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論改革的“限度”和歷史風險

摘要：列寧改革思想的精髓是其“戰略退卻”思想。它包含關于退卻的必然性、限度性和風險性三個相互聯系的維度。必須完整準確地把握這一理論體系，重新突出其限度性和風險性這兩個被長期“遺忘”問題的重要價值。其中，關于“退卻”的限度性思想，主要包括限度的決定因素、程度的判斷標準、可控的前提條件、可能的歷史結果等四個方面；關于“退卻”的風險性思想，主要包括來自錯誤思潮、國內外階級敵人和黨內官僚主義腐敗現象的風險問題。列寧為科學把握“退卻”限度，合理化解“退卻”中的風險提供了可貴的探索。

關鍵詞：戰略退卻；限度；歷史風險；化解

一、列寧改革思想的理論維度與研究狀況

列寧改革思想是從戰時共產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出發的：俄國沒有經歷成熟的資本主義階段，而在戰爭中采取了一種戰時共產制度。這決定了這種制度必然存在一個“身份合法性”問題——經濟制度的建設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還是為了政治權力的爭奪。一些人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區別，試圖蒙混過關，將權宜之計當作歷史規律，直接將其“推廣”到其它階段和其它領域。這必然激化利益受損者的矛盾而影響社會主義大局。政治進步不能代替經濟規律，必須退回到真實的、實實在在的起點。因此，在列寧看來，改革的本質就是一種戰略退卻——通過退回到國家資本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此基礎上再來擴大社會主義成果。

列寧的戰略退卻思想不僅是一種經濟學和政治學思想，而且是一種歷史辯證法思想，是其向社會主義過渡思想的哲學方法論基礎。列寧“戰略退卻”辯證法的本質，是“為進而退”、“以退為進”。當前進無法實現既定目標時，就主動地、自覺地、靈活地實行“戰略退卻”，直到退到穩固地建立了前進的社會經濟基礎，然后再擴大戰果、繼續前進。退卻本身不是實踐的目標和根本方向，而是一種策略和方法。這是一種在深刻體悟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冷靜估量客觀事實基礎上，將辯證法精髓與俄國現實靈活結合而生成的辯證的社會發展觀。

從內涵上看，列寧“戰略退卻”辯證法主要包括三個理論維度：第一個維度是關于“退卻”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地位問題的論述，認為“前進中的退卻”是一種社會歷史必然現象。這一部分是整個“退卻”辯證法的理論前提和基礎。第二個維度是關于“退卻”的限度及其程度把握的問題，詳細論述了退卻限度的決定因素、客觀標準、政治經濟前提和可能后果等問題。第三個維度是關于“退卻”過程中的歷史風險及其化解措施方面的探索。概括地講，第一個方面是講“要退卻”，退卻的“必然性”問題；第二個方面是講“停止退卻”，退卻的限度性問題；第三個方面則是講如何保證在“退卻”與“停止退卻”中掌握主動，退卻的“風險性”問題。

關于列寧“戰略退卻”思想的研究，國內學界有個鮮明特征：直接成果鳳毛麟角，間接成果汗牛充棟。這主要是因為大多數人將關注點放在了其政策案例——新經濟政策的研究上。這種研究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獲得感性經驗，為改革實踐提供直接策略依據；另一方面，又難免流于邏輯系統的表層，不能深入把握其哲學精髓。而且，即使個別人的研究涉及到“退卻”辯證法問題，也是將側重點放在了其三個理論維度的第一個維度，即“戰略退卻”的歷史必然性、必要性問題上，而沒有深入研究其后面兩個維度。這就難免流于理解解釋的偏頗性，而不能“由抽象上升到具體”，深入到實施程度、把握力度、保障措施等機制性問題方面。這種情況除了與研究者的個人偏好有關外，主要是由現實實踐展開的程度決定的。

