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熱愛藝術本不關心政治的搞純技術朋友的一段日志。
我的回顧
（文革初期大事記）
（準備于大辯論時公布）
1966．5．20～1966．9．6
姚××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
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習慣勢力。
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
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
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
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
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
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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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七機部三院卅一所十二室的一名技術員。
家庭成份：職員。本人出身：學生。
1965年4季度
我自懷安、萬全農村搞四清回來。不久，三院即開展反浪費運動。
郁文（三院黨委書記）和林毅（三院院長）迫于上級的壓力，先后到十
二室表態和解答問題。我于1965年底和1966年初就郁、林的講話，結合
三院令人難以容忍的浪費罪行（包括經濟、人力、時間）以及三院的指
導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工作等等方面內容，兩度寫信給國防工辦和黨
中央。要求他們前來對三院進行調查與整頓。第一封信送至中共中央軍
委秘書處，第二封信送至中共中央辦公廳。隨第一封信送上的還有三院
政治部編印的“情況簡報——積壓浪費事例選登”。其中積壓與浪費之
統計數為一千二百萬元！！這在當時簡直像天文數字一樣令人震怒。
在這前后，我室也有人給國防工辦和七機部就反浪費運動問題寫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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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0日至6月初
文化大革命以雷霆萬鈞之勢壓向一切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巢穴。
斗爭的矛頭明顯地指向扛著“紅旗”反紅旗的權威，指向反毛澤東思想
的一切上層建筑與領導集團。三家村、北大、前北京市委，是階級斗爭
的活樣板。
可是就在此時，三院卅一所竟提出四個學究式的討論題讓大家討論，
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內容：①文革是否可以理解？②文革是否是小題
大做？③秀才能否造反？④文革與我們單位有無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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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6日
卅一所政治部主任陳國維來十二室，傳達所謂“總理的八條政策”。
完后，陳說“文化大革命，生產不能仃，生產一仃，就是上敵人的當”。
又說“不要都懷疑，不要覺得都有問題，基層單位基本都是好的，不要
誰都不相信”。“大字報可以貼，不過要看準了。要是你能像北大那樣，
一張大字報揪出一伙來，也算你有很大的貢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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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7日～9日
十二室一反既往，黨支部接受卅一所指示，突然把幾乎所有的人，
除病號與特急任務外，史無前例地下放到基建部勞動，為期二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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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上午
我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幾個問號”，新樓三層轟動。據一個原
在所文革辦公室的人說：“幾個問號”轟動了院、所領導。從此我被
“當成了重點”，保衛部門掛了號。
“幾個問號”的主要內容：
①為什么指導員不積報參加文化大革命？
②為什么要在文革到來期間下放大批人員？
③陳國維的“生產不能仃”是否是七機部的所謂“科研第一、專
家之上”路線的翻版？
④七機部、三院的一切令人痛心、卻無可改變的局面，是否與本
單位的靈魂、路線無關？與每個人特別是與那些舉足輕重、執掌大權
的領導們的靈魂、路線無關？
⑤從過去到現在種種跡象表明，室、所、院、部，好像也有一條
線串著。這線究竟是紅？是黑？還是半紅不白？
⑥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們這塊當代之“世外桃源”的結局，究竟
會是如何？最后駁斥了陳國維“不要都懷疑”“要看準了”的謬論，
并表示自已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決心參加文化大革
命。
大字報的署名是姚××及一群同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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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下午
卅一所黨委書記秦國才首次向全所動員。秦說這里有黑幫黑線。
原因是：①舊習慣舊文化的影響；②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每時每刻在
產生新的資產階級；③科技隊伍迅速擴大，反黨分子混入我部；④
部份干部蛻化變質，貪圖安逸。黑幫黑線表現為：①書寫反動標語；
②偷聽敵人廣播；③欣賞批判電影；④說這里不民主自由；⑤要求
與美國達成協議。報告中只字不提扛著“紅旗”反紅旗的敵人；只
字不提抓政權、抓要害、抓這兒的路線方針、指導思想；只字不提
領導要帶頭揭發、引火燒身。
會上，陳國維在回答為什么前一階段運動冷冷清清時說：黨委
對“文化”兩字的理解不一。在回答“給領導貼大字報算不算轉移
