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先生12月28號鳳凰衛視的《鏗鏘三人行》中放言：中國的經濟罪在“國有”，這可真是語驚四座。從陳志武先生的言談中抽出幾個問題來提問一下，當然這些個問題只能是自問自答，以陳志武先生的名頭，用鳳凰衛視名嘴竇文濤的話來說：“人家是耶魯大學著名金融學教授，而且我可聽說了，就是說你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界里邊認可的華人真正的經濟學家很少，陳教授是其中一個。”，這般著名，所以陳志武先生未必肯屈尊與市井百姓答疑解惑。那個名嘴竇文濤也有點多余，把陳志武的赫赫招牌拿來亮相也就罷了，還非得加一句“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陳教授的觀點”既然不重要，你拿到電視上說做什么？把節目當做殺時間的手段？他也把觀眾當成和他一樣無聊的人？

以下是看完這期《鏗鏘三人行》后的不解之處。

一、陳志武先生說：“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這些社會，這些國家，它的法制水平就越低。”這個問題比較不好弄明白。私進公退以來，中國的法治水平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如果是在進步，請問陳志武教授怎么解釋農民工的開胸驗肺，怎么解釋農民工的跳樓討薪，怎么解釋血汗工廠，怎么解釋黑磚窯的磚奴。怎么解釋一下黑社會的盛行？這些只是私進公退中滄海一粟的例子，陳志武教授的正統經濟學家身份能不能解釋一下私進公退是怎樣促進法治水平提高的？

二、陳志武先生說：國有資產再升值，他們賺的錢再多，與老百姓沒關系。因為國有單位賺的錢只是為一個小集體，不管是哪個國有的，不管是國企還是國有事業單位。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小集體，而不是為了全國人民，所以中國的經濟是國有就是有罪。這句話說的非常奇怪，按照陳志武先生的理論，那么私營的民營的經濟賺出來的錢就是全國人民都有份的？比如竇文濤跟在后面舉的例子：現在國進民退了，私企老板只能去做國企不屑于做的行當，比如開飯館的，洗腳的。。。。。。這些老板們莫非掙了錢就分給全國人民，而實際上私企老板們干的最賺錢的買賣房地產，竇文濤名嘴就忘記拿來舉例了，這個營生賺的錢雄霸富人榜，竇文濤怎么就不說？還有那些讓陳志武痛心疾首的今年被國企兼并的小煤礦、私企鋼鐵廠，這些煤礦老板、鋼鐵廠老板也是賺錢就分給全國人民的？個個都有奉獻精神？假如是這樣，那就奇怪了，怎么煤老板會是全國人民里最有錢的一個群體呢。對于煤老板來說，開個大奔都是非常低調的。

再說了，國有的企事業單位為的是小集體，再小的集體也是集體，也是在為集體辦事為集體謀福利。國有企業是在為國家辦企業，國家機關（所屬政府）、國家一分子（所屬職工）從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個人再大也是個人的，個人得到的利益他當然可以名正言順的裝進腰包。私企的利潤歸私企老板支配，他愿意這么花就怎么花。私營企業是在為企業自身辦企業，他把一碗水重新舀過了，從政府和職工的碗里舀出來，倒進了企業或者說是老板的碗里。

陳志武抨擊的那些國有企事業單位，比如石油、能源、鋼鐵、通訊，這些行業動輒就是養著幾萬、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大集體。這么些個人在這個集體里工作，把這個集體搞好，然后再給國家繳稅，不僅繳稅，還得繳紅利。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們的精英們們樂滋滋的宣布，經濟比重國企已經大大下降，按照發改委2005年底公布的數據，中國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占全國企業的總數的99%以上。而在這樣的比例下，按照2004年的統計，全國稅收收入251,888,004萬元，其中國有企業提供的稅收收入68,519,261萬元，占 27.20%；私營企業提供的稅收收入19948301萬元，占7.92%。從稅種結構來看，除土地增值稅外，國有企業在各稅種中所占比重遠高于私營企業。其中，消費稅、調節稅、印花稅三個稅種國有企業的貢獻超過了50%。

國有企業稅負比私企、外企、港臺企業重得多，這組數據清晰的反應出國營的稅負比重有多重。賦稅比：外資是16.1%，港臺資是18.7%，私營、集體和混合企業的稅率大約在29%左右，而國企呢，其所得稅比例不但是6大類型企業中最高的，而且其賦稅比例也最高，高達31.2%。國有企業比任何一種形態的企業都要繳更高的稅，這樣高的稅賦下，央企還得繳納紅利，2008年央企紅利上繳270億。