上述這種“雙重偏頗”現象，在理論上會導致研究的膚淺性、邏輯的不徹底性等問題，在實踐上可能會造成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一些重大風險問題。對于前者，無非是一個理論問題，可以不停地研究和探討；對于后者，卻關系到改革大業能否成功，十三億人民的福祉能否得到保障，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否建成的重大問題。列寧的思路是改革開放理論的“活水源泉”，鄧小平也認為這一思路比較好。無論是從理論研究角度，還是改革實踐角度，我們都有理由將這一思想徹底地、完整地、準確地搞清楚。鑒于這一問題的第一個維度已有所較多研究，筆者重點探討一下后面兩個維度。

二、關于改革的“限度”問題

既然退卻是“為進而退”、“以退為進”，那么退卻就不能永無止境地退卻下去，而必然要在特定的時間和程度上停止退卻，轉而采取進攻的戰略策略。然而，這種“退卻”應該退到什么時間、什么程度？依據什么作為“停止退卻”的標準？什么東西可以“退卻”、什么東西不可以“退卻”？“退卻”超過限度怎么辦？這一系列問題顯然是非常難以回答的，但如果不能及時和科學地得到回答，就有可能在干部隊伍和群眾中導致思想混亂，甚至是政治立場的動搖和轉變。對此，列寧以對社會主義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態度，密切關注著各種跡象的變化，在不同的實踐程度和時間階段上，做了詳細和豐富的論述。這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退卻”的限度，是由退卻要達到的目的的歷史合理性的限度決定的。在列寧看來，蘇維埃俄國向社會主義實行直接過渡，已經為“戰時共產主義”的后期實踐證明為不可行。所以，必須進行戰略退卻。那么戰略退卻的目標是什么呢？這個目標就是列寧早在1918年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1而不是具有永遠的歷史合理性，即只是在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內不可避免，而不是作為一種資本主義的歷史形態不可避免。這就決定了“退卻”的限度是由“國家資本主義”歷史使命的限度決定的。因此，列寧說“我們什么時候學會了，什么時候為扎實地轉入進攻做好了準備，我們就什么時候停止退卻。”2

第二、判斷何時停止“退卻”的標準只能是客觀實踐。列寧深諳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辯證法，當著實踐并沒有提供豐富的完整的素材之時，列寧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告訴人們：“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退到哪兒為止？’…我們退到什么時候為止…只有進一步實行我們的轉變，才能提供回答這一問題的材料。”3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轉而恢復資本主義。究竟到什么程度，我們不知道。”4當著實踐開始發生一些關鍵性的、影響到全局性質的變化時，列寧則以他超凡的敏銳性捕捉那些信息，并做出及時的靈活的結論：“我們現在已經有些跡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卻的終點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將來停止這種退卻的可能性了。”5當著戰略退卻的目的基本達到，必須停止退卻，鞏固擴大戰果以備轉而前進之時，列寧則以十分果斷的態度下令停止退卻：“我們現在應當代表黨宣告：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就要結束或者已經結束。”6 “退卻已經結束。主要的活動方法，即如何同資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經訂出來了。”7

第三、（作為第二點的一個方面）如果實踐證明“退卻”得不夠，就必須堅決地繼續“退卻”。列寧追問道：“退回到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經營手段、經營方式和經營方法，這種退卻是否已經夠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卻而開始準備進攻呢？不，實際表明退得還不夠…必須再退，再后退，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8，“而且這還不是最后的退卻。甚至不是（為所有人）充分認識到的退卻。”9實踐證明退卻得不夠，就要堅決地繼續退卻，而不能半途而廢、無功而返。

第四、在作為“退卻”的政治、經濟保證的國家政權、經濟命脈問題上，無論如何不能“退卻”。這是因為：第一、我們搞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在工農政權前提下，自覺地為社會主義創造“經濟基礎”的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工農政權”，我們要達到的目標就無法實現，就不能保持進退程度的主動權和控制權，就必然要退回到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光有人民政權還不夠，國家還必須掌控核心經濟命脈和經濟手段，因為沒有了這個“經濟基礎”，不僅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難以建立起來，國家政權自身的存在也會受到嚴重威脅。反過來講，我們之所以“能捍衛自己的利益”，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手里擁有大批工廠、鐵路，我們又有居領導地位的黨（在基層有共產黨支部，在上層有共產黨員）”。10沒有這兩點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沒有保證，因此這兩點無論如何是不能“越過”的。

