派:團員和積極分子，其中大半是女生，站在一邊，非積極分子則站在鄧的一邊。接連好幾天，兩個陣營都拋出大量小字報，使全班面臨著一次小小的危機。

這些事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都是青年人表達他們不愿被同化而追求獨立自主的渠道;同時，也被看做是對于現存制度的潛在威脅。隨著辯論的不斷升溫，那些大膽輕妄的行為本身之對與錯已經不再是爭辯的主題了:團員與積極（P146）分子們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對這種不受權威制約、采取過火方式、違反組織紀律、影響集體一致性的行為的自由化性質。    對這兩件事，校領導都沒有插手，任風浪自然平息。也許，這是因為和官方不盡一致的非正統觀點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吧。雖然為了批評鄧專門舉行了一次特別班會，但在開會之前，老師私下里委婉地向他提出放棄此事的建議，鄧也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開會時，老師果然只輕描淡寫地把這件事提了一下，就岔開話題，談到別的問題上去了。事情不了了之。

鄧期望自己的能力得到別人的承認，并不意味著他要求擁有權力。一切事實，包括他終于獲得一定的政治基礎、群眾基礎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也都說明鄧沒有什么大的野心。他和區不同，不認為“革命接班人”和權力、干部地位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他對“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是:“既然我們是新一代，我們當然是革命接班人。”他也不愿主動爭取入團。覺得那是對自己的正直的出賣。他很瞧不上那些把自己降低到替別人洗衣服的人，還有那些留下明顯線索以使團員注意到他們做了好事的積極分子，他對在自我批評會上痛哭流涕或與家庭“劃清階級界限”的學生更是不屑一顧。與張相比，他所處的境地還不需要他如此行事:他的家庭雖不屬于紅五類，但他的父母都是中等階層的國家技術干部;至于他的學習成績，在一所重點學校里也算是名列前茅的。P147

19、階級陣營和統一性的加強

通過研究以上四個例子，我們可以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兩三年前，學生之間的矛盾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是階級界線問題，它使學生們分裂成清晰可辨的四大陣營:干部子弟，工農子弟，中等階層子弟，出身不好的子弟;二是為了獲取政治資本進行的競爭，它把學生們分成積極分子和未能得到任何職位的普通同學。P148

在高一，鄧所在班級的活動全然被初中入團的同學控制。他們當時剛剛跨入六十年代，階級背景還未成為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團員們不乏出身于中等階層、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區有機會上高中的話，她就會成為所謂的了“老團員”。在高中三年(1963-1966年)內入團的新團員們則（P149）大多是“根正苗紅”的。到了高中的最后一個學期，把所有中等階級與出身不好的學生放在一起，只有三分之一是團員，而干部子弟則全部在團內。后者的團員身份建立在他們的“自來紅”基礎上，很快就使老團員黯然失色了。老團員們一擔任團內職務只到1964-65學年，他們自然而然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但新老團員之間的矛盾一直隱而不露，直到文革期間才得以爆發。

一般來說，干部子弟不象他們中等階層出身的同學那樣（P150）急于表現得積極。我調查過一個干部家庭出身的學生，他說:“如果我想入團的話，絕對不會有什么問題。”因此，干部子女用不著擔心自己的前途。他們知道有“自來紅”在后面撐腰，就連團員身份對于上大學也并非多么重要。他們甚至相信，靠著有權勢的父母，就算他們不讀大學，前程也絕不會受到任何影響。部分是為此，干部子女的學習成績一般不如中等階層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那樣優秀。他們原本就缺少刻苦爭先的動力。

但他們全部真心相信既然自己是“自來紅”，那就注定了他們的天性要比別人革命，因此他們就有天賦的權利成為革命事業和權力地位的繼承人。他們還認為自己的“紅”是內在的，不需要再將它外在化，即用實際行動加以表現。而且，因為無人對此提出異議，他們所受到的要求他們表現積極的社會壓力相對來說就要小得多。他們不怎么用得著“假積極”，事實上，他們和中等階層出身的那些叛逆者一樣看不起“假積極”的行為。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積極”意味著馴服、順從、遵守紀律;但這些干部子弟在社會上有著很高的地位，家庭優越感十分強烈，又習慣了享受父母的下屬對自己表示的尊敬，這一切都促使他們形成了一套與團組織、校領導規定的要求全然格格不入的行為模式。至少他們中間有一小部分人似乎是被驕縱慣了，顯得十分桀驁不馴。

為了和學校里其他學生相區別，鄧的那些軍隊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學穿上父輩留下的舊軍裝，作為他們這些人的身份標志。戰斗英雄的傳奇故事為這樣的服裝增添了英雄主義色_彩。鄧一心追求體力上的強健，對軍人的孩子自然備感羨（P151）慕;但他和其他學生始終不敢穿軍裝，怕被別人斥為僭越。只有到了后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軍隊干部子女失去了他們的優勢，穿軍服才成為一種時興，在大眾之中普遍地流行開來。

干部子弟不但對入團不甚關心，甚至于不大把團放在眼里，認為共青團有一種相當不純的群眾組織的味道。到了高中快畢業時，一個班有三分之一甚或一半學生(例如在鄧所在的班里)都是團員，共青團作為“光榮的”、吸收了最優秀分子的組織的形象自然受到了破壞。鄧認為這種心理正是文革開始干部子弟組織起第一批只許他們自己參加的紅衛兵的原因。P152

在學校里，干部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學生恰好形成了兩個被明顯區分開來的極端。出身不好的學生為了彌補他們“政治資本”的缺乏，不得不拚命學習。他們覺得自己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取得出類拔萃的學習成績，以求使政府忽略他們的階級出身。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越學得刻苦，成績越優秀，就越襯托出干部子弟在學習上所處的劣勢，這難免招來了干部子弟的嫉恨，他們只有指出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對表現積極漠不關心，以此作為他們實質上是些“落后分子”的證據。P152

在遭受輕視和非難的出身不好的學生中，頗有幾個不甘心退出政治競爭的，他們或是出于對黨真正的忠誠或是出于某種個人動機，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為了入團，為了做為政治上可靠者得到他人的承認，他們不得不接受種種既嚴峻又有損自尊的考驗。最后的也是最難的一道關是與家庭劃清（P152）界限，而且必須是十分嚴肅的，就是說要揭發父母的“反動本質”。只喊喊程式化的口號是不行的。提出這樣的要求，是為了逼迫他們在思想上與家庭徹底一刀兩斷，據稱這對鞏固青年人對黨的忠誠很有必要。

但是大多數出身不好的子弟不愿背叛自己的父母。連那些堅定不移地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并真心認為自己的父母反動落后的學生也不例外。當時的口號是“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但一般來說，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巨大心理壓力卻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要求他們脫離家庭的壓力越大，他們就越傾向于和家庭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P153

雖然許多出身不好的學生甘于共產黨沒有多深的感情，但還不到反對它的程度。可劃分階級界限的結果卻是把我們推向了另外一邊。那些本來并不反對國家制度的人現在開始覺得不滿了。實際上，曾經一度還是有機會贏得我們的心的。

他們發展起了自己的邏輯，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標準，“要是我們變‘紅’了，我們就等于在自貶人格。” 他們要保持自己內心的正直。于是，他們對于政治上的號召服從，但異常被動，而且經常地不予妥協。153

中等階層的學生，尤其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是地位一（P153）直僅次于干部子弟的寵兒。早在五十年代，他們就可以通過入黨和接受高等教育獲得升遷的機會。因為這些孩子學習成績都非常好，所以還在上小學的時候，他們已經能夠比較容易地當上學生干部。象我們已經觀察到的，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他們組成了學生當中成績最優秀的部分。他們一般來說都接受了這個社會制度，決心獻身于國家提倡的意識形態。

這些學生從思想意識的角度出發來考慮，也很為自己的學習優勢感到自豪:他們認為這對建設國家是非常有用的。他們相信自己真正做到了又紅又專:“血不紅，心也紅。”可是，隨著階級界限的日益分明，他們發現自己的有利地位受到了出身好的學生的挑戰。漸漸地他們越來越需要用政治上的表現來彌補“自來紅”方面的不足。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競爭的意識增強了，一些出身好的學生嘲笑他們，說他們缺少“真正的”階級感情，他們在政治上表現得那么積極，無非是為了往上爬。正是由于害怕遭到譏諷，他們才成了學生當中最急于證明自己積極是毫不摻假的人，這種證明不僅給別人看，也是沖著自己來的。154

中等階層子弟的群體感不如出身不好的子弟那么強。只有在他們做為一個群體受到挑戰時才會產生這樣的群體意識。不過，他們并不因此對黨劃分的階級界限產生疑問。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對出身不好的學生仍持歧視態度，部分是由于社會壓力，部分也是由于他們真心相信那些遭受勢會摒棄的同學心中可能懷有“階級仇恨”。不過與此同時，他們也不愿承認出身好的同學比他們更“革命”。他們十分蔑視那些用不著顯示任何才能與忠誠僅靠出（P154）身獲得職位的學生。干部子弟受到父輩蔭庇，舒適安穩的生活方式與無產階級艱苦樸素、忘我無私的形象也十分不協調。他們從這些同學身上看不到什么“無產階級天性”。

他們既認識到干部子弟不配得到很多的尊敬，又發現工農子弟在學習方面成績落后，許多中等階層出身的學生便相信他們是新一代青年人里面最有資格得到權力與信任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這種野心沒有得到過十分明確的表示，但他們當中的有些人，私下里早就對于影響了他們升遷的階級界限進行過反對了。

在觀察六十年代的高中生之后，我們可以發現，服從集體、遵守紀律的要求無論是在攻擊杜威主義的文章中，還是在城市教育體制中，都已大大占了上風。青年人幾乎沒有得以顯示個性或發揮創造力的渠道。我所調查的大多數學生都感到自己已被不斷要求他們與集體保持步調一致的號召束縛得失去了活力。一般說來，他們不象張那樣離經叛道，但同時也決不象區那樣肯于順從，因此，他們還是會不時感到一種想要宣泄個性的沖動。P156

更糟的是，許多人都覺得俯首聽命是十分虛偽的。隨著學雷鋒運動的開展，學生們一方面覺得道德上的要求增強了。一方面這個同樣的運動也會把學生推向反面。學生們都想自發自愿地表示忠心，有些人甚至打算把爭當積極分子的活動變成提高認識，實現自我的途徑。但在學校里，積極表現成了取悅于當權者以獲得更多升學機會的手段。我所調查的許多學生都有過這種張所說的“痛苦的經驗”。P156

這幾個接受調查者在談起過去時，總是回憶說，他們受到的壓力是無形的、難以名狀的。和那些因出身不好而遭到社會歧視的學生相比，他們全心全意地信任現存的政治體制，因此也就無法正確全面地認識當時自己所處的困境。雖然對階級界限影響了他們的升遷機會感到不滿，但既然階級界限是黨和毛主席規定的，他們就絕對不敢提出任何異議，他們受到集體主義的束縛，卻并不責備真正局限了他們的政治教育體制，而是把不滿發泄到所在班團支部的一個個具體成員身上。他們自己對于積極表現的性質心存懷疑，認為許多團員都具有他們自身所擔心的虛偽。他們還按照自己的意思曲解了“紅”的含義，把這個字用來輕蔑地意指那些缺乏真正革命覺悟的積極表現。當他們稱某人“大紅人”、“紅得很”、“紅極一時”或者用句土語“紅得發紫”來描述他們的時候，多半意味著這個人是個機會主義者，一心只顧往上爬。對于他們來說，官方所定的積極分子和“自來紅”都不算真正的革命。P157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這些未得到承認的積極分子和“欽定”的積極分子發生了沖突，每一方都宣稱自己更紅更純。更重要的是，不同階級出身的學生也分成了敵對的政治集團。換句話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學生們是為了那些早就萌發的種種摩擦和敵意才產生了矛盾，不同的學生根據不同的出身而采取不同的態度，他們各自扮演著不同的有時是對立的角色。P157