目標”時說：“如果這個領導是牛鬼蛇神，就不算轉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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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晚～11日早
全室分組討論秦的動員報告，意見一致，認為“文革”必須抓
要害、抓政權、抓這里的路線、方針、指導思想等大是大非。下面
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也要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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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1日～12日
全室大字報的方向完全一致，齊聲質問部、院、所、室領導，
要把運動引向何處？其中有幾個黨員揭發了付部長張凡和院長林毅
在黨內動員會上的講話，更激起了大家的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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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2日上午
我們十二室第三工程組的六名群眾主張把七機部、三院的文革
運動的動向，立即匯報給黨中央和人民日報社。於是，我起草了電
話稿，并向人民日報編輯部打通了電話。編輯部叫我們把電話稿
（信）當即送去。
信的中心意思是匯報這兒運動的進展，認為方向不對，可能有
黑線黑幫在把運動引向邪路，要求黨中央、軍委、人民日報社緊急
予以注意。
當我們的一位同志向所財務科要一張月票去報社時，財務科叫
他把信送保衛科檢查，保衛科檢查此信后，卡住不給，交與張鵬舉、
陳國維，并上交到院頭頭安春華、林毅處，且一下子打電話告訴了
七機部部長王秉璋（！！）
下午，王秉璋來電話說“信可以送”。此段經過，強烈地震動
了我們六個簽名者。
受院、所委派，當天中午，以付所長孟勤功為首的“工作組”
秘密地來到了十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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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2日晚
晚飯后，卅一所政治部兩次派人來要此信，我們回答：目前大
家意不一，送不送未定。若明天送去，一定會抄一份給所的。來人
回去。
當時大家議定：明天作為反映情況，還是去。信帶著，不一定
交。信中的一些較肯定的語句需要修正。
晚約8～9時，正當我與其他兩人在辦公室討論修改時，金文有
闖入，即以“組織”“和政治部主任陳國維”的名義，當眾強行奪
走信的原稿及修改稿全部。金文有說：“這是嚴肅的階級斗爭，不
是開玩笑，你們一會兒要送，王部長答應你們送了，一會兒又要改！
現在組織決定，你把信和全部草稿交出來！一頁不準少！”并命令
“杜萬森，你把這信給我收起來！”我問：“為什么要拿走？”金
答：“等著要用！”“替你保管一夜嗎！”我問：“你們有什么權
力這樣做？”金答：“這是組織決定！有意見你可貼大字報！”
就在此時，經林毅、陳國維煽動、策劃的，四、五室寫的來十
二室“抓鬼”的巨幅大字報，正在我辦公室的對門張貼著，一大幫
人，鬧哄哄地。剎時，恐怖的氣氛籠罩了十二室。
深夜，七機部付部長劉秉彥、三院的院、所頭頭：林毅、劉覺
民、孟勤功、金文有等集會研究了全院三個重點單位： 七0一所一
室、三部三室和卅一所十二室。宣讀了我們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
和我的“幾個問號”大字報，還有一張14個人簽名的大字報。會上，
劉秉彥指出十二室的“領導權問題”，林毅指出我們幾個愛告狀的
人的“有組織活動問題”。
在這前后，卅一所黨委書記秦國才曾指出十二室的“敵特活動
問題”“敵情問題”。說十二室是塊硬骨頭，是借著“紅旗”反紅
旗。借反浪費運動大反領導，一直告到國防工辦。這次巳經告到人
民日報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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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3日
早，我向金文有要回被拿走的信件，發現金巳叫張誠在抄錄此
信。抄完后，陳國維與金文有對我說：“信可以送，但是你不能走，
其他簽名的人都可以去。”我征求其他簽名者：誰還愿去？大家答
都不愿去。我堅持著要去。金、陳回答：“你若一定要去，必須派
人跟著！”我堅決表示抗議！問他們為什么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他們回答：“這是組織決定，理由不能告訴你！”正在爭執未定時，
陳、金馬上召集全室開會，勒今我慢慢走，先參加室里活動再說！
會上陳國維說：“前兩天十二室冷冷清清，主要是方向不明。
大字報無論數量質量，都大大落后。通過這兩天來運動的發展，所
里各單位方向是對頭的，這兒牛鬼蛇神的臉譜也越來越明顯了！希
望大家消除顧慮，迎頭趕上！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就是要橫掃一切
牛鬼蛇神！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哪兒有，哪兒掃！”
講完后，陳、金派了室大字報編委萬澤鳳跟我前去報社。
出發前，金文有向萬澤鳳交待：“姚是重點，現在全室給他的
壓力很大，他很緊張，你要注意安全……發生問題后，你可以依靠
附近的群眾協助處理。情況你已經知道了，你要站穩立場！”（此
段話系根據6月23日萬澤鳳叫我核實的準備張貼的大字報底稿抄錄。）
人民日報編輯部由孟超卿同志接待了我。她說：“這封信怎么
能叫黑信呢？！”她對這兒的“組織”派人監視我的行動感到強烈
不滿。并要進行調查后告訴七機部。關于運動的方向，孟指出：“
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1社論是最根本的政策。運動中必須抓政
權、抓要害，領導必須帶頭，必須引火燒身，領導的問題搞清楚了，
下面也就好辦了。”孟按我的要求，當天下午即把我（們）的信和
情況轉至黨中央。
由報社回來后，萬澤鳳即向孟勤功、趙進才、付俊生、金文有
和院里的魏秘書等匯報詳情。金叫萬“盡快地寫出書面匯報！部里
等著要！”
就在這一天內（6月13日）， 全室的人貼我的大字報巳是滿墻
滿屋。凡是能扣上的、報紙上見過的帽子：什么“黑幫分子”、“
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家”、“別有用心者”、“想
通過上級機關之手置我們領導於死地”等等，都已扣上。凡是可以
追問一下的問題，一個不拉地追問。同一天上大字報的，還有幾個
貼過張凡付部長大字報和反浪費運動時告過狀的人。
據說部、院領導，連同十二室工作組、指導員等，又一次研究
了十二室的情況。
當晚，我寫了一張“回答幾張大字報”的大字報，重看了兩封
反浪費運動時寫給國防工辦和黨中央的信稿，寫了一份“一封給人
