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江涌：“透視世界糧油危機”
2008年06月25日 新華網
石油政治化之濫觴應自美國
6月9日，在法國西南部城市波爾多，大批卡車排起長龍堵塞交通，以抗議日益上漲的油價。 新華社/路透
主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糧油價格居高不下？您認為這是必然出現的現象嗎？
江涌：油是石油，不是食用油；糧概括地講是指糧食，具體包括人的口糧、飼料用糧，還有工業用糧。
糧油這兩個問題本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糧食主要在生活需求，石油主要在工業需求。
糧食是個古老話題，“人可以成天不工作，但不能一頓不吃飯”，人類每生存一天，就必須有食物保證。但是，糧食成為問題，應當在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后，開始培育、種植作物后，因為旱澇、蟲災、戰爭、疾病、瘟疫等原因引起糧食生產與供應不足。
相對而言，石油問題則“年輕”得多，主要是1860年正式開采利用，是工業與技術革命的產物，主要因為石油資源蘊藏有限而不均，生產與需求時空存在差異等原因引起的。
如今，這兩個在時空中都相去甚遠的話題，湊到了一起，當然有些共同背景。偶然中有必然。這個背景我將其概括為糧油的“異化”，主要體現為“全球化”、“金融化”與“政治化”。這種劃分不是在同一個邏輯范疇下，不是很標準，但是用來說明問題卻很方便。
首先看“全球化”。二戰后，世界出現一股跨越國家邊界、超越民族藩籬的社會經濟文化潮流，這一潮流在進入80年代后，呈現加速趨勢，理論家稱之為“全球化”。由于經濟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人們習慣喚著“經濟全球化”。“全球化”的理論濫觴與政策實踐，主要是美國。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希望通過經濟自由化達到國際經濟一體化，如此以提高整個世界資源配置效率，而美國政治家希望借助經濟自由化達到強化美國霸權、主導世界的目的。如此，自上世紀80年代后美國通過各種渠道積極鼓吹、兜售新自由主義思想與政策，在拉美尤其是東亞一些“模范生”樣板的感染，經濟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風。正因如此，有多個國際學者認為，“全球化”的實質是“美國化”。如今的糧油兩個問題并發，就是在“美國化”背景下發生的，與“美國因素”緊密相關。
其次看“政治化”。石油政治化之濫觴應自美國，一以貫之使用的還是美國，登峰造極的依然是美國。二戰前，美國就根據與其關系的遠近，有選擇地出口石油。日本突襲珍珠港，就與美國切斷對日本的石油供應直接相關。二戰后，美國大力利用對外援助，協助本國石油公司攫取海外資源，拓展國際市場。其中，通過“第四點計劃”，美國逐漸控制了垂涎已久的盛產石油的中東。
隨著民族解放運動力量的壯大，國際石油壟斷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1960年，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國決定成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歐佩克”），聯合抵制西方石油公司，圍繞石油的國際政治博弈由此進入新階段。歐佩克成員國尤其是中東國家，擁有世界石油儲量的2/3左右，而且石油質量好，開采成本低。因此，當歐佩克加強對石油生產和銷售的控制后，很快贏得了對西方主要石油消費國和國際石油公司的主動權。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為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歐佩克的阿拉伯成員國于12月宣布收回原油標價權，大幅度提高原油價格，觸發了二戰后西方國家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此后，地緣政治因素對石油價格的影響便日益凸顯。
但是，美國利用各種力量謀取國際石油主導權的政治圖謀一直存在。美國學者克萊爾在其《資源戰爭》一書中說，石油對美國而言不是意味著燃料，而是意味著權力。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基辛格博士曾經說過：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當然要控制石油，首先要控制中東。1988年喬治·布什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登上總統寶座的道道地地的石油寡頭，上任伊始就對富藏石油的伊拉克磨刀霍霍，1990年借機發動了海灣戰爭。當時美國國內就有輿論稱，“如果海灣盛產海鳥糞，我們決不會向那里調兵遣將。”2000年老布什的兒子小布什又入主白宮，包括副總統切尼在內的諸多政要皆與石油行業關系密切，由此將石油、金融與政治的關聯發揮極至，因而有媒體稱“布什政府血管中流動的是石油”。子承父業，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了針對伊拉克的戰爭，國際油價由此步入瘋狂。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戰以來，國際原油期貨價格每桶超過30美元，此后猶如斷了線的風箏，2004年穩定在40美元以上，2005年穩定在50美元以上，2006年穩定在60美元以上，一度還突破70美元，2007年則不斷刷新歷史記錄，連破80、90美元關口，在2008年初一躍沖上100美元。
