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已經持續數月，但至今仍未完全平息。這場危機包含了大國爭奪、地緣政治、新舊國際秩序之爭等多種復雜成分，堪稱新時期大國矛盾激化的典型縮影。正確理解這場危機，必須將其置于國際權力轉移加快，以及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矛盾凸顯的背景之下。該危機對中國頗有啟示意義。

　　一、國際權力轉移加快是烏克蘭危機的時代背景

　　大國間力量發展不平衡是國際政治的絕對規律。荷蘭歷史學家曾說過：“在發達程度極高的新的文明階段，處于領先地位的任何國家，當它達到一個臨界點或界線時，要超越這一界線向前發展是極其困難的。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類發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邁出。”“隨著新商品和新生產工藝的知識從一國船舶到另一國，領先國家在某個時間被他國在‘趕超’過程中趕上，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全球化背景下，追逐利潤最大化，使西方過剩資本大量流入發展中國家，導致經濟力量此消彼長：一方面，美日歐等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出現產業空心化、經濟金融化、資產泡沫化趨勢。美國盡管仍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軍費開支、經濟規模、技術仍居領先地位，但GDP占全球經濟比重從冷戰后30%左右降至20%左右，債務高達l7萬億美元，并失去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地位。歐盟和日本也不同程度存在經濟金融化、人口老化、福利開支過大、政府債務居高等“富貴病”。這些跡象往往是大國由盛轉衰的征兆。另一方面，部分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境外投資及其技術擴散，“激活”人口、資源等潛在經濟要素，本土就業、制造業比重、技術工藝水平均有較大提升，涌現出一批新興經濟體，如“金磚五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薄荷四國”(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和土耳其)、“靈貓六國”(中國、印尼、印度、越南、土耳其與南非)、“新鉆十一國”等等。2012年新興經濟體GDP總量幾百年來首次超過西方。中國實現“彎道超車”，2001—2011年10年間，GDP總量從世界第9位升至第2位。2012年，中國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最大貿易國。2014年4月世行報告稱，按平價購買力計算，中國GDP規模將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據預計，2009—2050年，二十國集團發展中國成員GDP年均增長4.6%，比發達成員快l倍多，G20實際GDP將從38.3萬億美元增至l60萬億美元，60%以上增量來自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和墨西哥六個新興經濟體。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等六國GDP將從2009年的l9.6%升至2050年的50.6%;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將從36%上升至62%。目前，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占4席，2050年將增至6席，屆時美國“老大”地位將被中國取代，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留在前八位行列。據倫敦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預計，到2020年，印度和俄羅斯將像中國和巴西一樣，加入七國集團的行列，屆時只有美國、日本和德國會留在二戰以來支配國際秩序的七國集團之中。按照保羅·肯尼迪觀點，一國經濟總量的世界占比，與其幅員、人口、資源等要素存在一定比例關系。照此推算，目前西方經濟總量遠大于40%的應得份額，非西方國家經濟總量遠未達到60%比重，“南升北降”趨勢仍將持續。

　　國際權力轉移加快，使冷戰結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日趨向“多極并存”的方向轉換。哈斯在《外交事務》撰文稱世界進入“無極時代”。卡普蘭預言當前處于“無政府狀態”;法國學者則聲稱“世界碎片化”趨勢漸強。不管哪種說法，都意味著現在的國際體系進入“舊秩序已經打破，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轉型過渡期。而烏克蘭危機正是在這種權力轉移加快，新舊秩序交替的背景下出現的。

　　二、“中間地帶”成為大國爭奪的關鍵領域。

　　一般來說，國際權力的轉型期，往往也是大國矛盾的激化期。在歷史上，既存霸權國為防止對手崛起而發動的“預防性戰爭”十分普遍：二干多年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源于斯巴達對“雅典權力的日趨增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所引發的擔心”：1866年德國對奧地利戰爭，是抓住奧地利軍事改革未完成的時機;1904年日俄戰爭就是日本眼見俄國在遠東軍事力量日益強大;第一次世界大戰源于英法擔心德國崛起過快并侵害其殖民利益。而在當前，中國崛起和俄羅斯復興，使美國為首的既存霸權國與新興大國間矛盾面日趨上升，并使國際格局日趨進入動蕩不定的“危險期”。——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媒體不斷渲染“一戰百年悲劇重演”等。

