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國、石油峰值和新自由主義的終結
美刊《每月評論》2008年4月號刊登了美國鹽湖城猶他大學學者李民騏題為《一個過渡的時代:美國、中國、石油峰值和新自由主義的終結》的文章,通過分析中國和美國當前的經濟矛盾以及石油峰值的到來,認為新自由主義在近期必然終結,全球將進入混亂和過渡時代。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從2001—2002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至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一個相對平穩和快速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的全球經濟擴張中,世界政治經濟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首先,霸權力量日漸衰落但仍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主要推動力的美國,其國內外金融失衡的狀況不斷加劇。美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通過債務融資、以消費為主導的“膨脹”與工資就業停滯并存的時期,產生了數額巨大的、并不斷增加的經常項目赤字(經常項目赤字是貿易逆差的廣義測量標準)。第二,中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并在維系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三,全球資本積累給自然資源及環境造成的壓力不斷加大。日益有力的證據表明,世界原油產量將在今后幾年達到頂峰并開始下降。第四,美國在中東的帝國主義冒險活動遭到重創,世界范圍內對新自由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抵制不斷涌現。
隨著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以及美元對世界金融體系統治地位的日漸不穩,美國經濟正在步入衰退,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也進入了一個不穩定和不景氣的時期。今后幾年全球政治和經濟力量很可能會出現大的調整,并為全球階級斗爭新高潮的到來創造條件。
一、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的不平衡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意識形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制度(如貨幣主義、私有化、放松管制、勞動力市場“改革”、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之下,收入和分配的不均加劇,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隨著金融資本為尋求投機性收益不斷跨境流動,—個接一個國家的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在金融資本家及其代理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的壓力下,許多國家的政府承諾采取所謂的“負責任的”財政和金融政策,而這常常導致經濟和社會損失慘重。
進入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矛盾引發了一系列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從1995年到2002年,世界經濟相繼受到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阿根廷以及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金融危機的沖擊。1990年資產泡沫破滅之后,日本經濟也一直在緊縮和停滯中掙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面臨著陷入金融崩潰和蕭條的巨大危險。在這種形勢下,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維持穩定的角色。
美國在90年代經歷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泡沫。盡管實際工資和家庭收入水平處于停滯狀態,但是隨著家庭債務的猛增,家庭消費也急劇增加。在2001年的經濟不景氣中,由于擔心陷入持久的、日本式的經濟停滯,美聯儲大幅降低利率并把實際利率控制在零以下,這種措施一直持續了數年。結果造成了股票市場價值虛高,過多的貨幣和信貸資本供應反過來又激起了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
在—個接一個資產泡沫的作用下,美國經濟得以維持國內需求的相對快速增長。當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苦于內需不足時,美國則出現了商品和服務的進口增長快于出口增長的趨勢。結果使美國產生了數額巨大并不斷增加的經常項目赤字,2006年已超過80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6%。
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直接產生了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經濟的有效需求,使包括亞洲經濟體和石油商品輸出國在內的許多經濟體執行一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表明:美國的支出超過了收入,這必然是由世界其他國家來進行補貼的。美國的赤字因而成為了世界其他國家的資產。
亞洲經濟體及石油輸出國的中央銀行成為了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主要補貼者。從1996年到2006年,中低收入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額從5270億美元激增至27000億美元,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在世界GDP總量中所占的份額也從1.7%增至5.6%。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減少了資本外逃和金融危機的風險,并使這些國家具有了實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尤其是中國,它在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的資金供給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并積累起高達16000億美元的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