他們所顯示的行為特點都是相似的;這是由于他們有共同的信仰，此外他們從小賴以成長的學校環境，他們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受到過的壓力也基本相似或者相同。他們對于做雞毛蒜皮的好事向來心懷反感，現在這些不滿全都通過為證明自己耿耿忠心所做的狂熱努力發泄了出來。而表白忠心的方式就是極端崇拜被神化了的毛主席。他們的狂熱表現在一連串自以為是，毫不寬容的行為上，包括把出身好的和中等階層的子弟聯合在一起痛打“牛鬼蛇神”。他們渴求進取的競爭變成了一場以暴力獲得政治威望的武斗，每個紅衛兵組織都企圖壓他人一頭。總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的頭半年)，一切可能有的政治傾向都在中國城市學生組織起來的各種團體當中戲劇性地出現了。P158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政治積極性的一次檢驗

1966年，當毛澤東為青年人攻擊舊秩序大開綠燈時，青年人在文革前的那些緊張、敵視、憤怒、自暴自棄以及由壓（P159）抑而生的絕望，便一齊爆發為一場暴亂。青年人所作所為的思想基礎是要“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然而，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些卻成為他們表現情感追求和表示個人利益的基本根據。

1966年的5月到那年秋天，學生運動具有一種無所顧忌的抗爭特性，是一種在正統的和同輩群體的壓力下而做出的反叛行為;是過去的一些年中，學生們對付課堂秩序的做法的翻版，但這次卻更蠻橫，更擴大了。第二階段是從9月末到1968年的夏末，學生們的行為更加無拘無束。每個人都可以自行選擇政治參與，政治上所經常承受的危險，在價值上遠遠超過了個性發展所期望的。由正統化的行為到放任自流的行為的這種替換，同時伴隨著青年人在自我意識中對黨的認識以及后來對毛主席的認識的變化。這種變化成為青年人政治社會化的分水嶺。就在這兩年里，他們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P160

20、第一階段：正統化的運動

66年的5月，學校領導傳達上面緊急講話的精神，并且在教室里或會議上宣讀和學習報紙編輯部關于批判北京文藝界反黨活動的社論。學校鼓動學生們寫文章和大字報，揭露暗藏在文藝界里的反黨分子，譴責這些人膽敢借古諷今，詆毀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學校里正規的教學計劃很快便被擠垮了，學校允許學生們全部投入這場斗爭。然而，正象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樣，學生們的所做所為都被看作是自發的。遺憾的是，一系列社論中那些譴責毛主席的敵人的陳詞濫調卻是通過學生們的大字報表現出來，而且當局認為這樣是完全必要的。于是，學生們盡其所能，把大字報寫得鋪天蓋地。P161

凡是當班主任的，總是管學生的。你會從心眼里感到他對你的束縛。班主任比其他老師還要厲害，因為寫評語的是班主任。我們一到老師辦公室就緊張得無所措手足，不敢亂說亂動。但是，一位從不把老師放在眼里的高干子弟那時卻敢揪住老師的衣領，嘴里大叫:“你算老幾，我們現在就要揪斗你，好好想想，小心點兒!”我們那時象群小狗尾隨其后，但又不知如何是好。那位高干子弟卻揪住教師不放，把他拽到教室里。開始我們還能在老師面前裝模作樣，但那以后，所有這些假面具都被撕掉了。我們一進教室，班里其他同學目瞪口呆，看著我們回教室后的那付神氣活現的樣子。不一會兒，他們原來對班主任的那種唯（P162）唯偌偌便一掃而光。那個老師渾身發抖，他做夢也沒想到會有如此下場。聲音顫抖，平時的那種神氣此刻蕩然無存。

學生們坦誠地相信，對教師權威的這種反叛，是為了支持毛主席，因為到處都暗藏著妄圖推翻毛主席的“牛鬼蛇神”。他們內在的世界觀使他們只會用非紅即白來看待事物:革命的一方是純粹好的，而它受到了純粹惡的挑戰。揭露暗藏的邪惡，目的在于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義。總的來講，他們“必須”證明自己是正直的，在同輩群體的壓力下，他們感覺到無論如何要做一名積極分子。

那時沒人想到文化大革命會持續兩年之久。人們認為這場運動是短暫的，是積極表現自己的大好時機。P163

盡管他們盡心盡力，但經常發現對他們的老師們并無實際效果。可為了表示他們是革命者，于是仍然絞盡腦汁，幻想通過整老師，便可以很快證明“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學生們對此愈發熟練:就是抓住教師一句平常的話，任意發揮其含義，然后上綱上線，以此作為政治上存在異端的例子。他自己心里明白這是歪曲事實，但干的時候卻又毫無顧忌，因為最重要的是要挖出“牛鬼蛇神”。對教師批得越狠，就越能證明是緊跟了正確路線。由此也就顯得自己（P163）很積極，在同學們面前，大家都急切地表現這一點。

長期以來，在學生們中間就積聚著一種潛在的不滿情緒。運動一來，我們就尋找借口罵老師。由于社會上到處可見“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復辟資本主義”之類的標語，這樣就可以以此來訓斥老師。其實這些標語口號不過是一些大帽子，可以扣到很多事情上……，那時人們的感情非常復雜，有些人想為國家做些事，可又不知他們能夠做些什么，你自己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比如，你想多學些知識，以便為祖國多做貢獻，但卻報國無門……。雖然你很想為大家做些什么，可是連團都入不上。相反，入了團的人都是些烏七八糟，專搞各種陰謀的蠢貨。不管怎么說，很多人都感到他們的積極性受到了壓抑。我想這是最讓人生氣的事了。P164

我們只要看一看課堂上每天的那種氣氛，森嚴的規矩，不斷強調的絕對服從的壓力，令人感到虛偽的學雷鋒運動，等級分明的同輩群體結構，對將來到農村落戶的憂慮，事情（P164）很明了，這些受到壓制的不滿情緒必然成為后來運動的促進劑。然而學生們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他們的政治個性過于依賴毛主席，為革命時刻準備著之心甚勝。這樣，他們的熱情必然要尋求發泄。不滿情緒與獻身精神混雜在一起，于是教師便在每一件事上都成了學生們的出氣筒。過去教師凡事都要壓制學生，這就阻礙了學生們證明自身的忠誠與奉獻之心，這種反抗情緒包含兩個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渴望一種自我解放，而另一方面卻又放棄自我而崇拜最高的權威人物。

這種無政府狀態只持續了幾個星期。1966年的6月，黨派工作隊進駐各個學校，企圖穩定形勢，控制這種混亂局面。工作隊以文革要有秩序地進行為理由，把斗爭的目標限制在一些年紀大而又出身不好的教師身上。在一些學校設置了“牛棚”(臨時當作監獄的地方)關押這些教師。白天，挨斗的教師被迫干一些重體力勞動，或參加批斗會。批斗會上，他們或受批判，或遭毒打。P165

在政治運動中，干部工作隊的職能一般是使局勢處于嚴格的控制之下。根據意識形態的理由，階級斗爭本應是針對那些真正的剝削階級，但工作隊在運動的初期卻把一些只是出身不好的人也揪到了群眾面前去接受批判。這其中隱藏著某種戰略目的，既鼓動了學生的情緒，但又要處于黨的領導之下。文革工作隊不久便接管了學校的管理大權，恐怕原因即在此。為了把握住文革的方向，使其安全地在階級斗爭的軌道上進行，工作隊反過來拉攏出身好的學生。每個班上都上建立了文革的籌委會，指定紅五類的學生為領導，非紅五類（P165）的團員被甩在一旁。

所謂黑五類的學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被當作“牛鬼蛇神”揪出來的教師，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處在對于學生來講是不安全的位置而被劃分出來。但這次又有了新的升格。學生的階級出身也成了他們揪住不放的問題。出身不好的學生為了避免招惹是非，只能在這種陰影籠罩之下被動地適應和小心翼翼。他們這些人對政治運動幾乎沒有任何興趣和抱負。

相反，出身于中間階層的學生則抱怨不給他們機會以證明自己獻身革命的精神。他們把這場運動看作是期待已久的機會。可是再搞這種形式上的“批斗會”實在乏味并且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這種批斗會上他們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后來的揭發工作隊的會上，他們的這種不滿便引發為指責工作隊壓制“群眾的首創精神”。一位采訪對象回憶道:

工作隊組織了一些形式上的批斗會和討論會。每天都在深挖暗藏的階級敵人，批斗“牛鬼蛇神”，我們對此感到十分厭煩。不久他們又出了新招兒，組織學習班，讓學生討論為什么會有那種沒什么可說的想法(指寫大字報和批斗老師)。討論的結果是我們的階級感情不深。他們講，我們要加強我們的階級感情，絕不能對階級敵人有絲毫的同情，要對教師的新的反革命言行有清醒的認識。這根本沒有意義，沒人愿意去這樣想。當然，出身好的學生是自鳴得意的，每一件事情都對他們有利。事實上他們所干的事都是卑郁而且惡劣的，他們唯一、所做的就是夢想每天都要斗，斗，斗。P166

黨內的兩種大政方針之間的爭論，被毛澤東看作是“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這一點可以非常明顯地通過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教育政策上的沖突看出來。“資產階級路線”旨在培養“專”，那樣便使得以前資產階級的孩子們能夠獲得更多的益處;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則要求“紅”，也就是通過文化大革命以后使教育有利于“紅五類”的那些人。P168

干部子弟作為頭目的這些新組織拒絕吸收出身中間階層的青年，并且只是勉強允許一些工農子弟加入他們的行列。出身中間階層的學生對被拒之新的紅衛兵大門之外這一點，無論感到如何不安，但仍希望被毛主席所贊成的新的紅衛兵組織接納他們。他們自己另外召集起來，經過新的紅衛兵組織認可，成立了所謂“紅衛兵外圍”的組織。雖然如此，這一組織的名稱便表明，真正的帶頭人還是由那些出身好的學生所構成。

有一些出身中間階層的學生發現，事情的新變化是他們無法接受的。為了向紅衛兵挑戰，有幾個大膽的學生(他們的確十分大膽)成立了他們自己的與紅衛兵并駕齊驅的組織。他們堅決主張，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猛批學校黨委，而并不是簡單地揪斗“牛鬼蛇神”。被稱為“少數派”的人，在紅衛兵的嚴厲的攻擊之下，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張和鄧都是他們所在學校里少數派組成的外圍組織的創建者。如同以前他們對團組織不大恭敬一樣，現在對紅衛兵也不肯俯首帖耳。鄧尖刻地挖苦那些加入紅衛兵圈子的人，說他們是自甘卑賤地去做“二等公民”。P170

幾乎就在紅衛兵成立的同時，一場掃四舊的運動使學生們在紅衛兵的領導下走向街頭，去橫掃“舊思想、舊文化、（P170）舊風俗、舊習慣”。他們在反動階級的人家里翻箱倒柜，搬走他們的家俱，書籍和其它從性質上屬于“資產階級”的個人財產;他們辱罵并威脅那些成份不好的居民。其中的狂熱分子主要是那些出身高貴的學生，這些人熱衷于挑起階級爭端。出身中間階層的采訪對象講，他們迫于要積極表現的壓力而不得已跟隨其左右，但他們仍然迷惑不解。改街道名稱，砸教堂，辱罵那些膽戰心驚的成份不好的人，這些固然很有些刺激。但他們也為把象征“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那些花瓶、書籍，漂亮的家俱，油畫等砸碎，燒毀而困惑，因為他們很多人自己家里也至少有些這類東西，掃四舊的運動使得他們自己的家庭處境尷尬。