在私企民營經濟占的份額不斷上升的同時，國有以及國有控股的企業卻絕對是納稅的主力軍，這說明了什么問題？說明了我們國家的經濟支柱依然是國有企業！國企是納稅主力軍，私企民營是偷稅漏稅主力軍，中國私營企業隱瞞利潤的金額幾乎達到了總資產的1/10，而國有企業隱瞞利潤的現象最輕微。只占了總資產的2.1%，也就是只有民營企業的1/5而已。國有企業的收入產出比率最高，而私營企業的比率最低，也就是說，私營企業每生產一單位的產品，只報了93%的收入，但是國有企業卻比較誠實地報了99%的收入。

民營企業隱瞞利潤想逃稅的主要原因是想多放錢在自己口袋而非是要把逃稅剩下的錢發給全國人民。從這點上來說，中國經濟如果存在“罪”，那也不是“罪”在國有，而是“罪”在私有民營。

文章還未寫完，鳳凰網就著急的把原來命題：“中國經濟罪在國有”改成了“國企對國家的影響不僅限于GDP”，但網絡有一點比較好，只要出現就有痕跡，以此“中國經濟罪在國有”句搜索，仍可見陳志武所言云云。

附文：

國有企業該壽終正寢時了嗎？

——和陳志武先生商榷

韓德強 2005年1月24日

       本來我已經不想再就所謂的“郎顧之爭”發表意見了。在搜狐舉行的“8·28”會議上，在新浪“9·28”三人對話中，道理我都已經講明白了。看了一些主流學者的觀點，覺得他們基本上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不值得在學理上去反駁。最近，一位朋友建議我看一下陳志武先生的《我們需要國營，還是需要“還產于民”》，他認為這是主流派最講理的文章，問我能不能反駁。我看完以后，覺得陳先生此文的確比較講理，許多觀點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陳先生在根本上誤讀了歷史，有頗多自相矛盾之處。如果陳先生果然講理，我愿意提出來與他商榷。

      一、取消國企是解決腐敗的妙方嗎？

       陳先生的文風不錯，坦率又通俗。他承認“國退民進”中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更進一步，他認為，這實際上是腐敗問題：“連大學和中小學、醫院、福利機構、銀行、法院、執法機構等都時常發生腐敗，你說‘國退民進’中有這樣那樣的事奇怪嗎？‘國退民進’是腐敗的‘因’，還是更系統性腐敗的‘果’”？　　

       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看法完全一致，“國退民進”是系統性腐敗的結果。但是，陳先生應該承認，有了“國退民進”政策，系統性腐敗將變得更加系統，更加嚴重。就像水庫大壩出現了管涌。怎么辦呢？有人建議說，既然出現了管涌，干脆就把大壩炸了吧。炸了之后，當然是洪水泛濫，原來只有局部村莊受淹，現在干脆連武漢、南京都被洪水洗劫了。顯然，陳先生的思路就是如此：“腐敗越嚴重的社會里，最可靠的解決腐敗的辦法就越應該是讓‘物歸原主’，也就是‘還產于民’，讓每個人管自己的財產最安全，使腐敗沒有物質基礎。”什么是腐敗的物質基礎，是公共權力。沒有公共權力，都是私人權力了，即每個人管自己的財產了，腐敗就沒有物質基礎了。什么是管涌的物質基礎呢？是大壩，沒有大壩了，自然就沒有管涌了。洪水奔流，這是最自然的狀態。大壩，則是違反自然狀態的東西。　　

       顯然，按照陳先生的邏輯，存在著嚴重的、系統腐敗的國有企業，就是這種違反自然狀態的大壩。國有企業的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到處在“管涌”，但是，也不要忘記了，迄今為止，中國自主知識產權最多、自主技術程度最高的企業仍然是國有企業，交納利稅最多、利稅負擔最重的企業也仍然是國有企業，容納職工人數最多的還是國有企業，提供著武器彈藥、支撐著國防建設的企業還是國有企業，一旦把這些國有企業都變成民營企業，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進行裁員、避稅、停止自主技術的研發（因為需要較長期的投入，風險太大），那么，中國恰恰可能會落到國際產業鏈的更低端，稅收更無法保證，社會穩定將無法保證，陳先生希望的穩定的制度環境、壯大的中產階級都會變得更加縹緲。也就是說，國有企業這道大壩下是住著人的。　　

       然而，的確，有公共權力就有腐敗，正像有“大壩”就可能有“管涌”，正如有生命就有疾病。現在，陳先生以醫生的面目出現了，要來醫治腐敗了，他的辦法是取消公共權力，就像醫生治病的辦法是把病人殺死，就像治理“管涌”的官員把大壩炸了一樣。這種辦法固然是最徹底的、最可靠的、一勞永逸的，但卻是最不可取的。　　

