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又開了，我們又能從媒體上和兩會代表的嘴里聽到要求政府解決國企壟斷的呼聲。每次兩會都成為聲討國企的舞臺并不奇怪。按胡潤公布的數字，本屆兩會“126個代表是10億以上的富翁，農民工代表一共才3個”。同時按胡潤公布中國超過10億富翁2600人計算，富翁每21個人一個兩會代表。全國農民工總計兩億多人，每66666667個人一個代表。也就是說富翁在兩會代表比例是農民工的317.5萬倍!這樣的喇叭分配比例，馬克吐溫知道了會覺得自己的小說寫得還太幼稚，美國人的1%和99%的比例也顯得很可笑。這樣情況下，我們聽到的自然就是這個聲音。　

　這次兩會前有兩個很重要的事件。一個是去年兩會前天則所寫了一篇所謂一大批著名學者參與的批判國企的報告。二是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給中國提供了一個以消除國企為出路的報告。現在我們清楚了，這兩個報告是一伙人搞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提法，就是改革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而是要頂層設計，用吳敬璉的話說要“頂頂層設計”。如果開始大家還不知道所謂頂頂層設計是指什么，天則所和美國人聯合搞出的這個報告就清楚了。　

　貧道一直納悶的是：這些人對國企的指責基本上建立在謊言上，他們批判國企的理論即使在西方經濟學界也早已動搖，實際上也是他們自己杜撰的，他們引述的有關國企的數據幾乎沒有任何權威性，基本是自己杜撰的。最主要的是，他們的邏輯完全是混亂的，自相矛盾的。可以說，稍微有點常識都能戳穿這些謊言，都會判斷出這些人是別有用心。但是，政府在裝迷瞪。　

　貧道不想再說了，把去年的一篇文章改個題目發一遍。　

天則所關于國企的研究報告建立在謊言上

最近，天則經濟研究所（后簡稱“天則所”）推出了《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后簡稱《報告》）。《報告》引用大量數據，得出：國企造成分配不公；實際績效低下；對經濟增長和穩定性造成損害的結論。最后提出“國企必須從營利性領域（而不單是從競爭性領域）中逐步退出”。這篇報告集合了國內主流學者的研究，應該是很長時間以來綜合分析國企改革的一篇重要文章。讀完以后感覺該項研究有很多“硬傷”。　　

一、  什么話都可以說，違憲的話不能說　　

首先我們對這個問題做一個回顧。　　

主流學者突然對國企重新感興趣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政府加大投資開始的。2009年春，張曙光認為現在 “國進民退”有“五大風險”，陳志武說有“五大后果”。[1]曹思遠說“不是好現象”。北京市政府顧問王德祿說“國進民退正在演變成主旋律”，“要警惕‘國進民退’演變成一場改革危機”[2]；胡德平先生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年會上發言：“國進民退的案例、傾向、趨勢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顯的。”[3]只有張維迎教授比較有信心，說這“只是暫時現象”， 建議大家將目光放長遠，“未來20—3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在GDP當中的比重會降到10％以內。”[4]　　

接著批判的重點轉向國企壟斷，并以此對嚴重的貧富分化形勢做出回答。吳敬璉將他的“權貴資本主義”概念向“國有企業在戰略行業中的壟斷”靠攏，并且將目前存在貧富差距的原因解釋為“國有壟斷企業工資福利過高”。張維迎指出“推動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國有壟斷行業不斷拉大與其他行業的差距”。胡星斗說“過度的國企壟斷破壞了社會和諧”。國企壟斷造成貧富分化很快成為定論。[5]　　

許多媒體也表示了意見。11月27日，《中國青年報》以《看幾大壟斷國企如何自我辯護》為題說國有大公司對它們壟斷的辯護“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南方周末》則早在10月1日就以《重思國企改革》為題目批評國資委在9大行業中保持國有經濟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當年12月24日，國家統計局馬建強局長用數字告訴大家不要擔心：僅最近3年國有企業數量就減少了一半多，職工總數比重下降32%，占工業產值比重下降15%，利潤比重下降32%，資本比重下降9%，成績赫然。照這個速度，根本不用張維迎說的20-30年。同時，政府對此并不是沒有做出呼應。早在馬局長介紹前的12月7日，中央經濟工作會上就有了這樣的結論：“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要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增加就業、發展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放心不下。2010年兩會，報道說代表們意見一致，認為國企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6]　　

