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現實基礎與社會功能——兼評陳志武教授私有化論調

    

  ［內容提要］對公有制的現實基礎和社會功能的再闡明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現代經濟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構成的有層級的有機經濟體，層次性、社會性、虛擬化是現代經濟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為經濟形式的選擇提出了特定的要求。與之相對應，多種所有制的并存應是現代所有制結構的基本形態。在當今中國，公有制的現實基礎不僅牢固而且在繼續增強，但必須通過實踐來發揮它的社會功能。把當前公有制的一些不佳現實表現歸咎于公有制本身，并以此否定公有制，鼓吹私有化，這不僅無視當代經濟現實，也無視中國的基本國情。

    最近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再次被推上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成為理論界和社會大眾普遍關注的熱點。與以往不同，此次關注的焦點不是討論國有企業的經營體制與贏利狀況，而是“國進民退”與私有化問題。特別是最近，耶魯大學華裔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再次在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網絡媒體即鳳凰網上，大談特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問題，認為這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按照他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大量國有企業、公有制企業，是建立在“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認識基礎上的。既然改革開放后不再有這樣的認識，那公有制的基礎在哪里？進而，從今天的情況看，盡管國有經濟的比重在中國還是這么高，但老百姓和企業所要支付的稅負，又并不比私有制市場經濟社會的企業和老百姓支付的稅負低，這就說明，公有制經濟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并沒有減輕中國13億老百姓稅負的負擔。而另一方面，從政府的財政支出的角度看，與美國、巴西、印度等國相比，中國政府用于跟老百姓民生有關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保障這些方面的開支占GDP的比重，以及占整個政府開支的比重，都比這些國家要低很多。所以，從政府財政開支的結構上來看，也看不出來今天的國有經濟到底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了多少的好處。最后，他提出一個私有化方案，那就是讓國有企業變成中國13億人口的金庫，讓各級國有企業分別組建成各種級別的國民權益基金，然后按人頭把這些基金分發給老百姓，根據估算，每個中國公民可以領取到價值60000元左右的資產證券，而每人每年還能以分紅的形式獲得5000元左右的資產收入。
    事實果真如陳教授所說的那樣嗎？中國必須走徹底私有化道路嗎？筆者不敢茍同。下面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一、現代經濟的基本特點與公有制的現實基礎
    現代經濟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構成的有層級的有機經濟體。層次性、社會性、虛擬化是現代經濟與傳統經濟的根本不同點。
    現代經濟具有明顯的層次性，這與傳統經濟有很大差別。層次性由人們之間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即經濟交往方式的不同決定。傳統經濟中主要是農業生產勞動，而且這種農業生產勞動是分散、獨立并在較低的水平上進行的。商業和手工業處在補充的地位。人們之間的交往也具有相應的特點，大多自給自足，相對獨立，人們對彼此之間的活動方式和基本情況都比較清楚。如中國社會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以及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后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農業自身在發展，有了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區別。傳統的規模較小的、師傅帶徒弟模式的手工業也發展為現代機器大工業。商業活動成為人們越來越普遍的經濟活動方式。同時，傳統的生產方式也沒有完全退出社會生活，這樣一來，以生產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為界限，整個社會經濟日益顯示出明顯的層次性。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差別大多由此形成。現代經濟就是具有不同相互作用特點的不同部分構成的有層級的有機經濟體。處在同一生產力水平層次的人們的經濟活動、思想觀念以及其他各方面具有相似性。而處在不同層次的人們在經濟活動、思想觀念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則存在一定的隔閡和不理解，具體表現為城鄉之間的差別、產業之間的差別。對處在某一層次的人來說，進入另一個層次就如同俗話說的“隔行如隔山”的感覺。對于現代化程度很高的經濟體來說，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總體都高，層次性和差別越來越小。但我國處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生活的層次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差別明顯，并將在一個長期內存在。經濟生活的這種層次性對處于不同生產力層次的經濟活動的制度形式和管理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社會性是現代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現代經濟是以發達的社會分工和商業交換為基礎的，表面上各個經濟體相互獨立，實際上彼此相互依賴，密不可分。