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發動（節錄）

·王力·

我從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關起來了。工作了一年零兩個月，被關了十三年半。這兩個數字，就足夠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獄中備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殘酷折磨，九死一生，這段曲折坎坷的經歷，更令人觸目驚心。由于我個人的命運和黨的命運、個人的錯誤和黨的錯誤密切地糾纏在一起，更增加了人們對我的問題的關注。朋友們都希望我寫一個回憶錄。對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該怎么認識？該怎么辦才是正確的？我是應該進行反省和探討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　。

我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闡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兩次講話中的詞句編輯起來加以系統化，成為一段有名的“語錄”，這段語錄后來被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實踐已經證明這是錯誤的。

我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階段和第三個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為標志”這一錯誤觀點的主要提出者之一。這也是錯誤的。

理論上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黨內和人民群眾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亂，其危害性是難以估量的。由于理論上的錯誤，導致黨在一系列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敵我界限。在我參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時間里，黨中央指導運動的重要的指示、決定、通　知、社論和文章，我都參加了起草工作。（那個專門整老干部的“專案組”辦的事情除外，因為“文革小組”成員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專案組”之外。）我參加起草的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則，今天看來大都是錯誤的，正確的很少。即使有的在當時起了某些積極作用，但是，因為是在戰略錯誤的前提之下寫成的，因而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雖然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為具體執筆者也有嚴重的責任。我不能也不應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主席。

我一被關進秦城，就開始了反省。我認為，“文化大革命”這一場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主要不是由于某個人的不良動機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這一點我過去是沒有認識清楚的。上面所說的我所犯的理論上的錯誤和行動上的錯誤，都是從這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特別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誤認為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了。其實，我們并沒有把自然經濟改變為社會化經濟，并沒有把農民等小生產者改變成為同現代生產相聯系的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并沒有把大量的手工生產改變成為機器生產。也就是說，封建主義的墻腳根本沒有鏟除。中國人民還是苦于封建主義，即苦于資本主義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對國民經濟有利的而不是對國民經濟有害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毛澤東語）。我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的二重性，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化和社會化正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們用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武器，時常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實質是帶著封建色彩的小生產者的觀點。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性質的錯誤還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別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們的領導人常常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以后，并不檢查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這樣，臆造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以至無處不是敵人了，敵人不但跑到黨內來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領導核心中來了。于是，就要“天天講階級斗爭”，就要“不斷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了。這個深刻的、痛苦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

我國沒有經過商品經濟這樣一個大課堂，人們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觀點，就難以為完全現代社會的文明的、科學的、民主的觀點所代替，更談不到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從深刻的社會的、經濟的、思想的根源來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帶著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農民（小生產者）運動，因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倒退性。這個歷史是絕不能也絕不應重演了。

我回顧過去的目的，是為了現在和未來。我的回憶錄要涉及不少人。對所有的人，我從不計較個人恩怨，只是如實地反映他們在特定歷史情況下的真實的言行，以便探討真實的經驗教訓，為后人作為可靠的借鑒。

◇　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文化大革命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對此有幾種說法，有的說從學術批判就算開始了，有的說學術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從一九六六年三月開始談的。其實可以從一九六五年開始?，F在我就從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會議談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羅馬尼亞開黨代會，勃烈日涅夫率蘇代表團去羅，中國是鄧小平率代表團去的。我們的既定方針是在那會上繼續同蘇方接觸，改善同蘇關系。代表團出發前，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集會，參加者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權、王力。會上毛主席大講黨史（我有記錄，整理出來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丟了），毛主席反復講不要怕龐然大物。他說陳獨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經是龐然大物，都不行，都沒有什么了不起。還說不要怕大風大浪，大風大浪來了一定要頂住。這個會本來是討論同蘇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復講上述問題。具體問題講了兩點：第一，罵楊尚昆，說楊尚昆為什么還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楊尚昆離開北京，說楊尚昆搞竊聽，還說反右派時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這就是所謂八司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辦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書的愛人等八人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后來英文秘書告了狀，毛主席給他們翻了案。他們不知道是毛主席給他們翻的，具體是田家英辦的，他們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會上還罵了鄧力群，說鄧力群當時看了大字報，對打右派的事一句話不講，隨聲附和，這樣的人怎么能行？那時鄧力群是劉少奇的秘書，所以毛主席這話也是對劉少奇的。第二是談彭德懷，毛主席說，我看要給彭德懷分配工作。毛主席說彭德懷這人是不會接受掛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實事。毛主席提議叫彭德懷到三線當副總指揮（彭德懷是三軍團的，楊尚昆也是，劉少奇也是。）小報傳說毛主席請彭德懷吃飯，我沒參加。請吃飯那件事在后，決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這次會上決定的。毛主席還罵楊尚昆從來不檢討，他打右派打錯了，翻過來了，他也不檢討。會上大家說馬上叫楊尚昆走。會開完后，楊尚昆打電話給吳冷西，問會上談了些什么問題？吳說“我沒參加會，你問王力?！睏钌欣ゾ蛦栁?，我不好說毛主席罵他，只說毛主席在會上大講黨史，講龐然大物。從這次會以及后來的發展看起來，龐然大物是指劉少奇。（這次會上還要給彭德懷分配工作，可見這次會不是繼續整彭德懷。）

◇　學術批判和五人小組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組，是為了領導學術批判。那時毛主席對思想文化戰線的情況不滿意，毛主席召集了幾個人談學術批判，他提議搞個小組，要陸定一當組長。那時江青跟中宣部的沖突已很尖銳，說中宣部是閻王殿。一九六四年我們去杭州談外賓事，也談過學術批判，毛主席也對中宣部不滿，可是這時毛主席還要陸定一當組長。陸定一堅決不干，他說“我干不了，我見事遲，不能當組長?！标懚ㄒ惶嶙h彭真當組長，毛主席同意了。小組成員究竟幾個人，也沒有定。毛主席當時只提了陸定一、周揚，陸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個人，陸定一說要加幾個人，毛主席說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還有康生、吳冷西，這樣就成了五個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個人，叫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不是文化革命小組。當時沒有文化革命小組這個詞。陸定一提議叫彭真當組長，彭真沒有推辭。這時江青同中宣部的沖突已很尖銳，同彭真的沖突還不尖銳。彭真當組長后，還真的抓，開了些座談會，成立了學術批判辦公室，列了個很大的名單，包括胡繩、許立群、吳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繩當辦公室主任。當時我推辭，因為同蘇修打交道任務很重，寫《九評》我是專職，中聯部副部長我是掛名?？瞪舱f，王力不參加學術批判辦公室吧！但彭真說不行，非要王力參加。這個五人小組送常委和主席的匯報提綱（即后來的二月提綱）稿子上并沒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姚臻后來加上的。那時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釣魚臺，外號叫“樓長”。姚臻加了個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綱批轉全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字也傳開了。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綱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劉少奇不在國內。毛主席看了沒反對，壓下了，連個圈都沒劃。后來周總理總結出個經驗：凡是毛主席只劃圈的，還不要急著去辦。因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話，他會鮮明地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樣才可以積極執行。如果只劃圈，那還不行，何況這個文件主席連圈也沒劃。