民日報編輯部信的始末”。通宵達旦，頭痛欲裂，從此落下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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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4日
一早，我再次要求去報社送走昨晚整理好的材料。金文有向院
里請示，許久不見回答。我焦急地在金的辦公室內來回踱著。此時
金與付俊生對我焦急的樣子竟然放聲大笑起來！我氣憤地向他們指
出：這是一場嚴肅的階級斗爭，為什么要取笑人！希望他們把態度
放嚴肅一點。金文有立即大聲地應對說：“怎么階級斗爭難道就不
能笑了？文化大革命難道就不能笑了？這是大好事嗎！文化大革命
抓著了牛鬼蛇神！抓著了黑幫！怎么不能笑！”我冷笑笑地對他說：
“你將來要對這些話負責的！”
約九點多，說是可以去送了。但是必須還得派人跟著。我無奈，
仍由萬澤鳳跟著去報社。
人民日報編輯部由黃炳鈞同志接待了我。我把這些材料交給了
他，并在那兒寫了一封給黨中央的信，信中再次要求中央對科研單
位的運動方向予以密切注意，希望能夠盡快地對運動方向問題作出
指示。送上的七份文件，也當即由編輯部轉至中共中央。
回來后，萬澤鳳同樣立即向孟、趙、付、金、魏等作了匯報。
這一天下午，劉秉彥、林毅召見了孟勤功、金文有等人，再一
次研究了十二室。
根據孟、金后來的交待：劉當時指示：
①號召全室人員對部、院、所、室領導提意見。
②如認為方向有問題，可以讓大家討論，可開支委擴大會議。
③要金文有深入虎穴，要與大伙一塊兒提，不要脫離，要混在
一起。大字報金都可以簽名，金的問題我們包下來。
④所里再去動員。
林毅的指示是：“出個適當的題目，引起大家注意，立爭群眾
早日分化，向骨干交交底，寫上一些有份量的大字報，而后集中批
判……。八室要去支援一下，有點聲勢。十二室有鬼！”
孟勤功在會上說：“四、五室‘抓鬼’大字報一來，氣氛涼了，
熱不起來了。各種意見誰還敢說？想要順著原來勁兒出來，是不行
了。要靠揭才行。”
劉秉彥說：“你們可以想想辦法嗎！引出來嗎！”“十二室的
任務不忙，二天不夠，再來二、三天”。
劉又問孟：“靠揭能否揭出來？”孟答：“有信心，有可能”。
劉表示：“放出來比揭出來好”。
劉、林還指示：“要借外面的‘東風’，把十二室發動起來。”
在這些指示下，院、所幾次專打電話叫十二室去參觀三部、七
0一所、大禮堂、辦公樓等地貼領導的大字報。企圖“引”十二室
“放”出來。為了不露馬腳，打電話來時，叫八室也去看。可是這
樣搞了三次，“三次都沒成”，群眾再也不“放”了。
這一天，仍然是我的“豐收日”（大字報）。根本沒有給領導
的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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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5日
一早，卅一所黨委書記秦國才親自出馬、偕同付所長孟勤功、
指導員金文有來到十二室，召集全室開大會。會上他們頓改十三日
的調子。
金先說：“前兩天大家是看風使舵，看領導的意圖辦事，四、
五室“抓鬼”大字報來了，對領導的意見都不敢提了，揭的過程怕
這怕那。”
孟勤功說：“前兩天戰斗性太差，沒勁，群眾沒發動。主要原
因是動員時講得針對性不強。要積極行動起來，扭轉局面。要說出
心里話。上面有這么多層單位，部、院、所、室，哪里有就往哪里
揭。”
秦國才最后講：“我是來放火的。十二室這兩天作戰不力，革
命的火燒得不旺，打的是灰旗，大字報像放‘禮花’一樣，只給看
看。又像‘磷火’，不燒手，不燒紙。”他還說：“大家是在‘敵
人’（指被‘圍攻’的我和其他群眾）面前當懦夫的‘膽小鬼’，
是‘小腳女人’”！
我在會上要求發言，被允。①我告訴大家，信和材料已由人民
日報編輯部轉中央。②念了一封給中央的信。③簡單地評述了秦、
孟的講話。
我講話時，全室鴉雀無聲。
講完，金文有氣呼呼地起立宣布散會，并帶頭喊口號：“堅決
橫掃各個角落的牛鬼蛇神！”一想不對勁，一仃頓、又喊：“堅決
掃掉領導上的牛鬼蛇神！”
自6．15秦、孟、金講話后，到王秉璋在部直機關號召“炮打司
令部”講話的傳達，十二室再沒有貼領導的大字報。截止6月16日，
僅三、四天內，貼我的大字報約40張，占整個運動時期給我的90%以
上，“揭發性”大字報貼完，6．17尚有一張。
大字報主要中心內容為：
①我與領導唱反調，反部、院黨委，即“反黨反社會主義”。
②我的熱愛音樂、藝術的所謂非無產階級思想與不革命的人生觀。
——這些內容主要是根據我在參加四清運動前向集訓隊放包袱的發言
（原四清工作隊指導員透露出來的）以及他們走訪與我同時參加四清
的人得到的。有的則摘抄自突出政治學習時我向黨交心的記錄。這些
內容，在我自已寫的并已上交“組織”并存檔的“參加四清這運動思
想小結”中更為詳細。可是當時的“組織”居然可以把群眾向黨交心
的內容拋出來，并拿此把對領導提意見的群眾打成“反革命”！
在這些日子中，群眾在領導的煽動與脅迫下，開始了大規模的互
貼大字報。內容無限上綱，動輒亂扣帽子，完全混淆了二類不同性質
的矛盾。這場混戰，深深地傷害了群眾的革命熱情，破壞了黨的威信，
破壞了黨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政策，破壞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黨
的事業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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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7日
我針對這兒的“組織”（他們口口聲聲的自我聲稱）對我的種種
做法，起草了一張大字報“再幾個問號”。中心內容是：
①允許不允許給報社和中央寫信？
②領導有什么權力檢查群眾給報社和中央的信件？
③為什么我們的信一下子要告到部長王秉璋那里？
④為什么要奪走我的信？
⑤四、五室“抓鬼”大字報是受誰的指使？
⑥6．13陳國維說“牛鬼蛇神”的臉譜越來越明顯，指的走誰？是
不是煽動群眾對剛剛上大字報的向上級告狀的幾個人組織圍攻？
⑦為什么要剝奪我的人身自由？為什么要對我進行監視？
大字報最后號召革命同志丟掉包袱、團結起來革命；號召各級領導
起來革命；要求院、所各級組織承認圍攻群眾、壓制民主等錯誤，保證
以后絕不再犯，并重新動員、重新按中央指示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
由於自已是當事者，是被監視、壓制的對象，所以大字報的措詞相
當激烈。對于領導強加於我的種種做法，巳經使用了“反革命組織”“
反革命暴力”這樣的字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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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8日
上午，我要求去報社送信件、文件，匯報最近幾天的運動。金文有
又請示院。一直到十點多。孟勤功到我辦公室說：“信可以送。一種做
法，你把信件交給組織，由組織派車派人替你送。要是你不放心，二種
做法，你可以趁車一起去。你要送到哪兒就送到哪兒。如果你不讓同去
的人聽到你們的談話，他可以在門外”。我說：“我不勞組織的駕！堅
決要求自已一個人去。這是我的起碼的公民權利！要是信的內容涉及機
