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金融危機是美國霸權危機

江涌  《國有資產管理》2008年第12期

風咋起，吹皺一池春水。美國的金融颶風掀起的則滔天巨浪。不僅掀翻了世界的幾葉金融扁舟，而且重創了美國諸多金融航母。作為金融資本主義圖騰的五大投資銀行一夜間蒸發，或破產，或并購，或轉業。昔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華爾街，如今已是哀鴻遍野、創痍滿目。當貴為“華爾街的國王”、身高1.86米的保爾森，給眾議院議長佩羅茜下跪以請求盡快通過7000億美元的金融援救法案時，不知那些往日叱咤風云的銀行家們情何以堪？次貸危機是華爾街的危機，是美國人的道德危機，是美國金融資本主義危機，也是美國的霸權危機。

一、美國霸權的支柱

美國維護全球霸權屈指數來有四大支柱或手段：

第一是軍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尤其是強大的海軍，形成壓倒性的軍事威懾能力。這是近代歷史上霸權國家實現與維護霸權的首選手段。其目的在于：以武力征服落后地區，拓展殖民地，使之成為原料產地與商品銷售市場；威嚇對象國開放市場，遵循單方面施加的市場規則；保護霸權國的海外產權與投資收益，維護海上重要通道的航行安全。美國當然也不例外，長期以來，美國于世界耀武揚威，不斷擴張國防預算。美國的經濟總量相當于緊隨其后的三個國家的經濟總量之和，但年度國防預算比緊隨其后的十四個國家的年度國防預算總和還要多，目前海外軍事基地374個，分布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駐軍30萬人。

第二是科技。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保持科技領先優勢。先進科技是保障軍事霸主地位的重要前提，是維護美國軍事實力獨步世界的關鍵，也是確保美國在國際分工中始終占據有利地位以獲得巨額壟斷利益的手段。為此，美國一方面不斷吸納世界最優秀人才，不斷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世界最先進的科研成果，不斷鼓勵、促進科技創新，另一方面想方設法（如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等）使競爭對手在科技上處于落后狀態。

第三是金融。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國家間進行經濟競爭的核心，也是一國經濟安全的核心。在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態勢下，美國經濟越來越依賴金融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美國制造業比例不斷下降，金融業的比例迅速上升，如今分別在15%與50%左右，是個道地的金融資本主義。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大的金融機構、最完善的金融體系與最發達的金融市場，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紐約集中了世界投資資金總量的三分之二，是國際金融資源的配置中心，由此構筑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世界各國都依賴華爾街進行融資與投資。金融不僅為美國霸權提供了經濟基礎，而且本身已成為美國霸權的重要手段。

第四是規則。在經濟全球化的大勢下，經濟利益日益成為霸權國家及其同盟努力攫取與維護的最主要利益。因此，美國將他主導的國際秩序，轉化為決定國際商品與服務的“貿易條件”的經濟規則，美國從這些經濟規則中直接“兌換”經濟利益，遠比在市場中進行企業與個人、商品與服務之間的競爭所獲得的利益，來得更多更大，同時也更容易與更隱蔽。當然，“規則”的運用不是獨立的，總是依附于特定的科技商品與金融服務，由此產生一系列的“經濟秩序”與“制度安排”。

二、次貸危機重挫了美國的硬實力

由次貸危機惡化而成的金融危機是美國“百年一遇”的經濟大危機，美國的經濟專家與學者紛紛將次貸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類比。如此廣泛與深刻的金融危機，不僅重創美國的金融服務業，而且必然嚴重損傷美國的實體經濟。因為美國的經濟金融化程度世界最深，眾多金融巨頭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資本集團，旗下有眾多的經濟實體，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實體經濟中，中小企業依賴金融機構融資，巨型與大型企業依賴金融機構并購，如今諸多金融中介自顧不暇，企業的融資與并購活動當然受阻；金融危機持續惡化，嚴重挫傷投資者與消費者的信心以及投資與消費能力，投資與消費因此持續萎縮，必然傷害美國的經濟活力。