6月5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迪烏夫在世界糧食安全高級別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講話。當日，世界糧食安全高級別會議在羅馬聯合國糧農組織總部結束。與會各國強調國際社會需采取緊急協調一致的行動，消除高糧價帶來的負面影響。 新華社/路透
為保證本國的石油供應，越來越多的國家政治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姿態介入國際石油勘探、開發、運輸、煉制與銷售，石油政治化態勢空前。
此輪世界糧食危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難辭其咎。其一，發展中國家忽視糧食生產，與發達國家鼓吹自由貿易密切相關。發達國家不斷向發展中國家灌輸，通過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當然包括糧食問題。諸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產糧國在“比較優勢”的邏輯下，將稀缺的耕地轉向種植高收益農產品或工業用地。但是，國際市場是發達國家（金融寡頭）操縱的市場，他們通過不斷高漲的糧價，不僅拿走窮國在“比較優勢”下獲得的新增收益，而且拿走了他們生產糧食的本錢。
其二，當今發達國家肥胖問題嚴重，越來越多的人整天為減肥而發愁，而發展中國家有超過8億多的人口因營養不足而苦惱。如今，富國的汽車開始與窮國的百姓爭奪口糧。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著名的環境與食糧問題專家萊斯特·布朗指出，美國政府的錯誤能源政策應對此次糧價上漲負責。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唐納德·米切爾的研究顯示，世界糧食危機原因的65％來自生物燃料。富國不斷增加對生物燃料的補貼，用種植糧食的土地去種植生物燃料。世界糧食大規模危機，一些富國承諾增加糧食援助，不過是杯水車薪。而與此同時，美國不僅置世界糧食危機態勢與國際社會強大輿論于不顧，堅持發展“機器吃糧”的生物能源計劃，將“反人類的罪行”堅持到底， 而且公開指責發展中國家應當對全球食品價格上漲負責，因為后者的經濟繁榮促使食品消費量持續增加。冷戰時期，糧食就曾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應對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陣營的政治武器。如今，國際社會越來越擔心，發達國家似乎正在還原糧食的政治武器特色，以應對越來越“離心”的發展中國家以及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
第三看“金融化”。 從1860年石油開采利用至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前，國際石油市場主要是由“七姊妹”壟斷。1973年10月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有力地削弱了“七姊妹”對國際石油市場的壟斷。但是，隨著國際金融業的發展，石油寡頭在不斷強化石油生產控制的同時，越來越注重于期貨市場主導石油定價權。1979年初，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后，石油搶購風潮驟起，石油巨頭們囤積居奇，抬高油價，從中牟取暴利。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62%的美國人認為“石油危機是制造出來的”，而“制造危機”的就是以美國政府為首的國內決策人和美歐的國際石油資本。
進入21世紀后，現代科技與金融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態勢愈發明顯，石油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關系日益緊密，大量石油交易通過金融市場完成，石油價格已經成為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金融學概念。金融寡頭依仗雄厚的資金、充分的信息、靈巧的手法與貪婪的胃口，利用、放大各種誘因，如費量增加、美元貶值、地緣政治局勢動蕩、氣候變化等，于石油期貨市場翻云覆雨、興風作浪。有關專家認為，在國際石油期貨交易中，約70%的交易屬于投機炒作；在油價上漲部分中，投機炒作因素占6-8成。有關專家認為，在國際石油期貨交易中，約70%的交易屬于投機炒作；在油價上漲部分中，投機炒作因素占6-8成。與2003年相比，目前涌入國際商品期貨市場的投機資本增長了近20倍，達到2600億美元，其中50%以上的資金用于石油期貨合約交易，投機資本囤積的石油期貨合約總量超過10億桶。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統計，國際石油期貨市場每流入1億美元投機資金，石油期貨價格就會上漲1.6%。
