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

　　二十多年前曾在哈佛大學以“中共農村根據地(1922-1949)”為主題舉辦過一次著名的會議。那次會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尖銳地批評了對他的觀點進行質疑的眾多年輕學者。他遭到質疑的觀點是“革命或反革命之成功的條件基本是人們行動的產物，而不是社會結構、經濟或人口學的確定不移的事實。”(霍夫海因茨，1977年著作，序言)。在此次會議的開幕式上，幾種研究革命的社會史方法被提出來，但是霍氏在其發言中把這些方法作為“退步”而擯棄。當時，這場爭論中“進步”的一方認為社會—經濟結構才是重要的，且形成了革命運動的前提條件(或原因)。

　　我以這個例子啟始是因為有必要告訴更年輕的同行們，曾經有過那么一個時代，為社會史進行辯護是一種進步的立場。雖然我不相信那時我們中的任何人會相信社會結構、經濟或人口學是“確定不移的事實”，但我們深信社會和經濟是重要的。我明白社會史現在已經從其原來的進步地位上挪開，但我還是執著地回憶其過去的角色，希望我現在對于那些時髦的文化研究的回應姿態，能被理解為對于一個進步過去的留戀，而不是一個正在經歷人生中年危機的、漸入老境的社會歷史學家的嘮叨。

　　近年來社會史無疑已經失寵了——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之中。這反映了在把中國革命從歷史舞臺中心移開的傾向，最近當我讀到一篇由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所寫的引人爭議的文章時——它剛剛登在新近改名為《二十世紀中國》(〖WTBX〗Twentieth-Century China)雜志的專號上，我才意識到這一過程已走得多遠了。這篇文章探討了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幾種新思路，并討論了許多令人激動的可能性，但其間僅僅一次順帶提及“革命”這個術語。我自己也認為我們應當擺脫那種簡單地以革命為主題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周錫瑞，1995)。但現在我懷疑我們是否走過了頭。在使革命脫離中心的過程中，我們不應該根本忘掉它，或把它當作某個碰巧一起來禍害中國人民的外部事件。

　　因為革命已經被搬離中心舞臺，歷史研究的關注點就基本從農村轉向了城市——并且特別轉到了上海。關于中國城市的學術新成果與韓起瀾(Emily Honig, 1986)和賀蕭(Gail Hershatter)所寫的早期作品迥然不同。《姊妹與陌生人》(Sister and Strangers)和《天津工人》(The Workers of Tianjin)都聚焦于工人階級，并對階級意識和工人階級與中國革命的關系這樣的問題保持著關注，是優秀的社會史著作。雖然我不能說城市社會史在 1990年代被放棄了，但是毫無疑問向文化研究發展是一股強勁的趨勢。如要舉例，可以想一下近來出版的突出作品，如1995年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從國族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1993年傅葆石(Poshek Fu)的《順從、抗拒和合作》(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瓦瑟施特倫(Jeffery Wasserstorm)的《二十世紀中國的學生運動》(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和葉文心(Yeh Wenhsin)的《分裂的學園》(The Alienated Academy)。也許這個趨勢在1997年賀蕭的第二部專著即關于上海色情業的《危險的愉悅》(Dangerous Pleasures)中，能看得更清楚 。雖然我不會持有像亨利厄特(Christian Henriot) 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所表達的那種敵對觀點，但我不得不對這一情況感到驚詫甚至失望，賀蕭全書精彩的研究中幾乎不注意分析上海社會色情業的不斷變化的形式和場所，而是津津樂道于導游手冊、改革者的作品和小報，把它們當作中國人“關于現代性的對話”來討論(第8頁)。

