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緒論一   20世紀的中國社會與思想

陳寒鳴

　　在人類歷史上，20世紀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世紀。在這個世紀里曾經發生過許多重大事件，如前后相隔時間并不很長的兩次世界大戰給整個人類帶來的災難性打擊；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既有力推動了全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進步，又與之相伴隨地給人類帶來了諸如生態失衡、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人類社會日益呈現出所謂“全球化”的態勢，但與之同時存在著的是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并且，這些矛盾還隨著霸權主義淫威日盛而越來越嚴重……20世紀的人類就是在這樣一種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演化出自身歷史發展絢麗奪目的畫卷。

　　在20世紀所發生的眾多歷史事件中，最具影響力并將在21世紀仍發生持久影響的，無疑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橫空出世。

　　“社會主義”概念并不始于20世紀，而是19世紀30年代英、法兩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其著作中就已明確提出來的。至于作為一種對理想社會的期盼，則自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隨著原始平等的被破壞和人與人之間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現象的產生與發展，在被奴役、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民眾及某些知識分子中就產生出抗議和批判現實社會不平等的思想以及對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完全公正和平等的理想社會期盼與迫求的意識，故而“社會主義”觀念古已有之。然而，正始列寧所說：“在全世界千百萬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徹底的、堅決的、全面的斗爭，以爭取按照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發展方向來改變這個社會以前，這樣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把改變現狀的渴望同一定階級的斗爭聯系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愿望才變成了千百萬人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列寧選集》第一卷第658頁）的確，以往人們所提出的一切關于批判現實、期盼理想的思想主張只能歸入于“空想社會主義”理論范疇，只是到了19世紀中期，以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志，迄今為止人類思想文化史上最科學、最先進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正式形成。從此，國際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思想、行動指南。這才使人類的社會主義理想由空想而成為科學。

　　馬克思主義是通過革命性地批判資本主義，總結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經驗，繼承發展人類優秀文化成果而創立起來的。這是一個博大精深、高度嚴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其中包含著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學說為主要內容）、科學社會主義（包括階級分析法、階級斗爭學說、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多方面內容）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它們相對獨立、自成體系而又相互聯系、相互貫通，形成三位一體的體系：正是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兩大最重要的理論發現基礎之上，產生了科學社會主義；在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之中，蘊含著豐富深刻的哲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不僅概括了思維科學的成果，而且更廣泛地運用了社會經濟、社會歷史發展的材料和成果。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代表著工人階級利益，是直接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會的這個最先進的階級服務的，是為工人階級肩負偉大歷史使命，最終實現人類解放、達到理想的共產主義目標作理論論證的。這就使馬克思主義與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剝削階級的學說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體現出階級性與科學性高度統一的特征，因為“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愿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58頁）并且，馬克思主義不是晦澀難懂、遠離群眾的思辨哲學，不是高談闊論、脫離實際的清談哲學，不是空講道理、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書齋哲學，而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論和最銳利的工具，是他們在破壞舊世界、創建新世界的偉大斗爭中的望遠鏡和顯微鏡。這又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了強烈的革命性、實踐性的特征。

　　具有革命性、實踐性、階級性、科學性等基本特征的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

　　近代以來，“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多少發展了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時期的再洗禮派和托馬斯•閔采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武裝起義，產生了相應的思想表現；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而在十八世紀已經有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于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了；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苦修苦煉的、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個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后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圣西門那里，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里，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制定了他的消滅階級差別的方案。”（同上書第三卷第406頁）然而，包括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內的所有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社會主義倡導者，雖然注意到現實社會生活中貧富差別等不平等現象，發現了階級對立及其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影響，對資本主義及其它形態的私有制深惡痛絕，并由此而表達出改變社會，追求一種平等的、公有的理想社會的愿望，卻由于缺乏科學的世界觀和歷史觀而不能認識到造成所有遭其譴責的社會弊端的根本原因，也無法尋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正確方式和達到社會理想目標的正確途徑。在他們那里，“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于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時候和什么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各自的“主觀理解、生活條件、知識水平和思維發展程度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沖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這樣，他們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就不僅只能流之于空想，而且只能是“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同上書第416頁）

