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什么樣的力量推動著歷史的車輪向前發展？是什么樣的原因導致歷史形成了現在的模樣？因為西方歷史哲學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歷史學家總是習慣于總結各種各樣的歷史規律，總是強調一切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他們認為，歷史之所以形成現在這個樣子，是因為冥冥中存在著一種強大的必然的不可改變的支配力量。對歷史的這種認識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如果不夠小心的話，很容易滑入決定論或者宿命論的深淵。其實，我們古老的哲學也是這么認為。他們起了個神秘的名字，叫天數。但是，如果我們耐心地考察一個個具體的歷史事件，就會發現：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偶然事件在歷史進程中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東晉穆帝永和三年，桓溫率領一只規模很小的軍隊，冒險渡過長江，向成都的李氏皇朝發起進攻。這個時候，就連健康城內的東晉朝廷也對羽翼未豐的桓溫非常懷疑。當軍隊潰敗在即而桓溫下令鳴金收兵的時候，命運之神也許正在打盹。如果桓溫就這樣大敗而回，歷史學家可能會總結出一萬條桓溫不該出征的理由。他們會指出什么樣的內因，什么樣的外因，就象后來符堅如何一意孤行、不合時宜一樣。然而，當桓溫鳴金收兵的命令下達之后，命運之神突然睜大了眼睛，讓我們的歷史學家大吃一驚。傳達命令的士兵驚慌之間犯了錯誤，本來應該敲響收兵的銅鑼，卻擂起了進攻的戰鼓。結果，歪打正著，桓溫疲憊的軍隊突然士氣大振，不顧一切地向敵人發起了沖鋒。一個國家就這樣滅亡了。《晉書·桓溫傳》這樣記載：“勢于是悉眾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于是攻之，勢眾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
    其實，后來的符堅在淝水之戰中同樣遭到了偶然的無情戲弄。盡管古往今來的歷史學家指出了無數符堅必然失敗的理由，我們仍然發現偶然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東晉的經濟實力不如公元前三世紀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君臣運籌帷幄、沖鋒陷陣的能力不如令羅馬聞風喪膽的漢尼拔，迦太基被羅馬滅亡了，東晉怎么就必然不會被前秦滅亡？如果認為符堅軍隊民族成分復雜，新附之人其心必異，然而，井陘之戰，韓信置之死地而后生，用的也是人心惶惶、新附思奔的士兵。千百年后，我們在審視這段歷史的時候，絕對不能忽視淝水岸邊前秦大軍之后朱序那一聲“秦軍敗了”的吶喊。那一聲吶喊，就象改變歷史進程的按紐，結束了符堅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粉碎了百萬前秦將士建功立業的人生夢想，延續了長江以南幾百年漢族文化血脈。《晉書·朱序傳》是這樣記載的：“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卻，序時在其軍后，唱云：‘堅敗！’眾遂大奔。”
    尋找吧，尋找吧！尋找到這樣的一個個關鍵事件，也許就找到了打開歷史之門的神秘鑰匙。如果專諸刺王僚的時候偏而未中，吳國野心勃勃的公子闔閭便做不了國王，伍子胥也就不能向闔閭推薦天才軍事家孫武，也就不會出現導致楚國滅亡的五戰五捷，也就不會發生著名的申包胥哭秦庭的歷史事件。吳越爭霸的歷史角色大概也要改變，又會因為歷史角色的個人性格、文化修養、身份背景之不同而使歷史面貌大大改變。如果荊軻刺秦王未偏而中，則很可能影響到秦朝的統一，也可能就沒有了焚書坑儒，也可能就沒有了秦二世的即位和趙高的專權。如果秦始皇咽氣再晚上幾個小時，催促扶蘇回來的詔書就會發出，也許這樣就沒有了秦朝末年政治的混亂，也就沒有了漢朝平民劉邦的崛起。我們這個民族也許因此而不叫漢族，而叫秦族；我們的語言也不叫漢語，而叫秦語。

