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愛的某君：

　　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一名普通的經濟學教授，自《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以下簡稱“《意見》”)正式發布以來，我深為震驚，考慮了很久，最后決定還是給您寫了這封信。我認為，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我不應該隱瞞自己的觀點，要給黨講真話;而作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該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此，我在這里要對被媒體稱為利用外資“新政”的這個文件即將造成的深遠惡果直言相告，并申明自己的理由，供您參考。言辭激烈之處，敬請原諒。

　　我認為，《意見》因為有如下不當之處，嚴重損害了我國的長遠經濟利益，應該立即停止執行。

　　第一，《意見》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制造了對本土企業不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條：“對用地集約的國家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全國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70%執行”;“對符合規定條件的外資研發中心確需進口的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在人們對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的不公平之處有目共睹的今天，為什么政府到現在還在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這對本土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公平嗎?政府究竟是在服務于誰的利益?

　　第二，由于“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意見》將會把最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拱手奉送給外資企業，本土企業將因此被壓迫在低創新率、低進入壁壘、低附加值和低工資的產業價值鏈低端，將使我國長期淪為技術依附和“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

　　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都屬于高質量生產活動。高質量生產活動是科技進步的載體，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不僅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且由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涌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導致各行各業中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但是，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么，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歷史上，德國、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沒有能夠淪為外國的殖民地，原因就在于通過幼稚工業保護大力發展他們當時的高質量生產活動。而我國為什么置現代發達國家成功的歷史經驗而不顧，卻反其道而行之呢?

　　第三，“鼓勵外資以參股、并購等方式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和兼并重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內外戰略投資者”，“支持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境內公開發行股票、發行企業債和中期票據，拓寬融資渠道，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的信貸支持”，這些措施將進一步為外國資本控制我國經濟和運用金融手段掠奪我國財富敞開大門。有關外資企業斬首式兼并我國企業和我國銀行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問題已經有大量報道，大量的學者已經提出了反對意見;在《意見》出臺前，一些學者已經指出，不顧A股市場實際狀況，貿然啟動“國際板”，只能使中國資本市場又成為外資和大型跨國公司高價圈錢的“提款機”，但筆者就不明白，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政府還一意孤行呢?我非常擔心這又是外資企業和為了蠅頭小利而出賣國家利益的某些國內利益集團游說的結果。

　　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國家經濟安全和目前經濟困境的負面效應已經非常明顯。據前幾年的報道，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自主創新將從何談起呢?而且，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這些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業被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這是造成我國目前經濟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09年在我國本土企業因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嚴重經營困難并有上百萬企業倒閉的同時，據中國美國商會日前發布的《2010年商務環境調查報告》，2009年，71%的美資企業實現了盈利，82%的企業對在華業務前景表示樂觀，91%的企業對未來5年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在這種情況下，從前幾年開始，因無利可圖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大量資金或者不得不投資于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業，因而造成鋼鐵、水泥、煤炭、輕工業和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由于我國把房地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而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因此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國內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富人階層把大量資金揮霍在奢侈品的消費上，以至于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竟然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這難道還不令我們警醒嗎?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現行經濟發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經充分暴露。實際上，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中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其目標就是達到掏空并最后控制中國經濟的目的。作為一種出口導向型經濟，我國的制成品出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一直在不斷地惡化，它不僅通過低廉的價格給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由于價格競爭所導致的通過人為壓低工資所產生的“沖向底部的競爭”也使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勞工階層實際收入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目的成為泡影。更為嚴重的是，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美國再運用向我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并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了融資。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顯而易見，我國不僅不應該再大力引進外資，反而應該使用外匯儲備回購外資企業，逐步減少并最終停止引進外國直接投資。

　　某君，您周圍的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和某些政府官員要么深受新自由主義流毒的影響而不能自拔;要么已經淪為國外資本利益集團的買辦，不然，為什么他們置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而不顧，一意孤行，制定出嚴重損害我國長遠經濟利益的《意見》呢?因此，我真誠地希望您提高警惕，并鄭重地建議國務院重新審議《意見》并廢除之。

　　隨信附上筆者的一篇舊文。

　　此致

敬禮!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2010年4月23日

附: 美國在經濟崛起之前為什么排斥外國直接投資？

　　摘要：美國在19世紀末取得世界頭號工業強國地位之前對外國直接投資采取了歧視甚至憎恨的態度，外國投資的絕大部分都被限定在購買債券上。美國以及各國歷史經驗都說明，當一國經濟在沒有邁入發達經濟門檻之前，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雖然可以導致一國的短暫繁榮，但對該國的長期發展卻是非常有害的。迄今為止，一國經濟的崛起與是否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沒有任何關聯；反而，那些試圖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實現經濟發展的國家最終都陷入了依附型經濟的悲慘命運。這種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對大規模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進行反思。

