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中國企業家》發表了一篇題為《國企興旺 民生無望》的文章，把國企的發展和民生的進步完全對立起來，這在借民生問題否定國有企業存在必要性的論調中，頗具代表性，在公眾中也有一定的迷惑性，但這卻是一種完全錯誤的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非常荒謬的，也完全不符合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伴隨著國有企業的成長壯大，中國人民的民生不斷得到改善的基本事實。

　　從理論的角度看，“國有企業”其實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或“公有制企業”。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國企的含義是全體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享用企業的收益;作為公有制企業，國企是作為私營企業的對立面出現的，正是因為私有制造成了大量無法解決的民生問題，公有制企業才應運而生。

　　懂得一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明白，誰掌控了生產資料，誰就掌控了財富分配的決定權。較之私企，國企更有利于解決民生問題的基本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說，私企天然地具有追求股東或老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傾向的話，則國企天然的具有追求全體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傾向。這兩種不同的傾向是兩種不同所有制企業的不同性質所決定的。

　　從事實的角度看，新中國成立60多年的經濟、民生史，也可以簡單概括為是一部國企的興旺發達與民生的改善提高比翼雙飛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國有企業處于絕對的主體和主導地位。這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從“一張白紙”一躍而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1978年與1949年相比，鋼鐵產量增加200多倍，煤炭產量增加18倍，水泥、發電量、化肥、原油產量等大幅度增加，還建成了鐵路、公路、水運、管道等運輸體系。與此同時，在工業的支援下，農業的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大幅度提高。農用大型拖拉機增長48.7倍，排灌動力機械、用電量迅速增長，農用水利建設，大江大河治理也取得顯著成效。糧食總產量由11318萬噸，增長到130477萬噸，棉花產量從44.4萬噸增加到216.7萬噸，增長3.9倍。

　　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基礎上，中國人民的民生也得到了極大改善，人均壽命從35歲猛增到69歲，人口總數從徘徊了100多年的4億左右，猛增到8億。如果與獨立時各方面條件和中國相似，但保留了私有制的印度相比，中國在民生方面進步就更為明顯。比如，從聯合國公布的最能體現民生水平的“人文發展指數”(HDI)看，1950年印度為0.161，中國為0.159，印度略好于中國。但到了1970年，中國已經突破0.5，而印度只有0.254，中國已經遠遠超越了印度。70年代末的一些具體的民生指標——如中學入學率，中國達到了79.2%，印度只有12.5%;嬰兒死亡率，中國為5.3%，印度高達12.9%。男子預期壽命印度為55.4歲，婦女為55.7歲，都比中國要低10多歲——也顯示，選擇國企還是私企，對民生改善的意義和效能，的確大不相同。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但國企繼續在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小平同志曾經言簡意賅地指出：發展是硬道理。他在這里實際上是指出了經濟發展對于民生改善的基礎性作用，而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企，尤其是作為國企領頭羊的央企，又一馬當先，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整體繁榮和民生的巨大改善。

　　比如，僅在過去10年間，央企的資產總額就從7.13萬億元增長到了24.3萬億元，營業收入從2002年的3.3萬億元增至2011年的20.2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由2002年的2636億元增長至2011年的14989億元，在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央企有38家上榜。與此同時，央企上繳的稅金從2914億元增加到超過1.7萬億元，單是中石油一家企業，就平均每天向國家繳稅12個億，中石化平均每天繳稅9個億。在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蕭條的2008年，中央企業利潤同比下降30.8%，但上繳稅金不降反升，達到10426億元，同比增長18.6%。這些上繳的稅金，很大一部分被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被用于民生工程。

　　更值得一提的是，國企并不僅僅是通過向國家交稅的方式間接為民生做貢獻，而且還通過自主的企業行為直接為民生做貢獻。比如同樣是在2008年，私企大量裁員，大部分國企則承諾并切實做到了“企業不裁員，員工基本收入有保障”，為“保民生”作出了貢獻并承擔了成本。2009年，國企主動招收應屆畢業生20多萬人，比2008年增長7%。此外，國企還積極參與定點扶貧、援疆援藏和各類社會公益事業，2008年至2010年僅中央企業扶貧、救災、公益事業等捐贈就達133.7億元。相反私企卻常常會盡一切可能把成本轉嫁給普通員工，導致民生問題嚴重惡化。比如在通鋼事件中，私營建龍集團控制通鋼后大量解雇工人，建龍集團委派的代表陳國君的年薪高達300萬元，卻狠心將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壓低到區區300元，其個人收入與工人的收入差距竟達近三百倍。

　　再比如，中石油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國家重點工程西氣東輸項目的投資模式進行創新，一改投資全部由中石油自有資金出資的模式，引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等作為股東。這一項目具有穩定的投資回報前景，中石油將這樣一個效益良好的優質項目向社會資金開放，充分體現了國企的全民所有、為全民服務的性質，因為私人壟斷資本是根本不愿意與其他人分享獲利豐厚的投資項目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海波在比較了中國和歐美日不同的發展路徑及文化背景后指出：“中國的國企、日本的會社、美國的基金會，不同程度上都是各自民族命運的擔綱者。”的確，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國企正是通過自己對中國民生的強有力保障以及推動其水平的不斷提高，擔當起了自己對中華民族命運的責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國企的興旺發達，也就談不上中國人民民生的提高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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