人們的生產、生活都不是孤立的，交換成為日常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的活動方式。如果說傳統社會是單個人或家庭組成的簡單集合體，那么現代社會則是根據分工不同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有機整體，人們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為分工的技術關系和經濟利益關系所取代，血緣觀念逐漸淡化。在傳統社會，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邊界比較容易界定。但現代經濟中，人們之間的利益更多由于分工和協作而被捆綁在一起的，利益關系邊界就很難界定了。人們之間的利益交錯在一起，構成一條條錯綜復雜的利益鏈條，一個人的利益的實現要依賴于他人利益的實現，這種情況下完全只考慮自己的個人主義經濟學已經不能完全適合需要了，必須考慮真正實現全體個人福利最大化目標的社會條件。
    虛擬化是現代經濟的又一新的特征。虛擬經濟的出現緣于資本邏輯的現代演繹，是過剩資本為突破在實體經濟中面臨的擴張困境而開辟的新的擴張空間。20世紀70年代，滯脹局面的出現標志著資本在實體經濟中遭遇新的擴張困境，但資本的本性決定著它必須有新的擴張空間滿足其不斷膨脹的需要，資本就從實體經濟中出來，通過資本證券化創造大量的金融衍生商品，并憑借掌控的國際金融體系來進行資本擴張，對全球的財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財富進行吸附，形成財富源源不斷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格局。虛擬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當代新形態，也是資本財富生產的現代邏輯。虛擬經濟的出現，一方面為資本贏得了新的擴張空間，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實體經濟中出現的動力不足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大眾來說，也昭示著一個新的財富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安全問題。因為，通過證券、股票、匯率等金融工具以及發達的金融網絡，一個人的財富可能一夜之間大幅縮水，一個國家也可能因為金融市場的一個事件面臨破產，從而加劇了經濟的不穩定性。2008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冰島、韓國、巴基斯坦等就面臨如此境地。這就需要一種力量能夠保障社會財富的安全和整個經濟的穩健運行。
    此外，現代經濟中還有其他一些明顯的特點。如大規模的投資項目、不斷擴展的公共領域等都與傳統社會明顯不同。有些項目，如三峽水電站，載人航天，京滬高鐵，青藏鐵路等，投資量巨大，投資周期長，任何個體的私人資本都無力完成。還有一些關系全體民眾的社會事業也是需要巨大的資金，等等。
    基于以上對現代經濟的基本認識，我們再來談談公有制的現實基礎。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階段，人類采取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從原始的公有制，到奴隸制的私有制，到封建的小私有制，再到資本主義的大私有制以及資本主義國有經濟。這說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的具體選擇有著生產力的客觀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于所有制的認識也逐漸回歸理性，所有制并無好壞之分，只有適合與不適合的區別。一切根據現實的需要，即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福利增長的需要來進行選擇和調整。所謂公有制，就是有一部分生產資料需要由社會或社會的代表來進行控制，以公共意志為導向，為增進社會的共同利益和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服務。也就是有一部分生產資料不適合由私人去掌握，或者私人掌握了卻無法保障它能為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服務。為什么呢？這就是下面要討論的公有制的現實基礎。
    第一，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源性質決定了必須實行公有制。核心資源是指那些對全社會生產具有全局性作用的緊缺資源，它是社會生產力性質和水平的標志。如在奴隸社會中勞動力是核心資源，成為奴隸主掠奪的對象；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核心資源，也就形成土地所有制為核心的封建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成為核心資源，整個經濟生活也就圍繞資本展開。現代經濟中，工業取代農業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支配作用的基本工業資源成為核心資源，如電力、交通、通信、金融等。與傳統社會的核心資源不同，現代經濟中的核心資源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力特別大，因為它們處在整個產業鏈或者財富鏈的核心位置，直接控制著整個國民經濟的命脈。如金融就像整個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一樣，而電力、發達的交通網絡和現代化的通信網絡也構成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還有一些產業如汽車、鋼鐵、機械制造以及高科技產業等，要么處在產業鏈的高端，要么處在財富鏈條的關鍵位置。這些核心資源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的福利，如果掌握在私人手里，那如何保障全體大眾的整體利益呢？ “這些核心資源的所有制形式大體上可分為公有制和私有制，它決定著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性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區別，體現在這些核心資源的所有制上，而不是在一切社會資源的所有制上。確保這些核心資源掌握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會力量手中，是保證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前提。”
