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公布的數據，去年國家財政收入103740億元，同比增長24.8%。問題是怎么多錢是否就等于相應的財富價值，因為還有個通貨膨脹會使幣值相應貶值。根據公布的數據，去年CPI指數為5.4%，所以從價值的角度講，實際財富收入應該大約只有增長18%。對于一些代表所說的企業稅賦過重，財政部官員作出了回應，有些被夸大，因為雖然說增值稅稅率為17%，但除去退稅和一些優惠性減免，實際只有3~4%。另據報導，去年雖然財政收入大幅增長，但支出近11萬億，這不是收不抵支嗎，又何以減稅呢？當然，這個賬由財政部去算了。現在的問題是減稅對誰有利，應該怎么減？
稅收不僅是國家財政的來源，同時也是調節貧富差距的手段。在“兩會”中提出減稅的代表，幾乎都是企業老總，這些資本家的提案能真的站在百姓的立場上說話嗎？我不相信！首先，減稅能減少企業的支出，同時增加了企業的利潤，問題是這些增加的利潤能讓職工增加收入嗎？又怎樣保障所減的稅能用于增加職工的收入呢？如果老板增加了利潤而職工不能增加收入，豈不反而更加拉大了貧富差距呢？其次，提高個稅起征點，只能讓中產者得益，對于低收入者的職工，也包括民工的收入而言，減稅與他們豪不相干，如何能普惠民生呢？再次，減稅能提高中小企業的生存能力，能穩定就業率，但這并等于就能增加職工收入，尤其很難提高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職工收入。最后，減稅能降低企業成本，為降低產品價格提供了可能的空間，但在生產和流通的各個環節中的截流，落實到產品上收效甚微。
所以，個人認為：一是把錢用于扶持醫療事業，讓醫療服務回歸到國家義務層面，大幅降低百姓就醫支出。二是用于穩定農副產品價格，減免農副產品的運輸與銷售領域的稅收，以保護性收購價補貼農業生產；民以食為天，通過降低百姓的“恩格爾系數”來惠及民生。三是扶持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以補貼職工保險金形式惠及職工。四是扶持社會福利企業，為病殘、智障人員創造就業條件。（這樣的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已有過）五是根據行業差異，對效益相對較低，但又涉及民生或國家長遠利益的企業有區別的減稅。六是清理各種收費行為，合理的收費行為要有監管，所收資金必須先入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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