                                       二

    一個世紀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也許，當我們的目光快速掠過歷史長河的時候，我們會覺得一個世紀是短暫的。但是，中國歷史上比較長一點的朝代也不過兩三個世紀，五千年的文明史也不過五十個世紀而已。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把一個世紀看作一個非常漫長的時間單元。在大部分歷史階段，社會的發展速度是這樣緩慢，以致于歷史學家很難從一個世紀的首尾看出什么不同。
    然而，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變化速度是如此之快，中國的變化幅度是如此之大，就連生活在其間的人們也目不暇接，就連善于捕捉社會信息的社會學家也手忙腳亂，就連那些習慣于東方睡獅呼呼大睡的西方人也目瞪口呆。中國的二十世紀像一列飛速行駛的過山車，我們這些毫無心理準備的乘客無不感到暈眩。如果說全部中國歷史就是滾滾東流的長江的話，二十世紀就是落差巨大的、波濤洶涌的、既險象環生又蘊藏著無限潛能的長江三峽。這里，兩岸猿聲啼不住；這里，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里，崖壁對峙，山石坍塌，時刻有斷流的危險；這里，河水自天上來，撞擊著大地，可以建設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命運給中國的是一連串的苦難，中國還命運的是一連串的奇跡。這就是中國的二十世紀。
    當1900年，這個中國人經歷的第一個世紀之交到來的時候，風雨如磐暗故園。古老的中華民族已經被西方列強凌辱了六十年。內亂頻仍，外患迭起。邊疆喪失了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國內爆發了歷時十幾年、波擊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大動亂，曾經八面威風的大清帝國尊嚴掃地，仁人志士在領導著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艱難地適應著嚴峻的國際形勢，步履蹣跚地追趕著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的簽訂，給了中國軍事上、經濟上以及心理上的最后一擊，外國列強突然發現這個虛弱的龐然大物已經毫無招架之力，淪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而清醒的中國人突然意識到民族危機已經到了亡國滅種的最后關頭。這直接促成了隨后的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和1898年的百日維新。這里又有一個致命的偶然。光緒皇帝之所以沒有成為日本明治天皇那樣的民族領袖，沒有能夠領導中國走向繁榮強盛的光明大道，慈禧太后的存在具有決定意義。如果慈禧太后在1898年6月11日之前猝然去世，中國的面貌也許從此就會改變。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因為慈禧太后的長壽、保守和智慧而于1900年被拖入了歷史的萬丈深淵。二十世紀幕啟之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三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并沒有引起全民族的高度重視。盡管大清帝國已經感受到了外邪入侵的痛苦，但以為不過偶感風寒，只要善加調養，自會痊愈。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進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遁逃熱河，大清帝國發現自己已經病入腠理，漸成心腹之患。到了中日甲午戰爭之后，《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大清帝國已經元氣大傷，弱不能支。到了1901年9月，簽訂了《辛丑條約》，外國軍隊獲得了在北京及附近要害之地駐扎的權利，大清帝國就被反剪了雙手。從此之后，對外交往就只能動口而不能動手。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大概是中國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再加上四厘的年息，需要四十年的時間才能付清。四十年，就到了1941年。其間，中國不會有休養生息的機會，而列強必會變本加厲地凌辱。所以，當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全世界都感覺到中國已經病入膏肓，幾乎已經沒有什么藥石可以解救。
    中國人最后的一點自信土崩瓦解。慈禧太后還在西安避難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下詔推行新政。然而，為時已晚。機遇已經在1898年給了大清帝國，大清帝國沒有抓住。機遇沒有第二次。如果說，中國最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如康有為甚至孫中山，曾經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大清帝國身上的話，而現在，中國激進的革命黨人已對大清帝國不再抱任何希望。由于六十多年的恥辱都與大清帝國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以至于急于洗刷國恥的革命黨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時，早已尊嚴掃地的帝國喪失了凝聚力。大清帝國就像一具完好保存在古墓里的木乃伊，當武昌新軍1911年10月10日倉促起事的時候，就被一下子置于陽光和空氣之中。于是，很快就不可挽回地瓦解了。
    然而，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卻不能說獲得了成功。辛亥革命不僅沒有把中國拉出歷史的深淵，反而給民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在接下來的許多年里，中國人民沒有等來任何讓他們歡欣鼓舞的消息。袁世凱的賣國求榮，軍閥的連年混戰，國事日非，每況愈下，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分裂！混亂！找不到出路！看不見光明！仁人志士痛心疾首，華夏大地一片陰霾。中國最有頭腦的思想家在冷靜地思考民族的未來。終于，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一下子撞開了中國人民封閉已久的感情的大門。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

