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教授不僅書是去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加冕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危機預測家，這個雙重身份使得他的此次中國之旅異常轟動。和以往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術權威的無限崇拜不同，中國的同胞們在　5月11日　的“學術交流”中，向克魯格曼發起了火力甚猛的攻擊。然而，膽量替代不了見識和境界，那些攻擊又多少顯得有些貽笑大方。龍永圖先生居然可以在一個憑借國際貿易理論創新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面前耍起“比較優勢”的大斧；張維迎教授竟然對“邊際”和“平均”這樣經濟學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那個叫嚴介和的人，說了一大堆話后，克魯格曼干脆、只得承認自己聽不懂。不知道這三人能否代表當今中國官、學、商三個領域精英的水平。　

　
那么克魯格曼真的是無懈可擊的嗎？當然不是，只是那些發起攻擊的人無法看到而已。克魯格曼的“局限”在哪里？頗具諷刺的是，它恰恰就隱藏在那位清華大學　李稻葵　教授對克魯格曼的恭維中。李稻葵說美國經濟當局采取的政策是“超級凱因斯主義”，即“凱因斯主義加貨幣主義”。實際上，這與其是在說美國當局，不如是在說克魯格曼本人。克魯格曼對經濟危機的理解，從思想淵源上說，就是一個凱因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這兩個水火不容的兩個學派的復合體，這手高超的調和功夫或許得自他老師薩繆爾森的真傳。薩繆爾森巧妙地把看似矛盾的新古典經濟學和凱因斯主義撮合到一起，號稱“新古典綜合派”。在如何應對危機上，克魯格曼既高度贊同擴大政府支出，也強烈支持增加貨幣供給，前者屬于凱因斯主義范疇，后者則屬于貨幣主義范疇。而凱因斯本人是重財政輕貨幣的，他認為貨幣增發并不會一定導致實際購買力的增加，用他的話說是，你可以把一匹馬拉到水邊，但你卻不能強迫它去喝水；與凱因斯相反，貨幣主義堅信單純憑借貨幣政策可以搞定經濟危機。克魯格曼的“兼容并蓄”使他可以吸收兩派優點的同時，也同時不自覺地繼承這兩個派別的缺陷，構成了他理論的局限。也就是說，克魯格曼的局限源自凱因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局限。　　

在當前經濟理論中，存在兩類解釋經濟危機成因的主要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根源在于實體經濟層面，實體經濟運行存在內在的矛盾，會自發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產過剩；第二類觀點卻堅稱問題出在貨幣政策層面，如果沒有錯誤的貨幣政策，實體經濟自身是不會出問題的，它自身的調節機制會平衡總供給和總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的狀態不可能出現。　　

第一類觀點的代表學派是馬克思主義和凱因斯主義。馬克思和凱因斯都相信，市場經濟體系存在一個內在機制，會導致有效消費需求會隨著經濟的運行和發展而出現不足，形成經濟危機。但在這個機制具體是什么上，兩者出現嚴重分歧。馬克思認為，這個機制是收入分配的兩極化：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以剩余價值最大化為生產目的，使得收入會越來越向資本家集中，普通勞動者所占的份額則會越來越低（《資本論》，1867）；而凱因斯則認為這個機制是消費傾向會隨收入的提高而降低：當一個人的基本消費需求得到滿足時，在其增加的總收入中，用于消費的部分會逐漸降低，相應地，用于儲蓄的部分則會逐漸增加（《就業、貨幣和利息通論》，1936）。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這一外在的社會制度上，而凱因斯則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消費傾向趨于降低這一人的內在特質屬性上。外在的社會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屬性卻無法更改。所以，兩人給出的解決方案也隨之截然不同。馬克思認為，有效消費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調整和改變現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凱因斯卻認為，有效消費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該怎么辦？和馬克思的另一個不同是，凱因斯將社會的總需求區分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僅消費需求會因消費傾向問題而降低（儲蓄會增加），投資需求也會因資本的邊際收益降低也趨于降低，最終結果就是總儲蓄大于投資需求，這就是經濟危機。故此，凱因斯將解決經濟危機的重點放在擴大投資需求上，當然這個事只有政府通過增加財政支出來做。　　

