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漢自述：《風雨八十載》節選

冼恒漢（1911-1992）
廣西田陽縣人。壯族。一九二九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教導團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第一野戰軍一軍副政治委員，七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第一政治委員，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屆中央委員。
“文革”中，主政甘肅，一九七七年被免職，隔離審查，后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九二年在蘭州病逝。

十年文革
（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 官罷西山

這總是一段歷史吧

從1936年長征到達陜北，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直在西北工作，從沒有離開過這片貧瘠、荒涼而又質樸、純真的土地。對自己親手參加解放的這塊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種扯不開的眷戀。解放以后雖然也有幾次調動工作的機會，但我還是選擇了留在蘭州軍區工作。當然，這一方面是服從組織上最后的權衡考慮，另一方面彭總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對我們發出的肺腑之言無時不在我的耳邊回想。

那還是蘭州戰役剛剛結束，槍炮聲都還沒有停息，彭總渾身征塵，布滿血絲的疲憊的雙眼放射出興奮的光彩。他說：

“我們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塊地方啊，但人煙稀少，荒涼貧困……，同志們，大姑娘連遮羞布也沒有的時代，應該結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設大西北，這是我們所有在座同志義不容辭的任務！”

這些話跟了我一輩子。尤其是58年我響應軍委號召下連隊當兵體驗生活時駐地群眾生活的艱辛、62年浮夸風甘肅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農村搞社教時當地老百姓的貧困，這些事實總叫我覺得我們作為黨和軍隊的干部愧對解放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幾十年來我總想著為西北做些什么事，這實實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許是順理成章地蓋棺定論了。但是“文革”使我們這些奉命“支左”并被歷史推向“文革”大混亂中第一批站出來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有爭議的人。十幾年來，盡管我為顧全大局保持沉默，盡管我為了協助組織上搞清問題而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寫材料，向上級申訴反映情況，但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我經過多次考慮，覺得就我個人來講，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作為一個受黨培養教育考驗六十多年的老黨員、老紅軍戰士，為了黨和革命事業的需要，任何委屈我個人都可以承受。但是，當我看到聽到由于我的問題而使得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們的家屬子女受到株連，至今還抬不起頭，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著所謂“冼家幫”等政治包袱，我實在于心不安，總覺得這是個事情，而且又是因為我的問題造成的，所以更覺得有必要如實地向中央反映，請求中央能對我的問題重新審查，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和處理，以使其他同志的問題也隨之得到解決。

我已經是將近八十歲的人了，有著很嚴重的心臟病，風燭殘年，日薄西山了。我從六十多歲等到現在，不可能再等一個十幾年了。考慮再三，覺得有些東西還是應該寫出來，一吐為快。當然，我只是講事實，況且這是我的私人回憶錄，并不打算公開發表。這是一段歷史，等我們這些人都去見馬克思了，也就無從考證了。寫在紙上，記錄下來，或許將來有一天，在不影響黨和國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興趣研究這段歷史的話，那么可以供他們去判斷、去分析，總是個依據吧。至于孰是孰非，還是讓歷史去裁決吧！

烏紗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和韓先楚、肖華、宋平一起去“談一談”，我認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務，回來傳達照辦就是了，因此毫無思想準備。

后來知道，這實際上是“四人幫”被打倒后中央開始解決省級領導班子問題的序幕，甘肅和安徽當時是首當其沖的兩個省。

6月7日、8日和9日連續三個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開會，主要圍繞蘭州鐵路局問題展開對我的批評。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蘇震華，加上我、韓先楚、肖華與宋平。

6月7日的會議一開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蘭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理由是：“運動的發展同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運動還有很大阻力，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受到壓抑。……在鐵路系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另搞一套，使蘭州鐵路局一度癱瘓，嚴重影響了西北幾個省區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傳達華主席、葉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關于解決甘肅省委領導問題的指示要點”）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開會議，一是聽取我的檢查，二是中央領導同志的發言講話。參加會議的領導同志都講了話，根據我的記錄，大致要點為：

（華國鋒：）剛才，聽了冼恒漢同志的自我批評。一個同志有錯誤，愿作自我批評就好。但冼恒漢同志對錯誤的認識還很不夠，看來需要一個過程，來加深認識。

中央發現甘肅問題，是在“四人幫”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鐵路問題上。那時，鐵路運輸癱瘓，一了解，發現省委在處理蘭州鐵路局問題上有問題。過去有錯誤，粉碎“四人幫”后省委又有錯誤作法。省委派去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調走以后又調回來的同志，冼恒漢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顧柏年回到鐵路局，實際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個講話的精神辦事。說鐵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傾翻案風，換了幾百人，可是又一翻，調換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漢同志說，前一個是路線錯誤，后一個是那“三點”（即轉彎的面大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調換的人多了一點）（我注：鐵路問題省委是按華國鋒、紀登奎的指示辦的。）后來中央派去了幫助工作領導小組，一深入了解，實際不是那么回事。新華社記者也說，那里照“四人幫”那一套搞得很厲害，連趙滔都想搞掉。趙滔說他辦的那些事情都是來自省委，是有根有據的。（我注：趙滔是工作組搞掉的。工作組向我匯報，說趙滔不免職，群眾發動不起來，我說你們看吧。）黎光同志來匯報鐵路問題，鐵路局的問題都聯到省委。當時我說，先解決鐵路問題，要同省委的問題分開解決。（我注：鐵路局的問題我后面有詳述。）

……我對冼恒漢同志有個基本認識，有錯誤，但還不能說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總想幫助你改正錯誤，可是后來感到冼恒漢同志認識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從來沒有人提醒過我。）

……我看冼恒漢同志的檢討，說這場運動“來勢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沒有準備。……因此肖華同志發言批評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場問題，是路線的錯誤問題。要從思想上、立場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邊？

你在甘肅省農業學大寨會上的那個講話，一口氣說了二十多個“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搞的陰謀，……《光明日報》十月四日發表的，你十月六日在蘭州講話的時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來的消息。是從哪個渠道來的，要以嚴肅的態度向黨說清楚！（我注：是從華國鋒同志你的渠道來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黨六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

你在前天發言中說，你同王、張、江、姚沒有任何聯系，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活動，沒給“四人幫”寫過任何信，沒送過任何東西，沒有請他們客，就連看望、照相等也沒有搞過。……那么，莊則棟是“四人幫”安排他（到甘肅）串聯的……，王洪文同你談話、喝酒……，這難道不是來往，不是接觸嗎？（我注：這些我后面都要詳述。）

……你不依靠廣大工人階級、人民群眾，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們不依靠工人、技術人員和廣大群眾，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亂，中央在甘肅的重點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劉家峽、八盤峽、碧水電站、景泰川灌區等。）

……政治局討論了甘肅的問題，政治局的意見是：鑒于上述這種情況，冼恒漢同志在甘肅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說：人在一個地方久了，就油了。運動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觸及一些人，下邊犯錯誤的同志要離職審查，你還在那里，也不服氣。中央政治局反復考慮，按毛主席對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的指示精神，冼恒漢同志還是調動一下好，但冼不是說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這也不合乎事實。想按正常調動辦理，這樣對冼恒漢同志有利，對于甘肅揭批“四人幫”的斗爭有利。冼恒漢同志調回軍委，由軍委考慮分配新的工作。

當然，對冼恒漢同志要一分為二。參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給黨作了很多工作，紅七軍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蘇區，留到湘贛，到了二、六軍團，參加了長征。這次有錯誤，希望改了就好。我們按毛主席政策辦事，不是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

……甘肅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蘭州軍區政委。大軍區也一樣，冼恒漢同志調動后，肖華同志為第一政委。

……冼恒漢同志調離甘肅，對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眾有意見可以提，大字報不要上街。毛主席說過：你不喜歡的那個人已經走了，還貼他的大字報干什么。有意見集中起來轉就是了，……對冼恒漢同志還是要熱情幫助他改正錯誤。……

（汪東興：）……你是站在“四人幫”那一邊，是很不應該的。（我注：有什么根據說我站在“四人幫”那一邊？我是反對“四人幫”到中央來的，特別是王洪文。但老帥們和周總理反復說服我們。）……莊則棟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莊則棟談了話。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會講話后，你中毒更深，這些都應該交代清楚。……冼參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績的。但八個月來的錯誤也是很大的。我們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的。

（陳錫聯：）我對甘肅省的情況不了解，……作為省委第一書記，出現蘭州鐵路局這樣大的問題，由于翻燒餅，被壓制、處理了一千多個干部，你應該作自我批評。

甘肅農村問題不少。陳永貴同志反映，在甘肅有討飯、有逃荒的，有的群眾沒有衣服穿。陳永貴同志建議國務院撥些糧食、衣服，可你們給國務院回電話拒絕，說是搞恩賜，你們是不關心群眾疾苦的。（我注：農村問題后面詳述。）

……中央分工我管體委，莊則棟去西北，我都不知道。關于莊則棟去西北活動的問題，冼應該說清楚。

（葉劍英：）……冼恒漢同志是紅七軍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產，黨對你很重視，正因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嚴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漢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親近的人，有的不幫你辦好事，幫了你的倒忙，你還相信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慶認識，有水平，昨天發表的意見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團結。“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這句話很值得你想想。

你說，自己同“四人幫”沒有任何組織聯系和通訊聯系，一個機要通訊員就揭發你給張春橋寫了信。（我注：張春橋當總政主任時，關于青海省軍區政委宋長庚同志身體弱，不適應青海工作，而給張春橋、梁必業和總政黨委反映這個問題。信封上只寫了一個張春橋主任。）

莊則棟是江青最心愛的人，在甘肅同你聯系，這不是組織聯系啊！他一個人跑遍西北幾個省，是什么行動？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認識莊則棟，莊來甘肅時是宋平接待的。當時我不在家，而在外視察。我在張掖時，宋平指示秘書給我的秘書打電話，說莊則棟到臨澤讓我接見他一下。莊同我見面時說是陳錫聯副總理批準讓來的。）

我們看“四人幫”有一條原則，就是他們說好的，我們就說壞；他們說可靠的，對我們就不可靠。從這個觀點出發，“四人幫”說蘭州比較可靠，我們就要想想。他們說好的，就是他們那一團的；壞的就是我們這一團，包括華主席在內。所以，“四人幫”說蘭州好，我們就得想一想，就得說壞。（我注：葉帥可能不了解具體情況。“四人幫”怎樣說的，我不知道，可國務院各部每次有人來蘭州都很滿意，當時全國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肅是工廠復工、學校復課。我每次到北京，劉偉見我時都感謝我們，說“504廠”、“404廠”每年都超額完成任務。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沒有錯誤。我對常委同志們經常說，我幾十年都是干軍隊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們各口的書記。）

（紀登奎：）……關于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在打招呼會期間說過蘭州鐵路局問題的解決是華主席講了話，并且經過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華主席的那個講話講了什么呢？那個講話說：要掌握斗爭的大方向，不能層層揪，要按中央1976年4號、5號文件精神辦。（我注：“四人幫”是反革命的問題，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幫”平列起來反呢？這是個原則問題，我頂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個講話還揭發“四人幫”對小平同志的誣陷。免我的職關鍵就在這個問題上，這個問題站不住腳，以后還亂加了許多莫須有的東西，亂扣帽子。）

……處理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冼恒漢同志的姿態低，對問題不認識。……中央工作組作了很多工作，……為了使鐵路暢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鐵路局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華主席在全國鐵路工作會議講話中也提到了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我們勸工作組給中央寫報告的時候，最好請冼恒漢同志也簽個名，但又遇到了困難。這說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漢同志，對冼恒漢同志是愛護的。（我注：中央工作組是宋平為組長，宋是管工交工作的書記，電報宋平送來給我看時，他自己不簽名。我同送電報的同志說，要宋先簽字，他了解情況。后來常委會議不是簽字了嗎？）

說句老實話，從打我參加革命以來，幾十年我還從未受到過這樣嚴厲的批評。對于批評的事實，平心而論，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這在以后的章節中我還要詳述。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無中生有，而有些則純屬執行問題。我作為黨的一個地區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個長期做軍隊工作的軍人，執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職責，尤其又處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時代，我無論是從黨性、黨紀以及個人感情還是從軍人的思維考慮，都只有堅決執行。當然，中央犯了錯誤，我也必定犯了執行的錯誤，但我只是執行問題，不能把問題的全部都歸結到我的頭上，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

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唯物主義者，看問題要尊重歷史。特別是我們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執行中央的指示，執行誰的指示？所以看問題要歷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脫離開總的前提，不然說不清問題，解決不了矛盾。

對我作出的調動工作的處理，我是當時就表態擁護的，參加會議的各位都可以證明。這是因為：一，自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來，我和韓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從未有過的（和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著分歧，致使蘭州軍區領導班子對一些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影響到內部的工作和團結。因此，當葉劍英同志問到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時，我表態“我調走”。二，對于犯錯誤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態度，不是一棒子打死，嚴于批評，寬于處理，我當時是十分感動的。

由于我當時患病，瘦的很厲害（后查是甲亢），華國鋒同志問我是留下還是回去時，我說想留下檢查一下病，這樣，我就住進了301醫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這期間，我還參加了中央的一次全會，華國鋒還對我講：“你十一大還要參加（當時我是代表已選出，），中央委員還要當。”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隨著運動的發展，中央和地區對我的態度和處理竟與中央關于解決甘肅問題的意見大相徑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并且還在301醫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況下，《甘肅日報》就已經把我作為“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放在頭版頭條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進行聲討了！以后的運動更是越搞越離譜，到了后來，竟連中央關于解決甘肅問題的決議精神的影子也見不到了。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訴也都寫了不少，都是為了一件事：協助中央、蘭州軍區、甘肅省把問題搞清楚，一是堅持我黨實事求是的作風，二也是解決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們的政治生命問題。這些同志都比我年輕，有的從四十幾歲已經拖到了六十幾歲，到現在還生活在另冊中，嘗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們黨內的人為斗爭何時終了？所謂的不能更改的歷史遺留結論何時甄改？下面，根據我的記憶和材料，我將一些事件的發生以及過程詳細記錄下來。

一年翻了兩次燒餅

在蘭州鐵路局這個問題上我是有錯誤的，但是我是個替罪羊。因為鐵路局問題是當時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華國鋒同志決策處理的，我們則是完全按他的指示執行。現在我覺得需要把這個歷史事實講清楚。

蘭州鐵路局與省委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在我沒有出來支左前，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兩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銳。當時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同志為了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把裴孟飛和馬繼孔兩個省委書記都撤職了。問題分歧的實質是：在蘭州鐵路局內部，省委支持一派，鐵道部支持一派。我出來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轍，支持所謂紅三司一派，鐵道部支持紅聯一派。這是由于當時黨中央、毛主席在解決甘肅問題時發了三個文件，表態支持紅三司，我也就支持這一派，爭取和團結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從1968年1月省革委會成立到75年中央九號文件下發前，表面上鐵路局的形勢還是穩定的，鐵路運輸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號文件決定把鐵路局收歸鐵道部統管，我是堅決擁護的。我在常委會上說過，同袁寶華同志也說過，“九號”文件好，我舉雙手擁護。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說，鐵路就是要統一管理，不能一個省管一段，這樣不行。“論十大關系”中說，中央一類部就要管下面各個企業單位，鐵道部就是一類部嘛。就是后來黎光同志工作組在那里出問題之后，我還說不是因為“九號”文件，而是工作問題。我的這些意見，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寶華同志，也說過我這個看法，宋平當時也在場。

鐵路歸鐵道部統管后，當時鐵道部派黎光同志來整頓蘭州鐵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紅三司這一派撤換了近千名干部，把鐵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來了，翻了燒餅。這樣，原來表面上緩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當時，我對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有意見的。但是，鐵路局已交鐵道部，我只好采取不過問的態度。當然，在某些場合，我也說了一些不該說的錯話。

整頓不到半年，卻又碰上中央開打招呼會議，在全黨搞所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被黎光同志工作組整頓下去的那一派乘機又鬧起來了，黎光同志又來蘭州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我當時認為，鐵路局的問題是鐵道部管的，問題又是你整頓中搞出來的，我們不宜插手，所以當群眾圍斗他時，省委沒有管這件事，而且當時我正在北京開會，對發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來王震副總理打電話給我，叫我出面解決一下，我沒有執行，顧慮有二，一、當時正處在“反右”的風頭上，并且鐵路已不歸甘肅省委管，我已無能為力，非中央出來說話才能解決問題；二、鐵路的問題很復雜、很難辦，如果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引起蘭州出現王副總理的大字報，這是我最不愿意見到的，這也是我當時的真實思想狀況。

蘭州鐵路局雖然歸鐵道部管，但該局又在蘭州地區，對甘肅的政治經濟形勢影響很大。這樣，1976年2月，當時黨中央領導人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鐵道部一道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會上既沒有讓匯報，也沒有讓我們談意見，就明確指示蘭州鐵路局以整頓為名是搞了右側翻案風，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蘭州鐵路局仍然交給省委管等。并且把當時鐵道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檢查送來，讓我看，并指示讓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動地又送回去，也沒有提任何意見。第二天，華國鋒又派人給我送來，說他們是搞了右側翻案風，是“三個總是”（總是不滿意、總是要翻案、總是要算賬）的問題，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叫我大膽修改。同時又讓國務院聯絡員要我當晚寫一個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并且說了要寫的具體內容（包括點鐵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關于鐵路局領導班子的問題，不是我提的，而是紀登奎同志和萬里同志定的。開始他們兩位說：“干部由甘肅解決。”我說：“甘肅沒有懂這行的干部，我們解決不了，還是由鐵道部派人。”他們說：“鐵道部派不出來，還是由趙滔搞。”我說：“趙滔對鐵道部一肚子意見，他已經被免了幾次職了，柳州一次，蘭州兩次，恐怕不會干的。”最后，把趙滔（還有張恒云、章良、陳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們兩位親自同趙滔同志談話，趙才表示繼續干。但又提出一個要求，要在省上掛一個職務，鐵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紀登奎同志匯報后，紀說：“可以同意這個要求。”這樣，趙滔就在省上掛了個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鐵路局的班子就是這樣定下來了，最后寫到我的意見中，并報毛主席批準的。我向中央提的書面意見還特別強調說除了個別干部不稱職可以調換外，不準再“翻燒餅”。蘭州軍區黨委和甘肅省委1982年11月給我作的審查“結論”（以下簡稱“結論”）中說，這是我“重新奪了蘭州鐵路局的領導權”，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2月中旬，我帶著中央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指示，回來貫徹執行。在貫徹中，路局新成立的黨委把原來整頓中不該撤換的干部又復了職，這就是“結論”上說的揪“走資派”、“層層揪”、“動大手術”、“搞垮了鐵路局各級組織，搞亂了干部隊伍，破壞了西北鐵路運輸。”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幫”，鐵路局兩派又鬧了起來，所以蘭州鐵路局又處于癱瘓狀態。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參加吊唁活動，遇到華國鋒時，我還請示他說：“蘭州鐵路局可能要出點麻煩”。華國鋒當時說：“蘭州鐵路局問題是今年2月定的，是經過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毛主席同意的，還要繼續執行。有人找麻煩，還是照此辦。”紀登奎還插話說：“中央作過結論的問題，絕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傾翻案風，堅決給以回擊。”

10月，在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上，我再次請示華國鋒、紀登奎，鐵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辦？紀登奎同志當著我的面問華國鋒：“老冼問，這次鐵路局的案能不能翻？”華國鋒明確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強調，鐵路局的案是經毛主席批準的，不能翻（見注）。我回來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鐵路局的問題，要蘭州鐵路局黨委以大局為重，積極引導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幫”，查清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這方面來。但結果不行，兩派都打著反“四人幫”的旗號，但實際上是打內戰。

鐵路的問題，我們省委很傷腦筋，曾向中央發過兩次電報請示，并上報了幾個方案，中央既沒有批也不作答復。1976年12月15日，華國鋒又把我叫到北京，第二次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

說個老實話，在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上，一年兩個政策，上半年這樣搞，下半年又那樣搞；今年翻過來，明年翻過去，叫誰搞誰都沒有辦法搞。我承認，在蘭州鐵路局的問題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但我們不是決策人，而是執行人，把這個責任都歸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負不起這個責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鐵路局在生產方面一直都是鐵道部管的，如，機車車輛的大修、車皮調動、機車用煤的分配等都歸鐵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聽到省計委講，鐵路局反映，機車年久失修、機車用煤分配不足等，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鐵路運輸，而宋平同志應該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書記。所以，把鐵路的問題全部推給省上，而省上又全部推給我，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就在這次，河南的劉建勛同志也被同時叫到北京解決鄭州鐵路局的問題，我們兩人同住京西賓館。鄭州鐵路局和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差不多，由于心里郁悶，閑暇我倆也坐在一起發發牢騷。