　　馬克思主義創立者將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作為思想遺產予以總結繼承，但其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又與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有著本質區別。他們考察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它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如此提出來的唯物史觀，“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象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將“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后避難所，從歷史觀中”驅逐了出來。社會主義“不再被看做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做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斗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斗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沖突的手段。”同時，他們并不是簡單地痛斥私有制，指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產生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而是客觀、深刻、科學地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的本性，“一方面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系和它對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這種生產方式內部的一直還隱蔽著的性質”，發現“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對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所由積累而成的價值總量”，由此不僅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提示了資本主義的全部奧秘，而且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總之，由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發現，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參閱上書第423----424頁）

　　正由于從空想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必然會代替資本主義的終極原因就不再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真理、絕對理性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是可以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答案；消除資本主義及其它一切私有制社會弊病的手段，實現理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途徑，也不再是從頭腦中發明出來的，而是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了出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確實與其以前的所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有了本質區別。當然，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上書第四卷第742----743頁）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亦應作如是觀。換言之，信仰并實行、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要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現實的確切事實，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具體化、民族化。并且，由于國情不同、條件不同，對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內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也應各不相同，如英國不同于法國、法國不同于德國、德國不同于俄國、俄國不同于美國，東方國家不同于西方國家等等。針對新的實際、分析活的現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代和本國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這是學習、掌握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第一要義。

　　20世紀，不僅社會主義從科學理論變成了這種理論指導下的現實實踐，而且更開創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人類社會從此開始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過渡發展的歷史時期。回視２0世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凡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國家，都取得了偉大成就。譬如，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經濟十分落后，工業總產值在歐洲居第４位、在世界上居第５位。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從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１９２８年起到１９４０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以每年增長２１％的速度向前發展，迅速超過了英、法、德等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躍居歐洲第１位，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工業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亂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但其戰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速度大大快于西歐各國。整個60年代蘇聯經濟一直以較高速度增長，7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下降，卻仍高于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１９５０——１９８４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長八倍，而同期美國只增長了二倍。正因為蘇聯經濟發展迅速，其工業總產值的比例與美國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從１９１３年的６.９％上升到８０年代中期的８０％，從而成為令帝國主義望而生畏的社會主義大國。又如，從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１年，中國經過51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工業增加值從１９４９年的５０.５億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９５７０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51年間共增長了４８５.１倍，年增長１２.８５％。工業總產值從１９４９年的１４０億元增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２７６３３億元，50年間增長了７０１.８倍，年增長１４.1％。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４位工業強國，其中制造業列世界第５位、機械工業列世界第６位。農業增加值從１９４９年的２７９億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２１２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５.５２倍，翻了二翻半，年增長３.７５％。農業總產值從１９４９年的３２６億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４９１６億元，增長了３１２倍，年遞增５.１５％。中國農業生產增速超過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經濟實力早就位居世界之首。雖然中國總人口從１９４９年的５４１６７萬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６５８３萬，凈增７２４１６萬，但由于經濟平均每年８.３％的速度快速增長，人均ＧＤＰ增幅仍較大：從１９４９年的７５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０７８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３２４倍，年增長６.３５％。按現價現匯折算，從１９４９年的３５.７美元增到了２０００年的８５６美元，已經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到２０００年人均ＧＤＰ８００美元的預期目標。此外，古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也頗令世人矚目。從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８５年，古巴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４％。其經濟增長與經濟效益在拉美地區一枝獨秀，成為拉美地位社會進步最為顯著的國家。