密，我會按保密途徑送上，可是這次全部信件，都是非密的。”孟說：
“派個汽車快點嗎”！我仍不答應，交涉了許久，到了快下班時，才算
同意不派車，讓我自已去，但是“組織”還得派人跟著，不讓我一個人
去！由於時間被拖得很晚了，來不及去北京市里。終於沒有去成。
據后來孟的檢查，此次要派車替我送信的做法，是請示林毅后與我
糾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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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9日
星期日，寫了一份“我們的‘組織’竟要派小汽車替我到報社到中
央送材料”，準備第二天也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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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0日
一早，仍在萬澤鳳的監視下去人民日報編輯部。在那兒，我根據三
院的運動進展，再一次寫信給黨中央。此信連同“再幾個問號”大字報
稿、“6月15日秦、孟、金三位領導講話記錄”以及“我們的 ‘組織’
竟要派小汽車替我到報社到中央送材料”等四份材料，一并交編輯部的
黃炳鈞轉黨中央。
黃說：“你也別盡等著中央的回答。你也有事可以做嘛！譬如可以
把這張大字報（指‘再幾個問號’）貼出去。”又說：“看你很著急，
但是你自已革命，也要允許人家革命。領導也不是鐵板一塊的……。”
等等。
回來后當晚，我把“再幾個問號”抄出，并把“為什么組織要派汽
車替我送文件”作為第8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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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6月21日至6月25日的另一部份經歷略）
1966年6月21日
一早，貼出“再幾個問號”大字報。室內人們正在互貼大字報酣戰
中。
下午，秦國才召集全所人員開會，作了第二次動員報告。
秦說：“前一階段對領導貼的不多，下一步要把目標轉過來”。秦
叫各級領導要帶頭揭發，要引火燒身。他也泛泛地說到：“無論什么人
有意見，無論對什么人有意見，都可貼大字報”。會上秦沒有承認前一
階段方向錯誤，沒有承認對我種種限制、做法的錯誤。我覺得，秦在運
動方向是對上還是 對下的說法，活像6．13人民日報編輯部孟的講話的
翻版。只不知道為什么他不在6．10講？！ 看來，他們是先叫群眾狠整
一陣對領導提意見的人，對他們扣上各種可怕的帽子以后，再來叫大家
對領導“提意見”，看你還敢不敢？！這種險惡的用心，真是很清楚的。
動員大會后，室內的大字報作了整理。我的“再幾個問號”大字報
按我的要求，移到墻上。前一階段貼好些人的大字報都巳起下，而貼我
的大字報，不摘也不蓋，集中起來留在走道內。只是有幾張實在沒有意
思的“追問”不再掛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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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2日
有四個黨員聯名寫了一張“問領導幾個問題”的大字報。中心意思
是問領導前一階段是否在組織一片、打擊一片？！是否因為十二室老告
狀而把它當成重點，硬要抓出一個黑幫來才稱心？！簽名的兩個是被當
“鬼”抓過的支委，另外兩個是告過狀的，也是前一階段被貼大字報的
中心人物。
室里的空氣在改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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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3日
為了讓群眾和領導了解我的思想與工作， 我公布了幾乎所有的材料：
兩封給中央的信、一份林毅講話記錄、一份6．15秦、孟、金三人講話記
錄……等等。
下午，可能是看到形勢的微妙變化， 原先被派來幾次監視我往報社
送材料的萬澤鳳，拿著一疊敘述他三次 “倍同”我去人民日報社經過的
大字報底稿，來叫我“核對事實”。其意圖是明顯地向我示好。
我見他寫著，在6．13第一次“倍同”出發前，金文有對他說的一段
話：“姚是重點……你要站穩立場”（見前）， 我很震驚，用心地記住
了這幾句話。
晚上，張誠及搞四清回來的反對四個黨員 “問領導幾個問題”的大
字報出來了。其中也不忘對我進行攻擊、扣帽子。
……
隨著時間的推延，他們四個人的“四家村反黨集團”的帽子， 看來
也是扣定了。
自以6月17日以后，揭發我的大字報已經不見，另星的還有一篇“評
論”什么的。可是，因為我與領導唱反調是如此大膽明顯，在黨組織＝
黨、本單位領導＝黨的思想統治的當時， 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
人物”“黑分子”的帽子，就這樣毋庸置疑地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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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7日
大家小心謹慎地寫著給現任直屬領導的大字報。對于原五支隊的一
些“壞領導”和死老虎羅殿英的“斗爭”卻是十分“大膽”。
我把這些天來運動的發展：6．20的三院的“八條須知”，6．21秦
國才的第二次動員和6．24傳達的王秉璋的講話內容， 寫了信準備送中
央。信中，我匯報了在運動一開始，這兒就因我向中央向映情況“告狀”
而被當成“重點”的事實。
為爭取中央對這兒的了解，我把林毅在十二室的講話記錄也送上。
因為保密關系，我同意保密部門安排，用三輪磨托帶上機密文件簽
發本，還是在萬澤鳳的跟蹤監視下，把文件送到中共中央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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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30日
為進一步揭發、寫大字報，我想拿回送上去的一些材料、信件。不
是有人也在叫喊，要我把“黑信”“黑材料”交出來嗎？我打算拿回來
后亦可趁此機會公布一下，進一步的鼓勵大家。
金文有不在，我請示室主任劉建邦，要求去報社和中央。劉打電話
請示所里。所保衛科長王書恒說：送上去的文件，一般拿不回來。我說
去要要試試看，萬一拿不回來，抄一些回來也好公布。劉第二次請示說
我一定要去。王答：文件有機密內容，必須兩個人去。我說材料為非密
的。劉第三次請示。王答：也不行，因為材料密別未定。我說：如果我
什么都不拿回來，什么也不抄，什么也不送，就只到報社去反映這兒的
運動情況，你們讓不讓我走？！劉笫四次請示。答：“還是不行！因為
我們是國防科研單位，現在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個人不準外出，外