　　即使革命史仍舊是關注的焦點時，文化研究的方法在其中也特別突出。在民國史方面，費約翰1996年的獲獎作品《覺醒的中國》(Awakening China)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但更加驚人地依賴文化研究方法和肯定話語權力的是阿普特(David Apter)和賽茨(Tony Saich)1994年的《毛的共和國的革命話語》(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其主要的工作是證明“顛倒的(即革命的)話語怎樣產生權力”(P. xiii)和把“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比作“其權力源于話語的宗教救贖運動”(第184頁)。因聚焦于話語而產生的歷史唯心主義在此處暴露無遺，而對于為什么毛的特殊的“顛倒”的話語比其他黨內外的競爭對手的話語更具威力這一問題，卻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如果比較了近期清史研究的某些成果，二十世紀中國研究中從社會史向文化史的轉變就更加驚人。盡管很大程度上仍存在著棘手的史料問題，清史研究仍然有一大批社會史的著作。不過即使這些作品比起七十年代以來的同類作品也對文化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但僅僅這些書名如埃菲琳·羅斯基(Evelyn Rawski)的《最后的皇帝們：清帝國制度的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9年麥考萊(Melissa Macauley)的《社會權力和法律文化》(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1998年的瑪茲穆德(Sucheta Mazumdar)的《糖與中國社會》(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就表明了社會史在清史領域中仍保持著活力。除了瑪茲穆德的專著，王國斌 (R. Bin Wong)1998年的《轉變的中國》(China Transformed)和李伯重1998年的《江南農業的發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顯示了經濟史依然在繼續繁榮。在性別研究的領域中，文化研究的方法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即使在性別研究方面，我們也會在布雷 (Francesca Bray)的《科技與性》(Technology and Gender)中不期然地找到比二十世紀中國史領域的絕大多數成果更接近唯物主義的文化研究方法。

　　如果我們反過來沿著紀年的順序前進，進入二十世紀晚期，一個獨立而類似的模式就顯而易見了。中國開放田野調查使社會科學家從早期的對精英政治的關注，轉到了非常成功地探索和解釋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模式的田野調查工作上。這樣的例子，特別是在近期發表的著作中，多得不勝枚舉。但是如果僅限于最近幾年農村社會與經濟領域出現的重要著作，我們就可以舉出閻云祥1996年的《禮物的流動》(The Flow of Gifts)，景軍(Jing Jun)的《記憶的圣殿：中國村莊中的歷史權力與道德》(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魯夫(Gregory Ruf)1998年的《干部與親族》(Cadres and Kin);1997年茨威格(Dawid Zweig)的《解放中國農民》(Freeing China's Farmers);1997年金萊和格里芬(Kinley and Griffin)的《中國農村的財富分配》(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Rural China)。

　　近年來已有很多文章談到需要打破“1949年障礙”，賀蕭、黃宗智(Philip Huang)、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和瓦瑟施特倫這些學者的著作已經證明跨越1949年障礙是有益的。但我們正處在一個奇怪的位置上，上述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們非常關注當代農村社會，但是幾乎無人研究民國時期這一領域的狀況，因此無法找到共同語言。

　　假如我上文所論述的情形是真實的，有人會問它該如何解釋。文化史研究的流行顯然在很大意義上直接反映了歷史學科內(實際上是所有的人文學科)的一個總體趨勢，一個至少在上述的著作里和《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紙面上一樣明顯的趨勢。中國革命在當代意識中的衰微無疑已在中國研究的領域增強了這一趨勢。由于革命似乎對目前的中國已經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會起源對于那些想理解過去的人們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這一因素肯定要為民國時期中國農村研究事實上的消失負責。取而代之的是，有關城市、現代性和認同的研究——都是研究中國的青年學者們特別關心的有重要意義的問題——已經興盛起來。

　　社會史在其更接近社會科學形態上的一個特點是關注塑造和限制人類行為的社會制度。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韋伯學說的信奉者，按照這種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較模型，其中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都被用來解釋社會實踐和集體行為。但這些模型傾向于否認行動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處在于它給予了歷史行動者以聲音和主體性(盡管主要是那些能夠留下文字記錄的人)，因此幫助他們成為歷史過程的動因，不光是歷史過程的人質。

　　文化史研究(特別是對更年輕的學者而言)的引人之處，是人生一個確鑿的事實，是我這樣的老頑固不得不去適應的。而我并不認為那種前景沒有吸引力。實際上，幾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在進行文化史研究——從電影審查制度，到杭州的旅游業，老北京傳統的再生，重構京劇成為國劇的過程，到運動和體育的作用。他們的工作已經極大地豐富了我對現代中國的認識。最使我著迷的是改變了現代中國的這些新的文化現象和當時社會、經濟與政治進程之間的聯系。相反地，近來某些成果使我擔憂的是文化研究反映出舒德遜 (Michael Schudson)已經在社會學中警告過的同樣的問題。用舒德遜的話說：“從文化社會學轉向文化研究常常包含著一個從強調現實由社會構成的觀點到一個強調現實由文化或符號構成的觀點(似乎這是一個發生在社會之外的過程)的下滑過程”(見舒德遜1997年書第50頁)。