　　國內有一些論著認為，從殖民地時代起,美國就采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在19世紀后半期，對外開放的表現之一就是大規模引進外資。按照這些論著的看法，大量吸引外資是美國實現工業化的基本手段，外國對美國的投資在美國在19世紀末超過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論著試圖以美國的這種“歷史經驗”為我國大量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提供根據。但不幸的是，這種看法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自美國獨立后特別是南北戰爭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工業品的進口關稅一直保持在40%-50%之間，是人類歷史上通過世所罕見的高關稅成功實現經濟追趕的國家。這么高的關稅保護實際上實行的是閉關鎖國的經濟政策，而不是什么對外開放的政策。

　　確實，19世紀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國投資接受國，“在整個19世紀，美國吸收了歐洲對外投資的絕大部分”。[①][②]但是，“在1799-1900年間，(美國)國家資本存量增加了近600億美元，其中國外凈投資的比重還不到5%。顯然其作用有限，因此許多現代的經濟史學家很快就接受了庫茲涅茨的觀點：在美國經濟的發展中，外國資本扮演著相對來說并不起眼的角色。”[③]不僅如此，與當今發展中國家對待外資的態度截然不同，美國在這一時期利用外資上具有兩個特點：首先，外國直接投資在利用外資中所占比例相當小，外國投資的大部分都被限定在債券上;其次，美國人對外資表現出歧視甚至憎恨的態度。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在這一時期美國境內外國投資的產業分布，見下表。

美國境內外國投資的產業分布（%）

資料來源：·恩格爾曼等主編：《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漫長的19世紀》，第523頁

　　通過上表可以計算出，債券(政府債券和鐵路債券)占外國投資總計的比例在1843年、1853年、1869年、1914年分別為65%、57%、88%和56%，而外國直接投資則分別為0、1%、2%和16%，即使加上其他私人有價證券(應該主要是指股票和公司債)，外國資本的所有權投資仍只不過分別是23%、3%、3%和38%。通過這些數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美國在1900年取得產業領先或經濟霸主地位之前，很少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或所有權投資。雖然1914年外國直接投資和外國所有權投資分別上升為16%和38%，但在這時美國工業托拉斯的產業結構已經使外國直接投資無法與其競爭，而且，自1896年之后，美國對外投資大幅度增長，在1896年到1914年間美國已經成為外國資本的主要輸出國。[④]

　　那么，在美國于19世紀末取得世界頭號工業強國之前，為什么外國直接投資占外國在美國投資總計的比例這么小呢?利普西指出，“美國在19世紀許多行業技術落后于歐洲國家，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行業中基本沒有直接投資，而直接投資是開發優勢技術的天然渠道”，[⑤]利普西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現代標準來看，交通、運輸太落后，企業幾乎不可能跨越大洋來控制一個分公司。但這種解釋是非常牽強的，甚至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我們知道，英國和法國在19世紀對海外遙遠的殖民地經濟命脈的控制主要是通過直接投資實現的。實際上，正如張夏準指出的，外國在美國很少有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國在與外國投資者打交道上具有可怕的記錄(從本段到第三段的資料均引自張夏準2007年的著作[⑥])。例如，1817年，美國國會頒布美國航海業嚴禁外國投資者染指的法令，這種限制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聯邦礦業法規定，只有美國居民和美國公司才有開采權;1878年的木材法規定，只有美國居民才具有在公共土地上采伐木材的權利;與中國長期給外資提供包括稅收和土地出讓金等諸多優惠政策截然相反，美國當時的一些州對外國公司征收比美國公司更重的稅;1887年頒布的印地安那州法律甚至完全撤消了法院對外國企業的保護。

　　美國不僅歧視外國直接投資，而且難以置信的是，1884年1月出版的美國《銀行家雜志》第38期上的文章對外國在美國有價證券的投資和貨幣出借也充滿著敵視的心理。文章寫到，“對我們來說，當沒有一個好的美國證券由國外人所擁有的時候，當美國不再是歐洲銀行家和貨幣出借者的剝削基地的時候，那將是一個快樂的日子。支付給外國人貢金……是可憎的……”。