      二、中國是否可以不要國有企業？

    如果當初不搞國有企業，“不建大壩”，自然就可以沒有腐敗。陳先生就是這樣想的：“如果看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不管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民營’不僅天經地義，而且是自古人類最自然的謀生方式，‘花自己的錢才心痛’是再自然不過的黃金定律。而‘國營’才是后來物，說的不好聽一點，那才是過去一百多年里‘拍腦袋拍出來’的，等于是拿中國、還有世界許多國家作了一場大試驗，讓那么多家庭和個人以自己的遭遇去為試驗埋單，先是從民營到國營，然后又要遭遇從國營到民營的折騰。想起來，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但是，陳先生應該知道，與單細胞生命相比，人類是后來才出現的。單細胞生命每一個都獨立、平等、自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花自己的錢”，是自古細胞最自然的謀生方式。后來不斷演變，單個細胞成為植物或動物的一部分，功能分化了。動物神經細胞自己不制造能量，而是靠血液系統供給能量，卻要指揮全身的其他細胞。照陳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人體這個“后來物”也違反自然？原始社會刀耕火種，飲山泉，食野果，自食其力，最自然不過了。現代社會里的陳先生靠著上下兩張嘴皮子，就能夠有人送來吃的，送來喝的，是不是也是“后來物”，也是違反自然？19世紀美國的分銷系統是由無數個小的批發、零售商通過吵吵嚷嚷的市場機制完成交易，每一個交易者都花自己的錢，到了20世紀末，沃爾瑪一家的零售額占美國市場零售額1/3，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計劃采購和計劃銷售的網絡，其計劃的規模、范圍和品種比原來中國的國家糧食局、國家煤炭局更加龐大，完全違背了“花自己的錢最心疼”原則，也是一道違反“自然狀態”的大壩，同樣構成了“腐敗的物質基礎”，怎么就可以發展壯大？　　

    陳先生可能不知道，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實際上恰恰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工業化大生產的產物。19世紀后半葉，美國企業以安德魯·卡內基的鋼鐵公司，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摩根的J·P·摩根公司為代表，出現了一個重大趨勢，即以龐大的一體化的內部計劃網絡取代吵吵嚷嚷的市場交易網絡，以壟斷取代競爭，以支薪經理取代小業主的一場革命。錢德勒稱這場革命為以“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的管理革命，其結果是產生了一個經理式的資本主義，消滅了“花自己錢”的小企業、小商店。這場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在1875年卡內基的一體化鋼鐵企業剛剛出現時，鋼材的價格是每噸100美元，到1900年，鋼材價格下降到每噸12美元，而與此同時卡內基還有巨大的利潤可賺，成了美國屈指可數的億萬富翁。這一重大歷史變革決定性地改變了競爭對手的命運，也改變了競爭對手的想象。面對著美國日益龐大的一體化企業，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的企業感到呼吸困難，不得不靠國家力量加快一體化進程。英國、法國受自由市場的理念影響過深，動作遲緩，被甩到后面去了；德國、日本則沒有這種意識形態包袱，在短短30、40年間成為新興工業強國。戰后的德國和日本一如既往強調國家計劃的介入。日本通產省官員奉行的絕不是斯密的自由市場理論，而是哈密爾頓和李斯特的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理論。公正地說，越是后發的國家，越是在自由競爭中成為被統治和榨取的弱者，越需要靠國家力量來發展。所以，在德國和日本之后，蘇聯的發展就是靠全面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雖然今天蘇聯瓦解了，經濟衰落了，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否定，蘇聯用了5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工業強國，以及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技術和軍事強國。新中國的前30年，雖然物質消費水平提高速度不快，但工業和技術的進展卻極其迅速，是中國工業化的突飛猛進時期。這30年，正如陳先生讀大學、碩士、博士期間，生活清苦，但是為博士畢業后賺取高工資奠定了基礎一樣，奠定了中國鋼鐵工業、煤炭工業、機械工業、電子工業、化學工業、船舶工業、核工業、航空工業、航天工業、汽車工業的基礎。假設這30年是中國無數小業主在國際、國內市場上自由競爭，中國今天恐怕連給跨國公司打工的資格都沒有，就像非洲缺乏打工資格一樣：沒有大規模的受良好教育的熟練技工，沒有配套的生產、運輸和能源設施，社會動蕩不安，無法建立起良好的社會秩序。　　

      三、私有化浪潮說明了什么？

    不錯，里根、撒切爾發動了一場全球范圍的私有化革命，從80年代起，一場私有化浪潮席卷歐美，也席卷了蘇聯和東歐。正是鑒于這個潮流，陳先生批評朗咸平，認為朗先生所謂“國家持股現象在歐洲也非常普遍”，是“只講到了橫切面的現象，顯然忽視了非常重要的歷史背景，結論似是而非。”　　

    應該承認，在這一點上，我再次同意陳先生的批評。但是，陳先生不要忘記，放到歷史的縱切面上，80年代的這場私有化浪潮也只是一個小片斷，以“小片斷”嘲笑“橫切面”，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憑什么相信這場私有化浪潮真是“歷史的終結”呢？為什么不會在這個私有化浪潮的盡頭出現另一場“國有化浪潮”呢？當年，蘇聯帶起了一個全球范圍的國有化浪潮，影響所及，連美國、英國都不能例外，學術界的主流輿論以為“自由企業制度”宣告終結。何曾想，半個世紀以后，西風壓倒東風，自由企業制度獨領風騷呢？同樣，以歷史的尺度看，再過半個世紀，這世界會發生什么變化，陳先生真能逆料嗎？　　

