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失業和危機

馬也

關于本次全球經濟危機是否已經探底，甚或已經復蘇和走上增長之路，世界主流輿論差不多是一個調子。歐洲一些國家，自己當局說好話多，傳播開來的壞消息——特別是與債務危機有關的消息——也多。至于美國，自己當局好話連篇也就罷了，其他地方跟著文過飾非，調門還要更高些——主旋律是美國金融危機過去了。

危機襲來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動用國內生產總值的1/4救助銀行。現在，白宮預測，救助大銀行的資金，從曾經設想的7500億美元中減少了2000億，而且美國金融機構從去年第三季度開始贏利。這成為關于危機過去了的宣傳的主要根據。

宣傳家齊步走一樣，回避另一個根據：不管危機到怎樣的程度，2009年全球軍費開支，比2008年實際增長5.9%，達到1.5億美元的新水平。其中美國實際增長7.7%，創造661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占全球新增軍費的一半，6倍于中國。墨西哥一篇文章寫道，全球金融危機沒有阻止軍火商銷售5年內增長22%，沒有阻止“歐美軍事企業利潤以幾何級數增長”。[1]

總之，在國際壟斷資本的俱樂部里，一個銀行家，一個軍事工業和軍火商，錢包鼓起來了；這成為世界主流判斷經濟形勢的風向標，而且是唯一的風向標。

這一套在主流媒體不脛而走，自己把自己樹為權威。但是主張和信服這個風向標的人，在全球人口中占一個怎樣的比例呢？終歸不是多數。

美國彭博新聞社6月11日報道，波士頓咨詢集團前一天發布的報告說，全球百萬富翁家庭2008年減少14%，降至980萬個，控制全球財富的36%；2009年增加大約14%，達到1120萬，控制全球財富的38%。所謂百萬富翁家庭，指除房產和藝術品等財產外，可供投資的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家庭。它們占全球家庭的比例不足1%。

對于這個不足1%，宣傳危機過去了，經濟復蘇和增長了，應該是欣然接受。正如他們操縱著世界的權力和財富，他們也操縱著世界的絕大部分媒體，他們的聲音很容易就被傳揚開來，被認為是全球的聲音。

倒是奧巴馬，在論及他的醫療改革的必要性的時候，面對來自富裕白人人群的沸沸揚揚的抗議，也沒有忘記，僅僅在美國國內，還有一個“每天在醫療體系下默默掙扎的數千萬”[2]。

在今天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默默掙扎，沒有發出聲音的權力和機會，只有在哭泣、呻吟、窮困、疾病、流離和戰亂中等待死亡的人們，何止數千萬。全球百萬美元家庭增加到1120萬個，它們控制的全球財富增加到38%的同年，全球饑餓人口首次超過10億，絕對貧困人口新增2億，就業者中的45%即14億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3]

失業夢魘一樣糾纏著世界。國際勞工組織2010年1月發表的就業趨勢年報稱，2009年全球失業人口2.12億，2010年仍將維持高位，“不穩定就業人口在全球勞動力中所占比重已經接近一半，高達15億人。”[4]英國《經濟學家》估計，2010年將會再增加6000萬失業者。[5]

美國官方承認，失業率2009年10月達到10.2%，創27年來最高，2010年1月為10%，3月以來高唱復蘇之歌，仍然高居9.7%。

6月13日，奧巴馬給美國國會領導人寫信，呼吁國會“迅速批準”向各州及地方政府提供大約50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資金，“防止教師、警察和消防隊員大量失業”。事實導致的困境，使他無法回避坦率：“失業和喪失房屋贖回權，已經造成各州及地方政府稅收收入銳減。這反過來可能造成各地教師、警察和消防隊員大量失業，并導致各地方政府采取破壞性的預算削減措施”，他擔心由于金融危機引發的長期經濟破壞，“已造成各州及地方出現日益嚴重的就業危機”。

歐洲失業率一直在10%左右。在失業大軍中，到處是15歲到24歲的年輕人。“全球衰退導致失業率上升，幾乎所有地區和群體都不例外。但年輕人受到的打擊尤為沉重。其失業率上升速度遠遠快于成年人。”在經合組織29個富裕國家，1500萬年輕人失業，比2007年增加400萬。和兩年前相比，2009年第四季度，西班牙成年人失業率從7.4%上升到16.9%，年輕人則從19.1%上升到39.6%。[6]