國際油價暴漲，為石油寡頭帶來巨額收益，如埃克森-美孚公司獲利從2003年的215億飆升至2007年的400億美元，不斷刷新盈利紀錄。這使石油寡頭們更加迷戀金融市場，而對開發新油田、增加開采量以及提高煉油能力興趣不大。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成為石油期貨交易的四大玩家，它們利用在金融市場的話語權，引導市場預期，從中漁利。當國際油價過百元后，摩根士丹利分析預計，國際油價可能上漲至每桶150美元。2006年6月，美國參議院發布調查報告認為，當時每桶70美元的油價中，大約25美元是由純粹的金融投機造成的。2008年5月，日本經產省公布報告稱，2007年下半年每桶90美元的油價中，其中30-40美元是由市場投機造成的。2008年5月，“金融大鱷”索羅斯在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訪問時指出，雖然美元疲弱、中東石油供應減少等，都是油價上升的原因，但油價泡主因仍然是投機炒作。
國際熱錢、金融資本猶如蝗蟲與蝗災，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供投機炒作的大宗商品。全球流動性總體過剩將長期持續，龐大的游資不斷追逐有限的資源，導致游資流向哪里，那里的資產價格就會出現狂漲。近年來，能源等大宗商品不斷成為國際游資的追逐對象。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導著全球大宗商品期貨交易，早就成為全球糧價的晴雨表。美國金融資本更是近水樓臺，金融寡頭早就深謀遠慮，糧食不過是繼石油之后，成為金融寡頭手中的新玩偶。他們利用世界糧食庫存減少、需求增加、氣候變化等議題大肆投機炒作，賺個盆滿缽溢。
糧食市場的操縱。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與糧食生產、貿易的壟斷關系密切。在糧食產量上，美國、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居壟斷地位，僅美國一國，糧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額常年穩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麥更高達60%。美國和三個南美國家（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大豆總產量超過世界大豆產量的90％。目前，世界上四大跨國糧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壟斷著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糧食生產的潛在能力，也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美國的糧食政策直接影響國際市場糧價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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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左）6月25日接受新華網專訪。 新華網 王翰林 攝 糧食問題在極端情況下會導致戰爭 主持人：您認為石油、糧食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對全球經濟特別是亞洲經濟是否構成威脅？ 江涌：石油、糧食都面臨著“全球化”、“金融化”與“政治化”同樣的背景，同樣的問題，但是有不同的結果。 石油問題主要影響的工業需求，糧食問題主要影響的是生活需求。石油、糧食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飆升首先直接推高世界的通貨膨脹，為應對通貨膨脹相關各國都傾向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這勢必影響經濟增長，社會就業，國際收支平衡。亞洲主要是講東亞，經濟增長對境外石油的依賴較高，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更容易受到石油價格上漲、世界經濟放緩的影響，越南目前的經濟困境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而越南不是特例，越南經濟在亞洲很具有代表性。當然，東亞是個地理與區域概念，在經濟上，東亞不是一體的東亞，這與西歐、甚至北美有很大的不同，這里既有高度發達的日本，也有次發達的新加坡、香港、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還有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大國，以及越南、泰國等一般發展勢頭正猛的發展中國家，也有緬甸、老撾那樣貧窮、處于全球化邊緣的國家。因此，要研究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必須深入研究內在經濟結構。 石油價格飆升，推高以石油為原料的石油產品價格的上漲，化肥、塑料、建材以及成品油價格上漲，尤其是成品油價格上漲，直接居民尤其是城市中產階層的生活。 糧食價格飆升直接威脅到特定人群的糧食安全，“特定人群”主要是低收入的弱勢群體。人們可以不開車，但是不能不吃飯。因此，對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 糧食問題比石油問題更具有爆炸性。 