以前，無論怎樣論證革命階級的后代其“本性也是革命的”，但仍然承認家庭和社會的影響，這在基本原則上是存在爭論的。新的血統論則排除了可以用政治上的積極和態度上的正確來獲得革命品德的可能性，他們偷換并僵化了“革命本質”這一概念。干部子弟認為紅色階級和其它社會群體之間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從而在社會中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P171）溝。由此，他們期望削減社會中那些號稱享有特權的人的數量，更重要的是消除那些主要的對手，也就是聲名顯赫的教授子弟。干部子弟甚至進一步排擠那些認為自己也有特權的工農子弟，把他們驅趕到革命階級的最底層。從實質上，他們企圖在世襲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種類似等級制度的社會結構。

他們堅持必須重新審查每個學生的家庭出身，以保證在新的社會等級中每個人都有其相應的位置。在所謂“查三代”中，出身好的學生到他們同學家長的工作單位去調查檔案。甚至一些工農出身的學生，迫于干部子弟的威逼，自己交待家庭的階級背景是否正統和純潔。很多學生由此才第一次真正了解了解放以前很久自己的祖父祖母都做了些什么、這種對“血統論”的盲目崇拜，明確地假定一個人的政治傾向也是生理上遺傳的結果。血統論后來成為干部子弟為他們的暴力活動進行辯護的理由。他們驕傲地聲稱這種暴力是紅色恐怖。出身不好的“牛鬼蛇神”教師受到的虐待越來越殘忍。在一些學校，一些出身好的學生的小嘍啰被派做牛棚的看守，對教師的虐待多少有所收斂。但有些其它學校，狀況糟得令人發指。只要你出身好，就可以對“牛鬼蛇神”為所欲為。張描述了他所在學校里教師所遭受的懲罰。“他們在老師的臉上涂上油漆，然后讓他們背著大石頭圍著操場轉。只要學生們一敲鑼鼓，就讓老師說:‘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隨后就是一通毒打。”P172

由于出身好的學生學習成績不佳，他們總感到老師對他們有一種壓力……。他們讓老師背誦毛主席的語錄:“語錄第某、某、某條!”事實上他們也不知道這些條語錄是什么。“你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就是拳打腳踢。接著又是一通吼叫:“背!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語錄?”——鞭打——學!背不下來?好了，又是一陣痛打。老師辯解說:“我怎么能全都背下來呢?”“那你以前為什么強迫我們背書?”結果老師只得說:“是的，我知道我錯了，我錯了，”“哈哈，錯了”于是還得挨一陣痛打。P173

出身不好的學生學習成績優異，出身好的學生心中隱藏著一種失敗者的妒忌。由于他們是“自來紅”，便采取了報復。他們強迫出身不好的同學不斷地進行自我坦白交待，侮辱他們的家長，有的甚至打他們。我的采訪對象中有3個人遭受過這種侮辱，其中還有一個是出身中間階層的學生。她的頭發被剪掉了一半，這種頭發當時叫“陰陽頭”，這標志著對她的一種政治上的懲罰。十年以后，每當她回想此事，仍然忍不住掉淚。

一個學校越有名，紅色恐怖的暴力就越甚，因為這樣的學校里集中了大量的高干子弟，根據血統論的邏輯，高干子弟認為，要表明自己是所有出身好的學生們中的最革命者，就要通過斗爭來表現他們的階級仇恨。而且，依靠父母的優越地位和權勢，他們更可以肆無忌憚，對他人任意施虐。P173

文革期間廣州中學紅衛兵的派別劃分表P179

一開始，他根據“階級”偏見而爭辯，但最后卻推卸責任，把它歸咎于社會制度。看來，極端行為的根子在于黨所倡導的政治社會化的綱領:摩尼教的世界觀，對無產階級道德純潔性的盲目崇拜，階級感情高于一切人類感情，絕不能對敵人抱有同情心的教育，大量充滿火藥味的標語口號，不斷灌輸的紅色階級的最革命者天生比其他人更革命，并且要為革命而獻身。當毛主席警告說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正在“復辟資本主義”，因此，保衛他們的紅色江山，同時也就是保衛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于是，他們競相表示對剝削階級，也就是“階級敵人”的仇恨。P175

21、第二階段：自由化的運動

問題在于，為什么一些采訪對象幾年以后敘述他們當年紅衛兵運動的經歷時，非常不情愿地承認，任何組織和個人中都存在著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問題。一個原因是，很多紅衛兵堅決表示，與文化大革命前學校中的積極分子們競爭不同，他們對個人利益并不關注，當文化大革命惡性發展到兩派之間武斗階段，青年人甚至歡迎不斷發生的沖突，因為可以以此來證明他們的為革命獻身的精神。他們把武斗看作是可以效仿革命先烈和革命戰爭英雄的場所，從而不再受像雷鋒或“社會主義建設英雄”那種千人一面的模式的限制。P180

我和我的朋友們把我們的生活比作火柴盒里的火柴，如果一根根地劃著它，那不過是一些很小的火花。而你一下把整個火柴盒點燃，那就會發出更大的耀眼的火光，盡管火柴還是那些火柴。我們覺得英雄的死，就好象點燃一整盒火柴。所以我們想，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為我們提供去死的機會，那么死亡就會變成一件幸事……。我們談過不應該再繼續維持毫無意義的生活了。那時我們都感到最重要的是，一旦垂垂老朽，死之將至，如果回首往事，我們的生活不能留下任何無價值的東西。如果我們能死，就去死好了。英勇地去死要比窩囊地去死強多了。最好的方式是，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壯烈犧牲，這是很值得一試的。這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什么很多人對死亡毫無顧忌的原因。他們認為再沒有比在文革中去死更合適的機會了。我自己這樣想，我的很多朋友也這樣想。P181

現在再談此事，那種對死亡的態度就十分明白了，死確（P181）實是一件悲慘之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認為這是為了保衛毛主席。那時我們為沒能參加過去的革命事件而遺憾：如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那是一些偉大的時刻。可對我們來說，我們的生活太平凡太庸俗了。是的，我們被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但這些在我們的心中并不能激起令人振奮的想往。文化大革命中武斗一開始，一些青年人英雄氣地談論打仗的原因即在此。我認識的一些人，被民兵圍困在一個山洞里，在被包圍和饑餓的情況下，他們每天唱歌，唱那些諸如“毛澤東思想”一類的歌。民兵叫嚷著讓他們出來，并告訴他們被包圍了，但他們堅決拒絕出洞，最后，他們因饑餓而死——那是十多條生命啊!

22、造反派的信條

有一個時期，幾乎把毛主席的思想抬高到宗教教義的水平。除此之外，政治上的壓力迫使他們揮動“小紅書”，以防對立派的攻擊，也迫使他們摘取那些適于他們自己的毛主席語錄來論證自己的觀點。結果是混亂的指責與反駁比比皆是，每一方都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對毛主席語錄、談話、口號，有時使用的是正確的，但有時則是斷章取義，有時甚至有意為自己的觀點作根據。造反派的領導人最初只是在當時正統控制下造反，還不是對黨的基本原則造反。P183

當他們為自己自發形成的紅衛兵組織辯解并且進行政治活動時，他們逐漸發現一種與共青團所極力聲稱的截然不同的組織民主。1966年8月發布的文化大革命16條指示中提到了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制度和組織結構，這對群眾組織來講不啻是個啟發。回到自己的組織內，他們便將理想付諸實踐。一位采訪對象說起過當時群眾組織的領導人，他們根本用不著征得更高當局的同意。領導的候選人自由競選，只要你同意某人的某種觀點，那你就可以同意他做頭頭兒，……如果他沒有自己明確的觀點，也就很自然地聽其他人的，造反派的頭頭兒都得小心謹慎不要冒犯群眾。即使群眾是錯的，他也不得不對他們表示一些認可。如果對群眾不滿，那他就得靠邊站。這一切都是很敏感的，但群眾擁護最高的權力……，一旦獲得群眾的支持，那就會暢行無阻，如果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就會被孤立，那你就是一個笨蛋。P184

23、脫離毛澤東主義的規范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亂之中，紅衛兵造反派們是沒時間去揣摸毛主席的立場的。由于對那些漂亮的政治口號的錯誤理解，他們根本看不到毛主席和造反派之間，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不僅存在而且不斷加深的分歧。1967年1月，毛主席認為，如果把一切都變成公社，那么黨怎么辦?……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黨，必須有一個核心組織，基于這種認識，他曾反對過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結構。毛主席曾指示，要以“三結合”為基礎，也就是一個由軍人、過去的干部和各種新團體的代表組成的聯盟。這暗示著組織結構上的一些小變化。也將意味著一些老干部的復職和已往秩序的逐步恢復。P186

盡管我的采訪對象們一直對巴黎公社式的組織結構稱贊不已，但他們對建立那種政府的具體手段卻知之甚少，既沒有政治綱領，也沒有長期計劃。事實上，奪權以后(有時候不過是抱來一個官印)，造反派連行使行政機關職能都感到吃力，經常是一些事情搞得他們措手不及。P186

1967年2月，軍隊開始進駐學校，以便迫使學生們“復（P186）課鬧革命”。并聽從“三結合”的革委會的領導。造反被鎮壓了，但那只是暫時的。文化大革命領導者擔心發生右傾，于是在4月又撤回了軍隊。但在最后，為了結束文化大革命還是再次動用了軍隊，而且革委會再次成為毛主席開的藥方。

1967年2月，進駐學校的軍人把保皇派集合在他們周圍造反派們，尤其是那些頭頭兒們受到了批判，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甚至被抓了起來。盡管遭到失敗，造（P187）反派卻一直小心翼翼，沒有公開表示他們對“階級”的不滿。

作為前兩點不同的邏輯結論，造反派與毛主席的觀點第三個不同之處，在于毛主席不承認在中國的學生之間存在什么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以致把他們分成兩派。于是，在l967年秋天，當毛主席想結束這場混亂的時候，他發表指示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沒有理由在工人階級內部建立敵對的兩派。”在這條指示的壓力下，兩派再次合并為一個紅衛兵組織，但這并不成功。持續的沖突被斥責為“無原則的宗派思想”。但正如我們早已看到的，兩派之間的分歧決不僅僅是“宗派“爭吵。明確的爭論可以擱置一旁，各派的成員直接反映出班上文化大革命前的那種緊張氣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加劇了的與階級陣線有關的沖突。當這種緊張物態仍然不可調和地存在的時候，兩派不可能握手言和。另外，也不能指望出身中間階層的造反派會乖乖地接受1966年夏天時那種委屈的地位。P188

當我們的思想還很模糊的時候，中央在十六條中號召（P188）我們“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而當我們終于認識到，這是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關鍵問題時，中央卻又突然不要我們這樣做了。我們怎么能放棄這條原則呢?可我們總得服從中央呀！這實在是做不到。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么多的運動，我們也許能做到。但在經歷了這一年多的所謂革命實踐之后，就已深深地在我們思想中扎了根，這時突然讓我們改變方向。我們實在做不來。在這一點上，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有些反動，竟然不聽從中央的指揮。而實際上恰恰相反，我們仍然期望中央像以前那樣給予明確的指示，指出合乎我們的理想、抱負和要求的方向。

1967年秋天以后，他們還不肯承認有關毛主席對中央委員會的決定負有責任的種種跡象，而愿意相信他只不過是迫于形勢的壓力而做了一定的妥協。他們非常需要這種錯覺來鼓舞自己低落的士氣。P189