失業率急劇上升，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給予失去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的最大禮物。東歐演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波蘭，被認為“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小”，在2009年5月歐盟平均失業率為8.9%的時候，它達到12.5%。據說德國“轉軌最快、代價最小、復蘇最快”,但是西部失業率7.7%，東部13.7%。羅馬尼亞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羅馬尼亞從社會主義過渡到經濟危機》，所列“過渡”的第一貢獻，就是“大規模失業”。二十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歐洲最落后的國家，榮獲“妓女出口大國”的稱謂之外，失業率達到35%。2009年適逢柏林墻倒塌20周年，這一地區多次民意調查的共同結論，是對社會主義時代失業率為零的普遍懷念。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指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促使人們“重新發現社會主義”。發現了什么呢？——發現那是一種“保證充分就業”的社會制度。[7]

在一個號稱文明的時代，失業不僅意味著饑餓和貧困，而且意味著社會地位的低下和喪失人的尊嚴，意味著災難的可持續發展。美國一家報紙文章[8]認為，失業的影響比想象的更可怕。犯罪率大幅上升，心理疾病成為頑癥，沮喪和與社會隔絕的情緒迅速蔓延，同時導致仍在工作的人們減少社會活動的頻率。經濟危機過去了和經濟復蘇的童話，不屬于他們，僅僅是他們這種地位愈加惡化的結果。

貧困者和失業者已經是一個多數。如果加上所謂中產階級，將是絕對的多數。

如果把相對穩定的工作、收入、生活水平作為中產階級的主要標準，那么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個巨大人群的存在，既是東方國家、也是西方國家國內政局的平衡器。新自由主義沿著這樣的三步曲制造兩極分化：先加重對邊緣和底層的盤剝，接著肢解中產階級，最后如美國之弱化歐洲、折騰高盛，在金字塔的高層自相廝殺。弱化歐洲，動機之一，是剝奪它和自己競爭的實力。有一種議論，說奧巴馬政府向高盛集團開火，是發射出推動金融監管的“精確制導導彈”。這種監管，作為壟斷集團最高層權力和利益的調整手段，只有挖肉補瘡、強化這個集團整體力量這樣一個結果。至于是不是會對高盛傷筋動骨，尚不甚了了，或許不過是“精確制導啞彈”。

三步曲還在繼續。

不僅對于貧困者和失業者，而且對于已經被排除出來的、昨天的中產階級的人們來說，對于今天屬于中產階級卻擔心隨時被拋到下層的人們來說，對于期望進入中產階級卻僅僅在這種期望中苦苦等待的人們來說，危機過去了、經濟復蘇了或是增長了嗎？

在全球兩極分化的加劇中，第三世界的出路一如沒有光明的深深隧道。阿富汗價值上萬億美元的豐富礦藏，把美國和它聯系起來，使它的富饒成為災難的源泉；美國和阿富汗的關系，就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關系。在第三世界國內兩極分化加劇中產生的富裕的上層，成為西方權貴的延伸和附庸。所謂新興國家的中產階級，曾經被吹噓為經濟成就和先富起來的標志，而且深信自己必定將成為“華盛頓或者倫敦的郊區”。比如在巴西，他們現在仿佛突然發現，30%的人在非正規市場謀生，收入很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障網絡，創業機會極為有限，許多人通過借貸達到較高生活水平，“53%中產階級說自己生活在對失業、收入銳減甚至破產的恐懼之中”。“這些中產階級價值觀的新特征，在許多方面與明顯反西方的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9]

曾經以“1億中產階級”傲視全球的日本，現在最流行的暢銷書，是《2010年中產階級消失》和《憤怒把，日本的中產階級》。2月18日，美國一位軟件工程師駕駛自己的小型飛機，撞向奧斯汀市稅務局大樓，象征美國中產階級憤怒的爆發。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載文《美國中產階級的絕望》，說消失中的美國中產階級，正在由失落陷入走投無路。在歐洲，債務危機以來，回答各國政府削減預算政策的，是連續爆發數萬、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英國《經濟學家》有《仔細瞧瞧，到底誰在歐洲罷工》就說，現在抗議的主角，不是久經考驗的下層民眾，而是公務員、國企員工、公共部門職員等中產階級——他們“根本承受不了失去這份工作”。

世界的絕大多數，不會把銀行家和軍火商的錢袋，作為衡量經濟形勢的風向標。他們有自己的風向標，這就是他們的地位、處境和命運，這就是他們的貧困和失業。他們的可預見的未來，仍然陰霾漫天。他們沒有或很少屬于自己的報紙、刊物、電視臺、廣播網、出版機構。他們被今天社會的主流所藐視、所壓抑、所抹煞、所湮沒。但是他們的聲音，僅僅因為數量，就終將獲得歷史的巨大優勢和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201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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