    第二，生產力的社會化是公有制的重要現實基礎。如前所述，現代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生產力的社會化，也就是與傳統社會相比，社會分工的深化、細化已經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活動完全社會化了，人們之間的利益界限模糊了，同時處在一個不可分割的利益鏈條之上，相互的依賴使得人們已經不可能完全不顧他人利益而實現自己的利益。早期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自亞當•斯密以來的西方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以不加任何干預的自由市場為政策主張，認為利用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趨向就能達到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其局限性之一就是忽視了這種生產的社會化特點，是典型的“個人經濟學”或“店主經濟學”。在分工程度和生產社會化程度較低、利益邊界比較清晰的資本主義初期，這種經濟學還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但在生產社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資本主義后期已經不能適應需要了。馬克思在借鑒古典經濟學科學成分的基礎上，已經指出未來所有制發展的一個基本方向，那就是必須要根據生產力社會化需要的現實，相應采取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形式，以克服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條件下個別企業生產有序、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使整個社會的生產供給和市場需求從總量和結構上都保持大體平衡，為社會再生產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最大化創造必要的外部條件。為此，他提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基本設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當然，公有制的具體形式以及實現形式并不是可以事先被設計的，更不能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追求又高又純的理想化形式，但無視社會化生產力的現實，主張徹底私有化，豈不是停留在亞當•斯密那個時代的認識水平上？
    第三，公有制是現代社會生產能力存續和提高的重要基礎。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根據民族國家政治狀況，對一個國家經濟的振興并保持國家的長期繁榮所產生的重要影響的分析提出，一個國家要想富強并保持持續發展，就必須高度重視社會生產能力的存續和提高。他認為，以亞當•斯密以及薩伊等人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理論忽視了政治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該體系實際上不過是一個關于一個國家的全體個人或全人類的全體個人的私人經濟，這種私人經濟在自然狀態下自我形成并發展，沒有明顯的國家、民族和國家利益之分，沒有明顯不同的政治制度或文明制度，彼此之間沒有戰爭，不存在敵意。該體系只不過是一個價值理論，一個店主或商人個人的理論，而并非一門科學，它并沒有指明一個國家為了國家的文明、福祉、力量和獨立的特殊利益，如何使整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得以產生、提升、保持和獲得保護。”他認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社會生產能力的獲得、保存和提高，尤其是對那些社會生產能力比較落后的國家更是如此，為此他提出促進和保護國內產業發展的政策主張。“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像薩伊認為的那樣在于它擁有更多的財富（即交換價值），而在于它的生產能力能得到更大的發展。”筆者認為，他的關于生產能力的思想對我們今天依然有強大的指導意義。對于正處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尤其要注意社會財富生產能力的獲得、提高和保持。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已經被李斯特用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單純依靠私人經濟和完全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是實現不了的，即使你有再豐富的資源，即使你有廣袤的土地，即使你曾經繁榮一時，你最終都將銷聲匿跡，或成為新的強國的附庸。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也充分說明了一點。新中國成立之后，百廢待興，我們靠國有經濟迅速建立了整個國家生產能力的基礎。而改革開放當中，我們的社會生產能力的提高，如果不是國家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去引進技術并吸收創新，單靠個體私營經濟是不可能的。因為個體私營經濟一方面資金有限，另一方面注重眼前和短期利益。個體私營經濟在活躍市場、提供活力等方面確實有特別的優勢，而國有經濟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針”的作用。公有制不僅不能完全私有化，而且要確保它在現代社會生產能力獲得、存續和提高等方面繼續發揮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四，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公有制是確保大多數人根本利益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不是怕少數人進“天堂”，而是不讓大多數人進“地獄”。