如今，席卷世界“沉默的海嘯”，正不斷加劇窮國社會危機。糧食危機首當其沖的是窮國及其窮人。世行行長佐利克認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窮人購買食品的費用占收入的比例最高達75％，食品價格上漲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構成沉重打擊。高漲的糧價正使一些貧困國家面臨饑餓威脅，并導致社會動蕩，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國前景堪憂。聯合國糧農組織調查顯示，全球營養不良人口有8.54億，其中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就有2.06億。該地區許多國家本來就為價格不斷上漲的能源所苦，如今糧價高漲無疑是雪上添霜。今年以來，喀麥隆、布基納法索、塞內加爾、科特迪瓦等多個國家相繼發生“糧食騷亂”，造成人員死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警告，對于那些購買力較弱、難以確保糧食穩定供應的窮國來說，糧食問題很可能引發地緣關系的緊張，在極端情況下會導致戰爭。 中國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主持人：您認為這一輪全球范圍內的油價和糧價的上漲給中國帶來哪些啟示？ 江涌：油價和糧價的上漲，以及與之相聯系美元貶值、次貸危機、地緣政治危機等系列亂相，反映出國際經濟、國際秩序的危機。 國際石油價格的飆升表面是一類資產泡沫，或一場價格危機，實質反映的是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危機。 縱觀過去的兩次石油危機，都直接與戰爭的爆發有關聯。1973年的中東戰爭，引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上世紀80年代，伊朗革命與兩伊戰爭引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上世紀90年代，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第一次戰爭，國際油價也出現了大幅度飆升，但沒有長期持續，對世界經濟的沖擊不甚明顯，因此還不好稱之為第三次石油危機。但是，自2003年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第二次戰爭以來，國際油價從每桶不過30美元，到如今130美元的天價。由此給世界帶來的不僅是與石油相關部門的經濟壓力，而且導致普遍的通貨膨脹，各大經濟體乃至世界經濟放緩已成定局，在數十個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能源危機正引發食糧危機、經濟危機以及社會危機。 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為應對石油輸出國的市場壟斷，發達國家成立了國際能源機構(IEA，1974年)。如此，在國際能源市場，OPEC與IEA兩大組織的博弈從此開始了“梅雪爭春”。雙方你來我往，難分伯仲。國際石油價格在30多年的時間內，除個別年份出現“極端”行情外，總體保持平穩態勢。但是，進入新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加速，世界經濟力量發生了質變，美國相對衰落，歐洲力量在聯合中不斷增強，新興市場尤其是新興大國迅速崛起，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迅速分化組合，國際秩序正經歷由“舊的有序”向“新的有序”演變過程中，在較長時期內勢必將落入痛苦的“無序”之中。 不久前，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就出來指責，全球糧價上漲體現了“資本主義體系歷史性的潰敗”。如今，無論是OPEC還是IEA這樣的國際組合，都無力應對石油危機；聯合國糧農組織手中既無錢又無糧，無力應對糧食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只能基于人道立場，呼吁呼吁；世界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久拖不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與“七國集團”（G7）的國際經濟協調早就力不從心，不斷需要新興經濟大國協助。諸多跡象顯示，國際多邊機制正陷入危機，區域與雙邊合作由此興起。出于自身利益，美國積極倡導發展生物燃料，但此舉不僅未能有效穩定國際油價，而且導致世界糧價高漲，算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美元持續下跌、國際資源商品油價不斷上漲、糧食危機緊跟次貸危機接踵而至，反映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正面臨深刻危機。 這系列危機，對中國是挑戰，也是機遇。 挑戰體現在：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與國際經濟接軌仍在加速，國際經濟風險會通過各種渠道傳遞給中國，目前中國大陸境內，熱錢充斥，人民幣升值壓力空前，龐大外匯儲備嚴重而且還在不斷縮水，資產泡沫隨時有破滅危險，資本市場劇烈震蕩，通貨膨脹居高難下，等等，都威脅著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未來隨著世界經濟持續失衡、國際金融持續動蕩、周邊經濟態勢持續緊張，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依舊將不斷上升，形勢不容樂觀。
