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
首先，我向大家說明，本人擔任過生產隊“見習會計”在這方面具有發言權。什么是“見習會計”？
我們知道，毛澤東的教育方針是：“我們的教育方針是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為了貫徹這個方針，當時的初中應屆畢業班開設了《生產隊會計》的課程，各省、地的教材有所不同，我的課本早就沒有了，現在我援引一位叫周春英的同學的(《生產隊會計（福建省中學試用課本）》)的圖片證明確有此事。
在教學過程中，為了強調“同生產勞動相結合”，采用開放式教學，教師由政治覺悟高、業務水平高、人品端正（無貪污、占小便宜現象）的生產隊會計擔任。除此之外，還要給每一個學生分配一個生產隊見習，也就是分配一位在職會計做“導師”。一般情況，帳面由見習生來下，會計在旁邊指導，見習生除了下帳，同時參加“民主理財小組”會議，從夏糧分配一直見習到年終決算。
正因為有這個經歷，本人后來無論是開公司還是承包農場，或者是擔任基督教會的領導，所用會計都是自己手把手調教出來的，從未為此犯過難。
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取酬”，即“多勞多得、少老少得、不勞不得”。在分配上采取“人六勞四”。就是在“交夠公糧，留足余糧”后先按人頭平均分配糧食的60%，再按工分分配余下的40%
這里就有個問題，既然是平均分配了60%，怎么貫徹“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呢？問題這樣解決：假如一個家庭按“人六勞四”所分配到的糧食總值超出了這個家庭的勞動總值，所超出部分以欠帳形式記帳，這樣的家庭叫“缺糧戶”，反之叫“余糧戶”。
“缺糧戶”和“余糧戶”的“欠”“余”額在年終決算時兌現。
靠什么兌現？靠副業和其他收入兌現。
比如我所見習的生產隊，每到冬季農閑時節就組織出工幫助江澤民擔任副主任的“一機部干校”挖河，每個勞動日可獲得1元的工酬。這樣“缺糧戶”就可以靠此勞動的積累來彌補欠帳，“余糧戶”也從此得到分配，這樣分配的叫“余糧款”---一般以現金支付，有時候用余糧。
有的家庭有成員在城里掙工資，就把工資拿出一部分來彌補缺糧。交“缺糧款”并不需要太多的錢，每斤小麥才0.12元，每斤玉米0.08元，每斤紅薯才0.02元錢，蔬菜不算錢。這個價格一直維持到1979年“提高農產品價格”，小麥提價為0.17元，后來又二次提價為0.22元。
如果有的家庭實在交不起“缺糧款”，就累計到來年，而且集體還要再借點錢給他過春節。“缺糧戶”往往是孩子多、勞力少，但孩子總是要長大的，沒什么好怕的。
所以，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應該歸納為“人道主義基礎上的按勞分配”
我們家4個學生，父親又是右派知識分子，母親是特務嫌疑，而且多病，屬于嚴重“缺糧戶”；我們家的“缺糧款”累計達到過300多元，合小麥2500多斤，紅薯1.5萬斤，欠帳都可以欠這么多糧食，一般是餓不死的，我能活到現在，而且可以用電腦打字就是證明。
兒童管理
生產隊的學齡前兒童3-6歲的進“育紅班”，“育紅班”分大班（5-6歲）、小班（3-4歲）一般附設在大隊小學校，我母親雖然是“特務嫌疑”，但因為是教師出身，后來要“調動一切積極性，包括有歷史問題的人的積極性”，就被“調動”到“育紅班”大班任教師。
有兒謠為證：“爸爸媽媽去工作，把我送到托兒所；爸爸媽媽去生產，把我送到育紅班。”
這是河北阜平保留下來的一個“育紅班”。圖中，小學校長正在給“保定車友會”的扶貧團體介紹情況。
這個被稱做“小汽車人”的孩子（前），和育紅班的孩子合影。
至于“哺乳期”和“哺乳后期”---2歲以下的兒童，各地、各村的管理方法不同，一般來說由父母管理，條件好的生產隊則在農忙時期辦有托兒所。托兒所不象育紅班一樣設在學校，而是就近設在某個房子、院子相對寬松的家庭；保育員多由基本喪失勞動能力但尚能負責任的老太太擔任，這些老太太大多是小腳或“解放腳”。哺乳期嬰兒到了哺乳時間，或者母親回去奶孩子，或者保育員將孩子送到地頭。實際上需要保育的孩子并不多，當時的家庭比較大，多有一位“奶奶”留守，負責做飯和看孩子，沒有奶奶的家庭也不要緊，因為農忙時學生放假，哥哥姐姐可以照看。生產隊在“派活”時往往安排哺乳婦女在較近的“村頭地”。
下面是大畫家黃胄的一幅作品《巧阿娥》，作品取材于最困難時期的1960年，地點是廣西中越邊境“水口人民公社幼兒園”。像作品中表現的讓年輕婦女擔任保育員的情況實屬少見。
至于'一家之言'所說的“孩子被反鎖在屋里”的情況，本人不敢說沒有，但可以肯定是非常少見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文化非常成熟，任何成熟的文化都包含有一定的禁忌，諺語說“家里有人不鎖門”，就屬于禁忌的一種。為什么要這樣禁忌？因為中國的住房屬于土木結構，甚至房頂是草棚，很容易引起火災。假如把人反鎖在室內，一旦火災就失去了逃生與被別人救助的條件。
在我的記憶里因失火被反鎖在屋里而燒死的孩子一個也沒有，倒是在1985年，農村忽然流行起麻將來，有一個婦女迷醉于麻將，孩子四處亂爬，豬也餓得哼哼叫，她都顧不著，結果孩子掉進了豬圈，發現時孩子已經被豬啃掉了一半。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生產隊是否允許婦女攜帶幼兒參加勞動？為了證實我上面的說法，我援引一幅1971年的廣東省獲獎宣傳畫《螺號響了》：
作品表現的是在風雨交加的深夜，女民兵聽到戰備的號角后立刻背起孩子，手提雨叉，奔赴集合點。看看，連打仗都可以帶孩子，種地難道就不允許？
70年代，中國也不是沒有資本主義，香港就是資本主義，香港的孩子能比內地的幸運多少呢？
70年代香港新界的菜農
我看還不如中國邊遠艱苦地區的石河子農工50年代的水平。
50年代的團場托兒所
50年代，農墾初建，石河子師部的最高領導就在這樣的地窩里辦工：
到了60年代農墾子弟就可以在這樣個環境下學習生活了：
60年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中學學生宿舍
相比較同等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生活在毛澤東的孩子們是幸福的，當然，我們的確還比不上美國的物質條件，這也許是一些人憤憤不平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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