    人類的歷史并非是直線前進的，而是物極必反的。在歷史的直線觀上，我看陳先生的邏輯與斯大林的邏輯并無什么區別，只是方向相反而已。羅貫中先生雖然生在古代，也不是搞制度經濟學的，但在歷史觀上比陳先生卻深刻多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恐怕很可能，眼下這場私有化浪潮越猛烈、越徹底，未來的國有化革命也就會越迅速、越壯闊。君不見，近有韓國，遠有委內瑞拉、巴西等，在這些經歷了徹底私有化的國家，民眾一貧如洗，左翼政黨紛紛上臺，正在醞釀將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嗎？　　

    為什么歷史常常會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因為剝削壓迫沒有節制，因為有太多的像陳先生這樣的為統治階級出謀劃策的知識分子不懂得節制。放任自由的市場競爭，必然意味著放任自由的兩極分化。當然，也是因為中外的老板們都有人性的弱點，都太貪婪。陳先生的言論鼓勵老板們放縱，維護的是老板們的短期利益，老板當然歡迎。我這種言論要求老板懂得可持續剝削的道理，維護的是老板們的長遠利益，但有多少老板聽得進去呢？　　

      四、私營化的成績如何？

    陳先生以一份“28個國家在1990-96年間的85次國有企業民營化運作”的研究報告，告訴我們，民營化以后，企業的效益提高了。對此，我完全可以深信不疑。問題在于，這28個國家是否包括前蘇聯地區15個國家，東歐的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各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持續的經濟衰退，衰退幅度可以高達50%以上。如果說這些國家的民營化也提高了效益，我表示深刻懷疑。陳先生學過統計學，知道統計樣本的選取不僅僅與數量有關，還與樣本分布的典型性有關。在一個健康人群中選取樣本，來統計發病率；和在醫院里選取樣本，統計發病率，盡管樣本數量都可以足夠大，但統計結果都將是沒有意義的。放在世界范圍來看，85個企業的民營化統計還是一個小樣本，其意義與一個案例一樣，也是一個“瞎子阿炳的故事”。陳先生就沒有想到嗎？　　

這個問題還可以作更進一步分析。朗咸平先生告訴我們，顧雛軍在收購國有企業前，先成為該企業的董事長，用各種會計手法調低利率，以便低價收購。一旦收購完成，還用會計手法調高利潤，高價出手。如果有一位經濟學家去對比這種民營化前后的企業效益數據，有價值嗎？陳先生是不是需要告訴我們，這85次民營化運作的對比數據都沒有遭到類似顧雛軍手法的調整呢？否則，這種數據還能相信嗎？　　

    當然，即使統計數據不可信，我還是相信，完全可以找出若干案例來，其民營化以后企業效益大幅度提高。但是，同樣也可以找出一些案例來，說明國有企業民營化以后效率反而降低，甚至基本的生產秩序都遭到破壞，比如英國鐵路的私營化。案例不說明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完全贊同陳先生。但是，如果案例不說明問題，完整、全面、真實、能夠剔除環境影響的民營化效益的統計數據還沒有，那么陳先生究竟是以什么為根據，相信民營化的效益就是高呢？　　

    我推測，真正支撐陳先生的民營化信念的，恐怕就是那條“黃金定律”：花自己的錢最心痛。然而，這又的確不能解釋源自美國的管理革命，不能解釋當前的這個經理資本主義世界。　　

    在90年代的中國，人們恰恰普遍感受到，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極大地降低了效率。道理是很簡單的，國有企業是干部和工人幾十年勞動的成果，某些人想把國有企業民營化到自己的名下，不能不編造種種理由、勾結國家機器與廣大干部和工人相對抗。對抗發生在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企業的效益就下降了。企業領導大偷，車間主任中偷，班組長工人小偷。這種情況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需要統計數據，那么查一下統計年鑒可以發現，中國在1965年時，國有企業的百元資金利潤率高達22元。而到了改革開放的90年代，這個數據下降到1%-3%。如果改革開放過程可以理解為一個民營化過程的話，那么這個過程恰恰導致了效率的下降。　　

我推測，陳先生大體上會同意這種分析，因為他承認：“今天的‘國退民進’也必然是一件艱難的財產再分配過程，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會說，民營化過程結束以后，即國有企業完全民營化了以后，產權明晰了以后，企業效率就會提高了。但是，不要忘記，錢來得容易去得也快。這個企業的產權如果是偷來的、搶來的，那么企業主就既不會珍惜，甚至也不會經營。因為這種企業主最擅長的不是經營，而是運用各種政治資源偷、騙、搶。一旦得手，他很可能會繼續運用這種手法，騙股民，騙政府，騙銀行、騙工人，等到企業面臨破產倒閉，此人就“人間蒸發”，到瑞士或某個什么地方當寓公去了。這種故事我們還見得少嗎？中國的上市公司普遍“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績差”，不是比那份誰也不知其來歷的外國學者的研究報告更能說明問題嗎？