劉建勛這個同志很開朗，思維敏捷、健談，說話也很幽默。當時他講：“鐵道部一貫支派，誰不跟他，他就整誰。他們整人有一套辦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東西，最后逼得你運輸堵塞、鐵路癱瘓，讓你犯錯誤，再反映到中央去解決。中央兩次叫我來北京解決鄭州鐵路局的問題，就是這么回事。前些天，鐵道部把武漢搞暢通，硬往鄭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來了。你們蘭州也是這么回事吧？”我講：“你這個比喻很形象，蘭州鐵路局也是這么回事。鐵道部就是一貫搞派性，誰反對省委，他就支持誰，誰跟省委，他就整誰。甘肅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鐵路局的造反派反對汪鋒，鐵道部積極支持。省革委會成立后，鐵路局同省委一致，他們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來整頓，結果搞亂了，鐵路不通了，就讓省委來解決。”劉建勛同志說：“對、對、對，鄭州也是這么回事，只要你聽他的運輸就通暢，啥事也沒有，否則就堵塞，這是他們的歷史傳統做法。”

雖然是些牢騷話，但確實道出了我們當時的心情和真實思想。當然，你位在省委第一書記，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這么做，你明知是個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問題，只有把你舍去，說你另搞一套。當時我對這種“權術”實在不懂，想都沒有想過，后來有人說我：“搞了一輩子政治工作，其實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難怪被人整了！”我不贊同，如果政治就是陰謀詭計，那還叫什么共產黨。

還有一點要說的是，當時甘肅省委內部分工是由省委書記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作，因此，鐵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體負責的。但由于鐵路局的問題內外矛盾比較多，牽扯到上下關系也比較復雜，面對這種復雜難辦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過問鐵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時有意推躲，更談不上主動去管了。有時下面向他反映鐵路局的問題，他聽了既不表態，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處理意見。有時需要他簽字處理的文件，他不簽，要秘書送到我這里，讓我先簽了后他再簽。甚至中央領導向他問及蘭州鐵路局的情況，他也推說“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這里，把我推到第一線。

由于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棘手，使我左右為難，思想上曾有過一些情緒。在中央開會時我曾向華國鋒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軍隊。當時華國鋒對我說，你在甘肅這幾年搞得不錯嘛，整個西北地區的“支左”工作都比較穩，你身體還可以，再干個十年沒問題。當時我很感動，覺得這是中央對我的信任。

可是沒過幾個月，華國鋒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將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態全盤矢口否認，硬將蘭州鐵路局問題一股腦全部砸到了我一人頭上。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辦的事情，說成是按“四人幫”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給我戴上了一頂“跟‘四人幫’很緊”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決甘肅問題的會議上，華國鋒、紀登奎等多次指責我在鐵路問題上“壓群眾，捂蓋子”，我當場回答：“捂蓋子是你們指示的呀！”參加會議的人都可以證明。

（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決甘肅領導班子問題時，華國鋒同志說，冼恒漢同志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捂蓋子、壓群眾，特別在鐵路局問題上。我插了一句：“我是請示你們的，你們說鐵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當時執行你的指示。”紀登奎發言時說：“關于鐵路局的問題，在打招呼會議期間說過蘭州鐵路局問題的解決是華主席講了話的，并且經過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實上你違背了華主席的講話，沒有掌握斗爭大方向，違反了四號、五號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發的記錄）。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決甘肅問題的會上明確指出：“冼恒漢同志在黨的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中犯有錯誤，有些是嚴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中央政治局經過反復考慮，按照毛主席當年對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處理的精神，冼恒漢同志的工作還是調動一下為好，按正常調動工作辦理。”（摘自印發的記錄）當時我就表態完全擁護，肖華、韓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時，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委在傳達中央指示的要點時也說：“遵照毛主席關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決定免除冼恒漢同志在甘肅省委和蘭州軍區的職務，由中央軍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決定后，我因病向華、葉告假，經批準在301醫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軍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這個期間，我還參加過中央召開的會議。當時跟我一起來京的我的秘書陳文生和保衛干事華德孝也沒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為我整理檢查材料，逢探視日也去醫院看望我。宋平同志臨離開北京前還專門帶書信到醫院給我，勸我放心好好養病，省里會按照中央“正常調動”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運動。囑我如有什么事情要辦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韓先楚、肖華、宋平三同志回蘭州后，卻沒有按照中央關于解決甘肅問題的精神辦事，而是以更加極“左”的作法，在蘭州軍區部隊和甘肅省搞層層揭批所謂“冼家幫”、“西北幫”等活動，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艱苦地區辛勤工作了幾十年的干部，僅省、軍、兵團、大軍區級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職專案審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師、地和縣、團級干部有好幾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沒有得到任何解釋的情況下，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的帽子。從此，黨報﹑地方報紙幾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連篇累牘刊登批判文章，聲討我這個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謂“代理人”。報紙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樣的、能說明問題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覺是，似乎冼恒漢比“四人幫”還要“四人幫”。

報紙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辭外，很多都是無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話劇叫“紅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掛到了我的頭上；白銀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聯系了起來；甘肅那年氣候反常，也說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讓我接受的是，軍區“四大”，我和張達志被奪權挨整，可現在卻倒打一耙，說我在“四大”中“亂軍反黨”！我想，如果這樣的帽子扣到我頭上能成立的話，那天下就沒有真理而言了。總之，我對他們這種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辦，又不符合事實，而硬把我往敵人那里推的搞法實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書陳文生被押回蘭州隔離審查，聽說對他大搞逼﹑供﹑信，強迫他揭發我的“罪行”。這個同志后來被復員處理，分配到火葬場干活。我的保衛干事華德孝是個老實人，沒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參加運動，后來被處理到磚瓦廠……

運動是越搞越離譜了，到了后來，竟連中央關于解決甘肅問題的決議精神的影子也見不到了。“由軍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紙空頭支票，一直沒有兌現，而“‘四人幫’在甘肅代理人”的帽子我卻一直戴到現在，不知是不是還要戴到馬克思那里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我從內心里由衷地擁護。這是黨在歷史轉變關頭的一次偉大的會議，不僅從根本上端正了黨的思想政治路線，而且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幾十年來，我無論在蘭州軍區工作和在甘肅地方工作期間，都是按毛主席、周總理、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辦事的，重大問題都經常委討論。我這個人是直來直去的，不搞陰謀，我從沒有給林彪、“四人幫”單獨干過任何壞事。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總根子在文革是一場大洗劫嘛，方針、路線、方法都錯了嘛。全國性的災難，甘肅能避免？冼恒漢能沒有錯誤？中央1981年曾發了一個（81）22號文件，還專門講了“過去歷史上的錯誤，責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層層去追究責任”。所以看問題要從歷史條件、總前提來看。

我從1977年6月開始，一直住在北京海運倉總參招待所里等待中央軍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這期間，沒有任何一個人過問過有關我的工作分配或調整的問題。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決甘肅問題的決定下達五年多后，也就是肖華知道了他要從蘭州軍區調到全國政協去的消息后，為把這個冤假錯案搞成既成事實，經過一番不正常的活動，突然決定讓我回蘭州最后解決我的問題。

回蘭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對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況他是當時的總政主任，由于我沒有看到讓我回蘭州的軍委、總政批件，因此想找他問個究竟。

見面后，我問肖華讓我回蘭州的事情中央、軍委是否知道？讓我回去干什么？余秋里說：“他們打了個報告讓你回蘭州去，最后把問題了結一下，中央、軍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錯誤檢查一下就是了，不會對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過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領導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帶話，都覺得對我這樣一個老同志幾年來如此揪住不放是太過分了，表示有機會一定要為我說話。他們還希望我回去后盡快解決問題，抓緊時間再為黨工作幾年，為四個現代化再貢獻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當時，蘭州軍區還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蘭州，講得很好，說是肖華同志請我回去最后解決問題，等問題解決了，還可以抓緊時間為黨工作幾年。我在北京已等了六年了，從六十幾歲等到了七十幾歲。說個心里話，我非常想盡快解決問題，早日洗刷掉強加于我的各種污蔑不實之詞，摘掉硬扣在我頭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組織盡早把問題搞清楚。

然而等待著我的是，一下火車，蘭州軍區便立即將我軟禁隔離起來，宣布不許回家，不許和外界聯系。他們把我帶到寧臥莊的一座小樓里，光看守我的戰士就住了一個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連我的孩子們來看我都要嚴格盤問﹑規定時間。

第二天，肖華派人找我談話說，我的問題嚴重，有的是觸及刑律的問題，要起訴，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來，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顧歷史事實，硬要給我定個什么罪才肯罷休，否則他就下不了這個臺。

對此，我提出了強烈抗議并給予義正詞嚴地斥責。我當即表示要見肖華、韓先楚、宋平等軍區和省委領導，當面問問清楚：1977年6月在解決甘肅問題時，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對我的問題的性質和處理原則是怎樣的？為什么軍區、省委領導回來后不按中央指示辦，而是另搞一套，并株連了一大批無辜的干部？是否“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華、韓先楚、宋平等人卻回避不見，只派了一個軍區副政委張如三出面回答說：“首長沒有時間，所以不見！”以后我又幾次提出要見他們當面談，但他們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見，一直到他們先后調離蘭州，始終沒有見過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們會這么干，把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執行工作的問題無限上綱上線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幾天里私設公堂，一大群專案人員對我進行嚴厲審訊﹑逼供，而根本不給我一絲解釋和辯白的機會，這使我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幾個小時的批斗，完全是把我當作罪犯來對待，七十多歲的人了，這種身心折磨終于使我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住院搶救，差點要了命。

經過一年的治療，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將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軍區紀委給我送來一份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的所謂《免于起訴書》和蘭州軍區黨委、甘肅省委1982年11月15日給我作的審查結論（以下簡稱“結論”）和處理意見的報告，讓我看后提意見。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給我送來總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關于讓我退出現役及降至地、師級待遇，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的通知。由于這接二連三的刺激，我心臟病復發又住進了醫院。

這一系列的“結論”和處理意見，事先我并不知道，這等于說，不容我提任何意見，就定性處理了。按黨章第四條（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并將申辯意見連同報告一并上報中央。”既然他們如此踐踏黨紀國法，我當時只在那個“結論”報告上寫了：“這個審查結論很多問題不是實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隨之而來是對我生活上相應的制裁：200元生活費﹑限期搬家，否則便停水﹑停電﹑停暖氣。由于無處可搬，只得聽憑制裁。水停了，孩子們爬下水管道又接上；電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線過來。只有暖氣無法解決，冬天到了，西北風呼呼刮著，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幾個大爐子取暖。由于室內充滿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經常煤氣中毒，實在沒辦法，只好每年冬天到醫院里去過冬。

上述這些極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違背黨的《準則》的。

根據后來鄭維山、譚友林時期的蘭州軍區黨委整黨總結說：“上屆黨委（指肖華時期的黨委）常委集體領導發揮得不好，個人說了算和少數人說了算的現象比較突出。有些經過常委討論過的問題，未經復議，就被個人否定了。這樣，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不愿意說，有的不敢說。”（上屆黨委）“個別領導干部，封官許愿，任人唯親。”對我的所謂“結論”和處理意見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產物。

這里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中央、軍委對我先后幾次的“組織處理”，也使我感到不同尋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騙我回蘭州所謂解決問題的時候，當時是總政辦公廳打電話通知的，大意是：中央決定，冼恒漢按地、師級待遇，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錯誤，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說。由于我當時重病住院搶救，故這個“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體現“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軍區才派幾個工作人員將這個打印的總政電話“通知”拿給了我。從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

1984年6月，總政又電話通知，說中央指示，改變以前對冼恒漢同志的處理決定，按正軍職待遇離休安置。不久，又電話通知，黨內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這兩次“通知”也都沒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錯誤，以及為什么改變原先的決定，又依據什么給我“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

黨章中明確規定，黨組織對一個黨員所犯錯誤的處分決定，必須嚴格按干部管理權限的組織集體討論決定，并將“處分決定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和處分決定，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本人的說明和申訴”。黨章還特別規定：“對黨的中央委員和地方各級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給予撤消黨的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的處分，必須由本人所在委員會全體會議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決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級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處理決定，召開委員會全體會議時追認”。

我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是黨的第九、第十屆中央委員、軍委委員，又是蘭州軍區黨委的委員、常委、第一書記，但對我的處理卻如此草率，只是由總政的三次電話“通知”。一直到現在，我的問題已經拖了十幾年了，始終也沒有見到中央的一個正式的“結論”，更沒有由中央或軍區黨委正式聽取本人的說明和申訴，我百思不得其解，寫了無數的申訴，但都如石沉大海，難道我的疑問和費解還要帶到棺材里面去嗎？

   
第二章 軍內“四大”

不理解也得理解：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到天水縣農村劉家莊大隊參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個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產和生活十分困難。養牲口沒有草，燒鍋燒炕沒有柴，我們和土改時一樣，住在農民家里，吃輪流“派飯”。群眾多數情況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當地叫散飯）和窩頭，我們也吃這些。老鄉們沒有水喝，哪里還談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飯都是和當地老百姓一樣，用舌頭把碗舔干凈。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幾百口人和牲畜飲用水只靠一個“泉眼”，既不衛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駐軍要了些鋼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眾接水的地方，又將人、畜用水分開，老鄉們也覺得這樣很好。

由于隴海線穿越我住的村頭，因此我們每天都可以看見來來往往的火車經過。1966年8月間，過往的火車車廂上突然出現了許多大幅標語，記得有“打倒裴孟飛！”“打倒馬繼孔！”，還有什么“火燒”“油炸”等。由于裴孟飛同志和馬繼孔同志當時都是省委書記，而過去又從未見到過這種斗爭方式，因此感到十分驚訝。當時我們的消息并不靈通，報紙是一個星期由通信員送來一次，又不能及時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曉得發生了什么事情？后來才知道蘭州鐵路局職工到省委門前靜坐，北京來了紅衛兵，省委癱瘓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紅衛兵。那天，火車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離村不遠處緩緩停下。也許是想下車活動活動身體，從車上下來了一群帶著紅袖章的學生娃娃。他們圍坐在一起，象是開個臨時會議。當時正值8月下旬，甘肅已經見涼了，可這些孩子們卻還都穿著短褲短衣，很有紀律的樣子。我已經從文件中和報紙上知道了北京紅衛兵，這趟車恰巧又是從北京過來的，因此心想，這大概就是紅衛兵了？

有些老鄉圍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過去。看見他們果真在開會，是在討論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當時心里就想：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誰的指示？

看見一個年齡稍大些的，象是他們的頭，我把他叫了出來。我對他說：“你們可不能亂來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著便衣，以為是個農村干部，覺得解釋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說：“大伯，您不懂，這是文化革命！”

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滿疑惑。

由于要參加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10月初我結束了社教，回到蘭州。

回來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６﹑７月間，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由于省委汪鋒﹑裴孟飛﹑馬繼孔支持蘭大學生李貴子，一派群眾組織先是逼死該校校長﹑黨委書記江隆基（這事件當時曾轟動全國）。爾后，在1966年８月１日沖擊鐵路局和一些中學，搞打﹑砸﹑搶，引起鐵路職工不滿，到省委靜坐﹑絕食。為了平息鐵路局事件，當時汪鋒同志就把責任推到裴﹑馬身上，撤了裴孟飛和馬繼孔的職。但憤怒的鐵路職工和學生們仍然不肯罷休，加上北京紅衛兵的串聯鼓動，各大、中學校的學生們把矛頭指向了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同志。

那時全國已經開始了紅衛兵的大串聯，各地政府機關幾乎都是焦頭爛額，工作陷于癱瘓。當時汪鋒同志被紅衛兵揪住不放，追得無處藏身，還在蘭州軍區大院東頭的六棟房躲過一段。

我回來以后，對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領導干部人人自危的情況感到十分憂慮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八次接見紅衛兵的事實，又說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識地支持紅衛兵，運用紅衛兵的力量去沖開“阻力”并全面展開“文革”的。作為軍人，服從是天職。雖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么，好在軍隊當時并沒有亂，對于地方上發生的一切我們只是時刻在關注，而并沒有參與和干涉的任務。

1966年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統一全黨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堅決推向高潮。

會議期間，葉劍英元帥和當時的總政主任肖華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齊同志到西山去，向我們打招呼說，賀龍是大土匪，是大軍閥，國民黨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壞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張達志傳達，叫王、左向郭鵬同志傳達，要我們搞好思想轉彎。我聽后吃了一驚，當即說：“他是土匪軍閥是過去的事嘛，紅軍二、六軍團會合時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槍斃了，現在怎么又成問題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檢閱紅衛兵嘛，到底咋回事嘛？”葉帥和肖華沒有理睬我，只是叫我們轉好思想彎子。我回來后如實向張達志同志作了傳達。

當時，西北的部隊雖已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但架子基本還是賀龍部的老底子，軍隊的領導干部幾乎都是賀龍的老部下，對賀老總的感情是很深的，對于要打倒賀龍這件事，我們的思想無論如何是不通的。和張達志同志統一思想后，我們決定不轉彎子﹑不傳達﹑不理睬。

會后，大約是11月上旬，軍委又把軍隊干部留下參加座談會。會上，當時的軍委副秘書長、總政主任肖華指示，要在全軍的機關、院校、文藝、體育單位開展“四大”，大鬧三個月，把軍隊的問題好好揭一揭。

對于軍區機關開展“四大”，當時我們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為什么要把軍隊搞亂？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勢所趨，作為軍人必須服從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當時林彪為此還有句名言：“理解的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執行”。因此回來后，仍然召開軍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這兩個會議的精神和肖華的指示，并在軍區機關作了動員。11月14日，軍區機關“四大”就正式開始了。

拉起大喇叭廣播的“常委會”

由于地方上開展“文化大革命”已經幾個月了，因此對于將要開始的軍區機關“四大”也是有些思想準備的。雖然自我感覺比較自信：一﹑歷史清楚；二﹑歷次運動無問題；三﹑工作幾十年從未犯過錯誤。但共產黨人批評與自我批評總還是不能丟掉的，世界觀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眾運動嘛，一定要正確對待。盡管做了這些思想準備，但后來事態的發展還是遠遠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機關“四大”一開始，政治部副主任張XX就帶頭貼出大字報，給軍區部分常委畫了像，定了性。說張達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達志、李書茂是“反黨聯盟”；張達志、我和高維嵩是“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還聲稱他有“重磅炸彈”，還要陸續不斷地出大字報。這實際上是要把軍區“四大”納入他的這個框框進行。

他的大字報出來后，就得到了機關一部分人的擁護，說張XX同志站出來了。在我們召開常委會時，一部分“群眾”和張XX同志就一起沖進了會議室，要求改組軍區文革的領導，堅決反對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們把持運動的領導權。在此壓力下，我們作了無原則讓步，由張XX接替李虎同志擔任文辦主任，接著王XX又接替高維嵩同志擔任了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從此，王、張就掌握了蘭州軍區“文革”的領導權，軍區黨委領導實際陷于半癱瘓狀態。

在王﹑張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開了所謂的軍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有關“運動”如何深入開展的問題。但會議實際上無法正常召開，因為會議一開始，群眾就闖進了會議室。會議室地方小裝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眾就擠在會議室外面，由于聽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聽，群眾稱之為“喇叭會”。

會議名義上由我主持，實際上是王XX、張XX把持了會議。整個會議開成了由他們發問，我們被迫交代問題的斗爭會。就連散會出場都按他們劃分的左、中、右的順序作了安排。第一個出場的是王XX，接著是張XX、楊嘉瑞、康健民、徐國珍、李書茂、高維嵩，最后是我和張達志。這個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擴大會議”，我看也算是蘭州軍區機關“四大”的一大發明創作了！

這個會散了以后，王XX、張XX便多次在常委會上根據所謂“革命群眾”的意見，要求將張達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辦管理，并公開宣布要竊聽張達志和我的電話，又宣布要限制我們的兵權，凡是要調動一個班的兵力，都要經過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簽名才能生效。同時，又對張達志和我搞單線警衛（即由文辦派人監視），就連徐國珍到北京參加軍委碰頭會議，文辦也派權洪（原任軍區老干部辦公室主任）跟隨到北京監視，從去到回一直跟著。

