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中國特色”
 
潘維
 
  
耶魯大學的金融學專家陳志武教授給《陳志武談中國經濟》寫了篇序言，刊在《經濟觀察報》上，批判對像是“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文章立意遠大，而且幾句話似乎就把“中國特色論”批駁得無處藏身。中國不過是人類歷史“自由”規律的傀儡，哪有什么“特色”？
 
陳教授承認中國經濟奇跡是存在的。但他用了個市場經濟學式的直線思維來解釋中國奇跡：“自由促進發展”，即“從權力對權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他所稱的“權力”當然屬于“政府”，而“權利”自然屬于“個人”。不過，在“利維坦”（霍布斯所稱的國家機器）這個勞什子出現以前，人類處于“無政府狀態”，權力最小，權利最大，人類應當最自由，發展最快，不該是陳文所稱，最近二百年的發展相當于以往萬年啊？這二百年間，西方多數國家的政府權力好像沒縮小，而是大幅擴大了，從不收個人所得稅發展到了收50%以上，養著些陳教授所稱的“大政府”，與“自由”的海地形成鮮明對比。
 
為了說明自己關于“自由”的立場，陳志武教授用“印象派”方式勾勒了一幅單線的世界文明進步路線圖，聲稱從遠古到現在，世界各國基本同步，從不自由走向更自由。因為糊涂，其間有些小波折，但也只不過相差個百十來年或者幾百年而已。他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自己對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支持，即市場機制加西式民主等于人類永恒的自由制度。
 
把復雜的歷史進程簡化為“自由”二字，橫豎不會出錯。同樣，把人類進步簡化為“斗爭”或者“科技”也不會錯。這些“大”詞都是“真理”，無從反駁或者“證偽”。自變量是個外延極大、內涵極小的概念，當然就能解釋一切因變量。上帝是世間一切存在的原因，這錯不了。可是，人類是群居的社會動物。除了個人的“自由”，還有很多別的詞能描述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比如革命、動員、組織、管制，法律、道德、戰爭，等等。去遠方旅行或可體現“自由”——也未必，但沒人用“自由”來描述坐飛機這件事，特別是在美國。
 
“僅僅”差個百十來年，或者幾百年？這差別忽略不得的。那是好多“代”人呢。在這期間，有控制人的，就有被人控制的，有人得利，就有人遭殃，甚至整個種族遭到滅絕，“國家”或者“文明”的興衰也盡在其中了。歐洲崛起，亞洲衰落，中國興起，英國衰落，亞洲崛起，歐洲衰落。這此起彼伏的近現代文明之謎，不僅包藏著多條發展道路，還包藏著多個發展目標。若“自由”二字便能解謎，福利國家不會出現，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也早該“終結”了。
 
自由路線圖是“大歷史觀”，屬于上下五千年的“全人類發展規律”級別，似乎不必在意具體和豐富的歷史，遑論血與火。冷眼望去，上下數千年，人類無非是在“爭自由”而已。然而，這非歷史的歸納是“規律”還是“主義”？
 
是否該問一句，“誰的自由”？我好像看到，雇主的自由并不等于雇員的自由。美國金融大鱷的自由并不等于泰國老百姓的自由？
 
是否還該問一句：“怎么得到自由”？包括掠奪殖民地的自由，包括賣鴉片的自由？包括占領阿富汗、伊拉克的自由？包括主張不自由的自由？包括用核武器打仗的自由？包括軍工聯合體制造和售賣先進武器的自由？
 
是否可以再問一句：世界的金融制度發展，用“自由”二字能概括？倘若真如此，想來金融學是無聊學科。政治學研究政府權力產生、使用、結果的歷史，關心避免“無政府狀態”；那不是個僅靠“自由”二字就能討生活的學問，而是與壟斷暴力相關的學問。法學關心“正義”，關心法律與秩序的歷史；也沒法僅靠“自由”討生活。一部世界經濟史比“自由”史豐富得多，否則波蘭尼，哥申克朗，馬克思等人也出不了名。世界上連續16年被評為“最自由”的倆經濟體，土地原本屬于私人，“自由”之后歸了政府。
 
中國金融體系不如美國金融體系那么“自由”，或許還不如歐洲金融體系“自由”，可就在一片中國“不接（自由之）軌”的罵聲中，中國金融的日子還過得去，偶爾還過得挺滋潤，不必“自由”地蒙人，鬧“海嘯”。僅僅這事兒，就挺復雜，好像不能用是否“自由”把世間的金融學問一筆勾銷。
 
    美國發展有特色，日本發展有特色，伊朗發展有特色，印度發展有特色，中國發展有特色，歐洲發展有特色，北美印第安人的“發展”也很有特色 ......，乃至上海和西藏的發展都各有特色。而今整個東亞和南亞的發展，乃至數千年人類的發展，恐怕都不是陳教授“自由”法則的傀儡。人類文明的核心是政府文明，其發展變遷豐富多彩、饒有趣味，吸引了世界上無數學者競相破解個中之謎。
 