筆者以為這是判斷一個社會的基本性質的試金石。當然，有人說，資本主義不是主張“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嗎？確實，資本主義在許多方面開創了人的歷史新紀元，而且許多方面的情況也一直在改善。但是，在一個以財富多寡來論權利的體制下，又有多少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光鮮的政治承諾后面充滿著財團資本家的政治博弈和對廣大民眾的公開欺騙，資產階級的政府和政客們不過是為少數壟斷集團利益服務的工具而已。如何真正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不是靠激動人心的口號和演說所能做到的，必須有經濟基礎的保證。當然，有人說，無論是從個人的稅負還是從政府的支出都看不出公有制存在的理由呀？確實，雖為公有制、國有制，我們個人作為股東還沒有拿一分錢，我們個人收入結構中確實也沒有這一塊呀？！但是難道這不是個人主義經濟學思想在作祟嗎？只有裝到自己口袋的錢才是錢？才是真正受益？當你乘坐在時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車上面，當你享受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務的時候，你沒想到自己是受益者？如果僅從個人不能直接從國有企業拿到錢或直接受益來否定國有經濟存在的必要性，這是個雖然很有鼓動性但卻是個十分幼稚的想法，只會誤導大眾，貽害整個國家和民族。作為普通民眾，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或與自己直接相關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知名的經濟學者，如果也只能看到這些，豈不費解？如果故意看不到，那么立場何在？當然，本文并不是簡單地為國有經濟辯護，但我認為，必須把國有經濟當前的表現不佳和不足與無視國有經濟存在的現實基礎區別開來，從而把促進國有經濟改革和更好發揮作用與私有化主張區別開來。
    二、公有制的功能定位與現實表現
    私有化主張早已有之，其實踐結果在世界上也是有目共睹。而在中國再度成為熱點話題，我以為，與當前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不佳表現是分不開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私有化主張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為公有制表現不佳就主張私有化，是否是唱歪了“經”呢？
    筆者以為，當前問題的核心實質是要讓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如何作到“實”符其“名”，即通過改革使它更好地發揮功能，通過功能的有效發揮來證明其作為“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質。公有制及國有經濟的本質要通過其在實踐當中發揮的作用體現出來，離開實踐作用抽象地談論“公有”和“國有”沒有任何實際意義。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告訴我們，實踐過程是社會事物產生的根源，物質間普遍的內在聯系是一切事物產生的根源。“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乃是事物間內在聯系過程生成的結果。”必須根除脫離實踐抽象談論事物本質的唯“名”論傾向。
    首先，談談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該做些什么。從歷史上看，公有制是作為從根本上解決根源于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危機和兩極分化、社會不公－－的替代方案出現的。根據前面的分析，筆者認為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的社會功能應從兩個方面定位，即一方面從生產力的角度，另一方面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從生產力方面來看，國有經濟首先是要發揮“中流砥柱”或“定海神針”的作用，即支撐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又好又快發展。無序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能實現發展的目標，必然被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中斷發展的步伐，并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高度社會化的大生產需要有一種市場主體以外力量來提供其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這種力量來自市場外部但又通過市場起作用，這就是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在生產力發展方面要發揮的基本社會功能。其次，談談公有制在形成、保持和提高社會財富生產能力方面的作用。筆者認為在這方面的作用我們以往可能重視不夠，現在需要特別重視。社會財富生產能力的發展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市場主體在利益動機驅使下自發形成和發展，另一個就是作為整個社會的利益代表的國家有意識地進行培育、保護和發展。對一個財富生產能力比較低下的國家來說，前一個途徑雖重要，但由于私有經濟力量有限且分散等原因而存在著不足，這就要靠國家來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有意識地培育和發展財富生產能力。國家必須在這方面有清醒的認識和統籌的規劃。要明確現狀和差距，清楚前進的方向和有效路徑，要有財力的支持。科學技術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要重視，基礎研究方面也不可忽視，要把國家的持續繁榮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再次，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應在所在行業中起一個引領方向和提供服務的作用。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的特定社會屬性，決定了它也應該成為市場經濟微觀活動主體的主力軍和領航艦。”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是要體現在獨占和壟斷方面，而是要體現在能夠帶領眾多個體私營等“小兄弟”們一起健康成長，體現在能夠帶動整個行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共同發展。有一種說法認為要么“國進民退”，要么“國退民進”，似乎一定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一定是“你死我活”。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簡單化思維。