出必須有人跟著！”我說：要是我在城里有個家，星期天要出去辦事，
還讓不讓我走？！劉第五次請示。最后的回答是：“不行！必須由組織
派人跟著，即使你自已找人同行，此人也得經過組織的批準！！”蠻橫
霸道到了如此地步，我無法再繼續與之交涉了。
于是我打電話給三院文革辦公室，他們推給付院長呂琳。我又打電
話給呂。呂不直接答應我的要求，只是說：或者我去他那兒，或者他來
我這兒。說“有些話在電話里說不清”。我想，這么簡單的行與不行還
不能回答我，看來與他談不出什么名堂，就把電話撩下，也沒去呂琳那
兒。
忽然間，我想起“反浪費運動”時期的幾期“情況簡報”，那兒有
許多許多彰現三院領導劣跡的材料。于是我到十二室檔案室管理員王欽
那里，把這些文件借了來。（它們是65年的第210、216、220、223、
224、225、226、228、230期及66年的235期）。很方便，沒有任何阻攔，
從前我也借過。估計，所頭頭還沒有把防線設在那里。還沒有踢蘇醒。
我坐下，靜下心來一翻，越翻越氣！怎么是這樣一個三院呢？！他們是
怎樣糟蹋勞動人民的血汗呀！我一定要把這些文件送到中央去！于是我
一邊告訴室主任劉建邦，讓他請示所里。一邊打電話給院政治部主任安
春華。安不在。
我向萬澤鳳要來了他寫的、6月23日給我看過的、 關于“倍同”我
去人民日報社經過的大字報底稿。萬說：“其中有些已經改了”。我見
原來他寫的“姚是重點……”已改為“可能姚認為巳是重點……”我照
樣抄錄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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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日
據后來孟勤功、金文有交待和記錄：
上午，所文革領導小組、十二室工作組、金文有等在安春華親自指
導下開會。會上詳細地研究了十二室的情況。肯定了一批 “左”和“中
左”力量。認為室里有六個“右”的、與領導唱反調的。我是暴露得最
清楚了的、死硬到底的，不寫大字報跟貼他的人辯，就是寫“大事記”！
（大概是看見我老在寫這本東西）就是跑中央！跑報社！其他一些人尚
暴露得不夠。會上，按安春華指示，決定撤走工作組。對十二室黨支部
支委，要控制使用，要考驗，要讓他們繼續暴露。下一步轉入大辯論，
辯中有揭。通過對我的辯論，還可能跳出“牛鬼蛇神”來。同時也可以
“澄清”某些人的問題。秦國才對十二室還是挺樂觀，因為我已經暴露。
他要支部利用我這個靶子。
在他們開會時，湊巧我打電話找安春華，要求去中央送“情況簡報”。
安答叫我按所里決定辦。
快中午時，安春華散了那面的所領導小組會，即跑來十二室找我，
我不在。下午我打電話問安何事？安說要找我談談。并約定在星期一談。
下午，王欽告訴我說：關于“情況簡報”，所里開會決定：“①發
到哪一級文件，只準哪一級看。下面要看，必須經過批準。已經借走的，
一律收回。②當前文化大革命，一般“無關”文件不借。③“情況簡報”
為已經存入檔案室之“檔案材料”。按規定，里面的內容不得在文化大
革命中引用！不準抄錄！更不準送中央！”——他們是多么恐懼中央了
解這兒的實情呀！
王當即注銷了我的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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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4日
一早，三院政治部主任安春華來電話把我叫了去。抬頭見到我的第
一句話是：“哦，沒見過面。才這么年輕呢！”
安非常“客氣”地招待了我，又讓坐、又沏茶、又嘮家常。話入正
題后，安問我：“還有什么意見要說的？”我答：“所有意見，我都寫
成文件、信件，送中央了。這些你們都知道。”安說：“送中央當然可
以，可是大字報不是最新式、最有力的武器么！希望你用大字報把自已
的觀點擺出來，讓大家都知道。不要回避，是真理就得堅持嗎！”我說：
“我的大字報現在還有用嗎？我的話現在只有向中央去說去。”安說：
“這不對，要相信群眾么！”又說：“我們這是推心置腹的談話，就只
有我們兩個人，什么都可以說。”我告訴了他我對這里種種做法的懷疑：
這里為什么這么怕群眾、怕運動、怕中央知道？七機部究竟有什么鬼？
我向安提出對我限制人身自由做法的抗議，堅決要求把“情況簡報”送
中央。
對於我一長串的講話，安不表示任何意見與態度，更不給我任何直
接答復。只是不時極簡潔地概括我的講話：你的意見是這樣吧？①……
②……③……。
安再三地對我說：“要寫成大字報，不要回避斗爭，把你的觀點畫
龍點睛地寫出來，大字報不可能這么詳細，一定要畫龍點睛地寫……”
看來，這是安在“引”我，在向我“叫陣”，要讓我更充分地“暴露”，
以便可讓他們根據“反黨委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邏輯來抓我！這是
安在不折不扣地執行部、院“7．2會議”的精神。真陰險。怪不得他在
我一進門時，沖口出地說“才這么年輕呢！”下面沒有說出口的半句潛
臺詞應該是：“就要去當反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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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5日
金文有大概不知道王欽已通知了我有關“情況簡報”的決定。又跑
來向我傳達了所謂“上級”的這個“決定”。我當即向他表示異議：為
什么許多人可以把“研究與學習”、“五院工作通訊”、“黨代大會決
議”等文件，從檔案室拿出來，寫成大字報，“應用于文化大革命之中”，
難道它們不算“檔案材料”嗎？！而偏偏幾期“情況簡報”就要用所謂
“存在檔案室的材料即檔案材料，不得引用”為借口來卡我呢？金不與
我講道理。我要向黨中央文化大革命辦公室對此提出申訴。金說“這是
組織已經決定了的。你去中央文革辦公室申訴也沒用。因此你拿這個理
由請假進城，不批準！”。金說：“你可以寫信去，請假不準！”。我
想：他們也明知，寫信給中央請求對此種問題作出回答，是困難的。因
此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地對群眾進行種種限制，不讓中央及時地了解這
里的運動發展的情況。他們之所以如此怕中央，對中央實行如此嚴密之
封鎖，就是怕中央知道這里駭人聽聞的浪費罪行，猖獗的專家路餞，和
種種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
無奈，我只得寫信給中央文革辦公室。
信中請他們答復：
①刊登浪費事例的“情況簡報”算不算文化大革命中不能引用的
“檔案材料”？
②組織每次對我去報社送信反映情況，都派人監視。這是什么做法？
③能否摘抄或要回送上的信件文件？
寫完信即郵寄出去。那天剛好下雨。這一切金文有都知道。
我不知道金文有是怎么知道我有信寄給中央的？連那天是下雨，他
也記得清清楚楚。
據后來金文有透露：所謂“情況簡報”是“檔案材料”，不許我借、
抄、送中央，名義上是卅一決定，實際上是安春華出的主意。在我打電
話給安時，所里已經答應我可以借、抄、送了。安覺得不大行，可又不
便當面干預，于是，電話里回答我說按所里的決定辦。一面又暗地里指
使所里改變原來的決定，剝奪我借閱、摘抄、送中央的權利，以實行對
