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一些經濟學家的講話或文章只有政治掛帥而沒有經濟分析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從亞布力論壇到博鰲論壇，一些頂著經濟學家頭銜的人翻來覆去地講新自由主義的口號，跟參加會議的國外學者集中討論具體經濟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針對這種奇特的現象，我的朋友文揚先生寫了一篇《偽經濟學已成改革阻力》的文章，把這些只會翻來覆去講口號的經濟學家歸到西方“偽經濟學”的門下，認為這些宣揚“偽經濟學”的人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阻力。筆者高度贊同文揚兄把這些人看成是中國改革的阻力。不過，筆者以為，把這些活躍在中國經濟論壇上的經濟學家跟現代西方經濟學混為一談是不妥的。現代西方經濟學涵蓋面很廣，流派眾多，觀點復雜，遠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可以概括。用一個“偽”字來定義現代西方經濟學恐怕有些片面。另一方面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一些頂著中國經濟學家頭銜的人熱衷的是政治，而不是任何一種經濟理論。這些人對自己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也從來沒有真正讀懂過。如果把這些人的文章或講話中各種大而無當的口號和主義抽掉，基本上就沒有什么內容會剩下。所以筆者意見是，“偽”的不是西方現代經濟學，“偽”的是活躍在中國各種經濟論壇上的一些熱衷于主義和口號的經濟學家。筆者主張使用“偽經濟學家”而不是“偽經濟學”這個概念。

　　從總體上看，現代西方經濟學在二十世紀不僅有重要建樹，而且有進步意義。還在大蕭條之前，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就已經看到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有著嚴重缺陷，國家必須干預經濟才能避免經濟困境和減少社會不平等的程度。1936年，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修正了從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自由放任主義，主張政府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來增加需求而促進經濟增長。無論今天人們對凱恩斯主義有怎樣的批評，但“凱恩斯主義”或類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幫助西方各國政府走出了當時的大蕭條困境是一個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從經濟學的發展看，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從七十年代后期，“凱恩斯主義”或承繼了“凱恩斯主義”的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綜合派一直在西方經濟學界居于主導地位，成為事實上的“主流經濟學”。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雄霸西方經濟學課堂幾十年即是明證。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雖然形成和持續的時間很長，但在二戰后很長一段時間并未成為西方經濟學界主流。只是到了“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在政壇上崛起的時候才開始風行一時，但也仍未被西方經濟學界視為“主流經濟學”。在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政界和學界的許多人更是對新自由主義進行反思和批評，其中不乏一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比較而言，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在中國的影響要比在西方學術界大得多，這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已經不是一種學術思想，而是被包裝成一個政治圖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對美國戰后經濟發展產生了最大影響的保羅·薩繆爾森。薩繆爾森在他的老師阿爾文·漢森“混合經濟”觀點的基礎上提出，現代國家的經濟應該是兩個部分組成的“混合經濟”：一個是自由市場中的私人經濟部門，另一個是國家管理的公共經濟部門。一個健康的現代國家經濟應該是市場價格機制和國家經濟干預的有機結合。薩繆爾森在《中間道路經濟學》序言中講過這樣一段話：“可以肯定地說，完全自由的放任主義，不僅會導致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發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性——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經濟衰退與經濟不景氣，還有投資性金融泡沫與狂躁的價格暴跌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他再次指出，“純粹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自我監管。它始終會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劇和宏觀經濟波動的不穩定性。”

　　保羅·薩繆爾森

　　薩繆爾森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前景非常樂觀，認為在幾十年后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是沒有疑問的，但前提是中國一定不能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由放任道路。2008年薩繆爾森因健康原因不能參加中歐商學院在中國的會議，專門寫了一封信建言中國的經濟發展。薩繆爾森在信中真誠地講到：“基于我對微觀-宏觀理論以及經濟史實際情況的了解，我必須建議：中國將來應該以“適度中間路線”經濟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中間路線是將深受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自由主義者所鐘愛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體制排除在外的。”從今天中國的現實發展看，薩繆爾森對中國的建言仍然極有價值。

　　定量化、數學化和模型化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另一個重要特征，而人們對這個特征的評價有很大分歧。筆者以為，西方經濟學在定量化和數學化上雖然走得太遠、太極端，甚至有些走火入魔。但是，定量化和數學化本身不宜全盤否定。從發展趨勢上看，定量化和模型化是整個西方社會科學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去體系化的一個自然結果。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這個特征，只是經濟學表現得更為極端一些。