　　我對歷史過程的肇因問題總是格外感興趣(實際是著迷于它)。福柯(他的著作對近來絕大多數文化史研究是如此重要和富有影響力)堅決拒絕對他在現代性的話語和實踐中揭示的根本斷裂的原因作出任何分析。就福柯而言，他的觀點來自他對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批判。但是在文化史的研究中福柯的觀點導致了輕易把變革的力量歸諸權威話語自身(如阿普特和賽茨)——或者是想象國家或資本主義企業中一些含混的“殖民地”的或現代主義的精英促進了權威話語并賦予其權力。但是這個過程怎樣發生和為什么產生，以及為什么某些文化實踐興盛而其他的衰亡，他們卻一直沒有徹底講清楚。借用斯佩伯(Dan Sperber)的術語說，我們需要“表征的傳染病學(an 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ons)”來解釋“為什么某些表征比其他的更有吸引力”。(有關斯佩伯的話引自舒德遜 1989年著作第158頁)。

　　我認為僅僅文化史不能解答為什么現代中國會走她的一條獨特歷史道路這樣的重要問題。除非歷史學家對其原因作出解釋，否則，我們將會逐漸地被愿意(甚至渴望)解答這些問題的社會科學家們排除在關于中國的公共話語之外。即使在對特殊文化現象進行嚴謹的經驗調查時，我們也必須牢記蒂利 (Charles Tilly)所說的“大結構，長過程，大比較”。我進一步認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的檔案材料恰好提供了其他地方的社會歷史學家一直賴以支持他們研究的那類數據(從國家各社會機構，工業、商業和金融企業，也許更重要的警察和審判系統的文件)，相應地就有重要的理由和必要的手段來復興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的研究。

　　假如社會史研究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中復興，它肯定不會返回到從前所做的工作上去。我特別不希望招收眾多的做共產黨革命的社會背景的博士生。新的社會史將不得不與已完成的文化史成果相聯系，并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之上，并(很有希望)為它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提供基礎。(還是用建筑學上的比喻來說，新的研究就其論題而言將以文化史為基礎，但從分析角度來看，它又為文化史在社會與經濟方面提供了基礎。)如果同意這一點，我愿意提出一些看法，談談新的社會史假如與我最了解的某些文化史領域如城市、大眾娛樂(電影和戲劇)、體育、新的教育場所(博物館、報告廳、圖書館)和色情業等相聯系，它將呈現什么樣的面貌。〔請讀者注意：隨后的討論并不涉及所有這些題目，但是我把這句話保留在此處以表明一個理想的(但未實現的)目標。〕

　　新的現代中國的社會史應關注的課題之一是城市化。中國當然已經擁有一個綿延許多世紀的繁榮的都市傳統，她中世紀的城市遠遠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但是近現代的中國城市，特別在通商口岸，也包括沿江和東北地區，以及抗日戰爭期間的內地，在1890年至1950年之間經歷了巨大的擴張階段。上海的人口約增長了三倍，其他城市人口許多翻了一番。相對于城市化總體水平上的許多重要轉變、如就城鄉人口的比例(伊懋可,Mark Elvin 1974年著作第8頁)而言，城市化進程的重要變化更加在于，新居民加入城市人口的速度使得城市很難以舊的社會和居住模式吸納他們，并使貧民窟數量增加，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條件的差異變得更大(盧漢超，Lu Hanchao 1999,即將出版)。

　　在這些城市增長的同時，它們也經歷了急劇的轉變。墻被推倒了，街道被拉直，拓寬，鋪設了路面，安裝了照明設備;黃包車、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把原來自成一統的鄰里聯系起來。新的交通方式用鬧市區、娛樂區、工業區、公園和火車站創造了一個新的城市形態。鬧市區的企業和百貨商場改變了消費模式;娛樂總匯、電影院、劇院、舞廳、咖啡屋和妓院為社會背景各異的觀眾提供了新的娛樂方式。公共設施提供水、電和電話服務，新的管理制度提升了公眾健康和安全水平，而按全新方式組建的警察則使它們得到強化。公園、廣場和運動場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間，博物館、圖書館和禮堂增強了新的國家和公民意識;充滿活力的報章雜志把新聞和評論、流言和誹語、時尚和奇思妙想喂給了急切的城市公眾讀者們。鐵路、銀行和電信用國內城市交通網將主要城市聯接起來，市政府第一次能夠組成并把城市作為從農村腹地脫離出的社會和政治實體加以管理。