以上就是天則所這篇報告《前言》中指出的“‘國進民退’的相關事例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公眾還是對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行為、分配不公等表示相當程度的不滿”中所指的“公眾”的言論。也是促使他們代表“公眾”研究并寫出這篇報告的原因。　　

問題在于，假如主流精英，包括兩會代表代表了中國的“公眾”，這些“公眾”眼里出現“國進民退”就是不可容忍的，看到國有企業對銀行、鐵路、航路、通訊、航路的壟斷就受不了，那么他們真的代表“公眾”的意見嗎？　　

如果中國“公眾”真的是這個意見，那么他們會連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具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而以國家資本掌握國計民生的發展方向”的意見也反對。他們還要對新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主張提出異議。如果“公眾”里還有黨員，他們就必須對新黨章總綱中“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文字表示不滿。　　

這顯然不是什么“公眾”，我們不能從歷史上找到中國“公眾”天生厭惡國有經濟的事例。相反，正是孫中山“節制資本”等相關主張實現了國共合作，與全國公眾一起打到了北洋軍閥，是共產黨節制資本的新民主主義主張團結了全國公眾，推翻了三座大山。“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礦油等”、“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由國家壟斷，正是“節制資本之要旨也”。節制資本的目的，是“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生計”。天則所所說的“公眾”究竟誰，其實是很清楚的。　　

憲法第七條“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意思很清楚：政府必須鞏固國有經濟——不能退，必須發展國有經濟——必須進。“國進”是憲法要求，“國進”了說明政府護憲有功，怎么會讓馬局長說不出口了呢？　　

天則所的《報告》自己承認馬建強局長的“‘中國的統計數據不支持總體上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不無道理”。并列表舉出國企在產值和資產份額方面一直在下降。也就是說他們應該從數據得出“國退私進”。他們接著舉出7個基礎行業，聲稱“存在著結構性的國進民退現象”。有意思的是，他們的表5.3中對7個行業國企在資金、增加值、產值方面總計列出13組數據，其中國企6組上升，6組下降，1組持平。這頂多能得出：整體“國退私進”，基礎行業“有進有退”的結論。看來專家計算方法都比較特殊。　　

問題在于，無論憲法還是黨章，包括中央關于國企改革的意見從來都沒有要“國退私進”，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決定》中講的很明確：“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也講到，在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以外的其他行業和領域，國有企業通過重組和調整可以在競爭性領域參加市場競爭，“提高素質”、“優勝劣汰”、“加強重點”。　　

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看法，媒體可以表達各種聲音，兩會代表也可以代表不同群體說話。但有一點無法逾越，就是憲法。學者不能發表違憲的言論，媒體不能對憲法指指點點，尤其兩會代表的職責就是護憲，怎么能聚眾違憲呢？批判文革期間“政治空氣不正常”，就是指當時護憲的話說不得，違憲的話大行其事。堂而皇之地證明“國退”的合理性合法性，天則所該報告立論就不正，很難表現現在有正常的“政治空氣”！　　

二、  大踏步“國退”的原因不那么簡單　　

《報告》前言指出：“針對公眾的責難，有關部門則拿出賬面數據宣傳國有企業的績效、對就業的貢獻以及所盡的社會責任……這顯然與十年前的研究結果大相徑庭。進一步講，這不正是國有企業改革成效的體現嗎？”并在第一章回顧和評價了國企改革的進程。報告重復了二十多年來批評“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國家財政收入逐漸萎縮”的論點，并通過數據證明今天國企依然效率低下。看來體制內外的主流精英用微觀經濟邏輯作為宏觀結構調整的論證方法沒什么變化。但是這種分析既沒有說出“全部事實”和“必須說到的事實”，邏輯也不周延。　　

自1984年啟動城市經濟改革后，國企無論從企業數、資產數還是職工數都是增長的。大踏步“國退”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按照國家統計年鑒數字，國有工業企業數從1994年的1002萬個減少到2007年的1萬個左右，減少99.9%。職工從4369萬減少到2007年的646萬，減少85%。國有商業營業網點從1996年的657.5萬個減少到2007年的1.2萬個，減少99.8%。從業人員從969萬減少到67萬，減少93%。國有經濟基本退出了除金融、運輸、電信外的服務業。[7]　　

為什么從放權讓利到承包制，國企改革十幾年最后選擇“改制”呢？原因一直是一個：怎么也沒解決效益低下問題。《報告》敘述九十年代中期國企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虧損，三分之一持平是符合事實的。當時所有精英都用“所有者缺失”，“預算軟約束”的微觀因素作為國企致命缺陷。筆者這個時期任一個大型私企的資產經營事業部總經理，先后與十幾個國企和集體企業商談兼并事宜并兼并5個，收購一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對國企為什么虧損很有體會，事情遠沒有精英們講的那樣簡單、純粹。　　