在20世紀60年代的“黃金時期”中,全球經濟以4%—7%的年增長率迅速擴張。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增長趨緩,年增長率降為2%—4%。1974年—1975年、1980年—1982年、1991年—1993年、2001年—2002年四個時期中,世界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盡管沒有權威的定義,但通常認為世界經濟年增速低于2.5%就表明已經陷入衰退)。從2003年開始,世界經濟的發展相對平穩,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長。由于目前美國的經濟又開始變得不景氣,這一短暫的相對穩定期也行將結束。
二、2001年以來的美國經濟擴張
2001年美國經濟衰退的恢復是非常無力的。2001年之后的經濟年增長率與60年代的4%以及80、90年代的3.3%相比,僅為2.4%。就業和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也處于停滯狀態。按1982年的美元計算,2006年美國私人企業工人的平均實際工資僅為每小時8.2美元,比1972年低80美分。從2000年以來,美國中等家庭的實際收入也一直持續下降。
但是企業的利潤卻在不斷上升。企業利潤占GDP的份額從2001年的5.8%增至2006年的9.8%。股票市盈率也一直處于過高水平,表示股票市場的泡沫還沒有完全收縮。20世紀90年代后期股市的暴漲導致了普遍的過度投資,新世紀初期的工業產能利用率處于戰后的最低水平。由于產能過剩,盡管企業利潤的增長引人注目,私人投資卻相對滯緩。
2001年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被不斷膨脹的家庭消費所主導,目前家庭消費占到美國GDP的70%以上。由于大多數家庭的實際收入下降或保持不變,消費的膨脹主要由劇增的家庭負債來支撐。2000年美國的家庭負債從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90%增至103%,2006年則達到了140%。2007年美國家庭債務償還支付(債務的利息及本金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上升為14%,創歷史最高紀錄。同時,居民儲蓄率(家庭存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從歷史平均值約10%降到了現在的接近于零。
很明顯,舉債型消費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家庭債務和債務的償還相對于家庭收入而言都不能無限制地增加。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美國家庭將不得不增加存款比率并減少負債。如果家庭存款比率恢復到歷史平均水平,就會導致家庭支出的大幅縮減。由于大多數美國家庭的實際收入在減少或保持不變,因此今后幾年的家庭消費不可能再繼續地快速增長。考慮到消費對美國經濟的絕對重要性,一旦消費停滯了,美國經濟很可能深陷于衰退和長期的停滯之中。
美聯儲是否有能力拯救美國經濟并制造出另一個巨大的資產泡沫?受全球股票市場混亂的驚嚇,美聯儲已經開始大幅度降低利率。由于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值都被過度高估,因此很難再制造出另一個大的資產泡沫。此外,由于家庭負債水平非常高而存款比率又非常低,低利率對于刺激家庭消費而言幾乎毫無用處。
更為現實的考慮是,美國政府可以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和增加財政赤字的手段來彌補家庭消費的停滯和縮減。如果家庭儲蓄率提高到歷史平均水平,那么(為了抵消對消費的不利影響)華盛頓方面將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財政赤字(占到GDP總量的6%甚至更多)。而以美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能否制定并執行如此宏大的財政政策是令人懷疑的。
如果現任政府或是下屆政府有勇氣采用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助推經濟復蘇,美國則有可能繼續保持數額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從理論上來講,如果經常項目赤字占到了GDP的6%,美國的凈外債就會持續增長到GDP的120%。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遠在這一理論極限到達之前,美國為其經常項目赤字的融資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而當前美元相對有規律的貶值也將會發展為一次大的崩潰。美元將失去其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也將經歷一次它自己的休克療法。
無論如何,美國都無法長期維持數額巨大并不斷增加的經常項目赤字。考慮到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對于穩定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作用,一旦美國經濟陷入持續停滯、經常項目赤字不得不進行糾正,問題就會隨之出現:世界上還有哪個大的經濟體能夠取代美國來領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
三、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
我們可以比較世界幾個大的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通過各國經濟增長占世界經濟增長的比率來衡量)。美國的貢獻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約40%下降到了今天的約30%,歐元區的貢獻則由約20%降低為約10%。與之相比較,中國的貢獻則上升到了約15%,“金磚四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以及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所做的貢獻目前已超過20%。
由于歐元區缺乏增長動力,而巴西、俄羅斯以及印度的力量又相對較小、對世界經濟產生不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中國似乎是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主要驅動力的惟一可能的候選。那么,中國是否能夠引領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另一個穩定和迅速發展的時期呢?