　　然而，在“核恐怖平衡”和經濟相互依賴背景下，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間，不太可能爆發類似一戰和二戰那樣的全面戰爭。但是，其他領域和方式的博弈和斗爭不可避免，而且會日趨激烈。這其中，尤其體現為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五角大樓的新地圖》一書的作者，將世界分為“核心國家’’和“斷層國家”兩類，并認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規則”。在核心國家內部，美國不需要任何軍備控制，因為相互確保摧毀和“威懾戰略”在“核心國家”有效。“先發制人的戰爭不是用來重新安排核心國家安全結構的一個工具，相反，它是‘核心國家’集體尋求將其穩定的安全規則推廣到那些基本上無法無天的‘斷層國家’的工具。”“我們永遠不離開‘斷層國家’，我們永遠不會‘把我們的孩子帶回家’。沒有所謂撤出‘斷層國家’，只有縮小‘斷層國家’。”正是沿襲這一戰略思想，美西方為爭奪“中間地帶”無所有用其極，從利益拉攏到外交孤立，從網絡攻擊到經濟制裁，從顏色革命到國家分裂，直至發動戰爭。

　　西方如此看重“中間地帶”爭奪，主要是因為大國強盛程度，很大程度取決于掌控的中間地帶范圍大小。從安全上看，外圍地帶越大，威脅源越遠，本國就越安全;從經濟上看，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市場規模和原料產地越大，大國經濟規模就越大。因此，大國崛起的重要標志，就是“安全邊界”同益擴大，即日漸從本土擴大到地區，乃至全球范圍。相反，大國衰落大都是從丟失勢力范圍開始。當年英帝國維系有賴于海軍(前提)、殖民地(來源)、自由貿易(方式)，當英國喪失了軍事優勢，繼而喪失了殖民地之后，英國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蘇聯的崩潰同樣是從丟掉東歐這一“外圍地帶”開始的。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就是歐、亞、非三大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上進攻蘇聯的。”這話一點不假。冷戰期間，美國遏制蘇聯的重要手段，就是以“公開外交”及“民主政治”等為掩護，與蘇聯爭奪東歐國家等中間地區，借此削弱蘇聯的影響力。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回憶道：“事實上這里談及的是華沙條約國脫離蘇聯，在古巴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破壞蘇聯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的局勢穩定，破壞安哥拉、莫桑比克、南也門、越南、埃塞俄比亞、老撾、柬埔寨、尼加拉瓜及其他追隨克里姆林宮路線的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問題。……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可能引起強制性對世界重新進行瓜分，還有可能使美國勢力范圍全球化并達到確立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冷戰結束后，尤其是當前南北力量發生顯著變化的背景下，這種圍繞“中間地帶”的爭奪更加激烈。

　　而“中間地帶”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現代化進程大多“在路上”，不可避免存在種種薄弱環節，這為西方滲透干涉提供了便利條件。當年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也曾曲折坎坷，反復出現動蕩與革命(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等)，但當時西方轉型的內外環境比當前發展中國家要好：一是其面臨的難題差不多依次到來，現代化自然生成過程;二是有這種變革具有內生性和自主性，外力干涉不明顯。當前，發展中國家的變革環境則更為惡劣。它們需要在幾十年時期內解決西方花了幾百年才能解決的問題。亨廷頓曾說過，“現代性意味穩定，現代化意味動蕩。”現代化過程既是高速發展期，也是矛盾多發期。這些國家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政治制度轉型、經濟發展、階級矛盾、民族宗教問題等，稍微處理不當，就容易出現群體抗議和社會危機。當這些國家出現問題后，西方大國就像鯊魚聞到血腥味一樣聚攏過來，不斷推波助瀾，借以實現有利于己的戰略目的。蘇丹、敘利亞、伊朗、緬甸等國政局動蕩，均能發現西方勢力插手的身影。

　　這方面的例證不勝枚舉。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是借口當地出現種族清洗(作為對比，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時，西方則漠然視之);2003年伊拉克戰爭是借口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西方制裁伊朗是借口伊核計劃涉嫌制造核武;2011蘇丹被一分為二，是借口達爾富爾出現危機;2011年英法發動利比亞戰爭，是借口政府鎮壓反叛者。此前，敘利亞、緬甸、委內瑞拉等國政局動蕩，以及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爭端等，都不難發現西方勢力插手的身影。它們就像半夜出來活動的盜賊那樣，每個房間的門都要試著推一下，只要能推開，就闖進去劫掠一番。由此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大國爭奪的犧牲品。而且，越是處在大國勢力范圍分界線的國家，越容易成為爭奪對象。這種在分界線地區的焦點爭奪，看似只是爭奪某一“據點”，實則關系到戰線向哪邊推進的戰略態勢問題。烏克蘭恰恰就是這種“中間地帶國家”。