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與貝爾斯登五大投資銀行，叱咤國際金融風云半個多世紀，不僅為它們的股東與職業經理們謀取了巨額收益，而且也為美國贏得了卓著的聲譽，為美國的經濟霸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是華爾街經濟活力與美國金融權力的象征。如今，作為金融資本主義圖騰的五大投資銀行一夜間蒸發，或破產（如貝爾斯登、雷曼兄弟），或并購（如美林），或轉業（如高盛與摩根士丹利）。美國的金融業勢必要退縮到以存貸為基礎的商業銀行傳統經營模式，而這是歐洲大陸與日本金融業的競爭優勢所在。而且日本的金融機構經過20多年磨劍砥礪，趁次貸危機颶風，大舉進軍華爾街，收購身陷困境的美國金融機構的投行業務，改變了華爾街的金融版圖。未來，美國金融業如何與歐日金融業進行競爭與抗衡，難以預料。此外，新興市場與石油輸出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已經成為國際金融的一股重要力量。次貸危機前，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竭力排斥這一金融力量，努力使之邊緣化；次貸危機后，這股“異己”力量竟然也被美國視為“活命錢”。因此，國際金融格局將進行自布雷頓體系誕生后的最大調整，此消彼長實屬必然。

削弱美元的基礎。相較不斷增加的金融壞帳，政府投入的7000億美元可能是杯水車薪。但是，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使美國國債高達到11.3萬億美元，與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巨額財政赤字使美國經濟更難保持平穩健康發展。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不斷向金融系統注資，以緩解流動性緊缺。這一天量資金，帶來的必將是通貨膨脹，美元資產隨之會嚴重縮水。當前，美元對歐元等主要貨幣不斷走強，這并非是美國經濟在基本面要好于歐洲經濟，而是歐洲經濟比美國經濟更壞，投資者只有在數個爛蘋果中進行選擇，美元資產只是少爛一點而已。次貸危機仍深不見底，美國經濟放緩、衰退幾成定局，美元的貶值難以避免。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隨著美元實際價值不斷降低，海灣的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和科威特等五個生產與輸出石油的國家正計劃統一貨幣，轉變石油計價與結算方式。布雷頓體系崩潰、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與“黑金”（石油）掛鉤實現的。未來美元果真與“黑金”脫鉤，對美元來說無疑是一場“革命性挑戰”，美國的大難就要臨頭了。當然，為美元唱起安魂曲的恐怕不只是海灣五國，俄羅斯早已謀定后動。

科技創新是美國生產力進步的重要動力，也是美國高居國際分工“金字塔”頂端、分享國際最優厚利潤的重要前提，是美國領先世界各國的重要依托。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虛擬化，科技創新也越來越轉向虛擬經濟——服務領域。虛實結合的互聯網經濟的繁榮應當是美國科技創新大轉折的重要體現。互聯網泡沫破滅后，在現代產業領域很難看到美國的重大創新，由此而繼續引領世界產業的發展趨勢。相反，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創新如火如荼，設計、制造、流轉大量金融衍生產品，這些產品連美國金融監管者以及諸多金融行家里手都不甚清楚其結構與功能，但是憑借美國在科技創新上的一貫的神話與光環，世界爭相購買持有。熟知美國的科技創新已走火入魔，他們創造了“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巴菲特語），由此不僅殺傷了美國，也殺傷了世界，殺傷了世界對美國的信心、敬仰與無限神話。

三、次貸危機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

美國霸權的軟實力表現在多個方面，基于硬實力而形成的對國際秩序的主導能力，制定、解釋與修改國際規則的能力，美國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的滲透與影響能力等等，這些軟實力反過來影響與強化美國的硬實力，硬軟實力相互補充、相互影響，構成美國霸權的堅實基礎。次貸危機不僅重挫了美國的硬實力，也大大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

美國隨心所欲制定、解釋與修改國際金融領域里的規則的能力將不復存在。布雷頓體系就是美國精心設計與推行的規則，由此確立起美元主導地位與美國經濟霸權。當這個體系不能很好地滿足美國經濟霸權需要的時候，美國依然廢棄了這個體系。此后，美國在它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制定了一系列金融新規則，其中最典型的當數“新自由主義”與“華盛頓共識”。在這一旗號下，美國極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以便其極具競爭力的金融機構能夠長驅直入開放國家的金融市場，把開放國家卷入國際資本大循環，華爾街由此便可以坐享其利，獲取壟斷收益。正因如此，美國對自由經濟的推銷不遺余力，對自由經濟的捍衛與維護也不遺余力。1997年國際金融大鱷狙擊香港時，特區政府進行迎頭痛擊，以捍衛香港經濟的穩定與繁榮，美國政界、商界與學界一擁而上，口誅之，筆伐之，污言穢語于美國各大媒體俯拾皆是，那情那景依舊歷歷在目。