　　西方學界進入二十世紀以后對世界的“復雜性”越來越充滿敬畏感。世界是復雜的，社會的每一個領域也都是復雜的，人們很難用一種獨斷的體系來解釋整個世界，甚至某個領域。與此同時，自然科學在現代的巨大成功也開始對社會科學產生巨大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一門學科的研究如果不能以類似自然科學的形式表述，就不具有客觀普遍性。實證主義哲學和科學哲學的方法逐漸滲透到各門具體的社會科學。基于這種對復雜性的敬畏和實證主義的興起，西方的學術研究開始從包羅萬象的體系構造向局部和片段的定量研究轉化，方法也由理論推演走向了實證分析。當然，這種研究在某些領域走到了極端，定量化最后演變為碎片化，并變為一種新的“經院哲學”。對于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現狀，中國學術界應該客觀冷靜地看待，既不能盲目照搬，也不宜完全拒斥。

　　對于經濟學的發展來說，定量化的研究有一個重要的進步意義，這就是讓經濟學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上看，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不可能完全離開政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經濟研究的每一個領域都必須政治化，都必須政治立場先行，都必須堅持政治正確。在人類社會的經濟領域，有很多具體的經濟問題跟政治制度關系并不大，所以，經濟學家保持中立的立場有時顯得特別重要。薩繆爾森有一個著名說法頗具代表性：“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們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不是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二十世紀以后，大多數的西方經濟學家在經濟研究中都秉承了跟薩繆爾森類似的立場。

　　當然，如何評價西方現代經濟學是一個很大的題目，筆者也沒有這個能力在短短一篇文章中闡述清楚。筆者想要說明的是，用“偽經濟學”來界定從薩繆爾森以來的整個西方經濟學是不妥的，把活躍在中國論壇和網絡上的經濟學家看成是西方經濟學家的一個分支更是不對。實際上，被稱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這些人跟經濟學沒有大多關系。這些人是名副其實的“偽經濟學家”。筆者提出“偽經濟學家”概念的理由如下：

　　1，“偽經濟學家”關心的是“政治正確”而不是經濟問題。與西方經濟學在二十世紀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的進程相反，“偽經濟學家”是把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他們在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從來沒有顯示出任何能力，但卻有強大的能力把國家、政府、改革、主義、普世、體制、民主、自由、市場等一些抽象的概念無機地組合成在一起，然后以經濟學家的名義署名。政治是這些人的生命，他們離開了政治話語幾乎無法講話。在西方，現代經濟學家的主流是要把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去掉，把傳統經濟學發展成一種中性的技術經濟學，而中國的“偽經濟學家”們則是要把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性進一步強化，把傳統經濟學而變成一種口號政治學。

　　2，“偽經濟學家”幾乎不從事任何具體的經濟研究，不進行社會調查。在他們的宏大敘事中沒有統計數據，沒有案例分析，沒有理論模型，更談不上有任何創新。由于“偽經濟學家”理論敘事的目的并不是要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而是要描繪某種政治圖騰，所以，他們的文章或書籍離經濟學很遠遠，離社會現實也很遠。如果不作專門的說明，很難有讀者會把他們的書籍或文章當作經濟學的讀物。

　　3，“偽經濟學家”跟他們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實也沒有多大關系。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只是“偽經濟學家”使用的一個政治圖騰，在思想方法上，“偽經濟學家”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幾乎是背道而馳。新自由主義大都是經驗主義者，他們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法很接近中國人講的“摸著石頭過河”，而中國的“偽經濟學家”大都是絕對主義者，相信他們能夠給中國未來指出一條絕對正確的道路;新自由主義不相信歷史決定論，因為從有限的過去無法推演出確定的未來，中國的“偽經濟把學家”基本都是歷史決定論者，相信世界各國一定會萬流歸宗，統一在西方國家的旗下;新自由主義一直不遺余力地批評烏托邦，而“偽經濟把學家”則不斷地給中國社會描繪未來的烏托邦。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的“偽經濟學家”跟中國的現實經濟發展關系不大，跟經濟學理論的關系也不大，把他們稱之為“經濟學家”確實有些名不副實。但是，為什么這些人還能以經濟學家的名義在中國呼風喚雨呢?這個問題要歸咎于中國政府，因為正是中國政府給“偽經濟學家”提供了體制上的平臺，讓他們把中國的經濟學平臺變為一個宣講政治的舞臺。盡管“偽經濟學家”不遺余力地批判中國政府和中國體制，但他們實際上是這個體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離開了中國的體制，他們什么都不是。所以，中國的問題不是文揚兄講的“偽經濟學已經成改革阻力”，而應該是“偽經濟學家已經成改革阻力”。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改掉這些依附在體制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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