    在生產關系方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也要發揮重要的作用。生產關系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為了爭奪一定生產力基礎上的社會經濟利益，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合作關系。它是解決社會經濟活動基本矛盾的制度性手段，而生產力則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技術性手段。”利益沖突是經濟活動當中的基本沖突，沖突的解決形成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沖突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新的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增進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利益格局和利益調整機制。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在這個方面的作用，就是在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和對這一利益格局進行動態調整方面所起的作用。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必須在促進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當前，重點是要研究有效發揮這一作用的途徑和方式。另外，在微觀經濟的運行方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也要在生產關系方面起一個引領和規范的作用。比如在勞動民主和勞動關系的改善方面，用工規范和法制化方面，初次分配的公平方面，以及遵紀守法方面等等，都應該成為社會生產關系的健康引導者。
    由上面的基本功能定位可以看出，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只是簡單的利益主體，因此對其作用的評價也不能只是一個簡單的利潤目標，更不能以個人是否能直接受益來決定其是否應該存在，而要從整體功能的發揮角度來理解它的存在基礎。從歷史事實角度看，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以來，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方面確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客觀的分析和準確的判斷這一作用有助于理解公有制的現實基礎。不過，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在現實中的表現確實不佳，這也給持“私有化”主張的人以口實。當前，國有經濟在基本功能發揮上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執行社會職責不夠。社會責任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重大不同。雖說現代企業理論也認為私有制企業必須遵循社會道德并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但基本上是一個軟約束。比如，遇到重大社會災難的時候，在救災問題上有的私有制企業往往開“空頭支票”，甚至在救災物資上面做手腳等。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的社會責任卻應當是一個相對的硬約束，甚至在特殊時期特殊情況下，經濟目標要讓位于社會目標。就是在日常的生產經營當中，國有經濟也應當成為遵守社會規范、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模范。但是，最近以來，少數國有企業卻在此問題上認識不清，把自身等同于一個只追求經濟利益的私有企業，少數國企領導甚至借用那些所謂的“精英分子”的思想，認為企業家應當“只管經濟，不玩政治”。例如，為使房地產市場以及整個經濟能夠健康運行，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對房地產價格進行的調控，旨在傳遞調控信息，有效引導和調控房地產價格。可就在調控政策公布的第二天，北京某大型知名國有房地產企業就帶頭制造一個新“地王”，雖不能說這是有意公開與中央政策叫板，但其在房地產乃至整個宏觀經濟運行方面的影響卻十分惡劣。
    二是引領經濟健康發展的欠缺。如前所述，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要作行業的排頭兵，要起到引領和帶動整個行業的發展的作用。在一個行業當中，國有經濟不能把自己變成“孤家寡人”，不能只是國有經濟的一枝獨秀，不能把個體私營經濟只變成競爭的對手，而應當成為整個行業發展的引領者，成為個體私營經濟體的依附體、合作者。當前，確實存在著國有經濟擠占個體私營經濟的“飯碗”而不是給它們提供“飯碗”和新的發展空間的現象。也就是所謂“國進民退”。當然，不是所有行業都可以讓私人經營，如國防工業等。但是，在保障國有資本在涉及國家安全行業、自然壟斷行業以及提供重要公共物品的行業控制權的基礎上，也應當向私有資本開放市場，并提供合作的機會。國有經濟的優勢不應通過市場獨占保持，而應通過分工并通過對產業鏈的掌控力來體現。筆者認為，這是今后國有企業改革應當注意的思路和方向。
