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汽車離開通往大邑的高速，駛入通往安仁鎮的路上，村野田舍，雞鳴犬吠。1個多小時前我們還在都市辦公室，眼前卻是最普通莫過的四川鄉村景象。今天我們的目的地是建川博物館，這才想起，我們在從當下的中國出發，向一段歷史一點點的走進……
眼前我們看到的第一個歷史痕跡卻是三年前的大地震。安仁客運站是震后新修的，路兩邊是一排排整齊的安置房。
像是電影蒙太奇，在一個路岔口，路牌指示向左是劉氏莊園，向右就是建川博物館。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作為那個年代最為著名最為經典的政治動員案例之一，劉氏莊園的故事深深作為一個時代的國人集體記憶沉淀了下來。在我腦海中快速閃過那個恐怖的水牢傳說時，想起了抗戰時期作為30萬出川參加抗戰川軍的最高指揮官而最終病逝前線的劉湘，及更早時期令其時國民政府名義最高領袖蔣介石惱恨厭惡不已的四川軍閥混戰……向左的路很快隱藏在竹林中，一道像普通農家樂的圓拱門旁題著劉氏莊園幾個字。我們向右轉，與這些歷史記憶的策源地擦肩而過。
相比毗鄰其左的，靜悄悄脫離那個年代樣板宣傳形象劉氏莊園，建川博物館就顯得雄心勃勃許多。在這里我們期望看到更多的歷史面容，聽到更多的歷史聲音，厘清更多的歷史真相……
博物館的入口同樣掩藏在兩行長勢茂盛的竹林里，安靜而肅穆。
在講解員的帶領下參觀完紅色年代、中流砥柱、正面戰場、抗俘館、飛虎奇兵等幾個展館后，時間不早了，安排自由參觀一個小時候再集合返回。剩下的時間里，我參觀了出川參加抗戰的川軍館。出來后繞著一個湖泊，想著去找著名的抗戰壯士群雕像，不期卻路過三年前那場地震的記憶，斷裂的水泥墻與鋼筋倔強得令人觸目驚心。按著展覽票上的示意圖，在一個正在施工的建筑后尋到了群雕廣場。
博物館占地龐大，設計精良，規劃宏遠，雄心勃勃，它的創建人，希望收藏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野心勃勃（也或說是雄心勃勃）卻又絕難如傳說中欲登頂摩天嶺險峰的目標。雖然我們剛剛在慶祝千禧年的似是而非中進入二十一世紀，上個世紀的余音還在我們耳畔裊裊不絕；雖然我們可以親眼目睹一張張怵目驚心的照片，一件件訴說著歷史滄桑的文物，是這樣的動人心魄；雖然我們整理昨天記憶的渠道還這樣豐富多樣，可以用多種技術手段將那些眾多片斷材料串聯起來，生動的重構出一幕幕畫像，抵達歷史的真實；雖然即便不必親身這博物館里來，我們仍然隨時隨處被上個世紀深深的在現實中糾纏著糾結著，在各種筆記、文學、音樂、繪畫、影視的耳濡目染下，我們幾乎每個人都能對某段掌故或史事信手拈來，滔滔不絕，代言歷史；雖然在現實瑣碎的消解與生物遺忘的合力作用下昨天漸漸模糊，卻可由市場經濟大規模商業流水作業的影視產品“復活”與“寫入”大眾腦海里不那么牢靠的記憶；雖然很多時候我們對烙入腦海的記憶信心十足……
二十世紀的中國至少歷經了這樣一些歷史畫面：
庚子年天子皇家在八國聯軍驅逐下狼奔豕突；
一九零五年歷時一千多年科舉制度的噶然廢止；
辛亥年天子太后在惶恐迷惘中匆匆下詔遜位，幾年后，其時有中國華盛頓之譽的袁世凱在洪憲帝制草草收場之后憂懼離世；
一戰后中國以戰勝國之姿參加巴黎和會，卻飲恨吞下戰敗國的苦果，鼓蕩起國內的五四風潮，徹底宣告北洋政府合法性的終結；九十年前在風雨飄搖的上海十余位具有強烈知識分子氣質的代表宣告中共成立，他們代表著全國56名處于秘密活動狀態的黨員；
新成立的共產黨迅速與國民黨結盟在廣州成立國民革命政府，宣稱繼承孫中山革命遺志，決定以武裝革命的形式討伐高高漂浮在中國社會之上的北洋政府；
雖然同是宣稱承繼中山先生衣缽，在北京北洋政府若有若無之際，國共兩黨很快陷入不共戴天的對抗，此后中共以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為依據認定國民黨所代表的階層注定將為社會的演進所拋棄，而國民黨對待共產黨更多是一種漢賊不兩立的以爭天下為潛意識的思想。其時國共對抗非常之殘酷，瞿秋白作為中共曾經的最高領袖也犧牲于國民黨的槍決，臨刑前他留下了“夕陽明滅亂山中，寒泉落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這樣含有濃厚禪宗風格的詩句；
一九三一年，日軍策劃皇姑屯事變謀殺其時中國東三省實際統治者，開始了那首著名而凄婉的《松花江上》的流傳，張作霖的繼任者奉南京政府為正溯，為此意氣風發的蔣介石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雖然此時以毛澤東為主席的蘇維埃割據政權正在南方進行著艱難的布爾什維克革命；
一九三七年，按耐不住的日軍輕率地判斷，眼前正為軍閥割據和共產黨“叛亂”問題弄得焦頭爛額的南京政府似乎輕輕一推就會倒掉，搗毀了南京政府攘外先安內政策的最后一絲顏面。國共不得不再次妥協以應對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機，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開啟悲壯的全民抗戰；