還有，效益究竟怎么衡量？我們現在見到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差不多都伴隨著大規模的裁員，買斷工齡，取消檔案工資，如此，企業的效益固然有可能提高，企業主的個人收益固然可以提高，但是，以社會整體來衡量呢？一邊是利潤率提高1%，另一邊是大量發放社會保障金。一邊是在職員工過勞死，另一邊是失業工人無事生非。一邊是企業主的寶馬奔馳山間別墅，另一邊是大量工人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人們早知道市場經濟就是這樣配置資源的，如果市場經濟如此蔑視窮人的生命，恐怕人們很難歡呼市場化的改革。

      五、怎樣搞好國有企業？

       說一千，道一萬，如果國有企業沒有如此嚴重的腐敗，不是“一根正在化掉的冰棍”，也就不會形成“國退民進”的輿論，不會讓國人面臨進退兩難的選擇。所以，如果能夠形成切實有效地搞好國有企業的新路子，這場辯論也就沒有必要了。

       國有企業到底能不能搞好？我認為完全可能。

       陳先生也許以為，這是在說大話。陳先生的分析應該說是很有道理的：“從夫妻店到合伙制企業、到上市公司、再到國企‘超級公司’，每上升一層道德風險就增加，其對制度的要求就又增加一個或幾個數量級，對權力制衡的要求就越高，否則腐敗會多得不可收拾。正因為連股市發展都這么難，道德風險如此高的國營經濟在哪個國家都搞不好就不奇怪了。因此，制度機制越不發達的國家(比如，沒有民選的政府)，就越不能搞國營企業，如果搞，腐敗和貪污就會無處不有，代理成本和利益扭曲會太高。”　　

我以為，這是陳先生全部文章中最有價值的段落，道出了國有企業民營化浪潮的實質性動力。但是，陳先生沒有指出這個段落是有前提的，或者陳先生認為這個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即人是自私的。在“人是自私的”前提下，組織規模越大，腐敗就越嚴重，制度成本就越高，制度約束就越困難。陳先生承認，即使在制度完善的美國，仍然有安然公司、世通公司一類的丑聞。但是，陳先生不一定愿意承認的是，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只是時運不濟、操作過于大膽而已。活躍在美國制度高層的人，實際上無時無刻不在破壞、損害著這個制度，流行于中國的“潛規則”，實際上是流行于世界各國的“潛規則”。“潛規則”在時刻損害著“明規則”，即陳先生所傾心的“制度”。也就是說，按照陳先生的邏輯，不但要國有企業民營化，而且要政府服務民營化，比如監獄外包，海關外包，警察外包，軍隊外包，稅收外包。最理想的是沒有政府。因為外包還可能產生外包權力的壟斷。只有警察競爭、軍隊競爭，才能真正消除壟斷，消除腐敗。而且二個獨立的警察系統還不夠，至少得有三家以上，才能形成實質性的警察服務競爭化。今后，如果你在美國遭搶劫了，同時要向三個當地警察局報案，看誰的破案速度快。伊拉克有問題了，要派三支獨立的、沒有協同關系的軍隊去，看誰能先拿下薩達姆。　　

       所以，如果將“人是自私的”邏輯貫徹到底，那么，沒有一種制度可以運轉，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建立，甚至連兩個人的家庭都無法建立。正是在“人是自私的”的輿論支配下，國家意識在瓦解，企業意識在瓦解，家庭意識也在瓦解，社會在向“原子化的自私”方向發展。那么，人究竟是自私的，還是被輿論引導自私的呢？

       這是我和陳先生觀點的最大差別所在。我認為，如果動物的本性是自私的話，人的本性恰恰是無私。人性由兩部分組織，一部分是人與動物的共同性，另一部分是人與動物的差異性。究竟是人與動物的共同性是人性呢？還是差異是人性？如果共同性是人性，那么人和植物也有共同性：生命；人和石頭也有共同性：物質。如果有人說人是石頭，你可別以為他在罵你，他只不過是從“人是動物”往前走了一步。所以，人性應該是人與動物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體現在人能夠思考，能夠為了長遠利益克制眼前利益，為了整體利益克制局部利益，為了他人利益犧牲自身利益，能夠不是像豬一樣吃飽了混天黑，還要思考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正是這種人性，使社會組織有可能變得越來越龐大和復雜。事實上，很少有人能夠極端自私，雖然也很少有人能夠極端無私。絕大多數人的行為都介于兩者之間，其自私和無私的程度常常與一個人的經歷與眼界有關，與周圍的政治環境和輿論有關。陳先生批評郎咸平只取了個歷史的橫切面，在制度與人性關系上，實際上陳先生只懂得制度，不懂得人性，因而同樣犯了片面性的錯誤，誤解了現實。這也難怪，西方學科細分化的結果，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因此，真正的問題是，是誰改變了國有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政治環境和輿論？是誰使“人性自私論”成為不言自明的公理？誰這樣做了，誰就是從根本上瓦解了國有企業。相反，誰如果能使雷鋒式的人成為社會的主流，誰就能夠建立起強大高效低成本的國有企業。