　　當我們研究這一城市變化過程時，至關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僅僅關注具有明顯的西方原型的制度和科技，如報紙、電影、有軌電車、銀行。同樣重要與需要研究的是 “傳統”制度的改革及其在現代的流行。這一點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在研究京劇時有上佳表現。他指出西式的、帶有舞臺燈光和統一座椅的劇場怎樣幫助京劇提高了觀賞性，大劇院和捧場的戲迷雜志的出版怎樣改進了明星制度。城市固定的一周工作日程表使得舊日的全天表演在經濟上變得不可行，剝奪了更年輕和次要的表演者在名角壓軸戲之前的演出機會。一旦理解了京劇在二十世紀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就不可能再把它作為一個“傳統”形式，而應作為中國混合的現代性的一個部分來對待。

　　另一個有啟發性的例子是由邵勤(Qin Shao)發表在《亞洲研究》(JAS)上的關于南通茶館的文章提供的。邵勤1998年的著作盡管有精彩的材料以及在總體上有說服力地分析了現代職業精英對茶館文化的批評，我還是不能贊同她把茶館看作中國的“一項傳統的社交風俗”(第1009頁)，因為就在次頁上她寫道：“茶館在南通廣為流行主要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象，與城市化過程和該地區的現代化有緊密的聯系。”(第1010頁)二十世紀的茶館文化(和現代雜志上對它的詆毀)代表的是衰微的精英和社會中下階層的文化，他們發現茶館的公共空間比更為西方化的專業精英們所提倡的圖書館、閱覽室、公園和博物館更為舒適。后者的文化批評因此反映了城市社會一個重大的社會分化，這一分化的本質和意義尚需要更多的分析。

　　隨著都市化和城市空間和制度的變遷而來的是一系列重要的社會變革。第一，久已商業化的城市經濟逐漸被金錢用全新的方式所統治。現代銀行發行鈔票，增加了資金周轉的速度，新式的信用潤滑了商業的齒輪。銀行家這一新職業，恰成為中國新的富有的現代性的象征。隨著零售商業從地區商店和市場轉向百貨商場，定價代替了討價還價，商品買賣中的人際因素去除了許多。一種新的非個人的交易方式從買賣日常生活用品擴展到戲票，到色情服務。這一過程并不順利、平坦或徹底，但是金錢非個人化的統治和人情的淡薄卻是全中國的城市都在體驗和品評的。

　　第二，城市居民(其中許多最近才從農村搬來)流動性更強，與范圍廣大的親緣集團的聯系更少，更依靠他們自己的能力建立關系和組織以在城市的新環境中生存。工人們也許通過本鄉的親戚或熟人或在工廠里或在碼頭上或在妓院中找到工作，但他們獨自掌握自己絕大部分的工資并設法提高自己的地位。我們無需看到城市、現代性和個人主義之間的聯系就能認識到，這些中國城市居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關系更多地屬于他們自己的創造，而不是那些在鄉村或前現代的城市里現存的人際關系 (加林和加林Gallin and Gallin,1974年著作)。

　　第三，這些城市產生了一套精英生活方式，不斷使他們與農村分開。雜志和電影院提供了一種小型家庭生活的樣板，一種潔凈健康和合理的生活習慣的榜樣，一種自我意識到現代并和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農民區別開的穿著和消費方式的范本。婦女們在教育、服務性行業和作為消費者的社會角色在迅速增強。新的城市的現代性的本質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如果只選取一個最令來自鄉村的游客吃驚的方面(當然那也會讓任何翻閱當時時髦雜志的人吃驚)，那就是人體突然成為個人顯眼的表征。新式的旗袍，無論是其作為校服的原型還是它演化成妓女、影星和上流婦女的服裝后，都用自唐代以來公共場合未見的方式展現了女性的形體。更為大膽的是時髦女郎身著泳裝的相片被印在學校的年歷或報紙上。同時男人們在運動中以強身健體作為增強國力的明顯貢獻。但是在所有這些方面，身體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公開地成為自身的可見的表征，這反映出隨著新的更大更亮的劇場、廣為流行的電影以及甚至是相對而言不大引人注目的現代城市生活本身而來的、人們對于視覺形象的普遍偏愛。

