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分析過新自由主義鳥獸四散的征兆，現在審視所謂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體經濟經常存在的嚴峻形勢，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開始承認新自由主義和緊縮的政策已經使資本主義處于防守的地位，在許多國家已存在引發社會爆炸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現在聽到了統治階級的聲音，他們稱“危機已經克服”，另外一些人提出進行變革以便保持已經開始顫抖的資本主義制度。

　　70年前，在分析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經濟垮臺的原因和后果的時候，卡爾•波蘭尼當時寫道，社會開始尋求面對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帶來的危險如何保護自己，工業資本主義的每個國家各自采取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措施，但是政治上的分歧作為一種補償，在新生的政權、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羅斯福的)新政之間有相似之處，它們唯一的共同點是堅持“自由放任”的原則。

　　市場已經使社會為經濟利益服務，因此造成世界規模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災難，它們對市場獨裁的回答就是放棄“自我調節的市場”，采取國家指導的方針，在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社團主義”(注：社團主義又稱為統合主義,在歷史上是一種政治體制，在這樣的體制里，立法的權力交給了由產業、農業、和職業團體所派遣的代表。與多元論制度相比較，多元制度里眾多團體必須經過民主競爭的過程才能取得權力，但在社團主義制度里，許多未經過選舉的組織實體掌控了決策的過程。這些社團主義的代表團與一般的商業公司或法人組織并不相同。社團主義又也被稱為經濟法西斯主義。)的形式維持特定的階層和政治團體的利益與資本的經濟部門如工業部門的利益的現狀，由國家裁定這些關系，對經濟提出計劃，以便達到創造就業、發展工業(首先在“法西斯國家”，其次是在美國和英國是為了軍備的目的)的目標，克服大蕭條造成的貧困化。

　　“社團主義”服務于專制的政權-–納粹德國，法西斯的意大利及其他政權—在美國由于實施羅斯福的“新政”，經濟的計劃有助于實行經濟的、財政的和社會的變革，其性質是進步的，目的在于阻止民眾階層擁抱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新政”擴散到其他國家。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經驗是1928年實施經濟的五年計劃，從1929年開始執行。

　　很明顯，通過工業的發展和農村的機械化創造了數百萬人的就業。在美國“新政”所實現的目標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重現：機器人的“大軍”取代了現有的領取工資的工人和應當接替他們的青年，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現實。在某些國家流傳的讓工業“返回祖國”的建議也是不現實的，從幾十年前起跨國公司一直在將這些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便剝削那里廉價的勞動力，占有市場，為華爾街和它的高管人員匯回利潤。經常被忘記的是這些轉移不僅是轉移了就業，而且失去了積累和轉讓工人和技術人員的知識和經驗的能力，以及其他許多事情。

　　但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根據經濟學家、政治家和統治制度的官員們的意見和建議，他們承認新自由主義已經失敗了，成為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威脅，再次讓他們提出國家指導的某種形式，即國家資本主義的指導形式--經濟的計劃從來沒有注意到社會的利益，現在也是如此—或者說“社團主義”的回歸包含著欺騙性的概念，比如稱這是一種“全球管理的資本主義”概念。

　　經濟學家們對我們說些什么呢?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將得主)認為，這是結構性的危機，我們正在忽視的危機—特別是氣候變化—在2008年的大衰退之后加劇了，它將不會由市場解決。這是世界類型的危機，為了解決危機需要進行結構的轉化，或者說“政府必須發揮一種更為積極的作用”。他的同事鮑爾•克魯格曼的想法與他相似，盡管開始接近這場結構性的危機的問題的根本：“正在發生什么事情?我能說的最好的方式有兩種可以接受的解釋，直到某種程度上這兩種解釋可能都是真理。”一個真理是技術做出的轉變使(領取工資的)勞動處于不利地位;另一個真理是我們正在看到壟斷的權力凈增加的后果。我們認為在這兩種講述中一個是強調機器人，另一個強調“強盜貴族”。

　　經濟分析人士威廉•格雷德指出，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搖籃之一、設在華盛頓的佩特森研究所今年1月舉行了一次關于“精英與全球化”的會議，會上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發表了他們的意見和論文。他們中的一些人把全球的制度說全球的制度處在嚴重的問題之中，他們警告說“如果事情沒有變化的話”，將會發生民眾的反叛，甚至是發生在美國。