　　對于目前的拉丁美洲和中東歐的金融業為什么會因為對發達國家的開放而被外資控制所產生的“比敵人的海軍和軍事力量更可怕和更危險”的嚴重后果，19世紀的美國政治家和銀行家們是非常清醒的。1832年，美國開國元勛和被今天美國自由市場信條宣傳者奉為英雄的杰斐遜拒絕給美國第二銀行發放繼續營業的許可證，原因是外國人持有這個銀行的股份太高了，達到了30%的比例。對于這個決定，杰斐遜解釋說，“萬一銀行的主要股本落入某國之手，而萬一我們不幸地又與那個國家發生了戰爭，我們將會處于怎樣的境地?……控制我們的貨幣，接收我們的公款，使我們成千上萬的居民處于依附地位，這比敵人的海軍和軍事力量更可怕和更危險。如果我們必須有一個銀行的話……它應該是純粹美國人的銀行”。按照同樣的邏輯，美國紐約州在19世紀80年代頒布法律，禁止外國銀行在該州從事“銀行業務”(如吸收存款和票據貼現);1914年又禁止在該州建立分支機構。作為美國今天的金融中心，當時的紐約州在銀行業務水平上是沒辦法與倫敦競爭的，但與目前中國銀行業所采取的所謂“引進戰略投資者”截然相反，美國紐約州當時采取的辦法是嚴禁外資入內的幼稚產業保護，這是它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美國這種只允許購買債券但不允許購買美國企業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今。美國進步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指出，1972年后，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提議，用其石油美元開始購買美國公司時，美國官員表示，這被視為一種戰爭行為。石油輸出國組織被告知，它可以將石油提高到其想要的價格，只要它用這筆收入購買美國政府的債券。那樣，美國人就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貨幣，而不是黃金或其他“世界貨幣”購買石油。出口到美國的石油、德國和日本的汽車，以及其他國家的商品，換到的是可以無限印刷的美元紙幣，[⑦]美國人再用這種無限印刷的美元紙幣大肆收購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但是，正如加拿大籍華人投資家馬耀邦指出的，美國不會允許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企業，因為美國不會允許外國人控制自己的銀行、航空公司、石油公司、電信公司、國防工業和科技公司。中國的公司不被允許購買美國的海外投資，在優尼科公司收購戰中，美國政客的反對就是證明。另一方面，美國的跨國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市場，甚至受到了中國官員張開雙臂的歡迎。中國的國有銀行貸款給美國的公司，使之能夠低價收購中國的企業。[⑧]

　　從19世紀美國獨立后一直到現在，美國人為什么只允許外國人購買其債券但不允許購買和控制其企業呢?1913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一語道破了美國政府秘而不宣的天機，“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有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他深信，“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⑨] 雖然威爾遜總統的最后一句話有些言重了，但大規模的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個國家長期發展是有害的，歷史一再證明了這一點。如若不相信這個結論，那就請看一下拉丁美洲的命運吧!

　　拉丁美洲無法擺脫依附型經濟的命運主要是這些國家企圖通過自由貿易和依靠外國直接投資發展其經濟的惡果。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實行貿易保護的進口替代時期，在這個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9%;但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1981-2001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則僅為0.4%[⑩]。很明顯，貿易保護是拉丁美洲進口替代時期取得優異經濟增長績效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在這一時期，除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曾采取過幾年限制外國直接投資的措施外，大量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先是控制了拉丁美洲的資源和公用事業部門，后來又控制了主要的制造業部門，外國直接投資不僅通過拉丁美洲各國所提供的貿易保護在拉丁美洲各國國內攫取了巨額利潤，而且通過“奪走或建立要塞部門，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門”[11]，把拉丁美洲那些試圖取得國際競爭地位的民族企業都扼殺在搖籃之中了。由此所產生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拉丁美洲試圖通過貿易保護改變其不利國際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國直接投資所瓦解，這是拉丁美洲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實行貿易保護也無法改變依附型經濟命運的基本原因;同時，它也是19世紀的美國之所以能夠超過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的秘訣：在實行貿易保護的同時必須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否則，從前門驅逐出去的豺狼卻又在后門被放了進來。

　　經濟史的研究說明，在英國、法國、德國、芬蘭、日本和韓國的崛起過程中，外國資本實際上沒有起到什么作用。按照張夏準的研究，芬蘭只有到1993年在為進入歐盟做準備時才對外資采取了自由化的政策，而在此之前則對外資采取了嚴厲的限制政策；日本對外資限制的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在20世紀90年代末購并高潮之前的15年內（也就是1981年-1995年），就外國直接投資占總固定資本形成的比例來看，發達國家的平均數為3.5%，而在1971年到1990年期間，這個比例在日本只有0.1%；1971-1995年，韓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總固定資本形成中的比例小于1%，而發展中國家在1981-1995年的平均值是4.3%。[12]上述國家以及美國的經驗都說明，一國經濟的崛起與是否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沒有任何關聯;反而，那些試圖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實現經濟發展的國家卻最終陷入了無法擺脫的依附型經濟的悲慘命運。

　　[①]斯坦利·L·恩格爾曼等主編：《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漫長的19世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頁。

　　[②]斯坦利·L·恩格爾曼等主編：《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漫長的19世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頁。

　　[③] 斯坦利·L·恩格爾曼等主編：《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漫長的19世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頁。

　　[④]斯坦利·L·恩格爾曼等主編：《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漫長的19世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9頁。

　　[⑤]斯坦利·L·恩格爾曼等主編：《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漫長的19世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頁。

　　[⑥] 參看Chang, H. J., 2007, 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om House, pp 92-94;pp242-243.

　　[⑦] 邁克爾·赫德森：《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頁。

　　[⑧] 《中美關系——透視大國隱形戰爭》(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⑨]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⑩] Esteban Pérez Caldentey and Matías Vernengo, 2008,Back to the Future: Latin America’s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p4,根據圖1和表1計算所得。

　　[11]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頁。

　　[12] Rajneesh Narula & Sanjaya Lall, Understanding FDI-Assisted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2003, p.2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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