一九四四年曾經“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者，中山先生的追隨者，日本人眼中大東亞共榮思想忠實的朋友，國人眼中身敗名裂的漢奸，汪精衛留下“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郊原仍作青春色，鴆毒山川亦可憐”的句子后在日本孤獨的死去；
一九四五年，挾領導抗戰勝利最高領袖之威的蔣介石達到了其一生最為輝煌的政治高峰，但八月二十八日前來與他握手的毛澤東和他一樣，對自己與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
蔣介石政權潰敗的速度令所有其時中國政治逐鹿的參與者都感到驚訝，包括他的對手毛澤東本人，令其后的觀察家感到費解，僅僅四年后，毛澤東與他的追隨者們以締造者的姿態在北京宣告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獲得新生。而蔣率領著他的政府與追隨者只能托庇于美國而偏安臺灣；
僅僅一年后，朝鮮戰爭爆發，新生政權毅然決定參戰，加固了國際兩個冷戰陣營在朝鮮半島的對峙格局。盡管事實上只是一個起于三八線而終于三八線的平局，對于國人來說，國際兩大陣營對峙的意義也許并不重要，這是113年前的鴉片戰爭以降，58年前甲午戰爭以降，53年前庚子事變以降，22年前日本侵略東三省以降第一次對外族威脅戰爭徹底的勝利，詩人胡風用天才的詩句“時間開始了！”來熱情的歌頌新生政權；
中共黨內最具革命浪漫主義氣質的毛澤東，他還是用革命勝利者的絕對權威在七年時間里重新塑造了這個國家的秩序，宣布已經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標準。他以抵達個人靈魂深處進行革命的方式，向他的國人傳達著“革命”具有某種形而上的宗教性信仰絕對價值的觀念。這一價值觀念普及的積極意義或許在于，從邊陲偏遠鄉村的農民到中央政府官員，都被納入一個嚴密的社會組織中。近三十年后，一生顛沛流離并用后半生反思國民黨失敗原因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將這一點歸結為毛戰勝蔣最為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府將她的力量廣泛而綿密地根植于最底層社會組織之中。在他看來，傳統的皇權王朝政府，乃至于民國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是漂浮在舊中國社會上薄薄的一層浮萍；
1919年，毛為一位新娘的悲劇深深觸動，開始呼吁戀愛自由大潮。而在他秉政這個國家近十余年后，卻再度充滿無力的發現新的龐然大物--官僚階層已然成形。也許他骨子里是反抗權威與秩序的性格，不同于他的助手，具有清教徒共產主義者形象的劉少奇所會選擇的方法，基于革命絕對價值的信仰，階級分析工具一貫正確的歷史經驗，用他的革命之火燃燒著他的官僚體系，同時也燃燒著他的國家。官方宣稱這一年是一九六六年。頗為諷刺的是，這一切得以啟動的憑借正是他那可以輕易超越制度的絕對權威。晚年的他一方面肆無忌憚的嘲弄與攻擊著他政府里的各級官員，乃至他多年的追隨者，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依靠他的盟友--具有天才的組織與表達能力同時又是一位偉大的行政管理者--周恩來維持著政府職能的運轉；
一九七五年，偏安于面積僅為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臺灣的蔣介石帶著他“光復大陸”的心愿逝世，三年前，他的老對手毛澤東在北京接待了他曾經最為強有力的支持者美國總統的訪問。在他辭世后，國民黨領導人經過蔣經國、李登輝、連戰、馬英九等人的更替，這個中山先生一手締造的革命政黨盡管在冠名前還有保留中國二字，已經漸漸失去逐鹿中原與中共競爭天下的抱負與意愿了。盡管行政行文仍保留有濃厚的傳統中國文言文特色，也以傳統的繁體字為合法文字，固執的宣稱繼承了中華正統，然而這些傳統上能增強合法性的象征卻在面臨島內最大反對派且具有離心傾向民進黨的競爭中幫不上什么忙；
一九七六年，這個國家再度處于風雨飄搖與動蕩不安之中，辭世前的毛顯然對身后的中國再也沒有十年前甚或是三十一年前那樣極具信心，但令他的衣缽繼承者感到難堪的是，他仍然固執的堅持眼下經他一手啟動的革命運動是可與趕跑蔣介石并重的最為重要的事業。兩年后，高考恢復，最高領導層會議定調轉向恢復生產，并且宣布以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在人大會議上提出的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國家為奮斗目標；