對我和張達志則到處是勒令、通知、海報，大會批、小會斗，搞車輪戰，逼著要我交待同賀龍同志的關系問題；批判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派們給我們掛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鑼游軍區大院，壓我下跪低頭認罪，搞噴氣式，站在桌子上彎腰，脖子上還掛上一個擴大器等等。 由于沒日沒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飯也睡不成覺，有一次我實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覺中竟一頭栽下臺子來，當時就暈了過去……

以后，有的群眾組織又到山西學習奪權經驗，在軍區機關起草了所謂“聯合奪權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擁護王、張的要奪權，一派反對王、張的不同意奪權，兩派就鬧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聽說一派就成了“三軍造反派”的組成部分，參加搞“斗羅籌備組（處）”，揪斗羅瑞卿同志游街，綁架劉志堅同志，還搞什么“百丑圖”。這樣，從軍區機關“四大”又發展到北京參加全軍“四大”去了。后來，還發生了大軍區的造反派去甘肅省軍區靜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圖沖擊軍區辦公大樓等。在這種情況下，軍區黨委就完全癱瘓了。

1977年6月被免職后，當時的蘭州軍區黨委在1978年發了一個“四號”文件，說我“破壞文化大革命”﹑“陰謀反黨亂軍，篡黨奪權”，這完全顛倒了是非。我和張達志同志當時毫無自由，我身為軍區政治委員、黨委書記，一直被殘酷斗爭，我怎樣去奪權？我要奪誰的權呢？我總不能自己奪自己的權吧！所以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就在機關“四大”正進行期間，全軍文革小組還給各大軍區發來電報，征求連隊可否也一樣搞“四大”（大意），要我們提意見。常委們專門討論了這個電報，除王XX外，其余人都不同意，黨委給全軍文革小組回了一個“不同意連隊搞‘四大’”的電報。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誰要“亂軍”嘛。

1968年7、8月間（具體時間記不清了），五0四廠對空防御的蘭州軍區空軍高炮一師一名副參謀長叫潘繼祖的，一天夜里，背著該師師長、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調動三個團的兵力，八十二輛大卡車，要攻打蘭州軍區，揚言抓到張達志、冼恒漢可以不請示報告，就地槍決。當潘給部隊動員講話時，有兩個團的政委質問潘：“這樣大的事，師長、政委怎么不來？”潘不回答。他們立即跑步前去告訴師長閻福增，這樣才把潘當場逮捕，事件才沒有發生。這個事件的主謀者潘繼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黨集團的吳法憲用專機押回北京，包庇下來了，審訊結果怎樣，從不告訴蘭州軍區。“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我在小組發言時又一次嚴肅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簡報，要求中央派人審查，并將情況告訴蘭州軍區，以解開壓在我們心中的疙瘩，可后來也沒有任何下文。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江青竄到西北組接見西北各省的負責同志，她突然說：“楊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漢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沒有記清那個人的名字）她又轉過來對我說：“你們那里的潘繼祖也放了吧。”楊勇和我都未吭聲。（事實上潘繼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蘭州）這些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到底是誰在“亂軍”？

1967年2月12日，軍委指示要各大軍區停止“四大”，準備參加“支左”。但實際上停不下來，張達志和我說話沒有人聽。在這種情況下，另一派群眾組織拿出了紅衛兵轉來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寫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軍區黨委處理。

當時，我召集部分常委開了個會，要高維嵩同志去北京匯報，請求中央軍委派人解決蘭州軍區的問題，并報送王XX自首變節的材料。高維嵩同志到北京后，當時肖華接見了他和原軍區政治部干部部長劉凱（已病故）。肖華沒有讓他們匯報軍區的情況，就說：“你們軍區黨委的報告我看了，你們那里的情況我們也了解。王XX這個材料是個高質量的叛徒（他連說了三聲叛徒）。現在你們簡單談一下，還有什么意見和要求。”最后他答應軍委派人到蘭州軍區解決問題。在這次接見中，肖華還指示蘭州軍區查一查王XX與黃克誠、薄一波的關系，（據肖華講王當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是黃克誠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犧盟會出來的干部，因此肖華要把王XX與黃克誠與薄一波掛上勾。幸虧我們沒有查，否則又是一大罪狀。）

過了兩天，肖華又找高維嵩同志談，大意是，軍委不派人去了，你們自己解決，辦法是整頓機關，有問題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頓，有問題的人就停職檢查，把張、冼、王、張都調到北京來，讓群眾在整頓機關中背靠背的揭發。揭發一段后，如果需要他們回去就讓他們再回去。并說，張、冼來了住京西賓館，王、張來了住海運倉。對你們的問題，軍委還要開會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對王、張的問題，同意你們的意見，應該有所區別。王XX有歷史問題，隔離審查；張XX沒有歷史問題，停職審查。高維嵩同志電話傳達這些指示后，他們于3月15日由北京返蘭，我們四人于次日從蘭州一起乘專機去北京。一下飛機，軍委派來接機的兩輛車已經在等待，其中一輛車將我和張達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賓館，另一輛車將王XX和張XX拉到海運倉。

1967年4月4日，中央軍委對蘭州軍區機關“四大”的問題，專門發了個電報指示說：要整頓軍區機關，在整頓中，放手發動群眾，壯大左派，打擊右派……

由于在蘭州軍區機關“四大”期間，我是一直處于被批斗狀態，“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暫時調到北京，讓群眾背靠背地揭發。所以軍區機關搞“四大”、王XX的定性為叛徒、搞整頓機關，都是當時的總政主任肖華一手定的。特別是整頓機關，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體問題我沒有過問，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華任蘭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期間，領導大抓所謂“冼家幫”時，卻把王XX定叛徒和軍區“四大”以后進行機關整頓統統推到我的頭上，說成是冼恒漢和高維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維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華，就當面問他當時代表軍委接見時是怎樣指示的，又是怎樣親口交代的，而且有軍委的正式批復等，現在怎能說是我和冼恒漢一手制造的呢？請你再回想一下，說句公道話。肖華則矢口否認說：“我沒有聽過你的什么匯報，也沒有看到你們的什么報告，更沒有說過定王XX叛徒和要你們機關進行整頓的話！”說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軍委讓我回到蘭州，緊接著我便奉命調出參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領受“支左”任務，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蘭州，從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當時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區）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軍隊的事情，包括整頓機關以及王﹑張案子的具體審查，我都沒有具體過問。

1967年軍區常委在討論所謂王、張的案子時，我參加過兩次會議。作為蘭州軍區黨委書記，對將此案定性為“篡黨反軍集團”， 我是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定案會上，我講了一些錯話，對因此案受到打擊迫害的同志，我再次向他們賠情道歉。

這個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蘭州軍區黨委1978年第4號文件中，給王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軍亂軍篡黨奪權”的帽子扣到了我的頭上，這樣的帽子我能接受嗎？要實事求是嘛！我是軍區政委，反誰的軍、亂誰的軍呀？我是軍區黨委書記，篡誰的黨、奪誰的權呀？合乎邏輯嗎？

機關“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實“支左”任務，我們成立了軍區“支左”辦公室，當時軍區派出了楊嘉瑞同志擔任“支左”辦公室的負責人，跟隨我一起參加對甘肅地區的“支左”工作，這也就是蘭州大街上出現“打倒張、冼、楊，解放大西北！”大標語的那個時候。

“支左”辦公室成立不久，大約是5月間，我和張達志同志在參加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肖華、楊成武同志在會上又點了楊嘉瑞的名，說：“你們軍區有一個叫楊嘉瑞的副司令，這個人是賀龍線上的，是‘賀龍分子’，不能參加支左。”還要我們回來后給軍委寫報告，免掉楊嘉瑞的副司令員職務。接著總政通知軍區政治部派人（據說是軍區干部部科長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領受審查楊嘉瑞同志的具體指示，楊嘉瑞同志的審查就是從這樣開始的。

與此同時，地方上又轉來一個材料，陜西關中地區有人揭發他在彬縣當國民黨保安中隊長期間，殺害三名要投奔紅軍的人。經過反復調查，據說有人證明有這件事情，而楊本人卻不承認。在這種情況下，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請示我怎么辦？我當時說：“算了，再不要調查了，就是有這個事情也是個歷史問題。楊已年過七十了，你們給他談清楚就行了。”審查人員把我這些話如實地向楊講了，楊還專門給我寫了信，表示感謝。

70年底，林彪搞了一個一號戰備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當時把他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陜西省興平縣，沒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軍區政治部把他安排到西安興慶公園軍區干休所。

在審查楊嘉瑞同志這個問題上，我執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錯誤的。我愿意再次向楊嘉瑞同志賠情道謙。

說個老實話，在當時那個歷史條件下，有許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當時犯錯誤；做了，過后犯錯誤。軍區“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過后，我也審查過別人，同樣，別人也挨了整。這個現象在“文革”過程中和“文革”后期，應該說是很普遍的，它是我黨在民主生活極不正常的特殊歷史時期的既違心而又不可抗拒的產物，任何時候回想起來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誠地希望我黨歷史上悲劇不再重演。

全軍唯一老實接受批斗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城市燒到鄉村，從軍外燒進軍內。

奉軍委命令開始的軍區機關“四大”，最先鬧起來的是文工團和體工隊。之后不久，軍內軍外的“造反派”開始相互串聯，沖擊軍區領導機關。軍區大院內大字報鋪天蓋地，“打倒張﹑冼！”的大幅標語象一幅幅巨型挽聯從辦公大樓上垂懸而下，我們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報和大標語糊了起來，只留下一個門洞進出，門上還貼著白紙黑字的大對聯，怪滲人的。記得運動開始后不久，我廣西老家來親戚看我，這些少數民族邊遠山區的純樸農民哪里見過這個陣勢，當時就嚇得渾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吳杰便買車票打發他們走了。

“四大”開始初期，我和張達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還是抱著歡迎群眾監督的態度，認真接受群眾批評的。但事態的發展卻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造反派對我們搞起了人身攻擊和逼迫審訊。

這些恥辱對于我們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輩子﹑尤其年齡已五﹑六十歲的人來講，實在是不可理解和難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組和軍委文革小組，電報卻一封接一封不斷，要我們滿腔熱忱地支持革命的群眾運動，要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

運動開始以后，我的公務員以及保姆﹑大師傅都被造反派趕走了，家里的大孩子們也都出去串聯了，老伴吳杰是省委檔案館館長，為保護檔案，經常在館里顧不得回家。

我和張達志同志的宿舍緊挨著，我的小兒子當時十二歲，我們挨斗的時候，他便和張達志同志六歲的小女兒圓圓一同去送飯。飯是他們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鍋糊米飯，下面還埋著雞蛋和未熟的綠豆。兩個孩子一路走還沿途檢些散落的傳單，準備留給我們回家看。可常常是飯沒送進去反還讓罵一頓“保皇派”被趕出來……

那時候造反派經常去家里胡鬧，有時候剛參加完批斗會回家睡下沒幾分鐘，另一派的又來揪斗。為多睡會兒覺，我和張達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樹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進屋。有一次，站著站著就在樹底下睡著了……

當時，全國軍隊（機關）亂得一塌糊涂，各大軍區造反派無法無天，軍隊指揮失靈，無法擔負戰備任務。很多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因不堪凌辱，紛紛跑到北京回避，住在京西賓館“避難”，還有些住進了醫院，南京軍區的許世友更是帶槍上了山。

后來，軍區“四大”結束后，我們在北京開會碰到一起，許司令還對我嚷嚷：“誰象你們一樣，還老老實實等著人家斗？”吃飯時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說我和張達志是全軍唯一老實接受批斗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

由于各大軍區“四大”期間都是文藝團體鬧得最兇，因此，“四大”結束后，由南京軍區帶頭先解散了這些造反派的發源地。我們也步南京軍區后塵，解散了軍區戰斗文工團和軍樂隊﹑體工隊。這些人后來聽說有的轉了業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鄉另謀出路。當年他們造反的時候還都很年輕，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們，他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主席說：“張、冼是老實人。”

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間，由于工作的關系，我經常去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一些會議。有時候是中央叫去聽匯報，有時候又是全國會議的西北組召集人，因此，與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觸機會也就相對多一些。

那個時候經常是中央辦公廳的一個電話打來，緊接著隨后專機也就到了。中央和軍委召集的會議一般都在京西賓館，會議都很保密，尤其是黨的全會，基本都是會議開完后才見報見廣播，在整個會議期間媒體是決不做報道的，只有“美國之音”才在夜深人靜時作一些猜測。

住在京西賓館開會，尤其是全國性的會議，低頭抬頭吃飯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諸侯”。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親戚在北京，由于會議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時候子女和親戚來訪，就安排在專門的房間里，個別時候安排不下就兩家進一個房間，我就遇到過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個房間里接見女兒。過后，大家都大發牢騷，對此種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賓館，過的是集體生活，吃飯十個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飯票。那個時候我們是吃一塊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員是八毛錢一天。經常看見陳永貴﹑吳桂賢﹑尉鳳英等人和工作人員一道去吃八毛錢一天的伙食。這些從基層上來的同志工資并沒有增加，國家給一些補貼也是有限的，因此他們都很節儉。在我們省上開會時也一樣，有些基層的干部還自帶干糧呢。

軍隊“四大”結束以后，毛主席決定讓解放軍出來“支左”。5月，毛主席接見了在北京開會的各大軍區領導，我和張達志也參加了接見。剛剛經歷過“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見就是得到黨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們的心情都非常激動和興奮。毛主席和我們一一握手并與我們一起照相留念，當周總理把我和張達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邊并介紹我和張達志經歷“四大”的情況時，毛主席指著我和張達志同志說：“張、冼是老實人！”主席的一句話，說得我心頭一熱，頓時百感交集，覺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煙消云散了！在后來的一些接觸中，主席又幾次講過“冼恒漢是個老實人”的話，使我終生難忘。

1971年“9.13”時，總理半夜給我打來電話，當時我已吃了安眠藥，腦子昏昏的，一聽是總理的電話，便立即強迫自己清醒過來。總理說：“那個經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張達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緊急戰備。”第二天，總理又親自打來電話落實戰備情況，在詢問完畢后，聽得出總理心情很沉重，他說：“冼恒漢同志，西北地區你要做牽頭人呀。”我當即表態：“總理，我不行，還有李瑞山同志他們呢……”總理說：“你要當仁不讓嘛！冼恒漢，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況，當時的西北局已名、實俱亡，各地省自為戰，總理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為西北組的召集人。說句實在話，由于我在軍隊工作幾十年，對地方的情況并不是太了解，更談不上有什么經驗了，因此我一再向總理推薦李瑞山、胡繼宗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總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說什么，一方面覺得不能辜負主席和總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這付擔子。

第三章 十年“支左”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毛主席號召全國全面奪權，“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向走資派奪權”的階段。

進入奪權階段后，我們軍隊的同志，普遍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對地方上亂揪斗﹑亂沖闖有看法，比較反感，軍隊也時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沖擊。當時，八屆十一中全會規定軍隊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組的管轄的，軍隊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當時地方的社會秩序非常混亂。一派群眾奪了“走資派”的權，另一派群眾又來奪這一派的權，各派都說自己是“左派”，指責別人是“保守派”。到處都是哄搶檔案﹑查抄文件﹑沖擊機關﹑搶奪“走資派”，隨之而起各地出現了武斗﹑流血事件……這種局勢眼看著愈演愈烈。

為收拾天下大亂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關于人民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決定。

《決定》指出：“在奪權斗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斗爭，而不應該充當保衛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發展成包括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在內的“三支兩軍”。

1967年2月12日，軍委指示要各大軍區立即停止“四大”，準備參加“支左”。但實際上軍區的“四大”停不下來，我們說話沒有人聽，“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續到4﹑5月份。當時，蘭州軍區“四大”還未完全平息，我和張達志還都來不及洗澡換衣，便被專機接到北京領受任務。

關于蘭州軍區“支左”的安排，具體人員分工是毛主席親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閱批示的，但布置任務是周總理親自談的。

總理先對剛從批斗會場上下來不久的我和張達志表示慰問，問我們身體情況怎么樣？然后，總理對我們表示堅決的信任。總理說：“你們都是好同志，老實人，過去都對革命做出過很大的貢獻。這次軍隊機關‘四大’，受到沖擊，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嘛……黨是信任你們的，毛主席是信任你們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總理又說：“經毛主席批準，由蘭州軍區負責組織陜﹑甘﹑寧﹑青的‘支左’工作。張達志同志分管軍隊的工作，冼恒漢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動起來。現在國家有困難，各地武斗那么嚴重，工廠都不生產了，造反派不搞聯合，需要人民解放軍出來做工作。你們要為黨分憂，為毛主席分憂。西北是工業重鎮，國家有許多大項目在那里，一點差錯都不能出，全靠你們了……”

總理的話語重心長，我和張達志本來還憋著一肚子委屈想向總理傾訴，這一下全化為烏有了。我們看到總理一臉疲憊，眼睛里布滿血絲，心情很沉重。當時國家那么亂，中央文革小組又不斷找茬子，看到總理心力交悴的樣子，我們都很心疼，當即向總理表態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爭取早日穩定大西北的形勢和恢復生產。

回來后，我們立即召開軍區常委會傳達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辦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將。甘肅省的“支左”工作由當時的軍區副司令員楊嘉瑞同志負責；寧夏自治區由軍區副司令員康建民同志負責；陜西省由當時的21軍軍長胡煒同志負責；青海省由劉賢權同志負責。干部決定以后，再由他們分頭負責組織各地的“支左”班子，一級一級動員﹑開會，把中央的精神傳達到每一個“支左”人員。

當時，很多同志都是剛從批斗會上下來，大標語上還在繼續“油炸”和“火燒”。但是，毛主席﹑黨中央一道命令下來，這些受命于國家危難之中的干部，顧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連發牢騷的時間都沒有，便立刻收拾行裝，奔赴新的工作崗位。從此，我們這些軍隊“支左”人員便開始了沒日沒夜的工作。

為了盡快恢復秩序，在“支左”解放軍的幫助下，各大﹑中﹑小學校很快都進駐了軍宣隊和工宣隊。當時，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訪問團贈送給他的一些芒果送給清華大學的宣傳隊，對大家鼓勵很大。軍宣隊﹑工宣隊總算使各地區﹑各單位有了領導，較快地結束了極度混亂的無政府局面。

蘭州軍區的“三支兩軍”工作，主要的負責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認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我的辦公室和宿舍里安有專線電話，經常可以和總理辦公室通話，直接請示和匯報工作，也可以及時得到總理本人的具體指示。許多直接指導西北地區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經過毛主席親自批示圈閱的。在我“支左”期間，我從未和“四人幫”有過直接聯系，也不記得得到過他們的什么指示。我是一個老共產黨員，跟隨黨和毛主席干了一輩子革命，幾十年斗爭中風風雨雨走過來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聽一些根本沒有經過革命實踐檢驗過的人的瞎指揮。何況，我對這些人是有抵觸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復雜，我就是認準了只跟毛主席和周總理，這一點，我的頭腦始終沒有動搖過。當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歷史，這似乎有些教條和僵化，但我們不可能擺脫當時歷史的局限性來談問題，我們應該實事求是才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對于這一決定，我是從心底擁護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當時那個天下大亂的局勢下，讓解放軍來收場，由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以及后來的工宣隊﹑軍宣隊的派駐，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了重要作用。很難設想，如果當時沒有解放軍的介入，局勢將會怎樣發展。盡管執行的是中央當時“左”的方針政策，但這是當時唯一能夠有效使用的結束這場已經動用了真槍實彈的“八百諸侯，全面內戰”的手段。當然，“支左”工作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整個大的前提錯了嘛，當然具體措施的對否也就無從談起了，這些問題我想還是留給專門的研究人員去討論吧。

初識“造反派”

對于“支左”，我們的頭腦里始終存在著一個實際的問題：誰是“左派”？這個問題無論是毛澤東本人或是中央當時的各種文件中都沒有講明，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為什么？現在看起來就是因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組也不清楚。正因為這樣，所以在后來的具體執行中才容易產生偏差，以至給有的地區帶來了嚴重后果。

蘭州軍區機關地處蘭州，我們雖然對甘肅的運動情況了解得多一點，但對于甘肅各派群眾組織我們到底支持哪一派，當時我們的“支左”干部雖經過一番考察和接觸，但還是猶豫得很，實在很難下這個決心。