中央的封鎖。安春華真是滑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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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7日
秦國才向全所總結前一階段的運動，并布置了下一步的“大辯論”。
總結中提到，“運動一開始，領導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做了一些不
應該做的事”。舉例如“孟昭明”大字報照相問題。關於“辯論”的目
的意義，秦說“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決定性一環。”“通過辯論，提
高認識，辨明性質，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斗爭矛頭是一小撮死心塌地
的反革命分子”。聯系到秦在前幾天對十二室、對我作出的結論可以知
道，秦的所謂“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指的是誰。 據后來揭
發，全所每個室幾乎都有一、二、三、四名甚至更多的被劃為“批斗對
象”的群眾。在“批斗對象”中，所領導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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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9日
十二室工作組成員付俊生來我辦公室，告訴我說：“下一步快辯論
了，同志們給你貼了好些大字報，你應該準備準備。”我說：“我沒什
么好準備的。共兩部分大字報：一是針對我給領導提意見的。他們的出
發點是：反本單位領導即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不用我再說，中央的指
示早就回答了他們。二是我過去的錯誤思想。這些，在我寫的參加四清
運動的思想小結里，比他們“揭發”的更全面、更真實。它早已是我向
黨交心的內容，早已存在我的檔案里了。”付說：“你的檔案里的東西
我看過了。這是那時的檢查。是否還有？是否批判了？應該準備準備大
家給你的大字報，寫些材料。”我想也對。虧得室里還唯獨掛著大家對
我這個“黑幫分子”的大字報。我於是開始準備辯論用的材料。
緊接著將要展開辯論的前幾天，一些人對也曾因向上級告三院領導
的狀而被扣上“四家村”帽子的四人的“揭發”和“批判”也大為加緊，
都是整墻整墻的大字報。
有人在到處走訪搜尋我的材料，可結果一無所獲，仍舊沒有我的大
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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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9日
由張誠等四個黨員署名編號為“S-35”大字報貼出。他們向全室及
所黨委呼吁，要求改組十二室黨支部。理由是支委中二個是“四家村”
成員，一個是曾被當“鬼”抓過的“資產階級工程師”，另一個也是動
搖的。還因為廣大黨員在運動中作戰不力，黨支部的堡壘作用已經喪失
……等等。它強烈地擾動了十二室。原定的一般性辯論推遲，室里開展
了環繞“S-35”的辯論。形式是貼大字報，不是開會。“四家村”與原
某支委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早在此大字報的形成時，了解張誠等意圖的卅一所黨委付書記范英
說：“很好嘛！這與我們原來的想法很一致么！”卅一所政治部付主任
安獻民為此大字報的貼法，作了許多“策略上的指導”。
由此，十二室很快被激起了再一度的大混戰，大分化。它一直持續
到八月初，中央領導劉、周、鄧三人講話的傳達。
為了使“辯論”有利于四個S-35的泡制者，有利於領導。“辯論”
中途，室指導員扭轉了“辯論”中心，它由改組黨支部，變成為撤不撤
張、李二個支委問題。于是，大量的大字報又涌問二個支委。隨著時間
的推延，不同意的人紛紛被載上了“四家村的追隨者”“四家村的辯護
士”“四家村的忠實小卒”“B1的炮制者”“黑信的積極參與者”等等
帽子。在這種強有力的“輿論基礎”與“左派”的進攻下，原來不同意
S-35的人紛紛表態，張、李作了二次公開檢查。通過斗爭，“團結一致”
的局面基本形成。這是我室的新形勢、新面貌。想來也是室、所、院、
部各級領導，對十二室最感欣慰的日子了。
寫到這里， 我不禁又想起了林毅早在6月14日對十二室所作的“英
明”的指示： “出個適當的題目，引起大家注意，立爭群眾早日分化，
向骨干交交底，寫上一些有分量的大字報，而后集中批判。”林是這么
準確地預示了、劃定了這五十天來十二室的運動……。
在辯論S-35過程中，我用小字報公布了一些材料，這也是我第一次
揭發了下面的一個群眾：他就是那個被“組織”派遣，幾次倍同、監視
我到報社、到中央去的、而今又是S-35大字報的簽名者之一的萬澤鳳。
材料內牽及到6.13金文有對萬的交待：“姚是重點……”等等。這在室
中也引起了一陣騷動，有好些人在追問萬。使萬的處境很可憐，人家當
他一會兒叛變，一會兒倒向。
材料公布后，見萬常找金文有。我覺得他們有可能作假，于是我就
把萬叫來跟他說：①提醒他不要作假，我做了相應的措施；②向他承認
秦國才既然已承認：運動初期，領導做過一些錯事，說過一些錯話。現
在再提好像不是時候。
不料萬聽錯了我的話，以為我的材料是受人慫恿下公布的，要追查
這個“慫恿者”。并且有人寫大字報，要懲辦我這個“政治陷害者”。
我用事實和大、小字報底稿作了回答，他們沒再說什么。
這是七月底的事，也算是最后的一場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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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0日
7月18日越南胡志明主席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7月20日我與大
家一樣，寫了一張要求赴越南前線和再次參加農村四清的決心書。開頭
的稱呼是“敬愛的黨組織”其中有一句話是“我自信我的問題不是敵我
矛盾，我堅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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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2日
上午，我把這張決心書交給金文有。不久，室里播送首都百萬人民
支援越南大會的實況。不料沒過一會兒，金把我的決心書退給了我。說是：
“①你上面寫著‘敬愛的黨組級’，究竟是哪級黨組織？你從前大字報寫
著‘組織’怎么的，‘組識’怎么的，現在又是‘敬愛的黨組織’，究竟
你對‘組織’是什么看法？你把這個說明了。②你說你的性質是不是敵我
矛盾？這得由群眾來決定，組織不能回答你！”
太出乎意外了。我平靜地對金文有說：“我沒想這么多，只表達了我
滿腔熱血而已。”沒有分辨地從金文有手中接過他退給我的決心書，以后
