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此（民）非民

文/安慶仁

“民”從來就不是一個具體的概念，而是籠統的泛稱，《谷梁傳·成公元年》把“民”分成四部分，士民、商民、農民、工民，這樣劃分其實是很不嚴謹的，因為“士民”、“商民”、“農民”“工民”都是泛稱。

予以具體分析，“士民”是士大夫和普通讀書人的泛稱，前者是指官僚文人和有聲望、地位的高級知識分子，后者多為寒門學子，這一類學子，官做到六品，基本上就封頂了，因為歷朝歷代的法律都規定，庶民出身的學子沒有特殊貢獻，不能提拔為五品官員，只有武則天時代，才為庶民出身的學子開過一次綠燈。

“農民”包括地主、富農、貧農、雇農，土地和財富占有量的不同，決定著他們社會待遇的不同。其中最為悲慘的是“貧農”和“雇農”，盡管法律中給他們一定的權利，但事實上這些法律給予的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在農村社會，他們就像食物鏈底層的兔子、綿羊，任人宰割。

“工民”的區別也很大，解放后中國有過一段很長時間的八級工制，如果按照趙本山的話理解，六級工相當于中級知識分子，那么七級工就相當于副高，八級工無疑相當于高級工程師。五級工的待遇也不錯，工段長基本上都是五級工；四級工是班組長，三級工有當師傅的資格，二級工就是普通工人了。最慘的是學徒工，挨打受氣，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錢。木匠行當拉大鋸破料和推第一遍刨子的工作，都是學徒工們的活。

“商民”有“行商”、“坐賈”之別，“坐賈”自不待言，都是巨富，個別人甚至富可敵國。“行商”則分“大款”和“小販”。“大款”不好具體劃分，在小縣城里，有一兩百萬元的人，都有大款的感覺。在大城市，沒有一兩千萬，恐怕是不敢稱大款的。不過，他們在所處環境里的身份地位那是相同的，——貴民。

比“貴民”更貴的也有，比如煤老板、房地產商等，跟縣太老爺、府臺老爺、以至巡撫大人平起平坐、稱兄道弟，對這樣的一些（民）眾，官員豈止是愛（民）如子，其實是當成孫子一樣的小心呵護。反觀那些賤民，即便是有著平民情懷的官員，體察民情的時候，也是一副居高臨下的心態。

以這樣形同天壤的待遇分析，“國進民退”中的（民），無論怎么研究，都覺得與真正意義上的“民”相去甚遠，這種所謂的（民），雖名曰民，其實不是民。這種（民）與民的區別就好比老虎與貓瞇的區別，造型相似，重量可不是一個級別，前者是姚明，后者是侏儒，姚明用一根手指頭，就能把他拎起來，而他就是使出吃奶的勁，也搬不動姚明的一條腿。

毫無疑問，“國進民退”中的（民），是不能代表民意的，否則無異于說，老虎的意愿就是貓瞇們的意愿。學者們今后說話應該講究一下邏輯，第一、不要犯指虎為貓的錯誤；第二、不要假借貓的名義替虎說事，貓歸貓，虎歸虎，兩者八竿子打不著；第三、千萬別以為虎喜歡的事情貓一定也喜歡，也沒準，貓偏偏不喜歡。

話到此處，筆者要表達的意思也出來了，煤老板和地產商就是中國社會的大老虎，小民百姓不過一群貓爾。換種方式表達，“國進（民）退”非是“國進民退”，此（民）非彼民，更準確地界定，民本布衣，此（民）非民，國進（民）退，退的是（民）不是民，民不愛（民），退之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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