當時甘肅省造反派組織的基本情況是這樣的：一派組織由出身比較好﹑黨團員比較多的群眾組成，他們比較遵守紀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強，被激進的造反派稱之為“保守派”，這就是“革聯”。這派群眾以一般干部為多；

還有一派組織是由造反最早﹑斗爭最堅決﹑運動一開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壓制和打擊的鐵路工人們為中心組成的“紅聯”。由于一開始受到不公正對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確﹑態度堅決。但由于參加者人數眾多，各種成分都有，難免魚龍混珠，各種違犯紀律和亂搞的事情時有發生；

由于“紅聯”存在的問題，于是從中分化出另一派組織“紅三司”，這個組織大部分由學生和工人組成，他們的政治目標和“紅聯”一樣，但組織成分較為單純，比較守紀律并擁護軍隊。

三派都是群眾組織，到底支誰舍誰？實在不好下這個決心。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猶豫后，我們想摸一下中央的態度。

由于甘肅省委在運動的一開始便是得罪了群眾的，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汪鋒同志是被點了名的。因此，幾派群眾組織目標對準省委是比較一致的。當時，紅衛兵們鬧到北京去，中央以周總理為首的領導同志還接見了他們，并講話支持了他們。后來，在北京形成解決甘肅問題的三個文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曾明確表態支持所謂紅三司，這樣一來，我們當然也就支持了這一派，爭取和團結另外的群眾組織。

“三個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總理指示，調我到北京去領受解決甘肅問題的具體任務，幾天后，中央又把當時甘肅的各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和原甘肅省委書記胡繼宗同志也調去。在中央的會議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關于結合胡繼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名單，在此基礎上經過討論并形成了解決甘肅問題的三個文件（因為是8月5日從北京帶回來的，因此甘肅群眾稱之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確定了要結合誰、怎么搞大聯合、成立省革委會等一系列問題。我在甘肅“支左”，完全是遵照這三個文件辦事的。　

由于對三個文件各派群眾意見不統一，尤其是“革聯”的群眾，抵觸情緒相當大。當時，街上出現了不少大幅標語，有擁護三個文件的，有反對三個文件的，持反對意見的大標語直接點名說三個文件是張達志、冼恒漢欺騙中央搞的，要：“打倒張、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非常艱巨，要把全省的群眾聯合在三個文件的精神下，要復工﹑復課，成立革委會，恢復秩序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時間，我們全體“支左”人員幾乎是連軸轉，哪里出現問題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決問題隨叫隨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經吃了安眠藥，腦子已開始犯困了，電話一來，說什么地方出了問題，放下電話，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風一吹，睡意也就沒有了。當時就是感覺責任重大，一點都馬虎不得。

但是，在籌備成立省革委會的過程中，各派群眾組織的意見不一致，甚至“紅三司”自己內部的意見也不統一，爭論的很厲害，影響了大聯合的進度，這樣，就有一個統一認識，即促進聯合的問題。

分歧的實質是成立甘肅省革委會時結合誰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會已經成立以后，有些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都很大，具體地說就是反對結合胡繼宗同志，提出結合裴孟飛同志。

當然作為裴孟飛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間，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但由于運動一開始便得罪了群眾，有些群眾組織還心存芥蒂，另外當時中央對他的問題也沒有一個說法。

胡繼宗同志是當時在北京解決甘肅問題時毛主席親自點名要結合的干部。這個同志很樸實，工作也很踏實，過去和華國鋒在湖南一起工作過，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當時在討論結合誰這個問題的時候，支持中央提名結合的胡繼宗等領導干部，沒有同意一部分群眾提出的結合裴孟飛的意見，我認為這對穩定當時已經初步恢復的政治局面是有好處的，對鞏固當前大聯合的雛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來的事實證明了胡繼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認真踏實﹑任勞任怨，在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一個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來，這個同志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臟病發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眾組織在干部問題上以及各派在革委會中占有席位名額上的意見不一致，造成各派爭論不休，互不相讓，街上的大字報一茬接著一茬的換，不是你的蓋了我的，便是我的蓋了你的，常為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會成立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個問題幾派都有分歧，工作是異常的艱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為“大聯合”是基礎。那一段時間，我們的“支左”干部真可謂是“苦口婆心”了。

盡管我們給各派組織的頭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據毛主席關于“要支持革命群眾組織中的左派”的指示，對他們嘗試團結和教育，但個別造反派頭頭，還是從各自的派性地位出發，爭權奪利，言而無信，出爾反爾，致使我們對某些造反組織頭頭深感失望。這也造成了后來革委會中軍人成分為多，而群眾代表則以勞模為多的普遍現象，理論上應由革命群眾、革命干部和軍隊干部組成的革委會，最后實際上主要由軍隊干部組成，而紅衛兵和老干部在革委會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無政府主義，許多干部都被本單位或社會群眾組織分別關押批斗，致使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為各派群眾相互爭斗的原由。針對這一混亂狀況，我們以統一監管的名義，將各派組織抓去關押審查的省廳級地方干部，全部收歸“支左辦公室”統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專案組，對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除了大張旗鼓宣傳三個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點放在做好各派群眾組織的聯合工作上，我還親自抓造反派的整風，抓蘭州地區三派組織的大聯合。我要求支左人員一律下到基層，狠抓三個文件的落實，促進解放干部和大聯合，并以省籌備小組和蘭州軍區支左辦公室的名義，制定和發布了有關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發展生產等三個八條規定，強調對犯錯誤的干部要按黨的干部政策對待，反對“掛黑牌子”、“戴高帽子”，隨意罰跪捆綁，不準亂揪斗、抄家搜身；規定凡離開工廠、學校到社會上參與活動的工人、學生一律回工廠、學校就地“斗、批、改”，不準搞大規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會；要求各單位的各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繳散落在群眾中的槍支、匕首等，這些規定對穩定當時甘肅的局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肅省革委會成立，成立以后連革委會的牌子都沒有地方掛，結果掛到蘭州飯店。因為當時原省委、省政府的機關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眾組織占據著，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時間大的武斗雖然沒有發生，但小的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類的沖突還是經常發生。解放軍“支左”人員雖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決了，有的地方解放軍根本進不去。社會秩序還是很亂，警察不敢維持和干涉。

那一段時間社會上針對解放軍、針對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會的大字報和大標語都很多，有反對的，有擁護的，今天你的蓋了我的，明天我的蓋了你的。對這個問題，我們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對地方上的干部、群眾又不認識，我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無非就是一個要政府，一個不要政府；一個要治，一個要亂嘛。我們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搞大聯合，搞“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抓革命、促生產，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當然，在那樣混亂和復雜的情況下工作，要不犯錯誤是很難的，這是實際情況。

復工復課“鬧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央、軍委作出《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當時我們軍區的“四大”都還沒有停止，我和張達志同志還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這個“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總理提議，經毛澤東主席批示，明確由我負責組織蘭州部隊參加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四省區的“三支兩軍”工作，張達志同志負責軍區工作，我和張達志到北京領受了任務。當時正是天下大亂，而收拾這個混亂局面的任務只有靠解放軍了。但是，一堆亂麻，工作從何下手呢？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是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思路。現在分析起來，歷史上“大亂大治”都是發生在政權更換、改朝換代的時候。在現階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共產黨掌握著政權，根本不需要通過“大亂”來達到“大治”，否則只能亂了自己。但當時的情況是國家已經亂到了極點，毛澤東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讓解放軍出來收場，居然在不長的時間內控制住了局面，顯然，如果沒有毛澤東崇高的個人威信，沒有解放軍的“三支兩軍”，后來的局面是很難設想的。

為了穩定混亂的局勢，我們首先調集部隊進駐劉家峽水電站、白銀公司、蘭化、蘭練、蘭州鐵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肅的幾個重要國防軍工企業等重點單位和地區，并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各大專院校、省市機關做群眾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對公檢法機關、金融系統、電臺、檔案機要等部門實行軍管。為穩定農村局勢，保證農業生產，我們的“支左”人員做了大量的工作，勸說“造反派”不準到農村串聯，農民也不準進城游行等。我們還以省革籌小組和蘭州軍區支左辦公室的名義，制定和頒布了有關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發展生產的多項條款規定，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廣為宣傳并督促落實。

由于甘肅的戰略地位（當時是反修前線），中央對建在這里的幾個國家大型工礦企業以及幾個重點國防軍工企業非常重視，有些重點項目的建設，周總理更是經常親自過問，我也向中央、國務院立下“軍令狀”，保證按期完成。

比如劉家峽水電站的復建。劉家峽水電站是國家1964年投資興建的，工程進展到關鍵時刻，文革開始了，由于派性嚴重，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無法正常指揮生產，當時我們派出了軍隊得力干部進駐工地，和施工人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做群眾工作，解決派性問題，使工程指揮、技術人員以及施工工人能夠不受社會上混亂局面的干擾，專心至志加快建設進度，使電站于1969年提前發電投入生產。

劉家峽水電站建成后，甘肅的電用不完。國務院指示我們要支援陜西關中、漢中地區的國防廠礦生產用電。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專門拿出資金，派軍區“支左”干部負責指揮架設了從劉家峽到陜西關中的三十三萬千伏的高壓輸電線路，保證了陜西地區國防工業生產用電。為此，水電部還發文向全國進行通報表彰，并組織人員參觀學習。

再如酒泉鋼鐵公司，這個工程國家投資十二個億，十年沒有建成投產，“文革”期間更是成了一個無人問津的爛攤子，周總理很關心這個項目，經常過問。我向國務院匯報了情況，也提出了我們的具體想法和建議，國務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國各有關部門大力支援，重新上馬建設。1971年1月，在中央組織召開的會議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員向周總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鐵，我倆從高爐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點將第十九軍副軍長郭時勝任建設總指揮，負責該工程的重建工作，經過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鋼練出了第一爐鐵水，開始投入試生產。以后，經過軍、地干部和技術人員、廣大工人群眾的進一步努力，終于把酒鋼這個爛攤子初步建成甘肅的鋼鐵生產基地。

此外，我們對蘭州鋼廠、蘭州機械廠的興建，對長慶油田的勘探和建設，對蘭州化學工業公司、白銀有色金屬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窯街煤礦、靖遠煤礦的擴建改建等工程，也盡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軍隊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參加領導，具體組織落實。同時我要求我們省委、省革委會的有關負責同志都要抽時間親臨現場檢查工作，就地解決困難，保證工程順利進行。這些項目都很快建成投產，為國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資。1970年以后，甘肅每年向國家上交利稅達十八個億多，改變了歷史上工業產值排名落后的狀況。

我們省的幾個中央直屬大型國防軍工企業生產形勢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長風、萬里、新蘭等廠，那幾年一直在戰備，這些廠子的生產任務都壓得很緊，在別的省區還在武斗的情況下，我們這些企業年年超額完成任務。我每次去北京開會，周總理以及國務院幾個有關部委的負責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滿意，說中央在甘肅的幾個大型企業和幾個國防軍工企業都很出色，保證了國家急需物資的生產和供應，為戰略需要作出了貢獻，為原子彈按時試爆成功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成功發射做出了貢獻，這在文革動亂時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肅省歷史上是一個工業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私營企業，產值非常低，輕工產品也幾乎全靠外省區調撥。解放后，國家撥款建廠大力開發甘肅擁有的豐富礦產資源，使甘肅成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但由于基礎太差，底子太薄，工業產值在全國排名總是倒數幾名。

由于軍隊、地方廣大干部群眾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們的工業排名前進了不少。除了鋼鐵、發電、冶金、礦產、機械、軍工等外，我們的輕工產品也上了一個臺階，當時我們的毛線、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廢料制作的氫綸產品在全國來講也是質量上乘的。我們還建成了甘肅電視機廠，擁有了黃土高原自己設計生產的電視機，雖然是電子管的，體積很大，樣子看起來顯得很笨重，但這意味著甘肅電子工業的一個里程碑。我們的汽車修造廠也很不錯，柬埔寨的賓努親王訪問蘭州時乘坐的敞蓬汽車就是他們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適、安全，賓努親王很感慨，說原以為甘肅是個人跡罕見的荒涼落后地區，沒想到還能自己改造汽車。

不能不提到一點，當時的“抓革命、促生產”、“復課鬧革命”以及“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些口號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充分利用了這些口號，使工人返回了工廠復工，學生返回了學校復課，社會秩序安定了，人們都立足本職工作了，混亂的局面結束了，生產和經濟工作才能談得上進行和發展。

脫貧之水黃河來

甘肅地處黃土高原，歷年來干旱少雨，自然災害不斷，農業生產條件落后，歷史上就是一個長期貧困和缺糧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飯，人民生活非常困難，不少地方群眾一年幾乎有半年以上處于忍饑挨餓的狀態，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討飯度日。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國家支援，從外省區調撥大批糧食接濟才能勉強度過貧困生活。所以，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是擺在剛剛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會面前的第一個大難題。

根據毛主席、黨中央“農業是基礎，糧食是根本”的方針，我們把抓好農業生產，爭取多打糧食擺在省委、省革委會工作的第一位，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在省革委會成立后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我們的主要議題就是討論農業發展問題。

甘肅地處黃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積，常年雨量稀少，蒸發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連草都不長，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積聚雨水和雪水，條件十分艱苦。加之多年來缺少治理資金，農業技術人員嚴重缺乏，歷屆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這個難題，因此，想把糧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難比較多。但是甘肅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實、厚道，這是有利條件。

我們部隊參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對改變甘肅的貧困面貌信心不足。我對他們講，我們這些人雖然不是甘肅人，但解放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這里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肅人民種的糧，喝的是黃河的水，也算是甘肅的半個兒子了吧？解放這么多年了，這里的條件還這么差，老百姓還這么苦，我們作為共產黨，如何向人民交代？現在黨要我們來做這里的工作，我們一起為甘肅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肅發展農業，關鍵是水。有水就有糧，有糧老百姓就有飯吃。因此，我們提出要改變干旱面貌，必須以“水”為大，下大力氣解決水的問題和控制水土流失問題。省委、省革委會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重點抓好“兩西”（河西、定西）建設的設想規劃。要利用祁連山的水力資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糧生產基地；要下大力改變定西地區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強水利設施建設，修造梯田，打壩填溝，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為此，我們專門組建了“兩西”建設指揮部，選配了懂業務、有干勁的干部具體負責。

這個設想計劃上報國務院后，國務院領導認為很好，又把甘肅的“兩西”擴大為包括寧夏“西海固”地區，合稱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設工程，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牽頭，加大投資，統一實施。幾年后確實見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實際經驗。

在那幾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會的其他有關領導同志們每年至少有四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視察和調查研究，我們分別深入各地農村蹲點（我在最窮的通謂蹲點），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體察民情，了解情況，聽取基層干部的意見。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提出了許多關于治山、治水、如何解決人畜飲水、農田灌溉防滲漏、壓砂保墑、如何解決種樹成活率等許多實際問題，為我們決策打下了基礎。

為了增加治水經費，我多次找國家計委做工作，使計委批準每年投入三千多萬元，用于打機井和建設水利設施。幾年中我們全省共打機井六萬多眼，使八十多萬畝旱地變成了水澆田，其中一部分農田達到旱澇保收。

為了充分利用黃河流經甘肅境內的地理優勢，在續建好劉家峽大型水力發電站的基礎上，我們又先后興建了蘭州郊區的八盤峽水電站和地處隴南的白龍江上的文縣碧口水力發電站。

為了解決嚴重干旱問題，我們請專家研討論證指揮設計并率領群眾修建了景泰一條山、靖遠、會寧、榆中桑園峽、三角城等黃河提灌工程，使幾十萬畝旱地變為穩產高產的綠洲。當時，蘭州幾個大的中央廠礦企業都把農場建在景泰一條山一帶，有了水，那里變成了江南，這些企業也都紛紛解決了一部分農業戶口的家屬的安置問題，這些家屬都有種田的經驗，把個一條山農場經營的有聲有色，坐在火車上經過這一帶時可以觀賞到這片沙漠中的綠洲。

為了徹底改變蘭州以北地區的干旱狀況，我幾次向周總理請示、向國務院報告，建議撥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澆灌秦王川百萬畝旱地的浩大工程。為了研究制定實施方案，我幾次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徒步到實地勘察，遺憾的是，當時因為經費、技術條件所限，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資源，我建議蘭州發電機廠和水力渦輪廠生產中小型為主的發電機產品。我跟他們講，你們要多生產中小型機，以滿足隴南、隴東和河西地區的中小型發電提灌的需要，你們自己也解決了銷路。后來，河西民樂縣的兩個中型水庫，安裝了幾臺中小型發電機組，解決了全縣工農業生產和群眾日常生活用電，群眾很滿意。

經過全省干部群眾幾年的艱苦努力，甘肅的農業生產條件有了改善，糧食產量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69年前，全省糧食生產一直徘徊在五十億斤左右，到1970年達七十三億斤，1975年又超過了百億大關，大部分地區吃糧達到了基本自給，多數老百姓基本能吃飽肚子，離家外出討飯的人少了。

我任甘肅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十年期間，我認為，我們甘肅的絕大多數領導干部和基層干部，以及我們絕大多數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認真踏實的，態度是積極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潔自律，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還都沒有忘記，在那樣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中，我們甘肅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礦出煤，鋼廠出鋼，電站發電，黃河水上山，戈壁旱地產糧，農業增長，糧食翻番，使絕大多數人有飯吃，社會秩序安定，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我們的干部們是在努力地為人民工作嗎？就連后來的省委書記宋平在1978年省黨代會上也不得不承認：“十年來甘肅全省各方面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按照肖、韓時期蘭州軍區黨委對我的“結論”的說法，十年來我們是在搞破壞，這就全盤否定和抹煞了我們甘肅的廣大干部和廣大“三支兩軍”人員的辛勤工作，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那幾年報紙廣播大會小會狂轟濫炸，給人一個這樣的印象：甘肅省委也好，蘭州軍區也好，不工作的人沒錯，泡病號的人正確（說是抵制錯誤路線），而大多數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卻錯了。我想，我們黨的事業、社會的發展，任何時候都需要勤奮敬業、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實現。因此，我們還是要講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一貫作風，我們在任何時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堅持這一原則。

甘肅中西部地區生活艱苦，風沙大，沙暴一起來人和車就被裹在沙渦中，稍一站不穩就會被刮倒，滿臉滿頭滿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張嘴就是一口沙，能見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個生產隊與另一個生產隊之間是大片的荒山禿嶺，中午太陽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連草都沒有一顆，人走過時只有被驚動的蜥蜴在戈壁上飛快地爬行。當時英國有個華裔女作家叫韓素音的，到我們中西部地區去搜集素材，來過好幾次。她對我講過，她第一次來時一下飛機就發出驚呼：“這里還能生存嗎？！”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省里和縣里的干部要頂風冒沙，不顧酷暑嚴寒堅持深入基層，每年不少于四個月。那時沒有任何補貼，也沒有獎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資待遇，甚至有的基層干部為了省錢都自帶干糧（有些帶點土豆找鍋煮煮當飯吃），沒有人說過什么，也沒有人提出要調動。

我們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條件比較好的地區的人，他們是解放大西北時轉業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幾十年了，找了甘肅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電影上說的，成了昆侖山上一顆草，風吹不倒，日曬不枯。這些資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還堅持在基層，很令人感動。

文革時期在基層工作的干部都有一個體會，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搞你的階級斗爭，不知什么時候你可能就要倒霉。當干部的不但撈不到半點油水，有些需要應酬的時候還要自己掏腰包。還有些縣里的基層干部進城開會，為了節省開支自己背干糧吃。那時候當干部不長工資，但事情要辦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語錄解決問題，想通了第二天接著干，許多基層干部就是這樣在工作（當然有些少數敗類除外）。這一方面說明我們文革時期搞階級斗爭擴大化，使我們的基層干部工作放不開手腳，心存疑慮；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黨長期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在黨的基層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潔奉公，盡職盡責，吃苦耐勞，發揚了我們黨的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

我們軍區派出的“三支兩軍”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樣，他們無論是來自什么崗位（有些還是從原子彈發射基地來的，還有各個崗位上來的），對自己將要執行的任務都盡職盡責。“支左”人員剛一進點時，工作難度很大，但他們堅決按照中央文件辦事，想方設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將幾派群眾聯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則搞“抓革命、促生產”，無論是在工廠、學校，還是在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的農村、油田、礦井等地，到處都可以看到穿綠軍裝的解放軍。

