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金融資本的時代 

 J．B．福斯特

余治國(yuweiyuwei)譯

美刊《每月評論》2010年2月號發表了J．B．福斯特題為《壟斷金融資本的時代》一文。該文是福斯特參加越南首府河內市胡志明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于2009年12月15日舉辦的“今日世界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研討會”上關于“經濟危機中的資本主義”討論組的提交論文。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3年前，即2006年12月，我為《每月評論》寫過一篇《壟斷金融資本》的文章（中文譯文見《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3期）。當時有個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1966年出版《壟斷資本》的40周年紀念活動。“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的《壟斷資本》40周年紀念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寫到，“資本主義變化了嗎?其演進是在他們所描述的壟斷階段內的進一步發展，還是已超越了壟斷階段呢?當然，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最明顯的事實是，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發生的變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很明顯，資本主義體制還未找到一種解決其推動力即資本積累問題的前進方式。《壟斷資本》中所描述的資本停滯現象更趨惡化：新的腐蝕性的癥狀形成了，而那些潛在的弊病還在蔓延和深化。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體制找到了復制自身的新方式，并且資本在這種停滯中通過金融資本的爆炸式增長或斯威齊所稱的‘金融資本的勝利’(《每月評論》雜志1994年6月號)獲得了反常的興盛。我暫且稱這種體制的新混合階段為‘壟斷金融資本’。”

本文繼續討論停滯性增長（或停滯）和金融化的“二重性”，這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目前階段的特征。我總結了以下兩種可能：第一，金融和經濟危機主要以“全球債務崩潰和信用緊縮”的形式爆發；第二，壟斷金融資本中經濟停滯與經濟金融化的共生關系繼續存在。我將說明，實際上，我們在過去兩年所經歷的事情總結如下：這是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并且，通過抵消經濟停滯的正規方式的金融化手段，資本主義制度努力地進行自我糾正。隨后，我將嘗試概括出這個論證的邏輯過程，特別要指出的是我的觀點來源于巴蘭、斯威奇和哈瑞·馬格道夫，我還將概述出這與我們目前的經濟與社會困境有怎樣的關系。

一、資本主義壟斷階段

在《壟斷資本》中，巴蘭和斯威齊介紹了由美國所體現出的發達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少數巨頭，即壟斷（或寡頭）公司主導經濟和社會秩序，這便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生產集中與集聚的結果。這個體制的核心特質是剩余（價值）的上升趨勢。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區域傾向于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價值），這種現象之所以可能出現主要在于隨著生產力的不斷增長，成熟性的壟斷產業中真正的價格競爭已經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主要制約不再是生產經濟剩余，而是吸收剩余，換而言之，有效需求將長期不足。

在通常的資本主義支出的分析中，剩余可以通過兩種方式被吸收：一資本主義消費，二資本主義投資。資本主義消費增長將遇到資本本身的內在積累動力的阻礙（“積累！積累！這便是摩西和先知！”），然而，如果所預期的新增投資的回報較低，企業通常會回避投資。這種預期會被工業產能利用率的現有水平所影響，閑置廠房和設備的存在阻礙了達到更高產能的商業投資。并且，由于資本具有獲取更多剩余的傾向往往使得實際工資增長率要低于生產率的增長（即工人受到更多的剝削），基于工資的社會消費相對于社會生產力必然長期不振。這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凈投資的萎縮。因此，在壟斷資本條件下，長期的增長停滯趨勢的特點是非常大的甚至還在不斷擴大的失業缺口。所以，換而言之，由于勞動力和資本品的利用不足，經濟增長遠遠落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因此，巴蘭和斯威齊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是停滯或緩慢增長的根本性趨勢。

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停滯不應該和消費產品或技術的停滯相混淆。事實上，生產技術的持續發展是資本主義（包括其壟斷階段）的普遍特征，但這只提高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產潛力，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過度積累傾向。在對整個經濟與地理都有影響的條件下，像大規模蒸汽機，鐵路和汽車等劃時代的技術革新的出現，會產生與現有的收入制約因素無關的對新增投資的巨大需求。只有這種情況，才能將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低迷中拯救出來。然而，巴蘭和斯威齊認為，那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尚未出現。

的確，壟斷資本已經充分證明，在許多情況下，產生新的消費產品高峰的創新的結果并不是為了滿足真正的消費需要，而是人為制造的需求。但是，盡管有所謂虛構的“創造性毀滅”和浪費性商品的迅速擴散，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可否市場飽和的長期趨勢。