第五、作為一種歷史現象，“退卻”必然產生“矯枉過正”、超過限度的路徑依賴式歷史風險。這一方面是一種客觀歷史現象，具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覺性，加強紀律維持秩序，防止出現意外情況。對此，列寧客觀地指出，“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隱瞞……我們走得比我們能夠控制的遠了一些，但斗爭的邏輯就是這樣。”11“當軍隊退卻的時候，紀律必須比進攻時嚴格百倍，因為在進攻時大家都拼命向前沖。可是如果現在大家都開始拼命向后逃，那就必然會立刻滅亡。”12軍隊的前進和退卻如此，經濟制度的建設問題也是如此，所以那種不講求不同部門和行業的特殊性，“一切按新樣子建立和趕浪頭的傾向，必須加以制止。”13

三、關于改革的歷史風險問題

像新經濟政策“這樣的退卻有無危險？這樣的退卻是否會增強敵人的力量？…是有危險。是會增強。”14除了上述路徑依賴意義上的歷史風險，列寧還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強調了其它三種風險類型：來自錯誤思潮的風險、來自國內外“敵對階級”的風險、來自黨內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風險。這些風險出現的必然性和化解方式，都值得我們注意和借鑒。

（一）來自錯誤思想觀念的風險

這里所講的錯誤觀念，主要是指“左”的和右的兩種教條主義，以及狹隘的局部利益本位主義。右的教條主義，是指那種將積極的退卻當作消極退卻的“改良萬能論”。

對于來自右的教條主義，即來自“路標轉換派”的“改良萬能論”的風險性，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的新經濟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變還是策略？…路標轉換派議論說……實際上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變，是內部的蛻變，他們一定會走向通常的資產階級國家…這是很有益的話…敵人說出了階級的真話，指出了我們面臨的危險。敵人力圖使之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這是一個主要的真正的危險。”17“路標轉換派”的主要主張是與革命相對抗的和平的憲政發展道路，這與俄國國內的孟什維克和社會民主黨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這種來自改良主義政黨的危險，一方面會使來自“左”的極端悲觀主義完全喪失信念，另一方面它實實在在地反映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立場。

（二）來自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風險

一國首先實現和建成社會主義，其國內外政治環境自然和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多國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有著完全的不同。對此，列寧指出，“資本主義的恢復、資產階級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關系在商業領域的發展等等，這些就是我們目前的經濟建設所遇到的危險。”19這里所講的資產階級，包括國內的“小私有者”、民族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

來自國內階級敵人的風險，主要是指小私有者和民族資本，特別是小私有者不遵循國家規定進行違法的投機行為所帶來的無政府狀態。列寧認為“小私有者的自發勢力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20“投機商、奸商、壟斷制度破壞者就是我國‘內部的’主要敵人，即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措施的敵人…或者使這些小資產者服從我們的監督和計算，或者是這些小資產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們的工人政權”，21“消除無秩序、經濟破壞和松懈現象比什么都重要，因為讓小私有者的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就是最大、最嚴重的危險，它無疑會葬送我們”。22列寧這里所講的無政府狀態，主要是指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以及由此可能帶來了經濟破壞。而消滅這種無政府狀態，實質是強調國家政權和經濟命脈對于戰略退卻的首要意義。

