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本書,它主要是指責一個國家的經濟嚴重不平等,“最富有的1%的人群擁有的財富超過國家的財富的1/3。”而這些最富有的人也從各個方面把持了這個社會:話語權在他們手中,立法權被他們控制,甚至官員的任命也要聽命于他們。相比之下,其他人群的財富越來越少,機會也越來越少,向上流動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長此下去,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將受到嚴重的破壞,“民主”、“法治”都會崩潰,最終它將淪為世界上的三流國家。這樣的國家,在世界存在著很多;而這本書里所說的這個,是美國。
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對美國經濟乃至制度進行反思的作品不勝枚舉,其中不乏特別犀利之作。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這本《不平等的代價》就是其中的代表。
這本書的一開頭,作者就用非常充分的數據列舉了美國已經陷入了嚴重的不平等:“截至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美國社會最上層的0.1%的家庭所擁有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自經濟衰退以來所謂的‘復蘇’的收益絕大部分都進入了最富有的美國人的口袋:與2009年相比,2010年叛國所創造的額外收入中的93%都為最上層的1%美國人所得……最上層的1%群體一周的收入都比最底層1/5群體全年的收入多出40%;最上層0.1%群體一天半的收入幾乎相當于最底層90%群體一年的收入;最富有的20%群體的稅后總收入超過最底層80%群體的總收入……”作者列舉的數字很多,這里就不一一引用了。
那么,為什么會造成這么大的不平等呢?根據美國向世界推廣的“美國夢”式思維方式,如果一個人足夠勤奮、智慧,那么他就會得到他想擁有的一切;而那些處在貧困之中的人,要么就是不夠勤勞機智、要么就是人品問題,最后一個原因就是運氣不夠好。我一度認為,對于美國人來說,這種說法可能是靠得住的——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未必,因為中國很多既勤勞又智慧的人最終過得都不好——比如那些下崗工人。但是美國并沒有“下崗”一說,所以“美國夢”式思維應該是合理的。然而,斯蒂格利茨卻指出,在當今嚴重不平等的美國社會,“美國夢”其實只是一個夢而已:“現在美國人從底層奮斗到上層的機會少于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人們。”斯蒂格利茨的邏輯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比較簡單:要想向上流動就要有知識,只有知識能夠改變命運,但是當一個社會不平等太嚴重的時候,教育資源自然也會不平等,富二代想接受最好的教育很容易,而對于普通民眾來說,教育經常會成為一種巨大的負擔。
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會讓人變窮。那么那些變富的人真的是因為他們的智慧和勞動才富起來的嗎?也未必。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成為富人的方法有兩種:要么創造財富,要么掠奪財富。前者為社會增添財富,后者通常減少社會財富,因為在掠奪財富的過程中,財富遭到了破壞。”后面這種,其實就是“尋租”。斯蒂格利茨對尋租的定義是:“尋租,即收入的獲得不是因為創造了財富而得到應有回報,而是攫取了大量即便沒有他們的努力也會被創造出來的財富。”亞當·斯密說如果人人追逐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共同創造社會的利益。但尋租則顯然不是。斯蒂格利茨用銀行家來舉例,銀行家們在追逐利益的時候卻沒有為社會貢獻任何的財富。當然,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一個倫理問題,卻和“美國夢”式的思維不矛盾,銀行家確實騙了人,但那也說明他們很聰明。對于這種意見,斯蒂格利茨轉引了一位銀行家朋友的話說:“任何人(就連他12歲的兒子)都可以賺大錢,只要政府愿意以那些條件把錢借給他。但是銀行家們卻把那些利潤看成是他們天才的結果,完全應該得到那份他們習以為常的激勵薪酬。”
銀行家們賺錢太過容易,同時又太過無恥,最終的結果就是:“如果說,今天那些掙扎著的貧困家庭得到我們的同情,那么處于上層群體的人就越來越引發我們的憤怒。”尋租造就了不平等,市場為尋租找到了借口,而政府則會為尋租創造條件。本書第6章有一個觸目驚心的標題:《1984降臨美國》。我們知道,“1984”是集權主義的代名詞,很少會有人把它和美國聯系在一起。但斯蒂格利茨則用犀利的目光看出問題,并指出,那些擁有最多財富的人是多么容易控制話語權和政治,從而漸漸成為“獨裁者”。
不過,就像世界上所有的獨裁者都會被推翻一樣,美國的這“1%”也不可能獨立于社會,他們的命運是和另外的99%捆綁在一塊的。一旦社會崩潰,則會“天塌大家死”。不過話說回來,我們完全沒有資格嘲笑美國的不平等,因為我們的問題同樣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話。斯蒂格利茨的這本書所剖析的問題值得我們一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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