《報告》說1984年的利改稅用“稅收手段拉平企業之間的競爭條件，使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的評價不準確。任何企業的投資者都有這樣的職責：投資辦企業并根據需要給企業追加投資。利改稅的實質意義是國家作為國企投資者放棄了自己責任。還是這個天則所2007年組織的一次研討會上，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副局長周放生說：“當時的國有企業怎么注冊呢?主管部門出一個虛擬出資證明，說出資1000萬，出資1個億，實際上一分錢都沒有，到工商局就登記了，這是當時的普遍情況，新設立企業是一分錢資本金沒有。另外有些已經設立的企業不再追加投資了，不存在資本注入增資問題，也是以撥改貸的方式給你，相當于對你的投入。”[8] 當然，他是站在否定國企性質角度上說的，意思是既然國家沒出錢，這樣的企業怎么還能叫國企呢？但是他沒有講這樣的道理：哪個投資者一毛不拔，完全讓自己的企業貸款來辦企業呢？完全靠借貸的企業怎么與實際出資的企業競爭呢？這怎么叫“同一起跑線上”呢？從企業角度看，利改稅讓國企與私企和外企相比處于競爭劣勢。　　

利改稅到1996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中國有企業資本金占固定資產原值比例為22.7%，外企為86.8%，港澳臺為70.3%（當時缺私企口徑）。也就是說國企77.2%的資產是貸款，要付息。這個比例是外企的5.8倍，港澳臺企業的2.6倍。到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長期負債占固定資產凈值比例為46%；私企為23%；外企為26%。國企依然為私企的2倍，外企的1.8倍。[9]　　

對企業來講老板投資和政府稅收是自己管不住的。實際完稅率對最終利潤同樣重要。1995年，含銷售稅及附加以及應繳增值稅，國企百元銷售完稅率為8.5%，私企為6.0%，外資為4.4%，港澳臺為3.2%。國企為私企的140%，外商的192%，港澳臺的269%。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完稅占工業稅收的54%，但增加值只占46%。確實，當年國企百元銷售稅后利潤率只有2.6%，基本是虧損邊緣，相當于私企的34%，外企的52%，港澳臺的82%，排最末。但如果按百元銷售利稅率計算，國企達到11.0%，雖然低于私企，但為外企的118%，港澳臺的176%。[10]如果大家完稅水平一樣，外企和港澳臺稅后利潤分別為0.9%和-2.2%，連維持國企當時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虧損的局面都做不到。　　

企業預算約束并不是企業領導腦子決定的，而是財務收支條件決定的。應付利息和應繳稅收才是對預算的真實約束。這樣比，國企的預算約束要遠大于私企和外企。專家們如果做過企業領導才會對此有體會。　　

八九十年代還有一個國企比其他企業更難應對的困難，就是產品急速換代形成的強迫技術改造。八十年達后期大量新消費品進入中國，大量六七十年代建廠的國企現有裝備難以適應市場，必須進行技術改造。九十年代開始我國貧富分化速度加快，基尼系數從1985年的0.24增加到1995年的0.43[11]。高收入群體收入迅速達到消費新產品的水平，而大量低收入群體難以承接換代前的產品。這就造成國內企業計算投資收益預期的困難。外企進來就是新產品，私企進入市場就是對著新產品來的，而國企則面臨轉型問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與筆者洽談兼并事項的十幾個瀕臨破產的國企和集體企業，沒有一個不是“上項目”上死的。由于技術改造全部靠貸款，廠長都說：“不上是等死，上了是找死。不上馬上死，上了慢慢死”。由于政府沒有采取類似韓國那樣的限制性產業政策，使轉型期的中國企業投資失敗率極高，尤其對負擔最重的國企。　　

國企比其他企業還有一個典型的困難就是難以推脫的社會責任，即所謂對國企“辦社會”和職工工資福利偏高。國企成本偏高是題內應有之義。夏小林《最大的不和諧：勞資關系》一文提供這樣數字：2005年制造業中，國有單位年平均工資為16963元，農民工年平均工資為9360元，相差7603元。當年599萬國有制造業職工工資總額是1016億元，同樣數量的農民工只有561億元，兩者相差455億元。由于制造業大部分農民工是在私營和外資企業勞動，因此僅僅這一項就給私營和外資企業多提供455億元利潤。也意味著國有企業將多付出45%的工資成本。而且，國有企業還要為職工支付養老、醫療保險等各類福利，這塊比例大約是職工工資的13.2%，意味著國有企業雇傭同樣多的職工，所支付的勞動者費用要比私營、外資企業多出590億元。　　　　　