也沒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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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31日
星期天，晚飯后，約七點，金文有來宿舍找我，開始了一場長達二小
時的談話。我首先用主席的“把同志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已站在敵
人的立場上去了”的指示來對照雙方。
金向我說“組織并不認為你的信（指6.13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是
黑信”（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組織”向我的正式表態。）
我說：“可是有人老在叫它是‘黑信’長‘黑信’短的。”金說：“
可是他們有的還是‘黑信’的參加者呢．”我想他是在指杜萬森而言的．
金問我對於那張要“嚴懲政治陷害者”的大字報的看法。我答，他們不了
解情況，帽子扣慣了好請功。在談到我對領導的懷疑時，金說“一件事你
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去理解。”我說：“領導對我的做法，我總覺
他們心里有鬼，怕群眾，怕中央，怕文化大革命。秦書記承認，在運動初
期，領導曾經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可是究竟是哪些錯話？哪些
錯事啊？”金答：“大會上不是說了，關於孟昭明的事嗎？”我說：“難
道就這一件？”金說“有的不一定要在大會上說，需要在哪個場合說的，
都巳經說了。譬如九室的梁允中問題，你也知道，沒在大會上說，可是在
他們單位，不但說了，而且還要詳細地說呢”。到此，我算是知道了：直
到7月31日晚上， 三院、三十一所領導，還是根本不想承認對我的種種限
制、壓制的做法，是錯誤的！
談到運動的進展，我說：“領導的認識也是一步一步在提高的。一開
始比較緊張，提心吊膽。所以硬要派人跟我去報社、去中央，以便及時得
到第一手材料。十三號、十四號派人跟去了，回來一匯報，十五號，你們
的調子就變了，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證明么？六月十號，秦書記不提抓要害，
六月二十一號，他就號召大家揭領導，這就是個大進步。你要知道，秦的
二十一號的講話，簡直就跟十三號編輯部的同志講的一模一樣！”金說：“
難道領導本來不知道、不認識嗎？就是因為根據萬澤鳳回來的匯報才講了
十五號一早的話嗎？”我答：“是的！”金說：“你也把領導的水平看得
太低了。”我說：“這是我的理解，要不是，秦書記為什么不在六月十號
講二十一號的話呢？”金說：“認識到的一定都要提嗎？”我說：“這我
就不明白了，既然知道要抓要害，為什么又不在十號動員會上講，要大家
來抓呢？豈不是把運動方向有意引歪嗎？！”金緊接著說：“你總是要往
那方面想的”。我想了一想說：“也許我想得不對，大概是領導覺得這兒
的領導權已經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所以就沒有必要提抓政權、抓要害問
題，光抓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了。”金笑笑不回答。
談話的另一部分是撤不撤張、李支委職務問題。我重復了小字報中的
觀點，（每人必須表態的）。并講，有些具體內容在公布時刪掉了。金說：
“張、李的問題究竟是什么性質問題，現在還很難說。你的這些材料，很
需要么，你可以寫么！”金是這樣明目張膽地慫恿我去貼張、李！我說：
“這些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過程，我只不過把它們串了串。一抄小字報，這
么多，我就把它刪掉了。”
談話到九點結束。五十天來，“組織”第一次與我談話。不管怎么樣，
心情總有些不一樣。
我有些納悶：為什么金文有要找我談話呢？為什么要說我的信“不是
黑信”呢？為什么要拉我去參加對張、李二位與領導唱反調的支委的圍攻
呢？是不是中央的政策、不許整群眾的政策，更嚴勵的貫沏下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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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日
上午，聽到了周總理、劉少奇、鄧小平三位領導的講話。點明了前段
日子運動的方向路線問題。一股熱辣辣的血液流遍全身。
下午座談，大家表示最熱烈地擁護中央領導們的指示。然而，一聯系
到我們這兒前一階段的運動，全組誰也不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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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日
布置立即選舉室文革籌備小組和所文革籌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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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3日
秦國才又在總結和動員，他報了一下大字報的數字、比例和大字報中
提出的八個方面問題。看來是要大家相信，前一階段的大字報，是抓住了
重點的。然而與以往不同，秦再也不提“運動是健康的、方向是對頭的、
群眾是發動起來了”的老調。秦提出仃止大辯論，立即選舉各級文革組織。
我覺得這可能有陰謀：他們想趁前一階段打壓群眾的慣性勢力，趁前一階
段堅持正確路線的群眾、因遭打擊圍攻而還來不及揚眉吐氣，就把文革組
織牢牢地控制在他們原當權派的手中。我就遞了條子，要求在澄清關于路
線問題大是大非以后再進行選舉。林毅和秦國才當場即加以拒絕。
文革籌備組織的選舉拖延了很長的過程，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反復，八
月十八日所文革籌委會才正式成立。其成員的政治面貌是可想而知的。
～～～～～～～～
1966年8月8日
黨的十六條公布，像陽光沖破重重迷霧，照亮了革命同志的心。
可是在行動上……大家不知道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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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1日
據說，深夜、王秉璋來三院，召集了院、所領導，向他們講了七機部
的前一階段運動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講了中央對部的壓力……。
～～～～～～～～
1966年8月12日
反應真快！
上午，三院政治部主任安春華又打電話來叫我去，我去了。
安向我說：“你從前給中央的許多信件、文件，已經由中央轉到國防
工辦。工辦通知七機部，部里來電話通知我們，說你的信都已經收到了。”
在談話中，安向我承認了以下幾點：