◇　四清問題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發表《二十三條》。毛主席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園經驗，先是王光美作報告，然后劉少奇作報告。在北京懷仁堂講的。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可是劉少奇作報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說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劉少奇報告中是說過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這個報告我沒聽。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報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們也在。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江青告狀，只是覺得報告有些話說得過了，如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等等，我們把它勾掉了。后來突然少奇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也不知道是為什么。后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桃園報告不發了。（這是說的王光美的報告，劉少奇報告沒有送毛主席。）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發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黨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是李雪峰。過去都說白區工作正確代表是劉少奇、彭真，這次說是李雪峰。桃園經驗不發我同意，我當時認為它很左，撇開原來干部，扎根串聯，實際上是搬石頭。那時還抄家，查干部的筆記本，說里面有些東西比《金瓶梅》還厲害。噴氣式也是桃園發明的。李雪峰反對是對的。毛主席對桃園經驗也認為劉少奇的一套過左。江青告狀我當時不知道，文革時才知道。文革時江青說文化大革命是她拼著離婚發動的，就是指這件事。毛主席不滿意四清由劉少奇領導，說了些不大好聽的話，如“什么都叫劉少奇干就得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條，是針對劉少奇在四清中的過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陳伯達，陳伯達服了安眠藥沒醒，盡力地記下了十三條。他從來不詳細記。記下一點，趕緊打電話找我，把記下的先理一下，看怎樣理解毛主席的話。他說我寫，寫了十三條，說要搞個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發的。陳伯達對我說，主席要整少奇，怎么辦？他說少奇同志是很純的共產主義者，現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對黨對國家不利。我說：“主席還是信任彭真、陶鑄的，我建議你去找他們兩人，你們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認個錯，就好了?！边@是因為在二十三條之前毛主席和劉少奇有爭論，政治局擴大會上，劉少奇說當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說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的說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會上有爭論。劉少奇堅持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說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矛盾。那個會我沒有參加，康生也沒有參加，陳伯達參加的。我認為毛主席的說法是對的。這時我建議陳伯達等三人去告訴劉少奇，請他趕緊向毛主席認個錯，毛主席消消氣，就行了。他們三個人找了劉少奇，劉少奇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向毛主席表示檢討，說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說的兩條道路矛盾是對的。劉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因為劉少奇表示了檢討，就沒有整劉少奇，光搞了個二十三條。這樣一來，整劉少奇推遲了一年多。在這點上陳伯達是有功的。關于這事我在秦城寫過材料，說陳伯達有功。那時陳伯達已打倒了，我還是這樣提。我寫的這個材料彭真也看過?，F在陳伯達、陶鑄不在了，彭真還在，這件事他大概還記得。

搞二十三條，我從頭到尾參加。主要是我寫，后來又吸收幾個人，有許立群、鄧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劉少奇本來依靠王光美指揮全國四清，二十三條以后劉少奇不指揮了，毛主席指揮。書記處是彭真管四清，抓通縣為重點，二十三條印成大布告到處張貼，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后寫成二十三條。這個文件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這樣提。這里所說的走資派表面是指農村干部，實際上是指劉少奇。毛主席認為黨脫離群眾，搞不好黨要變質，政權要變質。官僚機構，舊的機器，如不解決，黨要被打倒。這問題蘇聯解決不了，中國采用了很多辦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學術批判不行，四清這樣比較激烈的辦法也不行，最后才找到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一九六五年劉少奇還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揮四清了。《歷史問題決議》說在四清問題上劉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當時劉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他對這方面講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劉少奇在懷仁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強調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還拿出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上面談了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問題。劉少奇要各地加以貫徹。余秋里、谷牧在工業方面加以貫徹。劉少奇強調一要看書，二要調查研究。他在會上還夸了王力，說王力是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論，又搞調查研究。那時鄧小平抓三線，劉少奇準備出國，書記處、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實際上是副總書記。彭真抓兩條，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組。

會開完后，我跟鄧小平去三線，同去的還有谷牧、呂正操、余秋里。我對這一年多北京情況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沒有管。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海瑞罷官》，我手里沒有文匯報，沒有看，姚臻夜里打電話來，說有重要文章，要馬上看。我請中聯部馬冠華同志給我找了文匯報，連夜送來。當時覺得很重要，但也沒有加以研究，沒考慮會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鄧小平上三線，把文匯報帶著，向別的部長們推薦。我跟鄧小平去了西安、寶雞、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線建設，也了解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情況?，F在看來，毛主席抓階級斗爭為綱，而劉少奇、鄧小平，想把重點放到建設上。社會主義建設怎么符合中國特點？鄧小平考慮要發展小城鎮，解決城鄉矛盾、工農矛盾。兩種勞動制度也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我也在研究這個問題。我把鄧小平同志在三線的歷次講話、插話作了系統整理，成為給鄧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國道路解決城鄉關系問題，不能過度發展大城市，而要發展中小城市。三線的大工廠必須有小工廠為它服務。部隊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處，也很有成績，又省錢，工程又搞得好。對這問題，劉和鄧沒有交換意見。劉從理論上提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鄧小平看三線，從實踐中解決這問題，解決兩種制度問題、城鄉關系問題、工農關系問題。我覺得兩方面要結合。我整理了馬克思列寧對這問題的觀點，也整理了鄧小平在三線的講話。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統的會上印發了。紅旗雜志給鉛印了。鄧小平的談話同后來提的發展鄉鎮企業的方針有關系。前幾年我到廊坊參觀，回來后寫了個報告，也提到這問題。

◇　一個熱鍋上的螞蟻

十二月中央打電話要鄧小平立即赴上海，因為發生了羅瑞卿事件。當時誣蔑羅瑞卿篡軍反黨，把他調離，楊成武擔任代理總長。鄧小平走后我們留在昆明，閻紅彥招待我們。他們發現了盧漢埋藏多年的白蘭地，用這個招待我們。鄧小平走后，羅瑞卿來了。他自我感覺很緊張，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打聽怎么回事？為什么開會不通知他？我們也不知道。后來又來電報要羅立即赴上海。后來知道已經采取了措施，防止羅逃跑。文革時批判李井泉，說羅瑞卿到成都，李井泉還送給他兩筐桔子。其實當時方針是先穩住羅。羅到上海后就沒有自由了。

◇　《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個人，說要出版五本馬列原著，有《共產黨宣言》、《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要他們五個人每人寫一篇序言。毛主席對他們談了很多話，講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德懷也是海瑞，等等。他們五個人商量的，由關鋒、艾思奇作記錄并整理，主要是關鋒。記錄整理后給胡繩、田家英看，當時他們都沒有說什么。后來田家英說，關于彭德懷這一段和主題無關，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認為這是重大原則問題，我們有責任全部整理出來，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繩說就不要吧，關鋒沒有表態，最后是刪掉了。后人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把這事提出來，關鋒說了說當時情況，說到田家英當時要刪去這一段。這成了田家英的大問題?，F在有些文章寫的不符合實際情況，說關鋒一定要保留這一段，其實也不是這樣。這話沒說完就回北京了?！?/p>

起草二月提綱以前，彭真在人大會堂開會，研究學術批判情況及存在問題。除五人小組成員外，還吸收一些理論工作者，有王力、胡繩、姚臻、許立群、范若愚、鄧拓，對學術批判提些意見。會上沒有什么爭論，比較一邊倒。那時二月提綱還沒出來，會上發言說的也就是二月提綱上的那些話，都說學術批判不要輕易提高到政治。

這里插一段：評海瑞罷官文章一發表，陸定一就有意見。（不是在這個會上講的。）他說姚文元的文章寫得不錯，海瑞罷官可以批評，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沒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說要害是罷官，并且和廬山會議相聯系。這是陸定一的意見。

當時會上并不是針對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籠統地說整個學術批判不要輕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當學閥，不要武斷和以勢壓人，要允許改正錯誤，與人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準革命等等。二月提綱不過是把會上的意見綜合了。有些觀點一九六四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時我就向毛主席提過。這次會上“有破有立”的觀點是我提的，我說現在說怎么做不對說得多，究竟怎樣才對呢？還要下點工夫。包括九評，光是說人家不對，究竟怎樣搞社會主義，我們自己研究也不夠。這一點大家同意，寫到提綱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組織隊伍，通過學術批判，組織馬列主義學術批判的隊伍。會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學術批判辦公室，過去也提過，這次是要見諸文字，向毛主席匯報。后來嚴家其的書說康生力排眾議，要把海瑞罷官同廬山問題相聯系，這不對。當時大家意見一致，沒有爭論。康生當時心思也不在這里，他要管國際問題，同蘇修斗爭，還要編毛選五卷。當時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對北京那么不滿。如果會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彭真也不會那樣匯報了。

二月四日，姚臻、許立群在釣魚臺整理匯報提綱，這就是所謂二月提綱。整理時康生、吳冷西是沒有參加。二月五日開常委會討論提綱，參加的常委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還有彭真、康生、吳冷西、王力、姚臻?？瞪鷧⒓恿耍矝]有提出不同意見，大家都說提綱可以。所以不能說二月提綱是背著康生、吳冷西的。上面說過，事先討論這問題的時候他們參加了，事后討論提綱的常委會他們也參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沒有參加起草。常委會上決定誰到武漢去向毛主席匯報，五人小組五個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辦公室負責人胡繩、許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沒有去。康生提出加一個田家英。康生說他要談五卷毛選，田家英是康生編五卷毛選的助手，毛主席的資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從來沒有說過康生的壞話，這時毛主席對田家英已經不怎么好了，康生還是要田家英去。）