　　但是在這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悖論。迅速的城市化導致了中國大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絕大部分)都由以前的農民，或至少是從農村和小鎮移入的人所組成。城鄉之間人的聯系也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因為工人們都是來自鄉村，女工們經常要回家結婚。另外，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幾乎肯定比清末更為重要。鄉村土布織工依賴工廠生產的棉線，產蠶絲的農家要把絲賣給城市里的工廠。越來越多的農民點煤油照明，用鐘表計時，向城市市場出售商品糧掙錢。所有這些對緊鄰大城市的農村的影響肯定比邊遠地區大，而我這里所說的一切與波默朗 (Kenneth Pomeranz)描繪的農村腹地由于口岸城市的興起而邊緣化的圖景并不矛盾。但是這意味著即使當城市和鄉村在文化上分道揚鑣時，它們之間也由于貨物和人口的流動而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倘若我們采取社會分層的視角來看城鄉關系，就會發現當精英階層、城市社會和文化不斷地和農村相分離時，在貧窮者中這道城鄉裂縫仍然很小。我們毋需接受牟復禮(Fritz Mote)的假想，即晚清帝國是一個契合無間的統一體，就能認識到晚清城市和鄉村的精英們比現代有更緊密的聯系。許多紳士中的領導人物住在鄉間,儒家文獻對鄉村生活也稱贊有加。城市和小鎮并不作為獨立管理的實體而存在，表明地方政權必然包括城市和鄉村的精英們在內。科舉制度為所有人準備了統一的教育經歷。所有這些在二十世紀都發生了變化。城市的教育是成為精英的必要條件，城市學校里的教育內容也越來越西方化。新的職業如銀行家、律師、記者、教師、醫生、軍官、政治家、商人和演員組成了多元化的城市精英階層，而成份相對單一的紳士精英的子孫們則在鄉村和遠郊區保持了他們大部分權力(參見蕭邦奇 Schoppa，1982年著作)。城市上層和專業階層的穿著、語言和社會行為的風尚改變得更加迅速和徹底。城市社會和文化的改變、警察巡視的街道、有軌電車、汽車、公園、圖書館、百貨商場、旅館、咖啡廳、舞廳以及各式妓院，表明城市精英們與農村精英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但是工人和城市貧民與農村的聯系仍然要更緊一點。許多城市貧民只是臨時移民，就像從城鄉之間大量的雙向人口流動中能看出的一樣(伊懋可，1974年著作第 10-11頁)。二十世紀天津的工匠和工廠工人們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農村的第一代移民，其中的男子(與上海不同，天津即使紡織工人絕大多數都是男性)通常把家庭留在鄉下，只在過節或找不著工作時才回去(見賀蕭，1986年著作第44-5,49-51,57-59頁)。這些工人的文化生活也與農村的形式保持得更近，如講故事、唱地方戲、雜耍、變戲法和玩魔法——雖然過了一段時間之后，這些文化活動的基本形式都變化了，更多城市的主題進入表演者的曲目(見賀蕭，1986年著作185-189頁)。南通的現代精英們看不起茶館，這種鄙視在很大部分上反映了對非特權階級的階級偏見，重要的是他們代表了這樣一個事實：“愚蠢的鄉下人”為了解決他們自己的矛盾來這些地方尋找訟師和調解人 (見邵勤,1998年著作第1028頁)。

　　如果我們從城市轉向鄉村，這些社會變遷的本質就變得模糊了——但是社會變遷的事實顯得更清楚了。兩個大的進程看起來最為重要：現代國家的侵入和農業商品化的持續迅速發展(見黃宗智 1985年及1990年著作;杜贊奇 1988年著作)。這些進程的后果包含了城里也可見到的某些悖論。一方面，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財政需求的增加和以村莊為單位的攤款估算，導致了農村社區制度加強：需要一個鄉村政權機構在村民間分攤稅額(見黃宗智，1985年著作,第275-291頁;杜贊奇，1988年著作,210-215頁)。同時在一個游兵散勇組成的流寇四處擄掠的時代，安全的需要也提升了鄉村組織和自我防衛手段的水平。這些進程都強化了地方保護村莊不受外敵威脅的努力。