若說“資本家的自由促進發展”則比含混的“自由促進發展”更明確，更能成一家之言。但這“親商”的一家之言算不得新穎，也談不上深刻。
 
不過，我還是要向陳志武教授表示敬意。在中國支持一個開始衰落的“主義”并不容易。
 
（2010-1-31）
 
　　如何理解中國過去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歷程，尤其是近30年來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是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話題。
　　上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福山教授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引發過一場大討論，那場討論至今在中國還在繼續。對“中國奇跡”，一種解讀是，這是信奉大政府主義和“中國特色”的結果；由于政府獨享強制力，利用強制力調配資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才成為可能。另一種解讀則恰恰相反：這些成就與其說是強制力配置資源的結果，是“中國特色”的奇跡，還不如說是自由市場、普世人性戰勝權力管制的結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佐證了自由選擇和市場化會帶來繁榮，并且這一結論跟人種、膚色、文化傳統無關：個人的自由選擇權被解放得越多、權力對權利的束縛被結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經濟福利就增長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說法，人類社會在制度體系上的演進，最終以“自由民主加市場經濟”而結束，自由市場解決物質需要問題，自由、平等、民主不僅能保障市場經濟，而且能解決人的非物質需求問題，所以，雖然社會與個人的生活還會繼續顛簸，高潮性的喜劇和悲劇仍將重疊發生，但人類漫長的“大制度”追尋歷程到此為止了，至少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架構是如此，不會也不需要推出其他安排了，因為沒有比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論的對錯，可以留給每個人自己去思考、評判。但是，對中國的許多學者和業余知識者來說，可能首先無法接受的是福山將所有社會——不管人種、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談，好像沒有白種人、黃種人、黑人的區分似的！在很多人看來，盡管被我們的社會定位為“圣經”的馬克思主義也來自西方，但似乎中國歷來就不同，西方的東西不適合中國，任何不針對“中國特色”加以區分的理論，當即就該被貼上“盲目照搬”的標簽。
　　在別國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國就不靈；在中國行得通的，到別國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嗎？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經歷是支持還是顛覆了福山的思維框架；是證明還是證偽了他的歷史終結論？中國漫長的歷程真的游離在世界歷程之外，從而使中國的發展不能與其他國家一概而論嗎？
　　一
　　事實上，除了一些相對短暫的時期外，中國從來就是人類進程的一部分。以遠古看，中華文化創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時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師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臘，奠基時期幾乎是同時，代表人物包括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圖（前428年～前348年）、亞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等。
　　佛教文化體系大約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種姓制度也是在2500至3000年前發展起來。
　　為什么今天我們熟悉的主要文化體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時期發展起來？難道是完全無相互關系的巧合？還是有某種必然的聯系？那種必然聯系是否就是人類社會從游牧走向農業，在固定地方耕種糧食、在室內圈養肉食動物呢？
　　文化發展的另一條線索——宗教，中國與其他國家也相當同步。約在公歷紀元前后，佛教傳入漢朝，并逐步融入中國社會，給中國人帶來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時期出現，并滲透到歐洲社會。這說明，一方面中國對外開放的時間比以往說的要早，另一方面外來的文化也能在中國社會扎根，畢竟人性是一樣的。
　　伊斯蘭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7世紀。表面看，基督教進入歐洲、佛教進入中國的時間晚6個世紀，但是，在古代農業社會時期，或者說在中世紀商業革命、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社會變遷慢、發展速度低。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然而，從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來理解，佛教進入中國、基督教在西方的興起、伊斯蘭教的出現，雖然客觀上時間相差幾百年，可是從人類進程速度來理解的話，大體上算是同一時期。
　　15世紀初期，明朝大舉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積極推動海上冒險，以至于在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所以，在航海事業上，中國不僅沒有偏離世界潮流，還引領人類的這些嘗試，只是到后來在航海事業上退縮了。
　　在商業發展方面，中國與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緊密了。我們知道，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是西方商業革命的標志性時間點，之后幾世紀商業革命進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亦即自1500年至1800年左右，中國也在經歷一次商業革命，那是公認的近代中國商業最鼎盛時期，或者說是此輪經濟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時期。
　　為什么中國過去的許多重要文化、宗教、經濟進程與世界其他國家那么同步呢？難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說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國并沒有與眾不同，“中國特色”在歷史上并非我們說的那么特殊嗎？
　　二
　　在近代，中國與世界更加同步。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第一是加入工業革命的時間。1780年左右，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出現，后來蔓延到美國、法國等少數國家，德國、意大利等西歐以及東歐國家是19世紀中期才開始追英趕美，拉美、亞洲、非洲國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時期模仿英美工業技術。1860年代開始的中國洋務運動跟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其核心就是要引進西方技術，在時間上當然比英美晚，但與世界多數其他國家同步。比如，電報在1837至1844年間快速發明成功，1860年代在各國普及有線電報，興建跨國電報網，1871年電報進入中國。世界第一條火車路于1825年建于英國，50年后在中國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條鐵路。汽車在西方出現后不久，于1901年就進入中國。電話于1876年在美國發明，投入使用后，也很快進入中國。