夏小林還提供了全國工商總局數據加以佐證：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的年工資（其中私營企業含獎金和分紅），國有：14577元；集體：8676元；私有：8033元。　　

其實，夏小林列出的是勞均工資福利，問題在于農民工工資性收入并不是按每周40小時工作得來的，而是平均55小時掙來的。如果也按每周40小時算，還要低很多。換句話說，如果勞動時間相同，國企人工費用支出差不多會比私企、外企大一倍。　　

這就是八九十年代國企效益偏低的最主要原因。筆者與十幾個國企和集體企業領導接觸后體會，這些企業領導無論素質、經驗還是責任心，都不比私企領導差。所謂“國企是冰棍反正要化”完全是謊言。任何一個冰棍從冰柜里拿出來，剝去包裝日曬風吹都會化的。私企和外企如果與國企同樣負債比例，同樣納稅水平，同樣工資福利水平，恐怕比國企化得還快！但就是這個謊言，讓國企和集體企業大踏步后退了。　　

三、  把分配不公的帽子戴在國企頭上是欲蓋彌彰　　

如果說當今最不講邏輯卻能滿世界跑火車的理論，就是認為國企給職工工資福利高是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了。這幾年來主流精英無不將日趨嚴重的貧富分化歸結為國企壟斷行業造成行業收入差距。發改委黨組成員宋曉梧指出“以2007年行業平均工資為基數，節省下來的工資基金可以多容納七百萬人就業”。《報告》列表計算了國企人均收入高于非國企的事實，承認“2004年以后，國有企業的人均‘勞動者報酬’超過并且越來越高于私營企業和非國有企業”。[12]認為國企“薪酬與非貨幣收入普遍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造成“分配不公”。　　

這個邏輯是在說：分配不公是部分行業職工收入過高造成的，只要把高收入的行業工資福利減下來，所有勞動者收入水平接近，貧富分化就減小了。　　

這應該是全球經濟學界最具獨創性的理論。　　

國際上描述收入分配指標是兩個，一個是收入法計算的國民收入，一個是基尼系數以及等分居民收入情況。基尼系數表示了收入不均等程度，收入法國民收入表示了一次分配中勞動者、資本和稅收的分配情況。行業收入差距屬于勞動者報酬內部范疇，典型差距往往表現在農業和非農產業勞動者收入差距上。　　

中國確實存在行業收入差距，但集中體現在農業和非農產業就業者之間。2007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4140元，其中來自農林牧漁只有1745元。而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為24721元，差距14倍。這才是行業收入差距的典型體現。　　

九十年代后期加劇的收入差距擴大，集中體現在收入法和支出法GDP計算勞動者報酬份額快速降低上（見表一）。　　

表一   1999-2007年中國幾項關系分配的指標[13]　　

勞動者從GDP中分配份額降低是基尼系數擴大的根本原因。那么誰的份額擴大了呢（見表二）？　　

表一   2003-2007年中國幾項關系分配的指標[14]　　

也就是說，勞動者報酬減少的份額，資本擁有者拿走了90.7%，政府拿走了9.3%。明明白白的說明資本分的增加了，勞動者分的減少了。這才是問題的根本。　　

接著的問題是，資本中，是國有拿走多了還是私人和國外拿走多呢？2003年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總投資39.0%，2007年下降到28.2%。其他經濟成分從62.0%上升到71.8%。[15]顯然就折舊部分將私企和外企分走的數額增加的多。現在通行說法是國企壟斷行業利潤高，但這得不到數據支持。2007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所有者權益利潤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15.7%，外企為18.3%，私企達到22.8%。國企控制的石油加工為5.3%；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為8.9%，水生產供應1.7%。煙草行業確實達到21.4%，但尚達不到私企22.8%的平均投資回報率[16]。都說房地產業才是真正的暴利行業。但國企只占房地產企業企業數的5.8%，資本規模的10.1%。金融行業職工收入確實高，但2007年總計340萬職工，占非農產業就業職工的0.8%。很顯然，是私企和外企的資本拿走的多了，給職工工資福利發少了，才造成勞動者報酬大幅度降低。相反，是國企堅持給職工較高的工資福利待遇，才使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沒下降那么大。　　