　　另一方面，農業商品化和不斷擴張的國家需求導致了農村與外部世界的新聯系，這些聯系要求有新技能的代理人來辦理。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惡名遠揚的“土豪劣紳”。他們大體上相當于黃宗智所說的“地方惡霸和村落強豪”(黃宗智，1985年著作，第285-291頁)和杜贊奇的“職業化的中間人(entrepreneurial brokers)”(杜贊奇，1988年著作，第217-243頁)。雖然這一群人聲名狼藉，但是我愿意為他們的作用進行部分辯護。

　　杜贊奇的《文化、權力和國家》(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一書的主題思路在我看來是，由于現代國家不斷地介入社會的各個層面，同時為了應付國家介入而產生了新的職業化代理人。這些變化造成了農村舊有政權與“文化紐帶”的解體。(見杜贊奇，1988年著作，第243頁，參閱第 41,74,246頁)。這種文化研究方法使我不太滿意的是它與老式涂爾干的論調(Durkheimian theme)互相呼應，認為社會的不寧源自于傳統社會文化凝聚力的渙散。我希望提倡的是另一種社會史研究觀念：那些依靠社區內的聲望、宗族里的地位和對地方及禮儀的熟識來使其地位合法化的老的鄉村領導人，已經不適合承擔應付市場或國家的侵擾的任務。為獲得貸款或減稅而交涉，應付征兵的官員或學監，要修橋或者是要免去給別人修路的勞役，這一切都需要新型的領導人。他們更年輕，更頑強，在應付世事上更加明達，做起事來不那么畏首畏腳。這里的關鍵在于，在民國時期社會政治變遷形勢下產生的新的鄉村領導人與人民共和國里能干的農村干部極為相似，有關的描述可以參考黃樹民(Huang shu-min)或魯夫(Geegory Ruf)的人類學著作。

　　在結束這些散亂的思考時，我要指出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幾種新的、極端有力量的人，他們包括：新的專業人士(銀行家，記者等等)，軍人(他們已經主宰了中國政治)和控制了大部分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城市幫會與鄉村土豪。民國時期由軍人主宰的國家推行了專業人士的現代化計劃。他們一起追求秩序、紀律、效率和國家的發展——到了三十年代，這些計劃帶上了相當濃厚的法西斯主義色彩(見柯偉林，Kirby，1984年著作，第145-189頁)。因為國家的計劃和城市專業人士們基本是現代主義的(也因為他們的努力，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文獻資料)，他們已經成為文化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主題。但在那種研究中，我們也許忽略了鄉村精英們(他們被普遍批評為守舊、落后、狹隘)，而且由于這種忽略而未能了解現代中國一個重要主題的意義：城市和鄉村精英們之間的疏離和沖突，以及隨之而來的精英內部文化凝聚力和有效政治團結的喪失。(如要參考當代的觀點，可見漢韋爾，Hanwell，1937年著作)。

　　但是我更要強調幫會和土豪的作用。對這類所謂的“豪強”要有廣泛理解。他們包括上海的青幫、四川的袍哥、河南或陜西的民團頭目、廣東珠江三角洲碉堡的頭人，以及各類地痞、毒販，甚至中國各城鎮里會黨的頭目。這些人一直使國家專業人士們的現代化方案遭到挫折，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他們不只是舊社會頑固的殘余。他們被現代主義者們塑造成這樣，但事實上他們也是中國現代變革的產物。如果我們仍然受到現代主義精英的話語所支配的文化史的束縛，那么中國的現代性看起來將與西方的沒有區別：又是一個關于紀律、理性、商品化、軍事化、國家、個人、主體性和(理所當然的)抗拒的故事。但是如果我們能把這類人帶進我們的研究范疇里，認識到他們所建立起來的聯系既使得普通人能在現代社會里生活下去，又使現代主義精英們加強秩序的方案遭到挫折。這樣我們就能對二十世紀中國獨特的現代性得到更好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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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學民 譯，原載〈中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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