一場轟轟烈烈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席卷了全國。它有效地控制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亂，運動出現了休止。在學校里，學生們被迫相互揭發，批判那些由軍隊選定的打擊對象。要人們爭當積極分子的壓力很大，造成的后果也很嚴重。對一個同學的指責往往會導致使他進監獄。有些居心不良的人為了向上爬，不惜犧牲自己的朋友。那些出身不好而又敢于反抗的人首先被揪出來接受群眾的批判。“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師——再次遭到當眾侮辱。文化大革命的結局極象文化大革命的初始。P190

盡管絕大多數學生，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皇派，被告知他們將被送到農村去，但相當比例的干部子弟卻能參軍或留在城里。我所有的采訪對象(其中有一個出身革干家庭)都不得不上山下鄉。把這些年輕人全部送到農村去，在地理上把他們分散開，除了可以緩和城市的失業問題，也是一種拆散紅衛兵組織網的方法。和區去的時候不一樣了，許多從前的造反派都把去農村落戶看作是一種懲罰:他們不得不進行“勞動改造”。P191

在14個采訪對象中，有一半成了造反派，而所有這7個人大大小小都是頭兒。P191

我的采訪對象中還有4個保皇派，區、白是其中的兩個，第三個是一個革干出身的學生，第四個出身于中間階層，但他父親在單位的職務較高，因而享有高薪和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和干部子弟相處一向很好。P192

有三個采訪對象是“逍遙派”，也就是說，不參加任何一派，但這三個人都是造反派的同情者。他們三人中有一個人家里是資本家，還有一個出身于右派家庭。P192

24、張：文革中的造反派積極分子

不久，工作隊進校掌了權。張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對攻擊出身不好的老師以及工作隊重用“紅苗苗”很是不滿。一天他在一家工廠里偶然看到了一條抨擊“黨內走資派”的標語，從此他轉而認識到，文革的對象不是“牛鬼蛇神”——老師，而應是工作隊所保護的學校黨委。他對校黨委的錯誤還不太清楚，但這沒關系:問題是一定會弄清楚的。他起草了一份關于工作隊不肯“揪出走資派”的大字報，還說服班上另外幾個出身中間階層的學生在上邊簽了名。他扮演起了領袖的角色。P195

那時他盼望的“巨大變革”還不是組織上的變革。巴黎公社當時還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他所說的是當局的垮臺，從感情上講，是指個人的解放。“奪權運動開始之后，我便肯定那才是真正的革命。看得出來，不只我自己，周圍的人也都發生了變化，就連過去一直低下的人也由于自己的努辦而獲得了解放。”P197

兩派間的對抗從個別沖突升級為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張所在學校是最先爆發武斗的少數幾所學校之一。雙方都配備了匕首、長矛、盾牌和盔甲，并且各自占領了一部分校園。由干部和軍人子弟挑頭兒的保皇派的武器裝備要精良一些，盡管如此，由于寡不敵眾，最終還是被趕出了校園。張象參加其它造反活動一樣瘋狂地投入了械斗。他很為自己的文武雙全感到自豪。他具有的這種雙重的成就感，是毛澤東式的英雄本色的很好的表現。他常常工作過度，數夜不眠，沒完沒了地開會。由于一直堅持體育鍛煉，張的耐力比別人要好。然而他仍強迫自己越過極限。在這段時間里，他得了頭痛癥和耳鳴癥，至今尚未痊愈。P198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天賜良機，不僅可以正當地去冒生命之險，也可以實現那種效仿革命先烈的幻想。作為學生，對革命先烈他感到頗有感情。效仿雷鋒的人隨時可以把雷鋒的美德付諸行動，但仿效歷史偉人的人則要等待重大事件的到來。成為造反派頭頭兒的張和鄧，都認為自己終將象那些傳奇式的革命先烈一樣做出一番豐功偉績。而且，他們目前也戲劇般地推動著歷史的車輪。張對一場有數千名學生卷入的武斗，激動地做過長篇大論的描述。他曾帶領突擊隊沖破了敵人的前沿陣地。他從毛主席和拿破侖的書中所學的連做夢都在想的軍事戰術，在現實中有了用武之地。P199

25、鄧：文革中的務實派積極分子

這個組織建成后，他面臨的一個難題是，除了政治課那點東西外，甚至連毛澤東著作都沒接觸過，但操縱一個組織要有一定的理論知識: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便埋頭鉆入書堆，以便能迎頭趕上。最初只有我和另一個伙計一起寫我們組的材桿，但他要比我快三倍，哈哈，我實在不知究竟寫些什么，可那位的論點論據都很妙。所以，我自己要努力趕上他。P203

在紅色恐怖鬧得最兇的時候，鄧只不過受到些侮辱而沒遭到虐待。但他仍十分惱怒。看來他并沒有受到周圍殘酷行為的過多騷擾。事實上，他仍繼續遵守階級路線的框框，就象在命名他那個組織時表現出來的那樣。（P204）（應該是二月逆流時期，紅色恐怖一般是指1966年8月，這個時候基本上還沒有什么造反派組織）

武斗一開始，他就把這種向暴力的轉變，當做兩派之間深深的敵意發展的必然結果接受了下來。當一個人講道理贏不了的時候，武力便是最后的手段。軍事行動不歸他負責，但他也參加過幾次械斗。在這幾次武斗中，他擔心的不是死而是殘。P205

上高中時的一次清明節，鄧和班里的同學一起去革命烈士紀念碑掃墓，離開時他心情很復雜。這些革命英雄留下的僅僅是幾張照片，刻在碑上的名字和這經過裝飾的墳墓罷了。一方面他想得到英雄的榮譽，另一方面，榮譽的短暫性又深深地震動了他。還是趁著活著的時候做些什么更重要。P206

26、白：文革中有純正癖的積極分子

白所在學校的派系聯盟中，他只是在工作上看到有宗派主義勢力。從那時起到文革結束，他一直把這場大混亂看作是當權者操縱的結果，群眾參加了當權者的權力爭奪戰。張和鄧那樣的廣州中學的造反派們，由于他們的組織和上層權勢者的策略沒有直接聯系，也就不認為自己簡單地被操縱了。他們的行動是獨立的和自發的，他們樂于對自己的行為負責。P209

貼大字報是做為任務分配下來的: “好，這兩天不上課了，你們全去寫大字報，每人交二張。”寫完后我們就把它們貼出來了。

我根本就不去看，他們只追求數量。那樣他們就可以向中央匯報，比如可以聲稱: “在批三家村的過程中，全校總共寫了5556張大字報！”事情就是這樣，一開始我就明白了。這就是為什么早就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的原因。那時我很不滿，連誰批這個，誰批那個都有人管，我說過;“為什么不擺脫這種控制，我們自己來批呢?”P210

他確實感到工作隊在壓制學生的首創精神。但他還沒有不滿到向它挑戰的程度。一幫二三十人的高干子弟從內部了解了關于毛主席向什么方向推動文革的消息，就組成一個紅衛兵小組攻擊學校黨委書記，那時，大多數學生，包括白在內，站了出來保護黨委書記。少數人和占90%的大多數人的對峙和爭論爆發了。這時工作隊已撤出，學校的各級黨支部處于一片混亂之中。白和其它幾個人一起組織了一個聯絡中心。“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就明確了它的目的:把整個學校都團結起來，等等。但有一點是不好的(他開始嘲笑自己的錯誤):我們主張保護學校的干部，這是錯的，是的，是錯的。”

他們之所以錯，不過是因為黨中央后來指出:保護黨委書記是不對的。事情的對錯是由黨來決定的。所以，當黨完全改變其主張時他和他的同事們就不得不照著做。P212

那時，北京中學里的干部子弟正忙于籌建紅衛兵組織，這組織以他們那高人一等的階級出身為基礎。這樣做在大學生中卻有一定的阻力。甚至有些出身好的學生，如黨團員，對于解散現有的組織也很不情愿。當一小群高干子弟宣布自己為“紅衛兵”時，白的聯絡中心曾極力反對，這個中心的成員中，既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一般的。然而，當毛主席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后，聯絡小組的部分成員便馬上忙著創建他們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于是再次徹底地改變了立場。自也改變了看法，想要加入紅衛兵。但他被拒之口外，因為他還有在“四清”中招致的“未澄清的歷史問題”。他承認碰了一鼻子灰。但最后還是通過關系加入了紅衛兵。對這種態度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既不辯解，也不感到尷尬。

關于紅色恐怖，白認為，血統論只能在中學里吸引些聽眾，大學里很少有人相信。大學生，尤其是那些參與過四清運動的，有充分的生活經驗。白說，這些人是不會認為階級出身和革命熱情之間有這樣生硬的直線關系。P213

到頭來，白根本無法理解出身于各種階級背景的中學生之間那種錯綜復雜的緊張關系。他思想麻木，很少對那些從未享受過紅色政權的甜頭的人抱有同情心，加之他對自我表現毫無興趣，所有這些都使得他至今仍對中學里開了鍋般的熱鬧困惑不解。

白的觀點和那些因其它原因而加入造反派的十幾歲的青年人不同:總的來講，天真、浪漫和自發性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而減少的。在白的學校里，那些敢于第一個跳出來造權威人物反，逆潮流而動，或是成立新組織的往往是一二年級的大學生。P215

高年級學生，比較保守，他們苦惱很多，他們看到的令人發愁的事太多了。他們不得不考慮畢業后怎么辦?黨支部給他們的評語怎么寫?會不會影響入黨?如果運動結束時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怎么辦?P216

我們這些學經濟和政治的人早就知道在所有的運動的最后階段都有一個整頓時期。當初積極熱情地投入運動的人中，最后總有一部分人注定要被清除出去。“槍打出頭鳥”，也就是說，首先打擊干部，后來為了求得平衡，再打擊那些敢于直言的群眾。這是一條規律，事情總是如此，我們可以回想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文革一開始，我們便料定事情一定會如此。其實當初許多人警告過我們不要陷入派性之爭。“小心點，你不會有好結果的。不信咱們走著瞧。事實證明的確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總是先揪出當權者，過一陣便反過來整學生。不是我們對這種運動過程不清楚，我之所以無論如何得積極參加，只因為那是潮流，不這樣盲目投身其中是不可能的。P216

白預言所有的運動都遵循一個規律，象是證明他的預言的正確性，潮流開始了對白的觸及。他注意到班上的黨支部對他明顯的冷淡，甚至是敵視。白由于懷疑他們整他的黑材料，就在一天夜里闖進黨支部辦公室，找到了一套關于他的特殊檔案。“看到這份材料，我渾身的血都凝固了。”這是一份精心炮制的記錄他每天言行的報告。經過歪曲篡改，牽強附會地把問題提到了政治高度。前些時候，他曾幫助搜集反動學術權威和修正主義分子的材料，設法尋找攻擊教授講師的根據。兩種情況一模一樣。關于此事的經驗告訴他，這份報告是作為關于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學生的全套材料來寫的。他的自以為是，熱情過分和不摻假的小積極，被用來整他自己了。如果此份報告跟他終生的話，必將預示一個凄慘的未來。P217

盡管如此，白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看法仍和張、鄧那些造反派不同，他認為，鐵板一塊的列寧主義政治結構作為一個整體并無缺點。文革結束時，象張那樣的“極左分子”同意“省無聯”宣言的基本原則，即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官僚主義階層。反之，當白從監獄里出來后，第一次聽到這個（P218）宣言，就毫不猶豫地把它做為無政府主義的論調加以駁斥。他堅持認為，一旦清除掉那些相對來說是少數的腐敗的官僚主義干部，中國將會重新走向正軌。他否定特權階層的存在。如果確有這樣一個階層，按他的說法，那一定是客觀需要。