這是統計學的基本算法，沒有一個國家在分析貧富差距問題時不是這樣算的，從沒有見過在勞動者報酬內做文章的。如果做，也只能盯住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差別。解決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資本與勞動者報酬之間的分配，而不是勞動者內部的分配。　　

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與資本收益之比是46.7比53.3，資本收益大于勞動者報酬。歐盟是54.1比45.9，倒過來了。日本和美國分別是56.9比43.1和60.8比39.2。“資本”主義國家蛋糕的第一次切的刀法顯然與我們不同。這是這些國家基尼系數比中國低很多的根本。新興市場國家降低基尼系數的有效措施也是降低資本收益，增加勞動者報酬比例。1980年韓國基尼系數達到0.39，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只有40%，與中國現在接近。2000年韓國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提高到51%，結果基尼系數下降到0.28。沒有前者上升27.5%后者就不會有28.2%的上升。拉美新興市場國家60到80年代基尼系數上升，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下降。資本與勞動之間關系是分配的基本關系，西方經濟學家也沒有懷疑過這個道理。不知道中國主流學者究竟想掩蓋什么。　　

與私企和外企相比，國企利潤水平低，職工工資福利高，說明國企部分的勞動者報酬分配偏高，資本收益偏低。私企和外企與國企相比，利潤水平高，職工工資福利低。以降低貧富差距為目標的調整方法是什么呢？明明白白只有一條路：降低私企和外企的留利水平，增加他們企業職工的工資福利。按照現在的說法，似乎降低國企職工工資福利就能降低收入差距，玩兒的無非是狐貍給小熊分餅干的把戲——把國企職工這個小熊的餅干咬掉一塊，狐貍肚子里餅干增加了，兩個小熊更少了。可今天竟然沒人把這當笑話，而是在各大媒體，在兩會上正兒八經地當道理講，當提案提。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奇！　　

四、  是誰對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和增長質量造成損害　　

《報告》斷言：“國有企業的存在與運營，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與經濟增長的質量構成一定損害，并擾亂了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說實在，能從微觀經濟推導出宏觀經濟運行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天則所的研究者有這個能力。為了證明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經濟脆性’這一概念，即物價水平隨GDP的變動而變動的程度”。變動率越高越脆弱。　　

物價波動率與GDP波動率之間關系與經濟的“脆性”和“韌性”是否有關，甚至“脆性”對宏觀經濟的害處有多大且不討論，但天則所舍棄所有數據，只拿1996年以來的美國與中國數據得出中國比美國經濟脆性高，則讓人吃驚。任何搞學問的人都知道，一個理論的建立必須觀察“全部事實”也就是“必須列舉的事實”，挑選自己需要的事實叫“學術造假”。　　

《報告》認為：“中國現有的經濟脆性較大，而且較大的經濟脆性與基礎性行業的國有資本整合加劇有關。較之美國，中國的經濟脆性較大，即GDP稍微一增長，就會導致較大的物價浮動，這給宏觀調控帶來了很大的難度。進一步計算中美經濟脆性的均值和標準差，美國經濟脆性的均值為12.2，標準差為33.8，中國經濟脆性的均值為43.8，標準差為97.6，這些數據也驗證了較之美國，中國存在較大的經濟脆性”。　　

但是，美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宏觀經濟運行特征與七八十年代幾乎完全不同，美國進入九十年代后，經濟增長加快，波動性降低，物價處于低位平緩波動。而七八十年代經濟停滯，物價上漲，“滯漲”是基本特征。再往前尤其是二戰前，美國同大多數西方國家一樣，是物價與經濟同向波動，經濟增長越快，物價上漲越快。經濟減速，物價下降。究竟哪個時期的“脆性”更代表美國，天則所的專家們恐怕是要說清楚的。　　

天則所專家們還需要說清楚的事情是，美國與中國宏觀經濟特性的差別，以及這些差別與所謂“脆性”的關系。從八十年代開始，美國進入了一個產業空洞化階段，生產物質財富的行業急劇萎縮，金融業為代表的“以錢生錢”迅速擴張。1980年美國第二產業占DGP份額為33.4%，逐年降到2000年的24.2%，份額減少27.5%。而中國二產業則從1990年的41.3%擴大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47%左右。到2005年，中國工業占GDP份額高達40.8%，美國僅僅為18.1%。[17]中國與美國形成全世界兩個最典型的經濟形態：一個主要從事生產，一個主要從事消費。一個靠生產增長，一個靠消費增長。這兩個幾乎完全對立的宏觀經濟形態里，對物價與增長之間關系有多大影響，是要說清楚的。僅僅憑行業退出和進入機制的差別來分析，是方枘圓鑿，對不住的。　　