當“華盛頓共識”因為拉美金融危機與東南亞金融危機而變得越發臭名昭彰的時候，美國依然不斷向國際社會鼓吹、推銷經濟自由主義，但是美國市場保護主義越來越興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來越頻繁。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對金融經濟的接管與干預毫不含糊，而且出手力度不僅在美國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恐怕前所未有。美國的雙重標準昭然若揭，而且美國將這種雙重標準發揮到極至。美國有學者甚至認為，凱恩斯主義甚至是社會主義已經在美國復活，經濟自由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實際上，美國根本沒有什么普世的道德觀、價值觀，美國所一貫秉持的就是實用主義，在國內是壟斷資本利益至上，在國際則是國家利益至上。

次貸危機爆發后，諸多有關會計欺詐、內幕交易等違規行為不斷被媒體曝光。除了相關各州、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等監管機構進行相關調查外，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也強力介入，由此顯示美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廣泛的道德風險。由于金融創新可以分散風險，放貸機構因此肆意放貸，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夠償還貸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貸條件。在房產不斷升值的誘惑下，在抵押貸款公司極其優惠與便利的放貸鼓勵下，購房者（借款人）往往提供不實資料來騙取貸款。華爾街銀行從放貸機構那里取得抵押貸款后，精心包裝，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種“有擔保的債務權證”（CDO），然后出售給各類投資者，轉移風險。信用評級機構“付錢給級，錢多級高”，眾多低質高險資產得了高等級標號，以光鮮亮麗的外表呈現在債券市場上。銀行、基金等投資機構的經理們為了眼前業績，進行高風險高收益的投機賭博，很少對購買的次債進行風險對沖，使得風險暴露嚴重。監管機構也存在著道德風險：次貸泡沫本身就是美聯儲以超低利率刺激經濟而一手造成的；美聯儲象1998年救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一樣，出手拯救貝爾斯登等機構，顯然會助長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美聯儲是個有“私人身份”的特殊的中央銀行，是華爾街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傾向于華爾街的金融決策在所難免。次貸危機將美國金融機構與經濟精英的貪婪、美國監管者嚴重疏于管理等種種劣跡暴露于光天化日，華爾街機構破敗，金融信譽破產。

“美國制造”的神話業已破滅。美國輿論一度將“中國制造”刻畫為低值、廉價甚至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美國制造”則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詞，是“夢幻”的再現。次貸危機顯示，美國不僅能制造世界頂級的“大規模核子殺傷武器”，也能制造“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透視美國次貸危機，再聯系國際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危機，不難結論，美國是道地的國際金融動蕩的制造者。

四、與美國保持適當距離是明智之舉

歷史上，霸權的衰落都有一個過程。美國霸權的衰落并非自次貸危機，“911”事件嚴重削弱美國的政治霸權，而且也是美國霸權削弱的一個重要象征。二戰后，美國利用其在經濟與軍事的強大優勢建立起霸權，美國在謀取霸權利益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提供了穩定與持續增長的環境。然而，隨著西歐與日本的復興，新興市場大國的崛起，世界經濟多元化格局越來越突出，美國的霸權基礎越來越脆弱。

但是，美國霸權的意愿沒有改變，從霸權中獲取巨額收益的意愿沒有改變。因此，為獲取一貫的霸權利益，美國正在不斷地調整其霸權方式。一個重要的趨勢是，由國際秩序的建設者變為事實上的破壞者，美國霸權給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由“穩定”變為“動蕩”，即過去從為世界經濟增長與繁榮中獲取收益，如今從國際金融動蕩中渾水摸魚。例如，為降低對國際石油的依賴，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積極發展生物燃料，此舉非但未能有效穩定國際油價，反而導致國際糧價高漲，引發世界糧食危機。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當前世界經濟亂相紛紛都與美國霸權衰落及其方式轉變緊密相關。過去，跟隨美國可以獲得利益；如今，背棄美國將得到懲罰，美國正由世界的“警察局長”變為“黑老大”，對國際社會的正效應越來越少，負效應越來越多。

歷史上，美國不僅過河拆橋，而且還落井下石。美國的順利崛起與大英帝國的庇護緊密相關。但是，美國羽翼豐滿后，就將這個故舊一腳踢開，甚至不惜手段，加速英帝國衰落。石油標價權的爭奪首先發生在“美元石油”與“英鎊石油”之間。二戰前，中東石油的2/3仍屬于由英鎊標價的石油。但是，二戰后，美國利用“馬歇爾計劃”，規定美國五大石油巨頭向歐洲銷售的石油必須用美元購買，使“美元石油”取代“英鎊石油”。