文化大革命中全國那么亂，到處是武斗，機關癱瘓，工廠停工，學生鬧事。甘肅自中央“三個文件”后便逐漸走上整治，并迅速開始恢復生產。這一切，如果沒有廣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兩軍”解放軍官兵們的努力工作是無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樸實，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肅是最平靜的一年，農村干勁十足，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記錄，也是解放以來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銷糧、第一次摘掉要回銷糧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結論”上講的，我們是在搞破壞，是在殘酷迫害廣大干部和群眾，哪里來的這個成績呢？“結論”顯然是把問題擴大化了。

當然，在那樣一個年代，我們也搞了農業學大寨，也抓了農村階級斗爭，提過一些錯誤的口號，傷害過一些干部和群眾。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階級斗爭擴大化，我在這個時期，無論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階級斗爭為綱，貫徹毛主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執行了那條極左的路線，是有錯誤的。但是，把這個全黨性的歷史錯誤都看成是甘肅一個省的，并且要我來負責，我也確實負不起這個責。另外，實事求是地講，當時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時代，無論從黨性、黨紀還是從個人感情上講，我們都只有執行，這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我們不能脫離開這個歷史背景談問題。

不能不承認，在學大寨的運動中，我也犯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比如在禮縣蹲了幾天，走馬觀花地看了幾個公社的農田基本建設，又沒有深入調查、研究，實際上只有幾個公社不錯，就當成是全縣不錯，結果講了許多大話，過頭話，樹了一個假典型，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影響很不好。

在農村，農民搞一點小自由，就說是資本主義尾巴，是搞修正主義。實際上到底什么是修正主義，誰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肅農業的過程中，我們過分強調了自力更生，沒有向中央、國務院要過多少救濟糧。當時我們的出發點是“顧全大局”“為國分憂”，想方設法自己省內調濟解決，現在反思起來，當時把問題想得過于簡單了。甘肅的農業問題是個歷史難題，我們苦干了十年，問題解決了一些，糧食產量上去了一些，但這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廣大的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也需要休養生機，因此適當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濟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牽掛

我這一輩子都是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中度過的，乍一免職時，什么事都沒有了，后來連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個局外人，猛然間誰都不需要你了，說個心里話，真還有點不適應。

人不工作了，心還是放不下，畢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還真割舍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興，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過一些了。天旱的厲害，我就著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來討飯了。天天關心天氣預報，天天記在臺歷上，這已經成了我幾十年的習慣，連我的兒女都說我，你又不工作了，還關心天氣預報干什么？我說，習慣了。甘肅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講，還得靠天吃飯，你不關心天氣預報怎么能行呢？

從蘭州到中川機場的幾十里公路線上，沿途都是鹽堿地，我們沿公路兩旁種上了樹，但成活率很低，樹死了，我們就組織人再種，一連種了三年。前兩次我都親自去看過，不知這第三次樹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條山黃河提灌工程我們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樹，有了草，有了莊稼，坐火車從北線走可以看見這一片沙漠綠洲。我免職前，省里已搞了個二期工程方案，已報請國務院批準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級，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了，如果工程實現預期效果，那么騰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幾十萬畝的旱澇保收穩產田了。可惜我沒能親自參加這一為甘肅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設，所幸的是，下一屆省委圓滿地將這個藍圖實現了，這也足以讓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來我們曾組織人勘察過，我本人也多次去看過，我們還搞過一個方案報國務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開始抓了，但因為沒有資金無法搞。現在從報紙上看，這個工程已經開始抓了，這說明我們國家經濟有了實力，有能力為老百姓辦些事實了。這個工程將來完工后，肯定會為老百姓造福，是個子孫后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還有一個問題老是在我腦海里轉，就是我們修了不少水庫，但水的利用率還有問題。你比如說修渠，甘肅的土地沙化的厲害，渠道的襯里就要有講究，砌得不好，水流經渠道，有相當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發了，那就很可惜。

還有，最近我看電視，那個以色列的自然條件就和甘肅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們澆地搞噴灌，我看這個很適合我們甘肅的情況，我們甘肅一個是缺水，一個是土地質量不好，水澆多了還容易鹽堿化，因此，應該借鑒國外的噴灌方法，搞些長臂式的大型噴灌機，既節約了用水，又解決了土地鹽堿化問題。

甘肅的自然條件惡劣，農業技術底子薄，技術人員缺乏。我們有一所農業大學，還有一些培養農業技術員的中專，但沒有經濟實力解決技術人員的待遇、房子等具體困難，致使一部分技術人材轉業、流失。要想以科技治農，就要留住農業技術專家，改善他們的實際困難，使他們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肅農業的工作中去。科技治農是根本解決問題的途徑，技術人員就是實現這個途徑的寶，所以要設法培養并能留住。

通渭縣是甘肅有名的貧困縣，荒山禿嶺，山上旱得連草都不長，建國以后，七任縣委書記都認為“通渭沒治”。 1976年，我曾去那里蹲點幾個月，親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極度的困境中。我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基層干部與群眾一起商量改變貧窮的具體措施。針對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嚴重，無雨無收成，有雨沖成溝的特點，當時我們提出了植樹種草、興修水利，發展養殖業等十項措施，發動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為了調動廣大農民治理荒山的積極性，我們還提出誰栽樹誰受益的政策。為幫助通渭縣盡快脫貧，我們還組織省委、省政府各部門派出工作組，結合自身業務進行具體幫助，對口支援。

說句心里話，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還生活在極度貧困線上，心中實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責：作為黨的干部怎么向當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他們，使他們盡快脫離貧困，和全省廣大農民一起逐步過上好日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離開了領導崗位，事情來的很突然，對通渭的許諾很多還沒有來得及實現，一些具體幫助也沒有來得及落實，更無法親自繼續帶領大家實現“治理通渭”的心愿，對不起通渭的廣大父老鄉親。但我深信，總有一天我會從電視上、廣播上、報紙上看到通渭人民擺脫貧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時，我會把酒遙祝那一方質樸、敦厚的農民兄弟們的！

甘肅的優勢是重工業，能源充足，資源豐富，但交通困難，能源優勢發揮不了。另外原料與加工能力不協調，國家在甘肅的幾個大型企業經常發生原料供應不足的情況，1974年我們搞過企業挖潛改造，蘭化的產量翻了一番，當時康世恩同志還在蘭化、蘭煉開過現場會，推廣過“兩蘭”挖潛改造經驗。但是要徹底解決問題，除了搞企業挖潛外，蘭化和蘭煉以及西固熱電廠應該嘗試搞聯合，可是這幾個廠子上級主管單位不同，歸幾個部管，具體問題很多，一時半時聯合不起來，寄希望于以后體制改革。

最近從電視上、報紙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繼完成了，有的是我們當年沒有來得及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來的同志們新搞的項目，總之，都是造福甘肅人民的好事情。這些工程完成后，對甘肅的工業、農業以及人民生活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大西北蘊藏著巨大的潛質，但她的開發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是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歷史任務。我們這一代人從解放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西北的開發還只是開了個頭，路還要靠后來人一步一步地接著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來年都沒有出門了，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但總想到甘肅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廠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項目，看看莊稼長得好不好，看看水渠還漏不漏水，看看樹木成活了多少??雖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牽腸掛肚的，比自己的孩子還操心。老伴兒看出我的心思，對我講，遠的去不了，就到近處看看吧。她找車陪我上皋蘭山看了看即將完工的蘭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確實還是小平同志那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肅十年，我對甘肅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滿著深厚的感情，有著一份割舍不掉的牽掛，因為這里畢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跡。還記得1974年去酒鋼解決問題，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隊干部群眾攔車勸阻不讓再行，使我非常感動。因為酒鋼的問題很急，所以當時我們也顧不上什么危險，在當地老百姓的帶領和護送下，和隨行的幾個同志硬是趟過洪水，趕往酒鋼。1975年我去天水視察，在翻越華家嶺時，因公路積雪結冰，汽車打滑，隨時有翻下深溝的危險。在險要地段，我和隨行人員都下來推車，路過的老百姓都主動過來幫忙。他們并不知道我們是誰，但看到我們穿軍裝，推得是軍車，知道是軍隊的干部。他們說，他們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軍是幫助他們的，所以他們見解放軍遇到困難也過來幫忙，這使我很受感動，好象又回到了戰爭年代的軍民魚水情中。我當時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肅的老百姓還生活的那么苦，我們這些當干部的還并沒有把他們從貧困中徹底解救出來，可他們見到我們這些干部摸樣的遇到困難卻能不顧嚴寒和危險主動前來幫忙，這說明了人民對黨的干部是信任的，是充滿希望的，我們還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對這一片土地盡了責任，作了努力。盡管現在這里還很貧窮，人民生活還不富裕，但我會在有生之年時刻關心著她，祝福著她，愿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縣強。

第四章 須要說清的一些問題

“油沙豆”及其他

導致我被免職的導火索是鐵路問題，但1977年6月中央解決甘肅問題時，并沒有把我和“四人幫”拉到一起，可后來事情的性質卻發生了變化。

事實上是肖華、韓先楚、宋平回到蘭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場圍剿冼恒漢的所謂“人民戰爭”。為了把我搞成“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他們完全不顧中央關于解決甘肅問題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據需要補充搜集材料，編織罪名。

當時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發什么，哪怕是道聽途說”，動員人們“翻箱倒柜”。在這樣一種人為煽動、一哄而起的氛圍下，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委聯合專案組給我羅列了一大堆所謂“冼恒漢投靠林彪、‘四人幫’，積極參與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證據”，并且在沒有和我本人見面核對及簽字的情況下上報中央，椐此定罪。而正是憑著這些不實之詞，給我拷上了“四人幫”代理人的枷鎖。對此，除了讓人深感痛心之外，還感到迷惑：三中全會以后，這種草菅人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還能暢通無阻？！

為了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同時也對我自己幾十年革命歷史負責，對這些將我置于死地的所謂“罪證”，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實。

一、關于江青給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問題。

1972年5、6月間，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江青參加了西北組的討論。有一天她發言時，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幾段。她發言后，大家建議，把毛主席這篇文章印發到會的同志，以便學習。她說：“我這份是政治局發的，將來還要收回去，印發恐怕不可能，你們要我可以讓護士抄一份，你們傳看。”第二天她來開會時，將抄件交給我（我是會議召集人），我就將這份抄件先給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傳閱，最后交我。會議結束后，江青也沒有收回。因為不是大會秘書處發的文件，收文件的單子上沒有提到這個手抄件，所以也沒有交，秘書帶回來了。回蘭州后我告訴秘書交黨辦保存。這是作為公文處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動。

二、關于“四屆人大時，江青送油沙豆”的問題。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快結束時，會議秘書處通知各省到秘書處領取油沙豆種，說此豆適合干旱地區生長，經濟價值也很高。我的秘書陳文生也去領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給我的。我們帶回去后，交給農辦要農科院試種。我還交代說，甘肅的傳統油料胡麻油不能廢棄。

三、同米士奇接觸的問題。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參加中央解決鄭州、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時，王洪文的秘書米士奇來看我的秘書陳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來，他也未去我的房間。我只是有事到陳文生房間看見了他，寒暄了幾句就走了。事后我問陳文生米士奇來干什么，陳說：“他要我給他代買一些中草藥。”

四、“江青擅自召開十二省（區）負責同志會議，在會上亂點亂問”的情況。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擅自召開十二省（區）負責同志會議，甘肅省也在其內。江青在會議上亂點亂問，其中也問到我。她先是問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說：“好哇。”因為我沒有思想準備，所以嘴巴沒動，后來她補問：“冼恒漢，‘反右’好不好？”我說：“好嘛。”第二句問：“你有沒有資產階級法權？”我答：“有。有一個公務員，還有一個大師傅。”第三句問：“甘肅形勢怎樣？”答：“還可以。”十二省（區）的同志都在場，都知道，可以查問。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我在省委常委會也好，在其他會議也好，根本就沒有傳達過。

五、同胡煒的關系。

胡煒原是21軍軍長，蘭州軍區副司令員，1973年由軍委葉劍英副主席指名調總參任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室主任。我同胡煒的關系完全是工作和禮節性的關系。文革期間我們每年都有幾次來北京開會的機會，每次胡煒都來看望陜西的同志，同時也來看看我。我們在一起談話主要是談地方的事情，偶爾也說“四人幫”的一些怪話。比如江青搞“江青傳”、搞“四人幫”，主席批評后，王洪文、江青想去見主席，被主席拒絕；王洪文參加軍委會議，說話說不到點子上；西沙群島戰役，上午那些人整葉副主席，下午還要叫葉副主席處理作戰的事，葉副主席很苦呀，等等。這些事情我們聽后都很氣憤，都表示憤慨。

我給他打過幾次電話，但他從沒有主動給我打過電話。幾次電話的內容是：

一次講皮定均同志飛機失事遇難；

一次問軍委工作組向仲華、徐立清何日動身來蘭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隊處于一級戰備狀態，問韓先楚怎么還不回來；

還有一次是“四人幫”粉碎后，中央打招呼會議后，韓先楚回蘭州才半個月，就又回北京了。韓說“301”讓他回去，我說，我們都很忙，實在分不開身，他身體也不算太壞嘛，怎么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憶就是這幾次電話。

以上接觸我認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觸和禮節性的問題，如果把同志之間正常工作接觸和純屬禮節性的來往也看成是政治問題，黨內就沒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煒是不是“四人幫”死黨，從未見過中央的正式結論，但韓、肖在給我的“結論”中卻定性說：“冼恒漢同‘四人幫’死黨胡煒關系密切”。

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決甘肅問題的會議上華國鋒曾經問我：“你在甘肅省農業學大寨會上的那個講話，一口氣說了二十多個“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搞的陰謀，……《光明日報》十月四日發表的，你十月六日在蘭州講話的時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來的消息。是從哪個渠道來的，要以嚴肅的態度向黨說清楚！”這個“另有渠道”的問題，象一塊千斤巨石壓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惱了好幾年，我覺得有必要講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肅省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了二十幾個“按既定方針辦。”但那時我認為這個指示是真的，因此，就進行了宣傳。根據是：

1976年8月中旬，華國鋒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傳達毛主席的兩條指示，一條是“國內問題要注意”，還有一條就是“按既定方針辦。”茅林同志（省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會上傳達華國鋒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講話精神時，還特意印發了一個書面匯報提綱，提綱中也寫了“按照既定的方針辦”、“國內問題要注意”這兩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國內問題要注意”一條后面加：（現在只傳達到這個范圍，暫不向下傳達。在這之前中央也發過電報，規定只傳達到軍）。這個匯報提綱當時常委每人發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會議紀要，可能還在，可以查，也可以向茅林調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報》9月16日的社論，以及9月18日至27日共六期《國內內參》上大量報道這方面內容，要講渠道就是從這里來的，這就是我講話的依據。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運倉等待解決問題時，偶然看到中央辦公廳1981年31號文件，內容是批華國鋒的，其中有這么一段：趙紫陽同志說：“我問我的秘書，‘按既定方針辦’怎樣來的？”秘書說抄來的。華接著說：“是為了同‘四人幫’斗爭的需要。”當我看到這一段話時，我的心情驟然輕松下來，所謂“要以嚴肅的態度向黨交代”的問題也同時解決了。

從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這個歷來以忠厚、老實著稱的人，其實也會說假話，并以假話陷害人。我不禁想問一聲，不顧黨性原則，以權壓人，這是你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人所應該具備的品質嗎？另外，托辭用這句話同“四人幫”作斗爭，你不覺得是自己底氣不足嗎？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孫殿甲同志告訴我，接北京給解放軍報記者打來電話說“四人幫”已抓起來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陳文生到總院找高副政委來（因韓先楚不在，高是黨委管黨委常務工作的），說有個事要告訴他。高來后，我照孫殿甲同我談的內容告訴高，我又說，如果是真的，中央總要開個會吧，不然總要發個文件吧。我們又扯了一下可能發生什么問題，我們分析，除上海、清華、北大可能要出一點事外，不會出什么大亂子，軍隊總的來說沒有他們的市場。后來有人揭發說我說這次粉碎“四人幫”是什么宮廷政變，純屬造謠。

八、關于所謂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起哄”的問題。這個帽子韓先楚強加到我的頭上，還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頭上更合適。

要說在廬山小組會議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陳伯達錯誤之前，確實是有不少的同志。但對于我們這些長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鉆營的人來講，上層斗爭的內幕，我們是不清楚的。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任國家主席，哪個不表個態擁護毛主席？韓先楚在華東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兇。當時毛主席還不無惋惜地指出：多數中央委員都不懂一點唯物主義，而輕易就相信一些騙子的天才論。并指出要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委員中開展學習馬列主義的唯物論，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說我在西北組“起哄”，鄧穎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組，這件事情他們最清楚，是當時最好的見證人。

實際情況是這樣的，上午是邱會作、曹里懷等人發言，下午我剛到會場，毛主席就叫我到他的住處開會。會上毛主席嚴肅批評了陳伯達、李雪峰等人，而后規定三條：1、會議暫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當國家主席（大意）。我回來后立即宣布小組會散會，各組長留下。鄧大姐、董老要走，我請他們留下，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漢帶頭起哄的問題。“9.13”之后發的材料，林彪反黨集團說“西北組溫度不高”，這又如何解釋呢？鄧大姐還健在，可以請她說明一下當時的情況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2月18日回蘭州，當天下午在省委常委（還有鐵路局黨委常委參加）的會上傳達中央解決鄭州、蘭州鐵路局問題精神時，是點了鄧小平同志的名，這是事實，但這是經過解決鄭州、蘭州鐵路問題的中央領導華國鋒同意的。因為鄭州和蘭州參加會議的同志都問，回去傳達時，如果有人問，右傾翻案是誰搞的，我們怎樣回答？華國鋒說，你們可以點名，這個事不久就要公開點名了。

十、給我羅列的所謂“罪名”里有一條是：據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名要冼恒漢到中央工作。還有馬天水、王玉珍、徐景賢和劉湘屏等交代，說王洪文給他們講冼恒漢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實肯干等。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頭上呢？這怎么能作為證據給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調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誰也沒有給我說過這個事，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這個事，也只是議論了一下，又沒有真正調去，也算一條罪？那么已經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該怎樣說呢？另外中央還有不少老同志也說我的好話，這又怎樣解釋呢？

把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寫到我的材料中，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學的看問題嘛。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唯物主義者，我們只承認事實，不相信那些無稽之談，歷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教訓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馬天水、徐景賢、劉湘屏之流，我同這些人并不熟悉，有的還不認識，至于王洪文給他們散布冼恒漢的什么，那是他們的事情，由他們自己負責，同我毫無關系，更不應該寫到我的材料上，作為給我定罪的依據。

講到與“四人幫”勾結，什么叫勾結？勾結應該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組織活動，你來我往，信來信往，為了一個什么目的嘛。這些方面我都沒有，怎么叫勾結呢？至于勾結起來進行反黨活動，有什么事實呢？什么叫反黨活動呢？拿《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來衡量，能夠上哪一條呢？“結論”上沒有舉出一個象樣的事實來。

十幾年來我反反復復地講，我同“四人幫”并沒有你來我往，信來信往，拉拉扯扯的關系，甚至可以說同他們并不熟悉，僅有的兩次接觸，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飯，一次是莊則棟去甘肅，這也都是偶然發生的，這些我都不厭其煩地多次向中央講清楚了，何以叫“關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幫”的“賞識和信任”，有什么事實呢？他們給了我什么呢？所以說，賞識和信任我的是黨，有黨的信任和支持，我才在蘭州軍區當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當蘭州軍區政委時“四人幫”們還不知道在哪里呢？至于當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也是根據毛主席、周總理和黨中央的指示批準的。當時到北京研究班子時，我曾提議叫胡繼宗搞，總理堅持要我搞，他說，大軍區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掛帥。所以，與“四人幫”沒有任何關系，他們那個時候還在上海呢。

十一、“結論”說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緊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錯案”的問題。我首先要問，所謂“初期”是從何時算起？又到何時為止呢？如果“初期”是從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5.16”通知算起的話，那時候我在干什么呢？我還在甘肅農村蹲點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后去北京參加中央的工作會議。北京回來后，11月14日軍區機關“四大”開始，一直到次年4月，這期間我失去人身自由，進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應該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錯案呢？！

到是1966年9月3日，當時的甘肅省委書記汪鋒被群眾揪到七里河體育場批斗（當時我在天水農村社教），后到軍區總醫院治療。肖華知道后，專門給軍區司令員張達志同志打電話說：“趕快要汪鋒出來，他不能住在軍隊醫院。”張達志同志打電話與我商量，我們都覺得不好給汪鋒直接說，便拐了一個彎，通過地方的同志給汪鋒說，后汪鋒搬到七局醫院。