　　２０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取得了經濟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更在于：“一是為人類社會開辟了嶄新的發展道路，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二是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并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出現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并存共處、競爭和斗爭的復雜局面；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消滅了剝削和壓迫，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和民主，改變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歷史地位，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四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導致了殖民體系的瓦解，使絕大多數殖民地國家取得了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的勝利。總之，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生，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李鐵映：《20世紀與社會主義》，載《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當然，２０世紀社會主義的實踐不是一帆風順的，既有引吭高歌的前進，也有令人腕嘆的悲劇。尤其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致使社會主義實踐折入低潮。西方國家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為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如布熱津斯基即在《大失敗——共產主義的滅亡》一書中斷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它將作為２０世紀最反常的政治與理性畸形物加載史冊。”我們對之應該如何看待？至少應該確立三點基本認識：一是任何事物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都不會是直線型的，而必然是曲折的、辯證的，出現點反復，以至因此而折入低潮，甚至出現短暫的歷史回流，并不足怪；二是一些國家放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并不表明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錯誤，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而首先在于這些國家執政黨的領導者推行了一條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嚴重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三是只要世界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悲劇性的事件也可以轉變成好事，社會主義將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與世界社會主義實踐運動折入低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生命力，以至出現了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研究熱潮。法國著名哲學家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寫道：“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遠不是枯竭了，它還年輕，幾乎還在童年；它好象剛剛在發展。所以它仍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為產生它的那些歷史條件還沒有被超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哲學和法學博士羅伯特•海爾布隆納在《馬克思主義：贊成和反對》中坦言：我深信“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需要的哲學。……它不僅提供了一種歷史觀，同時它也是作為歷史創造的指南。盡管世態多變，但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們的時代和今后，世界的改變是肯定無疑的，而且大部分將是在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鼓舞和指導下進行的……要探索人類發展的前景，就勢必要求教于馬克思主義。”哥斯加黎加大學的一位教授尖銳批評美國人福山臭名昭著的反共之作《歷史的終結》時指出：“馬克思主義沒有過時，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活在被壓迫者的反抗斗爭中，活在他們的痛苦和意識中；哪怕他們有時并不認為自己的斗爭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性質。”（轉引自肖楓主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第112頁，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英國學者戈蘭•泰爾博恩說：“在我們的時代，任何思想家的影響都不能與卡爾•馬克思相比，只有這樣講才是正確的和適宜的。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科學和歷史編纂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這不僅表現在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上，而且表現在其影響的持續的時間上。……的確，若不充分地認識馬克思的重要性，那么就不能理解２１世紀的思想史。”（轉引自《處在21世紀前夜的社會主義》第272頁，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１９９１年９月１日，美國《洛杉磯時報》發表記者斯坦利•邁斯勒和多伊爾•麥克馬納斯所撰文章，稱：“馬克思主義給全世界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留下了不可磨沒的印記。”“這個世界的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中許多論點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多棱鏡分析的，并且以馬克思的語匯來描述。”“民主世界許多最強大的政黨的經濟政策中存在著社會主義思想，各國政府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責任的思想”，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遺產“仍然充滿活力，仍在世界各國發生作用”。１９９１年末，英國《衛報》連續發表文章指出：“西方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已經崩潰，資本主義已經成功，但是，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卻看不到一絲成功的跡象。”“事實并未真正證明資本主義在西方獲得勝利。”當今世界的真實景況是：“社會主義在早春的寒氣中顫抖，資本主義在夕陽的光輝里燃燒。”（轉引自許征帆《時代風云變幻中的馬克思主義》，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１９９４年，尼加拉瓜神父卡德納爾在墨西哥《美洲紀事》上載文說：“新聞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會主義的失敗，但是他們不提資本主義的更大的失敗。資本主義只在世界１０％或２０％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對于第三世界，對于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來說，資本主義是災難性的，而資本主義的失敗先于社會主義的失敗。我們可以作如下的區分：失敗的是虛假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真實的社會主義；相反，失敗了的資本主義是真實的資本主義而不是虛假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失敗是因為沒有實現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失敗是因為實現了資本主義。”美國共產黨主席霍爾１９９９年７月在《政治事務》月刊上發表題為《美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權利法案》的文章，堅定地指出：“美國的未來是社會主義。我們的主張將贏得越來越多的人民，因為社會主義不僅在邏輯上，而且在實際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最好替代者。資本主義不會永存，就象以往的社會制度不會永存一樣。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將是人類文明階梯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７日，法國《回聲報》所載《重溫馬克思》一文引述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教授達尼埃爾•邦薩伊德的話道：“馬克思并沒有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和意識形態的宣布死亡而消失。歷史在反抗。曾于１８４８年糾纏過歐洲的共產主義幽靈注定要糾纏全世界。孕育造反運動的肥沃土壤仍然存在；不滿的種子雖然還很分散，但卻隨時會發芽。”