進一步分析，將有效需求不足歸因于消費傾向事實上是凱因斯對馬克思的一種刻意回避。因為如果象馬克思那樣，將帳算的收入分配上，那符合邏輯的解決方案就不是政府花點錢就能完事的，而是要進行收入分配改革，要進行革命。以凱因斯優越的出身背景來說，他很難接受這樣的結果。所以，盡管他深深地知道，社會的總體消費傾向的降低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增加有關，但是，他還是對此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這就是凱因斯主義的局限。由于有意回避收入分配問題，凱因斯的理論大大遜色，這或許是羅斯福總統對凱因斯不太感冒的原因所在。實際上，羅斯福新政更是馬克思主義的，而非凱因斯主義的。因為羅斯福新政的核心在于進行一系列激進的社會制度改革，壓縮收入分配差距，羅斯福比凱因斯走的遠的多，凱因斯資本主義拯救者的桂冠也是盛名難符。　　

受凱因斯局限所蔽，盡管克魯格曼意識到壓縮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但他卻不能夠將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和經濟危機聯系起來。他《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的良知》一書主旨就是就里根政府以來的美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續擴大提出批評。而且此書提出了一個理論：一個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擴大和壓縮不是市場自發調整的結果，而是取決于政治因素，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結果。克魯格曼對羅斯福大加贊賞，他甚至認為美國戰后的30年黃金時期，可能與羅斯福新政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壓縮”有關。但是遺憾的是，盡管他控訴1980年以來美國的不公平一直在加劇，但他卻不認為這會制造經濟危機，而這一點是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下了論斷的。　　

貨幣主義的局限比凱因斯要嚴重地多，因為盡管他有意抹殺收入分配在經濟危機中的作用，但是他還是承認經濟危機根源于實體經濟本身。而對于貨幣主義來說，他們壓根不認為實體經濟有問題，而是歸因于虛無縹緲的金融因素。為全面理解這一點，不妨承接上文，從第二類觀點的代表學派說起。　　

第二類觀點的代表學派是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這兩個學派都堅定地相信，市場調節機制是完美無暇的，實體經濟自身也是可以永遠均衡運行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所謂的有效需求不足絕無可能出現。但是政府的人為干預卻會破壞市場調節機制的完美，使得實體經濟在運行時偏離均衡，出現危機。這些人為的干預主要表現在對貨幣供應的干預上，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是政府的錯誤的貨幣政策。然而頗為戲劇的是，在具體是什么樣的貨幣政策導致危機的判斷上，兩者卻又截然相反。奧地利學派認為危機是由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的，過度的信貸擴張，導致價格信號失靈，上游的產品價格增長快于下游，從而使得上游生產資料部門的投資增長快于下游消費資料部門，兩個部門出現不匹配，最終形成危機。而貨幣主義則宣稱，危機是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造成的，貨幣供應量的突然減少，使得社會名義總需求驟然暴跌，引發過剩出現。　　

要而言之，第一類觀點和第二類觀點區別在于，社會有效消需求，更準確地，有效消費需求不足現象的根源是市場體系的內因，還是外因。前者認為是內因，而后者則認為是外因。如果承認是內因，則需要干預、改造市場體系；相反，如果承認是外因，則需要消除對市場體系的外部干預。索羅斯一直把奧地利學派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也構成了貨幣主義的局限，將經濟危機歸因于金融因素，而拒絕從實體經濟中找原因。　　

顯然，克魯格曼也是按照這一思維來分析當前的這場危機的，象主流學者一樣，他在演講中也是認為危機是金融系統的問題造成的，言外之意，和實體經濟內部的結構問題無關。　　

最后總結一下，盡管克魯格曼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經濟學家，但由于他的分析體系中存在種種局限，在解決當前的這場危機上，并不值得過多信賴，而他的局限源自主流經濟學。　　

（共道經濟研究中心 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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