他從未懷疑過“運動規律”，不象產生過懷疑的造反派。這是一個久經考驗的黨的運動策略:“不管是對是錯，就得這樣。”這不過是黨的正常活動。勿庸置疑，象白這樣的一些人已經習慣于把黨的路線當作判別是非的標準，而從不用自己內心的是非標準來衡量一下。P219

同樣地，他繼續教條主義地相信，必須對那些階級成份不好的人進行嚴肅的階級斗爭。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實際情況，用麻木不仁來解釋這種態度。因為，白被釋放出獄一年之后，他的階級成份被重新劃定了，也被貼上了反動階級的標簽。他所在的那所大學大張旗鼓地調查他的家庭歷史，甚至到他出生的村子里搜集材料，其實他還在蹣跚學步時，他們家就已經搬遷出去了。最后的結果是他被扣上了“惡霸地主”這一最壞的成份。這是他所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擊，從此，他就得忍受“被專政對象”所受到的歧視和輕蔑。即使這樣，他也沒懷疑過階級路線和階級斗爭的原則。他只把這些當作個人的不幸，一個基本正確的制度中的反常情況。和張相反，張從來沒有“無產階級的立場”，而且，在他能從理論上進行反駁之前，從骨子里就反對階級路線。白則繼續不為所動，仍從官方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社會。P219

27、區：文革中的馴服的積極分子

在農村的那種緊張氣氛和學校里一樣，但帶有更競爭性和嚴肅性。離開學校，一個人的“政治面目”直接影響著他目前而不是將來的生活。為了獲得個人的利益而進行的角逐，慢慢地侵蝕了開始那種不謀私利的思想。學生們開始認識到，在這個上千人的村子里，能帶來權力和威信的職位數目必然有限。七位團員把持著這些職位，這本來是任何青年人都可以得到的。比如區，她同時擔任五個職務。她在進行社會工作的同時，每天還要進行七、八個小時的體力勞動，其余的時間花在了和十個要求入團的人進行“心貼心”的談話上。體力上和腦力上的負擔非常沉重，以致使她感到要垮了。雖然如此，她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職務。她比一些沒有職務的人年紀輕(在志愿者中有高中畢業生)、比一些人工作能力弱，而且還是一個女孩(一個瘦弱的姑娘，勞動能力當然比不上小伙子)。所以她就成了非團員們發泄不滿的靶子。P221

所以，只要是選五好青年時，總是能輪上我。當然總是對我有很多批評意見：對別人不夠關心，驕傲……不管怎么說，只要你比別人的職務高些，責任大些，你就會引人注目，別人就會對你要求得更嚴。總是有這么多的批評。每個人都想超過別人。記者來采訪我們的時候(因為他們那里的青年被樹成模范，代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的偉大成就)，當然要挑那些優秀人物(比如她自己)，是不是?但所有的人都莫明其妙地抵制我。我被排斥在一切事情之外，我不能在照片中占一點位置，不能在會上講話。我躲到一邊大哭了一場。工作那么苦，到頭來一無所獲，所有的人都想進步，你好，我比你更好。我們之間的競爭是很激烈的。后來落后分子們站到一起來反對我們這些積極分子。P222

說到他們的落后，她究竟指的是他們的勞動落后還是思（P222）想落后呢?“我是說他們對沒有職務很不高興，噢，他們勞動一點兒也不偷懶，在田里干得還可以，就是私下里牢騷滿腹。”

區堅決否認她和其他團員有意將權力集于一身。如果承認，則等于認可那些說她不幫助他人進步的批評。她和她的六個同事為入團申請人制定的入團要求十分嚴格，以致在遠二年的時間里只有三個人能如愿以償。在公認的和未被承認的積極分子之間的斗爭，比起當年在學校里更明朗，更加不可調和。P223

第二年，區發現她根本沒必要被那些和她勢均力敵的知識青年的批評所困擾，只要她在農民中樹立起威信就行了。農民畢竟占村里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是權力的基礎。她調整了她的新姿態，作為“扎根農村，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革命行動表現自己。“四清工作隊”允許她在工作隊會議上作記錄，并參加在農民中搜集情況的工作。這樣，由于她掌握了村里的情況，便占了大便宜。掌握了村里的情況，對于她在最初的競爭中建立立足點來講是無價的。而這也是通向她急切要攀登的權力之山的一條捷徑。她得益于此，當上了村里的廣播員。廣播員并不是一個有很大權力的職位。不過除了例行公事地傳遞國家政治信息之外，廣播員有一種非官方的對村中政事施加影響的作用。她的批評意見和要求，給村民的行動規定了官方的準則。她還不是正式的干部，但她正在接受緊張的工作訓練。這也許不算是過分樂觀，她夢想著官階上的晉升:由村到公社，由公社到縣，再一直向上。P223

她在同志間沒有一個朋友。她的最好的朋友是她的上級，也就是那些中年的農村干部。她痛苦地感覺到那種相互矛盾的動機，這從她孩童時就已在驅動著她:既混雜著真心實意地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又混雜著毫不掩飾的為個人出人頭地而進行的奮斗。其他人也是這樣掙扎在一個矛盾的內心世界中:鄧搖擺于理想與實用之間，白則介于單純的奮斗和現實之間。對區來說，她希望享受團結一致的同志氣氛，但在事實上，她對那些同來的人表示輕蔑，他們之間存在著隔閡，這二者也是不相容的。她厭惡在她和那些積極分子之間形成的那堵墻。可這墻卻是由她一手壘起的。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孤立的苦惱就很可能變成憤怒和復仇欲望。P224

開始的時候很混亂，然后就清理階級隊伍，用農民的話來說就是“系緊口袋拿壞人”。他們說毛主席很聰明，他讓你跳個不停，從中觀察誰好誰壞，然后他就收緊口袋來清理階級隊伍。是啊!這真是不可思議，在那樣一種混（P224）亂的局勢下，他居然還能收緊它。政治壓力比以往要大的多。這是我的印象:一個時期的混亂，然后一個時期的高壓統治。

我有幸深入訪問了加入了另一個造反派組織的區的三個下鄉知青的同事。他們更為清晰地勾勒出了當時的“動亂”和“高壓統治”。其中一個人簡單明了地告訴我造反隊是為什么和如何在青年中出現的：他把知青分成三個階層，“貴族”，“中層”和“下層”。后者對爭取成為積極分子毫無興趣。造反派屬于“中層”，即那些在農村中沒有穩固的職務，但卻積極苦干的人。他們十二個人中只有一個成了團員。形式又和在中學時一樣了:受挫之后反抗意識更強的“中層”積極分子們構成了造反隊的中堅。P225

在公社集鎮上，公社領導組織過對牛鬼蛇神教師的批判，黨委書記鼓勵學生用歷史可疑來攻擊教師，這和在城里的中學和大學是一模一樣的。但從廣州回來的青年以他們的新觀點為指導，在鎮上張貼出攻擊公社領導的大字報。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自發的，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如同城里學校早期造反一樣，他們大張旗鼓地宣傳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十六條指示，把所有當權者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等同起來。P225

通過他們的行動，他們希望顯示出只有他們是毛主席的真正的跟隨者，而不是工作隊，干部或者特別積極的知青。P226

造反派紅衛兵發現他們在村子里很孤立。他們的攻擊激怒了村中的領導。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區，發覺造反派的攻擊威脅到了白己的地位。而農民則討厭造反派不干活兒，到處亂跑地搞“大串連”，攻擊干部制造事端。農民們被那些“革命”、“奪權”、“揪當權派”一類的言辭搞的摸不著頭腦。對農民來說，青年人的革命實在無聊。在很大程度上，區是從農民的角度看待造反的，她仍然帶著輕蔑的口吻（P226）論造反派。

他們不過是揀起芝麻而丟了西瓜。我們則集中精力動員農民，教育農民，鼓勵農民提高生產積極性，他們只是空談一通國家中的這個如何，那個如何，這些都是細枝末節。我們沒時間注意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也理解不了他們。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實權，只是上竄下跳，掌握實權，落實工作都是我們的事。P227

我一直呆在村子里(和上竄下跳的“大串連”相反)，我們聽從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產”，堅持“就地鬧革命”。我們讀報紙，學習指示，遵守每一要求我們服從的戰略決策。要我們去調查當權派，我們就去調查;要我們搞革命天聯合，我們就去組織;要我們抓春耕，我們就抓生產;要我們建立革委會，我們就去建立；頭我們批評黨從而建設黨，我們就去批評；要我們清理階（P227）級隊伍，我們就去抓壞蛋。

總的來說，她缺乏獨立的分析能力，而這正是她有“遵守”二“服從”的迫切愿望的原因之一。一個造反派青年這樣觀察她:

她只知道如何背報紙，啊，她用她所有的力量去背報紙。可我敢打賭，報紙上說的什么她一點也不明白。她對國家大事并不關心。廣播時，她只不過是批評這個干的不賣力，那個草鋤的不凈而己。我討她的印象就是背報紙和瘋狂地干活。她對文革中的大事件無動于衷。我們理解不了她，她也理解不了我們。P228

文革結束后，在經過了白所預言的“大動亂”之后，法和秩序又回到了這個村子。1968年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口袋收緊了”，區的權力擴大了。她作為村中的法官，負責審問嫌疑犯，搜集檢舉材料。她的專政對象大體上有三類:①出身不好的農民及他們的親屬作為階級斗爭的靶子。②一個當地干部和他的朋友，在一次權力之爭中失敗，現在則徹底地抬不起頭來了。③一個原來返城后又被遣送回鄉的造反派頭目。總共有十七個人被關進村中的臨時監獄里渡過了他們不同的“刑期”。這十七個人占村中成人的3%。P229

區對這一運動的偏愛和熱情，出于她本人的政治觀點和態度。有幾個知青說毛主席太胖了，還說林彪長著一付“奸相”，區把他們的話當成了罪證。區自己在村子里樹立了對毛主席的崇拜，并且本人也虔誠地信仰這些。區確實對這些看得十分神圣。P230

區企圖以一種經過培養的階級感情上的冷酷來對待別人。而自在“四清”時就學會了不那么生硬地把出身和個人性格聯系起來。區的觀念是在她那個農村環境里培植起來的，她認為害怕出身不好的人伺機進行“階級報復”的憂慮完全是有必要的。出于他們的階級本性，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往井里下毒。這種想法是從推理上得到的:由于被隔離當作專政對象，很可能有人報仇心切。但這種想法只能促使她對他們的憎惡更強烈。她唯恐自己不能培養出無產階級世界觀，反而陷入中間階層的感情矛盾之中。她應當堅決不讓在她自己身上出現人道主義感情占上風的情況。這就成了她內心痛苦之所在。面對出身不好的人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所受的折磨時：

我當然知道他們是受委屈的。可我看見打人就嚇壞了。我時自己說;“好在我只掌握筆桿子，否則就難辦了。如果有人讓我打罵那些人，我拒絕的話，那是不符合我的階級立場的，因為我是一個積極分子。在反對階級敵人的斗爭中應當表現得堅定而又冷酷無情。但同時我又知道他們是無辜的，我討他們恨不起來，如果毆打他們，我就難以下手。所以我暗自慶幸自己只掌握著筆桿子，而用不著到外面去干。但我又害怕自己的這種想法，這說明我的階級立場不夠堅定，斗爭觀念不強。不象是一個無產者，也不象一個布爾什維克，還沒達到共產黨員的標準。我們這些非無產階級的人總是被提醒要自覺改造思想，完全站在廣大群眾一邊。我們要時常檢討自己的錯誤，所以，負罪感時時跟隨我。當然，我不敢告訴任何人。P231

