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7日，一隊據信屬于“光輝道路”的武裝人員潛入秘魯庫斯科地區的一個建設工地，焚毀了一家跨國石油財團的三架直升機。此前一年，在同一地區還曾有40名石油公司工人被綁架，稍后得到釋放。這是媒體上所能看到的關于“光輝道路”的最新報道。

　　“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是秘魯一個毛派反政府游擊隊組織，在80年代，該組織在秘魯的活動頗為活躍，時常制造事端。1992年，在CIA的協助下，藤森政府的在清剿行動中逮捕了該組織首腦古茲曼，其后該組織其活動開始日漸減少。不過，該組織的意識形態與策略被其他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游擊隊所效法，例如在尼泊爾支持毛澤東思想的尼泊爾共產黨。

　　秘魯共產黨2010年制作的日歷封面

　　從學生運動到上山打游擊

　　實際上，“光輝道路”游擊隊組織從來沒有自稱為“光輝道路”，他們正式的名稱為“秘魯共產黨(毛派)”，是從秘魯共產黨紅旗派中分裂出來的。

　　在1980年代，“光輝道路”在自己的報紙上一直把秘魯共產黨創始人何塞•卡洛斯•瑪麗亞特加的一句名言“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打開通往革命的光輝道路”放在通欄標題的位置，而由于秘魯的共產黨組織一度多如牛毛，各組織的正式名稱又都很相似，人們只能通過他們的出版物來辨別這些組織。于是，一個在“武裝斗爭”和“鎮壓反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組織就這樣被冠以了一個充滿異國情調和烏托邦色彩的名稱。

　　“光輝道路”的精神領袖阿維梅爾•古茲曼(Abimael Guzmán)曾是一位大學哲學教授。1960年代，當古茲曼還在大學教書的時候，就已經接受了毛澤東思想，并開始在秘魯的大學校園中廣泛傳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茲曼及其領導的毛派共產黨組織一度成為秘魯各大學中最為強勢的政治團體，但很快又在意識形態競爭中敗北。

　　1980年以后，黨的領袖們意識到，搞學生運動和罷工并不能“取得政權”，根據毛澤東的游擊戰和人民戰爭思想，古茲曼決定放棄大學校園這一陣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上山打游擊去!”。

　　“光輝道路”的宣傳海報。在“光輝道路”的隊伍涵蓋了從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的廣泛階層。

　　在秘魯的貧困山區，偷牛是非常嚴重的罪惡，通過處死“偷牛賊”之類的“地主惡霸”，光輝道路獲得了一些農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輝道路發展的早期，秘魯當局并不在乎農村到底發生了什么。利馬的政局并不穩定，民選總統被軍事政變推翻，而軍人政府則更注重于維護首都利馬的統治。在開始的幾年中，光輝道路在“白區”的夾縫中艱難而卓有成效得生長著。

　　與此同時，光輝道路也在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在“第二次中央全會”期間，所有的領導人都聚集起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但顯然，古茲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評”而不能被“批評”的。

　　第二次中央全會還決定成立第一軍事學校，黨政干部在那里學習武器的使用和游擊戰理論，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茲曼對毛澤東思想的“注解”，這樣的“組織生活”提高了光輝道路核心團隊的凝聚力和政治素養——除了從大學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識青年，大部分光輝道路新補充的干部都是安第斯山區的農民，政治學習在當時顯得異常重要。

　　到80年代中晚期，光輝道路已實際控制秘魯國土三分之一強。

　　“光輝道路”在不同時期的活動區域

　　領導層覆滅

　　當在農村站穩腳跟以后，古茲曼放棄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教條”，而是直接在資本主義統治的核心——首都利馬展開“武裝暴動”，汽車炸彈襲擊，謀殺政府官員和其他左翼政黨領袖，而利馬當局顯然對這樣的“非常規”手段無計可施。

　　就在此時，1992年，鐵腕強人、“中國男孩”藤森通過選舉上臺執政(在拉美人看來，日本人和中國人沒有什么區別，他們都來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從政伊始就獲得了“中國男孩”的外號)。此時，不滿光輝道路后來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魯農民又自發組織起自衛武裝，藤森上臺后很快給他們以合法地位，據秘魯政府統計，有7000多個此類武裝前往政府登記。另一方面，藤森整頓軍隊，使得一度因軍紀廢弛而聲譽掃地的政府軍形象有所好轉，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與藤森當局展開合作，提供情報和反游擊戰訓練方面的支持。光輝道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而古茲曼的對策是在利馬發動更多的“武裝暴動”——當然，這種行動被“資產階級”稱為“恐怖襲擊”。1992年9月12日，光輝道路包括古茲曼本人在內的主要領袖，在利馬舉行秘密會議策劃下一步暴動的時候被警方一網打盡。光輝道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迅速崩潰，而此后接替古茲曼的拉米雷斯也于1999年被捕，此后的光輝道路幾乎銷聲匿跡。