這時在北京發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主席，是姚溱、許立群幫他辦的，沒有找我。吳冷西也知道這件事。我聽吳冷西說了后，很緊張，馬上給彭真打電話。我說你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鋒、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墒且呀泚聿患傲耍募呀浰妥吡?，這果然闖了大禍，后果很嚴重。這成為毛主席對彭真不滿爆發的重要原因。本來二月提綱毛主席雖然沒明確同意發，但還沒有下決心整彭真。這件事情在兩可的時候加了個砝碼。什么事情都有個偶然性。彭真至今還記得這事，說王力是很慎重的。當時我建議彭真跟關鋒、戚本禹緩和關系，他也接受了，請他兩人吃了一頓飯。后來戚本禹給彭真寫信，說過去對彭真了解不夠，這次接觸后改變了印象。他還夸彭真有偉大的政治家的胸懷，等等。后來從彭真家查出這信，江青對戚本禹大為不滿。這又成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　毛主席批評《二月提綱》和彭真

三月份，常委會開會，討論是否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事先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要在京常委討論，討論結果告訴他。常委會是劉少奇同志召開的，參加的有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康生、吳冷西、姚臻、王力，加了劉寧一。會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計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團參加的。人家邀請，不好拒絕不去。去了以后，我們可以堅持我們的意見。最初劉寧一主張不去，大家說，人家邀請都不去，在全世界面前顯得不好。我們可以用他們的講壇講我們的話。我們不直接罵人，但可以表明我們的看法。劉寧一也就同意了。一致同意派代表團，并給毛主席發了電報。但毛主席回話說不能參加蘇共二十三大，說要寫個公開信答復勃列日涅夫，說明為什么不參加。這封信是我起草的，經過毛主席定稿的，正式發表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報上登了。不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這是個重大政治決定，要向全世界講清楚我們為什么不去，責任應由蘇共來負。公開信列舉蘇共不斷在黨內黨外發表很多反華文件，安德羅波夫還發表了反華文章。公開信還說，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們都去了，但二十大你們反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反共浪潮。二十二大你們公開攻擊阿爾巴尼亞。赫魯曉夫倒臺后，我們建議各國共產黨開個會，希望你們改變赫魯曉夫的作法，你們又不改，你們堅持赫魯曉夫的一套，而且越走越遠。一九六五年三月，你們不聽我們勸告，堅持召開分裂性的兄弟黨會議，我們要求你們公開承認錯誤，承認非法，你們也沒有作。分裂的責任是你們的。現在我們不能參加你們的二十三大，這個責任在你們。我們還是相信蘇聯大多數人民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如果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我們還是要同蘇聯人民站在一起。這封信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寫的。

蘇共二十三大后，日共代表團和越南代表團來我國。日共是以宮本為首，吳冷西接待；越南是以黎筍為首，我負責接待。黎筍沒什么問題，雙方同意不發表公報。宮本要發公報，而雙方意見不一致。中方主張在公報中點蘇共修正主義的名，宮本不同意，只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點蘇共的名。中央又開常委會討論，這次會我參加了。會上一致同意要照顧日共的困難。這也是毛主席一貫的觀點，要照顧兄弟黨的困難。會上都同意照顧日共的困難，公報上不提蘇修，只一般提反修。會上決定派康生和趙毅敏去上海向主席匯報。這時劉少奇要出國，鄧小平要去西北三線，彭真主持中央工作。

康生、趙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匯報，魏文伯參加，江青在座。這次毛主席講了一大篇，發了脾氣，說你們（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報問題，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問題，兩個決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罵二月提綱、罵彭真、罵北京市委、罵吳晗、罵中宣部，罵他們整左派材料。這對康生來說也是很突然的。據我分析，如果沒有因為二月提綱等問題對在京常委的不滿，毛主席對中日聯合聲明和蘇共二十三大問題本來都可以同意的。

在這里插一段：毛主席發脾氣以前，陳伯達已經知道一點風聲。因為他在杭州、在武漢見過毛主席。那時北京空氣已經很緊張，彭真也知道點風聲，知道毛主席不滿意，但不知道那么嚴重。陳伯達回來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談《紅旗》的一篇文章。紅旗雜志主持日常編輯工作的杜進跟我去的。陳伯達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對學術批判和二月提綱的不滿。那時候許立群也很緊張，我去天津時，許立群說，現在看起來很緊張，有什么動態你趕快告訴我。

康生從杭州回來后，先是在釣魚臺傳達毛主席的意見，還準備在政治局傳達。我說這不好，這么大的問題，又是針對彭真的，現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傳達？我建議他請小平同志回來主持?？瞪猓斨覀兊拿婢湍闷鸺t色磁石機給小平同志打電話。剛說了幾句，小平同志就說立即回來。因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會議是鄧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傳達。會議決定馬上向全黨發個通知，撤銷二月提綱。會上要我起草，我說這個不宜多說，說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話：以前中央某月某日發的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現在予以撤銷。大家同意，報毛主席，毛主席說，這不行，沒說實質性問題。毛主席實際是對常委不滿。毛主席要陳伯達起草。陳伯達還是找了我，起草了個稿子。這時陳伯達在十四樓，又開了一個會。參加人有康生、吳冷西、姚臻。這時不叫起草小組。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來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幾次，搞了好幾個稿子，還是在八號樓開會修改，彭真也參加?？瞪跁险f“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彭真說：好嘛！要提就提夠吧！姚臻很緊張，因為二月提綱是他主要起草的。陳伯達同我起草的稿子還是只批了二月提綱本身的問題，按照毛主席對二月提綱不滿的那些話來批，沒有離開學術批判及二月提綱本身?！皬仡^徹尾的修正主義”是討論時康生要加的。

◇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過程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時還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幾個人，不叫起草小組。四月份在北京完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這時毛主席決定開兩個會：一個是常委擴大會，在杭州開，參加者有常委、康生、陳伯達，各大區的書記。常委擴大會的任務是批評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組，在上海，名義上是給常委擴大會準備文件。名單是江青定的，組長陳伯達，成員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陳亞丁、關鋒、戚本禹、穆欣。因為康生、陳伯達在杭州開會，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組實際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就是北京日報發表北京市委批判鄧拓的兩個版的那天。毛主席指示要讓我們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我們在上海非常舒服，我、吳冷西、陳亞丁、尹達住錦江飯店后樓的套間，其余人住的是錦江飯店前面的客房。吃得很好，每天看電影，是江青組織的，看那些她認為有問題要批判的電影。有時在小禮堂，有時在后樓的會議室。毛主席叫我和吳冷西寫些陸定一的材料，我們寫不出多少。因為吳冷西的人民日報不歸陸定一領導，我更不歸陸定一領導，平常來來往往見了面開個玩笑，沒有什么直接關系。嚴慰冰的事我們不清楚。陸定一說話不慎重，說過些不好的話，叫我們湊湊，也沒有湊出多少。我們沒別的事，就逛大街，逛淮海路。這時康生、陳伯達在杭州開會，上海起草小組是江青主持，她不住錦江飯店，她有別墅。柯慶施給毛主席搞了個單獨的、適合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時也給江青搞了個相當于毛主席標準的別墅。她住在那里，我沒有去過，都是她到錦江飯店來。來了就到客廳見見談談，看看電影。張春橋是起草小組的，他好象是秘書長，招待我們三頓飯吃得好，時常來看我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江青來了就講她那一套，罵彭真，罵中宣部閻王殿，罵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講她自己如何受打擊，沒人理，說閻王殿的閻王我一個一個都去拜望，一個個副部長我都登門拜訪，可是沒有人理我，在北京沒有一個人支持我，我只好依靠上海。那時她還沒有罵常委和書記處，只罵彭真和中宣部。她還給我們看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的紀要（那時還沒有公開發表）。說她要請尊神，靠部隊，靠林總。

我們在上海的任務是什么？主要就是原來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即后來的五一六通知）送主席后，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張春橋，再交我們討論，文字上理一理，順一順，有什么意見給毛主席回話。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觀點，后來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體字，都是毛主席親筆加的。有些雖然不是黑體字，但問題提得很尖銳，也是他加的。