                                   四

      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1919年5月4日，希望在徹底的絕望中誕生。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是一次規模宏大的群眾運動，是沉默的大多數在古老的大地上面對外國列強的凌辱發出的第一聲抗議，是樸素的中國民眾第一次以歷史的名義對西方說“不”。西方列強終于看到了蘊藏于中國大地之下的巨大能量，從而打消了象對待印度那樣滅亡中國的野心。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說：“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但是，義和團用于戰斗的物質武器和精神武器傳統而原始，相對于世界潮流是守舊的，相對于現代科學是愚昧的。樸素的民族感情在鋼鐵般的競爭法則上面碰得頭破血流。在強者猙獰的歡呼聲中，第一次自發的大眾的救亡運動破產了。
   1919年的“五四”運動也是一次群眾運動。但是，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覺醒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尋找戰斗的武器的時候，已經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中國人在艱難地適應著世界潮流。中國人在努力使自己融入世界而不是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實際上，義和團是傳統排外思維方式的最后一次嘗試，是把中國封閉起來的最后一次努力。從此，中國人改變了思維方式，開始主動地認識世界，適應世界，改造自己。“五四”運動便是這樣的一次運動。

                                      五

    “五四”運動為國民黨的新生和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武器和組織人才。中國從此走向了現代之路。在這條道路上，出現了四個主宰歷史進程的偉大人物。他們是國民黨陣營的孫中山和蔣介石，共產黨陣營的毛澤東和鄧小平。
    這四個人分別怎樣影響著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他們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到底發揮了什么樣的重大作用？時至今日，我們還很難取得一致的看法。時至今日，我們還沒有走出他們巨大的身影。他們的歷史遺產到處都是，并且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思想甚至感情。所以，我們也許還沒有來到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完全獨立的思想者，對他們做出不受個人閱歷和感情影響的客觀評價。
    有意思的是，國民黨的孫中山和共產黨的毛澤東都以偉大的破壞者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并且是最具浪漫氣質的思想家。他們的政治活動又受著他們浪漫氣質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他們是歷史的領航員。他們是民族的先知。他們的缺點和他們的優點一樣突出。所以，對他們進行鞭撻和攻擊成了許多歷史評論家不知疲倦的樂趣。但是，就像魯迅所說：再完美的蒼蠅還是蒼蠅，再有缺點的英雄還是英雄。我們當然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犯他們那樣低級的錯誤。但是，我們還應該知道，也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象他們那樣成功。就像俄羅斯作家克雷洛夫所說：“鷹有時比雞飛得還低，但是，雞永遠也不可能飛得象鷹那樣高。”
    作為后繼者的蔣介石和鄧小平都不是思想家。他們沒有先知一樣迷人的個人魅力，他們只是根據現時的情況做出自己的決定。用鄧小平的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他們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有時走得太遠，而是與自己的時代、與自己的人民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們是現實主義者。也可以說，在他們的前輩巨大的破壞之后，他們負起了建設的責任。他們所帶來的福祉是這樣明顯，以至于他們比他們的前輩受到了更少的非議。

                                    六

    對我們這些二十世紀末的人來說，這個世紀開始的那些年代盡管不太遙遠，當時的社會面貌卻已經非常陌生。那個時代的人們，也絕對不會想到二十世紀末的中國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最近二十年，我們甚至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時代列車飛速行駛的軌跡。70年代，我們無法想象毛澤東之后的中國是什么模樣，我們甚至不能理解一個沒有毛澤東的中國何以能夠存在。80年代，我們沒有想到市場經濟的旋風竟然這樣沒有理性，我們不明白每一個毛孔都淌滿血腥的社會何以能夠繁榮。90年代，我們不知所措地收獲著改革開放的紅利，我們莫名其妙地有了電視、有了電話、有了房子。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社會總會發展。隨著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國必將走向繁榮。這是社會發展規律。這也許是對的。但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同樣不能排除人的因素，不能排除偶然的因素。也許，我們可以說，黃河總要東流入海。但是，黃河形成這樣一個樣子必然有它的偶然因素在內。他在流出陜西之后為什么改變了方向？因為那里有一座山擋住了它的去路。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后果都歸因于歷史規律，我們就會陷入消極的無所作為的誤區。如果我們看不到歷史事件中的偶然因素，我們也許會喪失更多的歷史機遇。
     為什么希臘人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馬其頓帝國？也許，這里的確隱含著某些神秘的歷史規律。但是，年輕而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應該是一個重大的因素。為什么龐大的亞歷山大帝國那么快就分崩離析？也許這里面也有許多必然的原因，但是，年輕而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的暴卒應該是不可忽視的偶然因素。當我們考察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的時候，盡管總結其中的歷史發展規律也非常重要，但是，我們同樣應該看到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對歷史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歷史是人的歷史，而人的復雜性自然帶來歷史的復雜性。對歷史的簡單化歸納貌似宏大，其實是一種幼稚而省力的行為。當我們面對新的世紀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做的也許不是尋找可能存在的社會發展規律，而是腳踏實地地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而是抓住稍縱即逝的每一個偶然飄過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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