　　進入21世紀，唯一還在活動的光輝道路武裝是其一個軍事小派別“前進”，并制造過一些“麻煩”，但秘魯整體的局勢正越來越趨向安定與和平，“前進”的活動也越來越少。2006年2月，“前進”的軍事領袖亞歷山德羅•托雷多被政府軍擊斃，秘魯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標志著“光輝道路”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古茲曼被捕后，秘魯軍方將其關在鐵籠中押送至一處海軍基地。

　　2004年，在法庭上受審的古茲曼(右)

　　拉美革命走向何方?

　　事實上，不僅是秘魯，整個拉美地區都長期被“美國后院”和“革命策源地”的雙重身份所困擾。

　　在秘魯鄰國哥倫比亞，也曾活躍著一支強大的左翼游擊隊。成立于1964年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算得上是整個拉美地區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反政府武裝，其現有成員8000余人。

　　FARC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1958年之間的哥倫比亞內戰。當時傾向于左翼的自由黨落敗于代表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保守黨。落敗后的一部分自由黨人轉向共產主義，其中的一支游擊隊，由帶有傳奇色彩的曼紐爾·馬魯蘭達(Manuel Marulanda)領導。1966年，馬魯蘭達將其手下武裝改組為現在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并樹起了“打倒寡頭統治、均貧富和土地革命”的大旗。

　　“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前領導人馬魯蘭達

　　多年后，馬魯蘭達曾回憶說：“那時，我和多數起來反對政府的農民武裝一樣，只想對抗當地的警察，并沒有長遠的革命理想與政治追求。后來，我受到了哥倫比亞共產黨的全面影響，特別是共產黨把政治委員路易斯·馬蘭蒂斯派到我的隊伍中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是政治理想。”

　　直到上世紀80年代，FARC還是一支相對純粹的左派武裝，主要活動于貧苦的農村。因為其挑戰哥倫比亞社會種種不公的形象，而曾經獲得過國際社會的支持。

　　1984年，FARC曾經試圖與哥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成立了名為“愛國同盟”的合法政黨，并且加入了國會。但是和平并沒有到來，右翼勢力、敵對毒品販子和軍方秘密暗殺小隊不斷暗殺愛國同盟成員，慘遭毒手者達3000人，包括多名議員和總統候選人。1994年，“愛國同盟”解散，武裝斗爭再度爆發。

　　FARC在哥倫比亞南部小城San Vicente del Caguan舉行的閱兵活動

　　2002年，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Alvaro Uribe Vélez)當選哥倫比亞總統。1983年，烏里韋的父親、一個富裕的牧場主被FARC綁架并殺害，使得烏里韋在執政后誓以徹底清剿FARC為己任。烏里韋的清剿計劃有兩個關鍵支撐，一是組建精英特種武裝，二是依靠美國的強力支持。美國不但提供了高達30億美元的援助，并且派遣軍事顧問直接指揮哥政府軍的行動，有超過900名美國軍事人員被部署在哥倫比亞，包括情報專家、技術人員和特種兵。

　　在名為“Plan Patriota”(愛國計劃)的清剿之下，FARC的勢力開始萎縮，目前僅僅活動于靠近委內瑞拉的西南部山區。進入21世紀，FARC更是逐漸開始從事販毒、綁架和種種恐怖主義的行為，以毒資和綁架贖金充當活動經費，組織開始變質。不過，去年2月，FARC宣布將摒棄長達數十年的綁架人質獲取贖金的做法，并且將釋放所有關押在叢林監獄里的人質，這也被視為FARC有可能邁向和平的跡象。

　　盡管拉美地區的武裝革命如今正在銷聲匿跡，但以查韋斯、莫拉萊斯為代表的新一代拉美政府領導人卻繼承了他們的左翼色彩。巴西今年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也被拉美媒體視為年輕一代無產階級的亮相。

　　現在，秘魯共產黨依然活躍，即使光輝道路失敗了，毛澤東主義還是在秘魯擁有廣泛的支持者。或許有一天，另外一個“光輝道路”又會通過某種令人驚奇的方式在拉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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