杭州常委擴大會和上海起草小組會同時舉行。在毛主席看來，起草小組改稿子比常委會重要。常委會并沒有討論和通過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對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并不給常委會看。常委會的主要任務就是批彭真，彭真作檢討，揭開彭真的蓋子。實質性的問題都在上海。有人說常委會通過了五一六通知，交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沒有那回事。常委會開會期間，毛主席每天送修改稿來，開了幾天會就修改了幾次。杭州的會完了，起草小組的會還沒有完。杭州開會完后，康生、陳伯達到上海，參加起草小組的會?？瞪唵握f了說杭州會議的情況，沒詳細說，因為沒有什么精彩的發言?？瞪f到會的每個人都發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對彭真的問題認識不夠，沒那么高。都批評了彭真，說彭真檢討不好，過不了關，說彭真作法惡劣，沒有經過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鄧拓的兩個版，以為把鄧拓拋出來就沒有事了。毛主席說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彭真和劉仁沒有檢討，沒有考慮整個市委是否改組?？傊遣荒苋萑膛碚?。彭真回北京是單獨回去的，回去時馬上就有了“警衛”了，是公安部九局的，汪東興是局長。這個局是專門保衛中央的。五一的活動彭真沒有參加，從此就不出面了?？瞪€說到，劉少奇出國回來，到了杭州，劉少奇對國內情況，對彭真的問題大吃一驚?？瞪鷤鬟_時江青插話，對陳伯達說：你這個伯達，主席講《論共產黨員修養》是唯心主義的，你還給他修改整理，重新發表在紅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夠糊涂的。當眾批評劉少奇，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大吃一驚。康生也很緊張，因為他正在編劉選。

◇　毛主席對《五·一六通知》初稿修改的地方

第一，通知開頭第二段：“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边@一段雖然不是毛主席的親筆，但是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給康生開脫，由彭真一人負責。這叫剝筍政策，這一次只剝到彭真。這一段是上海寫的，大概是張春橋寫的。

第二，下面一段，即通知的（二）中的一段，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边@一段強調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

第三，通知（四）段開頭不是黑體字的地方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這些提法本來還可以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的，可是后面又加了一段黑體字，問題的性質就變了。黑體字說到“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這就很明確了，問題性質發展到這程度了，這是毛主席的親筆。

第四，通知（七）段說到學閥、黨閥，這也是毛主席的提法，起草文件以前他就說過。這些非黑體字不過是用文字表達毛主席的思想，得到他的認可的。后半段黑體字更明確地說：“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鉆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閻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么學問也沒有、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边@就更明確了。

第五，杭州會議結束后，康生、陳伯達回到上海參加起草小組會議，會議還是江青主持的，作最后一次定稿。我們正在讀稿子時，徐業夫又打電話來找王力，又加了幾句，就是通知（一）段內括號里的話：“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把這段加上，這才算是最后定稿了。

◇　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

康生帶著定稿回北京，要開政治局擴大會，要將這文件印發。當時不相信中辦印刷廠，怕他們同彭真、楊尚昆關系密切，怕他們泄露給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謝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廠印刷，要絕密。但他們印得不好，不好看，還有錯字。文件定稿時還是有“彭真同志”，第二年公開發表時把“同志”去掉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三個版批判鄧拓、廖沫沙、吳晗等三人，《前線》加了編者按，這是北京市委搞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華社當天廣播了?？墒钱斕煨氯A社就奉命通知撤銷北京的按語，因為毛主席、江青不同意北京的按語。上海開會回來后，五一六通知發表前，五月四日解放軍報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一文，提出這不是學術問題，是一場尖銳的階級斗爭。五月八日發表高炬文章，題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文章，題為《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何明就是關鋒，高炬是解放軍報的，解放軍報那時正副總編是唐平鑄、胡癡，是劉志堅領導的。何明、高炬的文章直接批評北京市委。五一六通知發表前，組織了一系列文章，一面中央開會，一面在社會上揭露。五月十一日發表戚本禹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章說：姚文元文章提出吳晗問題以后，你們改變態度沒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時間里，你們對姚文元文章不作介紹，反而責問上海同志，有什么背景，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們的黨性到那里去了？這段話是彭真打電話給曹荻秋時說的。戚本禹把它拿到社會上去了。

政治局開會主要是康生傳達。他連毛主席說的“我就是要搞剝筍政策”也說了，說一層一層地剝，這次是彭羅陸楊。我們都很驚訝，這個怎么能傳達？康生傳達著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為蘇共二十三大和日共公報問題大發脾氣時講的一些話，還有杭州會議期間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過程中毛主席對陳伯達、康生講的一些話，康生都有筆記，他寫得很工整。這次經過整理，把它連起來，成為有邏輯的、系統的東西。好象是經過我整理的。康生傳達后政治局會上進行了討論。對文件沒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見，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過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會議的主要任務就完了。張春橋、陳伯達也介紹了情況，張春橋限于文化戰線的情況，陳伯達講的不多，他講彭真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歷史上一貫錯誤，思想作風不好。

常委都講了話，都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認識不夠，還都說自己受了剝削階級影響。少奇同志首先講的，他說過去填表時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農，后來到花明樓看看，應該是地主。總理也說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響，對階級斗爭認識不夠，對北京的問題事先沒有覺察。鄧小平同志也作了檢查，說書記處發生這么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彭羅陸楊都是書記處書記。）最神氣的是林彪，他不檢討，不過最后也講了幾句，說常委同志都檢討了，我沒有準備，我的家庭也是地主，問題也看得不那么清楚。這是十七號下午的事。十八日林彪講話，講政變經。我們事先知道葉群到科學院等單位搜集中國歷史上關于政變的資料。

林彪為什么講這個呢？是因為毛主席多次講要防止在我國發生反革命政變。但毛主席不贊成林彪這個報告。大概因為林彪講得太玄乎了。毛主席從一九六二年就講有反革命復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了措施，要害部門都調來一些軍隊干部。當時林彪經常生病不在北京，是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從軍隊挑的優秀的、可靠的干部到要害部門。一九六五年調丁萊夫到廣播電臺當政委，交代他的任務就是防止政變者占領電臺。他原來是一個軍的政委。林彪的政變經別人都說很好，劉少奇、鄧小平、周總理都說要印發。林彪要陳伯達、劉志堅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講話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長時間，討論修改過幾次，直到十一中全會后九月二十二日才印發。毛主席也同意了，劃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說他不那么贊成，是跟江青說的。

鄧小平的檢討是臨時作的，不是從九月份起就作的。鄧小平的檢討送毛主席是十月二十一日，是急就章。鄧的檢討著重講五十天，沒有多講歷史問題，只承認一九六二年錯誤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錯誤他沒有份，而且當時他就有不同意見。鄧說這次錯誤是他同劉少奇的錯誤。劉少奇的檢討說由他一個人負責，鄧說他和劉兩人負責，別人都不負主要責任，特別是工作組不能負責任。毛主席認為，別的一些人也認為，鄧的檢討很誠懇，本來不能由他負責，他還說他負責。鄧的檢討講到，他這樣高的領導干部，長期獨當一面的同志，學習很差，沒有跟好毛主席，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得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干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之間也接觸少，對工作不夠勤謹，沒有認真向群眾作調查研究工作，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他說，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主席思想的軌道，必然發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觸，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并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認真，向同志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毛主席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允許的?！∫痪帕昝飨宋沂且粋€獨立王國，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原諒自己，并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作風沒有得到改正。

當時毛主席及其他同志認為鄧小平的毛病也不過這些。作為一個負責同志，能這樣檢討也就不錯了。對他有意見的也無非說有的同志找他他不見，沒有象林彪那樣把他罵得一塌糊涂。至于說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這是言不由衷。后面還談到不寒而栗，要補過，要保持晚節。

檢討本來到此為止，毛主席看了后，希望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如說”我要有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相信在相當時間內錯誤會得到改正，請給我時間，自己努力站起來。干了半輩子，跌了跤，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鄧小平照毛主席的話說了。毛主席還把”初步檢討”的”初步”二字也勾了。毛主席的意思是不要以消沉的話來結束，要以積極的話來結束。鄧的檢討，在當時條件下不能說是被迫的。但是對林彪的亂罵鄧是不會同意的。