①承認我從前給中央的信件、文件中提到這兒運動方向有問題、甚至
有錯誤的看法，是正確的。院領導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真正理解中央
對于文化大革命指示的精神。
②承認前一階段領導對我的種種做法和限制（除保密必要以外）是錯
誤的，是不利于放手發動群眾，是阻礙文化大革命的。
③承認給我扣上種種帽子是不應該的，領導對這種現象沒有及時制止
是不對的。（只不過是“沒有制止”而已，而不是一手煽動、制造的圍攻！）
④承認在要求大家在“炮打司令部”的同時，又讓別人有批判給領導
提意的人的自由，是不恰當的，值得考慮的。………
回來后，我即把上述內容寫成大字報。在未貼之前，幾次打電話找安
春華核實內容，安不在。下午我即把此大字報貼了出去。自從8月1日以后，
十幾天中，新樓三層好像已沒有大字報。現在它又引起了轟動。八室的、
十二室的、圍了一大群人在看、在抄。
快下班時，我又打電話找安春華，這下他在。我幾乎一個字一個字地
把他的四項承認告訴了他，問他有什么出入？他說：“是這個意思”。我
說：“因幾次找你不著，我已寫成大字報貼出去了！”安說：“最好不寫，
現在既然已經貼了，那也就算了。”我要他來看一下大字報，有什么誤解
之處。或者我在電話中把大字報念一遍給他聽。安說：“不必了，大概就
是這個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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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4日
三院政治部根據我的要求，向七機部要回來了我曾經送中央的幾份文
件：
①1965年12月28日“呈國防工辦及羅總長的信”的底稿；
②1966年2月8日“送總參謀部羅瑞卿總參謀長”的信的底稿；
③“回答幾張大字報”的底稿；
④“幾個問號”大字報底稿；
⑤“駁斥一個雞蛋的家當”等。
但是，四封給中央的信、“再幾個問號”、“一封給人民日報編輯部
信的始末”、“這兒組織竟要派小汽車替我到中央到報社送材料”、“一
封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林毅在十二室的講話記錄”、“秦、孟、
金三位領導在十二室講話記錄”等十余份文件，都沒有拿回。這些都是與
前一階段運動方向有直接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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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0日
我到七機部接待室，想要回上述文件，他們答：這些文件不能給我。
說要處理。說告哪一級的文件，應保留在高二級的單位內。問他們中央在
上面有沒有批示？答說沒有。
～～～～～～～～
1966年8月29日
卅一所政治部主任陳國維，在全所對他的揭發辯論會上，向全所同志
說：“前一階段運動中，全所錯劃了兩個‘右’的。一個是姚××，一個
是×××。在這里向他們道歉。”
～～～～～～～～
1966年9月6日
在打印下發的陳國維的材料中，有這么一段話：“……5、把群眾打成
‘反革命’。 對積極揭發領導問題的 七室×××、十二室姚××劃成了
‘中右’……”
～～～～～～～～
1966年11月4日
在1966年11月4日發布的“卅一所黨委擴大會議公告”（另文）中，一
面辯解說：“運動初期，在我所，沒有將革命群眾打成 “反革命”、“反
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情況。” 一面又假惺惺
地承認“運動初期所犯的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是嚴重的， 致使一些革命
群眾受到壓制和打擊”。
接著又輕描淡寫地羅列：
“2．運動初期，所黨委錯誤地估計了十二室的革命形勢，將群眾正確
的方向看成錯誤的方向，從而派出工作組。這種作法極為錯誤， 是不相信
群眾，不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表現。 黨委要在全所大會上，再次對十二室
革命群眾承認錯誤，并向當時受到打擊的邊××、張××、姚××、張×、
李××等同志道歉。”
“4．黨委在運動初期，曾對一些去中央、人民日報社反映意見的同志
作出過限制，如派人一塊去等。 這些做法是錯誤的，是不相信群眾不尊重
群眾的表現。為此，再次向有關同志賠禮道歉。”
“5．由于執行了錯誤路線，在前段運動中，群眾互相間貼大字報而扣
上的不適當的帽子，一律無效。這些問題的發生，責任在所黨委， 革命群
眾是沒有責任的。”
好像前一階段卅一所領導對我所向中央反映情況的群眾的 有組織的圍
攻、打擊、定性質、定調子、必欲置他們于死地的全部所作所為， 只不過
是群眾互相在自發地“扣帽子”（！）而已。所黨委沒有在煽動， 沒有在
拋靶子，沒有在密謀策劃，沒有在組織力量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圍攻， 就只
是“壓制”一下提意見的群眾，不讓他們提意見而已！
在1966年12月20日，卅一所黨委書記秦國才所作的 “關于前段運動中
所犯錯誤的檢查（初稿）”（另文） 中，也是如同上述一樣的口徑，在搪
塞與唬弄群眾。
可是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到底有沒有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必
欲把敢於向中央反映情況的群眾、置於死地而后快呢？！
根據后來獲得的材料，卅一所黨委早在七月中旬、運動還沒有開展多久，
就巳經把自反浪費運動以來，出于內心的義憤，多次向中央反映七機部、三
院嚴重問題的我和其他告狀者，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上報上級黨
委。一等上級批準，他們就可拔除我這個眼中釘，就可把我這個被他們稱為
“危險分子”的“年輕人”，送到山西大同七機部的“社會主義學校”去勞
改了。
下面是上報材料的摘錄：
單位：卅一所。
姓名：姚××。
出身：職員。
職務：技術員。
性質：
院黨委：
總之，長期以來，姚××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宣揚資產階級文學
藝術，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拒絕思想改造，發展成仇視社會主義制
度，抵制無產階級政治，抵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黨、反社會主義
分子。
以上報告當否？望批示。
中共七機部三院三十一所委員會（黨委蓋章）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
這是一張說不出任何具體內容、即請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多么
觸目驚心的黨委報告！
2008年4月6日晚謄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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