真要分析物價波動與經濟增長關系之間差異，要算這個帳：　　

在“中-美國”這個結構中，中國提供最低價格的供貨，對美國保持低水平物價起支撐作用。美國“貨幣寬松”，中國和其他國家為保持匯率穩定就必須增發本幣，促進物價波動。在中國自身宏觀結構中，資本收入過高造成低收入群體購買力疲軟，降低物價高位波動。政府要提高最大的低收入群體——農民——的收入，增加對農民補貼和抬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拉動價格。這才是中國九十年代中后期以來物價從通縮走向通脹的真實過程。換句話說，與美國印錢因素和中國國內資本收益過高導致政府調節因素相比，行業進出門檻的影響基本算不上什么。　　

尤其值得天則所專家們需要注意的是：天則所用的價格是居民消費品價格，而沒說結構。而行業進出顯然主要不是指對農業的進出，而是非農產業。但是，非農產業的價格在這十幾年來基本處于通縮狀態，1996年到2009年的14年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8年小幅增長，7年小幅下降。大多數年份在98-103之間擺動，而波動最大漲幅最高的是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以及由此引導的食品價格指數。比如2006年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只有101.2，2007年就猛增到118.5，擺幅17.3個點。2008年還是114.1，2009年就猛降到97.6。由于天則所專家們在物價指數混進去了一個與行業進出因素毫無關系的農產品和食品價格，說明功課做得不夠好，研究的細致程度還需大大改進。　　

天則所專家們指責國企對宏觀經濟的另一個危害是參與房地產的國企“對房價的飆升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房地產價格扭曲”，理由是國企融資容易，制造了一個個“地王”，而且舉出一些實例。　　

筆者覺得，作為經濟研究，最好不要用個例做結論。因為筆者所在的鄭州市，第一個“地王”就是本公司制造的，第二個也是私營的“建業”制造的。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國企在我們這里制造過“地王”。實際上，2007年國企只占房地產企業數的5.8%，資本規模的10.1%，這么小比重的東西怎么能掀起那么大的浪？竟然讓全國房價暴漲？　　

最關鍵一點是，天則所的專家們畢竟不是一般市民，而是專門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因此他們應該清楚：房價不斷攀升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房市已經從一般居住市場變成了投資市場。購買者買房不是為了住房而是為了增值。房價漲是因為房價“正在漲”，正在漲的房價促使投資者購買，購買又促使房價“正在漲”。這種“以錢生錢”的經濟屬于虛擬經濟，用實體經濟的理論分析是分析不出來的。　　

一般市民認為：房價漲是因為政府把地賣高價，房地產商通過囤積待地價繼續漲蓋房銷售，于是房價不斷攀高。是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使得房地產價格扭曲”。別說經濟學家們，就算當個老板都知道，這是市井之見。如果不能預期房價會不斷抬高，他們絕不會在高位舉牌的，沒有那種不算賬的老板。是房價不斷高攀才使地王不斷產生。如果房地產商預期房價在一定期間會趨低，地價馬上跟著降。今年年初很多人預期房價在短期不會漲，各地政府流拍土地比比皆是。作為一批專業經濟學者，竟然用市井村婦的道理說話，真讓人痛心。　　

房價飆升，房地產泡沫形成與國企房地產公司無關，與私企房地產公司也無關，是政府調整對象和方式出了偏差。與主題無關，這里就不分析了。　　

宏觀經濟中的問題只能從宏觀角度分析，影響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質量的原因不是微觀的“誰”，而是宏觀經濟系統的運行方式，也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否存在問題。中央提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顯然是看到現有發展方式面臨“不可持續”。按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必須“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也就是說要由投資、技術和市場的兩頭主要在外，轉變成投資、技術和市場的兩頭主要在內。對這種轉變起阻礙作用的“誰”們，才是影響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質量的“誰”們。　　

依賴外需實現經濟增長是需要條件的，中國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的兩頭在外發展方式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是因為發達國家進入一個產業資本外移，經濟虛擬化階段。這個階段中，大量產業資本隨同技術流向新興市場國家，同時大幅擴大了國際貿易額度。八十年代世界出口總額年增長率只有5.6%，九十年代擴大到6.5%。2000年到2007年猛增到11.6%，這是中國出口額年均二十幾增長的基本條件。中國利用素質良好價格低廉的農民工和部類齊全的工業基礎吸引了最大的產業資本，使中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額從九十年代初的0.95%上升到現在接近10%。這也讓中國增長主要依賴凈出口的擴大。九十年代前期凈出口額占GDP凈增長額微不足道，2000年提高到32%，2005年34%，2007年達到57%。[18]沒有凈出口部分，中國GDP增長會變得很難看。但是，金融危機后世界貿易大幅下降，在很長一個時期不存在高速增長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一國出口占世界總出口的份額越高，貿易摩擦系數越大。日本最高還未達到10%，中國即使還有空間也不大了。這都將使中國不可能繼續通過兩頭在外保持可持續發展。　　