十二、“結論”不但給我扣上“四人幫”親信的帽子，而且還把我和“林彪反黨集團”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實事求是了。林彪反黨集團以及黃、吳、李、邱等從來就不信任蘭州軍區的張達志、冼恒漢。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從林彪同其死黨的談話記錄中查出，林彪說：“蘭州軍區連一個通風報信的人都沒有，要派一個人去。”結果派了XX任副司令員。這件事是紀登奎當面同高維嵩同志講的，后中央召開的西北四省（區）和蘭州軍區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紀登奎也同我說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委凡屬比較重大的問題，都是直接向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報告請示的，周總理曾當面同我們說過，各大軍區向中央反映情況的蘭州軍區算是比較多的。我們從來就認為，除向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報告情況外，不能也不應該向任何個人“通風報信”。

另外，前面講過的潘繼祖事件也足以說明問題。這不是一個孤立偶然的事件，因為，在文革中，江青在許多場合都講過吳法憲是她保的，江青和吳法憲勾結是很密切的。“四人幫”粉碎后，吳法憲交代，江青和葉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說什么你消滅我的“敵人”，我消滅你的“敵人”。對蘭州軍區的張達志、冼恒漢，毛主席、周總理是有態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們想公開的撤掉張、冼不可能，所以就通過潘繼祖這樣的人來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張、冼，安插自己的親信。當然，犧牲一個潘繼祖，他（她）們是干得出來的。

高炮一師是屬空軍建制，歸蘭空領導和指揮，同大軍區沒有關系，更沒有矛盾。潘繼祖這個人我們根本不認識，但他要下這樣的毒手，干掉張、冼。吳法憲對潘繼祖的所謂數年審訊，從來不給蘭州軍區透一點氣。江青對潘繼祖這個兇手一點不恨，反而利用職權釋放他。從這些情況看，不能不使人懷疑潘繼祖的后臺就是林彪、江青、吳法憲。而“結論”卻不顧這些事實，一味將我說成是“林彪”、“四人幫”的人，這不符合事實，也難以讓人信服！

十三、“結論”說甘肅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電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問”的詞句，從而“證明冼恒漢堅決效忠江青”。

唁電是省委發的，并不是冼恒漢發的，是宣傳部起草，常委討論同意的，怎能把這樣的事掛到一個人身上呢？同時不少省（區）和大軍區的唁電中也有這樣的詞句，這又如何解釋呢？上海倒沒有，能不能說上海同江青劃清界限了呢？唁電中是把江青作為毛主席的家屬來慰問的，怎么能把這樣的事情說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呢？這不是很可笑嗎？

十四、所謂“在黨的‘九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冼恒漢在西北組說：‘上面有個精神，對那些老右傾，既要選上又不能得票過多。’”的問題。

根據我的回憶，蘭州軍區和甘肅省的代表不是編在西北組，而是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以及海軍的代表編為一個代表團，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團的召集人。有一天晚上，吳法憲、郭玉峰等人確實召集了由各代表團派出的代表開了一個會，甘肅省是胡繼宗同志，蘭州軍區是高維嵩同志參加的。他們回來后，傳達了“‘老右’既要選上，但又不能得票過多”的話，我聽后說：“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決定。”

莊則棟河西行

莊則棟這個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開會時見過面，也沒有說過話。曉得他打乒乓球，是個世界冠軍，名氣很大。他來甘肅是宋平接待的。莊則棟當時是國家體委主任，因為甘肅的臨澤縣是個體育先進縣，據說受陳錫聯副總理指示，來甘肅調查研究體育工作并視察臨澤這個體育先進縣的。

莊則棟到蘭州時，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視察工作，是宋平當時接待的他。我在張掖時，宋平指示秘書給我的秘書打電話，說莊則棟到臨澤視察體育工作，我在張掖，不見不好，讓我接見他一下。

由于臨澤是張掖地區的一個縣，莊則棟看完臨澤后就到張掖，我們安排在19軍軍部見了一面。當時莊則棟見了我后就對我講，是受陳錫聯副總理的指示來視察體育工作的。我們在一起談了我省體育工作方面的情況，我提出要他幫助我們在蘭州修建一個體育館，他沒有答應，說現在體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農村去。寒暄了一番后，莊說他到寧夏時聽到些反映，說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團結，要我出面幫助解決。我說：“我不能解決，因為他是寧夏第一書記，我是甘肅第一書記，他怎么能聽我的呢？”莊說：“你是軍區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不聽呢？”我說：“那是兩碼事。”由于談不攏，就不談了，我們都出來看他打球。因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場球，吃了個中午飯，他就回臨澤了。當時陪同和在場的有關同志很多。

我認為這完全是一次純禮節性的交往，并且這次見面又是宋平交待辦公廳給我的秘書打電話安排的，他不打電話，我是不會接見莊則棟的。現在宋平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凈，卻對我無限上綱上線，說什么“密談”，什么給“四人幫”的心腹提供“炮彈”等等，可見這個人的品質。

我和莊則棟的這次會見，當時在場的人都可以作證。另外莊則棟并不只是到了甘肅，他內蒙、寧夏、青海都去了，這件事在其他省（區）都不成為問題，惟獨對冼恒漢就是問題，這是不公正的。

王洪文到房間來看我

和王洪文吃過一次飯的問題, 是當年做為把我定成“四人幫”親信的“重磅炸彈”。盡管這件事情是偶然發生的，而且運動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說明，但我還是要把當時的情況講一下。

1974年中央開會時，當時作為黨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幾個省的代表后路過我的房間，就順便也進來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說連工作關系都很少發生過，當年硬是總理做了工作我們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對這個人我一直持保留態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王洪文來的時候，事先并沒有給我們打招呼，我們正要去食堂吃飯了。他進來后，說了幾句客套話，就說：“我吃飯的時間也到了。”我們當時開會都是憑餐券吃飯，因為當時年繼榮也在我房間，因此王洪文叫服務員將三份飯送到我的房間，我們就一邊吃飯一邊說了幾句話。飯是普通的會議份飯，很簡單，吃完后我們各自向服務員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過飯后就走了，繼續看望其他省（區）的代表。

至于我們在一起說了些什么，我記憶不深，無非是些客套話，內容也沒有出格，決不是象“結論”上硬強加的那樣是“密謀”。當時有工作人員進進出出，服務員自始至終都在旁邊，這些都是可以調查清楚的。

王洪文當時擔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領導，不能說誰與他一有接觸就是參與了什么陰謀。再說我與王洪文平時工作中并沒有什么來往，互相之間并不了解，他就是有什么“企圖”也不敢貿然跟我這個不摸底細的人“密謀”呀！況且我當時并看不上他這個“年輕人”，覺得他是沒有能力擔負起黨的中央工作的重擔的。選他作中央副主席，當時我們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總理親自做我們的工作外，葉劍英還有個公開的講話，說什么王洪文當過兵、做過工、“過過江”、打過仗，是最“理想”的接班人，這個講話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轉發的。所以，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脫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看問題。

另外，對“四人幫”這幾個人，我還是有戒備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韓先楚的關系不好的問題時，我是直接寫信給毛主席、葉副主席、鄧副主席的，當時我是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這幾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發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觸，但韓先楚、肖華卻硬把它作為我和“四人幫”關系的重要依據寫進所謂“結論”中并據此定罪，我認為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話，我的炮彈將會多的多。

例如，1973年毛主席召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期間，江青曾把韓先楚請到釣魚臺的住處一起喝酒、吃飯，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幫”之后，韓先楚并沒有向中央講清楚。后來，中央查抄了江青的住所，韓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合影被抄出來對他不利，很著急，便在回蘭州的飛機上，向我講了這件事。我當時對韓講：“你在北京開會時，這樣的事為什么不給中央直接說？現在你給我說了，讓我怎么辦？”韓先楚說：“你是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我向你說了，不也就是向黨說了嗎？”

還有韓先楚長期稱病住在北京期間，曾有幾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獵，有時天黑了還出去打獵。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獵，韓特意找人給王洪文打獵的汽車安裝上了探照燈。這件事韓先楚在黨的會議上也從未講過。還是當時的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在看到中央下發的“四人幫”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獵的汽車探照燈，便當作“笑料”對我講：“那個探照燈是你們的司令員送給王洪文打兔子的禮品”，并詼諧地說：“有功勞啊！”

1976年冬，中央召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時，李先念同志對我講，韓先楚在武漢給他打電話，要求通過他給福建說一說，把已被福建抓起來的“四人幫”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頂了回去。韓先楚已經離開福建多年，還插手福建清理 “四人幫”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韓先楚同志同“四人幫”的關系又作如何解釋呢？

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如果把這些問題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往，而把我那幾件帶偶然性和禮節性的接觸都算作是“參與陰謀活動”的話，那么我們黨內生活還有什么實事求是？還有什么公正而言？我們判斷是非的依據又是什么？難道原則可以隨便因人而易嗎？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結論”還說我：“冼恒漢免職受審查以來，對立情緒很大。”那么我反問一句，十幾年來把我當成敵人來整，申訴無人管，辯白無人理，還要我不帶一點情緒？如果這樣搞的話，豈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線統治全黨時期的“肅反”了嗎？

趙永夫事件

1967年1月，黨中央、毛主席發出“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的左派群眾”的號召。1月22日，青海省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因召開省軍區常委會，討論支持西寧地區群眾組織“八一八”的問題，而受到另一派群眾組織“捍衛隊”的圍攻批斗。當時，造反派（包括一些軍區機關干部）把省軍區黨委常委們都拉到一起，強迫表態，并野蠻地動手拔領章、帽徽，罰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員趙永夫一人表態支持“捍衛隊”，因此受到造反派們的歡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劉賢權迫于無奈，于24日凌晨又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如何穩定局勢、扭轉混亂局面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現在無論表態支持哪一派都難以穩定局面，于是決定，把原來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慮這樣提法籠統些，比明確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釋。
這個新的決定，并沒有使各派群眾組織滿意，相反，事態越發嚴重。同時，省軍區機關造反派也借勢上街鬧事，并在機關內部擅自將劉賢權軟禁起來，不許他與外界接觸，這實質上也就是篡奪了省軍區的領導權。
劉賢權深感問題的嚴重，心急如焚，擔心如此鬧出大事來無法向中央軍委交代。于是，親自起草了一份電報稿，要向中央軍委和蘭州軍區報告情況。但機要員將電報稿退回，稱：“趙副司令不同意發”。
1月25日，蘭州軍區指示，不同意由軍隊接管“青海日報”社。省軍區機關造反派認為是劉賢權報告的，于是以此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電話，并派武裝戰士看守，實際是將他關押起來。
1967年2月5日，趙永夫召集機關造反派頭頭開會，造出輿論說，“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槍，并以自己劃線，將省軍區領導都劃成了“敵人”。
此時的趙永夫利令智昏，將自己封為青海省軍區第一把手。他親自主持召開了黨代表大會，會上由他宣布撤消劉賢權黨內外一切職務，并將其正式關押。他的這一切活動，事先事后都未向蘭州軍區請示報告，完全是一種非組織活動，性質非常嚴重。
這里還要說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寧地區，圍繞著倒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保第二書記王昭和保楊倒王的斗爭，西寧的群眾組織分成了“捍衛隊”和“八一八”兩大派，對立情緒非常大。現在，省軍區的機關造反派也加入了進去，致使局面更加復雜混亂。楊植霖、王昭看到形勢嚴重，省委難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離開了西寧，使省委工作完全處于癱瘓狀態。
由于趙永夫在省軍區機關造反派的支持下，奪了司令員劉賢權的權，又改變了支持“八一八”的決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眾組織的不滿，每天都開著宣傳車到省軍區大院門口叫罵，趙永夫對此十分惱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報”社有林彪漫畫的所謂“反革命”事件，要軍事接管報社。
由于趙永夫請示蘭州軍區遭拒絕，便擅自派出部隊強行進入報社進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眾的對立情緒，相互形成對峙。趙永夫再次電報請示蘭州軍區，要用部隊強行接管報社，蘭州軍區態度明確，堅決不同意。趙永夫十分不滿，派出副司令劉XX率領十幾名機關造反派，連夜到蘭州軍區辦公樓絕食靜坐，脅迫還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張達志撤消不同意他們軍事接管報社的批示。
盡管當時我和張達志同志自身處境還很困難，但我們還是堅決表態：批示不能改變，軍隊不能接管地方報社，更不能強行進入報社，并且對他們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作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劉XX等人看到我們態度堅決，只好返回青海，向趙永夫匯報。趙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親自指揮部隊，武裝占領“青海日報”社，并截斷了與外地的一切通訊聯絡系統，還采取措施，斷絕了由西寧通向蘭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準一切車輛通行。
23日下午1時，趙永夫下令部隊向阻攔的群眾開槍，這樣，一場流血慘案終于發生。在十幾分鐘的時間內，打死打傷群眾三百余人，現場慘不忍睹。報社內驚恐的群眾四處躲藏，沒有死傷的抓到就投入監獄。這就是曾經震驚全國的1967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發生后的當天下午二時，總參作戰部打電話問及蘭州軍區青海西寧發生了什么事？為什么軍隊、地方電話都打不進去？此時，我們還不知道西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便立即給青海打電話，根本打不進去。最后，只好通過蘭州軍區空軍系統的電話才接通了青海省軍區的電話。接電話的副政委王文英當時還不太了解情況，經他與趙永夫聯系后，回話說：“西寧市‘八一八’群眾組織發生武裝暴亂，首先開槍打死打傷干部戰士，軍隊為了自衛，實行了還擊，現已平息暴亂。”
趙永夫為了掩蓋事實真相，很快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了加急電報編造假情況。晚八時許，有位軍委領導給趙永夫直接打來電話，稱贊“打得好，是一個很漂亮的仗”，“軍委支持你”，并要他“徹底肅清殘余的反革命”。趙永夫接電話后，對別人說是“林副主席”給他打的電話。
24日上午，我和張達志電告青海，要省軍區領導立即來蘭州匯報，并派飛機將趙永夫、王文英及55師師長陳如意接來蘭州。在匯報中，趙永夫表現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張達志為了證實軍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軍委發電報請示確認，但始終沒有得到答復。
在西寧，趙永夫為了掩人耳目、欺騙群眾，將現場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個“尸體展覽”，讓群眾參觀，說這是“走資派劉賢權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還押解著劉賢權、張江霖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尸體堆積如山，院墻上、木樁上、樹干上到處是斑斑血跡，有的尸體還在燃燒，發出薰人的惡臭。被丟棄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見一支槍。
趙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組織，在西寧市進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逃離西寧，到蘭州和北京反映真實情況。
3月6日，總政電話通知劉賢權、張江霖去北京，當時是全付武裝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賓館，由于并沒有說明來干什么，劉賢權、張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測不安地度過了十幾天。
3月29日晚九時，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召集緊急會議，蘭州軍區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參加，同時青海的劉賢權和張江霖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一開始，總理就親自宣讀了中央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大意如下：
1、青海問題是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推翻了司令員劉賢權，篡奪了軍權；
2、趙永夫對西寧“八一八”群眾組織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群眾三百多人，逮捕群眾近萬人；
3、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經查，報社“八一八”群眾并無一槍一彈；
4、此事件與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
接著，總理宣布中央的處理辦法：由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同志全權處理青海問題，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除獨立師、獨立團外，在處理青海問題上，再劃歸幾個野戰部隊歸劉賢權指揮；向群眾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趙永夫負責；籌備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趙永夫隔離審查，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周總理宣讀完中央決定后，當即命令北京衛戍部隊武裝戰士把趙永夫等三人拷走，會場立刻歡聲雷動，呼口號：“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周總理同我、康健民、劉賢權和張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會后，又把我們留下具體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貫徹中央決定的問題。我向總理報告說，蘭州軍區準備派康健民副司令員去青海協助劉賢權同志處理青海問題，總理同意。中央對青海“趙永夫事件”的處理，當時還以紅頭文件告示全黨，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總理逝世，軍委葉劍英元帥曾經兩次指示我，讓我給青海的同志們做工作，把趙永夫從監獄里放出來，給予平反。
對于葉劍英的這個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這個案件是個關系到三百條人命的大案，是個在全國也排名頭號的嚴重事件；第二，這個問題是周總理親自處理的，而且人民大會堂的會議葉劍英也是參加了的，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質和處理過程他應該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為難。
在葉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話向當時的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和政委宋長庚作了傳達，但青海的同志們卻有他們的道理：“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周總理親自宣布處理的。這么嚴肅的事情，沒有中央的重新決定，就憑葉劍英一句話，我們不敢放人，也無權平反。日后出了問題，空口無憑，我們去找誰負責？”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葉劍英又親自派遣總政的兩個干部來蘭州，向我傳達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張江霖、宋長庚找來蘭州談為趙永夫平反的事，總政的來人也參加。在這種情況下，我請張江霖和宋長庚兩位青海的領導同志來蘭州，并請總政的來人向他們當面傳達了葉劍英的指示：盡快把趙永夫從監獄里放出來并給予平反。張江霖堅持沒有中央正式文件，僅憑葉帥個人一句話，我們不好辦。我也覺得張江霖的話有道理，便提議總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葉帥報告，最好請中央能下達個文件，便于下面執行，也好給群眾解釋。
這些意見我認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但卻直接觸犯了葉元帥的尊嚴。在1977年6月處理甘肅問題時，葉帥幾次提到我“不聽”他的“話”，“不執行”他的“指示”。而肖華、韓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將我打成“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張江霖也成了“四人幫”在青海的“掛帥人物”。可嘆張江霖一個四方面軍出身的老紅軍干部，在艱苦的青海地區辛苦工作幾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處理”。對此，連總政、解放軍紀委、蘭州軍區后來的幾屆黨委都一致認為處理不當，但由于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無法甄改。但愿我們黨內這種“以言代法”的極不正常的現象不再出現。

青銅峽事件

關于青銅峽事件的問題，因為事情牽涉到敬愛的周總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場合講。既然“結論”一再把我和康生掛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講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寧夏支左領導小組（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康健民為組長、六十二師師長徐洪學為副組長）向蘭州軍區報告說，駐青銅峽部隊處境困難，被一派群眾組織一萬多人包圍了好幾天，連水也喝不上，有的倉庫被搶了，槍也可能被奪。并且說，水庫的大壩有被炸的危險，如果事態再蔓延，有可能影響到西海固回民暴亂的問題，請示軍區如何辦？（這是我回憶他們報告的大意，在此之前，徐洪學同志曾電話講過上述內容，我讓他正式報告軍區）因為當時毛主席、周總理指示，軍區的工作由張達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來查清楚，由于派性，當時寧夏的一派群眾組織企圖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脅迫駐寧夏的支左部隊和蘭州軍區乃至中央來支持他們。所以，揚言要爆炸青銅峽水庫的大壩，造成黃河決口，淹沒下游。而且這些群眾手中也確實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搶奪地方武裝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們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殺傷能力。由于形勢嚴重，另一派群眾組織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況，強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堅決予以制止。但因為當時還沒有接到六十二師的詳細報告，我們對此情況還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師報告的當天晚上，我召開軍區常委會議，常委們一致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將寧夏的原電報轉報中央。

第二天深夜，總理親自給我打來電話，聽得出來總理非常著急，他說，報告收到了，你們提個處理意見報中央。要駐寧夏部隊派人守護大壩，決不能發生爆炸事件。

這樣，我又立即召集軍區黨委常委開會，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中。會上大家分析了情況，提出了三條意見：

一、為了確保大壩安全，在群眾沖擊大壩時，要大力宣傳，耐心教育群眾，講明破壞大壩的嚴重性，說服群眾自動撤離大壩；

二、若勸阻無效，仍有群眾進行爆炸大壩的行動時，部隊可以對空鳴槍警告；

三、若不聽鳴槍警告，繼續進行爆破活動，并在部隊阻止當中有人開槍向部隊射擊時，指戰員生命受到威脅，部隊可以還擊，但要盡力少傷群眾。（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給我打來電話說：“總理委托我叫我給你打個電話，你們關于青銅峽的處理意見報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們的意見。”我接到電話后，又立即召開黨委常委會進行了傳達，并且立即把中央的決定和軍區的意見告訴了寧夏支左領導小組康健民、徐洪學同志。

呈上啟下是軍區的責任，至于以后部隊是怎樣執行的，因為有別的領導同志專門負責，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肅地方上，沒有再具體過問。