　　以往我們責怪清政府、指責中國沒有發明出各類技術，這些本身當然都有道理，因為中國畢竟是世界大國，但是，從跟隨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國并不落后，與其他國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場的發展。鴉片戰爭之后，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股票市場交易等等現代公司制度、現代金融于1860年代進入中國，這些企業制度、金融技術比西歐國家晚400年左右，所以，比它們落后，但是，與世界其他國家也基本同時。中國自己的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輪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標志中國股票市場的開始。跟其他國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西班牙1860年,匈牙利1864年,土耳其1866年，澳大利亞1871年,捷克1871年,阿根廷1872年,新西蘭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印度1877年,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智利1892年，希臘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這當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三是政府辦企業以及國有化運動。中國的洋務運動以國家資源為主，經歷了“官督商辦”到“官商合辦”，再到純粹“官辦”，這一做法跟同時期的德國、奧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沒有太大差別，都想靠國家的財力追趕英美工業技術。
　　1918年蘇聯開啟國有化運動，將工業、商業全面收為國有，將土地收為公有。1930年代開始，蘇聯經濟快速增長。與此相對比，1929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引發西方私有經濟國家19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蘇聯國有經濟的高增長，跟西方私有經濟的大危機，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國普遍學著國有化、也由政府辦企業。中國先是在30年代小范圍內做國有化，到50年代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全面國有化。東歐國家在二戰之后國有化。亞非拉許多國家都跟蹤模仿。連當年的私有制西歐國家也在一些行業進行國有化，英國在30年代以及之后陸續將煤電、廣播、鐵路、鋼鐵、油氣、公交等行業國有化；法國從1938年開始，將主要銀行、金融、油氣、汽車制造企業國有化。所以，中國的國有化以及相關政府權力擴張，并非中國的孤立行動，而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當然，中國的國有化運動與世界同步，后來的市場化改革也與世界同步。中國是因為50年代末期開始經濟局面每況愈下，“文革”期間將經濟進一步推到低谷，以至于到“文革”結束之后，計劃經濟不結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其他國家雖然沒有中國“文革”那樣極端的經歷，但是，國有企業、政府管制經濟也給它們帶來嚴重財政危機，于是，80年代初開始，從英國到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拉美國家、東歐國家、亞洲國家、非洲國家，全球范圍都被迫進行私有化、市場化改革。
　　所有這些說明了什么？說明中國跟其他國家在遠古時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國歷來是世界進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國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樣，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個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們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結論進行商榷，但是不應該以“中國特色”，要求將中國放在對人類社會未來走向的預測之外。
　　三
　　從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間，中國人均GDP翻了兩倍多，中國歷史上當然沒有過這樣的經歷，是奇跡。可是，如果我們看到，世界人均GDP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一倍，但從1880到1978年間，卻翻了三倍多；在那一百年間中國人均GDP只翻了一倍，這等于說，工業革命帶給中國的發展機會被留給了1978年以后。這樣，我們就更能知道改革開放30年間快速發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們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包括兩個內容，“改革”主要是相對政府資源壟斷、相對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復個人的自由選擇權，讓老百姓有權利決定做什么與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東西賣多少、到哪里賣、以什么價格賣，得到的收入怎樣分配、剩下的錢如何再投資，等等，一句話，就是給個人以自由。“開放”實質上也是擴大自由，是讓中國人和外國人能更加自由地進出國界，做投資，做貿易，讓個人經濟自由權跨越國界延伸，拓寬自由的地理邊界。所以，“改革”與“開放”都是圍繞“自由”，是放開約束。
　　簡單地把老百姓手腳放開，釋放人要生存、要過更好日子的本性，這就是中國過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為這一“釋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國門口數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進入中國，讓中國社會終于能盡情分享發展了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秩序的好處。簡單地釋放自由就能帶來經濟繁榮、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這當然是奇跡，但這是“自由”的奇跡，不是“大政府主義”的奇跡。
　　從邏輯上和時間序列上講，如果“大政府主義”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不是更有可能出現經濟騰飛嗎？實際的情況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義”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經濟災難，才為1978年開始的自由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動力基礎。而且，在那之后，經濟自由恢復得越多，經濟就增長得越多。
　　因此，改革開放的成就驗證了“自由促進發展”的道理，中國的經歷沒有偏離其他國家的實踐所證明的規律。適合其他國家的制度也照樣適合于中國，人性是沒有東方西方之分，也沒有中國人和外國人之分。
　　梳理中國的事，我們必須避免只用中國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國特色”為由回避實質性問題。離開世界文明、離開人類社會的變遷經歷，就難以理解中國的經歷，也更難為中國的長久持續發展提供建設性視角。
　　四
　　這本書收集了筆者過去幾年的一些媒體專訪，內容涉及不少話題，但基本都圍繞中國。即使談到世界、談到其他國家，最終也是為了談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因為我始終認為，如果只是用中國的過去理解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那只會得出片面、甚至錯位的結論。只有參照同期或者早期其他國家的經歷，我們才能更透徹地理解中國、預測我們的未來。
　　（作者為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本文是作者2010年2月新書《陳志武談中國經濟》的序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