1956年7月，埃及總統納塞爾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英法聯軍占領了蘇伊士運河。為了將英國勢力徹底趕出中東，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直接向英國首相艾登致電施壓；美國政府拋售英鎊，造成英鎊大規模貶值；否決英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申請以應對危機；還揚言要收回對英國的貸款，停止對英國的經濟援助。

70年代，布雷頓體系崩潰，美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美國正是仰賴日本的鼎立支持，才安度危機，維持了美元以及美國的經濟霸權。但是，當美國實力恢復后，美國何堪日本經濟坐大，日元成為國際貨幣。因此，通過《廣場協議》（1985年）、《盧浮宮協議》（1987年）以及《巴塞爾協議》（1988年）的系列操作，使日本遭受了史無前例的“金融敗戰”，經濟由此十多年一蹶不振。

次貸危機爆發于世界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在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下，要向置身事外不太現實。但是，綜觀此次危機，大凡對美國政治過于信任，與美國經濟交往密切，對美國經濟尤其是金融高度依賴的國家，損失都相當慘痛，甚至比美國更加嚴重。此次金融危機震央在美國，但是美國主要股指在7000億美元救市法案通過前下跌不到20%，相反新興市場股指幾乎都被腰斬，數十多萬億的財富由此“蒸發”。

在此輪危機爆發前，美元同樣遭遇空前危機，對主要貨幣平均貶值40%以上。但是，美國通過授予中國“stakeholder”（利益攸關方）后，便要中國承擔起“大國責任”，大量購買美國債券，不斷對美國開放金融市場，使美國金融機構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不僅有效地分散風險，而且部分成功地轉嫁了危機。人們不難看到，凡是在中國有戰略投資美國金融結構，到目前為止，都安然無恙。以美國銀行為例，不僅自己好好活著，而且并購了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因為美國銀行在中國的戰略投資足可以抵補在次貸風暴中已出現的巨額資產減記。

次貸危機爆發后，歐洲很多大媒體評論分析，次貸危機是由“美國制造”，應當由美國人自己解決。當布什政府拿出7000億美元的緊急金融援救計劃，要求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給予政策配合與資金支持時，被其他成員國拒絕了。其他成員國的救援行動是根據本國需要而相機抉擇，并不隨美國政策而起舞。而且歐洲還團結一致，借機施壓美國進行國際金融體系調整。迄今，美國金融危機依然深不見底，與美國保持適當距離是明智之舉，這也是美國長期失道寡助的必然結果。