而“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發展方式前提條件普通居民具備較高消費能力，這也意味著勞動者報酬要大幅擴張才可能實現。這就意味著要節制資本，扶助工農。這時究竟誰有可能“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與經濟增長的質量構成一定損害”，恐怕是清清楚楚的！　　

五、  “非少數人所得而私”才是國企改革的方向　　

正如第二部分分析的，主流學者從八十年代以來關于國企進退存廢的評價標準始終沒什么進步，還是一個標準——企業效益。《報告》最大篇幅就是論證國企現在的效益實際沒那么好，其實很差。覺得只要能再次證明國企效益依然不好，那就能順水推舟，名正言順地畢其功于一役，實現張維迎國有經濟占GDP比重不足10%的目標了。　　

《報告》用大量篇幅證明“有關部門則拿出賬面數據宣傳國有企業的績效” “并非其真實績效”。但材料用的很牽強。　　

《報告》計算出國企“應繳納土地租金”以提高“實際成本”。這個土地租金是按國企賣出土地平均價格計算出來的，只有一個問題沒考慮：這種算法應該找到財務制度依據，哪怕是國外的也行。　　

接著計算了所謂“石油租金”和“煤炭租金”，理由是中國這兩項資源稅稅率分別為5%和2%，國外“一般在10%—20%”和“8%-10%”。但論述這個問題必須列舉不同國家在數千種稅率方面各自的高低，從而敘述對經濟的影響。僅舉出中國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稅率有差異，就作為中國石油、煤炭企業少交了“租金”，理由不足。如果有人指出主要是私企和外企的行業中中國稅率低于國外的例子從而得出相反結論，《報告》作者服氣嗎？　　

《報告》用數據指出國企和外企融資成本低，私企融資成本高。大約私企是國企和外企的兩倍左右。問題在于，稅率低了可以提高，難道讓銀行給外企和國企貸款加息？那種財務制度是這樣計算的？國企融資成本低私企一倍，但國企貸款比例高私企一倍。兩者相抵，算不出誰吃虧誰占便宜。　　

最有意思的是，《報告》列出國有企業受政府財政補貼情況，舉出2001年來國家對國企財政補貼的數據。但是作者忘記了一點：國企是誰的？國家的。國家作為投資者該不該追加投資或補充資金？應該。私企是誰的？老板的。老板是不是不斷給自己的企業追加投資或補充資金？也應該。國有企業每年上繳利潤數百億元，2009年僅石油一家就上繳1077億，而每年財政補貼僅僅一百多億，不到國企每年數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的1%，即使在經濟危機期間刺激經濟每年也不到1000億元規模，難道多了么？查查這些年私企和外企老板給自己的企業追加或補充資金有多少？國企的“老板”給自己企業投資少，本來是問題，怎么又成了“優勢”了？　　

國企利潤受惠與壟斷部分行業，這也是《報告》強調的。但是，評判不同行業受惠程度要看所有者權益利潤率。按這個標準，2007年國企控制的石油加工為5.3%；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為8.9%，水生產供應1.7%。而私企和外企占主導的醫藥行業為16.5%；服裝鞋帽為18.4%；皮毛羽制品為22.3%，農副產品加工為23.5%，食品行業為18.9%。國企壟斷的煙草行業達到21.4%，確實利潤不低，但尚達不到私企22.8%的平均投資回報率。一些看起來利潤微薄的行業投資回報并不低。比如批發零售行業2007年所有者權益利潤率高達59.1%，投資1元錢一年要賺5毛9！[19]而這些行業中，私企和外企是占主導的。　　

說瞎話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編造事實，一種是只說自己想說的事實，不說必須說的事實。　　

國企工資福利成本高，納稅多，因此利潤低，這本來是通常的看法，可以得到大量數據支持。如果注意到利改稅后國企債務高，利息多的事實，會加重這種看法。私企、外企給職工工資福利低，老板自覺投錢，納稅少且偷避稅嚴重，這也是通常看法，也可以得到大量數據支持。如果《報告》作者把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引用的數據都列舉出來，才叫說了“實話”。　　