５月１９日批評彭真、陸定一。彭還是說自己認識不夠，至于搞政變、里通外國等，他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同陸定一沒有聯系，請中央審查。彭真發言五分鐘，大家批評他說不深刻，沒抓住要害，還是對抗的態度。陸定一早就受審查了，就是因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信上說葉群在延安時跟陸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陸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這就涉及公安問題，一定是能夠掌握林彪行蹤的人寫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經過偵破知道是嚴慰冰寫的。告訴陸定一，陸大吃一驚，說他不知道，說嚴慰冰有精神病，找醫生證明。一九六五年中央決定要彭真審查陸定一，看嚴慰冰是單干，還是有個夫妻店。

陸定一離開北京到外地后，給嚴慰冰打電話都有人竊聽，陸電話里說給嚴買了個半鋼的表，這句話被說成是暗語，因為無錫話“半鋼”和“半講”同音，說是暗示嚴慰冰只能講一半，不能全講。這是葉群在大會上講的。彭真審查陸定一的結果，說陸確實不知道嚴寫匿名信，林彪很惱火，政治局會上林彪寫了一個條子，證明他和葉群結婚時葉群是處女。這個條子印出來發給到會人。陸定一發言沒有說幾句，林彪就質問：你為什么害我？我這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什么干這么壞的事，用意何在？陸定一說我確實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說了臟話，說你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ＸＸ，能不知道嗎？批判變成了鬧劇……。

有人說林彪在會上說“我恨不得槍斃了你”。這話是沒有。還有人說，陸定一說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的不是很多嗎？這好象是頂嘴了，這話也沒有。別人批評陸定一，也說不出什么，只是說文人無行、縱容老婆胡鬧等等，另外就是批評陸定一反毛澤東思想，只反教條主義，思想戰線的事都由他負責，中宣部一塌糊涂，成了閻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涂，學術批判他反對上綱，這是給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總之都是籠統的，具體的沒什么東西。陸定一不承認有反黨集團，不承認搞復辟。嚴慰冰問題他辯解的多。

會上人人都得發言，不只是康生、陳伯達說。

◇　田家英自殺

二十三日在大會堂繼續開會，討論通過政治局擴大會作出的組織處理決定：彭真、陸定一撤消工作，調陶鑄為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任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就在這個會上，汪東興接了個電話后很緊張地跑到主席臺上跟總理說了幾句，說田家英自殺了。總理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趕到田家，這時田家英已經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臺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務員打發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務，如燙衣服、取衣服、買這樣、買那樣，很長時間才回來，他自己倒鎖了門自殺。等公務員回來敲不開門，最后報告中辦把門撬開，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去時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嘆氣，說家英怎么這樣，有話可以向組織上說嘛！這時安子文也是自身難保，六神無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覺得他死得很可惜，審查以后可以繼續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東西他最合適。戚本禹也嚇呆了。戚本禹對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調到要害部門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搞三自一包時戚本禹也在田家英領導下搞試點。這時候陳伯達、江青也在拉戚本禹，但還是剛開始，戚本禹對田家英的舊情還是有的。總之當時對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沒有人說“自殺是自絕于黨”之類的話。

一九六一年我同田家英一起搞六十條，以后也常常在一起搞文件。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會上批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陳云，附帶批田家英；批三和一少，主要是批王稼祥，附帶批王力。都當成右傾典型。事后我和田家英不約而同去找康生，請他緩和一下。我們說現在各方面都很困難，不要對陳云、王稼祥搞那么緊張。康生拒絕，也就算了。田家英死后我們到他家，看到家里很亂，有些燒東西的灰?？瞪o我寫的一個畫上的題跋，田家英那里還有照的一張相。田家英到死以前沒罵過康生，他只罵陳伯達和江青。我對田家英是很欣賞的，私交很好。當時對他的壓力當然是不小的，可是一頂也就過去了，何必自殺？在田家英自殺前姚臻也自殺了。他以前和國民黨斗爭時，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包圍，企圖秘密逮捕他，姚跳了樓，那是為了公開國民黨秘密逮捕的事，讓組織知道，是為了保全組織而犧牲自己。那次跳下來沒有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服了大量安眠藥然后上了吊。田家英死后火化了，在八寶山，中辦有幾個友好還去送葬，陳秉忱嚎啕大哭。陳作過濰縣專員，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田死后當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邊，到中央組織部，談田家英死的經過。董邊說頭天夜里田家英說了一句話，說“中央把我當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我看是當成敵我矛盾了?！倍呎f她當時沒有注意這句話，沒有向組織匯報。七月份江青回北京前，我們就聽到傳達了江青的話，說陳伯達、康生（實際上是說周恩來）為什么不采取措施，讓田家英自殺了？（意思是應該先加以隔離。）江青回來后又罵了好幾次，說對田家英處理不果斷，早就該隔離。她是把田家英當成敵我矛盾了。田家英之死的經過就是這樣。

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刊載胡喬木的文章，說“王關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田家英遷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這些誣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边@種說法完全違背事實。

對彭真、羅瑞卿的問題中央已經有了文件，對陸定一、楊尚昆也有一個說明他們錯誤的文件，是后來二十四日通過的。楊尚昆搞“竊聽”，毛主席不知道。但這也不是楊尚昆能夠決定的。有人說這完全是無中生有，這也未免太武斷。搞錄音是有的，但我判斷楊也不是壞意，因為在毛主席那里開會不準記錄（政治局、書記處正式會議有記錄），只有個人可以記。毛主席有些話很精彩，錄下來多好。但安錄音機絕不是辦公廳主任能夠決定的。后來楊尚昆也沒有承擔這個責任，沒有檢討。他也沒有說是誰決定的，只把具體辦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還有直接安錄音機的幾個人撤了。后來楊尚昆平反時說這不叫竊聽器，叫錄音器。我認為錄音不經過毛主席也是不對的，但確實不是為了監視毛主席。

◇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組名單是劉、鄧為首的常委、書記處提名的，五月二十八日發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認為中央文革小組是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實際上那天并沒有成立。因為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為組員，所以沒正式定下來，到六月份才定下來的。原起草小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吳冷西沒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陳亞丁換成謝鏜忠（總政文化部正部長），加了姚文元。這還有個過程，張春橋極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審查一下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張春橋說沒有問題，于是就定了姚文元為中央文革成員。名單送主席后，主席不同意王力，說王力是彭真的人。

為什么毛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實就是江青搞的鬼。因為一九六四年九月，彭真、喬冠華和我到杭州毛主席處，談國慶十五周年邀請外賓事。說完這件事后，彭真提了個頭，我接著講了一通對學術批判和京劇改革的意見。我說一是不要動不動提高到政治；二是不要擴大化，要有個界限。京劇改革不要一律排斥傳統戲，鬼戲也不必一律禁演。毛主席很不高興，變了臉，說你這個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嗎？（那時已經罵中宣部是“閻王殿”了。）但他還不是完全不接受。最后他講：第一，江青有點“左”；第二，是要有個界限。他說對郭沫若、茅盾、范文瀾不準批。我們告辭時，主席說再加一個翦伯贊。

因為我批評了京劇改革，觸怒了江青。另外，一九六四年中央要我列席常委會，是彭真找毛主席談的，彭真說王力是優秀干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在釣魚臺，常委要我作點秘書工作。彭真講的王力的好話，江青在文革中作為攻擊王力的把柄。因為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說王力的壞話，毛主席才形成“王力是彭真的人”這個印象。毛主席不同意王力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可是當時康生、陳伯達覺得過去的秀才班子一個不留，不好辦事，從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個過程，新來的人都不熟悉，所以要留一個王力。他們請江青向毛主席談，說“要留一個王力，不然清一色了”（張、姚、關、戚都是響當當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為有這樣一個周折，而且各大區參加中央文革的人也還沒定，所以文革小組成立會是在六月二十日前幾天才在上海開的，當時沒有通知王力出席。他們從上海回來后才告訴我新的文革小組中有我。

