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房協駐會會長朱中一“多次上書國務院”、建議中央暫緩出臺新的緊縮性房地產調控政策在媒體曝光而引發一片聲討之后，近日朱又在數家媒體上發聲，稱自己“上書”的前提是現行調控政策不松動，宗旨是希望房地產行業“不要大漲大落”。并辯白自己也“曾建議開發商合理價格促銷”。真的是媒體“曲解了”中房協這位副會長的一片“良苦用心”嗎？讓我們還是先了解其人其事，特別是他“曾經的上書”對中國房地產調控所產生的“決定性”的影響，再來辨別他的“真心所在”吧。

在中國的房地產界，朱中一及他所在的中國房地產協會，都可謂是“悶頭做大事”的低調者。在媒體輿論和各種半官半民的有關房地產的“話語戰”中，人們都很少聽見他的“發聲”。但這絲毫削弱他對決策者和政策的影響。很多人可能不知道，2009年瘋狂的房地產“救市政策”，朱就是始作俑者。查一下當時的媒體報道人們就可發現，早在2008年的八九月間，朱中一也是以中房協之名，最早“給國務院有關領導上書了一份房地產政策調整建議，得到國務院有關領導的重視。”據報道，他“上書“的”政策建議主調，就是把當時“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改為“適度控制”。“具體政策包括：允許地方政府自行救市；降低房地產交易有關稅率；鼓勵改善性住房需求等。”在當時一次公開的論壇上他就自信滿滿的表示，他的這個“救市”的政策建議一定“會得到采納”。當時他還“建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開始政策儲備，擇機推出。”

事后的發展證明，朱的那次上書確實給中國的房地產調控和市場，帶來了完全相反的“決定性”影響。房地產的調控政策，也由“嚴厲”變身為“救市”。也正是他的這份被采納的“救市上書”，給公眾和我國經濟、社會與政治，都帶來了一場空前的災難性惡果：在“救市”的刺激下，眾多大中城市的房價一年暴漲了四五成，有的甚至翻了一番。2008年調控剛剛出現的房價回歸到合理水平趨勢的成果被毀于一旦；中國的開發商利益集團2009年僅在居民商品住房上所獲取的1.8萬億元暴利，已相當于當年全國稅收總收入的30%，比當年全國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還要多。把它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就可發現開發商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之財”，相當于攫取了全國城鎮1.05億人全年的可支配收入，接近國民平均稅負的三分之二（64.1%）；如果把它平攤到當年銷售出的800多萬套商品住房上，相當于平均每套商品住房為開發商的暴利，多付出了22.39萬元（當于平均每戶僅此就要多掏4.35年的全家可支配收入。而在一般國家這已夠普通居民買到一套像樣的住房了）。此外，炒房也使我國房地產市場成為全球公認的最大的泡沫市場。中國的金融和經濟安全幾乎毀于一旦。救市之策，不僅成了房地產市場調控史上最大的敗筆而且也演繹成關系執政黨執政之基安危的“重大政治問題”。正是為了掃除“救市”的惡果，中國最高決策層才出臺“史上最嚴厲的調控政策”——國十條來加以糾正。

這就是朱中一和他的中房協給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所帶來的災難。這次他“新的上書”，不僅調控的大環境、時間以及手法和2年前驚人的相似，就是最先報道“上書”造勢的記者，也竟是同一人。“新一輪上書”，可謂是精心的組織和策劃。朱中一們為了達到遏制調控的目的，甚至不惜數據造假。明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7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37.2%（商品住宅投資16709億元，同比增長34.5%），7月份的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也同比增長33.0%，朱中一卻信口開河說“開發投資等指標均在下降”，并將波及房地產上下游產業和宏觀經濟發展；明明是開發商死扛房價故意做衰市場向新政示威，朱卻把個別城市成交量的小幅下滑歸于新政執行。真可謂是“司馬昭之心”。

退休前曾官至建設部（現住建部）辦公廳主任朱和業務主管為住建部的中房協，是有著“強烈官方背景”的“民間組織”（它現任的會長為原建設部的常務副部長，該協會的人事任命必須“抄報”住建部領導備案），但它本質上就是一個為了開發商的利益而“上書”{所謂“政策建議”}的“半官半民”的游說組織。因為它的宗旨，就是“反映企業（指開發商）訴求，維護企業合法權益”。住建部官方不好說的話，中房協可以用行業協會的名義“上書”；開發商單位和個人辦不成的事，中房協又可以“組織”的名義“馬到功成”。

開發商的游說集團遠不止這個中房協。同樣由住建部為“業務主管部門”的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可算是一個。它的“駐會會長”經常用研究會“更民間、更學術”的身份，高調的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媒體和開發商的活動之中，公開為開發商利益集團的制造輿論。但最有“資格”為自己“評功擺好”的房地產利益集團的游說者，還當屬號稱“中國人民最想揍的三大惡人”之一的任志強。他曾“多次參與國務院、建設部政策法規的制定，包括2003年國務院18號通知的制定。”而正是剝奪了一般市民購買經濟適用房的權利的“18號文件”出臺，使全國商品住宅單價在2004年一下子比2003年猛增352元，增值是1998～2003年的年均增量的3.8倍。占到1998年到2004年房價總的增量的50.6％。也就是說，實行任志強力推的“18號文件”后一年的房價飛漲，比過去的6年增長之和還要多。當然，任志強自己也不是“單打獨斗”，他后面也有自己的“組織”——全國工商聯下的房地產商會。

    歷史證明：每當開發商利益集團成功的游說中國房市決策一次，中國的房價就必暴漲一次，住房問題和由此引發的社會經濟政治矛盾就愈發激烈，不管是2003年任志強的“成功”，還是2008年朱中一的“勝利”，結果都是如此。關鍵的問題在于，為什么開發商利益集團的游說，基本上都被采納，并可以成功的影響中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走向，對市場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使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和貧富不均，達到新的極致？為什么開發商總能成功的游說，而公眾的聲音，經常在決策層中被“湮滅”。人們也許還記得今年的全國兩會，數以百計的全國兩會代表和委員對高房價問題提案抨擊。但至今，還有多少不是石沉大海！所以，中國的房地產調控若要防止“被空調”，政策和市場的發展少走彎路，還必須從“清君側”開始。現在，已到了我們必須向開發商利益集團的游說者進行清算的時候了。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行業上的利益集團，像開發商這樣“仰仗政治”肆無忌憚的攫取民脂民膏；也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利益集團，給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健康，社會和諧和執政黨執政之基的穩固，造成如此空前的危害。只有“清君側”，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再被開發商利益集團所牽制，我國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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