　　三、烏克蘭是大國爭奪的最新犧牲品

　　1991年蘇東陣營解體后，西方為侵占前蘇聯的“勢力范圍”，并以“民主自由”為價值觀紐帶，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納為西方的外圍地帶。而烏克蘭更是西方爭奪重點。烏克蘭是歐洲惟一地處獨聯體、西亞和中東歐三大集團接合部的國家，被稱為“歐洲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在歐亞大陸具有特殊戰略地位。因而是西方地緣擴張必爭之地。尤其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國力日漸復興，美歐更急于在前蘇聯地區擴大勢力版圖，尋找遏制俄羅斯復蘇的合作伙伴，而烏克蘭最符合西方的條件。“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能成為一個帝國，而有了烏克蘭，俄羅斯就自然會成為一個帝國。”

　　為了使烏克蘭在價值觀進而在政治態度上更加親西方，美國等西方國家在 烏克蘭輸出和鞏固“民主”方面下足了功夫。1996年，美國在減少對俄援助同時，維持了對烏克蘭的大規模援助，使烏克蘭取代俄羅斯，成為繼以色列、埃及之后的美國第三大受援國。2004年烏克蘭總統大選期問，美國與歐盟看中尤考科，向其競選聯盟提供了5800萬美元，并最終通過“橙色革命”扶其上臺。美智庫學者坦承：“這些人本來沒能力也沒打算進行革命。革命完全是西方人為組織和資助的。如果向這種計劃投入大筆金錢，同時向某些人物提供反對派領袖的角色，

　　這種方式通常會奏效。”2014年烏克蘭政壇劇變同樣是美國、歐盟、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外部代理人共同策劃的。它們為推翻亞努科維奇政府，甚至雇傭狙擊手射殺20多名抗議者，然后嫁禍現政府。美歐等西方勢力支持所謂的親歐派，并不是真心要為烏克蘭帶來“民主自由”，更不是為了改善烏克蘭人民生活，而是要將烏克蘭變成圍堵俄羅斯勢力擴張的前沿哨所。事實也證明，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以及2014年亞努科維奇政府倒臺后產生的新政權，都明顯將“向西看”作為對外政策優先目標。然而，對俄羅斯來說，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俄將失去抵御北約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軍區將成為邊疆軍區。被逼到墻角的俄羅斯別無選擇，只能奮起反擊，針鋒相對，由此使烏克蘭危機不斷升溫。而外部大國爭奪的最終結果，就是使克里米亞半島還以“公投獨立”方式被并入俄羅斯。從經濟上看，持續政局動蕩導致烏克蘭外匯儲備接近衰竭，國際信用評級持續下降，經濟瀕臨破產。同時，大國爭奪還導致烏克蘭社會撕裂，東部居民離心傾向加劇，由此產生的流血沖突至今仍未平息。

　　總體看，烏克蘭地處歐洲與俄羅斯分界線的特殊地緣位置，加之自身孱弱，由此決定了該國不可能采取“一邊倒”政策，而只能左右逢源，充當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溝通橋梁，否則烏克蘭將繼續被外部大國撕裂，面臨更加深重的災難。

　　小結

　　中國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近些年，隨著中國崛起步伐加快，美國等西方國家戰略焦慮感加劇，在“中間地帶”對我圍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蘇丹、利比亞、緬甸、泰國等國的幕后插手，使中國的海外利益和戰略空間不斷遭受壓縮。對西方這種“地緣蠶食”對抗方式，我們既缺乏足夠的地緣政治觀念，也受束縛于“不干涉內政”的傳統原則，結果我們屢屢吃虧。在這方面，俄羅斯這次應對烏克蘭“顏色革命”的獨特做法，為中國處理類似問題提供了有益啟示。中國和平崛起并不等于一味回避矛盾，息事寧人。世界的本質是矛盾的，正視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因此，面對西方勢力頻頻的小動作，中國不妨學會“合理沖撞”，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唯有如此，中國外部環境才能更加優化，中國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原載《中國國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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