　　正是在這背景下，１９９５年以來的短短幾年間，世界性的馬克思主義國際學術會議一個接著一個，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１９９５年９月為紀念恩格斯逝世１００周年，在法國巴黎以“馬克思主義一百年回顧與探索”為主題，召開了有１５００多人參加的“國際馬克思大會”（第一屆）。１９９６年４月在美國紐約召開了有１０多個國家、１４００多位學者參加的“社會主義再展望”國際學術會議；同年７月世界各地６０００多人云集英國倫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９６倫敦馬克思主義大會”。１９９８年３月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１５０周年在法國巴黎召開了有６０多個國家、１５００多位馬克思主義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會議；同年９月，來自世界各地的５００多位學者再聚巴黎，舉行了第二屆“世界社會主義學者大會”；同年１１月巴黎舉行了題為“全球化與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學術國際研討會。尤為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９年秋，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主持了一項通過國際互聯網來評選“千年偉人”的活動。經過反復評選，最后選出的“千年偉人”，馬克思位居首位，愛因斯坦位列第二。此后不久，路透社又邀請政界、商界、藝術和學術領域的名人評選“千年偉人”，對３９名候選者的投票比較平均，而愛因斯坦僅以一票優勢領先于馬克思和甘地，這同樣表明馬克思被公認為“千年偉人”。由此可見，正如法國《人道報》在報道１９９８年巴黎國際馬克思主義大會盛況時所指出的：“從紐約到東京，從圣保羅到耶路撒冷，從新德里到巴黎，到處都奏起了《共產黨宣言》的樂章。”“馬克思主義沒有死，馬克思仍然活著，《共產黨宣言》仍將發生重要影響。”

　　還應看到，盡管經歷了蘇東劇變，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實踐出現了一些曲折，但不僅中國、越南、古巴、朝鮮、老撾等國頂住了壓力，穩住了陣腳，堅持社會主義陣地，并在改革或革新中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新發展，而且痛定思痛的一些俄羅斯傾向社會主義的學者根據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根據對２０世紀俄羅斯歷史進程的客觀分析，根據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認為只有重建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不致完全毀滅；社會主義是俄羅斯的唯一選擇。社會主義及其更高階段的共產主義是全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對于俄羅斯和蘇聯時期的其它共和國來說，重建社會主義則是今天面臨的迫切而又艱巨的任務。而這一任務能否完成，關系到國家的存亡。俄羅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以及廣大人民，正重新燃起社會主義信念之火，并開始積極探索新條件下復興社會主義之路。如俄共新近提出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力量，與農民、知識分子及愛國的民族實業界人士、尤其是中小企業主結成聯盟，同已經復辟了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各種各樣的斗爭，盡管對于俄羅斯共產黨來說，要想扭轉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重新執掌政權，使社會主義紅旗再次在俄羅斯上空飄揚，一定還將經歷十分艱苦的過程，但是，許多現象已使西方傳媒發出“共產主義幽靈再次在歐洲大地徘徊”的驚呼。

　　20世紀的中國社會和思想就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運演的。

　　對于20世紀的中國來說，面臨著兩大時代課題：一是將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淵中解脫出來，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二是改變積貧積弱的現實狀況，使中國盡快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為了完成這兩大時代課題，無數仁人志士作了十分艱辛的探索。如里說19世紀曾發生過的洋務運動、變法維新乃至清末憲政等等，都一一失敗了，那末，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綿延二千余年的王權專制統治；1919年的“五四”運動不僅促成了中國思想界的空前解放，而且成為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到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有了為完成那兩大時代課題展開種種行動的領導力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終于走上了民族獨立、自強發展的道路。經過半個世紀的不懈努力，中國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起了現代性的民族經濟體系，成為任何人都不可輕忽的重要力量。回首百年前，八國聯軍侵華，清廷只能與之簽訂不平等的“辛丑條約”，從而完成了中國半殖民化的過程……那時的中國處在什么樣的地位？中國人只不過被人們視為“東亞病夫”，中華民族被視為絕對弱勢的劣等民族。百年后的今天確實不一樣了，天翻地覆概而慷，中國確實有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巨大進步。正是由于有了這進步，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東歐發生劇變，但社會主義中國仍巍然屹立。因此，完全可以說，20世紀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面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有著非常豐富的歷史內涵，預示著那兩個時代課題基本完成。中華民族是無愧于20世紀的偉大民族。與這樣一種時代變遷相同步的20世紀中國思想，同樣有著極其豐富的歷史內涵。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思想是整個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無論思想形態之豐富多樣、哲學斗爭之尖銳激烈、理論內涵之廣泛深刻，都是過去任何時代所不可比擬的。