       陳先生可能會說，那只是空想。我們都經歷過要求“人皆為堯舜”的時代，怎么樣呢？現在中國人比美國人自私多了。但是，陳先生也許不會否認，如果說“人皆為堯舜”的確比較困難的話，有萬分之一的人能夠心胸博大、天下為公，總還是有可能的吧？萬分之一，在中國意味著13萬人，足以囊括局以上干部還有余。事實上，我們還并不需要這13萬人真成為堯舜，因為國家還會給他們一份比普通人更好的薪水，社會將因為他們的盡心竭力而給他們以自豪與光榮。最起碼的，公眾有權利要求他們不成為有便宜就占、有權力就尋租的經濟人。然而，在“人是自私的”輿論教唆下，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成了堯舜，而是成了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成為腐敗分子。

       因此，只要從上至下以身作則改變政治和輿論環境，使國有企業成為“化掉的冰棍”的酷暑盛夏就能夠變成讓冰棍增重增厚的寒冬臘月，使國有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施展拳腳，研發核心技術，使中國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

       當然，也許這樣的前景不是陳先生所期望的。如果這樣，那我們就沒必要商榷了。

看陳志武教授整天胡說八道

[ 韭菜 ] 于2008-07-11 強國論壇
 

與陳志武教授商榷“資本私有化”

這個陳志武教授，來頭不小，是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可是，他對中國經濟的分析，一點也顯示不出他的學術水平。

陳志武教授是鼓吹資本私有的，我佩服他的直率，但我相信我能證明，他沒有本事解釋“資本私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不敢接受對他的學術挑戰，更不會派人到強國論壇上來維護他的學術觀點。

“資本”，其實就是超大型的社會化的勞動工具，而且具有稀缺性，它受資本產出率和消費需求的制約，不能夠無限擴大。

馬克思主義者發現了資本私有的諸多罪惡，所以主張資本公有。他們的主張是非常正確的，任何稀缺的東西，都應該公有，否則，根本無法做到公正合理地分配——西方理論中所謂的有效配置的方法，認真計較起來，就可以發現，全都屬于自欺欺人。

真實情況是，如果資本這個工具私有了，那么，就無法公正地分配到勞動者手里，這就制造了勞動者勞動效率的差距，也就是說，即便全體資本家高尚地不用資本來剝削他人的剩余價值，也照樣可以通過資本使用權的不平均分配，制造勞動者勞動生產力的巨大差距，從而導致不公平的貧富顯著。

陳志武教授說：

1、在大躍進、文革結束后，中國的經濟和人們的生活已經糟得無法持續下去。

2、中國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忽視如何更好地激勵創造財富的問題上，才使得中國一有發展之后就必然接著倒退，或者根本就難以發展。

3、如果中國的資本性財富76%繼續掌握在國家手里：a、老百姓無法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資本升值好處；b、這些資本由官員配置的結果是必然偏重形象工程、“重化工業”工程，只會繼續偏重高資源消耗、高能耗的工業，而忽視第三產業。正因為國內的金融行業還欠發達，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匯率被卡得很緊，這就導致大量熱錢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c、政府管制是腐敗的最理想溫床；d、為了法治建設，國有企業應該私有化、要從絕大多數行業退出，因為只要有國企進入的行業，那個行業就難以有法治；e、中國的內需難以上升、產業結構難以“軟化”。

我所看到的，陳志武教授對私有制的鼓吹的理由，主要就是上面這些，這些理由讓我郁悶，因為，太沒有學術價值了，也太不尊重事實了。

我也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在文革結束時，我并沒有發現“中國的經濟和人們的生活已經糟得無法持續下去”，而是感覺身邊人，不論是干部工人還是農民，都是安居樂業，生活條件在一天天改善，后來得到的數據資料也證明我的感覺正確，不管是在經濟發展上還是在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有比較高的增長速度，陳志武教授是從哪些實踐的或學術的資料中，得出“中國的經濟和人們的生活已經糟得無法持續下去”的結論的？能拿出來同大家分享么？

中國在1949年后，除了三年自然災害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其余年份，統統是以較高的速度穩定發展的，怎么在陳志武教授眼里變成了“中國一有發展之后就必然接著倒退，或者根本就難以發展”？這美國教授也太會胡說八道了吧？