1992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正式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多數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被私有化了,成千上萬的企業工人被迫下崗。仍在崗的國有企業工人也失去了其原有的“鐵飯碗”,即傳統的社會主義權利(包括工作保障、醫療保健、兒童保育、養老金、住房補貼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權利)。在農村,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公共醫療保健及教育體系也瓦解了。超過一個億的農民變成了民工,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預備軍。
表一比較了中國工人與其他一些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中國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大約是美國的1/20、韓國的1/16、東歐的1/4、墨西哥或巴西的1/2。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似乎高于相鄰的東南亞國家。但由于官方的工資計僅僅涵蓋了城市的正式工人而并不包括外來的民工,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很有可能被高估了。
大量的、生產力較高的廉價勞動力使國內外的資本家們可以在中國進行極端的、大規模的剝削以獲取利潤。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中國工人創造的巨大的剩余價值是如何通過“有效需求”來實現的呢?大部分中國工人和農民經受著沉重的剝削,因此大眾消費的增長速度總是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由于國內的大眾消費落后,中國經濟也越來越依賴于投資和出口以拉動需求。
勞動收入(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與農民的純收入之和)作為中國GDP的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51%—52%下降到了本世紀初的38%。與之相似,中國的家庭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從20世紀80年代的50%—52%下降到了本世紀初的41%。與之相反,投資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則上漲到了40%以上,出口也上漲到了30%以上。
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凈出口額就已經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做出了顯著貢獻。此后,中國的貿易順差又經歷了爆炸性的增長。2007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已經達到3780億美元之多,相當于中國GDP的12%。未來幾年,中國有望超過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
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能持續多久?美國占到了中國所有出口市場份額的約20%。2007年歐盟(包括歐元區、英國以及東歐的新成員國)實際上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然而,中國要保持巨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其他的一些經濟體就不得不保持經常項目逆差。而歐洲的經常項目總差額基本持平。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完全被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所吸收。一旦美國不再保持龐大的經常項目逆差,除非歐洲開始出現大規模的逆差,否則中國很難維持其巨大的貿易順差。
中國的投資過熱也導致了對能源及原材料的大量需求。2006年中國消耗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鋼材、四分之一的鋁和銅。中國的石油消耗量占世界的7%。2000年至今,中國已經占到了世界石油總需求增加量的三分之一。中國的巨大需求已經成為全球能源及原材料價格猛增的一個主要因素。從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世界能源價格指數上漲了170%,世界金屬價格指數上漲了180%。
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投資水平,將會造成遠遠大于世界市場最終需求的產能過剩,并且也將遠遠超出世界能源及原材料供給所能承受的程度。到那時中國就會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的威脅。中國經濟要想在一個更加“可持續的”基礎上進行重建(根據持續的資本積累的觀點),就必須朝著擴大國內需求和消費的方向重新定位。
由于中國的投資和凈出口增長明顯快于整體經濟的增長,當前居民家庭消費和政府消費之和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50%。如果投資恢復到可持續的水平(即約占GDP的30%—35%)、貿易順差降低(占到GDP的0%—5%),那么居民家庭消費和政府消費之和就需要至少提高15個百分點,達到GDP總量的65%。但要使消費增加,工人及農民的收入及政府的社會支出也必須相應地得到提高。表三說明了勞動者收入和家庭消費之間的密切聯系。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必須將占GDP總量的15%的收入進行重新分配,把資本家的利潤變為勞動者的收入和社會支出。
中國的統治力量是否足夠開明來進行這場經濟和社會的重新調整呢?假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具有遠見卓識,他們就會明白為了中國當前統治力量的長遠利益,有必要向工人和農民做出一些讓步。但是中國共產黨是否有足夠的決心和手段對跨國公司、富裕起來的中國資本家(其中很多人與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有著親密的關系)以及近年來與國內外資本家建立了各種聯盟關系的各省及地方的政府強制實行再分配呢?這些問題對中國政府來講有些棘手。
四、石油峰值及其對資本積累的限制
假設中國的資產階級有足夠的洞察力,愿意推行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調整,那么這種調整能否將中國資本主義帶上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道路呢?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反過來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領入另一個“黃金時期”呢?
中國能源消耗的增長在新世紀大大加速。如今中國的能源消耗已經占到了世界總量的15%,相當于美國能源消耗量的70%。如果繼續以目前的速度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耗將在七年內翻一番,并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中國的能源消耗總量中約70%是煤炭,以目前的煤炭消耗增長速度來計算,中國的煤炭消耗總量將在七年內增長—倍。而中國的石油消耗(目前已占世界石油需求增加量的三分之一)的增長速度也會造成石油消耗總量在九年內翻一番。換句話說,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下去,十年后中國的能源消耗量將是今天美國能源消耗量的1.5倍。世界能源供給在滿足世界其他國家的同時,能否滿足中國急速增長的需求?