文革小組雖然成立了，但沒有開會，也沒有機構，反映情況靠光明日報的內部簡報。陳伯達調尹達、關鋒、穆欣到釣魚臺十四樓，我還在八樓。吳冷西回了人民日報，姚臻自殺了，范若愚回了黨校。有人說謝鏜忠、劉志堅進中央文革是葉劍英提的，這不符合事實。劉志堅是林彪的主要秀才，當然是林彪提的。打倒劉志堅，林彪是不同意的。不能因為現在劉志堅是好人，就不說他是林彪提的，而說是葉劍英提的。

◇　關于《大事記》

大事記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專門搞大事記的人。他把毛主席歷次談階級斗爭的話都排起來，這次又排了個大事記。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劉鄧同意。我是參加整理，還有李鑫、賈一學。

現在中紀委把這說成是我的罪狀，說我在大事記中給康生開脫。其實大事記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說得緩和。正件說彭真背著康生、吳冷西炮制了二月提綱。我整理大事記時覺得不好說整個二月提綱是背著康生，就只說起草的那一天是姚臻、許立群關起門來起草，這比正件輕得多。寫大事記時康生提出要給王力開脫，有些事是王力反對過的，其實主要是為他自己開脫。他要給我開脫，我不贊成。因為文件太長了，不能再加了。后來康生在中聯部講話時說，沒提王力是個疏忽，王力是正確的。中紀委把這作為王力的罪狀，說王力在大事記中栽贓誣陷彭真，給康生開脫。

其實大事記比正件輕得多。為什么正件無罪，附件（大事記）倒有罪呢？這些我在《申訴書》中已寫明了。

◇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發動：毛主席為什么重視聶元梓的大字報

那時文革小組沒有制度，沒有機構，康生也并沒有重視他這個顧問的職務。他是中央理論小組組長，還要管國際問題。理論小組派了幾個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熱鬧了。何明、高炬文章發表后，各學校震動很大，大字報小字報都出來了。康生派一個組到北大，組長是曹軼歐，她是理論小組辦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調研的。她本來就常去北大。她這個組沒有多少權，也沒有多少事，聶元梓大字報出現后，曹軼歐是很重視，因為五一六通知剛發下去，就出現這張大字報，是一個重要動態。曹軼歐向康生作了匯報，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陳伯達也通過光明日報向毛主席反映了。六月一日毛主席在上海，給康生、陳伯達都來了指示（不知是經過什么人傳來的）。毛主席叫在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而且還講了很多話，主要是同康生講的多。毛主席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陳伯達那時是人民日報工作組組長，是五月三十一日進駐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決定的。他還兼顧新華社。康生找了王力、關鋒、曹軼歐，讓我們寫一篇評論員文章。

毛主席為什么重視這張大字報？因為他想用大字報直接號召，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毛主席一貫的總的思想是，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機構不行。他認為這一套機構、制度脫離群眾，如果發展下去，會成為人民的敵人。必須把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風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種辦法都試了，都不行。這次要用新的辦法，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揭露黨的陰暗面。要實行這種作法，依靠原來的組織、制度、紀律就不行了。他認為只用原來機構，自上而下傳達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報也不行。江青向來認為人民日報不在她手里。陳伯達的工作組是劉鄧派的，而廣播這張大字報是毛主席布置的，評論員文章是康生傳達毛主席指示后，根據毛主席指示寫的。六月一日傳達，當晚寫好，六月二日見報。對毛主席的思想，當時評論員文章還沒有從理論上說得很明白，后來才說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縛群眾手腳的舊的機構、舊的紀律、舊的秩序打亂、摧毀，解放群眾的手腳，讓群眾直接揭露當權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評論員文章當時寫得不夠。所以十一中全會印發時，在括號內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話，原稿上還有“毛注”字樣。紅旗公開發表時就正式加了一段。這一段是：“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边@是毛主席加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修改。

對于聶元梓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為什么那么重視這張大字報，歷史學家等估計不夠。其實毛主席是借題發揮，把陸平作為舊組織的代表。問題也不在于江青和聶元梓有什么私交。當時陳伯達對這點就遲鈍。評論員文章寫好后，康生要我和關鋒送給陳伯達，陳伯達沒有把聶元梓的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放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論。我們說主席指示應該放在上面，他說社論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論是不行的。

后來大字報的作用大了。聶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來了，曹軼歐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參與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報也有關系，他把大字報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傳達的，他就把功勞歸于自己，康生同外國人談話時也居功。實際上他們三個人都沒有份。后來曹軼歐和聶元梓的矛盾爆發了。曹軼歐不同意把聶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對聶元梓一貫印象惡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視聶元梓，曹軼歐覺得過分，就揭她的底，說大字報她一個字也沒有寫，主要是楊克明寫的。楊寫了后，叫哲學系的人簽字，聶元梓是哲學系總支書，叫她簽她還不簽，說服了好幾次才簽的。因為她是總支書，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說曹軼歐和聶元梓是老鄉，大字報是曹軼歐組織的，這一點影子都沒有。曹軼歐強調楊克明，十一中全會吸收北大的人參加時，江青提聶元梓，康生提楊克明。曹軼歐和聶元梓勢不兩立，聶元梓靠攏江青，江青支持聶元梓反曹軼歐。曹軼歐也列席了十一中全會，參加文革小組，當辦公室副主任，后來被撤銷。

以上所談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是毛主席為什么重視聶元梓的大字報。毛主席認為歷次運動都沒有解決脫離群眾、官僚主義、變修的問題，這次運用大字報，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發動群眾，不靠原來的組織，原來的紀律，原來的方法。第二是澄清關于大字報的一些胡說編造。沒有那么復雜，有的人沒有那么多功勞。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講話的精神，還有毛主席歷次講話加以綜合。它的發明權不屬于陳伯達。如果說陳伯達有發明權，那只是在社論中第一次提出“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光這篇社論也沒有用，如果沒有第一張大字報，還是按過去搞法，舊的機器、舊的組織紀律還束縛著，還是不行的。毛主席利用聶元梓大字報、評論員文章來解決這問題，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毀舊機器、舊組織、舊紀律、舊方法，同過去的運動都不同。人民日報工作組，組長是陳伯達。因為當時說人民日報不站在左派一邊，不代表毛澤東思想，不是可靠陣地，所以要派陳伯達去奪取陣地，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派他去還是劉鄧統一派的，不過他比別的工作組早一點。工作組是陳伯達自己組織的班子，在政治局書記處的會上說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軍政治部、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紅旗雜志，還有上海的一個人。這幾個單位都是江青的陣地。具體的人有穆欣（光明日報總編輯）、錢抵千（總政宣傳部副部長）、唐平鑄（解放軍報社長）、尚力科（解放軍報編委）、紅旗編輯楊某某、解放日報魯瑛（當時未到，后來到了）。

陳伯達在人民日報開會，說要清除鄧拓的陰魂（資產階級辦報方針），清除吳冷西的陽魂。宣布要一天寫一篇社論。這些社論都是他自己主持寫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時請我去過。

◇　文革小組成立初期和工作組問題

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開會，沒有通知我。我打電話問陳伯達，問我要不要去，陳說不要去，也沒有說什么原因。開會回來后告訴我說文革小組有我。這時陳伯達還在人民日報，康生還是不管文革，曹軼歐正式參與文革，各機關大字報很熱鬧，很震動。在我觀念上，文革小組不過是常委的參謀秘書性機構，由少奇、小平同志領導。這時文革小組沒有機構，沒有制度，沒有刊物，還是由當時的黨中央領導運動。懷仁堂每天都有會，各部門各個口在會上匯報，按原來的組織系統搞。各單位自己有簡報，原來的機構還在正常運轉。如團中央，后來有人說是王力去撤了胡耀邦的職，其實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組到團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職，宣布的人是過去就管青年團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員分管青年團的，是按正常系統搞的。

清華的工作組長葉林，是經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

北大工作組長張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這些地方很熱鬧。最初文革小組沒有什么措施，后來上海來電話，江青傳達毛主席的意見，說文革小組要積極活動，要直接去看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不要讓原有機構控制運動。