28、自我欺騙

我們已經看到，雖然像區這樣的正統積極分子仍然堅定不移地執行傳統政治路線，但對大多數采訪對象來說，文化大革命使他們獲得了各自極不相同的政治經驗。1966年的下半年，隨著紅色階級的紅衛兵單一權力的崩潰，很長一段的“開放”時間給了他們以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在經歷了學校生活的虛偽和壓抑的挫折之后，他們對這種新的言論和行動自由感到振奮。他們對自我，對中國政治舞臺的認識在逐漸變化。到兩年動亂的末期，他們開始把混亂的個人挫折重新凝聚為一種群體利益，這就愈發與過去學校中所學的東西相抵觸。這種與他們少年時代政治課教義大相徑庭的信仰突變，將是我們下一章討論的主題。P232

開始的造反是對準老師的，好象“破四舊”和“紅色恐怖”一樣，表面上說是維護革命的純潔性，但實際上是對弱者、無助者和被中傷的人的瘋狂迫害。出身好的學生痛打出身不好的學生而沒有絲毫的良心不安。出身中間階層的學生也去幫助審訊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和教師，盡管他們本身也被人蔑視，軟弱無力，被稱為卑微的二等公民。

是什么在驅使中國城市中大部分十幾歲的青年人走向這一殘酷的極端道路?相當大的一部分答案在于他們所接受的政治教育:非此即彼的靡尼教世界觀熏陶;面對人民的敵人，應表現出敢于斗爭和毫不留情;被傳授的階級路線的偏見;在文革前就趨于緊張的積極分子的爭論，巨大的挫折、極度的不滿和互相敵視。P233

在文革沖突的前幾個月(我前邊說的正統化運動的初期)，有一種很強的“群集”效應:他們成群結伙，好象不存“自我”，他們的立場觀點也是來自外部，從他們的同學中接受何為對錯的提示，看感召式領導的眼色行事，急于遵從而變得正統。迫于1966年夏天的壓力變得富于戰斗性，渴望保留或擴大他們擁有的地位，樂于轉而攻擊本團體外的替罪羊，從而他們自己可以很硬氣地宣稱自己是堅決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

他們極善自我欺騙，這表現在文革初期大部分青年人中間，他們可以把并不高尚的心理需求——對自身利益的算計和受挫的熱情——升華為一種信仰，他們在積極為一位感召（P233）性領袖和一項偉大事業而獻身，并且絲毫沒有摻雜自己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不愿負任何責任。就是在今天，那些采訪對象還在說他們是被“欺騙”、“蒙蔽”、“利用”了。這些話不應僅僅被看作借口或托辭。是的，他們有時是不自覺的，他們喪失了對內心的“自我”知覺。在從校園生活的桎梏中擺脫出來的1966年秋天之一前，他們一些人就進行了初步嘗試，以去掉他們在課堂上形成的教條主義和權力主義性格。

第五章　非政治社會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特別是那些出身中間階層的造反派。如前一章所述，文革初期，他們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他們忽略了所許諾的改革實際上意味著什么。他們從沒有清楚地意識到，“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意味著埋頭讀書的學生被批判為“白專”，意味著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不是學習水平而是階級成分。隨后的幾年中，他們看到的是教育質量飛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過家庭關系去“走后門”。新的教育制度與從前他們所希望的大相徑庭。他們原想毛主席會支持打破舊的條框束縛，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樣。但事實上，文化界從來沒有象1970年這樣的荒寂，并且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他們曾幫助毛主席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物質刺激，但到農村和農民接觸之后，發現農民更喜歡劉的路線。有些采訪對象逐漸明白了;要想促進生產的發展，應當放松對農村的經濟控制，允許農民自已經營。P236

毛主席說階級斗爭肯定還存在，但我們討階級斗爭的理解與他不同。那時我們認為，階級斗爭是上層和下層之間的斗爭，而不是對準地主階級。地主階級早被推翻已不復存在了，但上面仍然虛張聲勢起勁地和這些老地主斗。（你看來鄧確實是一個不學習的人，他所反對的正好是毛澤東所反對的。）P237

城里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網就破散了。但他們是集體下鄉的，朋友們仍在一起，所以就自己組織起了學習小組，為自由交流思想創造條件，而這是他們在文革中就已習慣的了。他們越來越意識到過去他們所持的信念害人不淺，于是敞開地吸收各種不同的政治哲學觀點。我那些參加過學習小組的采訪對象，并不對當時的運動有什么具體打算，只是有一種模糊的希望，希望有一天政治氣候會變得對他們有利，使自己的組織能夠重振旗鼓。但不幾年他們便放棄了這種空想。

他們發現實現思想獨立并非易事。官僚主義并沒有因紅衛兵的沖擊而瓦解，相反仍然牢牢地控制著人民的生活。想生活得好一些，或者想爬上權力之梯，最好的辦法是循規蹈矩，偽裝積極。1966年以前，人們從外表上表現為為理想而奮斗，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還隱藏在潛意識中，而現在，則毫不掩飾了。大多數人情愿被動地和現實保持一致，只要不引起麻煩就行。而有些人則進了一步，他們熱衷于左右逢源，從中謀利。人們嘲弄地稱他們為“兩面派”、“隨風倒”。他在政治風浪中左右搖擺，然而七十年代的政治風潮是很難預料的。他們是些假積極分子，他們心里很明白，要想出人頭地，就要屈從當局那種令人難以琢磨的政治要求。當然，最好的辦法是離開農村。

由于偽裝積極并非心甘情愿，而且使自己失去尊嚴，他們便逐漸心灰意懶了。大批的人在廣東插隊，那里毗鄰香（P238）港，于是他們開始悄悄地越過邊境，跑到英國殖民地去了。下定這種決心完全是為自身著想，他們不愿呆在經濟落后的農村，而返城又無望。但對那些當初全心全意投身運動的人來說，盡管不是第一次對這種政治制度失去了信心，但他們從沒想過要偷渡香港。他們是在毛主席的體制下成長起來的，熱誠地相信那種虛幻的“榮耀”，當他們發現現實遠不是他們所理想的那樣時，幻想的破滅使他們異常痛苦而玩世不恭。他們覺得無論對國家還是對自己，他們都將無所作為了。

29、非政治社會化

泰普用不乏挖苦的話解釋說，現在的大多數問題的研究集中在7-14歲之間少年的政治態度上，因為這些學生集中在學校里，調查研究十分方便。泰普認為，正是由于7 -14歲是一個人政治社會化的很重要的階段，這才促成了這種方便的理論假設。泰普的看法是，政治社會化的更為主要的階段乃是一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成年人的時候:“不是由于遇到了他已往意義上的新的社會化經驗，而是他要把已往所學的東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現狀中去實踐一下”。P240

在中國，學生所得到的教育是不連貫的，所學知識與所面對的現實相互脫節，這一點應由當局負責。給學生灌輸的觀念是和過去的時代與社會制度的穩定堅固緊密相聯的。但是這些教育本身卻充滿疑問和矛盾，一旦被青年們發現，就很難自圓其說。在這些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如果對這個制度有任何一點懷疑，要么引起別人歪曲，要么自己把它壓抑下去。等到青年時代的理想主義成為過去，他們就發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已經無法填平了。P240

我們年輕的中國積極分子同樣，直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實在難以彌合時才開始非社會化。非社會化是由于巨大的政治動亂而觸發的;在美國的情況是由于越南戰爭，在中國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這兩場運動的起源和本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這兩個不同的國家中，兩個運動的高潮對青年人來講，都是具有決定性的“解放”經歷。這種功亂暴露了各自政治制度的不連貫性。正是在這個短暫的時期的認識，使他們進入并且通過“超社會化”的狀態。兩國的青年同樣把曾經波國家認可的價值標準拿過來，用以作為衡量國家和制度現行表現的標尺，他們發現了缺陷。制度、政策、政府以及權威的具體象征，在他們的眼中都失去了以往的圣潔的光環。P241

30、張

張打算轉到廣東農村插隊落戶，因為那里離自己的根基近些。他希望在廣東有朝一日建立起一個造反派組織。在廣東，他仍是在地里干著繁重的農活兒。他說，他表現極為出色，農民們都一致要選他當生產隊的隊長，但他對這個職務不感興趣，因為他想利用閑暇時間搞政治活動，并且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更快地進步。P244

31、鄧

鄧的憤怒就象一個被自己所愛的父母拋棄了的孩子。另一位采訪對象也有同感。他是因為加入了一個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而被關押二年的。P247

出獄之后，他到了一個國營農場。他在那里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偷懶耍滑了，認真勞動的人在他看來全是傻瓜。偷渡香港的打算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沒有什么內心的斗爭。唯一使他猶豫不決的是，他應不應該為了一個不可知的未來而去拿他的生活冒險，就象其他人一樣。在這個時期，他閱讀甚廣，但不象張那樣拼命尋求新思想。鄧離開大陸是因為他認為在國內沒有前途，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假如他有機會從農村回到城市，他就不會來到這塊皇家殖民地了。P248

在香港，他很容易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價值（P248）觀。而且把個人聚斂財富作為主要目標。他不想試作一名工人，或滿足于做個碼頭工人。他夢想有一天他將變成一個資本家。那幾年，他想去美國，在他看來那是個能提供更多機會的大舞臺。

鄧公開表示，象張那樣依然熱衷政治的人都是不實際的大傻瓜。但他的感情畢竟是矛盾的。他曾私下對我承認，被排斥在政治圈外，他感到不自在和羞愧。在他移居美國的前一年，他一反從前，接連寫了好幾篇文章，都是關于中國官僚主義問題的。其中他表示贊賞社會主義民主。在他個人奮斗與社會理想之間的矛盾中，他明顯地是把爭取民主做為自己不斷進行政治實踐的目標。

31、白

我已經想到了出走，為什么呢?我雖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對我來講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也根本沒有我的立足之地。但是我更知道，在中國，背著“惡霸地主”這塊牌子，我每時每刻都是被歧視、被斗爭的對象。不管我去哪個單位，無論是農村還是工廠，我都是一個壞分子。有了這個階級背景，我的一生都被毀了，所以我想，在國內是沒有希望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比國內強。

白原先為自己不那么自私而感到驕傲，這一點和他的伙伴們及上級不同。但這次他卻積極地為自己謀劃前途了。毫無疑問，他過去獻身革命事業是真心實意的，一點私心也沒有，但那和他當初青云直上的狀態相關，他用不著為自己擔憂。他事業成功而又不自私自利，在某種意義上講，二者相互促進。一旦前進過程受阻，白個人的失落感是很強的。P250

他一共試了八次，最后才到了香港。P251

32、區

這些人的到來，象一塊石頭投入潭水之中，我也受到了影響。他們很有知識，和我的小妹妹談話時，我常為自己的知識貧乏而羞愧。有關政治、經濟的書他們讀了不少，小說也讀得很多，包括外國小說。我們則剛開始讀。開始我們腦子里想如何用毛澤東說的“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問題。但我總是關注無關緊要的東西，想不要得罪別人。可他們卻不然，他們只關心大事情。我的思想很正統，非常相信政府和報紙上說的一切。文革前他們也這（P253）樣，但文革后則有了思想轉變，他們幾事總要問“為什么”，對所有的事都如此。可我則去做別人要我做的一切。他們不害怕造反，也沒有到農村來培養貧下中農的階級感情。而且敢于懷疑這個制度。我自覺低人一等。可他們并不老練，每天都在改變主意，而我則比較堅定。他們高談闊論，紙上談兵，但做起事來卻不怎么樣。我集中精力拉車，不愛左顧右盼，而他們卻只是左顧右盼，卻忘記了拉車。