《壟斷資本》出版于戰后的經濟“黃金時代”，在那個時候資本主義似乎離經濟停滯很遙遠。這是主流經濟學家（不是最后一次）宣告經濟周期結束的時代。但巴蘭和斯威齊堅持認為，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原因，在于為了抵消經濟停滯而采取的大量偏離正常經濟發展過程的特殊經濟刺激。其中有些經濟刺激是暫時的，另一些刺激或多或少都永久化了。他們指出，隨著FIRE（金融，保險，房地產）的增長，巨大的銷售努力已滲透到生產過程本身。以冷戰或朝鮮和越南熱戰的形式，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通過吸收未利用的產能推動了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相比之下，作為美國GDP的一部分的政府民用支出也已經達到了20世紀30年代晚期以來的“外星界限”（美國系列電影，主要表現超出科學界限的超自然現象——譯者注），從而限制了經濟刺激的作用。 (在過去40年直到今天，政府民用支出和投資占GDP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接近于20世紀30年代晚期的水平。) 這整個分析指出，具有各種抵消停滯措施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來看難以避免陷入停滯。

二、經濟停滯和金融爆炸

資本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停滯現象，而是滯脹（即經濟不景氣加上通貨膨脹）。主流的解釋是，通脹才是真正的元兇，因此以下措施便成為對各種赤字進行經濟調整的主要策略：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哈耶克時代代替了凱恩斯時代。美聯儲主席保爾·沃爾克在1970年代的利率沖擊導致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危機，那可是整個緊縮政策的一部分。美國進行了一個新一波的軍費開支增加和帝國主義干涉，同時還削減工人階級的收入，把窮人的收入再分配到富人頭上。這在國際上則表現為以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的全球結構調整為杠桿，從而迎來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

斯威齊和馬格道夫（前者于1969年成為《每月評論》編輯）仍繼續主張在此期間的停滯是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傾向，生產和實際經濟增長的弱點被財政大幅度的增加所掩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們出版了《繁榮的終結》（1977），《停滯和金融爆炸》(1987)和其他一些著作，這些著作重點探討的是基于日益顯示出結構性衰退跡象的生產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上層建筑的膨脹。“抵消停滯傾向的力量”， 他們在《停滯和金融爆炸》一書中觀察到，“從1960年代開始到1970年代中期嚴重的衰退之后，沒有什么比增長更重要，但增長也更少地被經濟分析者所理解，國家債務結構（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增長遠遠超過了底層‘實際’經濟緩慢擴張的步伐。結果，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而脆弱的金融上層建筑承受著日益威脅到整個經濟穩定的壓力和張力。”

馬格道夫和斯威齊所研究出的信用債務系統投機性增長的趨向在隨后的幾十年中愈演愈烈。美國經濟的私人債務從1970年占GDP的110%增加到2007年的293%。(債務總額，包括由公眾持有的政府債券，從1970年占GDP的150%上升到2007年的346%。) 金融不穩定性在周期性的信貸緊縮中表現得愈加明顯。《每月評論》認為，債務增長就像吸毒成癮，這是因為要獲得相同的刺激作用必須要用越來越多的藥物。在1970年代，美國GDP增長每投入一美元新債務就可以獲得約60美分的GDP。到2000年初，這一比例已下降到每投入一美元新債務才可以獲得約20美分的GDP。

在過去40年（1970-2010年），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盡管在亞洲一些地區在快速增長——已經經歷了長期地增長減速。美國經濟增長率 (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已經在慢慢地衰減了：1970年代經濟增長率低于1960，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1970年代又要低一些，2000-2009年比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還要低。非住宅凈投資從1965-1966 年占GDP的4.8%下降到2005-2006年的2.6%。非農勞動力的實際小時工資率在1972年達到頂峰，到2006年，回落到1967年的水平。此外，工資和薪金支出從1970年占GDP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6%。相似的停滯的普遍趨勢也影響了歐洲和日本。

三、資本主義金融化

到80年代末（1987年股市崩潰之后），并一直到90年代后期，斯威齊都認為，金融化是一種高級壟斷資本主義或多或少的永久趨勢。這是滯漲主義者觀點的另一面。他在1997年寫道：“在起始于1974-1975年經濟衰退資本主義近期的歷史中三個最重要的基本趨勢是：（1）總經濟增長率的減緩；（2）壟斷（或寡頭壟斷）的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3）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他認為，全球化這第四個基本趨勢是一個更長、更復雜和多元化的現象，反映了帝國主義擴張和返回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起點的現象。）