陳志武教授批評“中國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是不是也認為經濟分配并非是“激勵創造財富”的唯一手段？這豈非與追求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者不謀而合了？那么，為何不支持按需分配和各取所需呢？按需分配和各取所需，顯然就是不重視分配的激勵的方法嘛！或者，陳志武教授有什么比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更好的“激勵創造財富”的不是“注意力放在分配上”的好辦法？

陳志武教授認為，資本公有，老百姓就享受不到資本增值的好處；政府就會大搞重工業忽視金融，忽視金融就會導致熱錢流入；政府會腐敗；無法實現法治；內需難以上去。

如果資本公有，真的不能讓老百姓享受資本增值的好處，那么，資本增值的好處，都到哪里去了呢？陳志武教授能尋根找出來么？

金融和法治，固然對人類是有用的，但是，真的對人類社會很重要么？重要到什么程度了呢？不至于比農業、工業生產和國家國民安全還重要吧？一個公有制社會，不要銀行，只要一個類似出納的機構，不要法治，只要民主自治，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嘛！如果資本私有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展金融和法治，那是無法說服中國人的，沒有多少中國人認為，金融和法治，比解決上學就業看病養老社會治安國防安全等等問題，更重要。

政府大辦重工業真是錯誤的么？錯在哪里呢？陳志武教授能夠從學術上給出科學分析么？或者，陳志武教授能夠給出“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源不是投資需求大于資本供給”的證明？不然，政府大辦重工業，不恰恰是解決消費需求不足的正確方法么？

公權會導致腐敗，人人皆知，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公權在非計劃經濟中，具有巨大的彈性，而腐敗與權力彈性成正比，并非與權力大小成正比。巨大的受計劃控制的權力，沒有辦法實施腐敗，因為權力大彈性小，私有制市場經濟下的公權，則是權力小彈性大，所以，兩種經濟制度表現出來的現實是，后者的腐敗程度明顯高于前者。

至于資本不私有，“內需難以上去”，應該屬于陳志武教授的又一個胡說八道，因為，無數國家的經濟實踐證明，資本私有是刺激投資需求增長的源泉，而投資需求大于資本供給，是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源，私有制不根除，就沒有辦法杜絕“投資需求大于資本供給”的現象，也就沒有辦法解決“內需難以上去”問題，公有制計劃經濟，則從來不存在“內需難以上去”的問題，公有制計劃經濟國家，普遍是持續地供不應求。陳志武教授不要睜眼說瞎話！

也就是說，陳志武教授的理由，沒有一個是成立的，盡管如此，我相信，他還是會用他那胡說八道的理由去鼓吹資本私有的。估計，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濫竽充數的非常多，這也是美國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趙磊：為啥“右派都是大笨蛋”？
 
  2009-9-24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網上流傳一個說法：“右派都是大笨蛋”。自從我聽到這個說法以后，就開始關注右派的言行了。我發現，還真是邪了門，就像飛機輪船掉進了百慕大三角州，只要是站在右派立場上來思考問題，任何人的智商一定會變得很低下。　　

前幾天看“陽光衛視”一個對話節目，由香港陽光衛視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平主持，記不起節目的名稱了，內容是關于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與陳平對話的，是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　終身　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　　

“二陳”的對話磕磕絆絆，不很協調。也不知道他倆誰是老大、誰是搭檔，陳平董事長慷慨激昂侃侃而談，　陳志武　教授傻頭傻腦前言不搭后語。傻頭傻腦也就罷了，要命的是，　陳教授言不及義答非所問。如果不是屏幕上清楚地標出“　陳志武　教授”，我甚至有些懷疑：陳平也真夠損的了，到哪兒去找了這么一個二百五，來故意襯托自己的英明偉大？　　

對話中，陳志武除了磕磕巴巴兜圈子打太極之外，沒有一句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要害，連畢業于安徽機電學院的陳平都看出來了，在整個經濟鏈條中，不是生產環節出了問題，而是消費環節出了問題；可是，畢業于耶魯的　金融學　博士陳志武卻說：“問題在于私有企業得不到貸款，銀行把貸款全給了大型國有企業”。一副替私有企業大唱“竇娥冤”的樣子。　　

可是這個“竇娥冤”的水平實在是太低級了，你不想讓陳平表現一下都不行了，于是陳平精神抖擻地給陳志武上了一堂“經濟學”的ABC：（A）貸款給大型國企是一筆，給小型私企也是一筆；（B）改革后，銀行已經是經濟人，而不在是計劃經濟的錢袋子，它必須考慮效益；（C）銀行貸款需要企業資產做抵押，國企和私企哪個實力更雄厚呢？（D）民間信貸的實踐證明：私企信用很差，很多銀行違規貸款給私企出了問題，就是明證。昨天看銀川騎寫的文章《銀行不是慈善家》，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在把問題歸結到生產環節之后，陳志武一個勁地鼓噪要把錢貸給私有企業，以為只要私有企業能繼續生產，經濟危機也就從此人間蒸發了（那個被人稱作“才女”的葉檀，與陳志武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問題是：把貸款發給私企就能解決嚴重的過剩問題嗎？做你的大頭夢吧！把貸款給私有企業不就是想進一步“刺激供給”嗎？對于生產和消費已經嚴重失衡的經濟來說，“刺激供給”除了制造更加嚴重的過剩之外，你還能收到什么結果呢？　　

