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讀書+新自由主義=陳志武的奇談怪論
看了陳志武先生一篇“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致富”的文章，洋洋灑灑上萬字，讀完后感覺這個“著名經濟學家”無非是讀了點新自由主義的書，生吞活剝而已。
什么叫中國人“不致富”？陳先生說：“1952年中國民間消費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國民間消費相當于當時GDP的45%，但到最近，這個比例卻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從計劃經濟時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約30%……新京報》做過一個估算，數字更為驚人：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從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點36.7%，22年的時間內下降了20個百分點。”
猛一看，陳先生似乎比很多大陸專家們強點，沒有去論證中國勞動者收入不低，基尼系數不高，承認勞動者報酬過低。但是，陳先生同他們一致的是，都將中國勞動者收入過低，貧富分化嚴重的根本原因——資本收益過高掩蓋下來，把矛頭對準政府。
要論證今天勞動者報酬過低，居民消費過低的原因是共產黨政府占用太多，就必須論證這樣的道理：社會主義改造前中國的居民消費水平是合理的，共產黨執政后就不合理了。于是，陳志武先生說的“1952年中國民間消費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的71%水平”就成為論據。這里，陳先生耍了個滑頭：把目前美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作為“最佳水平”的標準。而且故意壓低中國改革前居民消費占GDP比重。
首先，美國是個特殊國家，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國逐漸變成一個靠印錢來消費的國家。到現在，除美國外的西方國家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都在55-60%之間，而且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只有美國達到71%，而且在繼續上升。1980年美國居民消費占GDP是63%，（英國是61%，法國是60%）1990年是67%，2006年美國達到70%。1990-2006年，法國從59%下降到57%，德國從58%下降到57%。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也都在50-60%之間。
全球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下降，只有美國一枝獨秀，這種情況怎么能將美國作為標準呢？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消費的對面是積累。消費率高了，積累率就低。積累率低了，現代化投資就少。實際上，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適當抑制消費率，提高積累率是擺脫所謂“陷阱”的關鍵。在70年代，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并不很高。1970年德國只有55%，法國58%，日本52%。但同期韓國74%，馬來西亞63%，巴基斯坦77%，泰國73%。陳志武先生把中國經濟結構最不合理時期的數字作為“現代化標準”，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死讀書讀死書的結果。
還有一點，中國1978年消費占GDP比重并不是陳志武說的45%，而是49%。這個數字國家統計年鑒上就有，怎么到了陳志武手里就變了呢？49%的居民消費率并不算低。與高速發展時期日本的52%很接近。而馬來西亞、泰國、韓國等國家在高速發展的八十年代，消費率經常只有45%左右。
陳先生先將71%的居民消費率作為標準，通過將改革前的消費率降低4個百分點，就把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創世界紀錄的36%數字給掩蓋了，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通病”了。
貧道為什么說陳先生死讀書讀死書呢？因為這些數字都是在網上就可以查到的，還都是權威數字，要么是國家的，要么是世界銀行的。干嗎要“《人民日報》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講到……”“《新京報》做過一個估算……”這么費勁呢？權威經濟學家的基本論據靠道聽途說，有些丟人了。
那么，中國2008年35.3%的居民消費率，確實創造了所有國家的最低紀錄；而35%的勞動報酬率，也是創造了歷史和世界最高水平。這個問題是最近十幾年形成的，1990年前并不存在。社會主義改造后的1956年到九十年代前期，居民消費率一直在45-50%之間徘徊，是發展中國家高速增長期的基本水平。那么，論證35%的居民消費率和勞動者報酬率過低，只能從現在中國的經濟中找問題。
陳志武先生怎么找呢？他先從“經濟自由度、勞工權益和民權保護度”角度找。說“美國有一家民間機構叫FreedomHouse，從1977年開始對各國的政治權利、個人權利、經濟權利以及新聞自由等方面打分。”發現“……經濟自由度越高，政府對民間權益壓抑越低的國家，他們的勞工工資增長速度越能夠跟GDP同步，甚至能超過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國家數據都不公開，所以無法比較。”