來自國際資產階級的風險，則主要是指進行租借和參股的外國資本，可能成為國際資產階級進行經濟操控和和平演變的工具。列寧認識到，“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包圍著我們，它們正窺測時機，一旦發現動搖，就要把‘自己的人’送回，就要恢復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統治。”因此，“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斗爭的繼續。這場斗爭的形式變了，但它仍然是一場斗爭。所有的承租人仍然是資本家，他們力圖破壞蘇維埃政權，而我們則應當盡量利用他們的貪婪。”23與此同時，與西方交往會“帶來資本主義習氣，使農民腐化”，會成為“投機倒把、間諜活動以及給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幫助的根源”。24因此，在執行租讓合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維護我們的根本利益，“決不讓資本主義政權復辟”，把這種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25

（三）來自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風險

社會主義政權如何杜絕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課題。對于新生的官僚主義現象，列寧是密切關注并十分痛恨的。他一方面冷靜地分析了人民政權產生官僚主義的經濟根源，另一方面又主張對官僚主義進行嚴肅處理。列寧認為，從一般意義上講，官僚主義的經濟根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已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工人的（部分地也是為了反對農民的）革命運動而需要官僚機構，首先是軍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機構；另一方面是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和渙散性，他們的不開化，交通的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缺乏流轉和協作。26官僚主義產生于兩種階級基礎，一種是分散的小農階級，一種是新生的資產階級。盡管列寧認為當時官僚主義經濟根源主要是小農的分散性，但卻已經覺察和預見到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了。對于官僚主義這一“禍害”，列寧主張“用恐怖手段進行清洗”，27因為這是一個關系到戰略退卻的政治前提——人民政權的本質屬性的重大問題。政權不能保持人民性，等于直接向階級敵人投降。

對于官僚主義的毒瘤——貪污受賄的腐敗現象，列寧則從政治建設和政策執行的高度指出，“只要有貪污受賄這種現象，只要有貪污受賄的可能，就談不上政治。在這種情況下甚至連搞政治的門徑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就無法搞政治，因為一切措施都會落空，不會產生任何結果。”28而沒有了政治，所有的戰略策略就成了無頭蒼蠅，就不能保持本色和控制力，就必然要失敗。腐敗是一種腐蝕劑，是產生資產階級官僚主義的經濟原因，是使工農政權蛻變的罪魁禍首，必須用各種嚴厲手段進行徹底打擊。

四、關于界定改革“限度”和化解改革風險的基本原則

合理界定退卻限度、科學制定化解風險的方法策略，是保證戰略退卻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最終目標達成的基本前提。對此，列寧根據現實實踐的要求，提出了以下基本原則。

（一）維護國家機器的社會主義性質，充分發揮政權的專政功能

在列寧看來，政治相對于經濟不能不處于首要地位，而政治的本質就是國家政權。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發揮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建成。正因為有了國家政權，所以“退卻”才能堅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堅持下去。“所謂在物質方面堅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優勢，使敵人不能徹底打垮我們。所謂在精神方面堅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喪，組織瓦解，仍保持對情況的清醒估計，保持飽滿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退得雖遠但退得適度，能及時停下來并重新轉入進攻。”29

從政治和思想的角度講，正因為牢牢掌握了國家政權，才能有效懲治蘇維埃政權的政治敵人和資產階級代理人，例如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從經濟角度講，正因為有了國家政權，我們才比資本家更有優勢，才能在利用資本的同時節制資本。我們比資本家占優勢，因為我們手中有國家政權，有多種經濟手段。

（二）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充分發揮工會等群眾組織的作用

在列寧看來，盡管戰略退卻已經不是疾風暴雨式的軍事斗爭，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而且是最關鍵的斗爭。要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光依靠黨員干部，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不是精英人物，而是普通的人民群眾。所以，“要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還必須依靠最終的力量源泉。而最終的力量源泉就是工農群眾，就是他們的自覺性，他們的組織性。”30沒有人民群眾這個“最終的力量源泉”的支持，一切社會改革都終將失敗。