促使區下定決心不干的原因是，上面讓住在離香港很近的農村中的青年遷到海南島去，那里是叢林密布的野地，而且已經有了一個部隊經營的農場。在她那個村子里，城市青年受到壓力，要求他們“主動”去海南島。然而，當村干部讓區作個榜樣，帶頭主動去時，區暴怒了。“就是一條養了十年的狗，你們也不能就這樣地一腳踢開。我覺得，在他們眼里，我恐怕連一條狗部不如。我下決心再也不給這幫混蛋干了，”最后廣東省政府撤回了要青年們去海南的決定。而在那個村子里，這件事產生了余波，雙方的看法都發生了變化、區已表明她“經受不住考驗”，不愿意到黨要求她去的地方。她也不再改造自己了，而且“什么也不再干了。”P254

區出于自愿而信仰這個制度—但最后也是她本人被這個制度拋棄了。她認為自己是被拋棄了，做了它的“犧牲品”。她現在十分后悔白白在農村浪費了十年。但同時她卻又不肯承認，她也要對以前所作所為的錯誤負責。談到清理階級隊伍時對朋友們的審訊，她說她是“被蒙蔽”、“未覺醒”的工具。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有道理的。和其它使用這些詞的采訪對象一樣，她只是一直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對行為準則和價值觀的尊重，而沒有個人的判斷。P255

區到香港后，立即開始學習英語，她要在社會階梯上向上爬這一點是斬釘截鐵的。她要通過學習來獲得社一會的承認。對區來說，學什么無所謂，重要的是學習能夠給她帶來社會地位和榮譽，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賦予教育的“使命”。這股力量促使她拼命念書，記住社會科學講座上的每一個字。這也使她想起她念小學課本時的樣子。P255

為了生活，她不得不當了藍領工人。白、鄧和許多人一樣，比較幽默地接受了這種體力活兒。可區卻不能，她認為這工作卑賤，低人一等，因而討厭它。原來她培養出來的“無產階級”感情也蒸發掉了。P255

在農村，我力求使自己不怕困難，盡量不和別人爭（P255）吵。我要求自己成為既能聽表揚也能聽批評的人，成為不謀私利的人，那時我很不借。人們說我后來變了，落后了。當然我變了(她用正經的口氣說的)。你去問問我妹妹，以前我不是這么暴躁，人很隨和，自從來到香港才開始這樣的。現在我的生活還沒有一個很高的目標，我覺得我是在自甘沉淪。

在中國，在別人的壓力和自設的戒律下，她不得不隱藏起個人的動機和缺陷，處處表現出關心他人的樣子。但現在她用不著這樣做了，她“放松”了自己。她抱怨在香港的活沒有目標，部分是由于她把香港看成是通往美國必走的一站。而這里卻沒有給她一點幫助。

三年后她移居美國。最后一次見到她時，她正在中國城的一家制衣廠工作，同時也準備去上業余大學，看起來她適應得較快。她認為美國是“機會之地”，它將給她提供一個達到令人尊敬的白領中產階級的機會。她發現那里是能夠以較高尚的目的生活的地方。她告訴我，她要為華人爭取權力，并且已經準備了一套爭取做一名中華團體領袖的方案，這已是她習慣的那一類角色了:作一個宣傳家、組織家式的婦女。但對區來說，這些已不再是一項激進的事業了。現在她看到，通過上述方案，她也可以爭到令人尊敬的地位，將來還可以成為中美辦事機關的干部。區仍然是區。P256

第六章　中國的政治社會化與權威人格

34、權威人格

在青年人的政治社會化和權威人格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本書將探討這一問題。正如弗洛姆所描繪的一樣，這種人格結構“崇拜權威并屈從權威，但與此同時……又希望自己本身成為權威，而且要求別人屈從他自己。”P257

在社會科學關于人格與政治關系內論述中，權威人格這一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區分人格結構和確定人們的政治取向問題上的許多研究中，權威人格這一概念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也引起了很多爭議。權威人格的命題在現代中國，尤其緊密地與研究相關，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要求人們服從權威的程度非同一般。

學者們，例如弗洛姆和賴希，早在三十年代就在他們的著作中使用了權威人格的概念。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結合起來看，他們最關心的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掌握在國家手中的權力不斷集中，于是人便產生了與社會甚至他自身的異化。在納粹德國和斯大林的俄國里，人們尤其受到高度集權的困擾，于是學者們便探討是什么原因使掌握這種集權政體的人可以隨意操縱人們的忠誠。這一點實在令人困惑。P258

在對權威人格的各種研究中，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在適當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歷史的條件下，很多社會成員就會逐漸產生權威人格，直到這種人格變成了一種在社會里占有優勢的人格結構。正如弗洛姆所講的人們的“社會特性”，“社會特性”與“個體特性”相比，雖屬同一的社會;但二者卻不相同。弗洛姆對社會制度和它的社會特征之間的相似之處做了詳盡的闡述：

社會成員，或者各種階級和階層群體的成員，必須以符合社會制度所要求的方式來行動。社會特性的功能在于左右社會成員活動能量，社會成員的行為并不是一個由觀念決定是否按照社會模式活動的問題，而是一個希望按自己需要來活動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按照文化需求來活動從而獲得滿足的問題。

這并不是說，社會群體的全體成員都同樣具備社會特性要求的屬性。少數成員會離經叛道;還有些人與社會特性聯系得龍為緊密。特別要指出的是，弗洛姆堅持認為:“在一些既定的社會群體中，往往領袖人物的個人特征十分強烈，但又完全能體現社會特性—即使不是整個社會范圍內如此，至少也是在其中的權力階層中如此。”P259

在戰前的德國，蘇聯和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它們的差別是很大的。但這三個國家的政府，都以自己各自的方式，挑選堅強而又忠實的年青人輔佐他們的權威領袖、政黨和政府。政治當局施以鐵的紀律以確保年青人服從高于一切的事業。由于受到這種影響，人們渴望把自己與社會群體溶成一體，因為群體與個人休戚相關。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中，存在一種不得已的要求，就是挑選出弱者和“國家的敵人”做為群體范圍之外的人。政府告誡人們要經常警惕并且密切注意潛在的叛徒。這種摩尼教的世界觀到處盛行。它鼓勵人們不去思考，不把人們當作個體看待。在意識形態方面，總是保持強硬的規定。為了與更高的政治權威保持一致，人們不得不養成一種很強的自我克制以證明自己的忠誠。同時，由于對當局盡忠盡力，他們可以分享更高權威的榮譽和權力，并且自詡為是那些在社會秩序中的低層次人們的拯救者。P260

一代紅衛兵的人格結構所涉及的問題……我們的基本觀點是:

①、由于社會和形勢的緊張，權威人格在表面的行為里并不一定經常表現出來。

②、通過對這種不明顯的態度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具有權威人格結構的人物，并且揭示出這些人物清晰的綜合心理特征。

③、在給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歷史的條件下，社會體系中的多數人會逐漸具備權威人格，并且導致權威社會特性的形式。

④、團體內的所有成員并不一定都具有同一程度的這種權威社會特性。那些非常成功地適應了環境并占有優勢的人，將比其它成員具有更高的權威社會特性。

⑤、給予一定的政治和社會的刺激，權威社會特性將以極端形式的權威行為表現出來，并由大多數的社會集團所支持。

⑥、權威社會特性不只是可以在個別的種族和國家中發現，而且也不是一次形成的永久特征。P261

35、中國人的行為與權威人格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既不是法西斯式的，也不是斯大（P261）林式的。如果給中國貼上這種標簽，那將是對一個非常復雜的民族狀況的簡單而又不公正的歪曲。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中國的體制致力于培養有道德的忠誠的一代人，其中，熱誠與忠實的政治積極分子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們的行為促成了權威傾向。對這一點，我們無可非議。

呂西恩·派伊和理查德·索羅門兩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試圖按照中國文化的傳統和傳統的權威家庭結構來全面解釋中國政治和現代中國人的個性特征。我將論述這兩個問題，也就是一系列著作中談到的“國民性”問題。首先，一定民族的人由于歷史的繼承因而具有基本一致的人格特征。其次，兒童教育的職能主要是負責使這種心理政治素質代代相傳。索羅門在其長篇著作《毛澤東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中討論了這一問題。比如，中國的父子關系一直是權威式的，他還以此比附中國的政治關系。他認為，在兒童最初幾年里的培養中可以是不太嚴格的，但長到5-6歲時，便受到父親的嚴格的管教，禁止兒童一切具有侵犯性的行為。（P262）據索羅門所講，這種矛盾的社會化實踐便造成了中國人在權威面前，便表現為兩面派:對長輩的順從依賴和懷有敵意。索羅門認為，這種心理素質表現在政治權威上，也產生出一種傳統的矛盾心理。他進一步認為，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后，這種受文化束縛的人格類型依然保留著。毛澤東決定改變中國的政治文化，方法便是鼓勵中國造權威的反。青年一代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在文革的紅衛兵運動中，造反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我們在一些細節上所認識的，尤其是在區和白的故事中了解到的，乃是集中在學校階段中的政治社會化方式，中國青年政治積極分子的權威人格特征與學校這一新的政治社會化環境緊密相關。P263

我們所觀察到的青年人，都是在學校里，而不是在家里，接受那種摩尼教式的方法來觀察世界，這與孔子的“中庸之道”截然相反。同樣是在學校而不是在家里，青年人把盡善盡美的黨和黨的主席與那些陰險狡猾的暗藏敵人和壞分子尖銳對立起來。在學校里，學生們渴望加入那種非家庭的（P263）團結一致的群體，也就是共青團，一旦加入這一組織，就要堅守嚴密的紀律和忠于嚴格的宗旨，為其神圣地奮斗。學校促使學生產生這種反常的偏執，灌輸一種要求證明自己的忠誠和獻身政治的深度的情感需求。這一切都是在學校中發生的，而不是在家里。

戴維迪·巴布觀察到，在蘇聯，國家接替了很多家庭的社會化職能，兒童對國家充滿了激情。黨的領袖和黨本身成為人們強烈的熱愛對象。在后工業社會民主制度下，一個相同的趨勢也出現了。隨著家庭內部父親作為權威形象的下降，青年人從同輩群體和大眾文化中去尋找權威的代理。這種新的社會人物，大衛·瑞斯曼稱他們為“他人導向者”。P264

中國與現代工業社會相比仍然相去甚遠，還不具備工業社會的那種技術上十分細微的大眾傳播體系。但是，高度集中的教育體制的普及和影響，組織良好的大眾傳播網絡，在中國解放以后創建大眾文化方面是起到積極作用的，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的。爭先恐后地學習雷鋒的流行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證，這種流行曾遍及中國城市中的教育系統。國家對一價值觀形成和行為的影響具有深遠的意義。當詢問到采訪對象和他們家庭之間的關系時，尤其是那些前政治積極分子們，這種關系是很清楚的，家庭在價值觀形成方面的作用十（P264）分微小，兒童們對黨、國家、毛澤東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代替了對家庭的情感取向。采訪對象們幾乎是一致地認為他們的家長是“潮流和政治上的落伍者”。區和她的家庭之間的關系僅僅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而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36、政治社會化的不同結果

我們已經看到，另有兩個因素極大地影響著不同個體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以及他們不同的權威主義傾向:①青年人在學校中所占據的規定的地位;②青年人的階級標志。P265