后來聽匯報說，在部隊對空鳴槍警告后，一些群眾仍不停止爆破活動，準備炸壩，并且群眾中有人向部隊開槍射擊，有兩名戰士倒下，在這種情況下，部隊指揮員被迫下令開槍還擊，一場流血事件沒有避免。

“結論”上說，我還通過秘書和值班參謀指示六十二師前指具體怎么打，這完全是無中生有。我歷來不管這些具體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見，也是通過司令員、參謀長和作戰部長去辦，或他們找我商量去辦，我怎么可能會讓秘書、參謀去指揮部隊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匯報甘肅問題時，周總理主持“碰頭會議”正在接見寧夏代表團。總理讓秘書打電話叫我去參加，我去的時候，接見快結束了，總理正在講話，我向總理報告說我來了，總理指了個座位叫我坐下。

總理講話后，還有其他人也講了話。最后總理指示讓我講話，我推托說，總理已經作了重要指示，我沒有啥講的。總理第二次又讓我講，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總理指示的精神說了幾句，具體講的啥我也記不清了。好在這次會上所有人講的話都錄了音，凡是我講的，我都認帳。在那個情況下，我肯定會講錯話的。“結論”上說我是陪同康生接見寧夏代表團，這完全不是事實。

關于青銅峽事件，中組部和總政聯合工作組早已作了調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說：“支左發生的問題，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層層追究下面的責任。”（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通知《編號００１５６５》）

上述情況，我是在總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辦的，“結論”說我同康生勾結制造了這個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康生當時只是代表中央給我打電話，通知我們中央同意蘭州軍區給中央的請示報告。如果這就叫勾結，那也太簡單化了吧。

錢信莎事件

錢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員。文革期間，她曾是二醫大造反派的一個小頭頭。1968年畢業分配來蘭州軍區駐青海西寧市第四醫院工作。

分配來不久，總后勤部有一個叫陳昌洪的干部率領兩個人，持有當時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親筆批示的介紹信來蘭州軍區，說有重要問題要向軍區主要領導當面直接匯報。因我當時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就由張達志司令員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聽取了他們的匯報。

陳昌洪在匯報中說，第四醫院的錢信莎有重大問題，要求蘭州軍區派人派車協助他們把錢信莎從青海抓來蘭州關押。并說，案情的審查完全由他們負責，蘭州軍區只負責派人看管，不能讓死了、跑了，也不準問及案情。

按照他們的要求，軍區在招待所安排了他們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車協助他們連夜到西寧四醫院把錢信莎押解來蘭州，關押在軍區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專事看管，由陳昌洪他們開始對錢的審訊。

由于陳昌洪一行人在審訊過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為，并明顯有打罵、虐待等發生，致使錢信莎對立和抵觸情緒很大。對此，看管人員向軍區有關領導作了反映，有關領導對陳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過意見，請他們注意政策。但因為他們自恃是上面派來的，對軍區領導的意見根本聽不進去，反而還認為是“同情反革命”。 經過半年多審訊，陳昌洪一行回北京向軍委辦事組匯報。

1970年初，專案人員又帶著黃永勝等人的親筆批示從北京來到蘭州，要把錢信莎案交給蘭州軍區負責審理，理由是“錢信莎是蘭州軍區的人”，但又說“錢案”中有涉及中央領導的材料，為了保密，案情和檔案材料全部帶回北京，不移交蘭州軍區。我們軍區有關負責同志對他們這種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這個案件，理由是，事情發生在二醫大，前段由總后專案組審查，蘭州軍區無法完成這個任務，請他們向軍委辦事組反映這個意見。于是，他們返回北京匯報。

再次來蘭州時，他們帶來了軍委辦事組黃永勝等人的批示件，堅決將此案移交蘭州軍區，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準留下軍委辦事組的所有批件。對此，軍區有關負責同志產生了懷疑，覺得軍委辦事組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將來一旦出事說不清楚，便堅決要求他們將詳細案情移交清楚，并將軍委辦事組的批件留下，否則，軍區堅決不接收。

陳昌洪等專案人員見軍區態度如此堅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得將案件作了一般性介紹，并將所介紹內容的有關檔案材料留下，至于軍委辦事組批示件只同意給留下復印件，原件仍要帶回北京。

經過反復爭論和協商，軍區只接受對他們所移交案情材料有關內容進行核查，其它問題軍區一概不加過問，最后的定案處理由軍委辦事組審查決定。就這樣，在以軍委辦事組名義的高壓下，蘭州軍區不得不將“錢信莎案件”接收下來，組成了由軍區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成克仁為組長的專案組。

專案組成立后，對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幾個問題作了調查核實，但沒有發現什么重大問題，更沒有涉及到什么有關“軍委領導”的問題。在訊問中軍區專案組沒有發生逼供現象，這一點錢信莎本人也承認。

幾個月后，軍委辦事組多次催要軍區上報材料，并幾次電話說明軍委辦事組領導同志的意見，要我們以軍區黨委名義，按“現行反革命分子”定性報軍委辦事組。軍區黨委經過認真的研究討論，認為根據現有材料根本不能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她雖有些錯誤，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極左”的過火行為，構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蘭州軍區黨委名義向上寫這樣的定性報告。

軍區專案組電話向軍委辦事組專案人員講明蘭州軍區黨委的意見后，軍委辦事組專案人員答復：軍委辦事組領導不同意，堅持要按“現行反革命”定罪，并以軍區黨委名義書面正式上報。在此壓力下，我們無奈，只得寫報告，但在報告開頭明確寫上了：“按照軍委辦事組首長指示，將錢信莎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上報軍委辦事組，是否適當，請審定批示“。這個報告送上去后，一直沒有批復。

1971年“9.13”前幾天，陳昌洪等人又突然來蘭州，對軍區的報告只字未提，只說要將“錢案”收回，由他們自己負責審查，并要組成“聯合審查組”，由總政、總后、二醫大、蘭州軍區派人參加，由總后負責。軍區對他們收回“錢案”表示歡迎，覺得松了一口氣。并提出不派人參加“聯合審查組”，因為不了解情況，參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總之是想盡快擺脫此事。

正在同總后來人協商之際，還未正式辦理“錢案”移交手續，“9.13”事件發生，黃永勝等人也被抓起來了，北京來人匆忙返回，從此，“錢案”再無人過問。

“9.13”后，我們軍區幾個常委在一起討論，都覺得“錢信莎案件”從始至終都是在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以軍委辦事組名義一手操縱審查的，這里面可能有什么陰謀，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現在黃永勝既然倒臺了，就立即向軍委寫報告，建議解除對錢信莎的關押。

報告送上去后還未等批復，軍區就先將錢信莎釋放，改為辦“學習班”，并向她傳達了林彪事件和黃永勝等人被抓起來的情況，讓她一邊學習，一邊等待軍委的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軍委一直沒有批復。這樣，一直等到11月初，軍區見上邊遲遲沒有動靜，便自行決定完全恢復了錢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醫院工作。

“錢信莎事件”是“結論”硬強加給我的所謂“陰謀陷害軍委領導同志”、“惡毒誣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據。那么，一個二醫大學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聯系呢？免職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來錢信莎據說是葉劍英元帥的一個親戚！

利用“錢信莎事件”硬強加于我一個“陷害”軍委領導同志既葉劍英同志的罪名，這未免有些太牽強并太不實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經說過，“錢案”是蘭州軍區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負責審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黃永勝等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過錢信莎整誰？他們始終未向蘭州軍區透過底。對于“錢案”，我和張達志同志以及軍區其他有關領導，從一開始就有懷疑，并千方百計進行抵制，但無濟于事，因為，作為下級的蘭州軍區來講，畢竟頂不住上級用軍委名義強壓下來的指示，我想，蘭州軍區黨辦和軍委有關機要部門應該還保留有當時的多次往來電話記錄以及有關的上報材料和備忘錄，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第二，我們確實誰都不知道錢信莎是葉帥親戚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這個案子就是把矛頭指向葉劍英元帥，這個結論未免下的太武斷了吧！

曾作過總政主任的肖華應該很清楚，我們黨內斗爭多，各種不同時期都有中央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層看管，蘭州軍區條件艱苦，地處邊疆，更是如此。這些上面來的犯人，我們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義務，根本沒有過問的權力，有很多人從來到走，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犯了什么錯誤？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肖華作總政主任時期我們這里也來過總政的犯人，難道這也要由我們負責？都要記到我們帳上？

“錢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無數個冤、假、錯案之一，但這并不是我造成的，也沒有蘭州軍區的責任。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韓先楚和肖華，說話辦事應該實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會以后黨內的思想已經得到統一，我們黨也結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種混亂，那么，利用混亂年代所造成的混亂事端又來制造新的冤、假、錯案，那豈不更是錯上加錯嗎？

“錢信莎事件”，不把罪責掛到林彪反黨集團頭上，反而掛到蘭州軍區和我的頭上，這豈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顛倒了了嗎？這豈不是告訴大家，林彪反黨集團抓人無罪，而我們釋放了人倒有罪了？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黨集團的立場上，幫助黃、吳、李、邱開脫罪責嗎？

“錢信莎案”，實際上是邱會作搞的打擊報復，但是肖華、韓先楚卻將“錢案”作為所謂“冼家幫”要“陰謀陷害敬愛的葉副主席”的主要罪證寫在“結論”里，以此來挑唆激怒葉劍英元帥對我的不滿。

是否有一個“冼家幫”？

所謂“以冼恒漢為首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即“冼家幫”純屬是肖華、韓先楚憑空捏造出來的，在中央解決甘肅問題的會議上，還曾被冠以一個副詞：“殼殼很硬”。由于這個杜撰的“冼家幫”，使得蘭州軍區和西北地區有成千上萬的干部被結束了政治生命，長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強的年華被剝奪了為黨工作的機會。對于這個問題我多年來曾給中央及有關領導寫了無數封信和申訴材料，但都沒有回音，因此，在這里我要談談這個問題。

蘭州軍區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時第一野戰軍的指戰員，這些同志中有參加長征從祖國的南方到祖國的大西北的老紅軍；有來自陜甘寧的劉志丹部陜北紅軍；有晉察冀的抗日戰士；還有大批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識青年。

這些同志隨一野的各個兵團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聲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個城市、鄉村、草原、荒漠、戈壁。戰爭結束以后，他們或繼續留在部隊鎮守邊疆，或轉業地方參加建設大西北的工作，無論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歡吃大米的、喜歡吃饅頭的，統統都毫無怨言“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他們不僅能征善戰，在建設時期也同樣能吃苦耐勞，衷心耿耿地為黨工作在這片黃土高原上。他們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過日子，幾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壯年、老年以及子孫都無私奉獻給了大西北。這些同志，構成了我們蘭州軍區機關和部隊以及西北地區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隊伍。

還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幾十年來從全國各個地區陸續調來的同志，他們為了黨的事業，服從組織調動，來到祖國大西北這個艱苦地區，辛勤工作，作出了巨大成績。

無論是什么時期、什么地區來的干部，大家都團結一致努力為黨工作著。我們對這些干部也從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薦選拔使用任命上一視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們軍區領導中就有不少從其他各軍區調來的干部，例如孔XX、張XX、張X、卜XX等，我們按照總政的意見對他們均委以重任，都交給了很重要的工作，并沒有薄待他們。

不僅是軍區機關、部隊，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來在陜西長期靠邊站，不被任用，我專程到西安將他要到甘肅并重用他全面負責省生產指揮部的工作，以后又是省計劃委員會主任、省委書記等。

在這里要說明的一點是，無論我們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經組織部門嚴格考察報審和黨委集體討論研究的，很多干部過去并不認識我，我也不熟悉他們，是革命需要走到一起來了。因此，我認為，我們的干部隊伍沒有什么“山頭、宗派、圈圈、攤攤”等，我們是秉公辦事，五湖四海。

根據工作的分工，無論是我的同事，還是我的下級，和有的同志接觸可能多一些，但我們都是正常的工作關系。我這個人辦事較原則，平時很少私人交往，不熟悉我的人都說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圍內沒有“山頭”，生活圈子里不搞“裙帶”，因此，更沒有什么“幫派活動”和“私下交易”，這是我做人的原則，也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黨性。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由于黨內斗爭的復雜性，我每次到北京開會，都是會議一完當天就走，從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級和朋友家串門、應酬。我解放以后幾十年一直在西北地區工作，對中央上層斗爭內幕以及黨內各種矛盾消息閉塞，信息知之甚少，加之我是一個軍人，從不思鉆營，工作中信奉的是黨的原則和組織紀律，以及對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袖們的無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為人，對上不給自己找靠山，對下不給自己拉山頭。在我任職期間，我從來沒有給任何人封過官許過愿，也不記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過官和權。我一生鄙視不正之風，一生對黨問心無愧。既然不謀私利，何來“幫派”而言？對于這個問題，我就是到馬克思那里去，也是可以拍胸脯的。

當然，無論是哪一個單位，總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一些，有的呆得時間長一些，有的呆得時間短一些，這是客觀存在，也是歷史形成的嘛。哪個單位都是這種情況，今后也還是這樣的。所以不能主觀的沒有根據的認為，在一個單位工作時間長的，就一定是要搞山頭，搞宗派，搞幫派體系。我們一貫認為，不管那里來的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應該有彼此之分。我在蘭州軍區任政委二十二年，我認為軍區黨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搞五湖四海的，軍區干部隊伍總的來說是團結統一的，沒有什么山頭，沒有什么宗派，沒有親疏之分，也不存在什么排外問題。

在“結論”中給我強行劃定的所謂“冼家幫”體系里，有軍以上干部，有機關和師團干部，幾個省軍區的主要領導，以及各軍分區、武裝部，甚至所有參加“支左”的人員。據“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統計，全軍區被劃入“冼家幫”而受到批斗或株連的多達二千余人。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關系，而其中的絕大部分我根本就不認識，更沒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們被定為“冼家幫”親信、骨干后，統統被關押審查，有的被批斗幾十天或幾個月，有的長達一年多。無論有無問題或問題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檢查交代問題”，其中多數人從此被“免職”、“罷官”，再也沒有工作的機會了。

例如，十九軍軍長郭時勝、政委王玉昆，軍委尚未下達免職命令，就調來蘭州住招待所交代問題，雖無查出任何問題，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離休處理。

二十一軍軍長孫玉水、政委徐春陽，也是軍委未免職就調來蘭州審查，“靠邊站”三年多，才被軍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同志是老紅軍，卻被作“退休”處理；政委宋長庚“靠邊”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說了話，才調其它省軍區工作。

寧夏軍區政委張桂金、副司令員王曉一、張懷禮，副政委張光勃等，批斗幾年沒有查出什么問題，被命令離休。

對于藺進生同志和曾給我當了十幾年秘書的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則更是不放過，一直審查十年，最后硬是編造了幾條所謂“錯誤”，給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降級離休處理。

在撤換改組軍以上領導班子的同時，對大部分師團主要領導也進行了更換，特別是甘肅、青海、寧夏的軍分區甚至縣市武裝部的主要領導，幾乎全部進行了大換班。

對于劃入所謂“冼家幫”的軍區領導，也進行了數月甚至幾年的打擊迫害，使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殘。例如軍區副政委高維嵩同志，長期帶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氣腫和哮喘病頻繁發作的情況下，經常靠氧氣和藥物堅持工作，卻從未提出過調到內地氣候好一些的地區去工作。對于這樣一個好干部，在打擊“冼家幫”的運動中，被非法關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讓住院，即使住進醫院還不放過，派人在病床前圍斗，不許家屬子女送飯，致使高維嵩同志身心焦瘁，于1985年含冤過早離開人世。

李書茂同志，軍區副司令員，賀龍同志的老部下，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洪湖籍老紅軍，被非法關押一年兩個月之久，大會批小會斗，甚至體罰侮辱人格。在殘酷打擊迫害下，致使體弱心衰，疾病纏身。

這些同志都是經過長期考驗的我們黨的優秀兒子，是我們國家和人民軍隊的寶貴財富，就因為肖華、韓先楚人為制造的“冼家幫”冤獄，使他們被打入另冊，背上了莫須有的罪名，過早地結束了政治生命。

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戰友、部下，我們沒有任何一點私利的交易，更沒有不正常的非組織結盟，我們之間的關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經得起組織任何考查的。如果一定要說“幫派”的話，那我們都屬于共產黨、毛澤東這個“幫派”，除此而外，別無他屬！

對于“結論”中幾個強加于我的所謂搞“冼家幫”的“罪證”，我有必要說清楚，還事物以本來面貌。

一、所謂1974年9月背著黨委誣告韓先楚的問題。1974年8月中央召開各大軍區司令、政委會議，會議主要聽取那些上林彪賊船的人的檢討，韓先楚是其中之一。會議完后，我們遵照中央規定，召集軍區常委及各省（區）第一書記（或組織工作的書記）傳達。討論時張X首先發言，說韓檢討不好，到會同志也都有這個感覺。會議完后，黨辦將會議情況向中央寫了一個電報，我簽發了這個報告。因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報告送來我也沒有問其他常委們是否都看了，只是看報告是反映會議情況，而且是符合會議精神的，我就簽發了，怎么叫誣告呢？我第一書記不能簽發報告？可以把電報同會議記錄對照對照嘛。

二、所謂背著黨委在西安召集21、47軍領導傳達中央召開的各大軍區負責同志會議精神的問題。

一個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談話，一找談話就扣上“背著黨委”的大帽子，我軍從來也沒有這樣搞過。

我在西安找21、47軍的同志來談一談，并不是開會。找他們來談是出于這樣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線斗爭中，21軍劉江亭、47軍劉凌等是有錯誤的，據反映兩軍都對他們老是揪住不放，同時47軍對廣州軍區有很大意見，批林批孔時，據說他們準備給廣州送大字報。為此，我給他們談這次中央召開的會議，對犯錯誤的同志如何寬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對廣州有一段話，這樣糾正他們對犯錯誤同志的做法，不要總揪住不放，另外，緩和47軍和廣州軍區的緊張關系。我的動機就是這樣一個目的，而沒有別的什么。

三、1975年8月，軍區黨委擴大會議期間，韓先楚和張X在各組大講特講蘭州軍區有宗派、山頭、排外，等等。他們都是黨委書記和常委，但他們又不在常委會上提出來，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講，并且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會內會外（軍區機關）反映強烈，對團結不利。在這樣的情況下，逼著我在作總結之后，不能不講一點個人意見。我個人的發言，我認為是正確的，從頭至尾都是講一個團結問題。

四、“批林批孔”，說我把矛頭指向老干部，指向韓先楚同志。韓先楚就是老干部，老干部就是韓先楚，我們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貼了幾張大字報，就叫矛頭指向韓？我的大字報比他多得多，怎樣解釋呢？在福建省、福州軍區，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還上福州軍區小報，那又怎樣說呢？很多大字報、小字報轉到蘭州，我都指示扣下，不予理睬，蘭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還是將矛頭指向他呢？

第五章 矛盾由來

來了新搭檔

1973年12月，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對全軍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與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時也很受廣大干部擁護、深孚眾望的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同志調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當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同志則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

中央的會議上，毛主席親自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和我們這些新搭檔一起分別照了像，并語重心長囑咐大家要團結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與我和韓先楚照像時，毛主席特別指著我對韓先楚說：“冼恒漢是個老實人，你到了蘭州后，可不要欺負他呀！”我們聽了都哈哈一笑，認為是主席開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親自接韓先楚來蘭州上任，當時的福州軍區政委李志民同志曾私下對我說：“我把一個瘟神給你送去了，你可要當心啊！”我心想沒這么嚴重吧？聽過后也就沒有放在心上。

韓先楚這個同志我不太熟悉，因為從來沒有在一起工作過。這個同志在戰爭年代是很有名氣的，曾經立下過赫赫戰功，1955年授銜時被授于上將軍銜。他參加過抗美援朝，回國后一直擔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和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根據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執行了對福建省的“支左”任務。因此，他實際上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司令員以及黨委第一書記。黨、政、軍大權在握，集四個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蘭州軍區是一個條件艱苦的軍區，地處西北，自然環境惡劣。干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時一野的同志，還有后來調入的一些干部。這些同志長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見得少，還是延安時期的艱苦樸素的作風，顯得“土”一些。我們過去的司令員張達志同志也很“摳”，盡量削減不必要的開支，生怕多花國家一分錢。后來皮定均同志來了，皮司令也是這個作風。因此，到我免職的時候，我們蘭州軍區已給國家節約軍費將近一個億。后來的領導蓋新的司令部辦公大樓用的就是這筆錢。