與階級敵人作斗爭需要人民群眾的支持，與黨內的官僚主義和貪污受賄現象作斗爭，則更加需要人民群眾的支持。相對于群眾的作用，一些人過多地強調了法律和宣傳的作用，實際上僅僅依靠后兩個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是什么東西妨礙我們同這種現象（官僚主義、貪污受賄）做斗爭呢？是我們的法律嗎？是我們的宣傳嗎？恰恰相反！因為這一斗爭單靠宣傳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眾的幫助才行。”31通過人民群眾的監督，使得官僚腐敗分子處于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從而可以從根源上杜絕官僚腐敗現象。否則，很難突破“治標不治本”的歷史性難題。

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在列寧看來首先要發揮工會等群眾組織的功能，不僅要發揮工會的調解功能，而且要發揮工會的維權功能和監督國家政權的功能。他說，“發揮工會的作用：即使這種調節十分成功，勞資之間階級利益的對立無疑還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會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無產階級同資本作斗爭時從各方面全力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32除了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任務之外，工會還必須擔負起同官僚主義弊病、同資本家破壞經濟秩序盜竊國家財產的行為做斗爭。“無產階級國家中，罷工斗爭的最終目的只能是通過同這個國家的官僚主義弊病，同它的錯誤和缺點，同資本家力圖逃避國家監督的階級野心等等做斗爭，來鞏固無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政權。”33而為了更好地發揮工會的功能，列寧主張設立“罷工基金”。

（三）堅持一切從客觀實際而不是“抽象圖景”出發

“戰略退卻”的最終目的，是要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最終目的，怎樣來實現這個最終目的呢？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目標問題上，必須反對那種將其理想化、抽象化的錯誤做法，而把它看成是“日常生活”的必然結果。我們必須走向社會主義，但不是把它當作“用莊嚴的色彩畫成的圣像。”在這一目標如何實現，以及實現的結果如何問題上，必須堅持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從人民群眾的實踐出發。“必須使一切都經過檢驗，讓廣大群眾，全體居民都來檢驗我們的道路，并且說：‘是的，這比舊制度好。’”34人民群眾的實踐，人民群眾的態度，是檢驗我們的政策和策略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四）加強黨風和執政能力建設，堅定革命樂觀主義信念

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如何處理黨的領導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呢？是強迫資本家為我們進行經濟建設，還是我們和資本家沆瀣一氣，隨波逐流，受其腐蝕，成為他們的權力代表？列寧堅定地指出，“我們應當強迫資產階級用他們的雙手來為我們工作，而不能讓負責的共產黨員身居領導地位，頭戴官銜，卻跟著資產階級隨波逐流。問題的全部實質就在這里。”35戰略退卻能否成功，關鍵在國家政權能否保持本色不變；而國家政權能否保持本色不變，關鍵在黨的作風和執政能力建設。所以，列寧非常看重黨員的質量而非數量問題。

在戰略退卻大背景下，要提高執政黨黨員的素質，首先必須對其進行革命樂觀主義的信念教育，讓大家堅信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不管這個任務是多么困難，不管它和我們從前的任務比起來是多么生疏，不管它會給我們帶來多少困難，只要我們大家共同努力……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36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思潮的蠱惑下，放棄信念，陷入極端悲觀投降主義不能自拔。

上述四個原則，只是列寧關于化解風險思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國家教育、司法、外交等方面所應該采取的措施。這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事業。比起新經濟政策的實踐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涉及到的對象更加復雜。但作為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所必然具有的共性，決定了列寧的理論、方法對于我們今天的實踐是有著重要意義的。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新經濟政策的實踐所出現的問題，產生的風險，很大程度上在我們的改革實踐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對應，例如“左”和右的教條主義、國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資本家勾結狼狽為奸的腐敗現象等等。以史為鑒，可以通古今，瞻未來。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國際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徹底暴露。如何在與國際資本主義交往中，守護人民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不被資本主義吃掉，實現科學發展和世界和諧，贏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這是列寧提出而沒有完成的課題。這一歷史使命如今落在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肩上。如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能夠立足實踐、以史為鑒、開拓創新，創造性地解決這一難題，必將為人類做出偉大的歷史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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