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制按:2012年美國大選在即,然而高居不下的失業率卻讓奧巴馬的連任之路顯得困難重重。奧巴馬政府出臺了不少政策以促進就業,但卻收效甚微。為什么西方的失業理論解決不了高失業問題?對此,社科院研究員、知名學者余斌在新書《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中給出了答案。
三名西方經濟學家由于對“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失業率”理論的進一步分析而獲得了201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貢獻”在于:①解釋了“為何在存在很多職位空缺的時候,仍有眾多人失業”。其解釋是在勞工市場中,雇主和勞動力經常需要時間和資源找到對方,滿足各自需求。這就引發失業和職位空缺同時存在的狀況。②認為更高的失業救濟金會拉升失業率、拖長市場搜尋時間。③反對傳統西方經濟學中認為提高社會福利可以確保高就業率,以及提高對失業者的救濟可以有效降低失業率的觀點,認為高失業率和高經濟增長率、高失業率和就業崗位高缺員率都可以共生,認為可以甚至應該通過減少政府社會福利投入,減少失業救濟和再就業培訓,制造就業市場的“饑餓感”,從而降低就業者的就業心理預期的辦法,令其對低薪崗位不再觀望、挑剔,從而一方面讓這些失業者盡快上崗,有效降低失業率;另一方面也讓低薪崗位得以被這些人盡快填滿,有效減少無人問津的“垃圾職位”空缺的狀況。
這也就是說,在人們看到失業問題的地方,這三位西方經濟學家看到的只是崗位空缺。因此,在美國金融危機引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之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失業率其實只是高崗位空缺率。但這也是巨大的諷刺啊!這些失業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就被提出來了,如果它們有助于解決失業問題,當前歐美國家就不應當有這么高的失業率。當前的高失業率現狀不是恰恰說明這些理論對于解決失業問題毫無幫助嗎?
那么,為什么解決不了失業問題的失業理論要獲獎呢?這是因為,這些理論雖然解決不了問題,但足以推卸責任。它們可以把制造失業問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金融資本家的貪婪的責任推卸給社會大眾。同時,這套理論對于那些不顧高失業率和罷工浪潮,還要強行減少社會福利的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來說,也無疑是雪中送炭的打壓社會輿論的最好工具。
同樣獲得過諾貝爾獎的西方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在他的教科書中舉過上世紀大蕭條時期的一個實例:在煉糖廠的大門外面,上千人正在等待。一個家伙帶著兩個小警察走了出來:“我需要兩個看牛群的,兩個能鉆洞的。”于是,一千多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野狗一樣拼命地沖進去,可僅僅只有四個人可以搶到工作。試問,這時還存在對低薪崗位觀望、挑剔的情況嗎?試問,這時的政府怎樣才能夠通過減少失業救濟來讓這四個崗位去吸納一千多人來就業?而且為什么恰恰是在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會有2010年獲獎的那些西方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大量空缺崗位出現呢?
換一個角度講,西方經濟學不是把勞動和資本對等地視為生產要素嗎?那么,當工人失業即上述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出現大量空缺崗位時,為什么首當其沖的是工資要下降,要減少失業救濟金,而不是對等地大幅上漲那些空缺崗位的工資,并更加積極地讓資本貶值,比如把陷入破產邊緣的通用汽車公司廉價賣給美國汽車工會去經營,卻相反地以降低工人收入為條件而給資本家以救助?為什么工人要再就業培訓去適應資本的需求,而不是更便捷地使資本轉變方向去適應工人的需求?為什么只要求工人對低薪崗位不再觀望、挑剔,而不是要求資本家熱衷于提供更高薪的崗位和把商品以幾乎白給的價格提供出來?難道這是因為工人過剩而資本不足嗎?如果是這樣,那么,在資本不足時又哪里會有空缺的崗位呢?
與經不起推敲的西方經濟學的歪理不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人口相對過剩與資本相對過剩共存的根本原因。這還得從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公式: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說起。
馬克思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稱為資本的價值構成。但是,我們不能用這些抽象的價值量來進行生產,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是具體的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這種構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而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數量關系來決定的。馬克思把它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因為它體現了生產的技術水平。顯然,資本的這兩種構成之間是有密切的相互關系的。為了表達這種關系,馬克思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的并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
當資本家進一步地將剩余價值轉化為新的資本從而擴大再生產時,他可能會按照原有的資本有機構成來實現這種積累,這時對勞動力的需求會增加。如果這種需求超過了勞動力的供給,那么工資有可能會提高,從而工人能夠稍稍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但工資的這種提高絲毫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性質。工人仍然只有在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時,才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賣出去,才能夠獲得工資。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工資,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僅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而已。
然而,資本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是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而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一般表現為一個工人在一定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力強度把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所動用的生產資料的相對量。也就是說,同一個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和加工的生產資料的量越大,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越高,而這就意味著資本價值的不變組成部分c相對于它的可變組成部分v要有所增加,即資本有機構成要有所提高。隨著總資本的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了。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中的可變資本部分即并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卻越來越小。由于在再生產過程中常常要用新的效率更好的機器設備替換舊的機器設備,并加工更大數量的原材料,因此,即使是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也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就更加需要總資本的這種積累了。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本身,由于推動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成為使資本有機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一個源泉,也就是成為使總資本中的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一個源泉。于是,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勞動生產率越是提高,這種資本排斥出來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下失業的真正原因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過剩的工人人口或失業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是通過減少失業救濟或再就業培訓就可以消除的。同時,這種過剩人口也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一方面,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并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涌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涌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需要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或高速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另一方面,失業者的競爭增大了就業工人身上的壓力,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而就業工人的過度勞動又加速了資本的積累和限制了工作崗位的數量,從而擴大了失業人口。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這兩個方面也說明了為什么西方經濟學在探討充分就業時強調必須要保證一定量的失業率。
在馬克思的理論分析中,他還提到了三位獲獎的西方經濟學家在探討“為何在存在很多職位空缺的時候,仍有眾多人失業”時回避了的問題。那就是,空缺的崗位更多的是要年輕人,而失業的更多的是中年人。在今天的中國,與城管們周旋和發生利益沖突的小販們中有幾個是年輕人?“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經多少衰老了。他落入過剩者的隊伍,或者從較高的等級被排擠到較低的等級。我們看到,正是大工業中的工人壽命最短。”這種年齡上的結構性矛盾,又豈是像西方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通過減少政府社會福利投入,減少失業救濟和再就業培訓,制造就業市場的“饑餓感”,降低就業者的就業心理預期等等手段可以化解的?至于再就業培訓,即便能夠使相對有所衰老的勞動者重獲就業的機會,但其后果也不過是使一個勞動部門中出現的工人供應過剩現象,擴散和波及到其他部門中去。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只會導致失業的蔓延和更大范圍的已就業者的工資的下降。
更多分析,請關注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東方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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