六月下旬，文革小組雖然還是沒有制度、沒有機構，但執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馬浩浩蕩蕩集體去看大字報。蒯大富這時還沒有被隔離，薄一波和蒯大富辯論，薄一波說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要富，還要大富，還要快大富！這樣的話簡報上就有。毛主席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學生，登過人民畫報的。這時各單位很熱鬧，積極執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幫、牛鬼蛇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沒有把矛頭對準走資派。陳老總在外事口匯報，說外事口有三個大牛鬼蛇神；一個是李昌，是對外文委主任，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他母親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惡霸，李昌一直養著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長助理宦鄉，說他里通外國，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來了。第三是浦壽昌，是總理的外事秘書，后來放到外辦當工作人員，是美國博士。這三個人后來證明都是優秀干部。外辦工作組組長張彥主持搞李昌。

六月下旬，上海來電話給陳伯達，不贊成由原來舊的工作機構派工作組。

陳伯達根據上海意見，在懷仁堂會議上遞了個條子，說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條子遞給鄧小平，鄧小平批評陳伯達：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套了嗎？會形成自發、自流、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方針貫徹。

陳伯達說不出道理，回到釣魚臺十四樓就坐在地毯上哭，說上海不要工作組，這里又批評得這么兇！他報告了上海，江青傳過話來很厲害，說你們文革小組要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

這時確有群眾反對工作組，如對外文委，工作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還有些小的。工作組同造反群眾對立，群眾要揭發領導，受到工作組打擊。文革小組集體到對外文委找人談話，群眾對工作組有很多意見，貼了不少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如張彥當工作組長，整了李昌，但張彥的夫人楊純是對外文委副主任，就沒有事。所以有人說張彥去對外文委是保楊純，不準給楊純貼大字報，不準查對外文委的“黑線”，康生、陳伯達都去看大字報，支持反工作組的人，反對張彥。陳老總非常惱火，他召集群眾大會，說張彥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干部，這是領導的看法，你們群眾說他這樣那樣毛病，是群眾的看法，這不對，要以領導的看法為準，不能轟走張彥，張彥是我派的。當時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簡報是劉少奇批的，康生、陳伯達都劃了圈，簡報說對“反革命事件”要鎮壓，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國仿行。那時上海電話還沒來，康生、陳伯達也在簡報上劃了圈。

六一八事件經過大體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北大工作組正在開會，群眾離開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領導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動。工作組制止了他們，指出避開工作組亂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經被壞人利用。工作組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見北大文革簡報第九號。

少奇同志批：現將九號簡報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工作組處理亂斗的作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辦法處理。

據說當時有侮辱婦女的行為。我們沒聽說，有的書沒有說簡報認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說毛主席認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這是春秋筆法。

這一段經過是在上海來電話以前。事件發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電話是六月下旬。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組把群眾說成反革命不對，毛主席認為是革命事件。為什么群眾離開工作組就是反革命？他當時還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語。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會開會以前，康生發現全國都發生工作組與群眾的沖突，他認為來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語?？墒撬榱藱n案，看到簡報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畫了圈。他在文革小組里說：“到處發生這個問題，和中央批語有關，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幾次想告訴毛主席，到現在沒有拿出來?！?/p>

張春橋一聽，馬上把文件要過來。他馬上送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毛主席當時不但罵劉少奇，還罵了康生。因為張春橋告了康生的狀，說康生把簡報揣在懷里很久沒有拿出來。毛主席說，要康生這種人有什么用處？

我想，康生不拿出來，一方面有個人顧慮，因為自己也劃了圈；另方面據我觀察，他也顧慮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狀的問題。他當時對劉鄧還是尊重的。他常講，他自己在白區執行的是王明的左傾路線，少奇同志是正確的。

總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這里，毛主席的大字報和換接班人的決心來源于此，其它學校發生的類似事件并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從上?；貋恚嗍窍葍商旎貋淼?。她回來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和制度，籌辦刊物《快報》，專門開了一個樓（十六樓）作為文革小組的辦公樓，建立文革小組辦公室，說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當辦公室主任。為什么要我當辦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１９６０年列席書記處會議，１９６４年列席常委會議，在黨內人熟好辦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辦，別人在黨內沒有這個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辦事就不方便。我推辭不干，江青說不行，非要我從八號樓搬到十六樓。八號樓還保留我的房，陳伯達住十四樓，江青自己住十一樓，毛主席要來開會就住十二樓。王力為辦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軼歐、穆欣為副主任。要我和肖華、劉志堅商量，調一百個團以上政工干部辦《快報》，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動態?？靾髸簳r放到解放軍報印刷。這一百人等于是文革小組的聯絡員、巡視員，到各地、各部門了解情況，公開名義是用紅旗、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記者的名義，不用文革小組聯絡員的名義。其實人家也都知道是文革小組派的。這一百人是劉志堅、肖華從全國部隊挑的，主要是從濟南部隊和沈陽部隊挑的。這一套作法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通過江青說的，說辦公室不要大，聯絡人員要多。辦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只有三、五個助手，他們只作些技術性工作，主要的事情應該我們主任、副主任自己辦。毛主席就沒有政治秘書，只有個收發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書，都是兼職的。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把舊的機構、舊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組人少辦的事不少。不準配專車，需要人臨時調。后來電話太多，搞了個接電話的組，三個人，是部隊的。曹軼歐要搞個調查組，調了幾個人，不住在中央文革，還是依靠北大。從文革的機構來看，毛主席的思想是對的，大批人到第一線反映第一手情況，坐辦公室的人要少。簡報一事一報，要快，不要積成一大疊才印。“快報”只發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員。很多快報上有毛主席的批語。檔案館可能還存著。一百個記者得力的不多。后來又從人民日報、新華社調來一些人。江青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頭會，每天下午三點碰頭，小組全體成員參加，另外需要誰就通知誰，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總理和陶鑄。后來幾乎每次都通知他們二位。周總理說，凡是中央文革通知開會，他從來沒有不到過。最早的時候，中央文革每天開過碰頭會以后，全體人馬到一個單位去開群眾大會，如各個大學（有的大學去了不止一次）。大會上都是把文革小組成員向大家介紹，每個人講講話。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書記、候補中委）、劉志堅、張春橋、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紹江青，說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中央沒有這么通知）。有人介紹我時，說我是黨的理論家，九評的作者（九評有七評半是我主稿的）。關鋒、戚本禹不用介紹，因為他們寫的文章很多，人們都知道他。這時期，重點逐漸轉移，劉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懷仁堂只討論一般性問題，實質性問題都在釣魚臺。釣魚臺直接支持群眾，矛頭對著工作組。

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關鋒到清華去見蒯大富。這時蒯大富被隔離在宿舍。我們聽取了他的申述，對他說，他的信收到了，不要著急，很快會恢復自由，有什么話可以對我們講。他對工作組葉林、薄一波有意見。我們根據毛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動。我們沒說要釋放他，可是我們一走，他就恢復自由了。蒯大富在學校是孤立的。開大會辯論時，蒯處于被告、辯解的地位。這次辯論會我去了，總理也去了。

蒯大富這人不怎么行，他的發言不是進攻的，都是被動辯解。批的人理直氣壯，他都嚇蒙了。

再一件事就是七月下旬，我們正在師范大學開會，突然有人遞了個條子，說團校在展覽館禮館堂組織大會，同彭小蒙辯論。根據毛主席指示，派我和吳德去支持彭小蒙。（這次會上有周總理。不知是誰來個條子給江青，據說說的是二月兵變，我沒聽到）。我和吳德到展覽館，青年團說彭小蒙那個組織是反動組織，要在大會上辯論。

彭小蒙比蒯大富厲害，口才很好，講話邏輯性強，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十一中全會把她的發言印發了。

當時最重要的是支持不支持紅衛兵或類似組織，對此首先鮮明表態的是我和吳德。當然是根據中央指示這樣講的。我們代表中央，表示他們的組織不是反動組織或反革命組織，是革命群眾組織。對他們的革命行動應該支持，不應該阻撓。會上還有個問題，團校是不是要象其他學校一樣搞文革？校方意見是不搞，我同吳德商量后表態說要搞，一般性學習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應放在首要地位。這樣就把團校沖垮了。這時團校校長是周杰。這時來不及請示，我和吳德就表了態。

