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藍欣
　　時下中國國內談論中美新冷戰成為時髦，但在概念上的混亂令人瞠目。多數論者相信“中美新冷戰不可能爆發”，這觀點犯了一個基本概念的錯誤，好像冷戰是“突發事件”而不是緩慢的互動過程。中國國際關系界有個糊涂信條，即“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并以此為據，不相信中美新冷戰將會到來。其實，承認“不戰不和” 局面存在的本身就包含了冷戰思維的要素。

冷戰的定義與動機

　　不少論者對“冷戰”的歷史演變不甚了了，所以對冷戰談虎色變，以為它必然要引向全面軍事對抗，是“熱戰”的前曲。“冷戰”并不是20世紀才有的，這個現象在國際關系史上屢見不鮮。最早使用“冷戰”一詞的是14世紀西班牙學者馬努埃爾，是他對十字軍東征后基督教與伊斯蘭兩大教派之間的新斗爭方式的總結。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在人員和資源上耗費巨大，但仍然難分勝負。到14世紀以后，雙方都需要與民休息，從而進入政治對峙狀態。不過冷戰遠遠沒有熱戰那么激動人心。在熱戰中，參戰者既有英勇捐軀的“光榮”感，戰后也可能獲得新的和平環境。而冷戰既無英雄主義的獻身榮耀，也沒有造成真正的和平共處環境。所以，人們把冷戰看成是令人煩惱的“熱和平”是有道理的。

　　冷戰的另一個含義來自喬治·奧威爾，那位以《1984》名聲大噪的英國作家。在美國使用原子彈攻擊廣島和長崎的兩個月后，奧威爾以他特有的犀利眼光看出，在熱核武器時代，和平將不會是真正的和平，意識形態的分歧將使冷戰成為慣常的國際爭斗形式。在美蘇分歧逐步惡化的1947年，著名記者李普曼寫出《冷戰》一書，為兩大陣營對抗的國際關系體系找到恰當的定義。

　　所以，談論冷戰是否會“爆發”是誤導，把它同熱戰相混淆。其實冷戰是某種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象。在爭斗雙方的分歧，特別是意識形態分歧，暫時無法彌合的時期，它是保持和平的一個有效手段，并不一定是戰爭前奏。同時，冷戰也是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態。由于雙方缺乏基本的戰略互信，為了避免全面沖突升級，建立危機管控機制是必要的。習近平最近提出“管控”而不是“化解”中美分歧即是基于對中美關系的新現實。所以我們沒必要對它“談虎色變”。美蘇冷戰之外，歷史上冷戰的例子還很多，比如西羅馬帝國與拜占庭的關系，17－18世紀英法為了控制北美洲的競爭，19世紀英俄在中亞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還有1953年以后的南北韓，1949年以后的臺海關系等等。盡管有時出現緊張局勢，熱和平還是維持了下來。

　　此外，對冷戰的管控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冷戰的結局必定是大國關系的升降。這不僅提供了很多新的戰略機遇，也為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提供了大外交的訓練平臺。近幾年中國外交部門在南中國海等問題上的重大失誤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戴秉國的“核心利益論”。

　　發動冷戰的動機各有不同。在兩大對手勢均力敵的狀態下，為了維持和平，雙方往往不惜提高沖突的熱度，創造一個超穩（super-balance)，即建立在相互威懾基礎上的戰略平衡。但在兩個實力不對稱的狀態下，強大的一方發起冷戰的目的往往是防御性的，目的是阻滯對手進一步強大，同時減緩自身的相對衰落進程。但在這個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強國會對雙方實力消長的任何細微變化高度敏感，甚至會采取一些過激的錯誤措施。這就是歷史學家常說的“后帝國時間差綜合征”。這個階段也稱帝國的“病理性衰落（morbid decline)”階段，即相對衰落和絕對衰落之間的過渡。可以說，當下的美國正處于這樣一個困難階段。因此，當世界體系在整體轉型時，一超獨強的霸主對想象中的競爭對手發動冷戰是難以避免的。

 

中國如何應對亞洲新冷戰

　　此次出現的亞洲新冷戰是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相對美國來講，中國既沒有冷戰欲望，也沒有發動新冷戰的資格。但問題在于，既然是“被”冷戰，中國是否應當接招？從美國近來的一系列軍事和外交動作來看，對華的全方位遏制已經開始。這個戰略既有意識形態的基礎，也有清晰的策略思路，而且出牌很有章法。因此，中國不能只是被動應付，或濫用鄧小平的“韜晦”論掩蓋對美國的進攻態勢束手無策的事實。明明是魯迅小說中的阿Q，還要美其名曰“淡定從容”豈不荒謬？淡定從容應基于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