    三是產品定價與利潤分配問題。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曾經出現國有企業經營大面積困難的局面，所以20世紀末中央曾提出三年時間國有企業整體扭虧為盈的政策目標。但是最近幾年，大家關注的卻不是國有企業有沒有利潤問題，而是高額利潤如何分配的問題。其實，國有經濟要獲得利潤不是問題，因為大多數國有企業處在行業壟斷地位，只要是處在壟斷地位，就可以完全不通過經營機制的改革而只是通過壟斷地位來獲取高額利潤。當然并不是說這些年國有企業利潤的提高都完全是通過壟斷地位獲取的，但是不可否認，壟斷是一個重要因素。壟斷主要是通過價格或者專營來獲取高額利潤的，而國有經濟大多涉及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產品，如電、自來水、煤氣、通訊、公共交通等等，很多是公共物品或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這些重要物品的定價，社會大眾基本上是沒能有效參與，提高價格也不完全征詢民眾的意見。有的可能真的是因為經濟規律所限制而處在價格高位或進行提價，但對于社會大眾來說，他們不能輕易理解，需要作出說明。在這類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市場定價機制或者價格調整機制方面，當前承擔相應生產職能的國有經濟尚沒有很透明、公開，這是需要注意改變的。另外，作為國有經濟，不斷增長的高額利潤如何分配、去向等都不透明，這也是大眾普遍存在不滿的重要因素。不是說要讓每個人直接分得一部分利潤，這既不現實，也沒必要，因為有大量關系民生和民眾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的公共領域的存在需要資金投入。但是其使用方向是否合理、公正、公平卻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讓社會大眾有本“明白賬”。
    出現上述問題的基本原因有兩個。一是對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認識不夠。長期以來，我們重視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在發展生產力和保障宏觀調控方面的作用，較少討論其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形成和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特別不重視公有制經濟在微觀經濟領域的生產關系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即使是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方面的基本作用的理解也不夠全面和具體。必須深化對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基本作用的認識。二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那就是人們往往習慣從概念出發而不是從實踐出發去認識一個事物的基本性質。對于國有經濟，我們往往只是根據統計數字或名稱來判斷它的基本狀況，似乎數字上保持國有經濟的一定份額、在名稱上能辨別出國有企業的企業性質就夠了，而不去重視國有經濟在社會實踐中實際發揮作用的現狀。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的性質是在實踐當中形成的，并在實踐當中接受檢驗，在實踐中變化，我們應當根據實踐表現去判斷事物的基本性質。比如公有制和國有經濟，所具有的基本性質是歷史的實踐定義的，但未來是否還是公有制和國有經濟，則要靠現在的實踐加以說明。“傳統所有制觀念的最大缺點，是僅僅強調財產的終極所有權和名義上的所有權，而不強調財產的實際使用過程及其效果，不強調所有權的實現形式。……不論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它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作用到底是好還是壞，不能只看財產的法律歸屬，而應看這些財產的實際用途，看它們到底為誰而用。”當前許多國有企業從名稱上看是國有企業，但從其實踐表現來看卻不是國有企業，而是打著“國有”旗號的、行“私有”之質的私有企業，它們的實踐表現否定了它的“公有”的歷史性質。比如前面提及的那家國有房地產企業，它以頂風創造新“地王”的行動否定了公有制的基本性質。因此，當前對“國有企業進行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體制改革，不應是否定國有經濟和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是要切實塑造好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的實現形式……而不是改變所有制的根本性質，去行政性推行私有化或民營化。”山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是要通過改革，真正使每一個國有企業“實”符其“名”，真正發揮其基本的社會功能。
    三、私有化主張的基本謬誤
    陳教授私有化主張的基本依據就是：看不到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存在的理由，因為它們不能直接分給大眾紅利或讓大眾看到直接的收益。這是典型的個人主義經濟學，而不是真正的科學的經濟學。如前所述，個人主義經濟學根源于亞當•斯密，是與資本主義早期經濟狀況相適應的經濟理論。這種理論建立在抽象的“理性經濟人”假設與“獨立平等的個人主義”假設基礎上。即人是相互獨立的、平等的、自利的“理性經濟人”，而他們所掌握的資源是相互獨立的、產權界限始終是明晰的。但是，“這種假設本身就是完全違背現實的空想，在現代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條件下更是如此。”