　　格雷德指出，人們對自由貿易制度的承諾已經失去信任，“許多人正在回到政府方面，以便拯救全球的資本主義”。霍華德•羅森是佩特森研究所的訪問學者，他指出了最近幾十年的消極后果，結論是建議進行改革：在全世界有一個最低工資，增加與生產力提高有聯系的工資，設立針對失業的保險，采取國際的勞工標準，推動工會化和華爾街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承諾，不向不接受這類改革的國家提供資金。

　　在佩特森研究所的這次會議上，英國達特茅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戴維•布朗奇福勒爾揭露了工人、青年和老人生活的可怕狀況，因為他們“將永遠不能從缺乏就業中恢復過來”，他警告說，在歐洲工人階級正“情緒激昂”，正在面對一種“潛在的反叛”，這種事情也可能發生在美國。佩特森研究所的所長、美聯儲的前經濟學家亞當•波森承認，全球化的政治基礎存在問題，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令人吃驚的后果之一是廣泛地損害了對資本主義本身的信任”。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達尼•羅德里克將在發達國家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的自由主義”與亞洲新興國家實施的重商主義相比較，結論是這種“幸福的共處已經到了末日”。由于不平等的增加和西方中產階級所處的困難形勢，加上解除調控造成的金融危機，自由主義的模式已經失去它的光澤。結果是新的經濟環境在尋求自由主義道路和重商主義的國家之間將產生更多的緊張而不是妥協。也可能引起很久以來就潛在的關于“創造更多繁榮的資本主義”的類型的辯論。

　　對經濟學家阿納托萊•卡萊斯來說，從當前的危機將衍生出“一種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模式，它不是建立在盲目相信70年代繼續高通貨膨脹的市場的力量的基礎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因為大蕭條引起的政府過分干預的基礎之上”，他認為“2008年的悲劇在于對市場的盲目信任說服政府適當地操縱這些擴張—內部破裂的周期”，使共產主義消失，使危機成為過去的事情，愛說話的政治家和投票者承認不能讓市場由它自己的工具引導：“經濟應當受到管理。結果是一種新的受到管理的資本主義的模式正在演變，將逐步取代從里根—撒切爾時代直到2008年一直在統治世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

　　經濟學家達隆•阿塞莫格魯和分析人士詹姆斯•羅賓森在關于題為“國家資本主義正在獲勝嗎?”的文章回憶，某些亞洲國家“依靠管制經濟的不同版本”在幾十年里實現了快速和不斷的增長，而與此同時自由的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2012年繼續扮演它們貧血的角色，接著應追問的是更新經濟學課本和研究“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的時刻是否還沒有到來。

　　統治者和技術官僚們對我們說些什么呢?今年1月中旬將離任的歐元區經濟和財政部長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對歐元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出批評，警告說如果沒有變革，“我們將失去工人階級的支持”。

　　后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授、也將離任的意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在意大利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大使說，拉丁美洲今天贏得了中心的和積極的作用，令人欽佩，不說是嫉妒，因為“拉丁美洲善于建設一個以增長、社會正義、現代化和尊重環境為基礎的發展模式”。

　　很難相信的是作為“三駕馬車”(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使在意大利實施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的蒙蒂，能夠贊揚拉丁美洲國家實現體面的經濟增長率、創造了必要的就業的政策，因為拉美國家拒絕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要求，國家積極干預實體經濟的部門，在必須實行國有化的時候將企業國有化，對更為嚴重的社會壓力做出回答，控制貨幣政策，調控銀行和金融的活動以便實施一項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

　　在蒙蒂閱歷很廣的簡歷中，在“三方委員會”和比爾德伯格集團(布魯蓋爾集團的創始者)中他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思想家，他還是高盛投資公司、穆迪公司、可口可樂公司等大公司的顧問，是鞏固歐洲委員會嚴格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許多委員會的關鍵成員，他贊揚南美洲國家的干預不可能是意識形態的改變，但是也許是純粹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或是對在自由主義制度的領導層中存在深刻分歧的又一種表示。

　　從“貨幣戰”到保護主義……

　　了解容克和蒙蒂的人知道他們是坦誠的，是在恢復國家的干預，以便在政治上獲得新生，繼續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想把他的國家擺脫從20年前陷入的“巫毒崇拜”狀況提出的處方。安倍晉三在大選中獲勝是因為他以實行企業國有化相威脅，以至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貨幣海嘯”和使日元貶值以創造就業的話，他就要取消日本中央銀行神圣不可侵犯的獨立。

　　安倍晉三采取這項計劃，盡管日本的債務很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底的統計，日本政府的債務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37%)，因為他尋求降低日本出口的成本，以便與擁有高技術的韓國和德國競爭，順便提高進口的成本，引起通貨膨脹和創造就業。