　　猶如20世紀的所有社會運動都是為完成那兩大時代課題而進行的一樣，20世紀的中國思想也是圍繞著這兩大時代課題而展開的。這就決定了20世紀中國思想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國，在這樣一種雙向交流的運動中，中外（主要是中西）思想交流、融合、會通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潮流和趨勢。方克立先生曾從20世紀中國哲學史的角度概論道：“20世紀的中國哲學，不論哪一家哪一派，要在現代中國哲學中占有一度之地，并且發生較大影響，都不能不走中西哲學交融、會通的道路。它在態度上或積極主動、或消極被動；在內容上或以繼承中國傳統哲學為主，而吸納、融攝某些西方哲學的因素，或以引進西方哲學為主，而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找到某些切合點；在方法上或折衷調和，或辨證綜合，總之，都必須適應、符合而不能背離中西哲學交融、會通的時代精神和歷史趨勢。完全固守傳統，抱殘守缺，或者完全照搬西方，不同中國傳統相結合的哲學流派，都是沒有生命力的，也不可能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紀中國哲學的宏觀審視》，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4年第4期，今收入《方克立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他的這一分析，實際也是對20世紀中國思想史基本特征的科學概括。

　　一百多年來，從西方引進的各種哲學流派和社會思潮，舉不勝舉，有的在中國影響大些，乃至根本改變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有的影響小些，或者其影響僅及于思想界，而在社會生活中難見其有所作用；有的甚至幾無影響。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關鍵有二點：一是看其是否適合中國的現實需要，即能否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從而能否推動那兩大時代課題的解決；二是看其是否與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或者至少是否有相互溝通、交流、對話的可能性，從而能否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歷史已經向人們展示出：把實用主義哲學介紹到中國來的胡適，以顏元、戴震之學為中介，找到了實用主義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結合點；馮友蘭、金岳霖把新實在論介紹到中國來，賀麟把新黑格爾主義介紹到中國來，也都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找到了各自的結合點，并創立起他們融合中西的“新程朱”思想體系或“新陸王”思想體系；……但所有這些，由于與中國民眾利益和中國社會的現實需求不相契合，故而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僅僅具有著學術史或思想史的意義。唯有馬思主義中國化才是20世紀中西思想交融、會通最偉大的成果。馬克思主義雖然是從西方思想傳統中產生的，但它也吸收了人類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成為反映世界（包括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科學。并且，馬克思主義又天然地是指導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爭取自由和解放，從而使整個人類社會達至理想之境的科學理論。所以，這一科學思想一經與中國現實國情和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便很快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接受，并日益成為中國人民為完成那兩大時代課題而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來雖僅近百年，但它所發生的深刻影響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任何其他西方哲學流派或社會思潮難以望其項背的，因多它不僅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而且根本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進程，并仍將對21世紀中國社會和思想運發生生深刻影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不僅在于它的普遍真理性，更主要的在于它同中國民眾的利益需求相結合，同中國的現實國情相結合，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同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的優良傳統相結合。從這角度來回視、審察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似可說這是一部中國人引進、選擇、接受西方思想，并實現中西思想交融、會通的歷史。

　　在這樣一部中國人引進、選擇、接受西方思想，并實現中西思想交融、會通的歷史中，涌生了眾多的思想家或思想性人物，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思潮，引發了多次的思想論戰，從而使得20世紀的中國思想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光彩奪目。大致說來，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從世紀初到20年代末的“五四”運動是第一個階段；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第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后半個世紀是第三個階段。

　　本書并不依這種三個階段的分期來敘述，而分成“人物”、“思潮”、“論戰”三篇來向人們展示20世紀中國思想史歷程。這樣的論析，既會上接于19世紀的中國思想而又下延于21世紀中國思想的某些方面，但這恰恰表明了20世紀的中國思想是個有源有流的運動過程。當然，作為一種思想史的寫作，這樣一種敘述方法是一種嘗試；能否算是成功嘗試，只有留待讀者諸君和未來的歷史去作評判了。至于筆者，只是在盡一己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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