最主要的是，自從國有企業或者叫國家資本產業在中國誕生的那天起就不是以盈利為第一目標的。　　

最早的國企應該是洋務運動，沒有人能證明洋務企業是為了國家財政而設立的，倒是都很清楚洋務企業是為中華民族舉辦現代產業以增強國力尤其是軍力而辦的。如果不是僅僅地方大員辦，老佛爺只關心頤和園，效果肯定不一樣。　　

辛亥革命后，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孫中山意識到僅僅借助資產階級不能實現獨立自主和國家富強，提出節制資本的主張，“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礦油等”、“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由國家壟斷，此乃“節制資本之要旨也”。節制資本的目的，是“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生計”。但蔣介石政府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和剝削階級利益，巧取豪奪攫取大量私營產業。抗戰前夕私營資本為18.89億元，官營僅5.71億元。抗戰爆發，私營企業損失慘重，600家西遷。1937年，國民政府即通過《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到1943年，國統區官企已占產量的27%；棉紡織一向是民營最重要的行業，至1942年官營企業控制了后方紡織工業資本總額的49%，到1943年，官營已達51.1%。留在日占區的，均被日本強制合資。日本投降，蔣介石“下山摘桃子”，不分青紅皂白將淪陷區產業均冠以“日偽資產”，大量被沒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業中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之比為2.6比1。如果算上金融資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達到3比1。蔣介石搞國有化也不以企業是否盈利為目標，是為了打仗，維護官僚集團利益和獨裁政治。[20]　　

第三次國有化高潮是解放初。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國資本外，共產黨順手牽羊接手，近現代產業中國有資產比重高達75%。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建項目均為國企，到1955年社會主義改造前，國有資本已經占近現代產業85%以上。1955-1956年共產黨對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把剩下一小塊公私合營。（其實即使不做社會主義改造，156個項目上完，私企比重將不足10%）共產黨繼續國有化也不是看到國企效益好，一是因為經濟主體已經國有化，二是最后實踐證明，選擇計劃經濟是新獨立的大國實現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最佳途徑（通過中國與印度在這30年發展可以驗證選擇的正確性）。　　

從中國國有經濟發展歷程看，國家利益和全民族利益始終是優先選項。經濟發展的好壞，只與辦國企是為了這個目標還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有關。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增加國有化程度，事情就辦得好。為少數人所得而私，就辦得差。改革開放后發展私營企業，允許外資進入，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從國家角度看，這些改革實現了中國成為西方產業資本外移，國際貿易劇增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也是正確選擇。同時，國家保持基礎產業和命脈產業的控制權，并在競爭性行業中“提高素質”、“優勝劣汰”、“加強重點”，對應對全球經濟虛擬化必然不斷產生的經濟動蕩起到關鍵的避險作用，同時成為縮小收入差距的唯一本錢。因此，用盈利好壞作為衡量國企存在的唯一指標，本身就很不得當。　　

目前的國企不是沒有問題，但問題絕不在國企占經濟比重大小，壟斷不壟斷，而在于是否存在“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情況。現在看來確實存在。這才是國企和國有經濟管理體制深化改革的方向。　　

高尚全說：“我們一個傳統的觀念，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兩者之間劃等號了，實際上并不是。”[21]國有化確實不是社會主義的“充分條件”，“沒有國有化就不是社會主義，但有了國有化就一定是社會主義”的判斷是錯誤的。但國有化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即“沒有國有化一定不是社會主義，有了國有化不一定是社會主義”。高先生這段話用“有兩條腿的不一定是雞子”去否定“雞子都有兩條腿”，論述有邏輯缺陷。　　

蔣介石的國有化程度很高，但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資本主義，國企不是國企而是“四大家族”產業。金融危機美國、英國增加國有化成分，這些國有化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經濟。但中國改革前的國有經濟具備社會主義特征，因為這些經濟沒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企業管理者和國家資產管理者沒有為了自己利益而經營和分配，而是為了國家強大、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而經營和分配。如果今天的國有經濟的管理者為了小團體的利益而經營，或者通過“股份制改造”讓自己變成資本持有者，就有“為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嫌疑。因此，按照共產黨早年新民主主義的主張，落實工農群眾對國有經濟的有效監督措施，制止少數人改變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是十分必要的。　　

小結　　

筆者讀完天則所的《報告》，感覺作者們的論據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論點，邏輯不周延，沒有列舉必須說出的事實。這是該《報告》的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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