因為文革小組天天到一個單位支持群眾反工作組，這時劉少奇那里的指揮就不那么靈了，毛主席直接領導文革小組，取而代之。工作組不行了，到處轟工作組，有的被趕走了，中央不得不發出撤工作組的決定，不撤也被趕走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委召開了大專院校積極分子大會。大會上，劉、鄧講話都是帶檢討的。鄧的檢討是自己寫的，請我去修改過。他又打電話請康生、陳伯達來看，沒有意見，他才講的。這次大會我沒去。劉、鄧都是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沒有后來提得那么高，沒有提到毛主席不要舊機器、舊組織、舊紀律、舊方法的思想，沒提到那個高度。毛主席認為舊的一套不行，要自下而上揭露脫離群眾的陰暗面，少奇同志說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問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組的人也并不清楚。劉、鄧不是發牢騷，確實是手足無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這句話來源于劉少奇，在這個會以前劉少奇就說過。毛主席認為再不解決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問題，黨就要成為人民的敵人。群眾對黨是有不滿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干部特權，群眾都有意見。當然也不能認為群眾意見都是對的。

◇　八屆十一中全會

十一中全會以前，中央常委會是劉少奇同志主持?？偫?、朱德、鄧小平、彭真等同志參加。毛主席那里開會都是他自己定名單。陳云同志說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就不是常委了，毛主席、少奇同志開會時都不通知他。１９６４年以前就沒有他。

毛主席從外地回來后，原來還是少奇同志主持常委會。后來張春橋告了狀，說少奇同志對“北大六一八簡報”有批語，毛主席大怒。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夕，毛主席下決心換接班人。

那時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總理主持。從這個時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總理批了，沒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換下來，是全會前夕就定了的，選舉只是個形式。全會公報是早就寫好的。公報初稿是總理批的?？偫碇鞒秩粘９ぷ鲿r，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匯報，不經過總理。如陶鑄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也可以?？偫韰⒓游母镄〗M的會，但文革小組向毛主席匯報的署名是陳伯達、康生、江青。總理要報告，就單獨報告。

毛主席本來已退居二線，這時又回到第一線主持常委會。

毛主席不在時，林彪主持常委會。政治局的會他不參加，就派葉群參加。文革小組的會也是派葉群參加。

７月１日，總理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回來，我建議康生趕緊向總理匯報，國內情況很嚴重，不是一般的運動，劉、鄧都陷進去了，陳老總也陷進去了，總理千萬不要再陷進去。我當時在陳伯達那里起草十六條，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機場歡迎總理時，同總理坐一個車回來，一路上向總理匯報了?？瞪f，一是總理不要陷進去，二是中央文革現在與過去大不一樣，總理要參加，要過問。劉、鄧可能站不住了。陳毅在張彥問題上也陷進去了，總理不要再陷進去。總理第一不要參加工作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陳伯達管不了。（康生那時對江青有意見，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歷史上不那么干凈）總理也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回來差不多天天接觸文革小組的事，首先抓清華。當時總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組問題，毛主席就會同意由總理主持工作。

（以上選自《王力反思錄》下冊，５６５－６１４頁）

◇　康生與文物

由于對文物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黨內許多對文物有興趣的收藏者、鑒賞家成了朋友。鄧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還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對康生同文物的關系，我有必要說清幾個問題。

我在秦城的時候，中紀委曾問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問題，我寫了材料，說在我和他接觸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沒有什么大問題，也沒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狀?？瞪詹匚奈?，愛好文物，是我們黨內在這方面的杰出的專家。我同他曾在相當長的時期朝夕相處，了解他的生活情況和性格特點。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國的最高工資，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資，每月收入超過七百元。那時物價很低，文物價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國，不用自己花錢買衣服，加之生活儉樸，吃的簡單，所以他手頭總是很寬裕。另外，康生有一種怪思想，說存錢是骯臟的，他從不存錢，多余的錢全部用在購買文物上了?？瞪饕徺I兩類文物：硯臺和善本書。他不藏字畫，偶爾碰倒喜歡而便宜的才買一些，買了后多半是送給鄧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瞪刻旃ぷ骱荛L時間，睡覺時間很短，只有幾個鐘頭，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并用朱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稱“今圣嘆”。工作閑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賞文物。他會加工、雕刻硯臺，常跑琉璃廠。他的司機李存生也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會拓片，會制作硯臺，能做細木工。

黨內高層領導中收藏文物的人，與我有交往的人有康生、陳伯達、郭沫若、田家英、鄧拓、陳老總。陳老總喜愛文物，但他從不逛琉璃廠。他常在郭沫若家鑒賞。郭沫若請客吃飯，特別是吃陽澄湖螃蟹的時候，康生、郭沫若夫婦、陳伯達、陳老總都要即興揮毫。

康生在別的方面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文物上沒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對中紀委說過，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說他賣過一個銅錢。有一次他裱字畫，榮寶齋結賬時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時拿不出來，就把一個南北朝時期皇帝玩過的銅錢賣給了慶云堂，作價三千元，支付了裱畫費用，剩下的錢存在店里，作為日后支付買文物的用費。我看這也不違背政策，因為收購者是國營文物店，他們還可以賺大錢。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鄧拓事件。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后，斷定畫是假的。后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跡。后來賣畫人以三千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并說，我不求錢，只求有人識貨。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面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傳到康生，他用朱筆批示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現任榮寶齋香港分店總經理）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當時領導層中只有康生才有這樣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琉璃廠在四清中得以正常運轉，也是因為康生，鄧拓和田家英的保護。

文革開始后，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為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贊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動亂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為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作了報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別是善本書和部分字畫都很值錢。據谷牧同志介紹，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樣的圖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獻給國家，一分錢沒要?？涩F在卻有人說，康生是文物盜竊犯。例子是康生把一個人家中被沒收的一個有百根柱子的硯臺據為己有，還說硯臺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硯譜》，邊上刻有乾隆的題字，康生把乾隆的題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會那樣幼稚無知嗎？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寶貴嗎？這個人以為一百個眼做成柱子的硯臺就名貴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說的這種造型的硯臺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見過這塊硯臺，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硯臺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長王治秋還在紅樓展覽過。然而就憑著這個人的這一番話，有關方面竟然就把這塊硯臺給了他，他又把這塊硯臺捐獻給國家，又得到了一筆錢。真可謂是名利雙收。更嚴重的是他通過這件事，達到了誣蔑共產黨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時至今日，中國文物報、人民日報還有津津有味地寫這件事，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別的事情上犯了錯誤，在這方面究竟犯沒犯錯誤？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沒有錯？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為什么還要盜竊別人的東西？這些人真可以說是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通，真不知道他們為什么這樣的無知，馬克思講：“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愿這些人僅僅是無知，而不是在偏見或比偏見更卑鄙的東西驅使下這樣做的。上面講到的這一作法在我們國家竟習以為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惡劣的作風必須改變。

還有一件怪事，人民日報上載文說康生不會寫字。我讀了哈哈大笑?？瞪粫懽郑l會寫字？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國最大的文物鑒賞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陳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商務印書館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而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他家從明清時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們從小就有臨寫真本真跡的條件。他參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開的職業是開藝術照相館，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閉門寫字。他在第三國際當執行委員時，閑暇時也是寫字。他寫字寫了一輩子。在延安時他騎快馬摔了一跤，損傷了腦神經。解放后，腦病發作，就覺得四周都是嘩啦啦的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治病的同時，他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連寫了十幾本，居然就治好了腦病。后來他把這些抄本都進行了裝裱，我估計至今尚存。按陳叔通的說法，真草隸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開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陳叔通家中就有康生書的真草隸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寫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欽佩。但毛主席不是書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隸篆皆通，毛主席讀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書和草書。毛主席不臨帖，只是讀貼、看帖。他是絕頂聰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東西自創一體，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法家。

在文物問題上，我特別提到了康生。因為許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在內部都把康生說成是盜竊文物的罪犯。這是不負責任，違背事實的，也是不講良心的?？瞪趧e的問題上有錯誤，特別是在傷害干部上有重大錯誤，包括對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為他曾經迫害過我，就不顧事實，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罵康生?？吹揭粋€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顧法律的、道義的任何責任，無理地辱罵他從娘肚子里起就是壞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壞，這種風氣很不好?？瞪趧e的方面所做的事，在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問題上，我是最有發言權來評判他的。我的結論是：康生在文物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還很大。此外，文物和藝術品是要受歷史考驗的，作為書法家的康生，歷史永遠不會把他磨滅，他一定會得到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承認。

（以上選自《王力反思錄》下冊，１２７１－１２７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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