資本主義金融化能被定義為資本主義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轉變。斯威齊觀察到，金融危機和不穩定性已經成為經濟周期頂峰的一個部分。但是，怎樣解釋金融化擴張的長期趨勢？現在顛倒了歷史經驗的設法不依賴于快速增長卻依賴于緩慢增長的金融投機是可能的嗎？

顯然，面臨著投資機會的縮減，公司和獲得剩余的財富投資者竭盡全力企圖通過資產組合的投機來維持和擴張貨幣資本。不太明顯的是它能提供一個似乎無限的外來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所有種類的遠期，期權和衍生品。但是，數十年來那樣一種“賭場經濟”的延續雖然由于保持游戲繼續的最后貸款人即央行的干涉而被信用緊縮所打斷，但資本主義經濟并未發生質的變化。

在斯威齊對《壟斷資本》進行25年回顧時，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既定傳統中，我們（已經）把資本積累當成對實際資本存量的實質上的增加值。但是，事實上，這僅僅是資本積累過程的一個方面。資本積累也可以是金融資本存量的增加值。當然，這兩個方面有相關性，但這個相關性的本質起碼可以說是存在疑問的。”盡管如此，相關性很多方面的問題的已經表現越來越明顯：通過FIRE行業和各種財富效應（財富效應可以把資產升值轉化為新的需求）所創造的就業，金融化能幫助提升停滯的經濟。金融化無法改變生產停滯的根本問題，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惡化了它。相對于實際經濟的金融增長還意味著可能破滅的金融泡沫的出現。壟斷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賴于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時作為最后貸款人提供流動性和資本。央行越能有效地防止金融系統崩潰，就為將來創造更大的危機。如果金融泡沫膨脹到足夠大，它就會壓垮央行和國庫，在這種情況下，嚴重的債務緊縮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經濟權力在從公司董事會轉移到金融機構和市場，這會通過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以復雜的方式影響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金融日趨重要的作用是很明顯的，這不僅在于金融公司的擴張還在金融分支機構和非金融企業活動的增長，以至于金融和非金融公司之間的界限盡管意義重大，但卻日趨模糊。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金融化是長期全球化過程中的主要新力量，并且在整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時代都是 確定的組成部分。金融化日趨和政府債務相互聯系在一起，金融化轉變了赤字的作用，尤其是美國這個全球金融化的中心。由于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停滯趨勢，資本主義經濟除了繼續金融化過程以外，別無他法。

四、金融大危機和第二次收縮

我和哈瑞·馬格道夫、羅伯特·麥克切斯尼一起在《每月評論》2002年11月刊發表的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基于一般模型，不動產/房產泡沫的膨脹是一個潛在的導致美國經濟不穩定的因素。緊接著我們又在第二年春天一篇題為《復蘇是什么》的文章中聲稱：“房產泡沫可能直到破滅都會繼續膨脹。”由于這一問題變得更加關鍵，我在2006年5月的《每月評論》上寫了“家庭債務泡沫”（《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11月），該文指出不可持續的房產抵押貸款（以巨大的負擔壓在工人頭上），還指出泡沫有可能破滅而影響到整個經濟。再后面的一篇文章是弗雷德·馬格道夫發表于《每月評論》2006年11月刊的“債務和投機爆炸”。因此，盡管在2007年夏末首次爆發的危機的某些具體方面讓我們感到驚訝，但就危機的一般性發展來說，我們并不感到驚訝。

就像卡門·萊因哈特和肯尼思·羅戈夫在《時代不同了：八世紀的金融鬧劇》一書中指出的：“金融危機很少在真空中發生。很多時候，一場金融危機僅僅在一個真實沖擊減緩了經濟增長的步伐后才真正開始。因此，金融危機是一種放大機制而不是觸發機制。”所以，他們稱之為“第二次收縮”（1930年代大蕭條是首次收縮）的概念以我們分析的邏輯來說可以被解釋由停滯力量引起金融泡沫破滅，泡沫破滅則是一種放大機制。