兒童的確定的個性特征在學校中增強了，而性格的其它方面則逐漸消除了。兒童們迅速地使自己適應了積極分子的角色，比如區和白，他們為此得到了夸獎，并且熱心地尋找機會支持正統的準則。正如弗洛姆指出的那樣，那些類似區和白那樣的積極分子，按照制度所期望他們做的那些方式去做，他們會在其中獲得滿足。P266

通過政治社會化的途徑給予兒童不同的獎勵，不僅為增強與所期待的特征的一致性服務，而且也有助于把兒童分成不同的等級角色。由此可見，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不過是充當一種區分手段，通過這種手段，在一種存在等級分層的社會中分配財富與權力。有些孩子學習了中下層領導所要求的品質和言談舉止，其它人學習了積極跟隨者的角色，習慣于充當社會政治等級中的下層人物。P266

加入團組織要經過嚴格的手續，旨在有保證地吸收那些有志者。首先要服從組織紀律(向團組織靠攏)，其次要在同輩群體中發揮“先鋒”作用。反過來，一旦被接受入團，積極分子的雙重身份便更增強了他或她原來就有的服從組織要求的人格，此外，這種雙重身份還會激發新的情感需求和行為模式。在團里，區和白都獲得了這樣一種自我形象，就是他們已被授權去領導和支配同輩群體中的其他人。同樣，那些沒有人團的采訪對象也談到這樣一種情況，就是那些剛剛入團的人，一經入團便另有打算，企圖用唯唯諾諾的態度，從謙虛的學生轉變為自信的導師。P267

角色扮演包括文字表現技巧;要自覺地把握一種與積極分子角色地位相適應的講話的方式和方法。隨著這種角色扮演和增強個性的傾向，他們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相互促進，小學中的孩子開始是學生干部，而后在中學便成為團員，這種例子并不少見。區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學會了扮演積極分子的角色，在她以后生活中的各個階段一直繼續扮演過這種角色。這種角色扮演似乎是將行為者納入一種成功的社會化軌道。P267

官方的積極分子在扮演其角色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群體利益。他們認同于政權，作為它的成員，這個政權又給予他們極大的權力。當文革爆發時，他們身先士卒，表現為服從集體利益，堅決保衛黨委。那些被排除在自來紅的紅衛兵組織之外的團員只好加入紅衛兵的外圍組織，到后來，出于同樣的原因，少數團員成了造反派的重要的領導人。由于官方的積極分子習慣于屈從權力，并且甘心情愿地作為改權的附屬品，他們就不可能成為造反派。從另一方面看，那些未被承認的積極分子則不具備政權代表的自我形象。作為不受歡迎的角色，他們受到了壓制，這就為他們以反叛者的方式進行活動提供了很大的機會。P267

她還十分擔心自己思想中那些不贊成權威人物的因素，總感到自己無力把這些想法克制下去。由于這一重要原因的影響，她很難靈活地適應權威的控制，她下決心以最大的努力克服這一不足。由于害怕自己受到羞辱，她渴望證明她的優越地位，并且得到同輩群眾的尊敬。所有這些都是那種學校制度中所鼓勵的，從而她堅定了去適應社會的信念。可以說，她在培養自己的摩尼教世界觀方面是成功了。P268

然而，一旦她進入中國以外的新的社會環境，她可以很容易地改變道路，尋求適應新環境的準則。當醒悟到遵從以往的社會準則沒有任何回報時，她便放棄了舊準則，因為她認為那些準則帶來的是失敗。她無須偽裝成無私者了。她使用利己主義的觀點和語言，以不衰退的力量去得到新社會的認可。盡管她人格中的大部分內容沒有改變，但還是保留了部分以前的個性特征，消除并壓制了其它部分個性特征。P270

在國內，無論是區還是白，他們的行為都是近似的。他們堅持黑白對立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是非界線是由黨的領導劃分的。他們都譴責和懲罰那些未被認可的道德觀和不規范的行為。對那些所謂是“階級敵人”的人，持有嚴肅無情的成見，把他們看作是圈子外的卑鄙小人。他們向往在一個團結的集體中，不同身份的人都和睦安全相處?區和陳（P270）都尋求分享榮譽和權力，這種榮譽和權力是作為凌駕同輩人之上權威所應有的。總之，他們都帶有權威人格的傳統特征。

我認為，比起區和白來，張和鄧有些遜色。張和鄧仍然保留著在學校中接受的觀念，他們既不是官方的積極分子，也不是堅定的追隨者，總是處在圈外人的不穩固的地位上。他們與區和白在態度上的不同，部分地反映出他們不同的政治地位。他們不曾對為黨獻身充滿激情，而是在所投身的社會洪流之中有意識地進行自我防衛，并且在內心世界中筑起對抗組織紀律的堡壘。他們有時反對限定的規范，不愿隨波逐流，為堅持自己的個性而斗爭。作為文革中造反派的頭目，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自己所擁有的權力和統治他人的機會。這可以在鄧的獨裁式領導作風中現時出端倪。但是，那種從社會和組織所規定的義務中擺脫出來的愿望強烈地激勵著他們，這種愿望已經超出了他們試圖控制他人思想行為的權欲。對那些打上了社會烙印的人，他們并不歧視，也沒有摩尼教的觀點，反而樂于接受異端思想。他們對人和事物以自己的評判為基礎，而不是感情用事。而白則把他們看作是完全違背了意識形態原則的人，區在這樣做時，則帶著尋求權威贊賞的焦急心理。P271

張和鄧那種勤奮和一絲不茍的自我鍛煉，以及良好的自我修養，最符合黨所贊賞的權威人格。但他們并不違背自己意愿而屈從權威人格的要求:事實上正相反，他們的奮斗帶很強的“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但是，在他們到香港之后，這些自我完善的努力與追求也隨之崩潰了。在提倡自我（P271）約束的社會環境中，張能夠成為一個狂熱的清教徒。可一旦取消了外界壓力，他毫無疑問，也會成為一個十足的無政府主義者。

六十年代的早期至中期，學生們的壓力愈來愈大，他們必須對正統政治俯首帖耳，堅貞不二。在這種同輩群體內部的競爭中，團支部作為表率，嚴密地監督著學生們的行為，并對積極分子給予表彰。渴望入團，并且希望通過入團得到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心理，使得一少部分年輕人的學雷鋒運動已成為超理性的狂熱時，仍敢在政治上對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標。學生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他們是在同輩群體的壓力下進行競爭，并且在競爭中扮演角色。一切自發的行動都受到了抑制，因為這些自發行為將有損于教條和紀律的實施。非常規的行為，在政治原則的層次上是要受到同輩群體的攻擊和譴責的。P272

用絕對的范疇來定義社會關系，便促使在人們的觀念中掩蓋了新社會的產生不同于革命前的社會，新的社會分工是由權力關系的差別造成的，而在舊社會則是由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不同掌握程度造成的。作為列寧主義黨執政的結果，便是已在統治集團的各個階層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權人物，這就象迪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一樣。毛澤東本人是反對這新產生的特權人物的，但他無法在不放棄列寧主義思想體系對黨的控制的條件下，去消除新特權人物的權力關系。毛澤東的反應是，一方面發動群眾運動并整頓腐化墮落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同時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P274

整個六十年代，那些官員與他們的孩子們一直努力保護（P274）和擴大他們的特權地位并使之長期堅持下去，方法便是把具有保護色的列寧主義和階級路線相結合。在文革前的學校里，干部子弟一直在尋求如何繼承父輩們的特權，這樣做的根本原因在于那種婆羅門式的“紅色階級”的優越感。他們認為，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年輕人才能擔任領導職務，比如他們自己。

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年輕人相信他們在新社會中是大有機會的。他們廣泛地接受了學校里教給他們的有關“階級”的觀念。區和白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這并不是說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已經成功地與不符合實際的階級斗爭的觀念溶為一體，而是他們在此基礎上，還存在著自己的觀點，也就是有理由獲得自身的利益。作為可以團結的中間階層的學生，他們享受著優于“反動階級”子女的先決條件、這些中產階級的子女發現，在他們自己和反動階級家庭的子女之間劃一條界線是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盡管這條界限帶有明顯的偏執。大多數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準確地說，由于他們的政治地位沒有保障，所以不象那些出身紅色階級家庭的學生那樣強烈地仇視被污辱的階級。總之，他們本身也有可能成為階級路線的犧牲品，因為它過分強調階級仇恨。我的一個采訪對象對此曾有過一個十分貼切的說法，他說：“我們同樣地背著階級包袱。”P275

紅色階級出身的青年人在官方的宣傳和鼓動下，已經自覺地成為學校政治生活中的中堅力量。而干部子弟身上的優越感和特權地位卻妨礙他們自覺地革命。盡管他們最能保護現有的一切，但同時又最不服從學校的家長式特權。他們也有自己的苦衷，與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們相比，他們對自己的二流的學習成績有一種不穩定感。只要他們感覺不穩，或者感覺優越時，他們欺負弱者的傾向便極為強烈，就象文革中表現的那樣。P276

在血統論和紅色恐怖登峰造極的時期，干部子弟卷入了最偏激而且最野蠻的權威行為之中，勞動人民和中產階級出身的子女卻比較謙恭和隨和，即使在他們有機會表現偏激、野蠻和暴力的時候，也還是比（P276）較克制的。一般說來，階級出身越好，權威人格就表現得越強烈。

即使我們注意到這種現象，我們也不得不說，同一代的各階層學生(也許黑五類除外)都不同程度的具有這種社會性格。在那些年月里，中產階級二等公民對權威人格已習以為常。他們中間大多數和出身好的積極分子一樣，都是毛澤東個人迷信的虔誠的崇拜者。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同樣不能容易有反傳統的思想和行為;同樣熱衷于迫害“反動”教師的活動。除去張以外，在我的采訪對象中，僅有一個人對他，周圍的種種行為感到恐懼。P277

毛澤東頭腦中的理想化的社會主義，不可能由少數社會斗士拉到現實中來。歷史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新的社會關系和壓力也隨之產生。思想體系可以根據人們的自我利益來轉移:由于考入大學和找到工作越來越不容易，這就使學生中的對抗心理增加了，本來就緊張的階級問題日益激化。綜合起來，在那些年中，由于學生們越發瘋地爭當空談理論的積極分子，這代人中的權威的社會性格變得更加突出，遠遠地超出了政治社會化所預想達到的水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革中這些極端的權威人格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使黨的領袖目瞪口呆。P277

37、權威主義與非社會化

38、新的一代

年輕的一代人仍然要進行社會化。對待這新一代的青年，當局仍然使用一些對待上一代人的方法來教育他們。1977年，帶著某種炫耀色彩，一場新的“向雷鋒同志學習”運動又開始了。八十年代的中期，模范英雄仍然是黨的“馴服工具”。空言與真實，理想與利益之間鴻溝再一次通過對黨的堅定信仰和積極分子的順從而聯結起來。P279

文化大革命為先前的一代人與后來的一代人之間劃出了一道明顯的界限。對我的許多采訪對象來說，文革中渡過的歲月象征著他們生活中的分水嶺。渡過了從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的青年人只懂得一種單一的“真理”，現在突然面臨著現實中的復雜的政治沖突。那些動蕩的年月摧毀了積極分子理想主義的美夢。騷動年代的副作用及其余波現又追上了尚未成年的第二代。他們似乎沒有繼承上一代人單純的理想主義，這一點可以從采訪對象的兄弟姐妹以及外甥男女的談話中得出結論。采訪對象們常常帶有某種懷舊情感，感嘆于“我們的革命熱情”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同時，對他們的年輕的親屬們表示輕蔑和藐視。他們絕望地談到，年輕的一代人缺乏革命意識，缺乏事業心，注重物質享受并且對教師表示出失望。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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