                 江涌  《國有資產管理》2008年第11期
    
    2007年中，美國次貸風暴乍起，一時間金融市場波詭云譎，世界經濟陰霾籠罩。這場在當今資本主義核心醞釀而暴發的金融危機，與其被渲染為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危機，不如說是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危機，是被視為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與市場經濟基礎的“誠信”危機。透視這場金融風暴，道德風險遍及金融市場每一個角落。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以富裕文明、自由民主笑傲于全球，指點于世界。然而，透過次貸危機，世人驚異地發現，文明的美國人竟是如此“缺德”！次貸危機是美國的誠信危機，是美國的道德危機。
    一、道德風險
    所謂“道德風險”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濟體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做出不利于其他經濟體的行動。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經濟人的自利本性與信息不對稱是道德風險產生主要原因。市場交易雙方由于能力的差異，尤其是取得信息成本的差異，往往會使一方掌握更多相關信息。這時，如果沒有有效的制約、規范與監督，經濟人的本性就有可能使擁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利用其信息優勢從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另一方利益的行為。
    次貸危機爆發后，諸多有關會計欺詐、內幕交易等違規行為不斷被媒體曝光，今年年初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對14家公司在次級抵押貸款中可能存在違規行為展開調查。2月，調查對象涉及房屋建造商、貸款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與銀行。3月，又開始對全美最大的抵押貸款銀行涉嫌欺詐展開調查。由美國聯邦調查局來介入次貸調查，而且美國財政部已向國會提交兩百多頁的金融改革計劃，尤其是集中于金融監管領域，由此顯示甚至包括美國金融監管在內，美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廣泛的道德風險問題。
    二、道德風險貫穿美國整個金融系統
    放貸機構的道德風險。在美國，個人貸款者是向抵押貸款公司而不是直接向銀行申請抵押貸款。抵押貸款公司可以通過證券化將抵押貸款出售給商業銀行或者投資銀行，從而將次貸風險轉移給金融市場的投資者。由于存在這種“轉嫁”關系，抵押貸款公司可以在基本不承擔信用風險的同時，獲得較高的收益，從而進一步刺激了放貸的沖動，乃至肆意放貸，根本不在乎借款人的還款能力。與優質貸款人的固定利率、較低的貸款利息等貸款條件相比，次級按揭貸款要付出更高的利息，貸款的利率也在兩年后進行重置，進行“隨行就市”的浮動。放貸機構可以從次級按揭貸款中獲得比帶給優級按揭貸款更高的收益，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付”的放貸條件。2004年后，次貸數量激增，在整個抵押貸款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在次貸危機爆發前，次貸占整個美國的按揭貸款發放總量比例高達近 50％，金融風險由此迅速累積。
    購房者的道德風險。在房地產不斷升值的誘惑下，在抵押貸款公司極其優惠與便利的放貸鼓勵下，購房者（借款人）當然存在購房沖動。依照“劣幣驅逐良幣”效應，越是信用不足的人，越是積極從事房貸申請。作為借款人，其目的在于如何以最有利的條件、最低的利率，或按其所要求的最長還款期、最大的貸款額度獲得住房貸款。為達到這一目的，借款人會故意隱藏不利于實現其目的的信息，或者是通過向放貸機構提供虛假的信息來騙取貸款。2006年后，屢屢出現偽造收入證明等文件獲得次貸的現象。且不說抵押貸款公司本身存在道德風險，即便依照正常程序操作的機構，由于所擁有的人力、物力、財力的局限，抵押貸款公司無法準確地調查、計算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在貸款發放以后，住房金融機構也因為自己的能力有限，而難以對借款人的貸款使用情況、收入變動情況進行有效的監督檢查。
    華爾街銀行的道德風險。華爾街銀行（包括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從抵押貸款公司購入抵押貸款后，將抵押貸款重新精心包裝，經評級機構評定后，形成各種“有擔保的債務權證”，然后再出售給各類投資者。因為包裝銷售可以次充好，比正常的“抵押擔保證券”有更大的贏利空間，因此推銷更加賣力，售價也會更低。由于包裝推銷者與購買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不斷博弈的結果必然是所謂的“逆向選擇”：次債驅逐優債，金融市場由此也就充斥著次貸債券。
    信用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2001年至 2002年美國出現了系列大公司財務丑聞，已經暴露出評級機構與會計師事務所存在著嚴重的道德風險。此次次貸危機再次暴露出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的不清不白。信用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表現在：一是不懂裝懂。次貸衍生產品的復雜性非一般專業人士可以了如指掌，由于薪酬等原因，評級機構的高端金融人才相對于投資銀行要少得多，難以及時、細致了解各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屬性。二是評級機構只能用建立在歷史數據（而且更新周期較長）之上的計量模型來推算新產品的違約概率，一旦房價、利率等數據發生變化，模型原有的假設條件就不復存在了。三是利益驅動，付錢給級，錢多級高。四是考慮其它業務往來，往往睜一眼閉一眼。由此，眾多低質高險產品通過信用評級公司的評級獲得了AAA的高等級標號，以光鮮亮麗的外表呈現在債券市場上。信息不對稱使次貸衍生產品的投資人對評級機構有相當高的依賴度。2007年7月，幾家著名的國際評級公司下調了美國的 1000多只按揭貸款抵押債權的評級，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的美國次貸債券的“擊鼓傳花”因鼓聲停止而應聲爆發金融危機。