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所需的能源中有80%依賴于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氣、煤炭),其中石油占到了能源總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和交通運輸業總需求量的90%。石油也是化肥、塑膠、醫藥以及其他化學制品的關鍵投入要素。
石油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德國能源觀察集團(the German Energy Watch Group)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世界油田的發現高峰是在20世紀60年代,目前的世界原油產量很可能已經達到了頂點并將在今后幾年內開始下降。在石油輸出國組織之外,25個主要的石油生產國家和地區的石油產量都已經達到峰值,只有9個國家和地區的石油產量還有增長的潛力。主要的國際性石油公司也都在為預防石油產量的下降而努力。
據石油峰值研究協會(ASPO)的科林·坎普貝爾估計,世界上所有的液體能源(包括原油、瀝青砂、油頁巖、液化天然氣、天然氣合成油、煤制油以及生物燃料)的產量很可能在2010年前后達到頂峰。達到峰值以后,2020年世界石油產量將下降25%,2050年將下降約三分之二。坎普貝爾還預測到世界天然氣產量將在2045年達到頂峰。在另一個較早的研究中,德國能源觀察集團認為世界的煤炭產量將在2025年達到頂峰。
核能源和多數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和風能)除了自身固有的一些局限性之外,還都無法用于制造液體和氣體燃料或是作為原料投入化工生產。生物燃料是惟一一種可以作為化石燃料替代品用于液體或氣體燃料生產的可再生能源。但是大規模的生物燃料生產會導致很多嚴重的環境問題,生物燃料的生產能力也受到耕地和淡水存量的限制。據澳大利亞生態社會主義者泰德·特瑞納爾(Ted Trainer)估計,要滿足目前美國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就需要用相當于全美農作物耕地9倍的面積或美國現有森林土地8倍的面積來進行生物燃料的生產。因此,特瑞納爾得出結論說:“并不存在利用生物燃料來滿足液體和氣體燃料需求的可能性。”
如果世界石油產量及其他化石燃料的產量在今后幾年內達到頂點并開始下降,那么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將會面臨難以解決的空前危機。
化石燃料的迅速消耗只是當今世界面臨的諸多嚴重的環境問題之一。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建立在利潤生產和資本積累之上的。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單個資本家之間、公司之間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迫使他(它)們不斷追求日益擴大的資本積累規模。
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物質生產及能源消耗具有不斷擴張的趨勢。經過幾個世紀殘酷的資本積累,世界的不可再生資源正在迅速枯竭,地球的生態系統瀕臨崩潰,人類文明的生存受到了威脅。
有些人認為,由于科技的進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服務業而不是傳統的工業,這就降低了經濟增長對環境的破壞,從而變得“非物質化”了(即減少單位產值的原料及能源使用量)。但事實上,多數現代服務性行業(如運輸和電訊)都是高能源和高資源消耗型的產業。
盡管有這種“非物質化”的說辭,但事實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外圍國家相比在生態方面的浪費更為嚴重,能源和資源的人均消耗及人均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測量單位人口活動對自然生態的影響程度的指標。——編者注)均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生命行星報告》,北美的人均生態足跡為9.4全球公頃,是世界平均水平(2.2全球公頃)的4倍多。在環境問題上似乎態度較好的歐盟。人均生態足跡也達到了4.8全球公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而古巴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繼續保留著社會主義目標的國家,是全球惟一一個在實現高水平人類發展(人類發展指數大于0.8)的同時使人均生態足跡小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
杰文斯悖論也說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如“非物質化”觀點所說的,廣泛地和實質性地減輕對總體環境的影響。杰文斯悖論認為,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始終伴隨著資源使用規模的增加,并由此擴大了總的生態足跡。這已經成為貫穿資本主義歷史的常態模式。
此外,所謂的“非物質化”部分源于工業資本從發達國家向外圍國家的轉移,這種轉移是發達國家為了尋求廉價勞動力和較低的環境標準所帶來的。中國資本主義的戲劇性崛起部分是由于這種全球性的資本轉移。雖然從這個意義上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許已經有些“非物質化”了,但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和許多外圍國家的資本家和所謂的中產階級卻在大規模地仿效、復制這種破壞性的“消費至上”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世界資本主義從整體上而言繼續無情地向全球環境的災難性結局邁進。五、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和過渡時代的來臨
2月1日,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他的半月評論按語中宣稱,2008年將是“自由主義全球化終結”的一年。沃勒斯坦首先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整個歷史中,主張推行小政府政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主張實行社會保障的國家干預資本主義一直是交替出現。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受到了抵制,許多國家的政府處于恢復國家調節和社會保障的壓力之下。
面對經濟危機,布什政府一手在國內進一步擴大不平等,另一手又在國外推行單邊主義。這些政策目前已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沃勒斯坦認為,美國在不斷增加的外債壓力下已經不再有能力為其經濟和帝國主義的冒險活動融資,美元正面臨著自由落體式的貶值,美元將不再是世界的儲備貨幣。
根據沃勒斯坦的觀點,今后幾年我們將會見證世界政治和經濟力量的一次大調整。圍繞全球社會變革的方向,全球范圍內的階級斗爭高潮也將會出現。如果我們正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常態周期之中,那么在目前的不穩定和危機時期結束時,我們很可能會看到全球范圍內凱恩斯主義或是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重新回歸。
然而,太多的破壞已成為了事實。經過了幾個世紀的資本主義積累,全球環境已經處于崩潰的邊緣,已不再有生態空間來進行另一次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擴張。選擇是非此即彼的——或者是允許資本主義破壞環境并毀滅人類文明的物質基礎,或者是首先摧毀資本主義。為保護可持續性生態環境所進行的斗爭必須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斗爭聯合起來,惟有如此,才能在符合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以滿足人類需求為目的的生產基礎之上來重建世界經濟。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過渡的新時代。在過渡期結束之時,不管怎樣,我們都將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至于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則將由我們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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