金融大危機本身能被看成某種回到實際經濟停滯趨勢基本面的金融利潤的“回歸平均值”，這造成數萬億美元的損失。這便成了“金融化危機”的打擊，而金融化恰恰是抵消生產停滯的主要手段。在2007年9月至2009年3月的18個月中，全球50萬億美元資產蒸發，其中包括7萬億美元的美國股市財富和6萬億美元的美國房產財富。2009年3月初，經通貨膨脹調整后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已經“回落到1966年水平”，以至于又回到了40多年前巴蘭和斯威齊發表《壟斷資本》的那個年代。

2008年末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引起金融系統徹底崩潰的恐慌，在這之后的一年多出現了逆轉，我們看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驅動性的資產價格復蘇”的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策略已經從直接的數十萬億美元的金融救援演變為更協調一致的努力。把金融化恢復為資本主義體系的原動力，這在歷史上真地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然而，這卻帶來了明顯的危險。.2009年11月上旬，紐約大學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警告說：“自3月以來主要資產的價格已同步反彈到頂點以上。”，這不過創造出包括“新美國資產泡沫”的“高杠桿的全球資產泡沫之母”。11月晚些時候，美聯儲委員會主席伯南克謹慎地回應了華爾街所關心的問題，華爾街擔心金融驅動的復蘇會構成對了巨大的即將破滅的資產泡沫的威脅。他（以一種不否認的否認態度）簡單陳述道：“雖然這很難說，但對我來說還是很明顯的……目前在美國金融體系存在巨大的失調現象。”《華爾街日報》給出“伯南克：美國現在沒有明顯的資產泡沫”這樣的標題來報道這件事。

2009年底顯而易見的華爾街恐慌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混亂的金融市場高速膨脹到完全脫離了實際經濟。引起恐慌的并不是其他因素，而是泡沫膨脹得太快太大，這可能導致泡沫迅速崩裂而帶來毀滅性后果。

英格蘭銀行金融維穩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預兆性地談到“死亡循環”。 他估計，在目前的危機中美國和英國給銀行的援助幾乎達到兩國GDP的四分之三。他認為，這項龐大的對金融機構的政府援助是在鼓勵基金經理們去冒更高的投機風險，這是在把現在的危機推遲到以后發生，而以后將會更大的危機。

就像奧巴馬首席經濟學顧問（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薩默斯在2009年3月所觀察到的：“泡沫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是有問題的，這是因為經濟動蕩和混亂不僅會影響到推動泡沫過度膨脹的那些人還會影響到無辜者。即使泡沫可以持續膨脹，也并不表示經濟是健康的。在2000-2007年這么一個穩固的經濟總量增長的時期，典型的在職勞動者家庭的收入下降了近2000美元。中產階級收入的下降正如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暴漲一樣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個原因必定是資產價格上漲，另一個原因必定是金融部門利潤的爆炸性上漲，金融部門利潤占2006年所有公司利潤的40%。”

薩默斯在發表這個陳述時深知，壟斷金融資本實在沒有其他的途徑，基于金融救援的資產價格膨脹刺激經濟復蘇所帶來的則只有危險。因此，他試圖向他的聽眾宣布：“確保我們不會把一個可持續的資產膨脹轉變為又一次的痛苦的衰退，這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奧巴馬政府的正式立場是另一次金融崩潰可通過實施新的金融管制而得到避免。事實上，這是不承認經濟停滯和金融之間的結構性關系，也不承認經濟增長與金融政治力量之間的結構性關系。

長期來看，金融化經濟的有效管制是不可能的事情，原因正如20年前哈瑞·馬格道夫所解釋的：“債務投機泡沫膨脹得越厲害，政府管制就變得更具有威脅性，否則泡沫就會崩裂。央行行長和其他官員不僅要限制干預（除拯救瀕臨破產的大銀行和大公司外），他們還不得不進一步放松管制以緩解壓力以防止潛在的過度化金融的崩潰。”此外，國際資本市場的增長限制了國家金融管制的力量，迫使國家力量讓位給金融市場的力量。因此，盡管新管制可能會到位，但新管制最終必定不能構成有效約束。

過去一年美國經濟金融化的恢復速度反映了如前所述的權力從非金融企業董事會轉移到金融機構和市場，即便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種轉移也是與日俱增。1990年10家最大的美國金融機構占美國金融業總資產的10%，到2008年，則上升到60%以上。同樣的現象是，全球最大的10家銀行在2009年占全球銀行業資產的70%，而2006年才占59%。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政府高級經濟官員都和華爾街有直接聯系的這一事實就不足為怪了。