    投資機構的道德風險。購買持有次貸債券的有各類銀行、基金，尤其是對沖基金。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許多對沖基金很早就認識到，被整合進“有擔保的債務權證”產品的那些貸款和證券多數質量是很糟的。但是，在高收益的驅使下，依舊大量購入持有，而且很多頭寸并沒有做對沖處理，與“對沖基金”名不副實。其實，對沖基金早就成了賭博基金了，原因很簡單，對沖基金經理只是代理人，真正投資人（委托人）并不清楚代理人的職業操守。很多基金經理的年薪在幾百萬乃至上千萬美元，正常工作數年即可終身享樂。因此，對沖基金經理為了眼前業績，往往傾向“過把痛就死”，不是自己死，而是令基金公司死，由此進行投機賭博的動機一直存在。在這場次貸危機中，那些做空次貸債券的對沖基金大發橫財，高盛就是其中之一。
    監管機構的道德風險。監管機構的道德風險有兩類：一是監管行為引發的道德風險。1998年美聯儲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救助引發廣泛批評，批評者稱這將引致嚴重的道德風險。這次對貝爾斯登的救助，也超出了美聯儲傳統承諾的救助范圍。像救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動機一樣，美聯儲擔心貝爾斯登的破產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但是，毫無疑問，美聯儲這種實質上為次貸危機埋單的行為也會助長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即金融機構將來可能會恃美聯儲的救助而更加無視風險。拯救使那些不顧風險放貸的金融機構，不顧實力硬要買房的借款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也就無從得到應有的教訓。而真正受到懲罰的，是普通的納稅人，循規蹈矩的金融機構；二是自身存在道德風險。美聯儲是個有“私人身份”的特殊的中央銀行，是華爾街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傾向于華爾街的金融決策在所難免。美國次貸泡沫本身就是美聯儲一手造成的。為了挽救“911事件”和“新經濟”泡沫破滅造成的經濟衰退的局面，從2001年1月起連續 13次降息，以 50年僅見的低利率造就了一個50年僅見的房市大泡沫。另一個重要的金融監管機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不斷與金融違規違法者達成“和解”協議，個中緣由只有當事人才真正清楚。設想，如果美聯儲等金融監管機構能秉公執法，監管行之有效，那也就無須調查局來介入次貸調查。
    三、美國國家的道德風險
    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次貸調查，如果由此推斷美國聯邦調查局扮演著最后公正角色，那就大錯特錯了。它的介入是保證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以糾正普遍存在的道德風險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傷害。國際有報道披露，美國決策層早就預料到次貸危機的爆發，并為應對這場危機做了最好的準備。此次危機，震中在美國，但是美國金融市場相對穩定，道瓊斯股指從 14000高點下跌至今12500低點，跌幅只有10%。相反，遠離震中的亞洲新興市場損失慘重，中國A股從6000高點暴跌至3400點，跌幅超過40％，約12萬億元的人民幣財富被蒸發。
    長期以來，美國就是個寅吃卯糧的國家，過度消費成為該國的重要社會特征。美國家庭負債額從 1978年的1﹒1萬億美元，升到2000年的7萬億美元，2007年更達13.8萬億美元，而同年美國內總債務（不包括金融部門）高達31.2萬億美元。次貸危機已遠遠超出了次級債本身，反映的是美國的巨額債務已經超出其償還能力，從而超出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節能力。美國財政赤字巨大，財政政策刺激的余地很小，僅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布什政府的一攬子刺激計劃已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美國借次貸危機推進美元貶值，美元貶值不僅可以轉嫁和化解危機，刺激美國經濟增長，而且助推通脹以減少美國各類債務，只要通脹在美國人尚可承受的范圍內。
    國際社會應當記得，美國曾經通過科技創新創造了一個“新經濟”神話，美國利用了全世界的資金，為美國孵化出一大批高質量的高科技公司，從而為美國經濟注入了活力，為美國人賺取了巨額財富。“新經濟”泡沫破滅，美國并沒有多大損失，被套的是全世界的投資者。如今，美國通過金融創新創造了一個怪物——“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語），使美國人住上了房子（居民住房的自有率從1995年的64％上升到2006年的69%），使美國的金融寡頭們賺得腦滿腸肥，卻把金融動蕩甩給了世界，把風險轉嫁給世界。此次危機有間歇性特征，就在新一波風潮來臨之際，美國財政部十分迅速地通過了中國中信對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的投資，著實令市場與中方感到十分意外，因為這與美國的一貫市場保護作風差異大大。然而，沒有幾天，貝爾斯登就宣布陷入困境，中國中信險入陷阱。當然，美國的金融創新不只一是創造次貸債券這樣一個金融怪物，而是打開了金融“潘多拉匣子”。
    國際金融持續動蕩且日益加劇，與美國的金融創新以分散風險（實質是轉嫁危機）緊密相關。在國際金融日趨動蕩的態勢下，新興市場以及其他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維護金融穩定、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任務更加艱巨、形勢更加嚴峻。而美國的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則不斷利用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權，通過在各類金融產品、資源型商品、糧食等市場上興風作浪，輕松地“分享”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的增長紅利。國際金融動蕩是當今美國經濟與金融霸權的必然結果。美國經濟與金融霸權需要國際金融動蕩，依賴國際金融動蕩。在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下，國際金融注定要動蕩。當美國輿論拼命鼓噪當心“中國制造”的時候，世界則應當心美國的“金融創新”，當心美國的國家道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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