二十余歲就以中共領導層的身份參加革命的鄧小平，在他以年近八十的高齡復出后，有理由對其一生革命的成果----國家的現狀感到憂心忡忡以及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鄧小平及其他的支持者有著很多理由對華感到不滿意，盡管后者在黨內以厚道的品格著稱。鄧的這份領袖擔當可由他留給后世豐厚的遺產得到有力的支持。鄧務實而技巧破解了毛塑造的革命價值形而上的絕對意義，他領導時代的政治教科書這樣說道：“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從而幾乎平息了一切革命與反革命的爭執。他的繼任者走得更遠，完全放棄了毛時代的階級分析與斗爭工具，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目標。他一方面利用個人權威清除阻力，推動改革，另一方面又事實上建立并留下了領導人任期更替制度。在他的遺囑中顯示了他多么盡力的遵循自己的承諾以及制度，盡力避免他個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雖然在毛生前就與美國建立了某種程度的外交聯系，然而鄧顯然并不是毛這種外交策略的直線延續，他盡可能的淡化了中國在冷戰對峙格局中的角色，積極擁抱世界，與美國建立了黃金十年的蜜月期。訪問日本時坐上新干線后，他坦率的說道“好快喲。”，承認中國再度落后于日本了，需要奮起直追。他誠懇的向李光耀求教，回國后就果斷的終止了對東南亞國家的革命宣傳。顯然，這不僅僅是一種虛心納諫的姿態而已，盡管他一生追隨共產主義革命，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但他并沒有興趣與其時蘇聯競爭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也沒有興趣進行革命說教與輸出。但是生于動蕩年代的他，近乎本能的會警惕一切可能導致這個國家再度陷入混亂與爭斗的因素，長期軍人的生涯也使得他更偏好組織紀律以及井然有序的秩序。九十年代初，這位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人再度焦急起來，一路巡視南方與上海等地，一路發表講話，敦促他的同事、支持者以及國人深化改革，推進開放，雖然這個時候他唯一的職務是橋牌協會主席。在國人的記憶中，是這位政治家最后一次有些不情愿的登上政治舞臺。在四年后他逝世時，他并不需要擔心接班人的問題，也不需要擔心他的政策與路線；
二十世紀中國的最后一個鏡頭也許應該留給在南斯拉夫戰爭中，被北約“誤炸”的中國大使館，盡管其時再次掀起了國人悲憤的民族主義情緒，提醒著國人相對于西方世界學習者和相對弱勢的角色并沒有得到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任總理朱镕基仍然堅持赴美進行加入世貿的談判，達成了艱難的協議。兩年后，鄧的繼任者將中國徹底的帶入了由西方國家締造并主導的世界貿易秩序之中，此后，鄧的政策路線與政治抱負將不可逆轉的繼續影響著中國社會乃至世界了。
歷史雖然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卻并不意味著一切都已塵埃落定，蓋棺定論。當我們試圖去理解前述那些畫面時，去追問其背后的邏輯關系時，也許，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歷史才剛剛開始……
正如我們以歷史選擇的“勝利者”姿態去面對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時，至少有那么一點點驚詫與尷尬，隨之而來的是換位思考后的靜默與沉思。
今天的我們，可以以更為積極的眼光去看到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那一代人完成的“同治中興”。
可以用辛亥年的張惶這樣的語氣來對那場終結帝制的革命提出一些疑問，從而引發思考。
可以對躬逢兩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李鴻章，以大清“裱糊匠”的身份在馬關條約，辛丑條約上顫巍巍的簽字后，留下“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一句有著更多的理解與同情。
無論如何，我們早已遠離了亡國滅種，文明斷絕的迫切危機，這使得我們有著更多的理性、寬容，雖然這份理性時時為血液里涌動的情緒所沖擊。
褒貶歷史，臧否人物，固然可以快意于一時，卻無助于我們抵達事情的真實，也無助于我們對于獲取正確的知識。
最后，我以菲普.肖特《毛澤東傳》里最后一句話作為這篇隨筆的結尾，因為這是理解那個時代絕佳的意象：
“毛的詩，就像他的書法作品一樣，抓住了他的那個時代痛苦的、無法平息的那種精神。”
2011-6-29 成都 補記6月16日到建川博物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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