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這是去年六月份國內在討論TPP時筆者撰寫的短文,始報內參,不被采納;后投稿兩家報紙,遭拒;原因就是我的觀點“很可能”不符合中央領導人的意圖。當時,商務部等國家職能部門正在研究我國是否加入TPP的問題,我知道,商務部基本上被美國戰略家洗腦了,這對國家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要反映我的看法,希望他們能警覺,但沒有達到目的。由此可見,揣摩領導意圖,阻礙逆耳忠言上達決策層的“唯上”在目前的中國仍是多么嚴重,我們的媒體也是這樣。這種“偏聽則暗”正在把中國的一些改革開放政策引向歧路。然而,《探索與爭鳴》雜志編輯對我的觀點很感興趣,當時向我約稿,該雜志2013年第9期發表了我的《中國為什么要遠離“請君入甕”的TPP》(見本博客該文),更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我的觀點。這樣,我的這篇短文就沒有再發表的必要了,上傳于此,聊做紀念。此外,決策層決定加入TPP的巨大危險仍然存在,這篇文章仍有其重要價值。
一、不加入TPP將“倒逼”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內有人從中國不加入TPP將喪失對美日一部分出口市場的角度建議我國加入TPP,按照這種觀點,如果TPP在中國不加入的情況下成功地簽署實施,那么,中國對美國和日本的出口企業將受到直接影響,因為它們將直接面對來自越南、馬來西亞等國生產商的不平等競爭。日本人齋藤德彥在分析中國緣何改變對TPP置之不理的態度時,甚至把這一因素看作是關鍵性的:“中國開始談及此前從未涉及的參加《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問題。這一動向的背景是,中國對本國可能被排除于世界貿易秩序之外感到焦慮。‘中國模式’就是作為‘世界工廠’而大量出口產品,但這一模式并非堅如磐石。中國國內的人力費用正在急劇上升,在“廉價”這一領域已被東南亞趕超。如果越南加入TPP并獲得關稅減免,今后中國在競爭中還將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見新華國際:《外媒分析:中國緣何對TPP改變姿態》,2013年6月2日)
確實,TPP由于越南等低端產品向美日出口的增加將減少我國低端產品對發達國家的出口,但我國沒有必要為這種貿易量的減少而擔心,因為這正是我國結構調整所要壓縮的出口。贊成加入TPP的人之所以對這種貿易量的減少大驚失色,原因就在于沒有從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試想,如果要實現從“進口高端產品、出口低端產品”到“進口低端產品、出口高端產品”的歷史性轉變,不壓縮這種出口怎么有可能達到這一目標呢?既然這種低端產品出口的減少是與我國壓縮這種出口的目標不謀而合的,我們還有必要對TPP恐懼嗎?如果從我國轉型升級的角度思考這一問題,我們恰恰可以得出與贊成加入TPP的相反的結論:為了與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國爭奪對美日低端產品出口而加入TPP,無疑將阻礙我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而不加入TPP,TPP國家的這種貿易轉向將“倒逼”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加入TPP將壓制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
經濟史研究說明,美國和英國都是通過貿易保護和限制外國直接投資情況下崛起的。繼英美崛起之后,德國、日本和韓國的后發工業化之所以獲得成功還得益于一些新的措施,例如,興建國有企業、對農業保護和政府通過銀行業分配和協調工業信貸等。在目前的WTO框架下,雖然這些先發工業化國家曾經采取過的一些措施被禁止了,但仍允許發展中國家對上述國有企業、農業保護和金融業問題具有自主權,允許未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的國家使用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創新。因此,在WTO框架下,雖然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技術經濟追趕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了,但仍存在著追趕的可能。
然而,在美國主導的所謂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的TPP中,發展中國家在WTO框架下對國有企業、農業保護和金融業等方面的自主權被禁止了,發展中國家技術經濟追趕所能采取的政策空間極大地被壓縮了,這對中國改變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地位的努力非常不利。
首先,工農業產品貿易零關稅。TPP的零關稅將為美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高端產品全面占領我國市場創造條件,我國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將徹底地被跨國公司所控制,我國將完全喪失在全球價值鏈中從低端到高端轉型升級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加入 TPP與我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既定戰略是背道而馳的。
其次,知識產權問題。奧巴馬已經把《反仿冒貿易協定》秘密編入遏制我國的TPP之中,《反仿冒貿易協定》的目的是為了避開世貿組織和其他國際性仲裁機構,并捏造理由來查封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商品,甚至無須確鑿的仿冒證據,只需宣稱有“合理理由”懷疑。所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這些發展中大國都不考慮加入。