在右派的眼里，好象中國當下的產能過剩還不夠嚴重似的，好象只要私有企業還在繼續開工生產，這天下就和諧了。至于生產出來的產品賣給誰，誰有能力去消費，他們完全不去操心。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不是“大笨蛋”，又是什么呢？　　

陳平說：“中國現在什么都貴，只有勞動力最便宜。這樣的經濟是有問題的”。有什么問題？為什么有問題？陳平沒有說，語焉不詳。我幫他把話說透吧：因為廉價的勞動力是沒有消費能力的勞動力！一個沒有消費能力的社會，不論你的生產力有多發達、產品有多豐富、GDP有多么海量，都是沒法混下去的。　　

當下經濟問題的本質，也只有馬克思的邏輯能夠說清楚了。連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都承認，現代經濟學的模型沒有一個對這次危機做出了提前預見——要我說，豈止是沒有提前預見，就是在危機爆發后的現在，他們仍然對其中的內在邏輯不甚了了，最高境界也就是“人性如何如何貪婪”罷了（最近又看見格林斯潘在推銷他的“人性說”）。　　

《資本論》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發展的各個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妊娠期和減輕分娩的痛苦”；“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同自然的進程和自然的歷史是相似的”。馬克思是左派，但馬克思的這段話卻很讓左派郁悶，因為右派說了：既然馬克思都承認，現在而今眼目下的這個階段“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你左派干嗎還要一驚一咋的？憑什么跟資本家過不去？　　

其實，馬克思的邏輯是算總帳。什么是算總帳？唐代高僧寒山問拾得：“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回答：“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這就是算總帳。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這樣，它還要發展，它還會興盛，它還要牛逼烘烘，但是，再過十年、幾十年、幾百年，你且看它如何？　　

主流精英們在小帳面前精得很，在總帳面前卻永遠糊涂。他們的大教頭吳敬璉還說什么“要有大智慧”呢，我看他們只會耍點小聰明。“不謀萬世，不足以謀一時”，一個只知道謀一時之“利潤最大化”的社會，它何來萬世可謀？　　

當然，左派不僅要把總帳算得清清楚楚，小帳也應跟右派斤斤計較，那才能證明“右派都是大笨蛋”具有“普世價值”。右派不是經常說左派拿不出“可操作”的東東來嗎？所以，左派謀了全局，還得謀一地，這叫“寸土必爭”。　　

右派經常拿“不懂經濟”來堵左派的嘴，好象只有右派才能當總理。其實即便是搞市場經濟，左派當總理也會比右派強得多，因為左派的屁股總是要坐在大多數人民這一邊的。劉福垣說：我要當總理我就立刻下令征收物業稅。劉福垣是不是左派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左派是堅決支持征收物業稅的。　　

所以，別以為左派只能喊口號，要做的、能做的、必須做的事情，一抓一大把。面對利益關系嚴重失衡，左派不僅應該有所做為，而且能夠大有做為。　　

政府為什么要投資4萬億修“鐵基公”（鐵路、基礎設施、公路）？不就是為了拉動需求嘛。中國是個大國，搞“鐵基公”是為將來打基礎，所以我曾經以為，中國的“鐵基公”多多益善。可是最近中鐵集團的一位老總告訴我，中國的“鐵基公”在未來幾年已經大大飽和了。“鐵基公”是當下的需求，也是未來的供給。如果消費需求上不去，現在的投資需求遲早會變成一場災難。眼睛只盯著投資，對居民最終消費不聞不問，這是連小帳都算不清楚了。　　

地球人都看明白了：如果能把房價降下來，把醫療、教育等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幾座大山搬掉，居民的消費信心何愁建立不起來，中國社會何愁沒有消費能力？　　

這么簡單的道理，難道“肉食者”都是傻子嗎？難道右派都是腦殘嗎？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實，“右派都是大笨蛋”跟智商無關，而是立場使然。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去為少數人說話，他就不能實話實說，他就只有違背常識，他就必然腦殘，于是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說八道。　　

所以，別跟右派談什么“建設性”意見，但凡一項有益于草民而有損于資本的主張，喊喊口號可以，千萬別較真。難怪一說到“擴大居民消費”，周小川就趕緊聲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看來還是馬克思說得對：“存在決定意識”，屁股決定腦袋。再精明的大腦，屁股如果坐在了少數人的馬桶上，想不犯傻都不行啊。　　

毛澤東說：“高貴者最愚蠢”。信然！　　

（200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