    私有化主張無視現代經濟的基本特點。其一，生產的高度社會化使得社會主體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相互之間的利益缺乏十分明確的邊界，而是彼此相關，那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經濟人”假設和利益最大化原則缺乏現實基礎，不僅很難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目標也很難實現。其二，經濟的虛擬化是現代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那么在虛擬經濟條件下的私有化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私有化主張表面上要使每個人都成為股東，擁有自己的股份并長期分紅。正如陳教授所構想的那樣，讓國有企業變成中國13億人的金庫，讓各級國有企業分別組建成各種級別的國民權益基金，然后按人頭把這些基金分發給這些老百姓，每個中國公民可以領取到價值60000元左右的資產證券，每人每年還能以分紅的形式獲得5000元左右的資產收入。但是陳教授似乎忘了這一點，那就是在虛擬經濟條件下，股票和證券市場實質上是一個財富的重新“洗牌場”，這個“洗牌場”內，始終是資本“大鱷”吸附廣大中小投資者的財富，通過價格操縱，使廣大的中小投資者失去自己的股份和財富。結果廣大民眾的財富愿望將如同美麗的“肥皂泡”，瞬間破滅。其帶來的貧富分化將比當前的程度要高得多，也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英國學者大衛•哈維把這種在虛擬經濟條件下進行的私有化運動稱為“剝奪性積累”：“對迄今公共資產（比如大學）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更不用說橫掃整個世界的私有化浪潮（水以及所有種類的公用事業），顯示了新一波的‘圈地運動’……這也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所推行的其中一項最為惡劣的剝奪政策。其三，對現代核心資源的強大控制力和影響力的忽視也是私有化主張的重要錯誤。現代核心資源，比如金融、電力、石油等，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這些部門為私人力量所掌控，在資本邏輯下，將很難保證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很難保障大多數民眾的根本利益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區別，體現在這些核心資源的所有制上，而不是在一切社會資源的所有制上。確保這些核心資源掌握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會力量手中，是保證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前提。”
    私有化主張也無視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的國情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實現富強的路徑和方式。首先，生產力水平的參差不齊，既有利益界限很明確的分散的經濟產業和部門，也有適度分工、利益界限比較明晰的產業和部門，還有高度分工、高利益關聯度的現代化產業和部門。這決定了在所有制形式上不可能實行單一的所有制。既不能是以前那種大一統的單一的公有制形式，也不能是私有化主張的單一的私有制形式。即使是在私有制和公有制內部，也不能只是單一的實現形式。任何一種單一的所有制都實現不了民富國強的目標，必須實現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優勢互補和相互促進。其次，中國是一個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中國現在的建設任務很重，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如現代化的交通網絡、大型的水利樞紐、航空航天工程等需要巨額的投資，整個社會的財富生產能力的獲得、提高和保持更需要強有力的政府支持，為此，也必須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一位政治家要懂得而且必須懂得怎樣才能喚醒整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并使其獲得增強的同時得到保護，還要懂得生產能力在怎樣的情況下會遭到削弱、消亡或者徹底被破壞，懂得如何通過這些生產能力的手段，使國家資源得到最明智和最有效的利用，從而實現國家的生存、獨立、繁榮、壯大、文明和具有遠大的光明前途。”再次，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標既是社會主義的制度要求，也是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人口大國的必然選擇。私有制不可能實現社會公平，也保障不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公有制為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但它不是通過直接給民眾股份或者現金的方式來保障的，而是通過提供發展的機會以及最基本的社會福利等方式間接體現的。有人說中國現在公有制占主體，怎么貧富差距也占世界前列呢？必須承認，中國現在的貧富差距確實是比較大的，也嚴重影響到社會公平和穩定，但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具體分析。總體上說，主要與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社會轉軌時期制度供給不足以及改革引起的利益格局變化有關。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不是公有制過多引起貧富差距的擴大，相反，如果現在實行私有化，貧富差距將肯定比現在要大得多，而且將是災難性的積重難返。
    總之，陳教授的私有化主張既漠視現代經濟的基本特點，也無視中國的基本國情。但由于這一論調利用了普通大眾的一般財富心態，又出自名家之口，很有鼓動性，因而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筆者認為有必要就此主張展開討論。本文旨在引起對私有化主張的基本理論錯誤及其危害性的再討論，同時也想引起理論界對如何更好地認識和發揮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基本功能這一迫切實際問題的再研究。此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拋磚引玉。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9期，摘自2011年第3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