　　我們不會忘記2001年日本是第一個大規模發行貨幣(數量上的靈活或“量化寬松”)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恢復經濟收取很低的利率，但成果很小。這是抄襲從2007年以來美國、英國和歐盟其他國家執行的政策，當時它們為了拯救沒有償付能力的大銀行和金融系統，將其貨幣貶值以便繼續出口。這類政策并沒有使實體經濟恢復，但是提供了在新興國家的金融和貨幣市場上進行投機的金融資本。

　　當新興國家的貨幣升值時，這些投機的流動資金提高了出口的價格，降低了進口的價格，造成這些在傳統上存在貿易和支付結算呈負面狀態的國家更加不平衡，這正如2010年巴西財政部長古伊多•曼特拉所解釋的情況，他揭露這些政策如同是進行一場“貨幣戰”，造成了經濟的災難。

　　現在競爭性的貶值威脅作為“草原之火”在擴散：1月15日俄羅斯中央銀行副總裁阿萊克謝•烏盧卡也夫指出，因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政策，世界正面臨一場“貨幣戰”的開始。讓-克洛德•容克發表聲明，抱怨歐元的價值已經“高度危險”，法國政府的部長們贊同他的看法。這些部長認為歐元的升值(最近6個月歐元對美元已經升值7%)在法國阻礙控制失業。從2011年9月起，瑞士一直在操縱它的貨幣，以便避免繼續對歐元升值，現在北歐國家發出同樣的抱怨：挪威的財政部長江森•約翰森和瑞士中央銀行的副行長拉爾斯•斯文森表示，他們擔心地看到本國貨幣的升值，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采用很低的利率和更弱的貨幣將會運行得更好。韓國讓人們知道面對韓元的競爭性貶值它將不會無動于衷。

　　離任的英國中央銀行行長默文•金表示，“我們將看到加強對對匯率的積極管理”。澳大利亞中央銀行行長格林•史蒂文斯認為，這種前景“在全球范圍內做出政治決策的人們中間正在引起不安”。

　　從這里走向某種形式的“社團主義”

　　競爭性的貶值加上現有的保護出口的措施，威脅到對某些工業產品和外國的勞動力關閉邊界，一旦這些措施在地區或世界范圍內付諸實施，其后果將在貿易和金融中以及整個世界生產的鏈條中感受到，在這種緊張的時刻采取霍華德•羅森和阿納托萊•卡列茨基建議的“受到管理的全球資本主義”將是可以接受的，總之，不言而喻全球的“社團主義”表現在現有的“自由貿易協議”中，表現在可以談判的列車上，特別是在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的談判之中。

　　這種“全球受到管理的資本主義”的“社團主義”只能是尊重美國的法律框架，以便保護所有形式的知識產權的一種主義，這在跨太平洋經濟合作戰略協議中看得很清楚。卡爾•波蘭尼在前面提到描寫英國和以后美國保護工業和商業知識產權的歷史的書中寫道：從1748年由孟德斯鳩(法國啟蒙思想家)創造的權力的分離以來，就被利用來讓人民在他們自己的經濟生活中與權力分離。

　　美國的憲法是在農民和手工業者中間由跟隨英國工業發生的事情的統治階級制定的，將經濟的領域完全從憲法的司法權孤立出來，將私人的所有權置于最高的可以理解的保護之下，在世界上創造唯一的合法建立的市場社會。盡管是普遍的選舉制，美國的選民對反對占有者是無能為力的。

　　推出和過渡到卡列茨基的災難的“全球受到管理的資本主義”的進程是怎樣的呢? 2004年5月他在蒙特利爾會議期間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一起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讓我相信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獎得主的穩重和可靠，那時他們的表現像是神圣的使者，其方法是為了在由資本主義社會接受激進的建議和思想，反對多數人的利益： 在一篇文章中或是一次報告中提出主題，可能將受到烏托邦式的不合理的評判，但是將擺到桌面上來，如果得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支持的話。主題將重新受到左翼知識分子的攻擊，但是那時會出現學者、專家和企業家維護這個主題的的聲音，出現在智囊團、受尊敬的報紙的版面上和電視節目中。

　　這個周期將重復和擴大而成為一個有爭論的問題，結果將是傳統的問題，因此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將被接受和付諸實踐。在最近幾十年這曾經很多次起作用，我們就是這樣提醒的。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9期，摘譯自2013年1月23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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