韓先楚同志調來蘭州軍區后，只保留了一個軍區司令員的頭銜，其余的三個第一都沒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區比福建沿海環境要艱苦得多，戰略地位也沒有福州軍區重要，氣候惡劣，部隊又少，因此，他是帶著一肚子牢騷來上任的。

初到伊始，韓先楚便嫌蘭州軍區“土包子”，房子不好，門前的樹象烈士陵園，喝的水不衛生，宿舍里沒有配備電冰箱、彩電等，弄得我們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樹移走；專門派幾個戰士每天到五泉山給司令員背泉水喝；趕緊配備電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覺得光給司令員配冰箱不合適，于是，給我家也搬來了一臺，我家里從此也第一次用上了電冰箱，我記得是沈陽出的單開門的，不知是什么牌子。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說：“我們從來沒遇到過這么難伺候的首長。”

生活上的問題好解決，工作上的分歧也隨即而來了。

這里還要講一個歷史的問題。一是韓先楚在福州“支左”時，曾支持打砸搶分子陳佳忠，這個人搞武斗很兇，打倒了一大批領導干部，1974年中央還專門為此發了解決福建問題的第九號文件，特別指出和批評了韓先楚在福建工作時的錯誤，為此，他很不滿意，曾去問過李先念同志，九號文件是不是“四人幫”搞的？李先念對他講：“是不是‘四人幫’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參加了中央的討論，也舉手贊成了的。你懷疑是‘四人幫’搞的，恐怕沒有多少根據，這是個對中央的態度問題。”把韓頂了回去。

二是韓先楚與林彪關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為林彪大造反革命輿論的小冊子《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9.13”以后，毛主席召開中央會議，在會上親自點過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錯誤的幾個大軍區領導進行檢查，韓先楚就是其中一個。

由于這些，他總覺得把他這樣一位歷史上有戰功的上將調來這個“鬼地方”當司令員，實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黨中央對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韓先楚同志調來蘭州后，就以身體不適應西北地區為名，長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養，從來沒有象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那樣扎扎實實抓過工作。實際上從1973年底到1977年6月中央解決甘肅問題之前的長達三年半的時間里，他在蘭州呆的時間還不到兩年。

當然，韓先楚同志在蘭州時，也曾下過幾次部隊檢查工作，也親自勘察過部隊的戰場設置和邊防建設。軍區廣大的指戰員也慕其過去戰功顯赫的名聲，殷切希望他能象前兩任司令員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那樣，對工作提出指導性寶貴意見。但韓先楚同志卻不是這樣，他走到哪里，指責到哪里，這也不對，那也錯誤，全盤否定蘭州軍區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戰備訓練、戰場設置、邊防建設，小到軍區大院的綠化，全部都不對頭了，全都要改過來，甚至是中央軍委定下的問題，都要改變過來，要按他的意見辦才對。

說個老實話，蘭州軍區自1955年成立以來，我和張達志、皮定均兩任司令員以及軍區其他領導同志都一貫非常重視戰備工作，堅決認真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毛主席、中央軍委、各總部在各個時期的作戰部署和有關作戰命令、指示。軍委和總參每次作戰會議，我們都召開專門會議認真傳達貫徹，會上將毛主席、周總理和各位元帥的有關作戰理論、方針、原則和指示不走樣的印發，組織與會同志認真學習、討論、領會，并結合本軍區的實際情況，提出具體落實的措施，這是我們一貫的做法。在蘭州軍區成立的二十幾年中，我們無論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亂，還是在59年平息西藏達賴喇嘛叛亂，以及1962年解決中印邊界武裝沖突中，我們軍區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受到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獎。60年代中蘇論戰激烈，蘭州軍區的戰略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原來的“大后方”一變成為“反修前線”。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對蘭州軍區的防務十分重視，賦予軍區的作戰和戰備任務十分繁重。1966年，由于中蘇關系緊張，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區防御戰備情況，特派周總理率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后勤部長邱會作、北京軍區司令楊勇、政委廖漢生以及我和張達志同志一同視察了新疆、甘肅、寧夏以及內蒙古的戰備情況，在周總理的親自主持下，三大軍區共同商定了作戰部署方案，報經毛主席批準實施。在以后的設防重點、部隊部署、戰場設置以及國防工程施工等方面，蘭州軍區堅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煙稀少的戈壁灘上，經過五、六年極其艱苦的工作，有的同志還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花費了國家大量的資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軍委賦予的任務，改變了過去“有邊無防”的狀態。

而韓先楚同志到蘭州后，只是坐飛機在空中盤旋觀看了一下，便武斷地指責，這樣的設防是“胡鬧”，要改變原有的所有設防，并向總參、軍委報告。總參、軍委明確指示：“不能改變原方案，如需作個別調整，可報意見。”韓先楚對別人的意見根本聽不進去，對總參謀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經總參同意，擅自調換設防部隊。總參得知后，對軍區提出批評，韓卻借“治病”外出不歸，把他一手制造的矛盾甩給別人。

有些同志對我講，韓先楚是上將，在福州是“四個第一”，來蘭州后，三個“第一”沒有了，又在中將的領導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氣。對于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訴他們，不要隨便揣測別人，韓司令員資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勞很大，我們要向他學習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蘭州軍區任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以及省革委會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個人并不想要這“四個第一”。

上書毛主席

韓先楚在福建長期一個人說了算，因此到蘭州軍區來很不習慣。對于他的一些作法，軍區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個人也覺得他有些“霸氣”。但作為黨委第一書記，我的原則是大局為重，團結為上，首先要維護韓司令員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見，盡量求大同、存小異，減少分歧。在這一方面，我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韓先楚任福建省黨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積極貫徹了“文革”的那一套，給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壞也不小。他支持全國有名的打砸搶頭子陳佳忠，打擊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軍區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以及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積極批鄧等，比起甘肅省和蘭州軍區來，他在福建的所作所為要嚴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軍區廣大干部和群眾對他反映強烈，在他調走后，給蘭州軍區寄了不少小字報和揭發材料，還有人專程到蘭州來反映和去北京上訪。黨辦告訴我，問怎么辦？我說：“一律扣住，不要散發出去。福州的事情我們不管。”有意識保護了他。

韓先楚同志還利用各種場合無中生有地到處散布蘭州軍區有“山頭”、有“宗派”、有“圈圈”、有“攤攤”、“排擠外來干部”、“對外來干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這些話又不在常委會上講，而是在各種場合亂講，結果造成干部之間的不團結以至相互猜疑。由于蘭州軍區二十多年來領導班子一直比較安定團結，這種破壞組織原則的事情軍區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令人感到吃驚并且反感。還例如在有的大會上，韓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談軍區存在“山頭”“宗派”等，搞得許多基層的同志不知所措，紛紛問回去如何傳達？我只好給大家解釋，要正確理解韓司令的講話精神，給他打圓場。

韓先楚的霸道作風還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軍委和總政催著要報，由于他長期在外地養病不歸，軍區黨委集體討論通過后電話或電報征求他的意見，他又不講，可事后卻大發脾氣說：“我又沒有死！”等等。

在韓先楚等的干擾和發難的情況下，軍區機關、部隊很多正常工作難以開展和進行。軍區幾個原領導也將精力放在時時、事事提防韓抓辮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軍區和機關的幾個領導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對此情形也十分為難和焦慮。韓先楚是司令員，對他的做法我實在不好說什么，更不便出面處理。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好于1975年9月向黨中央、毛主席、葉、鄧副主席寫信報告了韓先楚同志來蘭州后的一些問題，請求中央軍委幫助解決。

當時毛主席看了報告后，委托葉劍英副主席解決。葉帥給我打了電話：“你的報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軍委派人去幫助處理。”

1975年12月，經毛主席批準，由軍委派出以副總參謀長向仲華、總政副主任徐立清為組長的龐大的工作組，以檢查軍委擴大會議精神貫徹落實情況的名義來到蘭州軍區進行調查，協助解決。

工作組來了后，找當時的軍區領導和各大部主要領導逐個進行談話，并找了一大批二級部長和有關人員進行了調查了解，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覺得雙方認識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難消除和解決。所以，直到工作組返京，都沒有同軍區領導坐在一起，面對面談問題，進行調解，更沒有明確表態，指明誰是誰非。只是說回北京后向軍委報告，聽候軍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職，長達近兩年時間，也未見中央軍委對此有任何一點指示和說法。這樣興師動眾一番，最后弄了個不了了之。韓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軍區任何領導放在眼里。

“談心會”始末

關于談心會的問題，我認為軍區黨委常委開個談心會，完全是黨內正常生活，并且是韓先楚同志提議召開的這個會，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開的。

1976年7月30日，我從農村視察工作回來，晚上我去看郭鵬同志，郭說韓司令身體不好，我說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韓時，韓先楚提出要召開常委談心會，我當時表示，現在談恐怕時機不成熟，談也解決不了問題，甚至談不好還會引起新的矛盾。但韓先楚態度很堅決，堅持要立即開，我也不便堅持，只好同意。

8月4日起至11日，我們蘭州軍區黨委召開了常委和軍區顧問參加的談心會。會上，我是本著交心通氣、消除誤會、尋求團結的精神，講了自己的意見，也對韓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評。別的常委同志和顧問也都發了言，也有給我提意見的，也有對韓先楚同志提出意見的。但韓先楚在聽了大家的批評后卻很不高興，他在會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點自我批評，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見，但會后卻到處講說我是借談心會故意整他。結果根本談不攏，談心會開了個不歡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眾所周知，談心會并不是我要召開的，當時我還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開會時機并不成熟，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而正是韓先楚自己的極力堅持才召開的，怎么能說是我召開談心會有意整韓先楚呢？參加談心會的很多同志都還在，會議的記錄應該還保存在黨辦，這些都是事實，為什么不實事求是地講話呢？

會上，有的同志還批我是在跟鄧小平搞三項指示為綱，甚至是四項、五項指示為綱（都有記錄在案）。我在會上對韓先楚提出的意見，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別是他曾經說蘭州軍區有山頭、有宗派、排外等。他的這些話又不在常委會上講，而是在下面到處講，我對他的這些說法和搞法是不滿意的（對此，我還以個人名義向毛主席、葉、鄧副主席寫信反映，請求中央調查解決）。

按照中央規定，會上大家一致通過決定，把每個人的發言記錄整理出來，由個人審閱后上報中央軍委。可會后，韓先楚同志又遲遲不愿意上報，但同時卻又違背黨的紀律，私自把黨委會記錄拿到北京、武漢去，利用各種機會和渠道，不斷向軍委某些領導吹風、打“小報告”。在這種情況下，高維嵩同志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反映談心會情況。他的秘書拿給我念時，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黨中央發出了一級緊急戰備命令，明確要求各級指揮員必須晝夜堅守工作崗位，以防不測。當時韓先楚正在北京。軍區接到中央電令后，我當即指示參謀長馬友里同志打電話向韓報告，請他盡快返回蘭州坐鎮指揮，部署軍區部隊的戰備工作。可是韓先楚卻在電話中說：“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天不會塌下來。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領導嗎！為什么非要讓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請別人代理好了。”在這種情況下，軍區只好由當時分管作戰的李書茂副司令員組織機關作了傳達部署。

可是，1977年7月蘭州軍區黨委四屆六次全委會上韓先楚在總結發言中卻反咬一口說：“……尤其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時，中央發出一級戰備命令，他們（指冼恒漢、高維嵩、李書茂）竟延誤了幾個小時不傳達、不部署。”并將此事作為我“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干擾戰備工作”的罪狀。

關于我和韓先楚之間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開會時，也曾向當時主管軍委工作的葉劍英作過匯報。當時葉帥并沒有表態，只是說：“你們兩個是關在一個籠子里的兩只公雞，你們說怎么辦？”我當即表示我愿意調走，葉劍英還給我做工作說：“你在蘭州時間長，情況熟悉，身體也不錯，還是不考慮調走吧。”

中央派來了肖華

1977年4月，中央軍委突然任命肖華來蘭州軍區任政治委員。在下達任職命令之前，軍委、總政沒有象通常那樣給我們打招呼、通氣，也沒有征求過意見、說明意圖。在當時那種政治氣候非常敏感的時期，這是很能引起人們猜測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圖？我還曾經為此打電話請示過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和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問中央軍委調肖華來蘭州軍區任政委，上面有何考慮？由于他曾當過總政主任，來后位置如何擺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因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肅地方工作，調肖華去是為了加強軍區領導力量，沒有什么別的考慮。至于到蘭州后的位置擺法，按先來后到，你為第一，他為第二，協助你抓好軍區部隊工作。”

肖華來蘭州后，也多次對我講，他是調來協助我抓好軍區部隊工作的，他來第一沒有帶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沒有什么框框，是“協助冼政委工作的，”并說對此感到很高興等。

但是肖華來了以后，卻并不是象他所宣稱的那樣，而是象一位欽差大臣。他把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沒有調查研究的情況下，就對軍區的工作多方指責，并明確表示蘭州軍區領導對清查“四人幫”工作很不重視，抓得很不得力。還煞有介事地說，有人在“捂蓋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過總政主任，我對他是比較尊重的，但是他下車伊始，就武斷地下結論，說蘭州軍區主要領導怕聯系實際，怕揭深揭透等，這也不是那也不對，并給我們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結合軍區實際情況”，集中揭發軍區主要領導與“四人幫”的關系。

1977年4月下旬，軍區召開了師及軍分區主要領導參加的三級干部大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傳達中央關于清查“四人幫”陰謀活動罪行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對部隊進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剛剛調來還不滿半個月的肖華和韓先楚聯合起來，首先轉移會議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幫”罪行，也不研究對團以下部隊如何進行正面教育問題，而是帶頭對我搞突然襲擊，煽動大家集中揭發我與“四人幫”的關系。由于沒有揭發出什么問題來，他們又要求與會的每個人亮相，表明態度。當時會議上對他們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如軍區副政委高維嵩，副司令員李書茂、杜紹三，軍區顧問組長郭鵬，參謀長馬友里，政治部主任孫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齊振興，十九軍軍長郭時勝、政委王玉昆，二十一軍軍長孫玉水、政委徐春陽，青海軍區司令員張江霖、政委宋長庚，寧夏軍區政委張桂金等同志，在后來的清查運動中，無一例外受到打擊迫害，統統被定為所謂“冼家幫”的主要核心或骨干、親信，先免職后審查，有的則被關押。

肖華這個同志原來作過總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級，我對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我和他的關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觸，沒有私人交往，更沒有攙雜任何個人恩怨在里面。對于他搞“莫須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謂“冼家幫”并以此為借口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徑，我考慮了十幾年，都沒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

回想起我和肖華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這個人是有些不那么光明磊落。關于在蘭州軍區“四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為云，復手為雨以及先定調支持后拒不認帳并嫁禍于人的角色，前面已經講過了，這里不再重復。眾所周知他在羅瑞卿同志問題上的表現，就已經夠淋漓盡致了：在羅瑞卿同志落難時，他提供炮彈，落井下石，并主持發動全軍揭發批判；在羅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義寫詩悼念，對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

政治上投機多了，也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人的“風派”本質，因此，這也就不難解釋熱衷于宣傳“認識英明領袖、了解英明領袖、熟悉英明領袖、忠于英明領袖”的肖華，在華國鋒下臺后便又立刻搶先批判華國鋒了。

肖華的政治品質在我黨幾次黨內斗爭中都有所表現，例如，1957年反教條主義，他就積極追隨林彪，整了劉伯承元帥。又如，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他又跳出來揭發彭德懷元帥“里通外國”，在訪蘇期間和赫魯曉夫私下談話反對三面紅旗。彭老總解釋說，他不懂俄文，赫魯曉夫不懂中文，又沒有翻譯在場，兩人如何密談？彭老總的這頂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肖華又緊跟林彪，利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總政主任譚政和副主任劉志堅、甘泗淇、傅鐘等老同志。升任總政主任后，隨之又整了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同志。后因文革期間在寫檢討時犯生活作風錯誤，聽說江青罵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幫”垮臺后肖華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和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肖華將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齊等找到西山葉帥的住所，專門談了賀龍同志的問題，說我們三人都是賀龍的老部下，給我們先打個招呼，讓我們心里有個數。在談完出去后，肖華又趕上來對我講：“鄧小平已被中央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了，你是紅七軍出來的，要認真回憶一下，要揭發，態度要明朗。”我當時就說：“我在紅七軍是當兵嘛，知道什么？”后來回去后，無論是關于賀龍同志的問題還是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我們幾個都達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發。

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時間早已還歷史于其本來面貌了，當時的混亂思想也經過我們黨的“三中全會”得以徹底澄清。由于歷史的原因所發生的這一切，我們并沒有誰去翻箱倒柜搬出來刻意追究，到是許多往事都已經淡忘了。然而肖華本人是否還因心虛而耿耿于懷，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對于一個掛有無產階級革命家桂冠的人來講，作這樣的猜測是否有些不合適？

肖華到了蘭州軍區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韓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給我羅列罪名，然后到中央、軍委找關系吹風、打小報告，走政治后門，以達到置我于死地的目的。

打倒我，這是肖華到蘭州軍區來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為得意的一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對人炫耀過，并且在1985年調離蘭州軍區的告別歡送會上作為發言總結道，他來蘭州軍區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績就是“徹底摧毀了冼恒漢苦心經營了二十幾年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同時，他還信誓旦旦：“將來若是有人出來翻這個案，你們就直接寫信給我，我為你們做主。”

在甘肅省委，宋平、馮紀新看肖華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膽惟恐閃失；在軍區，這么大的案子只聽他一個人的，連中央具體參與此案的人都整天圍著他的指揮棒轉。

想想參加革命也半個多世紀了，槍林彈雨雪山草地也都過來了，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是，免職這么多年了，竟然沒有一個人找我談一次話！所謂的“結論”也在沒有同我本人見面核對的情況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還是可嘆？不是說“對人的處理要慎重嗎”？對干部“要全面的看，歷史的看”嗎？黨的這些干部政策經過肖華們的轉手處理后已經在下面變味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共產黨內的悲劇。(完成于1987年6月)

第六章 后記

寫完這部自述后，不覺又過了幾年了。

該說的話說了，心里覺得輕松不少。

今年是1990年，我也是80歲的人了。常言道，人活七十古來稀，如今九十歲也是常見的事，看起來這句俗語要改改了。

這幾年一些政治待遇稍稍開始解凍，恢復了黨籍，可以學習一些文件，參加一些會議，也經常被邀寫一些戰史、軍史方面的回憶錄，一些中央同志來訪，年節日來探望等。但又是幾年等下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的跡象。曾經有過一次，軍委和總政某首長檢查工作，還專程看了我，聽了我的申訴，并信誓旦旦，許愿回京后一定立即著手復查我的問題。但一個月、二個月、半年┅┅在我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候，等來了因為黨內又一次內部斗爭，而我的問題也隨之擱淺的消息。

有時心里憤然，思忖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當初十年汗水，十年操勞，十年憂國憂民，一腔熱血盡拋，到頭來卻被當做籌碼成了某些政客間權欲斗爭的犧牲品。

有時心里又坦然，捫心自問：于黨于國自己是盡心盡力了的。

時間過的真快，轉眼即是八十歲了。到了這個年齡，有資格閉目靜思總結人生了。

縱觀一生，自我評價還算是功大于過吧。期盼中的組織上重新審查我的所謂“結論”，看起來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是非功過，褒貶由人吧。八十年的風風雨雨，自認為還算是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組織、對得起家庭、對得起后代。

平生無甚嗜好，只是：

最大的心愿：老天下雨，緩解旱情。

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新聞聯播。

最想聽的是：時事民情。

最懷念的人：賀龍元帥。

最想說的話：該說的都說了。

留給老伴的話：我一生兩袖清風，什么也沒有留下。

留給兒女的話：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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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又經歷了許多：“6、4”事件、蘇聯解體、蘇共解散、改革開放-------總的來說，有的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但社會總是要向前發展的，這個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雖然近十年不太出門了，但從電視、收音機里看到、聽到，從家人、朋友口中聽說，現在經濟發展了，國家和老百姓富裕了，這一切使我由衷欣喜，我們革命那么多年，犧牲了那么多人，為的就是國富民強的這一天。國家強大了，人民富裕了，我們無數共產黨人的努力就值得。至于在前進過程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黨內腐敗、違紀等現象，相信滾滾向前的歷史一定會滌蕩這些污泥濁水，我堅信，明天更燦爛！

(寫在199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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