6月9日，在西班牙和法國邊境的伊倫，幾名葡萄牙卡車司機將車停放在公路上，通過收音機關注抗議活動進展。當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數萬名卡車司機舉行示威活動，抗議日益上漲的油價。 新華社/路透 但是也面臨新的發展機遇：油價上漲，壓迫中國必須調整不當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不當的生活方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對外（國際資源與國際市場）日益高度依賴，在國際分工中，日益向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低技術密集、低附加值趨勢邁進，從而受世界經濟波動、國際金融動蕩、西方社會壓力的影響越來越大。在生活方式上，不顧國情、國力盲目效仿西方國家現代生活方式，西方現代生活方式是幾百年發展的結果，有低“人地比”的基礎，有占據世界資源與市場、剝奪與吸取世界利潤的條件，但是這些前提、條件中國都不具備，中國只是為了急功近利，而大力鼓勵汽車進入家庭而且，汽車大排量；實際政策也是鼓勵城市郊區化、家庭居住寬敞化。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義務教育、農村發展、弱勢群體輔助等等資金持續嚴重短缺緊張的態勢下，將巨額資金用于成品油補貼，實際在補貼富人、補貼中產階層以上人群，這一政策無庸置疑存在嚴重問題。如今，在財政日趨緊張情況下，我們對油價做了部分上調，但是遠遠不夠。在石油、成品油價格上應當盡快與國際“接軌”，盡快推出燃油稅，或考慮推出大排量、豪華轎車消費稅，將節省資金或新增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農業、糧食生產補貼。 糧價的上漲，使中國更加感受到糧食作為戰略資源的重要意義。早先年，國內自由派學者呼應國際輿論，不斷鼓吹糧食生產、銷售、消費的市場化，更有學者猛烈炮轟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著名的環境與食糧問題專家萊斯特·布朗寫的書《誰來養活中國》，誤導了中國決策，給中國造成極大經濟傷害。現在的事實清楚說明，這些自由派論調的荒唐，當然在很多方面我們還沒有意識到其他自由論調的荒唐性，一旦我們意識到了，恐怕巨額損失已經造成，有些損失也難以挽回，如中國大豆以及豆油、豆粕飼料的覆沒的慘痛教訓。 油價和糧價的上漲給中國帶來啟示很多，但是最關鍵的總結起來就是：在戰略資源上，市場是失靈的。迷信市場機制，迷信自由競爭，必將付出沉重代價。 糧食高價態勢可能持續至少10年 主持人：您認為糧油價格上漲的情形何時能得到緩解？ 江涌：石油的泡沫是非常明顯的。按照多年實際經驗數據，一盎司黃金對15桶原油衡量，國際石油價格應當在60美元左右，當然黃金有可能被低估了。除了正忙于投機的金融資本外，普遍認為，國際石油存在泡沫。泡沫終究要破滅，當然不是說馬上會破滅，破滅前也許會有最后的瘋狂。摩根士丹利預估國際油價將摸高150美元，高盛報告更是樂觀，說出現200美元也不用驚奇。但是，這兩大機構都是利益中人，都是在炒作石油等大宗商品中大發橫財的，所以它們的言論一定要小心。 國際社會如今對飆升的國際油價正在不停地研討對策，關鍵是有沒有決心，特別是美國，是不是真心實意。如果美國能夠真心實意，國際石油泡沫一定可以破滅，因為美國有巨額戰略石油儲備，有巨大的潛在石油市場能力，石油期貨市場交易主要集中美國，美國也有能力進行嚴厲監管，國際能源機構、G7以及OECD也惟美國馬首是瞻，美國如果“玩真的”，OPEC中的重要成員國如沙特，不敢不買美國的帳。問題在于“血管中流動的是石油”的布什政府不會“玩真的”。有分析認為，如果民主黨的奧巴馬能夠上臺，國際油價會逆轉。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希望不能過高。因為奧巴馬的總統選戰需要大筆資金，金融寡頭尤其是石油寡頭會用他們的慷慨，來影響未來的政府決策。“金錢是政治的母乳”，這是美國政治的真實寫照，不會有大的偏差。 中國能做什么，在是大家所關心的。按照我的陋見，如果中國油價真能與國際接軌，國際油價會下跌20美元左右。 農業生產的周期影響到糧食價格波動呈現周期性變化。但是，此輪世界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主要在需求方面，尤其是工業需求。美歐富國的汽車與窮國的百姓爭奪口糧。美歐不斷增加對生物燃料的補貼，用種植糧食的土地去種植生物燃料。在世界出現糧食大規模危機后，美國根據自己的國家與金融寡頭利益最大化，堅持發展“機器吃糧”的生物能源計劃，將“反人類的罪行”堅持到底。因此，盡管有關專家認為，從長期來看，糧食價格將會逐步趨于穩定，因為高糧價會引導糧食生產國種植更多糧食，最終拉低價格；但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初步預測，糧食高價態勢可能持續至少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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