再次,國有企業問題。TPP提出了全新的關于國有企業的提案,該議題要求消除政府通過國有企業采取措施支持產業升級的做法,其目的就是扼殺發展中國家與跨國公司相抗衡的力量。按照格申克隆的理論,一國經濟越落后,它就越沒有現代企業組織與發達國家富可敵國的國際壟斷企業相競爭,這就需要國家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創造比較優勢,引導私人經濟進入報酬遞增的高端經濟活動之中,在這方面它發揮著特殊企業家的作用,是發展中國家先進技術和先進組織的引導者,這就是為什么目前國有企業的產值在新加坡的GDP中仍占20%的原因。
最后,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在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上,美國拒絕在TPP中采用WTO的“國家間爭端解決”方式,主張當外資企業遭遇爭端時,訴諸于“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方式,直接委托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解決。由于“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賦予企業起訴國家的權利,弱化了東道國對外來投資及其投資者的控制權,而且ICSID是世界銀行集團的機構,受到美國支配,其裁決有利于美國及其公司在所難免,所以該條款遭到澳大利亞的堅決反對。
三、不加入TPP、中國可走的路很寬
贊成加入TPP的另一主要觀點認為,替代TPP的思路不可行、早日加入TPP可以提高中國對新一代貿易規則制定話語權。這種觀點是天真的和草率的,它既不考慮TPP的性質,也不考慮加入TPP有害還是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而是天生地相信強者設定的規則范圍是不可挑戰的,中國只能在美國劃得圈中討價還價。如果TPP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不符合亞太地區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加入它難道不是“助紂為虐“嗎?而且,在美國主導、美日聯盟的情況下,所謂提高中國對貿易新規則制定話語權只不過是幻想而已。在對外經濟關系上,排除美國和自由化程度較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議”(RCEP)在亞太地區顯然是替代TPP的一種思路,而且是比TPP更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我國還可以實施比RCEP更有發展空間的“亞歐大陸發展戰略”,甚至可以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體”提出與拉丁美洲33國建立33+1自由貿易區的動議。中國并不是除了TPP無路可走,而是可走的路很寬廣。從這個角度來看,企圖以TPP圍堵中國只不過是一只“紙老虎”而已。
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應對TPP的根本措施
我們認為,美國在TPP上對中國采取了“欲擒故縱”的戰略,故意不邀請中國,使中國產生在國際貿易中被孤立、將喪失海外市場的焦慮感,美國經濟戰略家深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內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將按會照其理論不斷地渲染和夸大不加入TPP的嚴重后果,最終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推動下,誘使中國政府在較長時期猶豫、觀望之后,下決心加入到TPP談判中。然而,一旦中國介入TPP談判,就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陷入到再也無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陷阱之中,最終使美國經濟戰略家達到“請君入甕”的目的。最近國內輿論上在加入TPP談判上的呼聲高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從過去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加入的時機不成熟,現在已經開始轉變為媒體上發表的文章絕大多數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加入。
正如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當前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筆者認為,這才是我們正確認識TPP的指導思想,按照這種精神,我國在推進上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議”等應對TPP戰略措施的同時,應該通過國內經濟一體化、加快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從而加快進出口結構的調整,應對全球化形勢的新變化。否則,一旦TPP國家談判完成,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確實將面臨更大的困難,美國通過TPP圍堵中國產品海外市場的目的將有可能得逞。因此,筆者希望我國政府明察秋毫,不要被贊成加入TPP的錯誤觀點所誤導,不要做出重大決策失誤,堅定地拒絕加入TPP,把精力完全集中到加快進出口結構的調整和新的戰略布局上,否則,我國將徹底喪失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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