也就是說，西方國家勞動者報酬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其他國家就不行了，因為陳志武說的“民間權益”是私人投資的權利。這種方法缺少可比性。因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當時的住房、醫療方面的支出是不計算在居民收入中的。雖然當時職工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比較小，但對居民來講基本不計算支出。現在一套房子一家人一輩子都掙不到，計算那幾個百分點基本沒有意義。
找到了點“美國研究機構”的數字，陳先生就沒什么新鮮招數了，于是重復國內專家們的陳詞濫調。說勞動者報酬過低，是國企職工工資一直“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樣水平在增長”，現在比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高。這里，陳先生同國內專家一樣不講理了。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下降，是勞動者報酬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勞動者報酬中，某一部分能夠跟上GDP增長速度，這只會從整體上減緩比重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怎么回是造成勞動者報酬比例下降的原因呢？這個數理關系，小學生都不會搞錯的！國企勞動者報酬與GDP速度相等，其他經濟成分速度過低，那責任只能是其他經濟成分的老板們來負，怎么能讓國企來負呢？這就像團隊自行車賽，按照最后一名到達計算成績。選手國企到達后比其他隊還早，但本隊其他選手、集體、私企、外企到達都晚，結果名次倒數第一。于是領隊和教練大罵選手國企，說你干嘛騎那么快！是你騎快了，才顯得其他隊員慢了！就是忘了本隊是與其他隊比賽。
貧道這些年就稀罕透了，陳志武這篇文章，貧道先是從鳳凰網看到的，接著有人轉到強國論壇上。而且，陳志武這個算法不是自己發明的，其他專家們在各種公開媒體上都發表過。怎么這么多編輯都能任由這種完全不符合基本數學邏輯的說法說出來呢？自己還都加上一個“著名經濟學家”？
陳先生接著分析說，“GDP是一個大餅，政府這邊越多，必然意味著民間得到的那一份越少”。然后舉出例子：“從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率，國家財政稅收累計增長了6.7倍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1.7倍，而農民才增長了1.2倍。”于是，第二個責任人又有了，就是政府。
貧道搞不清楚的是，陳先生干嘛要“去掉通貨膨脹率”。無論財政收入還是居民收入，通常都是指現價而不是可比價格，因為居民收入和財政收入要消費共同的東西，除了證明政府要消費的商品和服務與居民的不同，才有比較價值。但陳先生沒有指出這個差異。其次，可比價格是為了增長速度的客觀性才需要的，通常在國民收入，國內生產總值或者總產值才用的。陳先生這也寫，要么是無知，要么是為了使自己的數字別人無法破譯。無亂是哪個，都顯得很傻！第三，陳先生用財政收入與城鎮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這也比也可以，但并不準確。因為這兩點有交叉。財政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會變成居民收入和消費的，而可支配收入就扣掉了稅收。合理的比較方法是把同口徑的數字來對比。這是研究實證經濟的基本方法。也許陳先生不會？貧道不這樣看，貧道知道，這是為了掩蓋資本收益而選擇的。這點花招，哄一般人可以，哄一個以捉鬼為生的人很難。
從1995年到2008年，究竟哪一塊增長速度最高？下面是國家統計年鑒給出的數字。
支出法GDP年均增長率：
居民消費支出：10.9%
政府消費支出：12.9%
資 本 形 成 ：13.6%
凈 出 口 ：27.8%
由于國家統計局到2000年才有收入法GDP數字，所以下面只能給出1999年-2007年收入法GDP變動情況：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
1999年：52.4%
2007年：39.7%
收入法中各項年增長率：
勞動者報酬：11.5%
資本收益（折舊加營業盈余）：19.6%
凈稅收（減去退稅）：15.1%
這些數字清楚表明了造成勞動者報酬逐年下降的主要因素是誰了。顯然不是稅收，而是資本。是資本這些年收益過高，才使勞動者報酬收益大幅下滑。
如果按照1999年收入法比例，勞動者報酬52.4%的比例總額應該是144427億元而不是實際的109530億元。勞動者報酬少了34897億元。這些錢誰分到了呢？稅收在1999年占比例為13.5%，2007年應該為37209億元而不是39019億元，多拿走了1810億元。而資本收益1999年占34.1%，2007年應該是93919億元而不是127074億元，多拿走了33155億元。也就是說，資本拿走了本該勞動者拿走部分的95%，稅收只多拿走了5%，怎么從陳志武到國內精英們，都把矛頭指向稅收了呢？
有人會說，資本收益中有很多是國企拿走的。確實，國企占了不小部分。但是2008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單位只占28.2%，集體經濟僅僅為3.6%，其余部分都是外資和私企及其他經濟成分的投資。1999年，國有單位在這個項目中還能占到53.4%。國企就算“有罪”，也是“脅從”。至于首犯、主犯是誰，恐怕就是這篇文章要掩蓋的人了。
陳志武先生在美國，為美國利益說話并不奇怪。大陸的一些精英們讀的是美國的書，念的是美國的經，為美國說話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們的這些話既不講事實，又邏輯錯誤一大堆，怎中國的媒體都看不見呢？怎么一些官員們還相信呢？
真實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2011年到了，會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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