盡管美國經濟正表現出經濟復蘇的跡象，然而就像首席金融分析師大衛·羅森伯格所形容的一樣，這是“魔術師般的復蘇”。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利潤總增長額的80%來自于金融部門（只占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第三季度與第四季度一樣，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毛利增加值都下降了。消費支出仍然沒有提高，投資也很薄弱。在這個公認的“復蘇”中的利潤增加主要是因為弱勢美元（這提高了源于國外的收入），停滯的或下降的單位勞動成本（反映了失業率在兩位數水平的這一事實），低稅率、低利息（由于國家干預）等非工資成本的下降的結果。

五、資本積累的新階段？

在這篇文章的開始，我所提到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金融進入一個新階段了嗎？在2006的那篇《壟斷金融資本》的文章中，我提到把壟斷金融資本當做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新階段”。如果我們把把資本主義階段——或者說，19世紀競爭性資本主義和20世紀壟斷資本主義——看做為動態階段，在這些階段中，經濟轉型創造出提高資本積累的新方式的基礎，那么，壟斷金融資本階段似乎并不需要單獨劃分出來。相反，資本積累在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區一直處于停滯狀態，同時，資本積累日趨依賴于金融投機來維持微弱的增長。在目前階段，我們能看到的是，在發達資本主義核心區生產的衰退，是這些社會的資本積累逐漸成熟的結果。因此，停滯與金融化變成一種陷阱。然而，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化已經提升了財富與權力，在金融壟斷資本時代，金融化創造出一個復雜而矛盾的事實。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區的資本積累以許多種方式來抵消其歷史限制以得到提升，但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一種不穩定的局面。

我們今天面臨的關于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運作的最復雜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壟斷金融資本與帝國主義、全球化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外圍金融化之間是如何聯系的呢？這包含這樣一個問題，即亞洲新興資本主義經濟崛起的重大意義，不僅要關注東南亞國家，尤其要關注中國和印度。毫無疑問，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核心區的停滯與金融化與低工資外圍區出口拉動工業化的新興開放體有結構性關系。同時，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的整個時代與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危機有緊密聯系。這個時代還設法在不發達經濟體創造出新的“金融結構”，這引起了欠發達國家的新的金融依賴性。甚至，盡管中國和印度有巨大的經濟進步，但卻仍然不能突破外匯和金融控制的帝國主義體系，這讓兩國往往是被動地應對首先由美國、歐洲和日本“鐵三角”所決定的各種倡議。雖然新興經濟體現在是巨量美元的債權人，但是，美國經濟是其無法控制的，美國仍然會繼續決定一切，加強他們對外部出口的依賴，從而使得這些國家產生的經濟剩余從外部渠道（和安全的離岸金融避風港）轉移出來。亞洲地區金融化也在快速增長。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世界銀行最近也關注到亞洲地區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問題，尤其是“中國、香港、新加坡和越南的不動產”。

根據薩米爾·阿明的觀點，目前金融全球化的主導力量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寡頭”，而金融寡頭構成了資本主義寡頭的核心，“鐵三角”國家和服務于自身利益的所謂的國際經濟組織（諸如世界銀行和IMF）的權力則支持了這些金融寡頭。這個體系能夠允許邊緣地區有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但卻仍然企圖通過外匯、金融、技術、通信、戰略性自然資源和軍事力量的壟斷來維持對邊緣區的支配權。

日益惡化的金融危機和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衰退顯示出整個體系已經病入膏肓。現實情況是，美國的霸權即壟斷金融資本帝國的地緣政治的關鍵所在，正處于危機之中。將整個世界經濟組織起來的核心——美元霸權，在越南戰爭期間由于美元的巨額海外出口第一次遭到了質疑，這迫使尼克松將美元與黃金脫鉤。現在的美元看起來似乎在恢復它的長期下降趨勢，這可能導致在某個時候全球崩潰的到來。

當然，所有這些正將我們引向何方，這是很難說的。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趨勢不能與全球范圍內的社會和環境的有效轉型相分離。世界體系理論創始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認為，我們目前正處在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向其他制度過渡的轉型階段。事實上，行星生態危機表明，資本主義文明可能正引起地球歷史中的整個人類世時代的最終危機。這個危機將不可避免地宣告資本主義的滅亡。但是，如果我們不改變方向，整個人類文明也會陪葬。

在這個新的投機時代，一切固態的東西都在空氣中融化。不管怎么說，在這個困難和危險的時代，我們的所有希望現在必須依賴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策略的進展。除此以外，沒有任何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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